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精选4篇）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 篇1
一、澳门地区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原则
(一) 合法性原则
澳门刑事诉讼法第176条规定:“人之自由, 仅得按具防范性质之诉讼程序之要求, 由法律规定之强制措施及财产担保措施全部或部分限制之。”这条规定确立了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原则。
(二) 适当及适度性原则
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78条规定:“具体采用之强制措施及财产担保措施, 对于有关情况所需之防范要求应属适当, 且对于犯罪之严重性及预料可科处之制裁应属适度。”
二、澳门地区刑事强制措施的具体规定
(一) 强制措施的基本程序
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采取强制措施的一般程序, 包括: (1) 在侦查期间, 采取强制措施及财产担保措施, 由检察院申请, 法官批示;侦查终结后, 法官也可依职权批示, 但须先听取检察院的意见。 (2) 采取某种措施前, 如有可能且适宜, 应当在首次司法询问中先听取嫌犯的陈述。 (3) 采取强制措施的批示文件, 必须通知嫌犯, 批示中必须载有违反强制义务法律后果。 (4) 如属羁押, 经嫌犯同意, 需通知嫌犯的血亲或其信任的人或其指明的辩护人。对于未满18岁的嫌犯, 不论其是否同意均需通知。 (5) 法官对采取强制措施有相当的裁量权, 他可以批示采取比声请采用的措施相对较轻的措施, 而不得批示适用比较重的强制措施。 (6) 除强制书录身份资料以外, 采取强制措施必须有书面批示。
(二) 强制措施适用的具体规定
1.强制书录身份资料及住所
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当局在首次询问嫌疑人后, 如诉讼程序应继续进行, 须强制该人提供其身份资料及住处, 并不得拒绝回答。如果经审查不应拘禁嫌犯, 在书录中应当载明嫌犯已被告知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或当接到适当通知时, 其有义务向有权限当局报到或听从安排;在书录时, 还应告知嫌犯未经有关当局许可不得迁居或离开居所超越五日。
2.担保
担保是由嫌犯提供一定数额的担保金或其他可折抵为金钱的物权、债券证书作为抵押, 保证履行一定义务, 并且不得妨碍诉讼进行的强制措施。
3.定期报道义务
定期报到义务是指由法官批示命令嫌犯按规定的日期及时间, 履行向司法当局或刑事警察机关报到的义务。
4.禁止离境及接触
禁止离境是指命令嫌犯在诉讼终结前不得离开澳门, 或者未经许可不得离开澳门。禁止接触是指不得与某些人接触, 或不得常至某些地方或某些场合。
5.中止执行职务、从事职业或行使权利
中止执行职务是指命令嫌犯中止执行公共职务;中止从事职业是指命令嫌犯中止从事须具有公共资格或须获公共当局许可或认可方得从事的职业或业务;中止行使权利是指中止行使亲权、监护权、保佐权、管理财产权或发出债权证券权
6.羁押
(1) 羁押的条件: (一) 可以羁押的条件:首先, 嫌犯必须具有下列危险性情形之一:第一, 逃走或有逃走之危险;第二, 有扰乱诉讼程序进行之危险;第三, 有扰乱公共秩序或安宁的危险。其次, 适用羁押还必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第一, 有强烈迹象显示嫌犯曾故意实施可以处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的犯罪;第二, 作为羁押对象之人曾不合规则进入澳门或不合规则逗留于澳门或者正在进行将该人移交至另一地区或国家的程序, 或者正在进行驱逐该人出境的程序。 (二) 应当羁押的条件:第一, 以暴力实施的犯罪, 且可判处最高刑超过8年徒刑;第二, 可判处最高刑超过8年徒刑的下列犯罪:盗窃车辆或伪造与车辆有关的文件、识别资料;伪造货币、债券证券、印花票证、印花及等同之物或将之转手;非法制造或贩卖毒品;第三, 澳门有组织犯罪法增加了几种应当羁押的犯罪行为。
(2) 羁押的程序。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 羁押必须由检察官提出声请, 由法官书面批示, 如果法官具备资料推测某人拟逃避羁押措施的采用或执行, 可以在羁押措施实际执行前立即对其采用定期报到, 禁止离境及接触、中止执行职务或行使权利等全部或部分强制措施。
(3) 羁押的期限。一般情况下, 羁押的最长期限分别为:①在提出控诉前为6个月;②在预审后提出起诉前为10个月;③在第一审判决做出前为18个月;④在已做出的判决确定前为2年。如果涉嫌的犯罪为必须采取羁押措施的任一犯罪, 则上述羁押期限可分别增加至8个月、1年、2年及3年。
(4) 人身保护令制度。法律规定, 嫌犯被拘留或被拘禁的, 被拘留、拘禁之人或任何人认为拘留或拘禁违法, 均有权向高等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
7.财产担保措施
财产担保只适用于有关防止逃避物质性责任的情况。例如, 防止缴付金钱刑罚、司法税、诉讼费的欠缺或减少, 或为防止损害赔偿及其他民事责任的欠缺或减少等。
(三) 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1.羁押前提的复查
澳门刑事诉讼法第197条规定了羁押的定期复查程序, 这一程序的设置可以有效地控制羁押措施实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也可以尽量减少羁押措施实施的负面效果, 更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笔者认为, 这一规定十分可取, 并且值得大陆立法和司法所借鉴。
2.人身保护令制度
为了防止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在立法上应该规定一些补救程序。而大陆在这一方面恰恰存在很大的缺陷。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身保护令制度赋予了被羁押人遇有违法羁押时申请高等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 以纠正错误羁押的权利, 有利于使错误的逮捕措施能及时得到纠正, 从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澳门的该项制度, 并结合大陆的实际情况, 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人身保护令制度。
参考文献
[1]周士敏.澳门刑事制度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1.
[2]邢克波.大陆与台湾、澳门地区逮捕制度之比较[J].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2 (1) .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 篇2
申请人：安徽庐州律师事务所肖桂林律师
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创智广场6B2408室，联系电话：***。申请事项：请求贵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施慧明变更强制措施（变更对犯罪嫌疑人施慧明采取的拘留措施，依法对其实施取保候审）。申请理由：
犯罪嫌疑人施慧明因涉嫌容留卖淫罪一案，于2013年5月24日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刑事拘留，现羁押于合肥市看守所。受施慧明配偶张顺文的委托，申请人依法提请将施慧明从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张顺文愿为施慧明提供保证人或缴纳保证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申请人认为施慧明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理由如下：
一、施慧明起始并不知有卖淫行为，归案后能如实交代，态度良好，并愿意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办案。
二、施慧明以往没有前科劣迹，本次所涉嫌的犯罪，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
三、施慧明年近5旬，身体有病，此景此情下，其家人迫切希望公安机关能对施慧明改拘留为取保候审，给她机会回去安顿好家庭事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家庭危机。
鉴于以上情形，恳请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准予对犯罪嫌疑人施慧明变更拘留为取保候审！
此致
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
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研究 篇3
（一）拘传
拘传适用中存在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现行法律规定一次拘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而对跨地区拘传时间及连续传唤、拘传的时间间隔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实践中出现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 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现象。
（二）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1.取保候审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适用标准的宽泛化，导致办案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膨胀。二是缺乏程序性保障。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包括取保候审），办案机关不仅拥有是否适用取保候审的完全决定权，并且这种决定是终局的，不受任何复核程序审查。三是保证金的收取、管理缺乏监督制约。
2.监视居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以变相拘禁方式执行监视居住。部分公安司法机关由于担心被监视居住人逃跑或者实施其他妨碍侦查的行为，将一些被监视居住人关在指定宾馆或出租房屋派人进行看守，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有的还设有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二是违反法律规定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司法实践中，对不属于涉嫌以上类型犯罪，或者虽然是贿赂犯罪，但达不到特别重大程度的贿赂犯罪，出于对案件侦破的需要，违反法律规定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因法律并未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措施需向检察机关备案。致使在司法实践中，除非被害人到检察机关举报，否则检察机关对以上案件无从得知，信息渠道不畅，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对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行为监督不力。
（三）拘留
1.拘留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拘留程序不合法，以拘代侦、以拘促赔。如未立案先拘留，不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等。二是拘留时限最大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在特殊情况下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加上在检察院的七天审查时间，也就是说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时间最长可以达到三十七天。而此类延拘仅需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即可，没有经过检察机关，也因此增加了延拘的随意性。
2.对拘留进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公安机关拘留案件监督的途径狭窄，只能在公安机关提请审查批准逮捕时予以监督，而对未报捕却已采取拘留措施的无法进行监督。二是对侦查机关随意延长拘留时限的行为不能有效监督，难以根除拘留时限最大化现象。监督不力与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密不可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将“结伙作案”解释为“二人以上共同作案”，即只要是共同犯罪，不管案情如何，公安机关均有权将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延长至三十日却不违法，对这种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往往是无从下手。
（四）重报捕前的监督，轻逮捕后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公安机关报捕前适用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监督上，而对逮捕以后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不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案件在捕后会移送起诉，而公诉部门也有强制措施的监督权，此时侦监部门再进行监督似有越俎代庖之嫌；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公安机关不需要检察机关的同意，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只需要在变更强制措施后通知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如果不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也无从得知，也就无法监督。
二、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监督程序
1.增强法律监督规定的可操作性。现行法律关于人民检察院对公安司法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要想改变我国现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力的现状，必须立法予以改变。目前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研究制定一个执行刑诉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实施办法，将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原则性规定细化为操作性较强的规定，以此推动监督工作的开展。
2.增强刚性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知情权、调阅案卷权，尤其公安机关拘留案件转治安处罚案卷，报送“劳教”案卷、撤案处理案卷及待处理案件材料。立法要明确规定不接受监督的法律责任，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必要的实体处分权，以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情况提出纠正的，应规定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在诉讼程序上的效力，拒不执行的，被监督者要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从而提高法律监督效果。[1]
（二）完善强制措施监督工作机制
1.事前监督。实施事前监督就要确立审批制度。法律明文规定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某些情况由检察机关审批。检察机关不批准，公安机关不得進行。一是将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的决定权赋予检察机关。应规定遇到“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三类案件，公安机关认为需要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的需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二是对逮捕后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公安机关认为条件发生变化，需要释放犯罪嫌疑人或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应向原批准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请，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
2.事中监督。（1）完善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的事中监督手段。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是对侦查活动进行的事中监督。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重大案件的参加讨论，可以在立案到侦查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公安机关应当接受介入并提供必需的案卷材料。（2）羁押机构独立。现在我国拘留、逮捕的羁押机构即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这也是当前对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监督不力的原因之一。建议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进行中立，形成公安机关、羁押机构、检察机关三方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从体制上制约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进一步增强拘留监督力度。（3）建立强制措施案件的检察备案制度，拓宽监督渠道。一是建立拘留案件备案审查制度。公安机关应当每月一次将上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状况、延长、变更、解除及案件进展情况报送同级检察机关审查。二是建立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通报制度。三是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形成联动机制。侦查监督部门应主动与公安部门加强联系了解情况，掌握公安机关捕前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及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况，并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每月与公诉、监所部门进行核对，发现问题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4）驻所检察室同步监督。驻所检察室应当对公安机关采取拘留措施的人员从进所、延期、变更强制措施到出所，所适用的法律文书进行审查并对羁押机构执行刑事拘留情况进行同步监督，并报送所在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违法拘留、违法变更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情况可以向公安机关调查并作出处理。
3.事后监督。（1）建立违法强制措施的救济机制。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聘请的律师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拘留等强制措施不当，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复查，从而启动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由检察机关依法作出审查决定，及时纠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不当的情况。这样既使当事人对不当适用强制措施有了适当的救济途径，也可对公安机关适用强措施决定权进行制约。（2）责任追究制。滥用拘留等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应当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追究法律责任。检察机关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检察机关应当立案追究刑事责任，树立检察监督权威。为了彻底杜绝超期羁押，笔者认为应当将超期羁押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因为超期羁押实际上是未经有权机关或者人员批准的羁押，其实质就是非法拘禁，根据《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应构成非法拘禁罪。
注释：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 篇4
1、在现实生活中，公安机关行使职权往往是将行政措施与刑事措施交织在一起，要将各个行为的性质截然分开是不现实的，也是很困难的。公安机关采取留置盘问强制措施时，由于留置盘问所处的阶段不同，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区别情况对待。一般情况下，留置盘问有三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留置盘问后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第二种情形是留置盘问后，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的，该留置盘问则被司法行为所吸收，属于刑事措施；第三种情形是刑事案件立案以后，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采取留置盘问措施的，也属于刑事措施。因为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违法行为，并不能因为刑事侦查行为违法，而将其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的继续盘问的适用对象是违法犯罪嫌疑人，即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嫌疑人，也可以是犯罪嫌疑人。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既可能发生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也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因此，留置盘问既可能是行政行为，也可能是刑事侦查措施，要判断其性质，不能只看措施的形式，而要结合整个行为过程来看。从本案起因看，是因单位失窃报案；从行为的程序看，公安机关先以刑事案件受理登记，后由刑警大队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是将张某作为犯罪嫌疑人对待进行留置盘问的；从行为的目的看，公安机关是为了查明案情，惩罚犯罪，并无滥用职权之嫌。从公安机关的整个行为过程看，既具有司法行为的形式，也符合司法行为的目的，因此，本案中的留置盘问是刑事侦查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留置盘问行为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曾于1997年10月29日作出（1997）法行字第21号《关于对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采取的留置措施提起诉讼法院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答复》，认为留置是公安机关行政管理职权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笔者认为，该批复虽然是个案批复，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它给留置盘问行为作了一个科学的定性。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该条款规定的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情形，应当理解为特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留置盘问的相关规定。留置盘问行为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
（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
（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
（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
（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因此，留置盘问行为不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故不属行政诉讼法明确排除的受案范围，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2、从程序上看，司法行为较之行政行为有着更为严格的程序，其中，立案是司法行为的必经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由此可见，立案是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刑事侦查必须经过立案这一法定程序后才能开始。本案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虽然制作了《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但在尚未立案的情况下，对嫌疑人采取了留置盘问措施，在盘问后，公安机关才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应当说，在刑事案件立案前，司法程序尚未开始，只能将立案前的留置行为界定为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