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强制措施（共8篇）
10.6强制措施 篇1
第十章 侦查与强制措施
10.1 侦查与强制措施的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节的学习，掌握强制措施的类别及其内容
主要内容：
1.拘传
2.取保候审
3.监视居住
4.拘留
5.逮捕 重点与难点: 1.拘留 2.逮捕 课 时:2课时
10.6.1
拘传
一、拘传的概念与特征
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强制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的强制方法。拘传是法定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最轻微的一种。公检法机关均有权采用。拘传具有如下特征：
1．拘传是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的强制方法。
2．拘传的适用对象是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已经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入进行讯问，可随时进行，不需要拘传。
3．经过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案并不是拘传的必要条件。
二、拘传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1．拘传与传唤
传唤是指司法机关使用传票通知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的诉讼活动。传唤与拘传的区别最明显莫过于强制性：拘传只能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传唤不仅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还可以对其他当事人适用，如自诉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等；拘传是一种强制措施，具有强制性，必要时可以使用械具，而传唤不是强制措施，要求被传唤者按指定的时间自行到达指定地点，不具有强制性。
2． 拘传与“两规”
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强制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的强制方法。而根据《中华人们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变相拘禁（以下简称“两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对适用对象形成人身自由某种程度的约束。但区别也是明显的：（1）性质不同，拘传是刑事强制措施，而“两规”是行政监察措施。（2）实施主体不同，拘传可以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实施，而“两规”则是行政监察机关。（3）适用对象不同，拘传适用于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两规”适用于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4）事由不同，被拘传人涉嫌违反的是刑事法律，而“两规”人员则是涉嫌违反行政纪律。（5）拘传具有强制性，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械具，“两规”行为则不具有强制性。（6）时间限制不同，《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拘传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而“两规”缺少法律明文规定的时间限制，这也是倍受争议之处。
3．拘传与留置
《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
（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
（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
（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
（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
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对于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对于不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
经继续盘问，公安机关认为对被盘问人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或者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作出决定；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能作出上述决定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
三、拘传的程序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拘传。拘传的主要程序是：
1．填写《拘传证》，并报负责人审批。办案人员根据办案情况，认为需要采用拘传措施的，应首先填写《拘传证》，然后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审批。
2．拘传的执行。拘传应当由两人以上的执行人员执行。拘传时，应当向被拘传人出示拘传证，对抗拒拘传的，可以使用械具，强制到案。
3．拘传的次数与时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拘传次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不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被拘传人。拘传持续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
4．拘传的地点。
5．拘传的结果。公、检、法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拘传到案后，应当立即讯问。讯问结束后，应根据案件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认为依法应当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可以采用其他相应的强制措施；认为不宜适用其他强制措施的，应立即释放，不得变相扣押。
【阅读案例】王某被拘传案
被告人王某，男，26岁，某厂工人。由于不满自己的妻子叶某生下一个女儿，经常对其打骂，终于叶某不堪忍受丈夫对自己的虐待和羞辱，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并判决双方离婚。区法院受理后，依法将起诉书副本送达了王某。王某恼羞成怒，更是变本加厉。无奈之下，叶某跑到法院寻求保护。承办此案的审判员谢某见状，十分气愤，于是，决定立即拘传王某，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发出警告。为此，谢填发了拘传票，由法警将王拘传到法院，然后关在法院的被告候审室内。第二天下午，审判员谢某对王某进行了审问、批评，在王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不再殴打妻子后，将其释放。
【问题】
审判员谢某对王采取的拘传措施是否合法?为什么? 【评析】
审判员谢某对王采取的拘传措施是不合法的。拘传是强制措施的一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和92条的规定，此案中的拘传强制措施，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首先，审判员谢某作出的拘传决定，是为了对王某进行批评、教育，而不是为了使未被羁押的王某到案接受讯问，不符合拘传的目的。其次，拘传要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审判员谢某未经批准自行填写拘传证，并交法警执行，违背了拘传的法定程序。再次，拘传被告人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讯问后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不能加以关押。在本案中，审判员谢某将王某拘传到法院后，将他关押在候审室内，第二天才进行讯问，违背了法律的规定。
10.6.2 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
一、取保候审的概念与适用对象
刑事诉讼中的取保候审，是指公、检、法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以保证其不逃避和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取保候审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适用对象是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51条、第60条及其他有关规定，下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3．依法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正在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等不宜羁押的情形的。
4．对己被依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经过讯问、审查，认为需要逮捕但证据不足的，而需继续收集证据的情形，可以取保候审。
5．已被逮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定的侦查、起诉、一审、二审的办案期限内不能结案，采用取保候审方法没有社会危险性的。
6．对持有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出境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
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二、取保候审的种类
《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可见，取保候审的种类有两种：人保和财产保。
1．人保
人保又称保证人制度，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并出具保证书，由其以个人身份保证被保证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不逃避和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保证方式。《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与本案无牵连；(2)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3)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4)有固定的住处和收人。不符合这些法定条件的不能成为保证人。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第48条规定：采取保证人保证方式的，如果保证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不愿继续担保或者丧失担保条件的，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重新提出保证人或者变更为保证金担保方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保证人在担保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1)监督被保证人遵守《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2)发现被保证人可能违反或者已经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保证人担保是纯粹的人格担保。保证人如果没有尽到法定的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即被保证人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末及时报告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财产保
财产保又称保证金制度，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在取保候审期间，不逃避和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保证方式。实行财产保，符合我国的国情，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需要，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觉地履行义务，保证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实施。
财产保是以交纳保证金的形式担保。《刑事诉讼法》第53条明确规定的是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纳保证金，因此排除了由被取保者之外的人交纳的情形。保证金的形式只能是货币，包括中国货币和可以在中国金融机构兑换的外国货币。
保证金数额的多少，根据六机关《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由决定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案件的性质和情节、人身危险性、经济状况、涉嫌犯罪的数额、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及认罪、悔罪表现等确定。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第44条的规定，保证金数额最低为1000元。
根据六机关的《规定》，无论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取保候审的，保证金由公安机关统一收取和保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关于“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的规定，两种取保方法只能选择其一，不能同时并用。至于选择哪种保证方式，由作出取保候审的公、检、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三、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应遵守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应当遵守以下规定：(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这是对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活动地域的限制。如果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必须经过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批准。负责执行的机关在批准被取保候 4 审人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前，应当得到决定取保候审机关的同意。(2)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取保候审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做到随传随到。(3)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不能利用自身仍有的一定自由实施干扰证人作证的行为，诸如对有关证人进行威胁、殴打、报复或者引诱证人作伪证。(4)不得伪造、毁灭证据或者串供。即被取保候审人不得利用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与其他同案人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隐藏、销毁、伪造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违反上述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四、取保候审的程序
1．取保候审的决定。根据法律规定，公、检、法机关都有权采用取保候审。
2．取保候审的执行。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根据公安部《规定》第87条、第88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取保候审的，应当及时通知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
4．取保候审的期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5．取保候审的解除、撤销及变更。
五、监视居住的概念与适用条件
监视居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或指定居所，并对其行动自由加以监视的强制方法。其特点是比取保候审更严厉地限制被监视居住人的人身自由。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范围与取保候审相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检、法机关既可以取保候审，也可以监视居住，具体由公、检、法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但不得对同一个人同时适用
六、被监视居住人应遵守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57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没有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被指定的居所，所谓固定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生活的合法住处。所谓指定的居所是指办案机关在其所在的市、县内给被监视居住人指定的生活居所。如果被监视居住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离开住处或指定的居所，须经过公安机关批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在作出批准决定前，应当征得决定机关同意。(2)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这里的他人是指与被监视居住人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和聘请的律师以外的人。被监视居住人如果要会见他人，必须经过执行机关批准方能会见。(3)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公、检、法机关传讯时，必须及时到案，接受讯问，以保证其目的的实现。(4)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5)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监视居住期间，违反上述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根据公安部《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情节严重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跑的；(2)以暴力、5 威胁方法干扰证人作证的；(3)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的；(4)在监视居住期间又进行犯罪活动的；(5)实施其他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七、监视居住的程序
1．监视居住的决定与交付执行。
2．监视居住的执行与期限。、被告人置于房间内派人看守，或者在其有住处的情况下另行指定居所，非法剥夺其人身自由。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此外对各级人大代表实施监视居住时与取保候审的要求相同，也要注意遵守有关规定。
监视居住也有其解除、撤销和变更的情形，其原因与取保候审相同，监视居住通常变更为逮捕。对监视居住解除、撤销和变更时，也要制作有关文书，向有关个人和单位宣布和送达。
【阅读案例1】
公安机关逮捕陈某案
陈某，三乡村村民，平日游手好闲，不无正业，但近日衣着光鲜，且频频向路人兜售电视机、手表等贵重物品，经群众举报，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为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和销毁，隐藏证据，公安机关依法作出了监视居住的决定。陈某在监视居住期间，几次越墙逃跑，但都被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围追堵截之下将其抓回。鉴于犯罪嫌疑人上述的严重情节，公安机关决定变更强制措施，予以逮捕。【问题】
公安机关的处理对吗？ 【评析】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51条的规定，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的条件，与取保候审相同。被监视居住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应当遵守刑事诉讼法第57条中的规定，否则，若有公安部《规定》99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予以逮捕。因此，本案中无论监视居住的决定，执行或者变更，都符合法定程序和条件，是合法的。
10.6.3 拘留
一、拘留的概念与特征
刑事诉讼中的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案件的侦查当中，遇到法定的紧急情况，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依法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刑事拘留具有如下特征：
1．拘留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相比较，拘留的突出特点在于剥夺人身自由。拘留是一种相当严厉的强制措施。
2．适用拘留的机关具有特定性。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决定拘留的机关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对刑事案件具有侦查权的机关。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团体和个人都没有拘留、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权力。
3．适用对象的紧急性。《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另外，《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 6 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符合第61条第4、5项规定的情形，需要拘留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检察院有权作出拘留决定。
可见，拘留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其二，具有法定的紧急情形之一，即《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的7种情形之一。两者应当同时具备。
4．期间的短暂性。刑事诉讼法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员羁押期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如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办理，被拘留的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其委托的律师等有权要求释放。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释放。
二、拘留的程序
根据法律规定，拘留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认为需要拘留犯罪嫌疑人时，应填写《呈请拘留报告书》，注明有关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和拘留的理由，呈报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查批准，签发拘留证；检察机关拘留犯罪嫌疑人，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再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公安机关执行拘留对，应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签发的《拘留证》，向被拘留人出示《拘留证》，并宣布对其实行拘留。责令被拘留人在拘留证上签名或盖章。被拘留人拒绝签名或盖章的，应加以注明。执行拘留的人员在必要时，可以依法使用警械和武器。拘留时不出示拘留证，或先行拘留再补办拘留证，都是违法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2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时，应当通知被拘留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拘留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依照《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决定拘留的机关在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者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有碍侦查的情况包括：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闻讯后有可能逃匿、毁弃或者伪造证据的；可能互相串通，订立攻守同盟的；其他犯罪有待查证及还未采取相应措施的，等等。但在上述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所在的单位。对没有在24小时内通知的，应当在拘留通知书中注明原因。无法通知的情况包括：被拘留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的；被拘留人无家属或工作单位的；等等。
《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24小时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及时讯问的目的在于：一是及时收集证据，避免被拘留人可能形成反侦查的心理准备而给侦查活动带来困难；二是防止可能发生的不应当拘留的情况，包括犯罪行为没有发生，或被拘留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虽有犯罪行为，但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虽有犯罪行为，但不是拘留人所为；犯罪行为是被拘留人所为，但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的拘留条件而不需要拘留。对不需要拘留的，要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
经过讯问，认为被拘留人依法需要逮捕，但在拘留的期限内无法满足逮捕条件的，拘留的法定期限已经届满，如果释放可能继续危害社会或者有碍侦查活动顺利进行的可能的，应依法改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规定：拘留担任本级人大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立即向本级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报告；拘留担任上级人大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立即报该代表所属人民代表大会同级的公安(检察)机关并向该级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报告；拘留担任下级人大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可直接向该代表所属的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报告，也可委托该级同级的公安(检察)7 机关报告；拘留担任乡、镇人大代表的犯罪嫌疑人，由县级公安(检察)机关报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担任两级以上人大代表，要按规定分别报告，不得省略手续。如果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是本辖区之外的人大代表，则应委托该代表所属同级公安(检察)机关履行报告事宜。
显然，这两种拘留的性质完全不同，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混淆使用的强制措施。
五、刑事拘留与司法拘留
【阅读案例】
李某涉嫌盗窃案
某年3月6日晚21时许，一小偷窜入唐某的家，盗取了人民币3000元。第二天唐某发现自家被盗，急忙来到派出所报案，并提交了罪犯遗留在现场的一件衬衣。公安机关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这件衬衣的主人李某。经询问，李某承认衬衣是自己的，但说这件衬衣在宿舍阳台上晾干时丢失了，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犯罪行为。依查人员拘留了李某，并对李说：“现在没带《拘留证》，回去补一张给你。鉴于案情比较复杂，你没可能很快放出来，交代一下家里的事吧。”周围群众深感不平，“公安机关怎么就这样判了拘留？”“同村的小李上次在法庭上也被拘留了。”
【问题】
公安机关的拘留觉得到对吗?如何解释群众的话？
【评析】
本案中，侦查人员在采取拘留强制措施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拘留程序的规定： 第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的两个拘留条件；一是拘留的对象必须是现行犯，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二是情况紧急，不能按正常程序对罪犯实施逮捕。本案对李是否为盗窃犯缺乏基本证据，且未能排除他人盗窃李衬衫作案的情况，因此李在这时还不是拘留的对象。此外，本案侦查人员拘留李必须出示拘留证，拘留时不出示居留证或拘留后补办都是违反拘留的法定程序的。三是拘留的羁押期限，公安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第69条和134条执行。另群众的话其实是混淆了刑事拘留与行政拘留，以及刑事拘留与司法拘留的区别。
10.6.4 逮捕
一、逮捕的概念及条件
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
逮捕的羁押期限较之拘留的羁押期限要长得多，公、检、法机关在逮捕期间不仅可以随时讯问，而且还能有效地防止串供、毁灭证据、逃跑、自杀等妨害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发生。但是，由于它是在较长时期内剥夺人身自由，很容易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因此，《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立即依法逮捕。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图10-2)可见，逮捕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1．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是逮捕的前提条件。根据司法解释，这一条件包括如下内容：(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即犯罪事实已经发生，并有证据能够证明。(2)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如果仅仅是一种推测、怀疑，就不能实施逮捕。(3)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应当指出的是，在把握逮捕这一条件时，应当注意有证据证明与证据充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证明程度显然低于后者。但“有证据证明”中的证据也必须是查证属实的。以上三点是构成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必备条件，否则，不能认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是案 8 件事实方面的要求。
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是采用逮捕时在刑事实体法方面的要求，是根据已经证明的犯罪事实，依照刑法的规定所作的一种判断，逮捕只能适用于那些可能判处的最低刑罚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3．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这一条件说明，虽然具备了前两个条件，也不一定要逮捕。只有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尚不能防止社会危险性，有逮捕必要时，才采取逮捕措施。
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根据本条第2款的规定，对符合上述条件，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方法。但是，应注意立法上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也就是说，根据案情需要，也可以加以逮捕。
二、逮捕的权限划分
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逮捕权由公、检、法机关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在公、检、法机关之间，逮捕的权限是不同的，具有一定的分工。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权决定逮捕，人民检察院具有批准逮捕权，公安机关对自己侦查的案件，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依法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它无权自行逮捕。无论是决定逮捕还是批准逮捕，都由公安机关执行。
我国法律对逮捕权限的划分，体现了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三、逮捕的程序
（一）提请、批准逮捕
1．公安机关提请逮捕。《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可见，公安机关需要逮捕时，应当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报批逮捕，并移送提请批准逮捕书和案卷材料、证据。提请批准逮捕书应当写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民族、住址、简历、所犯罪行和主要证据，认定的罪名、逮捕的法律依据。人民检察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这样可以提前了解案情，为审查批捕作一定准备。
2．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由审查批捕部门办理。审查批捕部门应当指定办案人员审查。办案人员审查后，提出审查意见，审查批捕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批准或决定。重大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8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两种处理：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的，依法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并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等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并制作不批准逮捕决定书，说明不批准逮捕的理由，连同案卷材料等送达公安机关。对需要补充侦查的，也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公 9 安机关依据相关规定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第103条、第104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审查处理，即对已被刑事拘留的，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之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第99条规定：对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提请逮捕书后的15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20日。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公安机关如果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但必须将已拘留的人释放。人民检察院应当另行指派审查批捕部门的办案人员进行复议，并将复议结果通知公安机关。如果复议不被接受，公安机关还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核，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复核，复核后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上级人民检察机关的复核决定，是最终决定，公安机关或下级人民检察院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执行。
审查批准逮捕的过程，也是人民检察院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过程。《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二）决定逮捕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对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有权作出逮捕决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的案件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侦查部门填写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送交本院审查批捕部门审查。审查批捕部门在接到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后，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意见，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逮捕或者不予逮捕。决定逮捕的，应当制作逮捕决定书，由公安机关执行，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执行。决定不逮捕的，应当制作不予逮捕决定书，并将已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立即释放，需要继续侦查的，可以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对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和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只要符合逮捕条件，认为应当逮捕时，都有权决定逮捕。决定逮捕应制作决定逮捕书，并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三)逮捕的特别程序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规定，如果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无论是批准逮捕，还是决定逮捕，都应办理相关手续，即应当报请该人大代表所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乡、镇一级人大代表时，应当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四）逮捕的执行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论是批准逮捕，还是决定逮捕，一律由公安机关执行。《刑事诉讼法》第71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逮捕证必须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执行逮捕必须由两名以上的公安人员进行。在执行逮捕时，必须向被逮捕人出示逮捕证，并宣布对其依法逮捕。然后责令被逮捕人在逮捕证上签名或盖章。被逮捕人拒绝签名或盖章的，执行逮捕的人员应当予以说明。被逮捕人如果拒捕，执行人员必要时可以使用械具、武器。公安机关执行逮捕，如果因被逮捕人死亡、逃跑或其他原因，不能执行逮捕或逮捕未获的，应当立即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或决定逮捕的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以便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刑事诉讼法》第71条第2款规定，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如果是公安机关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由公安机关通知。
《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如犯罪行为没有发生或者被逮捕的人不构成犯罪的；虽有犯罪行为，但罪行轻微，不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虽然是被逮捕人所为，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方法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因而没有逮捕必要的，等等。
此外，《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逮捕时，应当通知被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从而保证逮捕任务的顺利完成。《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变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在下列情况下，应当撤销或变更逮捕：被逮捕人患有严重疾病的；被逮捕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妇女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方法对社会没有危害性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以及单独适用附加刑，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期间，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他判处的刑期的，等等。对上述情形需要继续查证或审判的，可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公安机关解除或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自己决定逮捕的，决定撤销或变更的，也应当通知公安机关执行。《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逮捕超过法定羁押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逮捕。如果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备了解除或变更逮捕条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或变更逮捕，以切实维护被逮捕人的合法权益。
10.6强制措施 篇2
案由:未取得相应经营许可从事出租车客运经营。
2006年8月17日, 当事人孙某驾驶浙D·G××××桑塔纳轿车, 在A市区三角广场载客2人, 收取50元运费, 将其送到了A市某中学。A道路运输管理所执法人员傅某、徐某对2名乘客制作了《询问笔录》, 而未对孙某进行调查取证。第二天, 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孙某又在驾车候客, 要求出示车辆营运证, 因其本人无法当场提供车辆营运证及其他有效证件, 执法人员根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 依法暂扣其车辆。
本案分析
(一) 案件焦点
1.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能否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2.违法行为当场未查处, 事后能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 学理知识
1.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 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措施。它的特征有:
(1) 目的在于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
(2) 行政强制措施往往是在行政处理决定作出前的调查阶段, 为保全证据或保持一定状态而采取的措施。
(3)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法定性。
(4)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强制性。
(5)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限权性。
(6)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暂时性。
(7)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可诉性。
(8) 行政强制措施对证据要求的初步性。
2.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的概念及期限
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 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和其他有处罚权的组织对违法行为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有效期限, 如果超出这一期限, 则不能再行追究。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 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知, 我国行政处罚的一般追究时效是2年。
本案争议
1.对第一个焦点, 即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是否能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不能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 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件的车辆予以暂扣的, 其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危害社会的事件与违法行为, 而依法针对个人财产进行临时约束和处置, 针对的是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 具有制止违法行为、避免危害、控制危险的功能, 因此, 违法行为终了后, 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因此, 只有在违法行为当场查扣的才能处理。
第二种意见: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能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一是行政强制措施要求证据具有初步性, 执法人员需掌握行政相对人有违法事实的初步证据、间接证据或违法的端倪。本案是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并无投诉举报人的举报记录, 执法人员应当对乘客作调查取证, 初步掌握违法事实的情况下, 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二是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本案中, 桑塔纳轿车作为其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和证据, 执法人员出于防止证据损毁的目的, 事后实施暂扣措施, 合法合理。
2.对第二个焦点, 即违法行为当场未查处, 事后能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一致认为只要证据确实、充分, 违法事实发生, 可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10.6强制措施 篇3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划分标准
一、研究本课题的重要意义
我国出台的《行政强制法》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合称为“行政强制”却又将其一分为二。根据《行政强制法》关于这两者的规定，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和内涵划分开来，具有如下的现实意义：
其一，使立法机关合理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在执法时有据可依。《行政强制法》在第10、11条中提出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拥有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但两者的权限不一致。第13条则提出只有法律拥有性质强制执行的设定权，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对其没有设定权。因此，必须要正确区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才能使立法机关执法得当。
其二，让行政机关在落实行政强制手段中采取正确的方式。《行政强制法》在第9条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了种类划分，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等。第12条对政强制执行的种类也进行了划分：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拍卖，依法处理查封或扣押的场所、设施以及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等。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行为手段和针对的行为种类是不同的，根据不同的行为手段行政机关应采取不同的强制行为。
其三，使行政机关分别依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实施具体的执法程序。因为两者本质上的区别，《行政强制法》在第三、四章分别对两者的实施程序进行了规定。在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中禁止委托，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要注意对当事人进行催告，使其履行义务。
其四，谨防行政强制措施被误当作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由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规定在存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让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当没有法律授权时，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这就要求我们明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之间的区别，确立划分标准，谨防将行政强制措施当做行政强制执行从而引起执法纠纷。
其五，促使行政机关对于过去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案件，集中进行梳理。《行政强制法》出台后，要求各级行政机关根据相应规定，清理和梳理过去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手段，通过事实案例检验这一理论，并帮助执法人员正确区分两者的定义、内涵。
其六，促使人民法院完善司法管辖制度。《行政诉讼法》在第18条就当事人因为对行政强制措施不服而提出的诉讼，做出了规定和判断。因为不恰当的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混为一谈会影响到法院对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必须要有效区分两者，才能进一步完善司法管辖制度。
二、各种分界标准的可行性分析
（一）将行政行为的保障性、执行性作为标准
持本标准的人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行为，因为其保障性与行政强制执行区分开来。行政强制措施的保障性体现在其对社会秩序的保障上，例如通过扣留肇事者驾照来保障对肇事者的处罚，通过冻结嫌疑人的存款来保障受害人能获得财产补偿。但行政强制执行则具有执行性，涉及到行政处罚、行政命令、行政裁决和征收等多方面的实际执行情况。其实行政强制措施也具有一定的执行性，但其执行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利益；行政强制执行也具有一定的保障性，但其保障是为了执行具体的命令、裁决、征收和处罚。前者的侧重点在保障，后者的侧重点在执行，因此这种标准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二）将行政行为的中间性、最终性作为标准
持本标准的人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中间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最终行为，以此将它们区分开来。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中间行为，是因为其具有中间性，只属于行政行为中的中间环节，而完成最终行为的是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第2条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也明确了这个标准的可行性。换句话说，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后续行为的效果，也就是为行政强制执行奠定了基础，最终要让当事人履行义务或服从处罚，还需要依靠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由此可见，此标准的可行性很高，对行政机关执法具有指导意义。
（三）将履行的义务内容作为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展现出的理论基点，不少学者认为以“履行义务”作为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可行的。这一点在《行政强制法》的第2、34、53条中均有体现，规定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手段都需要以当事人不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应当承担的义务或处罚为前提，当事人负有“不作为”和“容忍”义务时实施的强制行为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当事人负有“作为”义务时实施的强制行为则归属于行政强制执行。因此行政强制措施与行强制执行的划分可以此作为标准。
除了上述的三种标准，学术界还存在其他的一些划分标准，但因为划分根据和划分效果的不明确不具备太强的可行性。但不管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强制执行，实际上都属于行政强制机关的强制手段，是为了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得到补偿或加倍赔付，并强制当事人履行其负有的行政义务。如果当事人负担“不作为”或“容忍”的义务，为了使其履行应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如果当事人负担“作为”义务，为了使其履行应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这一点在《行政强制法》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体现，因此应当作为最关键的划分标准。
三、结束语
行政強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强制行为，都具有一定的保障性和执行性，前者因为其特性还具有中间性和暂时性，后者因为其特性还具有最终性。这些都能够作为两者划分标准的参考，但最关键的划分标准是以履行的义务内容作为标准区分两者的内质层次。
参考文献：
[1]唐璨.行政强制措施设定制度的立法解读与反思[J].江淮论坛，2012，（6）
[2]王鑫.试论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从《行政强制法》第九条第五款谈起[J].法制博览，2013，（9）
[1]胡建淼.“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分界[J].中国法学，2012，02：90-97.
强制措施案例 篇4
1、犯罪嫌疑人在甲地犯罪后逃往乙地，甲地公安机关在人民检察院做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后，直接组织警力到乙地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问：甲地公安机关的做法是否合适？
2、刑事诉讼法中对公安机关的拘留期限做了明确的规定，而对于人民检察院的拘留期限则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有的地方的人民检察院套用公安机关的拘留期限，有些案件的拘留期限最长延长到了30日。问：根据你对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文的理解，你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拘留期限可否延长到30日呢？
3、某市市民胡某(有本市户口和固定住处)涉嫌故意伤害，被公安机关决定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的地点是公安机关指定的一旅馆地下室，在监视居住期间不许他同家人接触，不许同外界联系。问：公安机关的上述做法存在什么问题
4、某村村民因承包问题而围攻村长，镇政法书记(村长之兄)派镇派出所民警将为首的三个村民带到派出所进行讯问，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没有出示拘传证，讯问的时间持续4天，其间对三村民进行了捆绑、吊打等行为，直至三人同意按村长的要求废除承包合同，才将他们放回。问：上述镇派出所的行为是什么行为？
5、农民周某某先后三次被进行过拘留：第一次是因为在村内赌博，被公安机关拘留15日；第二次是在同村农民李某诉其欠债纠纷中，在法庭审理时，公然不听劝阻，当庭殴打原告，被法院决定拘留15日；第三次是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拘留，后因检察院不批准逮捕，至第14日时，被释放。
问：周某某所经历的这三次拘留分别属于何种性质的拘留，它们之间有何区别？
6、无业游民李某某日晚趁同村徐某外出给人帮工之际将徐某之妻强奸。一周后，徐某听说此事，愤恨不已。随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捉拿李某。派出所所长袁某以人手少为由，让徐某协助村长朱某将李某扭送到派出所。次日，徐某约另一村民帮助扭送李某。制服后，徐某先将李某带至家中进行殴打，之后才将李某送到派出所。
问：徐某可否将李某扭送至派出所，派出所所长作法是否妥当？
7、王某系某厂职工，因工作关系与同事赵某发生争吵。某日下班后，张某纠集无业人员董某、许某截住王某，用准备好的铁棍、木棒等向王某身上、头上一顿乱打。王某奋力反抗夺路而逃。张某等三人猛追不放。王某跑到路边一修自行车摊位前，顺手拿起一个打气筒，转身挡开张某的木棒后，打在张某的太阳穴上。张某当即昏迷不醒，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公安机关依法拘留了王某，经审查王某犯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遂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经检察机关研究决定，王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不应逮捕，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受到通知后，坚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且造成了死亡的严重后果，应予逮捕，检察机关的不批捕决定是错误的，遂向检察院提出复议申请。在此期间，进行对王某进行关押。
问：公安机关可否进行关押王某，正确做法是什么？
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 篇5
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被告人任郁恒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11年7月9日被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刑事拘留，2011年8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该案正在你院审理之中。鉴于被告人任郁恒犯罪时不满18周岁，且系初次犯罪，犯罪后认罪、悔罪，态度端正，而且被告人任郁恒系在校学生，其所在学校和老师、同学均愿意对其进行教育、帮助，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现对其变更强制措施，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且有利于对任郁恒进行挽救和矫正，为此，申请人特向你院申请对被告人任郁恒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此致
申请人（被告人任郁恒的辩护人）：
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 篇6
联系方式：xxxxxxxxxxx
申请事项：对犯罪被告人雷xx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申请理由：
犯罪嫌疑人雷xx因涉嫌犯诈骗罪，被xx市xx区人民检察院采取了逮捕强制措施。申请人作为其辩护律师，认为其具有法定的不需要羁押情形，对其进行羁押已经没有必要，依法应当变更强制措施。
依法据实而论，本律师认为对犯罪嫌疑人雷xx进行羁押已经没有必要，依法应当释放犯罪嫌疑人雷xx，最低限度应该对被告人雷xx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其具体理由详见日前已经递交给xx市xx区人民检察院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特申请对雷xx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恭请依法核准并予以立即执行。
此致
xx市公安局
申请人： XXX 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联系方式： xxxxxxxxx
刍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篇7
(一) 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宪性考量
对任何制度的探讨都须追本溯源。作为根本法, 宪法是所有法律渊源的起点。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 具有最高权威”。因此, 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 就需要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置于宪法框架内予以审视。
权利保障是宪法的既定原则, 列宁曾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据此, 除因维护公共利益及他人享有之同等价值基本权利实现的需要外, 基本权利不受行政权乃至司法权的恣意专断。 (1) 举例来说, 作为基本权利基础的人身自由权就要求国家以最大限度的克制、以消极不作为创设不受干预的自由空间, 以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肆意侵犯。然而, 正如德国法学家罗科信的精辟论断, “刑事诉讼法上的强制措施均为对基本权利之侵犯”,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不可避免地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基本权利, 只有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这种侵犯才能获得正当性。 (2) 具体运用上, 判断一项制度是否契合基本权利保障之需求, 应重点关注其是否具备相应违宪阻却事由。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言, 首先, 它完全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作为指引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法, 新刑诉法的修订系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其次, 该制度的设计较好地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程度介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 是两者的缓冲地带, 用意明显。最后,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大致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虽然新刑诉法第72条、第73条在表述该制度的性质、适用条件、指定场所有所模糊, 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 (以下简称《规则》) 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对上述问题以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做了补缺补漏。
(二) 对该制度结构地位与功能定位的比较分析
考察一项制度是否满足合宪的基本权干预要求, 除了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 我们还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找准落脚点, 切实审视该制度的前后变化, 探讨该制度相较之前是否趋于完善。
1. 结构地位:与取保候审分化独立, 已日臻完善
监视居住滥觞于我国1979年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 其立法明确化可见该法第38条。该条文第一次将其与拘传、取保候审等罗列为刑事强制措施, 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范畴, 开创了历史先河。此后,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进一步补正了监视居住, 使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强制措施渐而成型、初具雏形。但该措施在实践运用中遭遇重重困境, 由于条文设计简陋抽象、制度构建僵硬粗放、实践运用随意泛滥, 监视居住一度被人视为变相羁押, 主张废除的声音络绎不绝。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 许多学者就主张将其摒弃不用, 另寻它径发挥功能效用, 但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将监视居住视为刑事强制措施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在现阶段我们既不能为推进诉讼过程不计代价或不择手段, 寻求“瑕疵的正义”, 亦不能妄顾羁押率居高不下、替代措施功能缺位的司法现实, 将该制度取消了之以求省事。因此, 新刑诉法在结构地位的完善上下足功夫、颇有建树, 第72条首次详细规定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与范围, 并将其与取保候审彻底分离, 以解决之前出现的混同问题。自此, 监视居所的适用由此不再盲目、随意。 (3)
2. 功能定位:与逮捕措施互为替补, 以减少羁押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 (4) ;《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东京规则) 第2条规定:“应鼓励制定和密切监督新的非拘禁措施, 并对其使用情况进行有系统的评价” (5) , 这些都足以说明羁押例外的原则在各国司法适用中已基本达成共识。然而不同法制传统、诉讼模式和文化土壤孕育的羁押例外原则在法律表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美国就大力发展保释制度, 除非犯罪嫌疑人被起诉可判处终身监禁的重罪 (更明确说是指谋杀罪和叛国罪) , 且有持续明显证据证明指控, 否则犯罪嫌疑人享有宪法普遍赋予的保释权。不同于美国模式, 德国制定并完善了司法救济措施, 以程序性规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其刑事诉讼规程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对羁押命令提出上诉、向颁发羁押令状的法官申请复议等。
羁押例外原则在新刑诉法中就体现在设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说, 它并不是制度的冗余, 而是着眼于衍生发展既有的监视居住措施, 从治本的角度配合考虑违法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罪犯的个性和背景以及保护社会的需要, 以避免不必要地使用羁押方法。更为重要的是, 它既结合了刑期折抵的规定, 又与国家赔偿制度相衔接。犯罪嫌疑人如果最终判处实际刑罚, 监视居住期间可以折抵刑期;如果最终以无罪定谳,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丧失自由的时间可获得国家赔偿。从司法实效上讲, 这样的半羁押强制措施不仅可保证犯罪嫌疑人及时出庭审判和保持证据原样不变, 也是一种带有惩罚性和犯罪预防等综合功能的工具。
二、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社会功能分析
社会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实生活中更不存在使社会系统所有部分以高度协调或内在一致进行共同活动的条件 (环境) 。可以预见, 某种社会事实既有可能对一种群体发挥功能、产生聚合, 也有可能导致另一群体破裂、失去功能。 (6) 例如宗教能推进了社会聚合, 但伊斯兰教中不同教派的长期冲突则消除了这种聚合作用。在法社会学家的眼里, 伴随着快速变革与发展, 社会成员日益异质化且相互依赖, 整个社会将以一定有机结构形态呈螺旋状渐进演变进化, 默顿由此提出了价值中立的功能分析模式。他认为, 凡是社会结构要素及其关系对社会调整与社会适应起促进和帮助作用的是正功能, 而导致社会体系的适应、顺应削弱或崩溃的则是负功能。所以, 当某一社会结构的正功能大于负功能时, 该社会结构会呈现良性发展趋势, 反之亦然。
以法社会学为导向, 通过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结构功能分析, 可使我们越来越清晰看到其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的角色, 也可使我们摆脱传统经验主义的束缚, 换角度换方位思考该制度的优劣、得失。
(一)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适用的正功能
如前文所述, 若社会结构要素及关系对社会调整和社会适应起积极的促进、帮助作用, 则该种功能可视之为制度的正面效应, 或者说是正功能。改后《刑事诉讼法》以深化改革、独立分离的态势构建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不仅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 同时也对有效预防犯罪、节约司法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有利于加强人权保障, 公正实施刑事实体法
2004年,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 人权保障事业进入新的起点。但是, 自人权入宪以来, 一些明显有悖于人权保障的司法事件频频受到承载民意传媒的曝光。 (7) 令人欣慰的是, 负面效应推动了实质化立法, 新刑诉法在第2条就明确“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刑事诉讼自始至终、贯穿全程的一条主线。
当然, 在中国语境下谈“尊重和保障人权”不能止于泛泛之谈, 流于纸面、流于形式, 只有当公平、公正、道德这些深入人心的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 人权才能具备普世性, 法律才可以被执行。从立法宗旨看,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所以备受青睐, 是因为它一方面可以部分替代逮捕措施, 以提高办案机关审慎逮捕的意识;另一方面, 它可有效降低看守所现有的高羁押率, 预防可能产生的交叉感染现象。此外, 指定居所的半封闭性有助于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动态, 环境的亲和度有助于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2. 有利于提升司法效益, 有效遏制犯罪高危化
经济分析法学派波斯纳曾说过:“正义的第二种含义, 简单地说, 就是效益。”由于刑事案件数量巨大、司法资源相对稀缺, 这就要求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司法资源满足社会上日益增多的刑事案件、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如果不讲求司法效益, 就很可能导致“迟到的正义”。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给了办案机关更多的选择, 有助于提升司法效益, 有效遏制犯罪高危化。对于某些犯罪嫌疑人, 如已有初步证据证明犯罪事实, 但证明力度又不能达到足够起诉的需要, 羁押期间已经届满, 案件却尚未办结, 此时如果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 犯罪嫌疑人有逃跑之虞, 再次抓捕的成本连同超期羁押的法律成本远大于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司法成本, 相较而言, 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就可轻而易举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另外,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具有确保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顺利进行等隐性功能, 职务犯罪案件通常呈现隐蔽化、群体化、取证难、串供易等复杂多样性特点。在侦查过程中, 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 则很有可能发生串供、销毁证据等现实危险, 此时若适用拘留, 时间短、效果不佳;提起逮捕, 又不能满足职务侦查案件的特殊需要,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时就成了合理选择的最佳应对之策。
3. 有利于规范纪检程序, 切实促进双规法治化
“双规”肇始于1994年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基于治理高发腐败案件的需求, 双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反腐作用和社会效果。 (8) 199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正式以“两指”替代“双规” (9) , 但实践及新闻报道中, 仍沿用双规的称谓。从狭义法律解释学上说, 双规并不是准司法行为, 因为它并非由司法机关介入执行。但站在法学与社会学的边缘窗口看双规, 正如马克思韦伯认为的那样, “制度是任何一个圈子里的行为准则, 其具有特定的强制力”, 双规由于具备外在充分的强制执行力, 但凡违反党纪者会受到强制乃至惩罚, 故而它亦是广义司法制度的一类, 将之加以规范也是应有之义。尽管双规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但对其并非完全司法行为的质疑声一直不断, 甚至有人偏激地认为双规实际上违背了宪法第37条 (10) 的规定, 是非法羁押的代名词, 因此, 在法治轨道上解决该问题迫在眉睫。新刑诉法规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一种中国智慧巧妙地解决了双规法治化问题, 这实质上成了双规进入司法监控的前奏。可以预想, “指定居所”即是双规中的“指定的地点”, “监视居住”则成了“指定的时间对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这预示着双规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政党内部纪律检查措施, 也将借助刚性的司法程序, 以保障合法的程序性权利。同时, 这一变化也昭示着执政党的治国策略已从过去以经验式的以政策手段为主转变为规范化以法律手段为主。
(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适用的负功能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它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和斗争的曲折发展过程。默顿的功能分析说也认为, 制度中如存在导致社会体系的适应、顺应削弱或崩溃的部分, 就是负面效应, 也称负功能。简单地说,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设计并不是十全十美、一劳永逸的。
1.“罪名”适用缺乏统一, 扩大适用的隐患一直存在
根据新刑诉法第73条之规定,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并不得任意扩大适用范围。11但由于罪名适用缺乏统一、概念解释模糊延伸, 扩大适用的隐患不容忽视。如《规定》第374条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恐怖活动犯罪的定义12, 实际上是对第73条的扩大解释。
一般认为,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仅限于《刑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的14项罪名。13此外, “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犯罪”是个宽泛概念, 极易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扩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滥用等严重后果。相较而言, “恐怖活动犯罪”也应包含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目的。无论是根据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14, 还是《刑法修正案 (三) 》的规定, 恐怖主义都被认为是“通过制造社会恐慌来恐吓民众、要挟政府, 以实现深层次的政治、民族、宗教等要求”。15简单除去特定目的将恐怖活动延伸为“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为目的”会使该种犯罪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 最终使国家对恐怖活动立法的意义大打折扣。比如醉酒驾驶也会制造社会恐慌并危害公共安全, 严格依照《规定》第374条的字面解释将其视为恐怖活动显然不妥。
2.“通知”内容有待明确, 非法羁押的忧虑未曾消除
应该说, 在新刑诉法草案全民讨论之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的“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字词最受关注, 民众普遍担心这可能被“一刀切”, 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新刑诉法顺应民意, 取消“通知有碍侦查”等字眼, 并将无法通知情况限定于一定范围内, 《规则》和《规定》对此均有详尽的解释。《规则》第114条将无法通知的情况归为: (1) 被监视居住人无家属的; (2) 与其家属无法取得联系的; (3) 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阻碍的。相对而言, 《规定》第109条则增多一款, 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也属于无法通知的情形, 这显然是考虑到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特殊实际需求,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却拒不提供自己真实姓名、地址及身份的, 若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则无法完成通知程序。
不同于无法通知的详尽规定, 关于通知内容的规范却寥寥无几。《规则》中仅有第114条16加以明确, 《规定》对此则一字未提,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通知内容的不明晰会使通知的实效性受到质疑, 难免令人心生忧患。17尤其是公安机关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时, 由于新刑诉法及《规定》对通知内容毫无规定, 办案机关极有可能只通知家属其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并以无法可依的借口拒绝告知被指定居所的地点及理由, 或者只告知被监视居住的理由而对执行场所缄口不言, 由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不能不让民众产生“非法羁押”的合理怀疑。
3.“居所”概念尚属泛化, 检察监督的难度逐渐增大
《易·系辞》上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这一古谚形象地表述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区别, “穴居”即是私领域, 权利人享有隐私权等基本权利, 而“野处”是公共领域, 其权利的行使自然受到必要的限制。作为指定居所中的“居所”, 则介于“穴居”和“野处”之间, 它既是犯罪嫌疑人日常生活、休息的场所, 又受到侦查机关的监视、管理, 既要注重固定证据、便利起诉, 又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为配合居所的特殊属性, 新刑诉法第73条对指定居所的合理设置做了逆向规制, 排除了监狱、看守所、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办案点”及留置候问室作为指定居所的可能性。同时, 《规则》第110条和《规定》第108条不谋而合地均对指定居所做了正向规定18, 以保护犯罪嫌疑人正常生活、休息权。然而, 即便法律对指定居所做了逆向和正向的规定, 也未从根本上解决居所涵义模糊这一问题。19司法实践中, 不同办案机关对居所的理解大相径庭, 有的主张将指定居所规定为特定的酒店、招待所或农家乐, 有的主张建立专门场所以便公安机关执行, 有的主张将类似办案场所如“预防基地”等合法转变为执行场所。执行场所不统一的不良后果在短期内不会显现, 甚至不会得到重视。但伴随着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探索建立, 执行场地的不一致很可能影响到承担检察监督职责的监所检察部门工作的实效性, 居所涵义的模糊则有可能引起新的办案风险, 进而引发民众对该制度的猜测、质疑乃至抵触。
(三) 从抑制负功能看加强该制度的正功能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这两面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同理,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负功能并非一无是处。一方面, 它可以起到警醒作用, 让我们在审视正面效能时警惕负面效能的产生。另一方面, 负功能的存在对于完善司法行动策略制定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在推进制度改良时就能宏观、整体地看待问题。具体来说, 抑制负功能、加强正功能, 就是要做到:
一、明确适用范围, 消除滥用隐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必须确定无疑、不可扩大, 否则滥用的隐患不能根除;二、明确通知内容, 保障合法权利。将措施适用的原因、地点、时间等信息一并予以通知, 既能从深度上增加侦查行为的社会监督, 又能从厚度上加深执行程序的正当合法性;三、明确居所涵义, 深入检察监督。将居所的涵义限定、具体, 可促使司法活动规范、统一, 有益于该制度的长远发展。
三、限权空间检察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为保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切合立法者立法原意, 将制度设计的应然化为实然, 也为了探寻赋予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新刑诉法第73条确立了对指定居所这一限权空间的检察监督机制。那么, 我们如何将该机制细化呢?
首先, 切实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审批程序。以检察机关办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为例, 自侦部门在侦查此类案件时, 如需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应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 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并报请检察长审批同意后, 以书面形式连同案卷材料一并报上一级检察院侦查部门审查。呈报审批时, 应提交立案手续、犯罪嫌疑人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初步证据等。上一级检察院如批准, 应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会同案卷材料一并交由下级检察院并通知公安机关执行;如不同意批准, 应说明不予批准的理由并将不予批准决定书送达下级检察院。○20需要注意的是, 上一级检察院侦查部门在审查是否应当批准时应秉承“谨慎审查、审慎批准”的原则, 重点审查具体案件是否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对不符合条件的可积极建议下级检察院采取其它强制措施。于此同时, 本级侦查监督部门依法对决定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其次, 切实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程序。根据新刑诉法,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权归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可协助执行, 但不可越俎代庖, 代替公安机关执行,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办案风险。另外, 根据《规定》第120条, 监所检察部门依法对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21从监督内容上看, 监所检察部门主要审查是否及时通知被监视人家属、是否在羁押场所及专门办案场所执行、是否刑讯逼供、体罚、虐待等。从监督方式上说, 监所检察部门一般通过现场察看、监控回放、听取公安机关执行人员、案件承办人、被监视居住人及亲属意见等方式开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监督工作。需要说明的是,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应当在作出或解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后及时将相关文书送达监所检察部门。
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研究 篇8
（一）拘传
拘传适用中存在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现行法律规定一次拘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而对跨地区拘传时间及连续传唤、拘传的时间间隔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实践中出现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 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现象。
（二）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1.取保候审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适用标准的宽泛化，导致办案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膨胀。二是缺乏程序性保障。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包括取保候审），办案机关不仅拥有是否适用取保候审的完全决定权，并且这种决定是终局的，不受任何复核程序审查。三是保证金的收取、管理缺乏监督制约。
2.监视居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以变相拘禁方式执行监视居住。部分公安司法机关由于担心被监视居住人逃跑或者实施其他妨碍侦查的行为，将一些被监视居住人关在指定宾馆或出租房屋派人进行看守，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有的还设有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二是违反法律规定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司法实践中，对不属于涉嫌以上类型犯罪，或者虽然是贿赂犯罪，但达不到特别重大程度的贿赂犯罪，出于对案件侦破的需要，违反法律规定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因法律并未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措施需向检察机关备案。致使在司法实践中，除非被害人到检察机关举报，否则检察机关对以上案件无从得知，信息渠道不畅，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对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行为监督不力。
（三）拘留
1.拘留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拘留程序不合法，以拘代侦、以拘促赔。如未立案先拘留，不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等。二是拘留时限最大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在特殊情况下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加上在检察院的七天审查时间，也就是说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时间最长可以达到三十七天。而此类延拘仅需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即可，没有经过检察机关，也因此增加了延拘的随意性。
2.对拘留进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公安机关拘留案件监督的途径狭窄，只能在公安机关提请审查批准逮捕时予以监督，而对未报捕却已采取拘留措施的无法进行监督。二是对侦查机关随意延长拘留时限的行为不能有效监督，难以根除拘留时限最大化现象。监督不力与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密不可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将“结伙作案”解释为“二人以上共同作案”，即只要是共同犯罪，不管案情如何，公安机关均有权将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延长至三十日却不违法，对这种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往往是无从下手。
（四）重报捕前的监督，轻逮捕后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公安机关报捕前适用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监督上，而对逮捕以后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不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案件在捕后会移送起诉，而公诉部门也有强制措施的监督权，此时侦监部门再进行监督似有越俎代庖之嫌；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公安机关不需要检察机关的同意，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只需要在变更强制措施后通知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如果不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也无从得知，也就无法监督。
二、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监督程序
1.增强法律监督规定的可操作性。现行法律关于人民检察院对公安司法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要想改变我国现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力的现状，必须立法予以改变。目前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研究制定一个执行刑诉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实施办法，将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原则性规定细化为操作性较强的规定，以此推动监督工作的开展。
2.增强刚性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知情权、调阅案卷权，尤其公安机关拘留案件转治安处罚案卷，报送“劳教”案卷、撤案处理案卷及待处理案件材料。立法要明确规定不接受监督的法律责任，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必要的实体处分权，以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情况提出纠正的，应规定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在诉讼程序上的效力，拒不执行的，被监督者要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从而提高法律监督效果。[1]
（二）完善强制措施监督工作机制
1.事前监督。实施事前监督就要确立审批制度。法律明文规定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某些情况由检察机关审批。检察机关不批准，公安机关不得進行。一是将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的决定权赋予检察机关。应规定遇到“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三类案件，公安机关认为需要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的需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二是对逮捕后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公安机关认为条件发生变化，需要释放犯罪嫌疑人或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应向原批准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请，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
2.事中监督。（1）完善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的事中监督手段。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是对侦查活动进行的事中监督。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重大案件的参加讨论，可以在立案到侦查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公安机关应当接受介入并提供必需的案卷材料。（2）羁押机构独立。现在我国拘留、逮捕的羁押机构即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这也是当前对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监督不力的原因之一。建议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进行中立，形成公安机关、羁押机构、检察机关三方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从体制上制约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进一步增强拘留监督力度。（3）建立强制措施案件的检察备案制度，拓宽监督渠道。一是建立拘留案件备案审查制度。公安机关应当每月一次将上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状况、延长、变更、解除及案件进展情况报送同级检察机关审查。二是建立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通报制度。三是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形成联动机制。侦查监督部门应主动与公安部门加强联系了解情况，掌握公安机关捕前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及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况，并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每月与公诉、监所部门进行核对，发现问题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4）驻所检察室同步监督。驻所检察室应当对公安机关采取拘留措施的人员从进所、延期、变更强制措施到出所，所适用的法律文书进行审查并对羁押机构执行刑事拘留情况进行同步监督，并报送所在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违法拘留、违法变更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情况可以向公安机关调查并作出处理。
3.事后监督。（1）建立违法强制措施的救济机制。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聘请的律师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拘留等强制措施不当，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复查，从而启动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由检察机关依法作出审查决定，及时纠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不当的情况。这样既使当事人对不当适用强制措施有了适当的救济途径，也可对公安机关适用强措施决定权进行制约。（2）责任追究制。滥用拘留等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应当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追究法律责任。检察机关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检察机关应当立案追究刑事责任，树立检察监督权威。为了彻底杜绝超期羁押，笔者认为应当将超期羁押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因为超期羁押实际上是未经有权机关或者人员批准的羁押，其实质就是非法拘禁，根据《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应构成非法拘禁罪。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