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禁止令制度研究

刑事禁止令制度研究（共4篇）

刑事禁止令制度研究 篇1

一、禁止重复追诉原则的两种形式

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表现为“一事不再理”原则,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则表现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 后为大陆法系一些国家所继承, 成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法学界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争议, 目前主要存在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法院对于任何已经生效裁判加以处理的案件, 不得再行审判;对于所有已被生效法律裁判确定为有罪或无罪的被告人, 法院不得再予审判或科刑”。这一原则只包含一层含义, 即判决的既判力。广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一个案件经法院审判后,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当事人不得再行起诉, 法院不得再行处理。”这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 即判决的既判力和诉讼系属效力。

与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应的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它被定义为:禁止在同一司法管辖区域内就同一罪行对一名被告人连续起诉。用联邦最高法院的话来说:“它保护被告人在被宣判无罪以后不会因相同的罪行而受到第二次起诉, 也保护被告人在判决有罪以后不会因相同的罪行受到第二次起诉。” (1)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异同

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与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都属于禁止重复追诉原则, 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 它们在思想起源上都来源于古罗马法的相关规定, 核心内容都是“不允许无故重新起诉和审判”, 从而有利于维护判决的严肃性和法的安定性。其次, 两原则均蕴含着保障人权和维持控辩双方地位平衡这一核心理念。再次, “一事不再理”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都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 通过维持判决的终局性而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 快速解决冲突。 (2) 但二者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绝不能盲目地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

第一, 从价值取向上看, 两项原则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大陆法系崇尚安全和集体人权, 更多追求实体正义, 因此“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强调司法的权威性, 避免就同一法律关系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以实现诉讼经济。英美法系崇尚自由和个体人权, 正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受到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 (3)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更多地站在被告人的立场上, 追求程序正义, 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

第二, 适用的前提条件不同。大陆法系“一事不再理”原则只能针对法院作出的已经具有既判力的判决, 如果裁判尚未具备既判力, “一事不再理”原则就不会对检察官的重复追诉行为产生任何约束力, 是一种“相对的一事不再理”。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危险已经构成”, 以美国为例, 当陪审团一经选定并宣誓后或检察官在第一份证据出示后不得撤诉, 也不得再行或补充起诉, 是一种“绝对的一事不再理”。

第三, 对“一事”的理解不同。目前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中, “一事”事实上指的仅是“同一犯罪行为”, 即事实行为, 而不涉及法律评价。被追诉者实施的任何一项违法行为, 只要法院已经对此作出生效判决, 追诉方就不得以任何其他罪名另行起诉。而英美法系实行诉因制度, 包括事实行为与法律评价两个方面。因此无论是控诉方两次起诉的罪名不一致就不被认为违反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第四, 对控诉方的上诉权限制程度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 只要上诉期限尚未届满即不具备既判力的刑事判决, “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控诉方的上诉权限没有任何限制, 控诉方拥有与被告方完全相同的上诉权利。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中, 通常不允许控诉方提出上诉, 对一审有罪判决的上诉权专属被告人一方, 特别是针对一审的无罪判决, 一般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控诉方不得提出上诉, 但允许检控方提起中间上诉或针对无罪判决以原审法院犯了对控方不利的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

第五, 对于启动变更生效裁判的特殊救济程序的规定不同。在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中, 设立了旨在纠正原生效判决中存在的事实或法律错误的再审程序, 本质上是一种纠错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则设立了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人身保护令程序, 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救济程序。

三、我国现行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还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在两大法系都有所规定, 已经成为国际上衡量刑事诉讼是否科学、民主和人道的重要指标, 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该项原则却基本上未作规定, 导致刑事诉讼过程中控方具有绝对的优势和特权, 被告人的基本人权难以得到保障, 一个刑事案件往往会经历几次起诉和审理而得不到终局解决, 严重影响了人权保障、法院权威和法制进程。

由于未确立禁止重复追诉原则, 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较多不合理现象, 主要表现在:第一, 法院可以自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有违“控审分离, 不告不理”的原则, 不但使法院由居中裁判者沦为追诉者, 而且极易使当事人遭受反复追诉。第二, 检察院抗诉必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等都使法院的生效判决处于不稳定状态, 使法院裁决的终局性受到挑战, 也使被告人处于无休止地遭受追诉和审判的危险境地。第三, 申诉主体、时间、次数、审级、再审理由等诸多方面毫无限制, 导致诉讼秩序混乱, 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 造成诉讼和司法资源的大量浪费。

四、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应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我国迫切需要改革审判监督程序, 确立禁止重复追诉原则。那么, 我国应该采取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立法模式还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立法模式呢?在笔者看来, 考虑到我国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 借鉴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更为妥当, 原因如下:

首先, 我国的刑事诉讼理念与大陆法系更为接近, 追求的是实体真实, 以准确的实现刑罚权为诉讼目的, 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 程序的设计更多地考虑如何查清事实真相, 惩罚犯罪。确立我国这一刑事诉讼目的体系的基础有三个方面:第一, 奉行积极的国家观。国家权力由人民掌握, 信任而非怀疑国家权力是我国刑事诉讼设计的首要前提。公众亦因此能容忍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在一定程序上的干预和限制。其二, 推崇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一致性且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利益观。其三, 从社会和文化传统来看, 我国公众出于文化传统, 对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包括限制涉诉公民各种权利在内, 一般都持支持或默许态度。 (4)

其次, 从我国的宪政体制来看, 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立法模式与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不相符合。我国的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主要是通过抗诉来实现。如果选择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作为立法模式, 就意味着检察院既不能对一审尚未生效的判决提起抗诉, 也不能对已生效的判决抗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而选择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立法模式则不会对我国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者地位造成太大影响。

再次, 我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出发点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一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提起再审程序的主要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情况。据相关统计资料,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案件, 90%左右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然而,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所强调的是权利保障和规范职权行为, 禁止职权机关在纠正错误时的任意性, 强调保护被告人的权利。

最后, 从我国的国民心理来看,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我们的有错必纠的观念存在较大的冲突。我国传统观念认为, 诉讼只要存在着错误, 尤其是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错误, 就应当予以纠正。这样的观念并不仅仅是立法者、执法者的观念, 事实上也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观念。而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判决生效之后发生效力, 其强度要弱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更能控制犯罪, 保障安全, 在我国国民追求安稳的心理有大的转变之前, 更易于为国民所接受。

五、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

基于上述观点,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革:

第一, 在宪法中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础性地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规定的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事项, 而一事不再理原则无疑也是诉讼中的一项基础性原则, 应当在宪法中增加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于此相适应, 还需要在刑事诉讼中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 把它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

第二, 规范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现行刑事诉讼法把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权赋予法院和检察院, 而将当事人排除在外, 当事人的申诉并不必然引起审判监督程序。而法院应遵循“无利益无诉讼”和控审分离原则, 不能任意自行更改已作出的生效判决, 因此应当取消法院自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力, 而赋予当事人申请启动程序的权利。

第三, 划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5) 实践中检察机关为维护其控诉之主张, 往往提起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人民法院为将原来被判无罪的被告改判有罪或者加重被告人刑罚, 或者为报复被告人的上诉行为, 也往往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再加上被害人、自诉人还可以通过申诉提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请, 这样一来, 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要容易得多。相反, 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需要由被告人通过申诉直接向原审法院提出, 而原审法院害怕自己受到消极评价, 往往置被告人申诉不理。因此应当区分不利于被告人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一般情况下, 检察机关不能以事后发现的新事实或新证据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并且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应有次数和追诉时限的限制。相反, 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只要有新事实或新证据就可以提起, 且不受次数和时效的限制。

第四, 明确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理由。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是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 过于笼统, 可操作性差, 应当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理由分别进行规定。

第五, 确立再审不加刑原则 (6) 。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 但未规定再审不加刑原则, 这使得通过再审程序规避二审上诉不加刑原则成为可能, 削弱了上诉不加刑对被告人利益的保护效果。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 重视人权已成为时代的主流, 而通过再审不加刑可以保护被告人的申诉权利。因此, 为防止对被告人进行双重追究, 应当禁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综上所述, 审判监督程序好比一把双刃剑, 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重新构建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时, 应当确立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础性地位, 有限地引入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确保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参考文献

①【美】罗纳尔多.V.戴尔卡门《美国刑事诉讼》【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①【美】罗纳尔多.V.戴尔卡门《美国刑事诉讼》【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陈群《禁止重复追诉原则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造》【N】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2月第27卷第1期②陈群《禁止重复追诉原则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造》【N】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2月第27卷第1期

③【美】杰罗姆·巴伦, 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326③【美】杰罗姆·巴伦, 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326

④马力, 吕洪民《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N】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11月第9卷第4期④马力, 吕洪民《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N】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11月第9卷第4期

⑤柴艳茹《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思考》【J】《政法学刊》2006年10月第23卷第5期⑤柴艳茹《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思考》【J】《政法学刊》2006年10月第23卷第5期

⑥张旭《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再思考》【J】《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⑥张旭《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再思考》【J】《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刑事禁止令制度研究 篇2

w.5Y k J.cO m文秘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

作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始建于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律师法》。其中《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以经济状况为决定条件的一般刑事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与特殊刑事法律援助的两项基本原则，即被告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则确立了三项重要原则。一是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确立了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三是法律援助职能归属于司法行政部门。，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作为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过窄，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不畅等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当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来思考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下简称五种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法律援助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

2、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绝不是法律援助机构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在程序上的衔接与紧密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规中涉及此处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权缺失的原因

1、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

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人财物的匮乏的现象就并不乏见了。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尤其在贫困地区，其法律援助经费完全依赖同样贫困的地方财政，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方面，虽然司法部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

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各地较少出台相关细则。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人大制定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并相继出台了有关实施细则。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是履行宪法与国际法的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为经济贫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帮助进行诉讼活动的人提供援助以维护其权益的制度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并已成为多数国家在司法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项国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14条丁目规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权出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阐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实施，保障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服务权利的范围。在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在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从上述规定来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应尽的宪法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是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二）是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阶段，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最为突出的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正如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

（三）是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贫富不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消除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减少与缓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质和特点，法律调整机制一方面能够获得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认同，能够把不同的观点统一到法律的基础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给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根据和理由的途径，使当事人的不满情绪有一个法定的发泄途径，可以减缓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整机制的正常运作的关键是当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务。我国已经建立了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的条件交给了律师的有偿服务的市场机制调节。但毫无疑问，这种调节机制是有缺陷的。仅有律师的有偿服务机制，就无异于法律只保障“有钱人”的利益，从而导致诉讼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贫困群体无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务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则法庭和监狱有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反社会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加深。因此，国家要相对应地建立一种对不能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作为律师有偿服务机制不能克服、并且导致诉讼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弥补，这种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要使这种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确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公正的必须，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诉讼程序公正的体现的理念。

其次，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对此，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理应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扩大强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对诉讼成本的负荷不算重。

再次，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能依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权，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是人权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来制定受援人的经济审查标准，其结果将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对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该制度的经济审查标准时，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状况、社会法律服务收费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并要适当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济审查标准，从而使大多数无经济能力去购买法律服务的人能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具体办案的律师也不例外，如果连律师办案的成本都无法支付，长此以来，律师办案的质量也可想而知。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可能过分依赖社会资助，我国政府应切实负起责任来。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刑事禁止令制度研究 篇3

(一)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基本内涵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英文表述是“the rule against double jeopardy”。“jeopardy”一词最初曾被用于描述人们下棋或进行其他比赛时的一种微妙心态,后来该词被引入刑事诉讼之中,人们借用该词来表达刑事诉讼的结局悬而未决状态下的一种特殊过程以及人们对失败、伤害和死亡危险的一种焦虑。

双重危险(double jeopardy)是指对实质上同一的罪行给予两次起诉、审判、定罪或者科刑。所谓禁止双重危险,即对刑事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一旦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确定判决,就产生了既判力,不得再次对同一行为予以审判或者处罚。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无论禁止双重危险还是一事不再理,其追求的基本理念都应该是“对人权的高度尊重与维护以及对程序内在价值的尊重与追求”。

(二)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与一事不再理原则之辨析

一事不再理原则往往是与大陆法系判决的既判力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按照罗马时代的法学理论,法院的判决一旦生效,也就产生了一种已决的法律效力,即所谓“既判力”。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同一罪行对被告再行起诉,即“同一案件曾经有实体上的确定判决,其犯罪的起诉权业已消灭,不得再为诉讼客体而言。”既判的事实应当视为真实,不论其正确还是错误,任何法院或法官都不能将其推翻。否则,如果对一项已决的案件又重新作出了裁判,那么法院第二次所作的裁判应被归于无效。

笔者认为,尽管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都起源于相同法域,但不能以此否认两项制度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体现在制度理念相异、制度适用时间点上的差异、适用对象判断标准不同、例外规则明显不同等几个方面。

二、我国刑事再审制度与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悖离之处

卡多佐说过:“如果根本不知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包括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内的再审制度改革既需要有成熟、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和牵引,也需要规则层面的推进,以与终极改革目标协调一致,否则实难越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无尽困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奉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一旦发现裁判在事实认定或适用法律方面有错误,就要予以推翻原判,以将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无论是“禁止双重危险”还是“一事不再理”都不足以成为阻碍纠正的正当理由。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与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7条第3款却规定:“对于根据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的,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材料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可见,从制度评判而言,我国刑事再审制度与重复追诉的形成明显冲突。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体现在人权保障观念缺失、诉讼认识观上对实体真实主义之迷信、法院功能定位错乱等方面。

三、未来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微观设计

究竟如何从法律上控制反复追诉问题呢?免受双重危险规则对于第一审和上诉审阶段的重复追诉问题,确实具有较大的启发性,但我国国情以及世界上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目前出现限制的实践,又意味着对于法院裁判生效之后的重新审判问题不能一概否定。笔者在综合比较法经验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及实践的现实基础上,提出以下构想:

1.基本路径:一事不再理抑或禁止双重危险?

在探讨未来再审制度以何种路径改革时,务必要厘清未来再审制度的功能:即我们的刑事司法究竟是为了案件真实,限于打击危害统治者秩序的流程;还是将刑事司法视为国家刑事追诉机构与公民进行理性商谈的活动,刑事再审无非是在特殊条件下为控辩双方相互间的再次对话提供了一种机会保证而已。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前一种模式,那么大陆法中的既判力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合理的理论指引。因为一事不再理原则体现了社会秩序的安定性,也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进而为国家查明真实的公信力增添砝码。而与一事不再理搭配的再审制度同样是基于这样的目标,即为了司法权威,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制度可能导致的刑事追诉权的滥用问题,并不给出明确的理论解释和恰如其分的理论反对。而假如我们选择后一种模式,则必须强调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合理内核,引入人权保障以及国家追诉权自我设限的理论成分,这样,刑事再审程序的功能就可以远离所谓的“审判监督”,而真正被定位在“非常救济程序”上面。换言之,刑事再审应当成为使被告人权利得到特别的司法救济的活动,而抛弃其任何形式的重复追诉的色彩。由此,所有以使无罪被告人受到有罪裁判、使有罪被告人受到更加严厉惩罚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都应当彻底废止。而事实上,如前所述,一事不再理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正在从原来的既判力理论的影响下逐渐解脱出来,加入人权保障与国家限权的理念,进而与免受双重危险原则实现并轨。

2.规则核心:“第一次危险”的认定

如何确定第一次危险发生的时间,是使用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前提。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法院以陪审团组成之时作为“双重危险”成立的标志,而各州法院则以第一个证人出庭作证或者第一份证据被提出之时作为类似的标志,此后发生的任何形式的重复追诉都被视为违背了避免双重危险原则。但基于诉讼构造的差异,这些都对我国没有借鉴意义,因为我国并不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如果仅仅以法院合议庭组成之时作为双重追诉成立的标志,就意味着合议庭一经组成,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庭,检控方就不能再提出诸如撤回起诉、变更起诉、追加起诉之类的请求。这对于检控方的追诉活动而言,显然过于苛刻。那么,对于中国刑事诉讼而言,所谓“双重追诉”应以何时为准呢?

笔者认为,一次针对被告人就特定罪行的完整刑事追诉活动,即“危险”的正式开始,应当以检控方将全部证据提出于法庭之上,并履行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为标志,至少也要经过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整个控诉活动才告结束。在此之前,如果检方提出变更起诉、追加起诉等方面的请求,法庭应当准许,因为第一次危险尚不完整,所以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追诉的原则。

3.规则效果一:上诉审的启动

我国上诉审制度设计奉行的是大陆法系的复审制,即上诉审法院应对第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推倒重来,如此必然使上诉审法院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即不得不对检控方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的事实进行再次重复的审查。这就难免与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产生冲突,无论是负有继续“发现事实真相”责任的上诉审法院自己改判,还是在上诉审程序中发现案件事实认定存在问题、而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这都属于违反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典型实例。

笔者认为,刑事上诉审与民事上诉审的所要解决的社会冲突性质不一,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与个人间属于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一种特殊讼争,因此,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检察机关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方面必须受到适度的限制,而不能像民事诉讼中的原告那样,可以与被告方“完全平等”地就一审裁判发动复审程序。因此未来在设计刑事再审启动机制时,应有如下要求:

其一,任何一级法院都不得就任何生效案件主动发动刑事二审程序,以免有损中立原则;基于“有错必纠”理念基础上的“全面审查”原则,应当受到彻底废止。无论是从禁止重复追诉的角度,还是从贯彻不告不理原则的角度出发,法院都只能基于控辩双方的上诉范围来从事上诉审活动,而不得就那些未经控辩双方提出异议的问题进行上诉审判。

其二,检察机关只能针对法律适用错误提起上诉,而不能以一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正确而上诉,而且,即便是针对法律违误的上诉,也不能加重被告人刑罚。

其三,原审被告人有权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提出二审申请,如果是无罪判决,则被告人并无上诉利益,不予开启二审。

4.规则效果二:再审的启动

或许更多支持禁止双重危险的学者,都将刑事再审程序的重新设置和中国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彻底改造问题视为首要的重点。笔者认为,如果说第一审或上诉审程序都应受到免受双重危险的要求的话,那么,针对被告人已经生效的裁判,无论如何都应是贯彻免受双重危险、禁止重复追诉原则的绝对领域。因为在国家刑罚权已经确定的场合下,再次引发刑事追诉,必将导致国家权力的肆意行使。因此,对于再审程序只能允许被告人提起,检察机关与法院都不能主动提起。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再审申请权,有必要在未来立法中,明确提起再审的理由。

参考文献

[1]张毅．刑事诉讼中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7．

[2]薛波等编．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39．

[3]谢佑平．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77．

[4]蔡墩铭．刑事诉讼法论[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281．

[5](美)本杰明·卡多佐．苏力译．司法过程的性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3．

刑事禁止令制度研究 篇4

文章来源：

发表时间： 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2002-02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后，起诉方

式由原来的卷宗移送式向仅移送主要证据式转变，庭审方式也由纠问

式向抗辩式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阶段，但律师在侦查阶段不

得进行调查取证。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

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

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这些规定使律师所见到的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见不到具有实际证明意义的证

摘要： 据材料，诸如证人证言和实物证据。在这一点上，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诉法较之１９７９年刑诉法的规定后退了一步，这种规定使律师

在调查取证及庭审举证、质证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掌握着全部

证据材料的控方，在庭审中侧重列举指控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对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及各证据材料之间相互矛盾的证据，控

方则往往不予举证或不予全部举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庭辩护

制度的功能和辩护人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证据展示制度，这一

对保持控辩平衡和保护被告人免遭错误的刑事追究有重要作用的制度的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后，起诉方式由原来的卷宗移送式向仅移送主要证据式转变，庭审方式也由纠问式向抗辩式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阶段，但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得进行调查取证。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这些规定使律师所见到的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见不到具有实际证明意义的证据材料，诸如证人证言和实物证据。在这一点上，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诉法较之１９７９年刑诉法的规定后退了一步，这种规定使律师在调查取证及庭审举证、质证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掌握着全部证据材料的控方，在庭审中侧重列举指控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对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及各证据材料之间相互矛盾的证据，控方则往往不予举证或不予全部举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庭辩护制度的功能和辩护人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证据展示制度，这一对保持控辩平衡和保护被告人免遭错误的刑事追究有重要作用的制度的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证据展示（discovery 或disclose）又称证据开示、证据公开。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审判前允许辩护方查阅或得到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同时，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的目的：英美学者看来，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有助于实现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资源平衡，确保控辩双方尽可能做到“平等武装”（equalityefarms）。

另一方面，建立证据展示制度，使控辩双方在审判前的专门程序中进行证据信息的交换，可以防止审判的拖延和无序，确保诉讼的高效、快捷，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一、未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带来的弊端

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虽然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律师以阅卷权，但由于审判方式的改革，司法人员总会将上述条款与刑诉法第１５６条的规定联系起来执行。也就是说，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只能是公诉机关移送到法院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

实践中，“公诉机关的证据目录”，往往只有目录没有证据，“证人名单”时常只有证人名单而没有证人证言，“主要证据”几乎只是被告人有罪或罪重证据，而基本上没有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只有公诉人认为不是“主要证据”才会提供，而大量的无罪或罪轻的重要证据，公诉机关总会以不是“主要证据”为由不予提供。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尚未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刑诉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到法院查阅的只是“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并非案件全部“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一规定带来以下弊端！１.这一规定不符合国际准则要求。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２１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律师能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该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多个国家刑诉法规定，以提起公诉之后至开庭审判之前，辩护律师可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为法庭辩护工作作准备。日本刑诉法第４０条规定，“辩护人在提起公诉以后，可以在法院阅览和抄录与诉讼有关的文书及物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十六条规定了控、辩双方须向对方透露证据目录的范围及例外情况。

２.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修改后的刑诉法从原来“纠问式”改为“控辩式”庭审方式，法官保持中立，居中裁判。刑诉法规定公诉机关只向法院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并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旨在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但不能因此也不能以此为据削弱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例》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多部国际公约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和对等，辩护律师对公诉机关拥有或管理的案卷材料更应具有完全的阅卷权。

在刑诉法修改前，全案证据随起诉全部移送到法院，律师可以到法院了解全部证据并据此进行防御的准备，在刑诉法修改后，由于检察院只向法院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及证人名单，使得这一切成为不可能。律师只有直接向检察院请求证据的展示。这就产生了如检察官不肯主动向律师开示自己手中的资料，是否可以强制开示，尤其是法院是否有权根据律师要求向检察院发布开示命令的问题。日本的判例认为：就进入了证据调查阶段之后对具体证据的开示而言，将案件的性质、审理的状况、被告请求阅读、观察的证据的种类及内容，证人及阅读、观察的时期、程度、方法等加以考虑，这对被告人的防御特别重要，且无毁灭罪证、威吓证人之危险的情况下，裁判所得依诉讼指挥命令、检察官开示证据（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２３卷４号２４８页、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５日）

二、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诉讼价值

１.有利于真实客观地反映案件的真实，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一般来说，控辩式诉讼模式要求双方力量均衡。在我国，辩护人收集证据能力明显于弱于控方，因此从最大限度保护被告人权益的角度来说，证据展示也有其重要作用。只有辩方在庭前充分了解了控方的指控证据及其来源，才有可能对控方的证据进行质证，从而保障控辩双方在庭前对彼此的证据材料都有充分、彻底的调查了解，在庭审中就会有针对性地就争议焦点作出充分的辩论和质询，从而有利于法官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

２.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及支持检察官出庭公诉。

相对国家公诉而言，刑事被告人处于弱势地位。而通过庭前证据展示，其辩护律师将更多了解、掌握提起公诉的证据，从而有针对性地为其辩护。这样，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将得到更为实在的保障，同时，由于证据展示是双向的，检察官可以通过证据展示了解律师的辩护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不在现场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等证据，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出庭准备，避免辩护人出庭出示这些证据，搞“突然袭击”造成控方不得不请求延期审理的尴尬局面。

３.有利于诉讼效率目标的实现。

在我国，庭审中虽然引进了对抗制，但如果不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控辩双方相互不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情况，在庭审中对对方所提出的证据及主张准备不足，往往会申请延期审理，同时庭审中随时提出证据的做法，也会导致质证、辩论不充分，秩序混乱。法官为避免错案，只好依靠庭后阅卷，然后合议再行宣判。故在实际工作中，合议庭当庭宣判的比例不高。

三、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具体建议

（一）证据展示的内容包括以下两方面

１.检察官向被告人的展示，即检察官向辩护律师展示本案全部起诉证据的复印件。《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第二款规定：在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在提供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时，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该证据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该证据材料。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９日最高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控方提供的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作出解释（第１１６条）的同时，还在第１１９条中首次规定了辩护人应于开庭５日前进行证据展示的内容，要求辩护人于开庭五日前提供出庭作证的身份、住址、通讯处明确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及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和拟当庭宣读、出示的证据复印件、照片。

２.辩护方应展示的证据包括：（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证明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２）拟传唤出庭或其证言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的姓名、地址及联系方法。

（二）证据展示的主体

根据有无法官的参与分为两种：一种有法官的参与，即在法官的主持下，控、辩双方按照法定次序、范围分别向对方展示本方的证据。在展示中遇到诸如某份证据是否属于展示范围等程序性问题时，可以由法官及时裁决。另一种是控、辩双方在法定的时间、地点、按法定程序进行证据展示，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我们更倾向于有法官参与的证据展示模式。因为只有在法官参与下，控辩双方证据展示的结果，才能得到法官的认同和配合，特别是在控辩双方在证据展示中出现争议时，没有中立的法官居中裁决，证据展

示很难进行。但是否每一次证据展示都必须有法官参与呢?当然也不能太过机械地理解。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是为了能使控辩双方达到力量平衡，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如果控辩双方的证据展示能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顺利进行，法官就没有介入的必要。

（三）证据展示的时间

为了保证证据开示和效果，使得公诉人和辩护律师能够为证据展示做好准备，对证据开示的时间，笔者认为定在公诉人对案件审查完毕以后，提起公诉前进行比较合适。

（四）证据展示的次数

英国证据展示分为预先提供信息和义务（duty toprovide advanceinformation），一是指检察官应当向辩护方告知他将要在法庭上作为指控根据使用的所有证据。在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前，检察官就要将本方全部起诉证据的复印件移送给辩护一方。二是检察官应向辩护一方展示其不准备在审判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材料。这种材料将在检察官的初次展示和二次展示中向辩护方展示出来。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我们认为二次展示的模式既可以适应证据随时都在变化的现实，也符合保证诉讼质量与效率并重的原则，即在诉讼在进入庭审阶段之前与判决之前可以进行第二次证据交换。当然，二次展示也不是要求每个案子都要进行二次展示，要根据案件现实需要来决定进行二次展示与否。

（五）证据展示的内容

１.控方应展示的证据：

（１）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和罪行轻重、责任大小，可以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材料。具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前的供述及辩解；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

（２）不准备在法庭上出示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鉴于我国证人出庭作证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对于证人、被害人的信息以不展示为宜。此外，控方也有权对于符合公共利益豁免原则的证据，拒绝向辩方展示，但应说明拒绝展示的原因。

２.辩护方应展示的证据有：

（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未达到刑事责任的证据，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证明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

（２）拟传唤出庭或其证言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

（六）证据展示的互惠原则

证据展示是双向的制度，检察官向辩护律师展示证据，当然是主要的，但不是说辩护律师就可以不承担证据展示的义务。如果辩护方不承担向检察官展示证据的义务，一旦辩护方在法庭中突然提出有关证明被告人不在现场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证据，必然导致检察官措手不及，可能造成审判的拖延和混乱。因此在英美法中建立了“互惠”体制，这种“互惠性”程序设计带有保证控辩双方平等取得双方防御武器的意味，使辩护实现可以增强防御能力，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风险，避免双方均采用“突然袭击”策略进行对抗。

如英国法律规定辩护方向检察官展示的材料还必须包括一份记载其与控诉方重要分歧及理由的“辩护陈述”。

（七）违反证据展示制度的制裁措施

证据展示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发生参与展示一方或多方违反证据展示规定的行为，对此如没有相应制裁性规定，证据展示制度难以推行。美国法律规定：不论是检察官还是辩护方只要没有依法向对方展示有关证据材料，法官均可以将该证据材料排除于法庭之外，使其不具有可采性。

将违反证据展示制度一方未展示的证据予以排除，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制约双方，但不仅过于严苛，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宜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具体如下：

（１）无正当理由而不予展示的，法庭可命令其展示；

（２）有正当理由，没有展示的，可延期审理；

（３）对没有适当理由而拒绝展示的，可拒绝采用该证据；

（４）故意伪造、隐匿证据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事诉讼法的功能在于约束和限制权力滥用，其目的是为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