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重复评价（通用3篇）
禁止重复评价 篇1
2013年4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 (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 (八) 》) 施行近两年来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针对盗窃刑事案件的办理进行了新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1998]4号, 以下简称原《解释》) 比较, 《解释》的整体篇幅没有较大变化 (原《解释》共十三条, 《解释》共十五条) ;从内容上看, 《解释》对《刑法修正案 (八) 》关于盗窃的新规定如扒窃、入户盗窃等新的入罪情形, 作了针对性解释。值得注意的是, 《解释》第二条列出了八种情形, 规定具有该八种情形之一的, “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第一条规定的入罪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在所列出的八种情形中, 第一、二项分别为“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本文拟结合“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针对上述规定提出拙见, 不当疏漏之处敬请指正。
一、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发轫于罗马法, 经过不断发展完善, 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 许多国家也通过明文规定的方式对该原则进行了确立。禁止重复评价, 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人不得因同一次犯罪而受到两次以上刑法评价, 这里的同一犯罪是指一个而且完全相同的犯罪事实, 首先必须是指一个犯罪, 其次必须是同一种犯罪 (1) 。具体来说, 有以下几点内容需要引起注意:
(一) 从评价对象进行考察, 刑法所评价的对象是犯罪行为, 评价的内容是犯罪行为所反映的不法内涵和罪责内涵, 其中前者体现的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犯, 后者则反映了行为人主观上的反规范人格态度, 禁止重复评价的含义就是禁止对评价对象所反映的同一不法内涵和罪责内涵进行多次评价 (2) 。
(二) 根据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同一犯罪构成事实在定罪与量刑程序中不能否定重复适用。有学者指出, 刑法上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所禁止的情形, 包括“量刑上的重复评价, 即犯罪构成要素 (定罪情节) 在定罪过程中已经被刑法评价过一次后, 再次作为裁量刑罚所应考虑的因素或情节重复使用的情形。
(三) 实际运用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时, 还需要注意禁止“分割评价”及“重合评价”。禁止分割评价, 指的是对于本应作一次性评价的行为, 不得作两次以上的评价, 因为这种分割评价把一个行为人为分成数段来评价, 虽与重复评价在形式上不同, 但两者都是对本该做一罪、一次评价的行为作多次评价, 应予杜绝;禁止重合评价, 是指对应当作数罪、数次性评价的犯罪行为作一罪、一次性的评价, 这样可能导致在定罪时发生错误失当, 进而不当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二、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适用
我国刑法理论长期以来将犯罪构成划分为普通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陈兴良教授指出:“普通的犯罪构成, 又称独立的犯罪构成, 是指刑法条文对具有通常法益侵害程度的行为所规定的犯罪构成。派生的犯罪构成, 是指以普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 因为具有较轻或者较重法益侵害程度而从普通的犯罪构成中衍生出来的犯罪构成。它包括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轻的犯罪构成两种情况。” (3) 张明楷教授在此基础上, 对刑法条文进行了系统区分, 认为刑法分则条文单纯以情节 (特别) 严重、情节 (特别) 恶劣以及数额或数量 (特别) 巨大、首要分子、多次、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犯罪行为孳生之物数量 (数额) 巨大作为升格条件时, 视为量刑规则;刑法分则条文因为行为、对象等构成要件要素的特殊性使行为类型发生变化, 进而导致违法性增加, 并加重法定刑时, 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 (4) 。他进一步指出:“只有表明违法行为类型的特征才属入构成要件要素。而情节严重、数额巨大、首要分子、多次 (或者对多人实施) 、犯罪行为孳生之物数量 (数额) 巨大、违法所得数额巨大, 虽然是表明违法性加重的要素, 但并不属于表明违法行为类型的特征。 (5) ”
笔者同意两位教授的观点。我国刑法中有很多类似的规定, 如第二百六十三条对抢劫罪之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这是对一般情况下抢劫罪的规定, 之后列出八种情形, 包括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等等, 法定刑升格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其中所列出的入户抢劫等情形就是典型的加重的犯罪构成。加重的犯罪构成与量刑规则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加重的犯罪构成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 量刑规则不存在未遂, 客观上达到了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或者其他要求即应当按照相应法定刑进行处罚 (6) 。
笔者认为, 对于一项犯罪构成事实, 如果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要素, 那么一旦在定罪中进行了评价, 就不应该在量刑中再次进行评价, 否则就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以上文提到的抢劫罪为例, 行为人实施了抢劫行为, 致人重伤、死亡, 在定罪中考虑了该情节, 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从法定刑上相较于普通抢劫已经升格, 如果在量刑中再次考虑其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的后果而予以评价, 则属于重复评价;又如在转化型抢劫中, 行为人为抗拒抓捕, 采用暴力手段致人轻伤, 此时对行为人抗拒抓捕的一系列行为在定罪阶段进行评价, 构成转化型抢劫, 在量刑过程中就不应对其实施暴力致人轻伤的行为再次进行评价。
三、对《解释》第二条相关规定之解读
《解释》第二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一) 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 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有人对此提出疑问, 即该条第 (一) 、 (二) 项的规定是否违反了刑法上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笔者认为, 《解释》第二条第 (一) 项规定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 再次盗窃公私财物, 其数额标准可按照“数额较大”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在此语境下, “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实际上属于上文提到的“加重的犯罪构成”。以北京地区为例, 盗窃罪的追诉数额为2000元人民币, 若行为人盗窃价值人民币1000元的公私财物, 则未达到入罪标准因而不构成犯罪, 但如果其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 那么此次盗窃则成立犯罪。“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使得行为人本可以不受刑法追究的行为改变了性质, 成为了犯罪行为, 后果显然更为不利。此种情形下, 由于对“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这一事实在定罪中已经进行评价, 故在其后的量刑中不应再予考虑。
如果行为人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罚, 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之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依刑法之规定, 属累犯, 应当从重处罚。当行为人同时满足累犯与《解释》第二条第 (一) 项的情节时, 会产生令人困惑的问题:累犯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属于量刑规则, 但根据《解释》第二条第 (一) 项, 此时行为人的累犯情节同时也成为了加重的犯罪构成要素。还以北京地区为例, 行为人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之内再次实施盗窃价值1000元人民币的财物之行为, 依照《解释》第二条第 (一) 项, 构成盗窃罪, 同时依照《刑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 系累犯, 应从重处罚。因为这一事实的存在, 使得行为人本不应按照犯罪处理的行为成为犯罪, 同时在量刑上还应加重处罚, 这显然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相悖。
笔者认为, 对于“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罚, 再次盗窃的行为又发生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之内”的情形, 应将“累犯”作为“加重的犯罪构成”对行为人的行为性质进行评价, 不再将其作为量刑规则对行为人从重处罚。如果将“累犯”作为量刑规则考虑, 那么会出现以下问题:行为人甲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罚执行完毕后第六年实施盗窃行为, 窃取他人价值人民币1000元 (依北京地区标准) 的财物, 依《解释》第二条第 (一) 项, 构成盗窃罪, 而行为人乙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罚, 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之内, 再次盗窃他人财物, 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000元, 若仅将累犯作为量刑因素考虑, 此时乙之行为不构成犯罪, 遑论处罚, 且相较于甲, 乙的再犯罪发生时间与上一次犯罪时间的间隔更短, 主观恶性更大, 但处罚上却更轻, 确实有失公允, 且与《解释》第二条第 (一) 项之内容明显不符。
对于行为人一年以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 再次实施盗窃, 其犯罪数额按照基本情形下“数额较大”的百分之五十确定的情形, 其原理同上, “一年以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成为了加重的犯罪构成, 不应在之后的量刑中再次对这一事实进行评价。
四、结语
盗窃本身作为常态性、多发性犯罪, 一直以来是重点打击的对象。面对客观存在的再次犯罪现象, 作为刑法目的之一的特殊预防已被证实部分落空。有学者曾对刑法中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将这一体系称之为“再次犯罪的潜伏式趋严化刑罚反应体系” (7) 。《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这一特点。但是, 正如有学者所言:“不管针对再次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反击措施有多强烈, 它都必须经受得住自身正当性的诘问, 假如立法者尚可凭借罪刑法定原则求得豁免的话, 那么司法者则更要克制内心权力的冲动。 (8) ”诚哉斯言。
注释
11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297.
22 王明辉, 唐煜枫.论刑法中重复评价的本质及其禁止[J].当代法学, 2007 (3) .
33 陈兴良.规范刑法学 (上册)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09.
44 张明楷.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J].清华法学, 2011 (1) .
55 同上.
66 张明楷.盗窃罪的新课题[J].政治与法律, 2011 (8) .
77 于志刚.关于再次犯罪的潜伏式趋严化刑罚反应体系的梳理[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6 (5) .
88 李怀胜, 祝炳岩.对司法解释中毒品再犯规则的批判性思考——以刑法中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为视角[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 (9) .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 篇2
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表现为“一事不再理”原则,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则表现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 后为大陆法系一些国家所继承, 成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法学界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争议, 目前主要存在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法院对于任何已经生效裁判加以处理的案件, 不得再行审判;对于所有已被生效法律裁判确定为有罪或无罪的被告人, 法院不得再予审判或科刑”。这一原则只包含一层含义, 即判决的既判力。广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一个案件经法院审判后,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当事人不得再行起诉, 法院不得再行处理。”这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 即判决的既判力和诉讼系属效力。
与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应的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它被定义为:禁止在同一司法管辖区域内就同一罪行对一名被告人连续起诉。用联邦最高法院的话来说:“它保护被告人在被宣判无罪以后不会因相同的罪行而受到第二次起诉, 也保护被告人在判决有罪以后不会因相同的罪行受到第二次起诉。” (1)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异同
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与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都属于禁止重复追诉原则, 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 它们在思想起源上都来源于古罗马法的相关规定, 核心内容都是“不允许无故重新起诉和审判”, 从而有利于维护判决的严肃性和法的安定性。其次, 两原则均蕴含着保障人权和维持控辩双方地位平衡这一核心理念。再次, “一事不再理”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都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 通过维持判决的终局性而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 快速解决冲突。 (2) 但二者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绝不能盲目地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
第一, 从价值取向上看, 两项原则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大陆法系崇尚安全和集体人权, 更多追求实体正义, 因此“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强调司法的权威性, 避免就同一法律关系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以实现诉讼经济。英美法系崇尚自由和个体人权, 正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受到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 (3)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更多地站在被告人的立场上, 追求程序正义, 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
第二, 适用的前提条件不同。大陆法系“一事不再理”原则只能针对法院作出的已经具有既判力的判决, 如果裁判尚未具备既判力, “一事不再理”原则就不会对检察官的重复追诉行为产生任何约束力, 是一种“相对的一事不再理”。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危险已经构成”, 以美国为例, 当陪审团一经选定并宣誓后或检察官在第一份证据出示后不得撤诉, 也不得再行或补充起诉, 是一种“绝对的一事不再理”。
第三, 对“一事”的理解不同。目前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中, “一事”事实上指的仅是“同一犯罪行为”, 即事实行为, 而不涉及法律评价。被追诉者实施的任何一项违法行为, 只要法院已经对此作出生效判决, 追诉方就不得以任何其他罪名另行起诉。而英美法系实行诉因制度, 包括事实行为与法律评价两个方面。因此无论是控诉方两次起诉的罪名不一致就不被认为违反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第四, 对控诉方的上诉权限制程度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 只要上诉期限尚未届满即不具备既判力的刑事判决, “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控诉方的上诉权限没有任何限制, 控诉方拥有与被告方完全相同的上诉权利。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中, 通常不允许控诉方提出上诉, 对一审有罪判决的上诉权专属被告人一方, 特别是针对一审的无罪判决, 一般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控诉方不得提出上诉, 但允许检控方提起中间上诉或针对无罪判决以原审法院犯了对控方不利的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
第五, 对于启动变更生效裁判的特殊救济程序的规定不同。在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中, 设立了旨在纠正原生效判决中存在的事实或法律错误的再审程序, 本质上是一种纠错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则设立了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人身保护令程序, 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救济程序。
三、我国现行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还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在两大法系都有所规定, 已经成为国际上衡量刑事诉讼是否科学、民主和人道的重要指标, 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该项原则却基本上未作规定, 导致刑事诉讼过程中控方具有绝对的优势和特权, 被告人的基本人权难以得到保障, 一个刑事案件往往会经历几次起诉和审理而得不到终局解决, 严重影响了人权保障、法院权威和法制进程。
由于未确立禁止重复追诉原则, 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较多不合理现象, 主要表现在:第一, 法院可以自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有违“控审分离, 不告不理”的原则, 不但使法院由居中裁判者沦为追诉者, 而且极易使当事人遭受反复追诉。第二, 检察院抗诉必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等都使法院的生效判决处于不稳定状态, 使法院裁决的终局性受到挑战, 也使被告人处于无休止地遭受追诉和审判的危险境地。第三, 申诉主体、时间、次数、审级、再审理由等诸多方面毫无限制, 导致诉讼秩序混乱, 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 造成诉讼和司法资源的大量浪费。
四、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应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我国迫切需要改革审判监督程序, 确立禁止重复追诉原则。那么, 我国应该采取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立法模式还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立法模式呢?在笔者看来, 考虑到我国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 借鉴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更为妥当, 原因如下:
首先, 我国的刑事诉讼理念与大陆法系更为接近, 追求的是实体真实, 以准确的实现刑罚权为诉讼目的, 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 程序的设计更多地考虑如何查清事实真相, 惩罚犯罪。确立我国这一刑事诉讼目的体系的基础有三个方面:第一, 奉行积极的国家观。国家权力由人民掌握, 信任而非怀疑国家权力是我国刑事诉讼设计的首要前提。公众亦因此能容忍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在一定程序上的干预和限制。其二, 推崇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一致性且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利益观。其三, 从社会和文化传统来看, 我国公众出于文化传统, 对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包括限制涉诉公民各种权利在内, 一般都持支持或默许态度。 (4)
其次, 从我国的宪政体制来看, 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立法模式与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不相符合。我国的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主要是通过抗诉来实现。如果选择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作为立法模式, 就意味着检察院既不能对一审尚未生效的判决提起抗诉, 也不能对已生效的判决抗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而选择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立法模式则不会对我国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者地位造成太大影响。
再次, 我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出发点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一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提起再审程序的主要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情况。据相关统计资料,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案件, 90%左右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然而,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所强调的是权利保障和规范职权行为, 禁止职权机关在纠正错误时的任意性, 强调保护被告人的权利。
最后, 从我国的国民心理来看,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我们的有错必纠的观念存在较大的冲突。我国传统观念认为, 诉讼只要存在着错误, 尤其是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错误, 就应当予以纠正。这样的观念并不仅仅是立法者、执法者的观念, 事实上也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观念。而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判决生效之后发生效力, 其强度要弱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更能控制犯罪, 保障安全, 在我国国民追求安稳的心理有大的转变之前, 更易于为国民所接受。
五、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
基于上述观点,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革:
第一, 在宪法中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础性地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规定的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事项, 而一事不再理原则无疑也是诉讼中的一项基础性原则, 应当在宪法中增加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于此相适应, 还需要在刑事诉讼中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 把它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
第二, 规范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现行刑事诉讼法把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权赋予法院和检察院, 而将当事人排除在外, 当事人的申诉并不必然引起审判监督程序。而法院应遵循“无利益无诉讼”和控审分离原则, 不能任意自行更改已作出的生效判决, 因此应当取消法院自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力, 而赋予当事人申请启动程序的权利。
第三, 划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5) 实践中检察机关为维护其控诉之主张, 往往提起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人民法院为将原来被判无罪的被告改判有罪或者加重被告人刑罚, 或者为报复被告人的上诉行为, 也往往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再加上被害人、自诉人还可以通过申诉提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请, 这样一来, 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要容易得多。相反, 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需要由被告人通过申诉直接向原审法院提出, 而原审法院害怕自己受到消极评价, 往往置被告人申诉不理。因此应当区分不利于被告人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一般情况下, 检察机关不能以事后发现的新事实或新证据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并且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应有次数和追诉时限的限制。相反, 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只要有新事实或新证据就可以提起, 且不受次数和时效的限制。
第四, 明确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理由。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是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 过于笼统, 可操作性差, 应当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理由分别进行规定。
第五, 确立再审不加刑原则 (6) 。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 但未规定再审不加刑原则, 这使得通过再审程序规避二审上诉不加刑原则成为可能, 削弱了上诉不加刑对被告人利益的保护效果。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 重视人权已成为时代的主流, 而通过再审不加刑可以保护被告人的申诉权利。因此, 为防止对被告人进行双重追究, 应当禁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综上所述, 审判监督程序好比一把双刃剑, 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重新构建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时, 应当确立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础性地位, 有限地引入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确保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参考文献
①【美】罗纳尔多.V.戴尔卡门《美国刑事诉讼》【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①【美】罗纳尔多.V.戴尔卡门《美国刑事诉讼》【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陈群《禁止重复追诉原则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造》【N】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2月第27卷第1期②陈群《禁止重复追诉原则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造》【N】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2月第27卷第1期
③【美】杰罗姆·巴伦, 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326③【美】杰罗姆·巴伦, 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326
④马力, 吕洪民《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N】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11月第9卷第4期④马力, 吕洪民《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N】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11月第9卷第4期
⑤柴艳茹《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思考》【J】《政法学刊》2006年10月第23卷第5期⑤柴艳茹《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思考》【J】《政法学刊》2006年10月第23卷第5期
禁止重复评价 篇3
自动曝光 控制技术(Automatic Exposure Control,AEC)在临床应用上可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自动选择适合患者的加载条件,得到满意的诊断图像 ;与固定的或人为设定的加载条件相比,该技术可以降低患者接受辐射的剂量,避免过量辐射造成的伤害。但是,国内目前对自动曝光控制功能的评价方法仅限于胶片成像的X射线机,对数字化的X射线设备来说,缺少必要的评价方法。
在国际标准《IEC 60601-2-54:2009医用电气设备 . 第2-54部分 :摄影和透视X射线设备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用要求》(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Part 2-54: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the basic safety and essential performance of X-ray equipment for radiography and radioscopy)中,给出了数字化的医用X射线设备AEC重复性的评价方法。重复性是评价自动曝光控制的一个重要指标,重复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患者受到过量辐射风险的高低。该文通过对该方法的介绍,为国内同类设备的检查验证、周期检查,提供借鉴。
2.IEC 标准和方法介绍
在IEC 60601-2-54:2009中,数字化医用X射线设备的AEC重复性评价给出了两种评价方法。一种是测量剂量的空气比释动能法,一种是测量图像灰度值的图像数据法。该文选择了一台使用平板探测器成像的数字化医用X射线设备来分别用两种方法来进行验证 :
1)空气比释动能法
试验方法说明 :试验布局、衰减体模厚度分别按照GB9706.3-2000中50.105的要求进行选择。按照表1复性试验条件,分别选择A、B、C、D四列的试验条件,每列测量10次,计算每列的变异系数,要求重复性的变异系数不大于0.05。
试验结果见表2重复性试验结果。
A、B、C、D四列的变异系数(Cv值)均小于0.05,符合评价要求。
2)图像数据法
试验方法说明 :选择AEC典型加载条件(如果可手动设置管电压,选为80k V),试验布局按照GB9706.3-2000中50.105的要求执 行。体模
使用PMMA材质的体模,厚度最小为20cm,长、宽不小于25×25cm,按选择条件加载后,获得10幅图像。计算图像中体模感兴趣区域的平均线性化数据。在10幅图像中,选取最大值和最小值,要求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值应不大于1.2。
试验的关键是线性化数据的验证,该定义在《YY/T0590.1-2005医用电气设备数字X射线成像装置特性第1部分 :量子探测效率的测定》中有详细规定。通过对线性化数据的测量方法分析,可以认为线性化数据中的图像灰度值和辐射光字数Q是具有线性关系的,而辐射光子数是和剂量线性相关的,所以实际上就是图像灰度值和剂量是线性相关。而且YY/T0590.1-2005中要求二者的相关系数R2≥0.99。
因为该设备手动无法设置为80k V,最接近设置为81k V,所以在81k V的条件下测量,其试验结果见表3曝光剂量和图像灰度值的测量结果。
计算5次平均值列的数值和图像灰度值的线性相关性,得到线性公式: Y(剂量)=0.0069X(图像灰度值)-1.0723,其相关系数R2=1,满足线性化数据的判定要求。
然后用图像灰度值代替线性化数据,使用PMMA体模 , 获得10幅图像,试验结果见表2-2图像灰度值数据。
选择表4图像灰度值数据中最大值2699与最小值2651的比值为1.018,满足不大于1.2的标准要求。
3. 总结
通过对IEC 60601-2-54:2009中数字化医用X射线设备的AEC重复性评价的两种方法的验证,可以发现,在验证图像灰度值和剂量的相关性后可以使用图像灰度值直接进行重复性的评价。这样的好处是在设备以后的周期检查和维护中,能够简化测试步骤,减少对剂量仪表的依赖,提高工作效率 ;但同时也要注意,图像灰度值不等于线性化数据,我们是在验证了图像灰度值和剂量存在线性相关性的情况下,使用图像灰度值来代替线性化数据进行评价的。如果不进行线性相关性的验证,而直接使用图像灰度值进行评价,虽然有可能会得到合格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很可能是不准确的。
摘要：自动曝光控制方式是医用X射线设备的重要工作方式,但是国内对数字化医用X射线设备的自动曝光控制并没有评价指标,该文介绍了国际标准中对数字化医用X射线设备自动曝光控制的重复性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