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2024-08-28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通用8篇)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 文化全球化的势头也发展良好, 在经济与文化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 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司法立法建设, 形成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法律法规。2012年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法律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意识的进一步推广普及, 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加强, 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愿望更加强烈, 因此, 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实施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意义

(一) 人权的完善体现了我国社会的进步

这次的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幅度比较大, 首次提出了将尊重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 这标志着我国社会精神的极大进步。由于刑事诉讼法设计的案件基本为刑事案件, 犯罪情节比较严重, 自此,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 可以保证犯罪嫌疑人只有在充足的案件证据下才能为其定罪, 也排除了另一方对犯罪嫌疑人方面恐吓、威逼其承认本没有犯下的罪行, 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原有的几大必备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电子数据这一项。同时, 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后要适当听取其辩护律师的意见和要求, 加大审查力度, 从根本上避免出现冤假错案的发生。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发展较快, 但还是受很多传统观念的禁锢, 比如觉得出庭作证辩护会得罪人而遭到报复所以不愿意出庭的现象, 新刑事诉讼法充分考虑到这一特点, 做出了出庭作证人的家人可以不出庭的重大决定, 对证人的保护制度也更加全面细致。新刑事诉讼法这些方面的措施实施体现了我国在人权重视方面的一大进步,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二)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公正

首先, 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重新做了调整, 规定在开庭之前的侦查取证阶段, 律师就可以为其辩护, 可以审查所有质控犯罪嫌疑人的材料, 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被监听以便律师充分了解案情后对辩护方提出辩护, 从案件最初就得以维护法律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其次, 新刑事诉讼法对死刑的实施也极为谨慎, 虽然犯罪嫌疑人触犯法律, 但本着对生命的尊重, 最高人民法院会对死刑案件进行重新审核, 听取各方意见后作出最终决定。最后, 新刑事诉讼法对社会危害程度较轻的案件可以进行和解的范围进行扩大, 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有悔罪现象的可以从轻处罚, 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法律和人情的公正结合, 在细节上对法律漏洞进行了弥补, 实现了社会的公平公正, 有利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二、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 要贯彻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统一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和人权保障是一对矛盾问题, 社会的进步使得人们意识到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有权利, 如果忽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问题, 就会导致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滥用权力、非法逮捕等现象的产生, 因此, 在贯彻执行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 要注意加强充分贯彻实施保护法律中规定的罪犯人权, 各个部门相互配合, 切实维护法律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使刑罚和人权保障真正有机统一平衡发展。在处理刑事案件时, 很多社会人士关注程度最大的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罪犯必须对被害人进行物质赔偿时, 如果罪犯没有经济能力承担, 可以呼吁社会为其筹集善款, 这不仅是对被害人的救助, 也是社会精神境界的映射。此外, 任何形式的严刑逼供都应坚决杜绝, 那是只有在没有社会集体素质的世界中才会发生的事情, 要避免屈打成招, 在案件审讯过程中要尊重法律, 坚持以人为本, 可以推广拓展律师的权利, 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二) 检察机关要做好法律监督工作

办案人员也要转变思想观念, 文明执法, 坚决遵守法律法规, 在践行新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 做到打击罪犯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新刑事诉讼法当中加强了对执法部门监督部分的规定, 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检察机关要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 完善监督制度, 不断加强部门建设和人员补充, 同时监察部门也要严于律己, 切实转变思想, 才能使我国法律机制运行更加完善。

三、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一步, 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更加重视, 体现了社会集体精神的进一步提升, 有效的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犯罪嫌疑人虽然对社会和被害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但是, 他们的合法权利依然需要得到保障, 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问题是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 虽然现行的新刑事诉讼法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完善, 但是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仍然存在缺陷, 检察机关要做好法律监督工作, 执法人员更要贯彻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统一以促进新刑事诉讼法的有效实施,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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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星, 李娜.我国刑事侦查体制的思考和研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2007 (07) .

[3]王敏远.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述评[J].法学家, 1996 (04) .

[4]沈耿嵩.实施新刑事诉讼法中遇到的几个问题[J].福建法学, 1999 (01) .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篇2

摘要:新刑诉法实施近一年来,对于更好的规范反贪案件侦查活动、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反贪实务中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于案件侦查带来了一些影响和挑战,本文结合当前新刑诉法实施后对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反贪职务犯罪侦查

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是刑事司法支柱性的法律,刑诉法的修改会无可避免地对我们现在刑事司法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现有的执法理念、制度机制、执法行为都必须契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高检院曹建明检察长明确指出:把学习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新刑诉法的实施,将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新刑诉法在诸多领域内的新规定,给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使反贪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迫使我们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中,必须做到案件质量更高、证据收集更细致全面,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办理反贪案件的工作量。下面结合反贪工作的实际情况,笔者就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其应对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新刑诉法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新刑诉法第五十条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面,增加“不得强迫

1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意味着侦查机关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这就要求侦查人员独立收集证据,不能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的配合,对侦查人员长期依赖口供的习惯是个挑战。

(二)关于律师提前介入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使得反贪部门在侦查过程中要面对的对象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同时还增加了律师,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从业者,非常熟悉法律知识与程序,将会给侦查活动带来很大的阻力。律师介入侦查后,将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使得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心理波动,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利益的驱使,个别素质低下的律师为了挣钱必然会出现违背职业操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违法帮助,使得罪嫌疑人拒供、翻供、串供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此外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而旧的刑诉法则是笼统规定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可以会见”,这就意味着有“不可以的情况”,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问题。而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此规定具体、明确、硬性。至此,辩护律师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方面

便可以说是毫无障碍,增加了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难度。在押犯罪嫌疑人请来辩护律师的目的是充分维护其自身权益的,从心理学上分析,辩护律师的到来,缓解了审讯的压力,进而增强了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气场,增强了其对抗的意志性,助长了其侥幸心理。

(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明确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定将会使我们一些侦查人员通过惯用、正当的讯问谋略方法而取得的口供被作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如果对讯问取证方式随意质疑,正常的讯(询)问行为都要求证明取证合法性,在加大办案难度的同时也增加了办案人员的负担和工作量。

此外,新刑诉法还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诉法对侦查部门的规范执法,取证能力、程序意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部门不仅要负责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还要收集证据证实自己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所取证据的合法性,保卫侦查活动成果。

(四)关于技术侦查方面的影响

新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及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并确定了经由技侦手段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由于我们反贪部门查处的重大贪污贿赂案

件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交际广泛、反侦察能力较强,采用常规手段很难破案。有了这一规定,采取科技手段取得定案的证据,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贪查案力度、保证办案质量,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但在现在我们的日常侦查工作中,所采用的技术侦查手段很有限,反贪部门现有的技术设备,主要是同步录音录像,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打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主要是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现场搜查时起到固定证据,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作用,对于发现案件线索,搜集证据,突破案件上作用不大。虽然新刑诉法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察执行权,但在具体实践中,全部寄希望于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显然不太现实,最终很可能还是经过严格审批后,借用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的名义,实际上则由检察机关自己执行。那么秘密录音、秘密摄像、秘密监听、秘密跟踪等核心技术侦查设备的缺乏,以及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侦查人员在如何利用这些技术设备服务办案能力上的空白,是制约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有效行使的最大短板。

二、反贪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建议及对策

(一)做好案件初查工作,转变传统侦查模式

在立案之前,要进一步提高初查的要求,在办案前一定要做好线索的筛选、过滤和评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同时要在案件办理之初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将部

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这样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以后,手里掌握了一定的子弹,有助于迅速击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在侦查过程中,要求转换侦查思路,变“由供到证”的落后侦查模式为“由证到供”的现代侦查模式。在侦查中要尽可能多地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类型的证据,对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进一步熟悉、掌握,进而确保面对复杂局面时侦查手段的多样性,用科技手段支撑办案,提高证据收集效率。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技侦手段,有效使用录像、录音、定位等技术,改变传统证据收集模式,实现科技固定铁证的目的,从而拓宽获取证据的渠道。

(二)正确应对律师提前介入带来的影响

针对律师提前介入对侦查活动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应当正确面对这一现实,不要怕和律师打交道,争取在律师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就把主要证据砸死。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加大突审和取证强度,争分夺秒的查证重要的犯罪事实,把对应的书证、物证固定好,完善笔录和材料,集思广益,堵好口子,并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手段,不给律师任何可趁之机;另一方面,加强与律师的交流和沟通,发现律师有妨碍侦查的行为时要及时给他们敲敲警钟,对于个别干扰办案情节严重,且构成犯罪的律师一定要严格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从而从心理上对律师产生一种震慑,让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规范侦查行为,确保程序正当

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作为侦查人员要改变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侦

查行为,从思想上重视起来,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和讯(询)问活动,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要想在嫌疑人、律师以及法院的前面,对于所取得的证据要提前考虑其合法性因素,发现问题要早做准备,绝不给嫌疑人、律师或法院留下任何漏洞。

(四)进一步加大设备投入,充分利用技术侦查手段

在新刑诉法实施以后,我们要转变传统思想,用高科技手段支撑办案,提高证据收集效率。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技侦手段,需进一步加大现代装备投入,积极探索运用电话监听、手机卫星定位、测谎仪器等现代装备进行侦查,改变传统证据收集模式,实现科技固定铁证的目的。并力争建立于建立与公安、银行、工商等部门建立信息查询共享机制,以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侦查工作的需要。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篇3

关键词 羁押必要性 强制医疗 社区矫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的工作职能做出了重大改变。在新刑事诉讼法中,主要是增加了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参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责,确立了监所检察部门对社区矫正实施法律监督职责,新增监所检察部门对强制医疗的执行活动的监督职责等。这些改变对以往的监所检察职能的行使进行了相应修改,使得刑诉法对监所检察职能的规定更趋广泛,对刑罚执行的监督也更加全面,這就使检察院监所检察工作有了新的局面和挑战。

一、新刑诉法增加了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参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责

该项职能的确立使得在司法实践中监所检察部门成为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归口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也明确了监所检察部门在各个诉讼阶段参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豍。这就导致在实践中监所检察部门需要负责侦查阶段、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该项工作的的开展在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1)监所检察部门历来存在人员少,年龄大的特点,而且也不具体参与案件的办理。这就导致监所检察部门在承担原有的繁杂工作的同时就很难有闲暇时间来进行专门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即使承担了羁押必要性案件的审查,由于平时并不参与具体案件的办理,对案件信息的情况也不全面掌握,更加无法及时的掌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信息情况的及时更新,对羁押必要性案件的审查就会有一种无米下炊的感觉。(2)新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羁押必要性案件的审查,人民检察院对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个规定就说明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在羁押必要性案件审查后只有建议权,而没有真正的强制执行权。这就导致在实践中我们的监所检察部门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但最后仅仅是检察建议的形式去建议相关的部门(如公安机关、法院等)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而最终是否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对于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来说是根本没有说话权的。这样的程序显然是很难取得良好的监督效果的,甚至可以说这项工作的实质效果根本无法得以体现。针对以上2个问题,提出以下几个建议,以期在实践中监所检察部门能更好的开展该项工作:(1)对于业内有着“小检察院”之称监所检察部门切实加强人员的配置,以适应新形势下监所检察工作开展的需要。(2)需要加强监所检察干警素质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对办案业务和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能力的培养,提高自身的办案能力和应用技术的技能,再通过院内轮岗培训的形式,更多的掌握其他相关业务部门办案知识和能力,从自己做起,提高业务素质能力,真正适应新监所检察工作的新局面。(3)对于羁押必要性案件的办理,建议监所检察部门在办理过程中起一个牵头和归口的作用,即监所检察部门在自行发现或者接受申请需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时候,可以建议相关的部门(如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反贪、公诉等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或者协同相关部门一起进行羁押必要性案件的审查,经过审查之后,再将处理结果一起归总到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备案。这比当下羁押必要性案件全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要切实可行的多。(4)建议法律必须明确赋予人民检察院对于羁押必要性案件审查之后的实际执行权,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需要有执行权,而非现在的建议权,从根本上真正提高监所检察部门监督的效益和质量。

二、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监所检察部门对社区矫正实施法律监督职责

社区矫正首次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豎,这对于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又一大进步。社区矫正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刑事诉讼法》这样的基本大法中被明确下来,说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将在未来的刑事司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监所检察部门在未来应当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履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责上,这同时也是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监所检察部门也应该以一种创新的思维来开展该项工作。一方面对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法律监督,加强对社区矫正各个环节的执法监督:(1)依法加强对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对监外罪犯的交付执行及交付执行的法律手续是否合法、完备、及时等进行监督。(2)加强对执行变更环节的监督。对执行机关是否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的监外罪犯依法给予处罚,是否对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监外罪犯依法收监执行进行监督。(3)加强对执行终止环节的监督。对执行机关是否对执行期满应当释放、解除管制、恢复政治权利,或者执行期间死亡的监外罪犯依法按期履行相关手续等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在监督的过程中要善于找到当下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不足,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式,联合司法局等行政司法机关不断完善和创新社区矫正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而使社区矫正人员真正做到从社会回归社会。

三、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监所检察部门对强制医疗的执行活动的监督职责

新刑诉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意味着检察机关的监督触角延伸到了强制医疗领域。而在人民检察院内部承担该项监督任务的又是监所检察部门。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强制医疗的案件发生的并不很多,本区内总共只有1件,监所检察部门开展该项工作明显经验不足,几乎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对强制医疗的执行活动的监督应当如何开展提出一些浅见:(一)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内容:1、对强制医疗交付执行活动的监督。人民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将强制医疗决定书和执行通知书送交公安机关执行,是否同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公安机关收到法院的执行文书后,是否按照规定将被强制医疗的人送交安康医院等强制医疗机构。2、对实施强制医疗活动的监督。安康医院等强制医疗机构收治的法律文书和其他手续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应当收治而拒绝收治的情况;在强制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殴打、体罚、虐待或者变相体罚、虐待被强制医疗人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对被强制医疗的人使用械具、约束措施,以及其他侵犯被强制医疗的人合法权利的情况;强制医疗机构是否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等。3、对解除强制医疗活动的监督。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进行强制医疗的被强制医疗人员,强制医疗机构是否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等。4、对有关强制医疗控告、举报、申诉的处理。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并及时审查处理。(二)监督模式:派驻检察或巡回检察。具体来说,应该由安康医院等强制医疗机构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承担强制医疗执行监督职责。(三)监督方法:同步执行监督。监所检察部门应当对强制医疗的执行进行同步监督。(四)监督手段:提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监所检察部门对法律监督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通常以提出纠正违法或者不当意见、发出检察建议作为监督手段,来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注释:

豍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监察厅工作指导规范.

豎新刑诉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

参考文献:

[1]姚莉.刑事诉讼法学[M].2006.

[2]王希发,王晓雷.论强制医疗执行的检察监督[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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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篇4

随着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逐步加快, 我国民事诉讼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更多, 民事案件审理数量逐年上升。在此背景下, 原有的民事诉讼法已无法适应当前民事案件的诉讼需求。因此, 我国法律部门必须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法, 并制定一些新的法律规范, 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我国于2012年8月31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通过了民事诉讼法修改意见, 并于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 此次民诉法修改变动较大, 由原来的268条增加到284条, 删除了第二十六章财产保全一章6条, 同时删除了第16条、第242条、第243条, 增加了25条、修改了51条。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全面规范民事诉讼, 这对于律师界而言是一次机遇, 也同样面临激烈的竞争, 对律师执业提出了更高、更专业的要求, 律师代理案件时需要针对新民诉法的制度变化进行有效应对。

1新民事诉讼法在诉讼制度上的新规定

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民事诉讼案件数量大幅攀升, 为适应不断发展的民事诉讼形势, 新民诉法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制度变化:

1.1制度创新方面

(1) 引入诚实信用原则 (第13条第一款) 。新《民事诉讼法》将虚假诉讼、恶意诉讼行为写进民诉法 (第112条、113条) 。这一规定有效避免了当事人出于侵占他人财产或逃避查封目的而转移财产情况的出现。 (2) 新增公益诉讼 (第55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案件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 加快公益诉讼立法, 积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已成为大势所趋。公益诉讼进入民诉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3) 裁判文书向公众公开 (第156条) 。与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公开宣判形成有效统一, 但是,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4) 小额标的案件一审终审 (第162条) 。这不仅能节约诉讼成本, 又能尽快解决矛盾。 (5) 特别程序中增加两类案件, 即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第194条、195条、196条、197条) 。这样规定既实现了审判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的有序衔接, 又大大减少了债权人实现抵押权的程序, 从而可以节约多项诉讼成本。

1.2制度完善方面

1.2.1完善了调解制度强调调解结案 (删除原法第16条, 增加第122条) 。尽量调解原则有助于化解矛盾, 提高效率, 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1.2.2完善了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在证据种类方面, 一是增设“电子数据”新证据 (第63条) ,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 以电子数据存在的事实剧增, 增加此类新证据是与时俱进的体现;二是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 (第124条、171条) 使其更加切合实际;三是极大地降低了逾期举证的诉讼风险。

1.2.3完善了保全制度新《民事诉讼法》将第九章的章名以及第96条、第99条以及第140条和第256条中的“财产保全”统一修改为“保全”;在保全的范围方面 (第100条) , 新增行为保全;在诉前保全方面 (第101条) , 增加了仲裁诉前保全, 进一步完善了保全制度。

1.2.4完善了执行制度, 加大了执行力度一是和解协议可以撤销 (第230条) , 有利于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增设立即执行制度 (第240条) , 执行员在向被执行人发执行通知时, 可立即采取强制措施。三是扩大可执行财产的范围 (第242条) 和被执行财产的处置程序 (第247条) , 将银行、信用合作社变更为有关单位, 并对查封财产拍卖作了具体规定。

1.2.5完善了检察监督制度, 扩充监督范围、途径和形式一是增加检察院对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范围 (第14条、第235条、第212条) ;二是增加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方式 (第208条、209条、210条、211条) , 新法规定检察院在民事抗诉中享有调查取证权。

1.2.6完善了再审制度一是将部分案件再审的权利下放 (第199条) ;二是将调解书明确列入再审的范畴 (第198条、202条) ;三是缩短了申请再审期限 (第205条) ,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又回到原来的六个月。

2新民事诉讼法制度变化对律师执业的影响

2.1在贯彻诚实信用原则方面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为现代民法的“帝王原则”, 就是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 恪守诺言, 诚实不欺, 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此次新民诉法修改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 对违背诚信精神的行为做出了具体的处罚规定。这既是当代民事诉讼理念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当前我国民事诉讼实践的现实需要。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作为律师, 不仅自己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更要引导当事人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不要为了一点利益而以身试法。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为在全社会树立诚实信用意识和形成诚信的良好社会风尚做出表率。

2.2在约定管辖权方面新民诉法在原民诉法规定的基础上, 适当地调整了约定管辖权方面的内容, 增加了“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并将约定管辖案件的范围, 由原来仅适用于“合同纠纷案件”, 扩大到了“合同或者其他财产纠纷案件”。

律师代理实务中, 有时苦于找不到就近的、合适的案件管辖法院而绞尽脑汁, 疲于各地奔波。新民诉法的实施, 使得律师在实务中就管辖问题有了更加灵活操作的空间, 从而充分发掘案件管辖的联结点, 以做到出现纠纷时有利于己方当事人的管辖。当然, 在适用约定管辖时, 律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选择和处理。

2.3在证据制度方面一是注重电子数据这种新证据的使用。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我国在法律证据搜集和整理方面发生了很大变革, 电子数据逐渐成为一种新增证据种类。在今后的民事诉讼中, 律师要有意识地指导当事人收集QQ聊天记录、微博私信等材料, 将大大方便当事人的举证与维权。二是准确把握举证时间点。为及时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提高诉讼效率, 需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诉讼中及时提交证据。对于当事人逾期举证或逾期拒不举证的, 新法规定法官应依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不能一味地适用举证规则来断案。在新法框架下, 律师必须准确把握举证时间点, 最大程度的恢复案件客观事实, 真正实现案件的公正处理。三是准确把握鉴定意见的法律地位。一直以来, 鉴定人在帮助法院审查证据、认识案件事实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 加之对鉴定机构权威性的怀疑, 一旦结论对己方不利, 就会对鉴定结果不予认同。这一改变非常重要, 有利于防范司法实践中鉴定人自作判断、“以鉴代审”的情形。

2.4在法律服务竞争方面新民诉法第58条第2款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一)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 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 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地位得到了认可, 今后在民事诉讼领域法律工作者将与律师一样作为职业的诉讼代理人,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成为法律服务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规定对律师代理业务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利于律师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2.5在公益诉讼方面新民诉法对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定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 允许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认为美国是现代公益诉讼的创始国, 律师在公益诉讼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是律师业推动了公益诉讼的发展。在新民诉法的框架之下, 我国律师在公益诉讼领域是大有作为的。首先, 在法律未明确哪些组织和机关可以或适宜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况下, 律师可以向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和司法建议, 明确哪些机关和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其次, 律师可以尽自己的努力去界定在哪些领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目前新民诉法列举的公益诉讼领域仅仅是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实际上公益诉讼的领域可以扩展到铁路、航空运输、残疾人权益保护、政府信息公开、就业歧视、公民隐私保护等领域, 在这些领域都可以或适宜提起公益诉讼。最后, 在目前的民诉法框架下, 律师可以接受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委托, 代理公益诉讼案件, 通过有影响的公益诉讼案件, 推动整个社会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和保护, 使整体的社会环境得到改善。

2.6在诉讼保障制度方面一是新民诉法在诉讼期间规定方面有变化, 作为律师必须掌握, 同时及时提醒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二是作为代理人必须告知当事人民事诉讼中的相关强制措施的变化规定;三是解决了刑事诉讼文书“送达难”问题。一般诉讼文书都是以法院派人上门、邮寄、公告等方式送达。但这种送达方式既费时又费力, 不符合经济性原则。因此, 新法对此做出了具体规定, 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院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一般以电子邮箱或传真为宜, 法院可以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将诉讼文书, 如案件受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以电子邮件或传真发送给当事人。而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工作者, 在代理业务时完全可以在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进行诉讼文书的签发, 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 适应无纸化办公, 同时也能大大提高诉讼效率。

2.7在保全方面新民诉法将“责令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作为一项新增的保全措施予以推行, 有效保障了诉讼双方的合法权益, 避免了民事判决生效前一方当事人行为对另一方造成损害情况的出现。因而, 作为代理律师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及时向法院申请发放“行为令”, 切实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能够顺利实现。

2.8在二审制度方面受多方因素影响, 司法实践中, 二审法院直接对案件径行裁判几成惯例, 鲜有开庭审理的做法。推动法院二审开庭审理, 是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反复强调的工作之一。各级人民法院也多措并举推进这项工作。新法的规定使二审不开庭的条件更加具体, 更具可操作性, 为保证审判工作的质量, 提供了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3小结

综上所述, 新民诉法实施后对律师执业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说机遇是因为新民诉法实施给律师执业带来了更多业务拓展和技能展示的空间, 说挑战是因为新民诉法实施给律师执业理念和业务开展带来了更多的改变, 我们如何去适应这个变化, 这将是一个漫长紧迫而又不得不做的功课。

参考文献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篇5

一、行为保全制度的历史渊源及要件分析

行为保全制度起源于罗马法, 且其发展状态也与罗马法的兴衰休戚相关。在罗马法上, 执政官根据受害人请求, 可以发布禁止侵权人从事某项行为的命令, 从而实现对受害人的保护, 但这种禁止令状只具有暂时保护的功能。该禁止令状制度现已演变成行为保全制度, 如英美法系的中间禁令、大陆法系的假处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修改以前, 对于行为保全并没有谈及, 虽然著作权法等法律略有涉及, 但未形成体系, 而一直以来, 学界的研究也处于稀薄状态, 导致行为保全制度至今尚无一个权威的界定。有学者认为, 行为保全指的是, 人民法院在诉讼、仲裁开始前或诉讼、仲裁过程中, 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免受难以弥补的损害, 避免损害扩大, 或将来的生效判决得以顺利执行, 依申请或依职权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保护性措施。有学者认为, 行为保全指的是, 在诉前或诉讼中, 为保护利害关系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避免裁判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 防止对现有权利损害的产生或者继续扩大, 根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 法院裁定侵权人或另一方当事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临时救济制度。笔者认为, 依现行规定, 行为保全指的是在诉前、仲裁前或诉讼过程中, 为避免对利害关系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或生效裁判的难以执行, 人民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责令另一方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临时性救济制度。行为保全按照启动阶段可以分为诉前行为保全和诉中行为保全, 按性质可以分为消极性行为保全和积极性行为保全。

作为一项临时性救济, 行为保全制度具有简便性、保全性等特点, 决定了其启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要件。其一, 主体要件。我国规定了两类主体, 基于该制度的设立目的, 民事主体必须是适格原告或潜在的适格原告。其二, 情势要件。该制度既然是救济性的, 且是对主体行为的规制, 为了实现双方的利益衡平, 必须要求情势紧急, 不采取保全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或生效裁判难以执行、形同空文。

二、行为保全制度的实践化探讨

行为保全制度对于完善民事保全制度、解决实践需求、推动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实现具有重要价值, 其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是值得肯定的一大进步, 但是,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该制度尚有很多环节需要加以改进。

(一) 申请的审查标准

行为保全是在情势紧急的情况下采取的救济性措施, 由申请方负责证明存在采取的必要。若审查标准过于严格, 则会延长审查时间, 难以实现及时性和救济性, 且加大了申请方的举证负担, 导致其可能由于无法及时证明或难以证明而错失采取行为保全的时机甚至渠道, 这就与该制度设立之初的宗旨背离。若审查标准过于松散, 则可能导致该制度的不当使用, 危及被申请方的利益衡平。笔者认为, 应根据申请所处的阶段来划分审查标准:对于诉前行为保全, 由于申请方提出申请时并未实际起诉或仲裁, 至于其是否会在后期实际起诉或仲裁则是不确定的, 因此, 为了保护实现一个不确定的请求而限制一方主体的行为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申请方所负的证明应达到优势盖然性的标准;对于诉中行为保全, 由于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 在立案审查环节法院已进行了一次把关, 因此, 此时的证明标准可低于前者, 只要法官内心形成确信即可。

(二) 法院行使职权的方式

依现行规定, 法院可依职权主动采取行为保全, 笔者认为, 行为保全毕竟不同于财产保全, 它涉及的是一个主体的人身自由, 而法官作为程序的主导者和纠纷的裁判者应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建议将法院依职权启动这一方式取消, 改为法院行使释明权, 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申请行为保全。

(三) 行为保全效果的实现机制

行为保全是救济性的, 只有得到贯彻落实, 才能发挥该制度应有的作用。在被申请方拒绝配合的情况下, 对于可替代性的行为, 法院可代为实施, 相关后果及费用由被申请方承担, 对于不可替代性的行为, 法院只能通过罚款等惩罚措施来督促被申请方的配合。同时, 法院还可与公安机关等部门沟通, 请其协助监督行为保全的实施情况。

(四) 规制之策

行为保全作为一项规制主体行为自由的救济性制度, 对于双方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因此, 应对该制度予以规制以防不当使用。

1.防止制度滥用。

其一, 建立诉讼诚信系统, 对于多次 (以两次为限) 申请诉前保全却未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主体, 应录入法院诚信系统, 以作后续参考;其二, 建立惩罚机制, 对于申请行为保全后却未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 除应赔偿被申请方的损失外, 法院可以处以一定的罚款以作惩戒。

2.保全错误时的救济机制。

笔者认为所谓“申请有错误”指的是申请方的诉请被法院驳回这种情形, 此时, 对于被申请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应给予赔偿, 标准以实际损失为最低限度, 可适当考虑隐性损失。若该保全对被申请方的生活状态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恶劣影响, 笔者认为被申请方可酌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五) 行为保全的担保

法律对于行为保全的担保方式没有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 虽然行为保全与财产保全存在诸多不同, 但是担保方式却可以趋同。可以要求提供一定的金钱作为担保, 同时可附加要求申请方承诺若对被申请方造成不当影响则承担予以消除的责任。

摘要:新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正式实施, 我国的民事诉讼保全机制形成了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并立的格局。本文拟通过探究行为保全的要件、审查标准等内容, 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行为保全,中间禁令,假处分

参考文献

[1]黄龙友.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若干问题的探析[J].知识经济, 2012 (02) .

[2]陈小炜, 施晓楠.论行为保全制度的内涵界定和价值考量[J].改革与开放, 2010 (09) .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篇6

在多种制约因素的影响之下, 导致我国的控制下交付法的立法步伐停滞, 进而产生了大量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立法机关所面临的犯罪情况不断变化, 实现控制下交付的改革与完善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在刑事诉讼法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 针对控制下交付的实施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使用对象仅为设计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发展活动;目的为对参与犯罪的人员与事实进行查明;启动条件为“依据侦查犯罪的需要”;批准主体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

二、文献综述

在1982年的联合国第七次特别会议中首次对控制下交付进行了探讨, 之后控制下交付受到了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之后, 在国际性或区域性的公约中陆续出现了“控制下交付”一词, 其中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就是《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随着三大公约的不断强化, 控制下交付在国际中的法律地位得到了确立。

“三大国际公约”对控制下交付的重视, 推动了控制下交付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 许多国家通过制定专门性文件或修改国内法的形式, 制定了各具特色的控制下交付措施。这其中, 尤以欧洲各国的控制下交付措施发展得较为成熟。从“三大国际公约”和各国的控制下交付实践来看, 国外控制下交付所具有的特点主要包括:第一, 适用案件范围广泛, 不仅仅限于毒品犯罪案件;第二, 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三, 有较为严格的审批条件, 一般采取严格的审批主义。

国际公约的约束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不是直接的, 只有通过转化之后才能够在我国领域内进行适用。在各种因素的限制之下, 我国虽然已经签署“三大公约”, 但是在控制下交付的规定方面却始终较为缺乏。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大公约”签署对于我国来讲毫无影响, 司法实务中具体的体现包括《关于办理毒品案件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毒品案件侦查协作规定》等方面。

三、控制下交付立法的反思与批判

(一) 适用对象的界定方面存在矛盾

1. 适用对象界定中的相关概念存在并列不当的情况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界定中将“违禁品”与“财物”进行并列, 存在较为严重的逻辑方面的错误。通过对“违禁品”与“财物”两个概念进行比较, 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范畴。例如枪支从一般意义上讲属于“违禁品”, 但对于军工企业而言又属于“财物”。两者之间界限并不明确, 将两者并列并不妥当。

2. 适用对象的界定范围相对比较狭隘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控制下交付实施的对象仅仅局限在违禁品与财务两个方面。有些物品既非违禁品, 也不属于财务, 但是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也存在控制下交付的情况, 这与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对象的规定并不相符。例如假币、假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等, 这些并不属于违禁品与财务, 依照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是不能够对其进行控制下交付的。但是在相关的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往往具备控制下交付的条件, 但却不能实施,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案件侦破效益。

(二) 启动条件的规定较为模糊与主观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将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规定为“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在对其进行理解的过程中, 最为重要的就是界定“需要”二字。在心理学中, 认为“需要”是人的主观状态, 是生理需求与社会需求在人脑中的反映。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分析, 其更加注重侦查机关的主观要求, 而忽视了实施的客观可能性。此外, 启动条件的规定较为模糊, 可操作性较差, 导致侦查人员可能陷入到无所适从或者滥用的局面, 导致控制下交付的启动不能够选准准确的时机, 增加控制下交付的风险。

(三) 申请与执行的程序缺乏具体性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 公安机关实施控制下交付的申请与执行都“依照规定”, 但对规定的内容却并未具体体现。时至今日, 我国在法律层面中都没有对控制下交付的申请与执行程序进行明确的规定, 所存在的都是一些文件与协议。主要的文件包括《公安机关禁毒民警执勤行为规范》、《关于毒品案件侦查协作有关问题通知》等;主要的国际协议包括《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公约》等。这些文件与协议成为了我国警方实施控制下交付的重要依据, 能够为反毒的国际合作提供更高的保障。但是依据这些文件与规范对控制下交付进行规制, 存在一定的问题, 例如缺乏法律的刚性与强制性、缺乏具体的申请与执行程序等。

(四) 控制下交付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冲突

从长期的侦查实践中可知, 我国对于控制下交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运作方面存在非常严重的违法性, 与刑事诉讼法、海关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都存在严重的冲突。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 虽然针对控制下交付制定了相关的规定, 但是其与相关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并未得到解决。例如, 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指出, 我国的搜查与扣押都是公开的, 但是在控制下交付进行执行的过程中, 如果侦查机关采用公开的搜查与扣押方式将会惊动犯罪嫌疑人, 因此需要在绝密的状态下执行, 但是这种非公开的搜查与扣押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我国在对刑事诉讼法中的控制下交付立法模式进行规制的过程中, 实现了国际传统立法模式的突破, 与国际公约的发展相互适应。但是, 新刑事诉讼法中控制下交付的相关规定只有一条, 内容较为粗疏、可操作性较差, 同时还与国际公约相互抵牾。因此, 对控制下交付立法进行变革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对控制下交付立法的改革与完善路径进行选择的过程中, 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2012年3月15日颁布, 2013年1月1日生效, 刑事诉讼法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对其再次进行修正, 难以满足控制下交付变革的需求;第二,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容量较少、设计抽象, 而控制下交付这种侦查措施又较为复杂,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控制下交付进行详细、系统的规范存在一定的难度。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因素的考虑, 本文指出控制下交付改革与完善的主要路径包括:第一, 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修改, 从而实现对控制下交付的具体化与规范化;第二, 通过专门性行政规章的执行实现对控制下交付的规范;第三, 通过制定专门的《控制下交付法》实现对控制下交付的规范。这些改革与完善的路基各自具有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通过对这三种路径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 选择第三种路径的可行性较高。

(二) 建议

1. 实现控制下交付使用对象的变革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将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界定为“违禁品或者财务”, 一方面自身存在一定的冲突, 另一方面与国际公约存在抵牾。在对控制下交付使用对象进行变革的过程中, 需要将其适用对象修改为“非法或者可疑的货物”, 主要的原因为:第一, 消除了新刑事诉讼法与国际公约之间存在的抵牾, 能够对国际法中规定的义务进行较好的履行;第二, 消除了违禁品与财务这两个概念在外延方面存在的冲突, 为法律制度的内部和谐建构奠定了基础;第三, 实现适用对象的变革实现了打击种类与范围的扩展, 加大犯罪打击力度, 促进了控制下交付功效的发挥;第四, 实现了与其他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一致性, 提高了国际控制下交付开展层面的深度与广度。

2. 实现控制下交付启动条件的变革

当前, 新刑事诉讼法中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与模糊性, 可操作性较差。因此, 需要对控制下交付启动条件进行变革, 实现对控制下交付风险从制度层面的有效控制。在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 联合国希望各个缔约国都可以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立法控制。然后, 由于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较为繁复, 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问题相互牵涉, 导致国际公约中并不能够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强制性的规定, 只能够通过各个缔约国对其进行自主的调控。

通过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的法律规定进行分析, 本文指出其启动条件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控制下交付实施的制度条件———法律容许。只有在法律容许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控制下支付的实施, 在国际控制下交付具体实施的过程中, 必须首先对其“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输出国、中转国与目的地进行明确, 对这些国家的控制下交付的相关法律及规定进行明确, 只有在这些国家法律容许的情况下才能够执行。第二, 控制下交付实施的前提条件———熟悉案情。侦查人员只有在对案情充分了解与熟悉的基础上, 才能够正确地判断控制下支付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如果轻易启动控制下交付, 将导致“非法或可疑货物”的逸失与侦查人员的死亡。第三, 控制下交付实施的根本条件———协商一致。在控制下交付实施的过程中, 相关的国家或地区必须在意向与态度方面达成一致。控制下交付所涉及的国家与地区较多, 仅仅依靠一个国家或地区并不能够完成控制下交付的实施, 需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侦查结构进行合作以确保实施效果。第四, 控制下交付风险降低或消除的基本保障———有效监控。只有对“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流转及犯罪嫌疑人进行有效的控制, 才能够使控制下交付取得预期的侦查效益。因此, 如果在有效监控的实施过程中存在障碍或者不可能实现时, 侦查人员应该适当享有控制下交付终止的权利。第五, 控制下交付实施的最终目的———确保追诉。在控制下交付的实施过程中, 如果其开展的国家与地区存在犯罪猖獗或者司法腐败的情况, 那么必须提高自身的警惕, 避免出现“放虎归山”的情况。第六, 国际控制下交付实施遵循的重要条件———主权至上。在控制下交付实施的过程中, 必须尊重国家与地区的主权, 是国际公约中强调的首要法则。

3. 实现控制下交付申请与审批程序的变革

在新形式诉讼法中, 针对控制下交付的申请程序、审批主体等方面都缺乏具体的规定。从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与监督, 防止滥用的角度进行分析, 这属于立法方面一个重大的疏漏。因此, 实现控制下交付申请与审批程序的变革具有必然性。本文认为, 控制下交付的审批主体应该设定为侦查机关, 主要的原因包括:第一, 部分学者认为控制下交付的审批应该实施司法审查机制, 主要的依据为控制下交付所具有的欺骗性与诱导性等特点, 如果出现控制下交付的滥用行为将导致信用危机的发生, 从而对社会的信用体系造成冲击。本文认为该观点中没有正确区分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 在理论基础上本身就存在错误。控制下交付的性质为秘密监视技术, 在公共区域较为常用, 公民隐私期待权较低, 并不会对公民的隐私权造成较大的侵扰。因此, 没有必要进行司法审查。第二, 法官的侦查专业素质较低, 不足以承担司法审查的重任。控制下交付具有较强的复杂性, 尤其是国际控制交付。只有具备了专业的侦查素质才能够对控制下交付启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行正确的判断, 此外控制下交付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紧急情况与意外因素, 在对其进行决策的过程中都需要高度的侦查专业素质, 而法官并不具备这些侦查专业素质。

4. 对控制下交付与其他法律存在的冲突进行控制与解决

在对控制下交付与其他法律存在的冲突进行控制与解决的过程中, 主要的思路包括:第一, 通过立法的方式对秘密搜查与扣押的合法性进行确认;第二, 仅实行“有害控制下交付”, 放弃“无害控制下交付”。在这些思路中, 第一种思路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秘密搜查与扣押是公安机关进行技术侦查的重要措施之一, 但是在法律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对技术侦查措施实现了初步的立法确认, 但是在其种类方面依旧采取回避态度。秘密搜查与扣押是否包含在技术刑侦措施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导致控制下交付与新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冲突依旧存在。因此要解决控制下交付与新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冲突, 就必须去除“司法神秘主义”的魅影, 将秘密搜查、秘密扣押明确地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

摘要:在刑事诉讼法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都针对控制下交付作出了相关规定, 但是由于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的粗疏, 导致这些规定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在对改革路径进行综合分析之后, 指出实现《控制下交付法》的制定是最为有效的路径之一。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控制下交付,秘密侦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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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篇7

1 刑事犯罪活动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 国内刑事犯罪活动的发展趋势就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具体如下。

1.1 新型犯罪活动数量增加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新型犯罪活动数量增加。现如今, 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犯罪活动的犯罪嫌疑人越来越多, 相应的案件数量也在急剧增加。这其中又以经济领域的犯罪为主, 对社会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同时又因为嫌疑人使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所以案件的侦破和审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例如我们现在常碰到的网络诈骗、电信诈骗等。

1.2 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提高

经过对现阶段公安机关所侦破的一些刑事案件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 犯罪嫌疑人的反侦察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一方面体现在其犯罪手段变得更加隐蔽, 尤其是他们遗留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数量明显减少, 甚至有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还能够非常专业地处理掉其所遗留的痕迹。这就导致现场提取证物的时候困难重重。另一方面, 有一部分嫌疑人已经十分清楚公安机关的工作流程, 所以他们的犯罪行为就很难直接被公安机关侦查出来, 给案件的处理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综上所述, 刑事犯罪活动发展趋势的变化要求公安机关部门必须改变工作方式, 其中, 以痕迹检验技术的提高为主要突破口, 以达到更精确地打击犯罪活动的目的。

2 对痕迹检验技术人员的要求

痕迹检验技术人员即各级公安机关部门中负责提取犯罪现场痕迹并化验和分析的专门人员, 其也属于刑事侦查工作者。痕迹检验技术人员需要具备的专业素质包括以下几方面。

2.1 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

作为一名合格的痕迹检验技术人员, 其专业技术必须过硬, 这是最不可或缺的一项指标。其大体上包括物理学、化学、检验分析学、犯罪心理学、痕迹学、侦查学等。除此之外, 还要掌握一定的驾驶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只有拥有了这些专业技术, 才能够保证痕迹检验技术人员可以快速、有效地提取并保存从犯罪现场所提取的各种物证, 并且能够通过痕迹检验和分析过滤出有效的侦查线索, 做到尽快缩小侦查的范围, 最终实现将痕迹转化成证据的目的。

2.2 良好的心理素质

痕迹检验技术人员经常需要去犯罪现场提取痕迹, 还要对大量的痕迹进行分析和检验, 其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此很容易积累一些负面的情绪, 从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再加上在侦查有些刑事犯罪案件时会碰到一些手段异常残忍的嫌疑人, 现场往往又血腥又暴力。这也是对痕迹检验技术人员的一大考验。

2.3 高度的敬业精神

作为一名痕迹检验技术人员, 必须要有敬业精神。只有热爱自己的工作, 深刻地认识到其工作在刑事侦查中的重要性, 奉献自己的热情和智慧, 才能真正做好这一工作。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案件得以侦破, 靠的就是他们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2.4 较强的学习能力

毫无疑问, 痕迹检验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其他学科产生交集, 并且其内部的各个分支之间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 痕迹检验技术人员要想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必须要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能够较快地吸收国内外的相关科研成果及先进的理论等, 并且能够在工作中总结经验, 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在工作中保持高水准的工作状态。

3 现阶段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 检验人员的培养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侦查工作的开展, 具体体现在以下3方面: (1) 痕迹检验技术人员的培养程度不够。有些公安机关的负责人认为检验技术是从司法工作中培养出来的, 并不需要刻意培养。这是常见的一个误区。也有一些技术人员认为, 其在工作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 可以对新形势下的侦查工作作出很好的处理, 因此没必要参加培训, 其对专业技术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 (2) 专业化人才的培养水平不够高, 实践和理论没有很好地结合。很多检验人员都是来自各类专业学校, 他们毕业后会直接从事工作, 因此缺乏经验, 可能会很难满足工作岗位的需求。 (3) 培养制度不够完善。就目前来看, 国内的公安机关部门对检验技术人才的培养并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和制度, 所谓的“培养”不过是流于形式。因此, 要提高培养的效率和质量, 就必须制定出更加完善的培养制度。

4 结论

总之, 痕迹检验技术人员的水平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善的, 需要各级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以及整个社会的支持。我们相信, 只有将痕迹检验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提高, 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和正义, 才能为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高岩, 孟结石.新形势下刑事痕迹检验技术人员培养模式改革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15 (30)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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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篇8

话语这个概念最早是在语言学中出现的, 它具备一定的交际目的。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话语这个概念就已经走出语言学的范围, 并不断地扩展到其它的领域, 所以其意义也具有了一定的变化, 目前可抽象概括为基于词语表达的具有一定的实践功能以及特定的知识价值的思想主体, 譬如政治话语等。也就是说话语随着社会的发展具有了新的更为广阔的力度, 即社会与历史的维度。其实一直以来权利与话语是不可分割的, 权利是由话语来实现的, 话语是一种展现权利的工具, 同时也是权利掌握的一个关键。在我们的社会群体中社会各个阶层基于自身利益的实现, 均会通过话语权来实现自己在这方面的主动权, 只是不同的时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现代社会我们的话语权的展示渠道与方法比以前丰富多了,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以及媒体等实现我们这一方面的权利。不过在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其自身的素质或者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同, 话语表达的渠道以及方式是不同的, 也就是因为如此不同的阶层的话语表达所以出现了强弱之分。通常情况是位于社会上层的人员具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以供其利用, 同时他们具备较强的知识素质等, 在行使话语权方面是比较强大的, 社会底层的人员则不同, 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是很有限的, 所以其表达的意愿往往不被关注, 处于被压制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与普及, 这就意味着不同阶层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在网络环境下社会上的各个阶层的话语表达呈现多元开放的趋势, 由于网络的普及应用, 社会阶层结构的表达权开始呈现一种动态性的变化, 在这个背景下网络话语权具有了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 也就意味着社会各个阶层的言论更加趋于自由化以及多元化。话语主体从社会的上层开始倾向于社会的底层部分, 国家以及政府方面也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意愿, 不过目前多数相关学者对于网络言论的社会舆论层面的代表性是持有不同意见的, 而且存在一定的质疑。

二、网络话语权和刑事司法联系互动的必要性

首先是自由开放性。网络属于一个虚拟的平台, 而且由于网络技术属于一个新兴的事物, 所以相关的制约机制在各个国家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这就是说网络可以形成一个虚拟化的社会系统, 但是在这个社会系统中是没有相关的制衡的力量来规制其中的社会成员的言行, 他们可以在上面任意妄为而不受到惩戒, 每个人可以在上面自由的发表言论, 虽然有诸多的问题, 但是它始终是民主实现的另外一个途径, 维护了人们的话语权, 也拓展了他们的话语权的展现方式。

其次是网络暴力性。正是由于它本身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及制衡的力量, 所以在现实中不敢实施的言行, 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实施。

其三是匿名与虚拟性。网络创建的初衷是自由、开放以及平等, 这也就意味着个体在网络上的身份是受到保护的, 也就是隐匿性。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化的社会, 在这个虚拟的社会里行为主体只是一个符号,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而行事, 在这里身份角色的界限是模糊的, 一个人可以扮演多种角色, 而且这些角色是其现实生活中可能不会发生的, 或者说是当下情景中是不能够发生的, 也就使得网络社会关系呈现出一种隐匿与松散的性质, 就是由于这些特性, 无论是社会中的个体或者是群体均变得大胆而开放起来, 他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拓展自己的民主空间, 同时在这个平台上的言行可以逃避法制以及舆论力量的压力。因为在网络中个体仅仅是一个符号, 虽然说可以依靠网民的道德责任来解决, 但是通常情况是他们为了避开现实的惩戒压力而寻求网络释放, 道德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其四是主体的平民性。在过去社会上的声音多是社会精英等上层社会的声音, 多数群体人员的话语权是被淹没的, 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态, 也就是说话语传播又回归到人性方面上来了。网络话语权已经与普通民众结下了情缘, 进一步彰显其社会性, 正是由于网络话语权的出现使得社会不同的阶层出现了界限消解的现象, 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界限它具有一定的模糊以及解体的作用, 从而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以及和谐发展。

其五是泛化与分散性。在网络世界里现实的力量变得异常的微弱。网络传播的传统方式被打破, 传播空间在时空上变得失去了界限, 在这个没有时空界限的网络社会里所形成的舆论就会出现泛化的特点。德国的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说,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出于害怕被社会所孤立, 就会对强势的意见采取趋同的心理, 从而形成一种主导性的舆论。而在网络社会则不是这样的运行机制, 在这个时代里, 个体是趋向于追求自由以及个性的, 所以他们会借助网络寻求同盟军, 并且呈现出不同的舆论团体, 也就使得舆论失去了主导性的力量, 舆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变得泛化而分散, 呈现出不同的舆论主体, 由于他们的力量不相上下, 也就导致了舆论的多元化, 在这些众多的舆论力量里, 不乏具有一些偏失者的舆论。诺依曼曾经指出舆论的过于分散是不利于社会整合的, 而且很可能导致社会的崩溃。而偏失者的舆论导向很明显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负向发展的能量, 如果被一些人所利用则会给社会以及国家带来很大的危害。

其六情绪化特性。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部分人由于现实社会的压力, 便在网络中寻求一些发泄的途径, 就会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甚至是一些偏激的言论, 这是形成舆论情绪化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很不幸的是网络在信息传播方面是比较高效的, 所以这些情绪化的言论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迅速的传播, 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个体对于事物的鉴别能力是比较弱的, 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思想共鸣, 而加强这种不当的舆论, 最终使得这一言论失去控制。

三、网络话语权与司法刑事两者之间的联系互动

首先网络话语权的开放性与刑事司法活动的封闭性的互补。我们知道网络话语权是开放性的, 所以说在处理相关的舆情危机的时候就需要实施公开化以及透明化。公开化的舆论是化解其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不过司法刑事则不同, 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以及封闭性, 所以说通常情况下需要与社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以避开一些社会舆论等的不适当的干预,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司法事务。所以说一旦遇到舆论危机, 司法这种具有封闭性的系统就会露出一定的缺陷, 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其中的危机, 所以需要结合两者进行干预事件危机。

其次是网络话语权与刑事司法活动二者具有共同的目标。无论是网络舆论还是司法刑事活动, 他们均指向公平与正义。网络舆论虽然没有统一的舆论观点, 但是其绝大多数出发点以及归宿是良好的, 绝大多数是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与维护, 具体说就是揭露社会的事实真相。通常情况下司法刑事机关是被视为社会上的公平以及正义的第一个防线, 它们以实现社会公平以及正义为根本目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网络平台以及网络话语权的实现是有利于司法公正的, 它也是社会正义体系构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网络舆论以及网络话语权的实现可以促进司法以及刑事活动的公正性。通过网络舆论以及网络话语权的实现, 可以把一些社会案件公诸于众, 从而增强司法刑事活动的透明度以及公开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 有利于抵制司法以及刑事活动内部的不公正处理以及不当的干预。在处理社会案件时可以促进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效的统一, 当社会事件遭遇到不公正的审理的时候网络舆论就会发挥其一定的积极性的作用, 从而实现司法刑事活动的队伍的纯洁性以及活动的廉洁性。

其三是独立的刑事司法权可以对民众的网络舆论起到维护以及矫正的作用。刑事司法对于民众来说是一个话语权表达的法治方面的保障。刑事司法权的独立性的加强可以促进其相关机构能够公正公平的行使职权, 从而避免刑事司法成为网络话语权的压制性工具, 真正实现网络民众的话语权利。我们知道网络话语具有很强的情绪性, 而通过相关的法律途径以及理性的鉴证, 可以矫正网络话语的错误行为, 从而使得网络话语权的作用的发挥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其四充分行使网络话语权可以提高刑事司法机关的舆论办事能力。社会的发展意境把普通的民众推向了舆论的边缘, 在这个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就使得舆论事件的不断的升级, 在客观上要求相关的机关部门作出一定的问题处理。由于这些事件的范围涉及的比较广, 而且责任具有一定的弥散性等特点, 促使刑事司法机关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办事能力, 更加独立和更加理性的处理这一事件, 促使他们做出更公正合理的措施, 因为这些事件涉及的众多的普通民众, 刑事司法部门则会更加的谨慎对待, 更加冷静的分析, 同时把这一事件公开化, 以增强其社会公信力以及部门工作的透明度, 在网络舆论以及网络话语权方面给予一定的解决。

四、司法网络和刑事司法互动平台的构建

现实生活中公众对司法活动, 尤其是刑事司法广泛关注, 持续地发表着言论, 然而, 从司法主体方面, 却很少做出及时的回应。把司法主体的网络回应平台与网民的网络平台进行有效对接无疑是网络话语权与司法刑事互动的一个有效途径。在当下即使在公正上已经没有任何瑕疵的司法裁决, 出于社会公众对司法腐败的痛恨, 经过公民网络的相互传播, 也会引起网民的质疑。及时、公开、透明是防患网民非理性表达的最好办法, 法院应当转变观念, 建立网络咨询台, 通过司法网络平台揭开自己的神秘面纱, 避免因网民质疑司法公正而产生不必要的猜疑与对抗。我们知道和谐司法的打造, 是需要公众与司法主体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及相关的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消除误解和疑问。针对这一问题司法网络平台的建立, 无疑可以解决公众与司法机关交流平台缺失。通过它, 法院可以积极主动地依法公开必要的信息, 良性引导公众舆论, 以互动来促民主, 寻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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