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原则

刑事诉讼法原则（共11篇）

刑事诉讼法原则 篇1

摘要：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稳定性等特点, 对于其具体所包含的内容, 理论或实践都有不同的认知, 本文主要论述刑事诉讼法的主要作用:指导作用、不全完善作用、保障刑事诉讼价值和目的的实现作用、保障刑事诉讼结构的稳定性作用。通过对刑事诉讼法原则的作用的浅显研究, 以期对刑事诉讼法原则的研究有所增益。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原则,作用

关于刑事诉讼法原则的研究, 学界的争论从未止息过。本文着重于对其作用的探讨, 对其他问题或争论就不做过多论述。关于名称和定义, 本文采万毅教授硕士毕业论文的论述, 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背景下, 刑事诉讼法原则, 区别于刑事诉讼活动原则一及其他阶段性原则, 它应当是指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 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的, 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或参与刑事诉讼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下面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 对刑事诉讼法原则的作用提出一些浅见, 以期对刑事诉讼法原则的研究有所增益。关于刑事诉讼原则的作用, 笔者概括为了以下几点, 分别加以论述:

一、指导作用

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指导作用在其各项作用中居于最重要的位置。下面从立法, 法的实施以及法的遵守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 刑事诉讼法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中处于根本

性规范的地位, 而且它承载着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 故而其他规范必须以它为指导而不得有所抵触或偏离, 必须反映原则的内容。而这种地位反映在立法上就是立法活动必须以刑事诉讼法原则为指导, 不得违背其精神和内在要求。

(二) 原则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指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 在法律英语中, “原则”一词具有以下含义:

(1) 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 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或来源; (2) 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 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 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 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 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分[1]。刑事诉讼法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处于最高层级, 对具体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则的确立具有指导作用, 故而对其实施也当然具有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首先体现在, 由于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法律规则的解释是必不可少的, 刑事诉讼法原则通过控制刑事诉讼法律规则的解释而对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实施起指导作用。其次, 刑事诉讼法律规定中在很多地方给了司法人员以自由裁量权, 但是这个自由裁量权不是无限制的和随意的, 给它设限的便是刑事诉讼法原则。法院在解释刑事诉讼程序规则时, 必须依据刑事诉讼法原则而进行, 法院只能依据刑事诉讼法原则对所适用的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 才能将其适用于具体案件[2]。刑事诉讼法原则以其内在理性对自由裁量权加以约束, 为司法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一个准则和内在要求。

(三) 法律一旦被制定出来, 就给人们的生活施加了一种规则上的约束。

这种约束告诉人们不得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必须做什么。刑事诉讼法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系的一部分, 也必然具有这种作用, 对人们遵守法律起到指导作用, 告诉人们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遵守哪些规则和原则, 一旦违反了这些规则或原则, 就要接受由此而产生的不良的法律后果。

二、补全完善作用

刑事诉讼法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系的理论支点[3], 它所蕴涵的深刻的理论思想和内在合理性与正义性是从具体的诉讼实践中抽象出来, 又经过抽象思维的加工, 凝聚升华而来, 因此它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和全面性, 同时必然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正因它的概括性和抽象性, 它要得以实现就必然借助于具体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则, 但是以它为指导而设立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则定然不能完全反映出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全部内容, 而这不能反映出的部分就需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原则来实现其全部的内容以追求其所承载的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和刑事诉讼的目的。

三、保障刑事诉讼价值和目的的实现

刑事诉讼法原则体系的确立具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刑事诉讼目的是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或结果, 以如何构造理想的刑事诉讼模式为研究对象, “集中体现了其设计者关于刑事诉讼价值观, 即关于刑事程序对社会及其成员的作用、意义的认识和评价”, 很显然, 刑事诉讼目的会受到刑事诉讼价值观的影响, 有不同的刑事诉讼价值观, 就会有相应的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法原则又是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集中反映, 进而又会影响到不同的刑事诉讼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从而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出于对安全和自由的不同取向, 产生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不同刑事诉讼目的, 进而又产生了犯罪控制模式和人权保障模式的刑事诉讼模式, 这些模式的构建依靠的是各种程序性规则和其他刑事诉讼规则, 而这些规则是在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指导下确立的, 而刑事诉讼法原则又是不同的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直接反映, 由此, 刑事诉讼法原则实现了保障刑事诉讼目的的作用。

四、保障刑事诉讼结构的稳定性

刑事诉讼法原则在学理上可以分为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指一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所确立的一些具有本国本地区特色的原则, 以类似于行政政策的方式确立的, 一旦制度设计或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改变, 那么这些政策性原则就失去了根基而被替代或抛弃。我们于此处重点讨论一下公理性原则。有些原则, 他们具有普遍适用性, 反映了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 又是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直接反映, 因而具有内在合理性, 我们称这些原则为公理性原则。公理性原则由于其内在的合理性, 以及所承载的人类文明的精华, 导致它超越了种族、地域、风俗、文化、习惯等的制约, 成为为人类所共同遵守的准则。正是因为它自身体现了人类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追求和尊重, 所以它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稳定性而不会被轻易改变。

正是因为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和稳定性, 导致受其指导而产生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则虽然会不断地有数目上的增减, 但这种增减在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框架的指引和约束下, 是一种平稳的合理的肌体新陈代谢, 对其正常的机能不会产生非正常的变化或不良的影响, 而不会走向歧路, 从而保障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保持着某种意义上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8.

[2]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功能探究[J].河北法学, 2002 (01) .

[3]王永明.试论刑事诉讼原则的基本特征[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0 (04) . (Endnotes)

刑事诉讼法原则 篇2

为保障司法的民主性和公正性，刑事诉讼必须确保当事人和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我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并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保障。但是，我国刑诉法关于参与原则的规定也有一些亟待完善之处。

「关键词」参与、当事人、公民、依靠群众

基于保障司法民主和公正的需要，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十分重视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参与原则由此被视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本文从考察参与性原则的理论基石出发，分析了参与原则的内涵，并阐述了参与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贯彻实施的现状和不足之处。

一、参与原则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社会，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已被视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项制度性优势和结构特征。它根源于这样一个心理学事实，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们自由权利的扩展，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受到他人的控制或限制，哪怕这种控制或限制对其本人来说是有利的，而是希望能够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表现就是公众从未如此迫切地希望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而作为对这一思潮的回应，政治参与权已经被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而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从本源上考察，参与权理念的兴起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国民主权观念的勃发。在封建专制时期，政治上崇尚“君主主权”，因此，国家的一切事务都由君主及其代理人来管理，国民只是被管理的对象而非管理的主体，国民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保护自身权益。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的君主神话，确认国民才是国家主权的主体，由此实现了由“君主主权”向“国民主权”过渡的国家主权原理的转换。根据“国民主权”的政治原理，必然逻辑地延伸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国家主权属于国民，那么国民就应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事务，就有权参与决定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参与权理念由此而得以兴起。

诉讼从来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状况的反光镜，政治领域的观念变革和制度变迁必然映射于诉讼程序之上，“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在程序法的发展过程中，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反衬出社会生活的逐渐变化。”[1]近代以来，与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趋势相适应，在诉讼领域也兴起了司法民主化的要求。司法民主化，首先意味着对当事人参与权的保障，“人们至少有理由期望，在作出关系他们的判决之前，法院听取其意见，即他们拥有发言权，”[2]这被视为是司法民主的底限要求。保障当事人参与权的观念基础是诉讼主体性理念，间接来源于国民主权观念。根据诉讼主体性理念，当事人不再被视为诉讼程序的客体，而是被视为积极参与诉讼程序的、享有各种程序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必须保障当事人能够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纠纷的活动。[!--empirenews.page--] 在刑事诉讼中，对作为当事人的被告人的诉讼参与权的保障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刑事诉讼以惩罚犯罪分子和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目的，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秩序，而且关系到公民的财产安全、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等重大权益，因此，在程序上必须确保被告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刑事诉讼过程，并最终影响到法院作出关系其自身利益的判决。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参与过程之中，被告人的人格尊严才能真正得到尊重，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才得以凸显，“某人被允许参与诉讼也表明别人尊重他，即他受到了重视”。[1]在现代法治国家，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程序公正性的重要标准。

从更为开放的意义上来说，司法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而且意味着社会上一般公众对诉讼的参与。普通公众参与诉讼，一方面，是与诉讼作为一项解决社会冲突的国家活动密切相关的。因为司法权本质上是一项国家权力，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实际上是公众对司法权运作过程的参与和控制，而这正是国民行使主权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国民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从查明案件真相的角度说，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能力是有局限的，吸纳公众参与诉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机关司法能力的局限，从而保证正确的司法决策；同时，普通公众参与诉讼，有利于形成司法监督机制，克服因职业司法官员的腐败所造成的司法不公，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参与原则应当从当事人参与和公民参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二、当事人的参与

在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当事人被视为是诉讼的主体，因此，参与原则首先就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

（一）知情权：参与的前提

由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参与司法决策的作出，因此，他首先应当知晓相关案件情况包括被控罪名以及案件处理的信息，因为决策的作出依赖于对相关信息的掌握，而信息只能通过对话交流而知晓，因此，知情权与参与权紧密相联，是当事人行使参与权的前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刑事诉讼中同样存在着“信息偏在”的问题，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信息交流机制中处于弱势地位，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存在着天然的不足，因此，刑事诉讼尤其注重的是对被告人知情权的保障。

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知情被视为是正当程序观念的基本要求，“对于任何将作出最后决定的诉讼中的正当程序，其基本要求是合理适当的通知，在任何情况下，通知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即将开始的诉讼并向他们提供提出反对意见的机会”。[2]在加拿大，被告人有权被迅速告知逮捕或拘留的理由，因为除非知道他被捕的原因，否则它是很难进行自我辩白的，相反的，并且恰恰是很重要的，他倒很容易进行自我归罪。除非某人知道对它的控诉内容，它才能够作出一个真实的回答，当然，如果被捕者确有辩白的话，那么在最初的时间内，他就必须被赋予此种辩白的机会。同样的，如果某人有罪，但不知道控诉它的是何种罪名，他很可能就对自以为是的控诉的内容进行辩白，这样作的结果，只会导致成功的自我归罪，很可能比警察所控诉的罪名更严重，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公正和公平游戏的一个基本条件，被捕者应被告知被捕之原因。另外，根据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规定，一旦起诉罪名明确，被告应毫不迟疑的被告知。[3][!--empirenews.page--] 在日本，犯罪嫌疑人获得信息权被视为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案件处理程序的信息，首先必须提供给犯罪嫌疑人本人，“这时向犯罪嫌疑人提供信息的理由，不单是为了解除犯罪嫌疑人的不安，而且也意味着让他以主体地位参与自己的案件的处理”，“承认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是因为犯罪嫌疑人也有参加程序的权利”。[4]根据日本刑诉法规定，被疑人有请求告知羁押理由的权利、在被疑人请求时，检察官应将不起诉处分的结果通知犯罪嫌疑人本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也就意味着国家司法机关承担着告知义务：一方面，承担控诉职能（包括作为控诉准备的侦查职能）的警察机关、检察院应当向当事人开示或者告知控方所掌握的关于案件的相关信息。从各国的规定来看，都赋予警察机关、检察院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信息的义务。在这方面，罪典型的是，控诉方承担的证据开示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也应当向当事人及时通报案件的相关信息。

从知情权的客观范围来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应当知悉的情况包括两方面：（1）案件事[1][2][3][4]下一页 实。包括为何被逮捕或羁押，公诉机关是否提起公诉，被控何罪名，对方有那些证人出庭作证等等；（2）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法律专家，对自己享有的程序上的权利也许并不熟稔，因此，在进行诉讼中，应当及时被告知拥有哪些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国家司法机关承担着告知、提示权利的义务，例如在德国，法院以及警察机关、检察院等刑事追究机关承担着“诉讼关照义务”，即它们有义务帮助不熟悉刑事程序的被告人伸张自己的权利。根据德国刑诉法的规定，法院、刑事追究机关对被告人和其他参加刑事程序人员负有告诉、提示的义务。[1]再比如美国的“米兰达警告”规则，实际上也是赋予了警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权利告知、提示义务。

从知情权的主观范围来看，哪些人在诉讼中有权知情，各国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均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至于被害人，从各国的规定来看，虽然未将被害人也列为当事人，但在讨论知情权的时候，往往也将被害人包括在内，赋予被害人了解案件处理情况的权利。如日本在理论上认为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因为“不向被害人提供审判信息，不单是剥夺了被害人参与程序的机会，而且还会让被害人对刑事司法产生隔膜情感。”[2]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专门规定了被害人参加程序，被害人可以作为检察院的辅助人员参与公诉。根据有关规定，被害人有权提出申请，要求应当向他通知程序终结情况。这说明被害人在诉讼中也享有知情权。

（二）形式的参与：在场权

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首先表现在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在场见证诉讼的过程。这一原则也被表述为直接在场原则。在场原则要求庭审必须在有当事人（控辩双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以外，当事人不在场时，不得进行法庭审理，否则审判活动将归于无效。[3]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检察院应当出席各个刑事法庭。检察院应当参加审判法庭的审讯，任何裁判的宣布应有检察院在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审判是在被召集作裁判人员、检察院和法院书记处一名书记员不间断在场情形下进行。”同法第230条第一项规定：“对未到庭的被告人不举行审判。”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2条也规定：“公审庭应当有审判官及法院书记官到庭，并由检察官出席的情形下开庭。”第286条规定：除了法定情形外，被告人在公审期日不到场时，不得开庭。[!--empirenews.page--] 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场原则并不排除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在当事人不在场时举行审判。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从各国刑诉法的规定来看，包括：（1）缺席判决。各国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在法定情形下，允许法官在控诉方（自诉人）或者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根据到庭一方的陈述、辩论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4]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被告人未能不活，或未到庭，应该缺席审判。”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检察官依其侦查所得之证据，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被告之所在不明者，亦应提起公诉。”（2）当事人是法人的。当事人是法人时，不便于出庭，因此，可以不出庭或由其代理人出庭。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在被告人是法人的场合，可以使其代理人到场。”美国刑事诉讼规则第43条规定，法人可以有全权代理的律师代表出庭，而被告人无需继续到庭。

（三）实质的参与：诉权

当事人在场见证仅仅表明当事人在形式上参与了诉讼，因为如果当事人不能有效影响法院判决的作出，那么他实际上仍然被排斥于司法对话机制之外，因此，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不仅是指形式上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指实质上参与。所谓实质的参与，是指当事人应当能够参与司法决策的作出，影响法院判决的形成。当事人对诉讼的实质参与是通过诉权的行使来实现的。按照现代诉讼的一般理论，检察官和被告人被视为是刑事诉讼中相互对抗的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权。虽然由于他们参与诉讼的目的不同、在诉讼中的作用各异，以致双方的诉权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具体表现在：检察院行使的是控诉权，而被告人行使的是应诉权。[1]但是，从本质上看，检察院的控诉权与被告人的应诉权都是一种诉权，即请求法院对纠纷予以裁判的权利。控辩双方享有诉权，才能在法庭上陈述、向对方当事人以及证人发问、才有权举证及质证等，才能最终影响到法院判决的作出。

三、公民的参与

（一）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形式

公民参与诉讼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性质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当事人参与诉讼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那么公民参与诉讼则更多地体现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公民参与诉讼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辅助者参与司法，例如作为证人等；另一种是作为决策者参与司法，例如作为陪审员。两种参与形式的内涵及所导致的相关权利义务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综合起来看，公民参与诉讼有以下途径和形式：

1、协助司法。从国家司法机关的角度说，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国家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司法机关必须借助普通公民的力量才能实现打击、惩罚犯罪的任务。从普通公民的角度说，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们不仅有守法的义务，也有积极保障国家法律实施的义务，因此，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有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义务。普通公民协助司法表现在：

（1）充当控告人，检举犯罪。任何公民都可以控告、检举犯罪。一方面这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对犯罪的控告、检举犯罪表达了社会希望追究犯罪的民意；另一方面也为司法机关查获犯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来源。因为犯罪具有高度隐秘性，国家司法机关有时难以察觉，但是犯罪活动却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公众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犯罪，并向司法机关提供情况，这就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犯罪、打击犯罪。在“无被害人犯罪”案件中，[2]公民的控告、检举对于打击、惩罚犯罪至为关键；[!--empirenews.page--]（2）充当证人，出庭作证。公民具有作证的义务，公民如果知道案情，必须出庭作证，不出庭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英美国家对此将以蔑视法庭罪论处，大陆法国家则设立拒不作证罪加以处罚。但是作为例外，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3）配合侦查、打击犯罪。如配合侦查机关抓获现行犯或通缉犯，进行“诱捕”侦查等。需注意的是，配合侦查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性。一方面犯罪行为不仅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直接威胁或侵害了公民个人的权益，因此，公民有反抗、打击犯罪的权利。各国均规定普通公民在面对现行犯等紧急情况下有无证逮捕权；另一方面，配合侦查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公民若无合法、合理的原因而拒不与司法机关合作的，将可能被控犯罪，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18条规定：“任何人无合理原因于公务员或安全官逮捕人犯或维持治安之际，经合理通知应予协助而不为协助者，为公诉罪，处2年有期徒刑。”《法国刑法典》第R642-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民配合侦查的义务是有限度的，因为普通公民毕竟不是司法官员，不可能对其科以司法官员同等的司法义务。例如侦查机关可以采用诱捕侦查措施打击犯罪，实施诱捕侦查需要选择“诱饵”，以引诱罪犯实施犯罪，这个诱饵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是侦查人员，也可以是普通公民，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侦查机关要求公民充当诱饵，公民不得拒绝，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公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如让公民充当黑社会“卧底”，公民拒绝合作则是合理的，因为该义务已与普通公民的身份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协助司法，不再是法律义上一页[1][2][3][4]下一页 务调整的对象，而必须充分尊重公民自身的意愿。

2、见证司法。为保证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公民作为见证人参与司法过程。在侦查阶段，采用强制侦查措施如搜查、扣押时，往往需要有公民作为见证人在场。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5条第二项规定：搜查住房、办公地点或者有圈围的产业时，如果无法官、检擦官在场的，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应当请搜查区的一名市镇官员或者两名市镇官员作在场见证人。另外，在审判阶段允许群众旁听公开审判的案件，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见证司法活动。[1]

3、决策司法。决策司法是指普通公民作为直接作为裁判者审理、判决案件。这主要是指陪审制度。近代以来，陪审制逐渐发展为两种历史类型：一是陪审团制。即由公民和职业法官分工而进行审判的一种制度。陪审团审理事实，而法官适用法律；陪审团只决定“罪的问题”，即可罚性，法庭单独决定“罚的问题”，即刑罚程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陪审团制度。二是参审制度。即公民与职业法官结为一体，以合作方式进行审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公民与职业法官有相同的权限。在陪审团制度下所具有的陪审团和法庭在罪与罚之间的分工特点在参审制下并不存在。具体做法是从公民中遴选出一定数量的陪审员，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混合庭”），共同负责审判活动。在法庭上，陪审员与法官权限相同，共同负责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决定对证据的认定和取舍，以及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参审制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广泛采用。不管是参审制，还是陪审团制，作为参与审判的公民，都具有作出判决权，是公民参与司法决策的突出表现。[!--empirenews.page--]

4、监督司法。这里的监督，不是广义上的社会监督，而是指公民依据法律规定对司法进行的一种法律监督。在这方面，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最为典型。在日本，设立有公民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根据日本检察审查会法的规定，检察审查会设在地方法院及其支部，目的是反映公民对公诉权实施的意见、衡量公诉权实施是否公正。检察审查会成员从拥有众议院选举权的人中通过抽签产生，共有11人。检察审查会的功能主要是对审查检察官不起诉处分是否适当，并对检察业务的改进提出建议与劝告。控告人、检举人、请求人或犯罪被害人提出申请或者根据职权，审查开始。但是，检察审查会的决议对检察官并没有法定约束力，但检察长认为应予起诉的决议正确时，检察官必须起诉。对此，日本诉讼理论上认为：“对于检察官作出的不起诉案件，公民经过审查，其中一定数量的案件被起诉，这件事的意义很大。这是公民参加公诉程序的法律制度，这个制度是很可贵的。”[2]

四、参与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基于发现实体真实、查明案件真相的考虑，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吸纳公民参与诉讼，依靠群众（普通公民）办案被视为是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运作的原则之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程序公正的理 念被引入，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也开始得到重视。现行刑事诉讼法为当事人以及普通公民参与诉讼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保障。具体而言：

（一）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有保障。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享有知情权。根据我国刑诉法第64条、第71条的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同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这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的表现。与国外不同，我国刑诉法将被害人也列为当事人，我国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立案的决定，有权获知原因；对于人民检察院所作的不起诉决定，有权获得不起诉决定书。这就赋予了被害人以知情权。

（2）检察院和被告人享有在场权。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作法来看，除简易程序外，原则上检察官和被告人不在场不能举行审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28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除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不派员出庭的以外，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第一审法庭，支持公诉。第246条第三款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采取必要措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移送审查起诉。换句话说，如果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则不能移送审查起诉，更不能举行审判。[!--empirenews.page--] 即使被告人是法人的，也必须由代表人出庭，而不能缺席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8条、第209条、第210条的规定，代表单位出庭的诉讼代表人，应当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被指控未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应当由单位的其他负责人作为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应当通知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接到出庭通知的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应当出庭。拒不出庭的，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拘传到庭。

3、检察院和被告人享有诉权。我国刑诉法规定检察院有权收集、调查证据，并有权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即举证和质证的权利，这些都是检察院享有控诉权的表现。同时，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被告人应诉的权利，主要是辩护权。这就使得被告人可以通过辩护权的行使，影响法院判决的形成和作出，从而实质性的参与庭审过程。

（二）公民的诉讼参与权受重视

我国尤其注重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依靠群众办案一直被视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群众原则实际上是参与原则中的公民参与诉讼在中国语境下的表述。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依靠群众原则主要体现在：（1）协助司法。我国刑诉法第8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同法第43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由作证的义务。另外，为了便于群众参加诉讼活动，对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在犯罪后被发觉的人、通缉在案的人、越狱逃跑的人或者正在被追捕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这些都是公民协助司法的表现；（2）见证司法。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12条、115条的规定，搜查、扣押，应当有见证人在场。案件的审理公开进行，允许群众旁听。这些都是公民见证司法的表现。（3）决策司法。根据刑诉法第14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这是公民决策司法的表现。（4）监督司法。根据刑诉法第86条的规定，公民控告、检举犯罪后，司法机关不立案的，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这是公民行使司法监督权的表现。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十分重视对当事人以及公民诉讼参与权的保障，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参与原则的规定中仍然有一些亟待完善之处，突出表现在：

（一）被害人的知情权不充分。我国刑诉法虽然规定被害人有权参与审判，但却并未规定进上一页[1][2][3][4]下一页[!--empirenews.page--] 行审判时，检察院或法院应当将有关情况包括程序开始和终结的情况向被害人及时通报。这就使得被害人难以及时掌握诉讼的进展情况。

（二）被告人诉权不当受限。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被告人的诉权不得以消极方式行使，即被告人不得享有沉默权；同时，被告人积极行使诉权即辩护权，又受到诸多限制，这突出表现在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严重受限，侦查询问时律师在场权未能确立，导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难以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得不到保障。一是阅卷权受限。虽然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是却对其具体范围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以此为借口，限制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同时，刑诉法对辩护律师到何处阅卷也未作出明确规定，致使检察院和法院相互推诿、“踢皮球”。二是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必须以被调查人同意为前提，调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还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这一规定极大地制约和限制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致使实践中辩护律师取证难，直接影响到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辩护效果。也影响到被告人对参与庭审的实质性效果。

（三）证人拒不出庭现象严重。尽管我国刑诉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案件都是通过宣读证人证言笔录的方式来进行的，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司法机关对此基本上束手无策。证人拒不出庭作证，这里面既有民族文化心理和传统上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缺乏敦促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保障，在证人出庭补贴等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很难调动证人出庭的积极性。

论媒体报道刑事案件的原则界限 篇3

关键词：媒体报道；刑事案件；司法独立；当事人；合法权益

当代社会，随着媒体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生活发展的重要力量，媒体报道也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刑事案件由于具有新奇性、社会性等特点，自然成为媒体报道所追逐的焦点。近些年在我国先后出现的刘涌案、许霆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案件，无一不被媒体所广泛报道。媒体对刑事案件的报道是言论自由的重要内容和直接体现，这种报道本身可以增强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防止司法腐败，进而保证刑事司法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而通过这种报道所形成的社会舆论，一方面，有助于司法机关抵制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对司法的不当干预；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止和校正司法偏差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如果媒体对刑事案件过度的进行报道，不仅会影响司法人员依法独立 办案，损害司法的独立性，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包括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内的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对于媒体报道刑事案件，应设定一定的原则界限，以避免媒体报道对刑事司法活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媒体报道刑事案件应以不损害司法独立原则为限

司法独立是指审判权由法院依法独立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干涉，法院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鼎足而立；一个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涉；上级法院只能依法定程序变更下级法院的判决；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各方面意见包括检察官控诉的影响。1司法的这种独立性由司法权和司法活动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而司法公正的前提则是司法权的中立，司法权的中立性又有赖于司法权的独立性去保障。所以，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现代司法权的本质属性。如果司法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社会公正就有了最后一道防线。2 正是由于司法独立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媒体对刑事案件的报道应以不损害司法的独立性为限。具体而言，一是媒体对刑事案件不得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媒体在报道刑事案件时，要遵守刑事司法程序的规定，不能跨越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对下一诉讼程序中的诉讼结果进行先期预断，同时也包括不能对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中尚未形成的诉讼结果发表预断性意见。二是媒体对刑事案件的报道不得具有明显的鼓动性和煽动性。一方面，媒体对刑事案件报道的内容不得具有明显的鼓动性和煽动性；另一方面，媒体对刑事案件进行报道也不能采取带有明显鼓动性和煽动性的形式。三是媒体对刑事案件的报道必须要维护司法尊严。首先，媒体在对刑事案件进行报道时，不得评论或贬损正在承担或即将承担诉讼工作的司法机关；其次，也不得评论或贬损正在承担或即将承担诉讼工作的司法人员。

二、媒体报道刑事案件应以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限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且还包括被害人。因此，媒体对刑事案件进行报道，既要以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限，同时又要以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限。而前者主要体现为媒体报道刑事案件不得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媒体报道刑事案件不得侵犯被害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一）媒体报道刑事案件不得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了无罪推定原则，《宣言》第11条第1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要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现今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通用的基本原则，是一项基本的国际准则。无罪推定原则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任何人在判决确定为有罪前，均应被视为无罪并享有与之相对应的诉讼权利；第二，被告人的罪行只有经过依法证明才能确定；第三，对任何公民定罪，只能在经过合法正当的程序并由法院（法官）做出有罪判决后才能确定。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媒体对刑事案件进行报道，主要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具体原则。一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尚未被法院认定为有罪，媒体在报道中就不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罪犯或有罪的人相称，以避免在公众中产生误导。二是只要在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宣告前，媒体在对刑事案件的报道中就不得使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等泛道德化的字眼，从而避免煽动公众的情绪去形成对被告人批判性的社会舆论，影响法院公正的审判。此外，在我国对于法院已经作出了死刑判决的案件，由于还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最终核准才能生效，所以，对于死刑案件，即便法院已经宣判，但只要在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最终核准前，媒体在报道中就仍然不得出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等泛道德化的字眼。三是只要在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宣告前，任何媒体都不得在其对刑事案件的报道中作出对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具有确定性的评述。这是媒体报道刑事案件不得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最核心内容，坚持这一点，不仅维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但是，这项内容中不应当包括媒体在报道时作出的带有一定倾向性的评述。因为，媒体在刑事案件宣判前的报道中出现带有一定倾向性的评述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种倾向性的评述同法院的最终判决并不直接冲突，另外，媒体在报道中出现倾向性的评述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媒体在刑事案件宣判前的报道中出现的关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确定性的评述，则不仅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更是同法院的最终判决直接冲突，严重侵犯了司法的独立性。

（二）媒体报道刑事案件不得侵犯被害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等合法权益

被害人是刑事案件中的直接受害人，他们的生命权、健康权或其他的人身财产权利已经遭受到了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所以，媒体在对刑事案件的报道中不能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再次造成侵害。媒体在报道刑事案件过程中最容易侵害的就是被害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等合法权益。这是因为媒体报道注重写实性，在介绍案件情况的报道中往往会详细地披露被害人在案件中的受害情况以及被害人的工作、生活和家庭、亲属等具体情况，这就极易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等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因此，媒体报道刑事案件时必须以不侵犯被害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等合法权益为限。具体而言，一是媒体在报道刑事案件时，除非争得被害人本人或其近亲属的同意，否则不能在报道中披露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其他可能推断出该被害人的资料。二是媒体在报道刑事案件时，对被害人的受害情况只能在介绍案件事实的必要限度内进行客观描述，不应超过这一限度进行过细的报道。三是媒体在报道刑事案件时，报道中不能含有针对被害人的具有指责性、歧视性、侮辱性和讽刺性的内容。(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辽宁；阜新；123000 ）



注解

［１］ 卞建林、焦洪昌等：《传媒与司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刑事诉讼法原则 篇4

(一) 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概念

“原则”一词, 根据《辞海》是指人们观察, 处理问题的准绳, 是对某一事物的基本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概括[1]。刑事诉讼法原则是从社会上所谓的一般原则发展到法律概念的法律原则再抽象而来的, 这不仅是文字表述的变化, 而是反映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认识的不断升华。

对于刑事诉讼法原则在称谓上有“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还有“刑事诉讼原则”之别;在内容上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原则指导的对象包括诉讼参与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不包括诉讼参与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原则是指导司法和执法的原则并不是立法的指导原则[1]。

首先, 在称谓上应是“刑事诉讼法原则”, 因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有同语反复之嫌, 因为原则一词本身就含有“根本规则、准则”的意思;而“刑事诉讼原则”认为刑事诉讼原则是指导公检法机关以及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活动的原则, 实际上限制了刑事诉讼原则的外延。

其次, 在内容上, 刑事诉讼法原则指导的对象应该包括诉讼参与人, 刑事诉讼是一个有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参与人所组成的互动机制, 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参与人的互动协调, 构成刑事诉讼机制运行生效的前提和基础缺少任何一方的诉讼行为, 刑事诉讼活动就难以继续, 刑事诉讼法原则对于国家专门机关是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对于诉讼参与人是一种守法准则。刑事诉讼法不仅是公检法的行为指导还应该是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法律的基本依据, 刑事诉讼法原则应该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 如果仅仅指导公检法的活动热而对立法活动没有指导意义, 那么刑事诉讼原则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因为立法是执法与守法的根本。

综上所述, 刑事诉讼原则的完整表述是“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 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 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或参与刑事诉讼时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二) 刑事诉讼法原则的特征

刑事诉讼法原则的特征有五特征说, 四特征说, 三特征说等等, 但是无论是哪种学说对刑事诉讼法原则特征的描述都有其共同特点, 即都认为刑事诉讼法原则的特征包括抽象性, 全局性以及指导性。抽象性是指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不是具体、个别和现象上的制度与规则, 而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抽形性, 是对现代刑事诉讼活动的共同属性与本质属性的概括总结;全局性是指刑事诉讼法原则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过程, 并且对公检法三机关及诉讼参与人具有普遍适用性;指导性是指刑事诉讼原则一方面是指导刑事诉讼立法的指南还是公检法以及刑事诉讼活动参与人的行为指南。

二、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功能

刑事诉讼法原则是刑事诉讼法中其他程序规则的原理、基础和来源。刑事诉讼法原则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挥着立法准则、执法准则和司法准则以及守法准则的功能。

(一) 立法指导功能

刑事诉讼法原则的立法指导作用是指刑事诉讼原则作为一种根本性规范, 是其他法律规范的前提和基础, 其他规范的产生和修改必须遵循刑事诉讼法的原则, 否则就有可能偏离法律的精神。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刑事诉讼法原则的精神, 以刑事诉讼法原则作为制定和修改法律的起点和出发点, 不能使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制定违背刑事诉讼法原则的要求。首先, 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指导作用体现在其是推动法制改革的动力。法制改革的进步主要依附于其改革的指导思想, 只有在下科学合理思想推动之下的改革才能实现法治的进步与社会各个成员的执行与遵守, 立法者的活动会通过法律的实施渗透到执法领域、执行领域以及普通大众的守法过程中, 进而培养社会大众的法治理念。每一次法律的修改还是对法律技术的完善而不是对法律度的改变, 那么法治的发展将是缓慢与没有实质进步的。其次, 我国的完善法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国家, 那么要想建立法治国家必须是良法之治, 即不仅要就国家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而且要求法律本身具有社会的正当性, 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要根据法律自身的规律来制定法律, 在吸收外国优秀法律的过程中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既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还要保持法律的创造性。最后, 联合国国际公约也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完善提供了指导性标准, 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 要求各国都按照这个标准制定本国的刑事诉讼法, 以推动各国的法治文明与进步。

(二) 司法指导功能

法律对司法的指导功能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方面, 如果是刑事诉讼法条文明确规定的原则, 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另一方面, 因为立法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 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冲突与难以执行或者无法操作, 这就要求对法律进行解释, 所以刑事诉讼法的原则还可以作为解释法律的依据;最后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原则还可以补充法律的漏洞[3], 由于成文法固有的缺陷, 法律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进行规定, 但是法院并不能因为法律的不完善而拒绝裁判, 这就要求法官在裁判的过程中找到裁判的依据, 而法律规则的建立本身就是依据法律原则建立的, 所以在法律规则缺位的情况下依据法律原则裁判是理所当然。

(三) 对执法与守法的指导

国家机构在获取国家权力的时候也必然要遵守法律, 尤其是公检法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实施者, 其对法律的践踏是知法犯法, 这是更伤害法律的权威的行为, 所以执法者更有义务严格遵守法律, 依法执法。正如上面所言, 成文法有其固有的缺陷, 所以执法人员要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把握法律原则的精神, 这样才能保障执法的合理合法。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是规范社会, 规范人们的行为, 因此, 法律已经制定变成为公民行为的一般准则, 不过是基于道德还是囿于法律的强制, 守法都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义务。刑事诉讼法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部分必然也是人们守法的基本内容之一。

三、刑事诉讼法原则对刑诉法修改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原则对刑诉法修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刑诉法原则对立法的意义。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首先在现有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指导下完善刑事诉讼法, 其次在国际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指导下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完善与补充, 最后在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指引下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良法之治。

(一)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很多规定都是很有作用但却很少体现在刑事诉讼法条文当中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要在条文中充分体现刑事诉讼法的原则, 不断充实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在新的刑诉法修改的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例如对检察院的检察监督原则的细化就是很好的体现, 新的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这都是人民检察院检查监督原则的体现, 当然, 这也是对这个原则的完善。

(二) 一些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对我国刑诉法修改的推动与完善。在这里首先要明确并不是仅仅法律明文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原则才可以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原则, 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的都不是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明文规定了刑事诉讼法的原则, 只要是对整个刑事诉讼法的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的, 为刑事诉讼所独有的, 构成其他程序规范的出发点和原理的行为准则, 都应被视为刑事诉讼法原则。例如, 无罪推定原则,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以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这些原则虽然没有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 但是并不能否定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指导与修正作用。在此次修正案中将四十三条改为五十条, 在条文中间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虽然这个条文没有被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则, 但是却被体现在条文中, 当然, 有人认为此规定与我国刑事诉讼中规定的被追诉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是矛盾的, 我并不否定这种看法, 但是囿于各种情况, 法律规定的聊胜于无, 这就是受到了国际上刑事诉讼原则的影响, 这是外国刑事诉讼法原则对我国法治的推进。

(三) 在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指引下实现良法之治。法治国家应当有法律之治, 但法治国家应当不仅仅是法律之治, 同时还必须是良法之治, 即不仅要求国家受法律的约束, 而且要求法律本身具有社会正当性[4]。法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现有法律并严格守法的过程, 立法活动具有基础性作用, 其技术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在科学的刑事诉讼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刑事立法活动才能够实现良法之治。在我国刑诉法修正案二条中增加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是宪法保障人权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这也是将刑事诉讼法宪法化的过程, 这是符合国际趋势的。这是法治不断进步的表现, 在此次刑诉法修改中体现法治进步的方面比较多, 例如在辩护方面主要体现在提前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 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 进一步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 应当讯问被告人等规定都是法治进步的表现, 也都是在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变革。

我国在进行刑诉法修改的过程中依据刑事诉讼法原则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 如上文提到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只是在条文中有所体现, 在实践中也只能流于形式而不会对被告产生实质的益处, 还有一些原则贯彻的不彻底, 如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应该是禁止通过提起再审而加重被告人刑罚的, 但是在我国却可以, 这就是不彻底的表现。所以我国的刑事诉讼原则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是需要完善的。只有对我国刑事诉讼原则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对我国的立法实践产生更为广泛和有益的推动。

参考文献

[1][2]万毅.论刑事诉讼法原则[D].西南政法大学, 2002.

[3]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功能探析[J].河北法学, 2002, (1) .

刑事诉讼法原则 篇5

深圳

有原则地加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力度

李 德 成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执委主席 北京市律协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主任

2007年7月 深圳

有原则地加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力度

深圳

一、围绕大局、打击犯罪、保障创新

围绕保护知识产权的大局，有效打击知识产权刑事犯罪，保障知识产权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促进创新能力的积极发挥。

（一）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与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

（四）国际上近年来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五）美国国会关于加强对假冒行为的处罚力度的新法案

（六）欧盟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罚款与刑事保护的相关指令

（七）香港和台湾地区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较为严历

（八）加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既有外部压力也是自身需求

二、总结问题、完善制度、有力有节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系统而复杂，认真对待客观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积极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方面的不足。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策略要有力有节，在尊重并保证刑法制度的自足性和社会政策充分性的前提下，积极有效地发挥刑罚的保障功能。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整体提高。

（一）相关司法解释大大降低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门槛

（二）非法经营额、违法所得、盈利目的、蓄意和商业规模

（三）刑法和著作权法的规定存在不一致等需要完善之处

（四）刑事保护制度与所有的制度一样都存在着局限性

有原则地加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力度

深圳

（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

（六）规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应当遵循“谦抑原则”

（七）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要以充分的社会政策为基础

（八）知识产权的应当尊重并保证刑法制度的自足性

（九）“零门槛”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不可行

三、抓住重点，形成合力、理性调整

打击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手段可以多元化，但是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建设的重点还是要放在“源头上”。各职能部门在工作的配合与工作成果的总结等方面要尽快地形成合力，善于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充分地利用现有的制度设计，理性地加以调整积极地发挥作用。

（一）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源头上

（二）对外强调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多元化和制度的一致性

（三）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职能部门尽快形成合力

（四）推动技术鉴定制度的改革和专家证人制度的建立

刑事诉讼法原则 篇6

关键词：“亲亲得相首匿”；窝藏包庇类犯罪；拒证权；原则概述；意义；立法启示

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概述

对于“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一般认为它发端于西周，在周礼中有“为亲者讳”的说法。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礼的社会规制功能减弱。孔子试图用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来规制社会。孔子思想“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即有亲属相隐不为罪的思想。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定为至尊，孔子的思想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亲亲得相首匿”的思想影响到司法领域。汉朝法律规定，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谋大逆以外的罪行，皆可因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免于刑法。如《汉书·宣帝纪》记载，汉宣帝地节年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妻，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宣帝以昭书的方式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正式确定下来。

唐朝时“亲亲得相首匿”得到全面的发展，唐律律对于亲属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相隐的罪名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发展成为“同居相隐不为罪”。《唐律疏议·名例》卷六：“凡同财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外孙、孙媳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皆可以相互容隐犯罪；部曲、奴婢需为主人隐罪。为同居相隐范围内犯罪通风报信者，亦可不追究其刑事责任；非同居小功一下亲属相隐，其罪减凡人三等处理。但谋反、谋大逆、谋叛者，不用此律。”。经过《唐律》、《唐律疏议》的发展，这一制度走向成熟。宋朝基本沿用这一制度，并将容隐的范围扩大到岳父母，女婿之间。此后这一制度为历代封建王朝沿用，直至清末。

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当前依法治国中的存在意义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符合法的正义性要求：法律的首要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良法之治，它要求法律规定具有正当性，维护人类最基本的善恶观。从古至今，父母庇护子女，子女孝敬父母都是天经地义的，是人类社会的最基础道德规范。两千多年的应用和发展，“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已经深入人心。而依法治国需要良法，良法的标准之一便是：“道德所扬的往往是法律所容许和鼓励的，道德所弃的往往是法律所禁止的”。而对“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全盘否定则反映出现代法律对道德的“反动”，有悖于天理人情。法律的规定不再善良，公平正义也将大打折扣。

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启示

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窝藏、包庇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并没有排除亲属构成窝藏、包庇罪。可见我国现行刑法完全摒弃了“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当然它在打击犯罪，及时破获刑事案件方面有其优越性。但在实际的刑事司法活动中也可看到，子女犯罪父母出于亲情而实施了窝藏包庇的行为，待案件破获一家人也锒铛入狱。大义灭亲之所以被人称颂，是因为它稀有，是因为行为人的道德水平高于普通人。如果法律无视有无期待可能性问题，强制人们为不可为之事，必然导致法律规定的虚置现象。“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无疑充分考虑了期待可能性问题。张明楷教授就曾指出，“对犯罪人的近亲属实施的窝藏、包庇行为，原则上应认定为缺乏期待可能性，不宜以窝藏、包庇罪论处。即使构成犯罪的，也应从宽处罚。”

所以笔者认为，“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合理的，是反映人性的基本特点，尊重人类亲情的原则，在当代仍有重要的价值。在刑法修改中应将“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加以改造，引入刑法。增设对亲属间实施窝藏、包庇行为进行豁免的规定。如对直系血亲或姻亲犯窝藏、包庇罪的，法律应有减免处罚的区别规定。当然，为了有效的打击犯罪，避免容隐原则被无限制滥用，应对适用豁免权的亲属范围、行为主体、行为表现、情节等方面内容在刑法中进行限制。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我国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法原则 篇7

刑事诉讼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 最初是从“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Verbat dir vefomafjo inpejus) 中引申出来的, 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被称为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基石。其基本含义是指, 只有被告人的上诉或仅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审判决不得将被告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上诉不加刑原则内涵包括:同一刑种, 不得加重刑罚的数量;不得改变刑罚执行的方法;不得在主刑上增加附加刑;不得改判较重的刑种;不得加重共同犯罪中未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刑罚。

上诉不加刑原则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刑事法律是在1979年, 我国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 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法律上的确认。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 完整保留该条款。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新刑诉法》) 在保留原有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同时, 增加了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亦不得加重其刑罚的规定, 仅在有新的犯罪事实, 且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才能加重其刑罚。根据《新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 只有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 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二)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 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

(三) 共同犯罪案件中, 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 既不能加重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刑罚, 也不能加重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罚;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人民检察院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抗诉的, 对其他第一审被告人不得加重刑罚;

(五) 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案件, 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 可以改变罪名;

(六) 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的案件, 不得加重决定执行的刑罚, 也不能在维持原判决执行的刑罚不变的情况下, 加重数罪中某罪的刑罚;

(七) 对被告人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案件, 不得撤销原判决宣告的缓刑或者延长缓刑考验期;

(八) 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但判处的刑罚畸轻, 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 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 直接加重被告人刑罚或者使用附加刑, 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

新刑诉法第226条中新增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案件, 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 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的规定, 从立法上弥补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上诉不加刑的一个漏洞。上诉不加刑的基本价值在于既赋予被告人启动纠错机制的权利, 使被告人通过行使这种权利使可能获得对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又不会因为自己启动了纠错机制后, 而使自己获得更加不利的结果。但这样的目的并没有能够在立法中和司法中得到彻底的体现, 因为按照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条的规定, 二审法院完全可以人为的以“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理由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这样的处理在表面上并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而发回的审判由于依然属于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自然可以加重对被告人的刑罚。这样的情况在2007年广州的一个实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07年3月24日下午2时左右, 被告人李某、方某在广州某市以兑换美元为名, 趁被害人不备之机, 使用小面额美元394元调换其美元两万元, 骗取受害人美元19604元, 后被抓获一审法院经审理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方某有期徒刑三年。二被告人不服并提出了上诉。二审院经审查后, 以该案事实不清为由, 裁定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新组成的合议庭经审理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但适用罪名有误, 被告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由此,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李某、方某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 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 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 并通过程序的流转将自己在审判过程中的过错自然的化解掉。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杜绝人为规避上诉不加刑这一点上是明显存在的漏洞的。《新刑诉法》对该漏洞进行的修订, 严格了发回重审可以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条件。可以说体现了我国立法理念的成熟和立法技术的进步。但是这样的规定, 并没有从根本上保障上诉不加刑所要追求的价值理念。

二、对《新刑诉法》中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修改内容的评价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之日起, 便引以的众多的争议。因为该原则与我国司法追求实质真实的历史传统和我国建国后确立的刑事法律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均是存在冲突的。同时, 很多学者也提出,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出现, 会使被告人滥用上诉权,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司法实践中更会出现诸如通过再审加刑、通过发回重审加刑等变相的方式, 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 从而使这一原则名存实亡。

笔者认为, 上述学者的担忧在司法实践中均是存在的, 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否认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价值所在。通过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 立法者已经在最大限度的调和上诉不加刑原则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之间的矛盾。如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 将检察机关和被害人基于有利于被告人利益提出的抗诉列入上诉不加刑之中, 也就是说,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 即使检察机关或者被害人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动机提出二审抗诉, 二审法院也是可以最终判处被告人较一审判决更重的刑罚的。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不被允许的。这样的规定就从立法上缩小了上诉不加刑的适用范围。而针对学者提出的上诉不加刑会鼓励被告人滥用上无权的问题, 笔者认为, 一方面我国赋予被告人上诉权的条件本身就很宽泛, 法律仅对行使上诉权的时间和资格进行的规定, 而没有对上诉的理由进行规定, 所以, 即使没有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出现, 被告人也可以便宜的使用上诉权。另一方面, 按照我国的法律设计, 如果检察机关或自诉人认为一审判据确有错误, 均是有权直接提出二审抗诉的, 而此时就不再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那么被告人是否行使上诉权也就无所谓是否滥用的问题了。

笔者需要指出的是, 此次刑事诉讼法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进行修订的主要内容主要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采取其他方式规避上诉不加刑的这一现象, 具体说来就是利用发回重审和通过再审的方式来改变一审判决, 尤其是做出比一审判据更重的刑罚这种现象。但是遗憾的是, 立法者仅通过严格发回重审加重处罚条件的方式治理了司法实践中通过发回重审加重被告人刑罚的现象, 而没有对通过再审加重被告人刑法的问题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再审程序中有权提出再审的主体没有进行修改, 在因申诉而重新审判的事由中增加了“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 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一项, 其它修改内容多文字性修改。笔者对上述修改提出的问题是, 当仅有被告人提出再审申请, 并成功启动再审程序后, 再审法院是否可以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再审法院是有权做出上述处罚的。也正因此, 才会出现在二审中通过变相的方式, 加重被告人处罚的情况发生。

按照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当仅有被告人提出上诉的, 二审法院在审查后, 如果发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附加刑的, 这种情况下, 二审法院既不能撤销一审判决, 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适用附加刑, 也不得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需要依法改判的, 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 通过再审程重新审理。但是现实情况是, 由于“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认识性的问题, 所以就会出现, 把本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但量刑畸轻的案件人为的认定为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案件, 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正是由于此种情况,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 即使是发回重审的案件, 只有在发现了新的犯罪事实, 且必须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以外, 发回重审的案件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处罚。这实际上是扩大了上诉不加刑的适用范围, 由此也可以预见,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 上述这种人为的发回重审的案件势必会大幅度减少。

笔者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上诉不加刑原则没有扩大到再审程序中, 所以即使是仅有被告人提出再审申诉, 再审法院也是可以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的。这样一来, 在二审中坚持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其实是落空了。由此可见,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的上诉不加刑内容的修改, 立法者更多的是为了避免人为的发回重审加重处罚带来的法律的不稳定而采取的技术性手段, 并没有改变我国刑事法律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基本原则。

三、结论

上诉不加刑原则得以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实行, 有其一定的社会价值。在法律实践过程中, 上诉不加刑原则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及司法结构尚待建立与健全的初期, 对保障司法活动的公平与公正,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健全, 法治环境的建设的完善, 及一系列的司法改革, 我国法律更加合理与完善, 法律实施的操作性也更强, 对于上诉不加刑原则, 也应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

摘要：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的修订, 修订后的内容弥补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存在的漏洞, 但是, 修改后的内容仍存在不足, 使上诉不加刑原则没有能够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关键词：上诉不加刑,完善,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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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永忠.刑事上诉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3]林志刚, 王木.浅析上诉不加刑[J].新学术, 2007.3.

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探析 篇8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追究刑事责任, 已经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撤销案件, 或者不起诉, 或者终止审理, 或者宣告无罪: (一)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 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六) 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据此, 根据该条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通说认为, 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原则的内容包括该条中的六种情形。那么, 究竟该条中哪些情形能够作为刑事诉讼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基本原则的内容?有学者认为,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讼阶段,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基本属性包括: (一) 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讼阶段, 体现刑事诉讼的特有本质和规律; (二)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三) 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在法学理论上争议原因

该基本原则的内容之所以在法学理论上出现了模糊不清,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 刑法上规定了不少行为不构成犯罪和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形, 这些情形意味着该行为不受刑事责任的追究。如果刑事诉讼法把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作为刑事诉讼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内容, 就会导致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在刑法上和刑事诉讼法上的重复混乱, 也起不到其作为原则的意义和指导作用。第二, 在这里, 我们还必须正确区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刑事诉讼法律原则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它既可以体现在一切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 也可以体现在具体某一条刑事诉讼法律规范, 还可以体现在某一条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某一段、某一项。

总而言之, 《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中的六种情形是刑事诉讼终止等的法定条件, 它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综合。把两者统统放在《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中, 一方面是立法技术的需要, 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为司法机关提供指导。然而, 遗憾的是, 这样的规定却带来了对另一个理论的长期模糊不清。

三、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需考虑的问题

结合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基本属性, 笔者认为:体现刑法的本质和规律的法律规范是刑法的相应基本原则的内容, 体现刑事诉讼的本质和规律的法律规范是刑事诉讼的相应基本原则的内容。据此, 要把握刑事诉讼法中这一基本原则, 必须考虑下列问题:一、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必须以刑法上的负刑事责任为前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保证刑法正确实施的程序法。刑法原则体现了该不该追究刑事责任和如何追究刑事责任。二、作为刑事诉讼原则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必须是在刑诉中产生。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须排除刑法规定。若这里的法定情形不排除刑法规定, 那么根据刑法, 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还有很多, 因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还应当把正当防卫等等情形包括进来。三、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具有必要性。

综上所述,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要成为刑事诉讼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内容, 必须体现:一、根据刑法, 存在刑事责任;二、刑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三、根据法学理论、刑法理论或刑事政策等, 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追究刑事责任不可能、没必要;四、刑事诉讼法对这些情形予以明确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四、刑事诉讼法中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探析

那么, 究竟哪些情形是该基本原则的内容呢?结合前文分析以下些情形:1、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2、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的;3、犯罪已过追溯时效的;4、正当防卫、紧急避险;5、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7、其它法律特别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在上述情形中, 1、2、4根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3是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 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前面的论述, 刑事诉讼原则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必须以刑法上的负刑事责任为前提。5、6条刑法上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是存在刑事责任的, 但是根据法学理论或者实际情况又不能够追究或不必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刑事诉讼法对此不作相应规定, 刑事诉讼不能进行。从刑法上看, 7所指向的内容根据刑法也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但为了实现某一时期的刑事政策, 刑事诉讼法也应作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则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本质和规律, 从而形成了一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 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法定情形: (一) 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二)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死亡的; (三) 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任刑事责。

摘要：《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是关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其中的六种情形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但这些却不都是刑诉法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内容。仅从法律条文的层面对刑诉法基本原则进行分析, 不但没有搞清刑诉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而且混淆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法定情形与刑法上不予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的本质差异。因此明确界分二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刑诉基本原则,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印书馆, 2001.

[3]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我国刑事赔偿归责原则的反思 篇9

(一) 过错加违法或不法原则

所谓过错加违法原则, 是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是目前许多国家均适用的归责原则。例如, 1948年12月18日实施的《奥地利国家赔偿法》、德国1910年实施的《联邦责任法》, 以及美国、韩国等国家的赔偿法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说明,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造成损害的执行职务行为违反法律, 而且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只有同时满足违法和过错两个条件, 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

(二) 过错归责原则

所谓过错原则, 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过错原则是民事赔偿的主要归责原则, 过错有主观过错和客观过错之分。主观过错是指在普通的民事赔偿中, 行为人具有的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客观过错是指致害行为不符合一定的标准和模式, 具有应受非难性。国家赔偿法中的过错原则是指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过失, 或致害行为本身存在某种缺陷未达到某种标准造成损害的, 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有些国家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确定国家赔偿责任。例如, 法国国家赔偿采用公务过错原则, 根据法国行政法院的判例, 客观过错具体表现为公务过错, 即公务活动缺乏正常的标准。公务过错的表现形式有:公务实施不良;不执行公务;公务实施延迟等。行政法院判断公务过错, 通常根据公务的难易程度、执行公务的时间、地点、行政机关所具备的人力物力等多种情况决定。国家机关由于疏忽、怠惰、笨拙以及对当事人提供不正确的信息所造成的损害也是公务过错[1]。公务过错以公务活动是否达到中等公务活动水平为客观标准确定国家赔偿责任。

(三) 违法归责原则

违法归责原则, 是指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完全取决于执行职务的行为是否合法, 对于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 国家给予赔偿, 对于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害, 通常不予赔偿。至于何谓违法, 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表述, 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国家法律直接用“违法”概念, 有的用“不法”或“非法”概念, 有的还用“违反法定义务”、“违反公职义务”、“违反职责”等概念。对于违法的解释也有广指除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外, 还包括违反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尊重人权原则、权力不得滥用原则和尽合理注意原则等[2]。

二、我国刑事赔偿归责原则存在的争议

一般认为, 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适用违法归责原则。《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 国家只对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才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行使职权的行为是合法行为, 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 司法赔偿是否也适用违法归责原则, 学术界观点不一。第一种观点认为, 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 司法赔偿也适用违法归责原则[3]。第二种观点认为, 我国刑事赔偿采取的是有限违法原则, 兼采无过错责任原则[4]。其中, “有限违法”原则是指国家只对特定范围内的司法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而在行政赔偿中违法归责原则的适用没有限制, 因此, 刑事赔偿采取有限违法归责原则。“兼采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因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了逮捕的条件, 使得逮捕的条件低于达到“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有罪判决条件, 因而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并不意味逮捕行为违法, 但为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依《国家赔偿法》关于错误逮捕的规定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 此时便不适用违法归责原则, 而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此外, 在拘留问题上也应当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第三种观点认为, 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来看, 我国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应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刑事赔偿自应不例外。该观点认为, 违法责任原则只要求“违法行使职权造成损害”, 即可成立国家赔偿责任, 而不论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 这是正确的, 也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但违法并非是确定归责原则的根据。因为确定国家赔偿责任归责原则的标准只能是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而不能是行为人的客观行为, 因而应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5]。通过分析上述观点, 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违法归责原则是刑事赔偿的基本或主要归责原则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第二, 在若干问题上, 即有关错捕、错拘的归责标准认定上, 意见尚不统一, 部分学者认为系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标准;第三, 少数学者认为国家赔偿包括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系无过错责任原则。

从具体条文分析看, 《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 是指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条所规定的拘留、逮捕条件的拘留或逮捕。如果有重大犯罪嫌疑或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符合其他逮捕条件而有逮捕必要的, 公安、检察机关决定拘留、逮捕, 系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不应加以非难。因为“逮捕、拘留, 只要在当时关于犯罪嫌疑具有相当的理由, 并且被承认了必要性的话, 就是合法的。……起诉时或公诉进行时的检察官的确信, 在其性质上和判决时法官的确信不同, 被解释为只要综合考虑起诉时或公诉进行时的各种证据资料, 通过合理的判断过程, 具有被认为有罪的嫌疑便足够了”。刑事诉讼各阶段不同的具体目的以及对证据审查判断的不同要求和标准 (无罪判决的证据要求严格于拘留、逮捕的证据要求) 决定了有可能存在合法的“错拘、错捕”。

三、我国刑事赔偿归责原则之反思

考虑到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 参酌国外立法例, 为了最大限度保障人权, 应尽快对《国家赔偿法》中的刑事赔偿归责原则加以修改。具体而言, 就是要在司法赔偿领域, 适用多元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对刑事追诉、审判和执行等侵权损害, 应当采用结果责任原则, 以使受害人获得救济, 同时可解除公安、检察机关的困惑, 保护其打击犯罪的积极性。

刑事赔偿的范围包括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阶段所发生的损害。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一个犯罪事实逐渐被证明的过程, 采取强制措施决定的条件理应低于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决定、无罪判决的条件。上述裁判的作出, 并不意味着拘留、逮捕等决定必然违法。如果拘留、逮捕等决定本身合法, 违法归责原则之下受害人就不能获得赔偿。对于受害人而言这是极不公平的。这种做法实质将追究犯罪所带来的侵犯特定公民权利的风险让个人承受, 个人独自承担了维持秩序所产生的负担, 有悖于社会负担平等的公平原则。

刑事案件涉及公民人身自由, 在建构赔偿制度时, 应将立足点定位于如何最大限度救济无辜公民, 尽可能减少追究犯罪的风险由特定公民承受的情形, 而不是对行为性质进行评价。从法国的规定可以看出, 刑事赔偿中多采用结果责任原则, 目的在于为无辜公民提供最大限度救济。我国刑事赔偿领域中应适用结果责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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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后, 出租人再将房屋出租以规避优先承租权的存在。

二、优先承租权所要求的同等条件

优先承租权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而非绝对的、无条件的优先, 所谓同等条件不仅包括租赁价格、租金支付方式、租赁期限等, 而且包括与租赁有关的其他条件, 如房屋用途、环境污染状况、承租人经济实力、承租人信誉、承租人的经营业绩等。如原承租人只是承租一栋房屋中的一套或几套, 现出租人拟将整栋房屋出租, 则原承租人因不具备同等条件的要求而不具有优先承租权。如果出租人采取招标、拍卖或其他竞价的方式确定承租人, 出租人只要通知了原承租人, 原承租人未参与招标、拍卖或其他竞价的, 视为放弃优先承租权, 原承租人参与招标、拍卖或其他竞价但未中标的, 视为其不具有同等条件而丧失优先权。

三、优先承租权行使的时间及方式

有人认为, 优先承租权应从原租赁合同期满后开始计算。由出租人自行设定一个出租条件, 在一定的期限内以特定的方式通知或告知原承租人及其他人, 例如广告、招租通知等, 若有第三人欲和出租人建立租赁关系, 出租人可以将第三人提出的条件告知原承租人, 若原承租人也同意按第三人提出的条件继续租赁出租物, 则享有优先承租权, 若出租人表示不能按照出租人或第三人提出的条件继续租赁物或虽不明确表示是否继续租赁原租赁物的意愿, 则租赁合同期满后的一定期限届满, 原租赁人的优先承租权即告消灭。如果出租人没有尽通知的义务, 而径直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协议, 则优先承租权人可以主张该租赁协议的无效。

结果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发生后, 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 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式。结果责任原则只问损害结果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并不对行为的性质进行评价, 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受害人获得救济。只要能够证明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行为实施人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从责任的基础看, 结果责任归责原则的基本思想是对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从责任的性质看, 不在于对具有反社会性行为的制裁, 并没有体现出对被告行为的非难。刑事诉讼程序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 适用结果责任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无辜公民, 减少让特定公民独自承受因追究犯罪、维护秩序所产生的风险的情形。因此, 根据结果责任原则, 只要发生了损害, 损害与公安司法机关的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即使拘留、逮捕决定合法, 也应当赔偿;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 经再审改判无罪的, 应当赔偿;经再审重罪改判为轻罪的, 对错误判决部分应当赔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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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怀德.《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务[H].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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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刚凌.《国家赔偿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浅述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司法原则 篇10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刑法

未成年人是指生理和心理上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成年人标准的群体。一般来说, 未成年人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 是需要法律给予相应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未满18周岁的公民是未成年人。为了切实有效地保护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 我国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制度, 并在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等方面制定了完善的政策措施, 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但与之相比, 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却成为了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 在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 未成年人的犯罪率正在逐年提升, 甚至一些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70-80%[1]。大量的未成年人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 不仅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更是给大量的家庭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影响。

一、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活动的主要特点

应当说, 与其他犯罪主体相比,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活动具有如下几方面主要的特点。

(一) 模仿成为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主要诱因

未成年人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成熟的关键时期, 精力旺盛, 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和求知欲, 特别是他们具有很强的好奇心, 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但是对于是非善恶的辨识力又相对较低, 非常容易受到不良诱因的影响。从许多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记录来看, 诱使其犯罪的主要原因都是学习和模仿一些描写暴力犯罪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因此说, 模仿成为了现阶段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频发的主要外在性诱因。

(二)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团伙化的趋势

从现阶段司法实践来看, 大量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都呈现出团伙化的趋势。一些未成年人受到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 采取暴力胁迫或引诱等手段, 纠集一批同龄人打架斗殴, 非常容易产生暴力事件和恶性刑事案件。不少未成年人盗窃团伙具有严密的组织关系, 利用团体犯罪为掩护, 定期进行转移和流窜, 给案件侦查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 未成年人犯罪后果严重性正在逐步提高

从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实施犯罪的后果来看, 其后果的严重性正在逐步提高, 社会危害程度正在不断加大。杀人、重伤害、绑架等等恶性案件类型已经屡见不鲜。例如北京市2002年8月宣判的“极速网吧”放火案, 被告人因对网吧服务员不满而起意报复, 用放火手段危害公共安全, 致25人死亡, 多人受伤, 并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3名被告均系未成年人, 另外, 还有一参与放火者不满14岁[2]。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发现, 大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危害性和严重程度认识不足, 更有甚者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犯罪, 从这个意义上说, 未成年人犯罪后果严重性程度逐步提高也折射出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普法水平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社会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应当说, 近年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社会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一方面是社会的关注程度普遍提高, 许多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经过媒体报道便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并引发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教育等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所涉及到的家庭数量众多, 其法定监护人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因此相比于成年人刑事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二、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原则

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经历了一个修订、调整和完善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相互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若干司法原则。

(一) 预防与惩治并重的思想

从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看, 预防和惩治并重是一个显著的指导思想。一方面通过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严厉打击各种恶性刑事犯罪行为, 充分体现法律的震慑力和强制力。另一方面则通过法律的颁布实施, 构建一个防范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预警机制和制度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

(二) 宽严相济的思想

宽严相继是我国刑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又一个司法援助。所谓“严”是指法律并没有因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而使其逃避法律处罚, 而是在充分考虑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制度规定。所谓“宽”则更加体现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 在未成年人犯下严重刑事犯罪之后, 还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司法救济途径和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可贵之处。

对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来说, 如何掌握好“宽严相济”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一方面不能够无限制地宽限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导致产生重罪轻罚、有罪不罚等现象, 另一方面更不能偏向于严格, 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从重从严处理。如何把握好这个关键点, 笔者认为“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最为准确的原则。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只有严格根据法律规定, 公平公正地审理这类案件, 才能够真正地将“宽严相济”原则落到实处。

(三) 维护公平正义原则

社会主义法治的公平正义原则是立法和司法工作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法律制度体系中, 公平正义原则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未成年人触犯法律必须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而作为监护人的家长还要承担连带的民事赔偿责任, 这就充分考虑到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诉求。这样就能能够很好地兼顾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承受能力, 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弥补受害人的经济、精神损失。

参考文献

[1]张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

刑事诉讼法原则 篇11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诉法中具有了法律性。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从债权法的领域逐渐朝向全体法律领域扩张,所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基础应该有以下几点:首先,公法需要私法的弥补。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处理成为了很难应对的问题,公法很难解决,而诚实信用原则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其次,诚实信用原则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依据。[1]作为道德化的原则为法官的司法审判过程中提供了很强的伸缩性和适应性,为法官在审理疑难的案件或者新型案件时能够提供更多地运作的手段。

二、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过于泛滥和随意

自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诚实信用原则之后,在立法层面上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立法与适用的冲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诉权放弃。诉权放弃是指当事人对诉权进行的合同安排,并在合同中明确作出放弃诉权的意思表示。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诉权合同进行具体的规定,所以在具体案例中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并没有过错,但是在判决中却往往存在错误,即诉权放弃只能导致不受理的法律效果,但是法官却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是二审提出新要求,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二审中提出新要求,法官可以对新请求组织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也就是说,当事人有权利在二审中提出新请求,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阻止这种做法。第三种是上诉。上诉是诉权的形式之一,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形式上诉权并只设置除上诉期限这个条件。法官如果认为上诉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因是其上诉请求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这是对上诉制度的误解,此理由明显违反了关于上诉制度的特别规定。

(二)同具体规则适用冲突

诚实信用原则与民事诉讼法中的许多具体的规定都存在着重合之处,民诉在2012年修订之后,法官在审判案件中对13条的适用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被告为了逃避履行对于第三人已经生效的判决的连带责任,与原告共同制造虚假借条,企图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案件判决选择诚实信用原则,是不清楚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的适用关系。再比如,原告与被告就财产权属纠纷的再审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就被告是否履行了配合义务,是否构成了违约的问题屡次反复,为了能够再次进入再审,对一、二以及再审期间的主张进行推翻,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2]本案在不具备具体规定的条件下,正确的适用了一般条款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在直接适用时,并没有充分的阐述其中的法理依据和适用过程,是不太妥当的。

三、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优化适用

(一)重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判例推动

法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注重通过判例推动民事诉讼的发展,在我国如果单纯的依靠法官在个案中运用法律解释技术将诚实信用原则转化为具体的适用规则,难度大而且适用性不强,如果通过归纳的方法,把相似的案件进行类型化的总结,例如禁反言就可以进行类型化。这种类型化的整理是开放的,个案类型化同时保留了原则外延的广泛性,以此对将来出现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参考和指导。这种归类在我国往往表现为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随着案件的增多,类型化的成果会不断完善,同类的案件会不断得到证实,但是应当注意案例之间差别性。

(二)明确与具体规则之间的适关系

首先,具体规则完善具体,那么就优先适用具体规则,只有在穷尽了解释和类推仍不能适用时才可以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规则的确定性可以减少法律价值和使用上的争议,有利于法律的安定性,这方面,诚实信用原则略显劣势。其次,具体规则有漏洞时,在个案中是可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其他规则所没有的的包容性,他可以纠正规则在明确规定性体现出的抽象和限制性,所以适用具体规则可能导致个案不公,那么就只能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总之,在考量二者关系时,诚实信用原则将以不同的方式得到适用,所以要求法官在对具体案件进行审查是应当全面查清法律条文的规定,严格适用原则的适用准则,不能为了方便而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不仅是公法的补充,还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障。虽然在立法中已经明文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利用过于泛滥;存在具体规则与原则适用中的冲突。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几点建议,重视判例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推动作用,以及区分原则与规则的适用。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诚实信用原则,具体规则,滥用

参考文献

[1]苏策.浅析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现状[J].法制与社会,2011(2):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