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执法建设

刑事执法建设（精选9篇）

刑事执法建设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巨大的改革。但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也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些违法犯罪现象明显有所增加。面对这种形式, 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应该积极加强刑事科学技术, 提高自身能力, 为社会的稳定提供相应的保障。刑事科学技术是一个较为严谨的科学, 其内容为:以犯罪事件相关的痕迹、物证为研究对象, 以认定犯罪、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公正审判提供科学证据为目的, 研究痕迹、物证形成机理、变化规律以及运用科学技术发现、记录、提取、识别、检验和鉴定痕迹、物证的一门综合性应用科学。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相关部门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公安人员的刑事科学技术, 促进办案水平的提高。

一、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 领导认识不足, 意识缺失

现阶段, 公安部门的相关领导对于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与价值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缺乏提高相关人员行使科学技术的意识。这是造成我国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能力低下, 打击犯罪能力与执法水平都较为低下的直接原因。由于领导意识的薄弱, 造成了机关内部整体意识的薄弱, 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国, 刑事科学技术得不到快速的发展与进步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相关领导对提高公安机关整体的刑事科学技术的认识不足, 不能从制度上和政策上进行系统的规定, 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降低了公安机关的打击犯罪能力与执法水平, 这一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发展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一。

(二) 技术队伍不稳定

由于公安机关工作的特殊性, 在实际的工作之中经常涉及到人员调动等情况, 这就造成了技术队伍不稳定, 总是出现调动等问题。另一方面, 我国公安机关针对刑事科学技术没有一套完整的奖惩措施, 这就造成了技术人员在工作之中缺乏相应的积极性, 不能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 这也是影响我国刑事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的抑制因素之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犯罪手段也在逐步发生变化, 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的比例在逐年上升, 但是我国公安机关的技术队员队伍却没有得到很快的发展, 这对于现代社会稳定, 提高我国公安机关整体办案水平的一大障碍。

(三) 人员不足, 工作量大

刑事科学技术人员是我国公安机关的核心人员, 也是公安机关最为紧缺的人才, 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发现, 他们的工作量都很大, 这是由于具有专业刑事科学技术的公安人员相对较少, 不能满足现阶段公安机关办案需要, 这就阻碍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能力和执法水平的提高。

刑事科学技术对于公安机关办案能力的提高和执法能力的提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意识的薄弱, 高校对于该方面培养的人才较少, 这就直接影响了我国从事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的数量与质量。数量相对较少, 但是面对的工作量又很大, 这就为我国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二、加强刑事科学技术建设, 切实提高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能力和执法水平的措施

(一) 转变观念, 增强领导意识

领导是一个机关和部门的核心人物, 他们的意识与观念对于整个机关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了加强刑事科学技术建设, 切实提高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能力和执法水平我们首先需要转变领导的观念, 让领导对于刑事科学技术予以充分的重视, 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并颁布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我国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的整体提供, 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保驾护航。

领导转变意识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是促进我国刑事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的首要措施。为了促进领导观念的转变, 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对领导进行培训, 让相关领导意识到刑事科学技术对于现代公安机关的重要意义, 同时还要对相关领导的思想意识进行引导, 让部门领导的意识走出原来的象牙塔, 要多看到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二) 要加大投入, 加强装备建设

刑事科学技术是一种现代化的技术, 在现代案件侦查之中一般都需要借助相应的装备, 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应该加大投入, 加强刑事科学技术相关装备的购买与配置, 这是提高刑事科学技术的硬件保证, 也是十分基础的一项措施。

当前, 应优先安排加强现场采痕取证和个体识别技术的装备项目, 如多波段光源、紫外搜证系统、502熏显柜、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及查询终端、活体指纹及人像采集仪、数码照相、数码立体显微镜等在技术用房上, 要有超前眼光, 充分考虑技术专业、设备的发展和技术人员备勤等需要。

(三) 注重人才培养, 引进专业人才

针对我国公安机关的现状, 在工作之中应该注重刑事科学技术人才的不断引进, 切实提高公安机关整体的的素质与水平。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从高校引进具有刑事科学技术的人才这种方式是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其次, 为了进一步的促进我国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的提高要对现有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 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与技术能力, 以此促进公安机关的整体能力;最后, 要积极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各级刑侦部门要积极为科学技术人员提供科研条件, 鼓励技术改革和创新, 并通过刑事科学学会以学术交流的形式及时推广新经验、新做法。只有这样三管齐下, 综合利用各方力量才能最终促进我国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的整体提高, 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与打击违法犯罪能力, 为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相应的保证, 为社会的稳定团结提供基础。

(四) 加强上级对下级的垂直领导

当前刑事技术部门在不脱离公安队伍的情况下, 既要按其现有的模式运行, 又要减少外部行政干预, 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上级对下级技术部门的领导职能, 将刑事科学技术纳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轨道。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不仅要表现在业务上, 还要在人员的选择和调动、职称待遇、学习培训、器材装备、达标验收等方面予以直接管理。这样可以直接保障技术发展的整体性, 确保技术工作的正常开展和设置更新、改造, 营造科学研究氛围, 提高刑事技术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防止人员随意调动、资金挪用等外部干预。

这种垂直领导对提高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和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由于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从事的工作相对较为特殊, 在实际的工作之中需要面对很多复杂的环境, 这就需要强有力的部门领导和技术支持,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办案工作的有条不紊, 才能推进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更多的保障。

三、结语

公安人员的刑事科学技术水平对于其打击犯罪能力和执法水平有着直接的作用, 在实际的工作之中, 我们应该切实提高公安人员的刑事科学技术,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增强办案能力, 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张新枫.大力加强刑事科学技术建设切实提高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能力和执法水平[J].中国刑事警察, 2006, 05:4-10.

[3]赵秀萍.公安高等院校刑事技术教学现状与分析[D].山东师范大学, 2002.

[4]朱裕国, 荣浩.略论发挥刑事科学技术在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中的作用[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06) .

刑事执法建设 篇2

一、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制度的缺陷

（一）现有规范基本上是行政性质，缺乏司法属性。国务院及所属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而刑事执法涉及运用强制措施和刑罚限制、剥夺公民人身权利，对此的立法、司法解释权依照宪法和法律分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高”。所以，要建立法制化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执法衔接机制，仅以行政规章而没有司法保障，显然是不行的。

（二）高检院的规定虽然具有司法属性，但只是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制度。根据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直接管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因此其受理行政执法机关直接移送审查是否立案的案件，应当是那些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如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并非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规达到触犯刑律程度的刑事案件。对公安机关处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有关要求，实际是重新规范或强调了检察立案监督规定。因此，就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的而言，检察机关《规定》的作用有局限性。

（三）原则规定多，实务规定少。相对而言，《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是考虑比较周全的规范，对移送案件的条件、基本程序及工作时限、违规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甚至少许有涉及司法实体规定。但案件移送到刑事执法阶段，对行政执法形成的证据法律地位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规定。刑事诉讼的过程实际就是证明的过程。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证据审查是诉讼的核心，如果不解决证据法律地位及证明规则问题，显然不利于行政执法案件进入司法程序。高检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是原则性很强的务虚文件，缺乏实际执行的刚性。比如检察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查询案件情况，需“经协商同意”。

（四）在实践中难以突破行政层面配合的局限。2005年5月，南充市检察院、公安局与18家行政执法机关签订了《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的规定》，这期间许多市、县（区）相关单位也都联合出台了类似意见、办法或规定。但有关文件基于“检察机关主要通过对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知情权、建议权、刑事诉讼的启动权和为行政执法机关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上来体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思路，因而无一例外地把工作重点放在信息通报、协作配合、制约监督等上，以达到通过协同配合，堵住“以罚代刑”的漏洞的目的。虽然这些举措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执法机关的配合协作关系，但并没有形成合力。最突出的问题是，虽然侦诉机关根据联合认可的文件接受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但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形成的言词证据，因合法性原因不被法庭采纳。而许多案件查处的条件、时机，进入公安、检察环节后往往时过境迁，无法重新收集证据。书证、检验报告和鉴定结论等材料情况稍好，但也常常面临法庭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质疑和当事人关于证明公正性的质证，法院对此取舍缺乏统一标准。

二、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

关键在于赋予其司法属性，将其纳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轨道。具体而言，就是解决行政执法转入司法程序，接受司法审查应有的法律地位问题。

(一)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

1、建立规范的信息传送、沟通渠道。通过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在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定期交换行政处罚、移送案件、立案侦查和逮捕、起诉、判决等情况，研究执法中遇到的工作困难、法律难题。

2、规范查处案件协作、配合程序制度。重点解决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业务查询、检验、鉴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3、强化个案协调和沟通，推动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及时转入司法审查程序。行政执法机关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同时，向同级检察机关通报备案。必要时，可以就是否涉嫌犯罪、证据收集、固定、保全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咨询，接受咨询的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及时提出意见。

4、建立完整的衔接工作监督、监察制度。包括行政机关移送案件同时通报检察机关的备案制度；检察机关直接调阅、查询行政执法案卷材料制度；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制度；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罚代刑”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的行政违法涉案人处理提出检察建议的制度，等等。

(二)根据刑事诉讼效率需要，合理配置执法资源，整合内部办案力量

1、规范行政执法检验、鉴定工作制度。行政执法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通过鉴定认定的技术领域异常繁杂，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门设置鉴定机构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应当考虑规范行政检验、鉴定机构及工作人员执业行为，如由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统一认证有关个人、机构的检验、鉴定资格，明确其检验、鉴定程序与权限，等等。

2、行政执法机关要建立健全跨行业监控反应机制，为执法特别是后续追究刑事责任争取查办良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行政违法案件是跨行业作案的，单一行政执法机关截获的往往只是违法信息的表面现象，如果信息渠道畅通、反应敏捷，有负责的机构协调，就可能及时将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现象联系起来，凸现事情本质或真相，从而作出正确的处置反应。

3、合理调整公安机关内部案件管辖分工。当前，公安机关内部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案件，经济侦查部门和治安部门有交叉管辖现象，既不利于案件的对口移送，也容易造成内部推诿现象。可以考虑按刑法分类划分公安机关内部管辖，即由经济侦查部门管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治安部门负责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案件，并按管辖犯罪类别不同配备有不同业务专长的侦查人员。

4、通过相互培训、专题研讨活动，提高执法人员办案技能。要着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刑事诉讼意识，提高识别案件性质的能力和收集、固定、保全证据的水平；通过向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学习，使公安侦查员、刑事检察官熟悉、掌握涉嫌犯罪行政案件的行业知识，增强他们办理此类涉嫌犯罪行政案件的能力。

5、适当调整行政执法工作方法与策略，以适应与行政违法犯罪斗争的需要。当前，行政违法犯罪呈现有组织实施的趋势，特别是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走私等多环节才能实现违法犯罪目的的案件。而对涉嫌违犯行政法规的违法犯罪行为启动执法程序，系行政执法机关依照职权采取的主动行为，这对完整查明案件真相，抓获不同环节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人不利。因此，行政执法机关查处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要在指导方针上明确对符合条件的案件采取“适时破案”的工作策略。公安机关则要发挥刑事侦查专门优势，针对有组织违法犯罪现状，正确处理“及时破案”与“适时破案”的辩证关系，在配合协调的制度框架下，通过协商及时介入行政执法查办案件。

三、积极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的司法化进程

行政案件转入司法程序后涉及限制或剥夺违法者的人身自由，在刑事诉讼由侦查中心转为审判为中心的现行诉讼模式下，担当司法审查主角的人民法院对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意识十分关键。行政违法犯罪案件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阶段只有量的多少而没有质的区别。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具有可诉性的行政执法行为，可以因行政相对人运用法定的司法救济手段而进入司法审查程序。但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规则和证据要求是不一样的。行政诉讼对证据的认识，虽然也与刑事诉讼一样要求围绕“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质证”，但普遍认为认定规则要求低于刑事诉讼。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以行政程序收集的证据为基础，是对其在获取和处理证据及得出事实结论上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从诉讼职能到证明标准他们之间差别巨大。应当借鉴行政司法审查原理，引入或移植行政诉讼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开展刑事诉讼活动。当然，考虑到这涉及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为了体现保障其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在认定事实和证据上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通过类似“疑罪从无”的标准来实现。实现这一设想的具体步骤，远期目标是力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政执法直接转入刑事执法，将其司法化的法律规则,当务之急则是争取“两高”对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作出符合诉讼规律的司法解释。

（一）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行政执法案件事实和证据，比照行政诉讼审判要求侧重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进行复审。重点审查行政执法人员是否符合主体资格要求,体验、鉴定是否按照行业管理的有关法规、制度进行，等等。如果不能形成司法解释，至少应经过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及“两高”协商，形成《纪要》，如“两高”、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商品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

（二）明确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法律地位。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执法中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按照刑诉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精神，作为公安、检察和法院收集、调取的证据，直接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对有关检验报告、鉴定结论等专门性证据材料，司法机关只作要式程序审查，即可决定是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对在执法过程制作的调查笔录、谈话笔录、询问笔录，以及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笔录、自书材料等证据材料，原则上要求司法人员重新制作（或收集），但确因有不可抗拒原因（如原证人、陈述人死亡），经侦查机关查证与其他证据吻合，相互印证违法事实的，也可以作为刑事诉讼机关要求介入涉嫌犯罪案件参与联合调查，按照高检院、公安部有有关刑事诉讼规定制作的调查笔录，经立案侦查阶段依法核实，也应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事实上，对进入刑事执法阶段之前行政执法形成的各种笔录采取上述做法，在有些地方司法机关协商认定为刑事诉讼证据并在实践中试行，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三）明确行政执法机关专门检验、鉴定、现场笔录、处罚决定的权威属性。行政执法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行使行政管理权，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或公共产品，对权限内实施的行为具有公定力。因此，对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涉及其管理领域专门知识的检验、鉴定，以及行政机关人员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对有关事项的现场情况当场所作的笔录，甚至是处罚决定，刑事执法机关通过复核认为在形式要件上没有错误，就应当充分尊重并给予肯定，作为不需要提出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这不仅符合认识的逻辑规律，并且在形式要件无误的前提下，虽然认定的事实与证据可能与客观有差距，但却在程序制度上实现了法律的公正，因而也符合效率与公正相统一的诉讼规律，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国定下来。目前，在个别领域，这个观点已得到司法解释的肯定。

刑事执法建设 篇3

首先, 我们要确定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意义何在?

陈兴良教授通过对“宽”、“严”和“济”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 揭示其基本蕴含, 提出“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非犯罪化, 即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 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 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监禁化, 即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 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非司法化, 就诉讼程序而言, 在一般情况下, 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 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 可以经过刑事和解, 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

“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严格是指法网严密, 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 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 不徇私情。虽然“严”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 但陈兴良教授认为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 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

“济”, 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 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二是协调, 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三是结合, 即所谓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通过以上全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比较完整的法律意义。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前提。

目前, 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 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 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调控的不好, 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可能激化成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和暴力刑事案件, 给国家、社会、人民群众带来不可估量的灾祸和危害。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正是针对这些已经或者将要转变为刑事案件的矛盾和问题所开出的一剂及时良药。该祛除的祛除, 该化瘀的化瘀, 该疏通的疏通,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使社会这个有机体始终保持巨大活力, 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就得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整的法律意义和政治意义。

其次, 我们要探索如何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具体落实到公安刑事执法当中?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 从指导思想和原则、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立健全检察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转变观念, 指导保障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意见, 对公安刑事执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限于学识和能力, 笔者仅就公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自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作初步阐述。

一、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 无论从广度到深度, 公安刑事执法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这是“宽严相济”中“宽”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 更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关键是矛盾和纠纷要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 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刑法, 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但有时法律往往并不是最好的调节器, 刑法也不是控制犯罪的最有效的方式。一些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一律科以刑罚, 并非上策。有时往往适得其反, 本来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判刑后倒变成了血海深仇。因此, 对于这些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可以采取刑事和解的方式从宽处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条, 江苏省公检法《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第四条第 (一) 项对此都作了规定, 这样做有效的化解了矛盾, 控制了犯罪, 节约了成本, 促进了社会和谐, 是一举多得的“宽”的功效。然而, 有几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如除了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外, 还有哪些属于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如何界定“人民内部矛盾”, 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是否属“人民内部矛盾”, 如何界定“轻微”, 尤其是公安刑事执法如何界定“轻微”, 这都是值得我们努力去探索、去实践的重要问题。

二、刑事界限问题

按说这不应该成为问题, 因为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很多原来的刑事立案标准现在看来已经偏低, 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如果一律都追究刑事责任, 将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 刑事行政界限混乱, 社会成本居高不下, 非但不能构建和谐社会, 还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很多地方约定俗成的抬高了追诉标准, 这是合适的, 却不治根本。关键还在公安部门如何界定刑事和行政的界限, 如刑事犯罪和治安违法, 这是体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法院相比, 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公安除了刑事司法职能外, 还具有广泛的行政执法职能, 相当一部分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都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因此, 公安机关有必要在新时期对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做一个比较清楚的界定, 尤其是刑事立案标准, 使刑事和行政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不至于用刑事强制措施代替了行政强制措施, 而行政处罚又发挥不出本来的作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刑事办案机制

“宽严相济”的“宽”、“严”、“济”都应当有相对统一的标准, 如果缺乏统一的标准, “宽”、“严”必将失度, “济”更无从说起,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然而, 如何来确保“宽”、“严”、“济”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对统一的标准, 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它的成败关系到该项政策最终的成效。笔者以为, 建立统一、专业化的刑事办案机制是一条出路, 也是一个制度上的保证。首先,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一支专业队伍负责刑事案件材料的审核, 统一刑事案件中“宽”与“严”的尺度, 避免分散办案造成的失度;其次, 统一建立专门与检察院、法院沟通的渠道, 及时掌握检察院、法院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具体指导意见, 统一尺度、精神;再次, 根据社会形势、相关政策以及上级部门指示, 统一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指导意见, 及时落实;最后, 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法考评机制, 通过考评, 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最后, 我们要从何处着手, 在公安工作中如何准确、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一、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

公安机关在贯彻和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 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新执法的理念, 以该从宽的人就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轻处罚。工作机制也要的所创新, 要大胆探索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推行人性化办案的模式, 要学会换位思考, 在刑事侦查阶段, 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 努力营造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的良好氛围, 特别是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 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刑”犯罪分子, 悔罪态度较好, 可尽量使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尽量减少拘留、逮捕等监禁型强制措施的适用, 让其在司法机关的管教、单位的检查、亲属的帮助和群众的监督下, 努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我改造。这样做可避免使偶犯、初犯等轻刑犯在羁押期间受到累犯、再犯、教唆犯的影响, “交叉感染”而染上新的恶习, 释放后重新犯罪。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从宽处理, 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 有利于悔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

二、进一步贯彻和落实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案机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普遍存在“重准确、轻及时”即刑事案件诉讼时间长、办案效率低的问题, 为解决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审前羁押期与刑期倒挂现象, 还有被告人审前羁押时间过长的问题, 政法委协同公检法下发了《关于分类办理案件加快刑事诉讼进程的若干意见》, 根据实际情况, 促成轻微刑事案件的“快侦、快捕、快诉”。该机制的建立与进一步贯彻, 加快了办案节奏, 减轻了看守所超负荷羁押的压力;对涉及轻微犯罪人员的矫治, 减少羁押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有罪的人及时受到惩处, 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和抚慰, 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大力推行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法律化十分重要。同时公安机关要结合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的身心特征,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确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如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其绝大多数将送上刑事审判庭, 被处以刑罚并最终被收监, 这将使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脱离社会, 不能接受家庭和学校的正规教育, 将会逐渐拉大与同龄人的差距。特别是那些主观恶性不深, 渴望改过自新的未成年人来说, 他们在希望落空、面临被监禁的现实情况下, 难免产生极度失落感, 产生绝望的思想, 甚至发展到“破罐破摔”的境地, 不能得到有效的矫正。只有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 由熟悉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专门人员来处理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 以确实贯彻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另外对于一些罪行比较严重, 但主观恶性不大, 有悔罪表现, 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 不具有社会危险性, 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 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或者不予处理。

四、改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

要改革现行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执行, 在立法层面, 设立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脱逃后法律后果。如在立法上扩大脱逃罪的主体, 将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纳入其中。在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判决时, 考虑其脱逃情节, 予以从重判处刑罚。同时, 在执行层面, 加大对保证人未尽到保证人责任的处罚措施。向保证人收取一定数额较高的保证金, 可以使保证人事先明确违反保证义务的后果和责任, 增强保证人的责任心。一旦保证人违反保证义务, 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也可充抵罚款或民事赔偿, 使对保证人的处罚落到实处。对无力保证的, 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可用集中式监视替代分散式监视, 即由执行主体委托相关组织, 设立专门的监视场所。但这种监视场所不同于羁押场所, 无限制自由的外在条件。受委托的相关组织可以通过专门人员和设备来实施监视。当然, 这些措施与现行的规定有一些不一致, 但改革就是要破旧立新。

摘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指导我国刑事司法工作开展的基本政策, 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公安工作的实际情况看, 要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好“宽严相济”的政策仍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认真研究并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于我们公安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和升华、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刑事诉讼中如何使用行政执法证据 篇4

时间：2012-08-200作者：杨维立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

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条款强化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对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范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明确和探讨。

上述条款中的“等”字如何理解?从字面意义上看,列举后加“等”字既可以理解为“列举后煞尾”,也可看作是“列举未完”。有观点认为:在本条本款中,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仅仅包括条文中明确列举出来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四种证据,而不包括修改后刑诉法第48条中列举的其他证据种类。目前持这种观点的,在理论和实务界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认为,此处虽然列举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四种证据,但仍未列举穷尽。另外,修改后刑诉法多处使用了列举后加“等”字的模式。这些“等”字只能理解为“列举未完”的意思。退一步讲,倘若立法本意为“列举后煞尾”,这个“等”字就没意义,应当删除。

事实上,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3号)明文规定,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集、调取、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检验报告、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笔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至少,行政机关依法制作的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如果统一由司法机关重新制作,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机关的负担,而且实际上因为时过境迁,重新收集此类证据,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当然,并非任何行政执法证据都可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制作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调查笔录,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应当依法重新收集、制作。”修改后刑诉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行政执法部门所作的证人证言,原则上应当由侦查机关重新收集、制作笔录后才能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但依据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所作的特别规定,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也没有必要自缚手脚,完全排除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的效力。特殊情形下,仍然可以利用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如,有的证人作证以后下落不明或是失去作证能力、死亡等,无法再找其当面核实。侦查机关应对行政机关调查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注意审查行政执法证据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书证、物证等是否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此类证据经过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严格审查,再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也应该作为定案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刑诉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规则和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义务。对照来看,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要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前提条件是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必须具备关联性(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真实性(证据形成的原因、发现证据的客观环境、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等、提供证据的人或证人与行政机关是否有利害关系等)和合法性(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篇5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食药监稽〔2015〕27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厅 (局) 、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局、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按照中央深化改革相关工作部署,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研究制定了《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

浅谈新修订刑事诉讼法与公安执法 篇6

新《刑事诉讼法》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尊重和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及“检法机关和律师的监督权”;根据刑事诉讼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有利于侦查办案, 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面对机遇与挑战, 公安机关应该及时调整思路, 直面挑战, 解决好刑事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以适应新修订的《刑事诉法》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新要求。

二、新修订《刑事诉讼法》带来的机遇

1. 电子数据, 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写入证据种类。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电子数据, 辨认、侦查实验等被列入证据种类, 侦查取证效率将会得到提高。随着科技发展,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数码化, 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涉及越来越多的电子数据。随着电子数据成为法定证据种类, 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中体现电子数据证据的烦琐环节将会有效减少。因此, “电子数据”、“辨认笔录”和“侦查实验笔录”直接作为法定证据种类, 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具有有利影响。

2. 行政案件证据可在刑事案件中使用。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书证、物证、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 可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在修订之前, 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时, 常遇到需要转为刑事案件办理的情况,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化解了这一难题, 大大提高了公安机关侦查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证人作证机制全面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安全保密制度和关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上予以全面完善。例如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基于当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依赖较大的现状, 这系列改变对保证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具积极意义。

4. 强制措施规定进一步完善。

一是拘传时限延长。旧法中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一律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而新法改变了这一规定, 明确一般情况下,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案情特别重大、复杂, 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二是规定对被取保和监视居住人的特定限制权。新《刑事诉讼法》对被取保和监视居住人增加了一系列管理条款, 例如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 情况, 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 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 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 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 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这些修订为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为侦查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三、公安机关将应对的挑战

1. 律师权力的扩大。

新法在多方面提高了律师刑事辩护的权利, 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 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难度也会增大。一是律师介入时间提前。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 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二是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力扩大。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 提出意见”。与旧法相比, 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力明显扩大, 新法赋予了律师更多手段和资源与侦查机关对抗。三是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 且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 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最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而且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因此, 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会见的权利与并能够进行交流, 犯罪嫌疑人将有更多机会与律师探讨如何规避法律惩罚, 其供述也会随之产生动摇, 易出现翻供等状况。

2.“沉默权”的增加。

新《刑事诉讼法》对“沉默权”进行了规定,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案件中,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不能被强迫证明自己有罪, 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 对人权保障意义重大;当然它也将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产生很大冲击。

3. 证据排除规则的严格化。

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 即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绝对排除, 实物证据相对排除;公安侦查取证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基本没变, 讲极大的影响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的排除。总之, 新法对侦查取证中的搜查、调取、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的程序要求将越来越严, 公安机关的相关工作难度会越来越大。

4. 警察需要出庭。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第五十七条等规定, 警务人员将分别以目击证人、或直接以侦查人员等身份出庭作证。由于, 在以往办案过程中, 警察几乎不需要出庭作证, 部分警察可能很难马上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因为, 出庭对警务人员的心理素质和出庭应对能力将提出相当高的要求, 公安机关有必要开展相关的应对性的培训, 以提高民警出庭应对能力、法律水准和心理素质。

四、公安机关如何应对挑战

1. 加强规范意识, 提高执法质量。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强了刑事诉讼的对抗性, 侦查机关要摆正自身心态, 转变自身观念, 通过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公安信息化的建设提高办案质量, 实现规范执法, 解决侦查环节中讯问不规范, 隐性超期羁押的问题。

2. 加强证据意识, 转变侦查模式。

现行侦查模式一般围绕犯罪嫌疑人而展开, 侦查机关往往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再搜集证据, 且这样的侦查模式极容易忽略证据的收集、固定。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搜查、侦查实验笔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增加“电子数据资”;完善了普通证人、专家证人、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制度,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强化侦查员搜集证据的意识。新法还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对犯罪嫌疑人有利、宽松的制度。因此, 我们应加快转变侦查模式, 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转变。办案民警应当转变观念, 由“证据本位”的侦查模式替代“口供本位”的侦查模式。

3. 加强程序意识, 转变侦查模式。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程序功能, 明确了违反诉讼程序的法律后果。在司法实践中, 要在严格遵守不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严格落实时限、通知方面的规定, 严格遵守讯问环节的新要求等方面下大决心, 充分彰显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关于程序公正的立法精神。

4. 加强应用意识, 发挥比较优势。

刑事执法建设 篇7

在这几年的打击非法行医工作中, 卫生执法人员按照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安排部署, 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采取多种形式严厉打击非法行医, 执法人员在取缔非法行医时, 暴力抗法的事件时有发生, 有的执法人员倒在了非法行医者的凶器下。尽管如此, 非法行医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非法行医致人伤残和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致使卫生执法人员受到相关部门的责任追究, 尤其是一些地区的检察机关, 追究卫生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的刑事责任, 而且这种现象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 使从事打击非法行医工作的执法人员流血、流汗, 还要再流泪, 执法安全难以保障。

1 检察机关追究卫生执法人员刑事责任的依据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 有渎职行为,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3 卫生部下发的关于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相关文件, 尤其是《关于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责任追究的意见》 (卫监督发[2005]413号) 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和第六条中的规定, 以及各地关于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文件、制度、职责等。

2 检察机关以玩忽职守罪追究执法人员刑事责任的理由

2.1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渎职罪主体适用的解释, 卫生监督机构是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委托, 代表卫生行政部门行使打击非法行医职权的机构, 所以从事打击非法行医的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应在玩忽职守罪追究的范围。

2.2 玩忽职守罪主观方面是一种过失。在打击非法行医中, 执法人员没有发现非法行医或非法行医死灰复燃, 被认为是一种过失行为。

2.3 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一旦有非法行医存在, 执法人员没有发现, 或者发现了没有彻底取缔掉, 就涉嫌不正确履行职责。至于非法行医比较隐蔽或开业时间短没有被发现, 甚至执法人员已取缔多次或处罚多次又非法行医等等, 这些理由只能做为在量刑时从轻的情节, 不能作为履行或正确履行职责的理由, 因为非法行医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2.4 国家“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规定有八条, 第一条就是造成死亡1人以上, 或者重伤3人以上, 或者轻伤10人以上。

依照卫生部关于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相关文件精神, 打击非法行医就是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执法人员的职责, 非法行医致人死亡, 已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都已具备, 检察机关追究卫生执法人员刑事责任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3 追究打击非法行医执法人员刑事责任的形成原因

3.1 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时有发生。

非法行医由来已久, 其形成的原因也十分复杂, 有历史遗留的问题, 有政策衔接中出现的问题, 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形成的问题, 也有非法行医成本低容易死灰复燃的问题, 还有非法行医由明变暗, 利用各种形式逃避打击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暂时又难以解决, 致使非法行医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根除。

3.2 卫生行政部门和检察机关沟通不够。

不能全面地将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客观困难及问题及时向检察机关定期进行通报, 所以, 一旦有非法行医致患者死亡, 检察机关就会介入, 追究打击非法行医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3.3 卫生执法人员执法保护意识不强。

对非法行医可能给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一个十分清醒的认识, 在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时尺度把握不够准确。

3.4 责任追究已成为监督执法机关的一种制度。

近年来, 纪律监察及检察机关加大了对执法机关的责任追究, 尤其是各级检察院成立了反渎职侵权局, 专门查处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

4 预防执法人员在打击非法行医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方法

由于打击非法行医的骨干受到责任追究而含泪离开自己付出了多年心血的工作岗位, 从而使从事打击非法行医的执法人员人人自危, 不愿再从事此项工作。但卫生行政部门已将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做为卫生监督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如何正确贯彻卫生部关于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有关文件精神, 在完成卫生行政部门交给的打击非法行医工作任务的同时, 又能保证卫生执法人员的安全, 通过我们几年来的经验和教训, 总结以下几点:

4.1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交流

在近几年的打击非法行医工作中, 虽然卫生部等七部门多次联合下发了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方案, 但在现实中只有卫生一家死死撑在打击非法行医工作的第一线, 而且在打非工作中存在各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策盲区, 使打非工作面临诸多的困难和问题, 但社会和一些部门不太理解这些问题, 认为非法行医的存在就是卫生行政部门及其执法人员没有履行或没有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而造成的。所以只有建立政法、检察、公安、卫生、工商、药监、监察、计生、宣传等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 及时向相关领导和部门汇报打非工作情况, 建议如何做好打击非法行医工作, 使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了解在打非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现实问题, 理解非法行医得不到彻底根除的原因, 以配合、支持卫生部门共同将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引向深入。

4.2 建立打击非法行医有效机制, 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非法行医虽经过了近几年的打击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但非法行医问题由来已久, 原因复杂, 且易死灰复燃, 只靠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去进行打击, 很难取得实效, 多部门联合执法, 只能是一个短期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非法行医的问题, 应建立打击非法行医有效机制。由当地政法机关牵头, 将打击非法行医做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哪个地区出现非法行医, 当地的政府、街道办、村委会会及时联合相关部门进行取缔, 卫生、工商、药监、公安也会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对非法行医进行打击, 真正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齐抓共管”的打击非法行医有效机制, 减轻卫生执法人员的责任和压力。

4.3 建立打击非法行医组织体系, 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打击非法行医的日常工作现已成为卫生监督机构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任务, 在目前卫生监督经费、人员、装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要做好打非工作, 要充分发挥乡镇卫生院卫生监督协管组和村卫生室的作用, 将执法责任分解、下放, 和乡镇卫生院卫生监督协管组签订“打击非法行医目标责任书”, 要求卫生监督协管组和村卫生室对本辖区内的非法行医行为及时地进行劝阻, 及时上报卫生监督机构, 并积极配合卫生监督机构做好对非法行医的取缔工作。

4.4 充分利用各种形式, 减少非法行医行为的发生

对非法行医发生的原因进行梳理, 积极地争取政策、运用政策, 合理解决历史遗留和政策衔接中出现的非法行医问题, 减少非法行医的数量。合理设置医疗机构, 加强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建设, 提高服务质量, 降低收费水平, 满足群众基本的医疗服务需求。利用各种形式, 开展打击非法行医的宣传工作, 设立宣传点, 印制宣传品并向群众发放, 在电视台刊播打击非法行医广告, 在醒目位置书写打非固定宣传标语, 架设宣传车, 深入农村、集镇进行打非宣传, 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尽到卫生执法人员劝告群众不要到非法行医处就诊的职责, 减少病人到非法行医就诊的几率, 减少伤害事件的发生。

4.5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提高监督执法覆盖率

建立非法行医报告制度, 把对非法行医的报告责任落实到村卫生室;畅通举报投诉渠道, 对群众举报的非法行医及时进行查处;加强打击非法行医执法队伍建设, 从人员、经费、车辆等方面予以倾斜;督促执法人员在打非工作中, 开展拉网式的监督检查, 平茬齐过、不留死角、不留执法盲点, 以达到履行打非职责的目的。

4.6 充分运用现行政策, 依法打击非法行医

在打击非法行医中, 执法人员在取缔非法行医时, 当事人拒不配合, 手执凶器威胁、恐吓执法人员, 甚至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执法人员, 对这种情况, 要求卫生执法人员冷静处置, 以调查取证为主, 待证据确凿后,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于那些经屡次打击仍然继续非法行医者,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款, 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减轻卫生执法人员的责任, 也避免了流血事件和群体事件的发生。

刑事执法建设 篇8

第一, 促进《刑法》与环保类法律法规的对接。《刑法》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明确了15种罪名, 立法机关针对部分条款也做了相关的司法解释, 指导了司法实践。但是现有的环保刑事立法存在缺陷, 针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条款覆盖面不广, 立法的超前性不强, 系统性和严密性不够。应当促进《刑法》与环保类法律法规的对接, 对于在环保法规中明确规定了刑事责任的破坏环境资源行为, 应当设立专门性的罪名, 可以设置为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噪音污染罪、污染水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破坏草原罪等罪名 (1) , 并且明确量化罪与非罪的标准。

第二, 加强“两法衔接”相关规定的修订和整合。首先, 提高“两法衔接”规定的法律位阶。应将“两法衔接”中司法机关、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利义务写入《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的相关章节中, 从而提升“两法衔接”执行的强制力。其次, 对现行的“两法衔接”规定进行清理整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环境保护部等机关应当抓紧联合出台《关于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意见》, 其中明确“两法衔接”中案件移送程序、移送案件材料、责任部门、工作制度、法律责任等内容。另外, 检察机关应当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国务院出台专门行政法规规定查办环境案件的程序性规定, 从而增强“两法衔接”的法律约束力。

第三, 立法应明确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适用。《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法规赋予了环保部门行政处罚权, 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违法行为, 环保部门可以采取罚款、限制停产、责令整治等措施。《刑法》针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犯罪, 多数规定了“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者, 甚至没收财产。在处理环境违法行为时, 应当确立“附条件的并科原则” (2) , 即当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处于同类型时, 可以相互折抵, 当两者处于不同类型时, 应合并使用, 避免“以罚代刑”或者“只刑不罚”出现。

二、完善联动执法和协作配合机制

第一, 建立公安、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提前介入是指公安、检察司法机关有条件地介入行政执法, 与行政执法机关密切配合、联合执法。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破坏环境资源类案件, 在环境监管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 请公、检、法及时介入调查, 有利于案件线索和证据的收集、固定。

第二, 建立完善环境案件移送机制。各级环境保护、公安部门要严格按照《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当地实际制定关于案件移送的职责、时限、程序和监督的要求, 积极做好案件调查、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工作, 环保部门经认定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移送, 若决定移送, 应当在决定当日内进行移送, 同时移交案件调查报告、相关证据材料。决定不移送的, 应当说明理由, 并记录在案。

第三, 建立环境案件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环境监管“网上衔接, 信息共享”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一是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将查处的所有环境违法案件情况根据办案流程, 及时录入环境监管信息管理系统, 接受上级主管机关与同级政府法制部门、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指导和监督制约;二是公安机关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销案情况;三是人民检察院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的情况, 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第四, 建立健全“两法衔接”联席会议制度。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两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相互通报查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两会衔接”的情况, 提出加强两法衔接的对策。

第五, 建立联动执法联络员制度。各级环境保护、公安、检察部门应明确内部机构在环境违法案件查处中的职能分工, 分别确定具体牵头部门及联络人员, 开展经常性的信息互通、协调办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制定联动工作方案和行动计划, 积极开展联动执法专项行动, 依法加大对重大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综合惩处力度。 (3)

三、加强“两法衔接”机制的运行监督

第一, 加强对环境监察部门移送案件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要重点监督环境监管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发现的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是否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是否妥善保存并固定所收集的证据, 是否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进行移送。

第二, 加强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是否存在该立案不立案、该侦查不侦查的行为;对于移送的证据公安机关是否履行相应手续并妥善保管, 对不予立案的涉嫌犯罪案件是否说明理由并报检察机关备案;对于公安机关未及时受理或者立案的, 应当依法开展立案监督, 督促公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受理或者立案侦查;对立案后久侦不结的案件, 要加强侦察监督;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 必要的时候, 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 协助公安机关及时侦结案件。

第三, 加强对环境执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监督。检察机关发现环境执法人员徇私舞弊, 对依法应当移送的涉嫌环境犯罪案件不移送, 情节严重, 涉嫌职务犯罪的, 应当及时介入调查, 依照刑法有关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利用职权干预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执法, 阻挠案件移送和刑事追诉, 构成违纪、犯罪的, 同样依法追究其纪律责任、刑事责任。

四、提升环境执法人员法治意识和专业水平

执法人员作为“两法衔接”制度执行者, 其责任意识和专业水平决定着制度落实的力度。环保部门、司法部门要通过会议、培训等形式宣传“两法衔接”工作的重要性, 并且将“两法衔接”工作落实情况纳入考核体系, 从而增强执法人员的责任意识, 鼓励执法人员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各级环保部门、公安部门要树立证据意识, 及时收集、提取、监测、固定污染物种类、浓度、数量等证据。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当运用实习教学、典型案例研讨、专题讲座、跨部门学习锻炼等形式, 组织开展业务培训, 重点加强对环保法律法规、破换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相关司法解释、“两法衔接”的规章制度以及专业鉴定技能、环境案件侦查技巧等方面的教学。

五、小结

建设“美丽中国”, 构筑生态文明, 是我国确定的重要奋斗目标。环境保护不仅需要各个部门各司其职, 更需要立法、执法、司法的配套衔接, 尤其是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当前, 我们应以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和推进“两法衔接”探索为契机, 完善相关环境法律法规, 构建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为环境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注释

11 李聪莹.“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罪罪名体系的立法构想”[J].湖北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2 (4) :126.

22 侯艳芳, 刘传颂.“行政处罚与刑罚折抵的处罚”[J].山东审判, 2008 (2) :78.

刑事执法建设 篇9

从一则食品安全监管案例引发的思考

食品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常用品, 在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 食品制作的工业化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科技进步, 食品添加剂的研究和使用越来越普遍。这造成当代食品卫生安全的许多重大隐患, 控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成为各国食品安全监管中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2008年6月28日, 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收治了一例患“肾结石”病症的幼儿, 根据家长们反映, 孩子从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省三鹿集团所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7月中旬, 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医院婴儿泌尿结石病例报告后, 随即展开了调查, 随后短短两个多月, 该医院收治的患婴人数扩大到14名。除甘肃省外,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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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地都有类似病例被发现。9月11日, 卫生部对这一系列病例及媒体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 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 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这一系列病例揭开了三鹿集团乳品安全问题的序幕, 不仅如此, 三鹿集团乳品含有三聚氰胺成分并非一个特例, 随后国家对多家乳品企业的拉网式检查表明, 绝大多数知名乳品企业的配方奶粉中都或多或少地被检出三聚氰胺成分, 一时间广大消费者谈奶色变。鉴于三鹿集团婴幼儿配方奶粉含有三聚氰胺事件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 案件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09年1月22日, 三鹿系列刑事案件, 分别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无极县人民法院等4个基层法院一审宣判。田文华被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另悉, 这批宣判的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中, 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的被告人高俊杰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 被告人张彦章、薛建忠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5名被告人各获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三鹿集团本来是河北省的一家明星企业, 又是中国与新西兰合资的中外合资企业。为什么会发生三鹿奶粉事件?我们从法治的角度来看, 不能简单地把三鹿奶粉事件说成是不法分子大胆妄为, 该事件所暴露的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严重缺陷。三鹿集团用以生产奶粉的原料是牛奶, 奶牛是由众多分散的农户所饲养, 奶农收集牛奶后, 由当地奶站收购。奶站或者代理三鹿收购, 或自行收购后转售给三鹿集团。在从奶牛饲养到奶品加工的一系列中间环节中, 三聚氰胺都有可能被掺杂其中。而这一系列环节, 又归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在缺乏统一执法体制的前提下, 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是很难调查清楚的。而作为拥有司法调查权的公安机关, 在得到明确的犯罪证据之前, 并不能介入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调查。法律程序的碎片化在三鹿奶粉事件历经数年的发展过程中难辞其咎。三鹿奶粉事件敲响了中国食品安全的警钟, 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诞生的催生剂。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 , 力图克服我国食品安全执法体制的碎片化状态, 但在食品安全监管中, 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对接问题却未受到足够的关注, 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 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对接存在裂口, 削弱了法律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力, 解决这一问题有着紧迫的现实意义, 本文略述浅见。

关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关系

作为性质迥异的两种法律制裁方法,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在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 刑事处罚是指因为违反刑事法律而应当承担的法定的不利后果。刑事处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形式。行政处罚是指因为违反行政法律或因行政法规定的事由而应当承担的法定不利后果。一个不法行为, 如果其社会危害性已经严重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时, 就应当划入刑罚的范围;反之, 如果其违法行为情形比较轻微, 则应由行政机关处以行政处罚。区分刑事处分与行政处罚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违法情节轻重。违法情节反映了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 它是区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重要标准。如《食品安全法》第84条规定, 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我国《刑法》第140条规定,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 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 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我国《刑法》第144条规定,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处罚 (第一百四十一条为生产销售假药罪处罚, 其最高刑事责任为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

第二、违法数额多少。在涉及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中, 违法数额是衡量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对于区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具有重要意义。《食品安全法》第85条规定, 有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 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许可证。

第三、危害后果大小。危害后果大小对区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不法行为, 只要危害后果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 都将转化为刑事犯罪而最终落实到刑罚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98条规定, 违反本法,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分则第二章第115条,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规定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完善食品安全领域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对接机制的建议

区分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 实际上是一个区分罪与非罪的问题。从法理上讲, 公安司法机关有权对涉嫌构成犯罪的行为采取刑事侦查措施并提起公诉, 最终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机关为人民法院。除公安司法机关外, 任何其他机关都不得进行刑事侦查, 更不得定罪量刑。也就是说, 公安司法机关掌握着罪与非罪的预先判断标准。但公安司法机关通常没有行政监督检查权, 对食品卫生安全的行政监督检查权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 在这种二元体制下, 司法程序和行政监督程序如何衔接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立法通常的做法是, 首先对行政监督程序予以规定, 然后规定对于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 行政机关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例如《食品安全法》第81条的规定,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对生产经营者的同一违法行为, 不得给予二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 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上述立法模式蕴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前提———行政机关完全有能力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其实, 这一假设前提是不真实的, 因为罪与非罪的标准并非总是绝对清晰, 法律条款的模糊性总是不可避免。刑事政策对于澄清法律标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刑事政策由司法机关所掌握, 通常行政机关对刑事政策了解不足。如果行政机关无法判断行政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或者判断错误, 把构成犯罪的案件认定为不构成犯罪, 必将削弱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 为我国的食品安全埋下巨大隐患。在“三鹿”奶粉事件中, 尽管质检、卫生、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等行政部门均负有监管职责, 但这些行政机关或者没有尽到监管职责, 或者没有能够及时将违法行为线索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结果导致了三鹿奶粉事件长期发展, 受害区域扩大, 受害人数增加。

虽然许多涉嫌犯罪案件本应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被发现, 但是由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条块分割、各自独立, 行政机关通常是对所发现的案件线索予以行政处罚了事, 并不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这使得本已构成犯罪的案件难以得到及时有效惩治。司法程序和行政执法程序存在明显的对接裂口, 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食品安全领域, 而是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如何实现刑事司法程序与行政执法程序的无缝对接, 避免法律实施中出现重行政执法而轻刑事程序的不良后果,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认为,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行政执法程序和刑事程序的优先顺序, 目前, 我国的部门和行业立法都以行政执法程序优先, 行政执法部门对所发现的案件线索自行判断是否涉嫌构成犯罪, 而忽略了司法机关在判断罪与非罪标准上的专业性。《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仅是这一普遍做法中的一例。建议立法机关对于部门和行业立法中所广泛存在的“移送司法机关”的条款进行修改, 行政执法部门所发现的一切违法案件线索均应当报送公安司法机关备案, 由公安司法机关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经公安司法机关判断构成犯罪的, 行政执法机关相应终止行政处罚程序;经公安司法机关判断, 不够成犯罪的, 行政执法机关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理查德·A·波斯纳, 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