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

刑事司法（精选12篇）

刑事司法 篇1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司法的灵魂, 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因此, 它对于我们公安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和升华有着更深刻的指导意义。

首先, 我们要确定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意义何在?

陈兴良教授通过对“宽”、“严”和“济”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 揭示其基本蕴含, 提出“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非犯罪化, 即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 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 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监禁化, 即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 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非司法化, 就诉讼程序而言, 在一般情况下, 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 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 可以经过刑事和解, 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

“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严格是指法网严密, 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 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 不徇私情。虽然“严”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 但陈兴良教授认为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 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

“济”, 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 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二是协调, 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三是结合, 即所谓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通过以上全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比较完整的法律意义。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前提。

目前, 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 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 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调控的不好, 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可能激化成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和暴力刑事案件, 给国家、社会、人民群众带来不可估量的灾祸和危害。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正是针对这些已经或者将要转变为刑事案件的矛盾和问题所开出的一剂及时良药。该祛除的祛除, 该化瘀的化瘀, 该疏通的疏通,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使社会这个有机体始终保持巨大活力, 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就得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整的法律意义和政治意义。

其次, 我们要探索如何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具体落实到公安刑事执法当中?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 从指导思想和原则、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立健全检察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转变观念, 指导保障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意见, 对公安刑事执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限于学识和能力, 笔者仅就公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自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作初步阐述。

一、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 无论从广度到深度, 公安刑事执法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这是“宽严相济”中“宽”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 更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关键是矛盾和纠纷要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 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刑法, 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但有时法律往往并不是最好的调节器, 刑法也不是控制犯罪的最有效的方式。一些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一律科以刑罚, 并非上策。有时往往适得其反, 本来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判刑后倒变成了血海深仇。因此, 对于这些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可以采取刑事和解的方式从宽处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条, 江苏省公检法《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第四条第 (一) 项对此都作了规定, 这样做有效的化解了矛盾, 控制了犯罪, 节约了成本, 促进了社会和谐, 是一举多得的“宽”的功效。然而, 有几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如除了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外, 还有哪些属于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如何界定“人民内部矛盾”, 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是否属“人民内部矛盾”, 如何界定“轻微”, 尤其是公安刑事执法如何界定“轻微”, 这都是值得我们努力去探索、去实践的重要问题。

二、刑事界限问题

按说这不应该成为问题, 因为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很多原来的刑事立案标准现在看来已经偏低, 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如果一律都追究刑事责任, 将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 刑事行政界限混乱, 社会成本居高不下, 非但不能构建和谐社会, 还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很多地方约定俗成的抬高了追诉标准, 这是合适的, 却不治根本。关键还在公安部门如何界定刑事和行政的界限, 如刑事犯罪和治安违法, 这是体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法院相比, 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公安除了刑事司法职能外, 还具有广泛的行政执法职能, 相当一部分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都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因此, 公安机关有必要在新时期对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做一个比较清楚的界定, 尤其是刑事立案标准, 使刑事和行政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不至于用刑事强制措施代替了行政强制措施, 而行政处罚又发挥不出本来的作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刑事办案机制

“宽严相济”的“宽”、“严”、“济”都应当有相对统一的标准, 如果缺乏统一的标准, “宽”、“严”必将失度, “济”更无从说起,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然而, 如何来确保“宽”、“严”、“济”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对统一的标准, 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它的成败关系到该项政策最终的成效。笔者以为, 建立统一、专业化的刑事办案机制是一条出路, 也是一个制度上的保证。首先,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一支专业队伍负责刑事案件材料的审核, 统一刑事案件中“宽”与“严”的尺度, 避免分散办案造成的失度;其次, 统一建立专门与检察院、法院沟通的渠道, 及时掌握检察院、法院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具体指导意见, 统一尺度、精神;再次, 根据社会形势、相关政策以及上级部门指示, 统一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指导意见, 及时落实;最后, 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法考评机制, 通过考评, 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最后, 我们要从何处着手, 在公安工作中如何准确、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一、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

公安机关在贯彻和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 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新执法的理念, 以该从宽的人就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轻处罚。工作机制也要的所创新, 要大胆探索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推行人性化办案的模式, 要学会换位思考, 在刑事侦查阶段, 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 努力营造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的良好氛围, 特别是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 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刑”犯罪分子, 悔罪态度较好, 可尽量使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尽量减少拘留、逮捕等监禁型强制措施的适用, 让其在司法机关的管教、单位的检查、亲属的帮助和群众的监督下, 努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我改造。这样做可避免使偶犯、初犯等轻刑犯在羁押期间受到累犯、再犯、教唆犯的影响, “交叉感染”而染上新的恶习, 释放后重新犯罪。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从宽处理, 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 有利于悔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

二、进一步贯彻和落实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案机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普遍存在“重准确、轻及时”即刑事案件诉讼时间长、办案效率低的问题, 为解决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审前羁押期与刑期倒挂现象, 还有被告人审前羁押时间过长的问题, 政法委协同公检法下发了《关于分类办理案件加快刑事诉讼进程的若干意见》, 根据实际情况, 促成轻微刑事案件的“快侦、快捕、快诉”。该机制的建立与进一步贯彻, 加快了办案节奏, 减轻了看守所超负荷羁押的压力;对涉及轻微犯罪人员的矫治, 减少羁押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有罪的人及时受到惩处, 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和抚慰, 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大力推行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法律化十分重要。同时公安机关要结合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的身心特征,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确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如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其绝大多数将送上刑事审判庭, 被处以刑罚并最终被收监, 这将使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脱离社会, 不能接受家庭和学校的正规教育, 将会逐渐拉大与同龄人的差距。特别是那些主观恶性不深, 渴望改过自新的未成年人来说, 他们在希望落空、面临被监禁的现实情况下, 难免产生极度失落感, 产生绝望的思想, 甚至发展到“破罐破摔”的境地, 不能得到有效的矫正。只有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 由熟悉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专门人员来处理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 以确实贯彻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另外对于一些罪行比较严重, 但主观恶性不大, 有悔罪表现, 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 不具有社会危险性, 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 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或者不予处理。

四、改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

要改革现行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执行, 在立法层面, 设立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脱逃后法律后果。如在立法上扩大脱逃罪的主体, 将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纳入其中。在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判决时, 考虑其脱逃情节, 予以从重判处刑罚。同时, 在执行层面, 加大对保证人未尽到保证人责任的处罚措施。向保证人收取一定数额较高的保证金, 可以使保证人事先明确违反保证义务的后果和责任, 增强保证人的责任心。一旦保证人违反保证义务, 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也可充抵罚款或民事赔偿, 使对保证人的处罚落到实处。对无力保证的, 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可用集中式监视替代分散式监视, 即由执行主体委托相关组织, 设立专门的监视场所。但这种监视场所不同于羁押场所, 无限制自由的外在条件。受委托的相关组织可以通过专门人员和设备来实施监视。当然, 这些措施与现行的规定有一些不一致, 但改革就是要破旧立新。

摘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指导我国刑事司法工作开展的基本政策, 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公安工作的实际情况看, 要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好“宽严相济”的政策仍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认真研究并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于我们公安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和升华、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宽严相济,公安,刑事执法

刑事司法 篇2

一、法院司法建议的种类和适用范围

法院司法建议分口头建议和书面建议两种。司法审判实践中常以书面建议为主。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院法律文书制作与适用》对法院司法建议书制作与适用作了明确规范性规定：法院司法建议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对有关单位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为建章立制，加强管理，以及认为应当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党纪、政纪责任，向有关单位正式提出建议或向其他司法机关提出法律建议时适用。其适用范围有三个方面：一、有关单位在管理上存在问题和漏洞，为建章立制，加强管理，向有关单位正式提出。二、有关单位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审判机关认为应当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的向有关单位正式提出建议;三、符合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刑事审判案件中司法建议的规范和应用以及存在问题

实践中，司法建议书以审判机关赋有案件审理权和强制执行权部门使用较为普遍，立案部门和审判监督部门也有使用，但使用频率不高。案件审理和强制执行部门对于按规定需要提出民事、行政、执行案件，需针对具体案件分别制作司法建议书，其发文对象是其他司法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或一案一制作或集中对一类问题提出意见向发案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整改建议。由于分门别类，语言表述较为繁杂，笔者仅就刑事案件审理部门对司法建议书的使用作些探讨，以有益司法建议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规范应用。

由于刑事审判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容易发现发案单位犯罪以外的制度上、监管上和人员素质上存在的问题，能够有针对性的提出堵塞漏洞，建章立制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作为刑事审判的一种补充手段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建议书的制作与适用对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制作与适用进一步作出明确定义：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为及时纠正相关单位在管理中存在的错误、漏洞或者认为应当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以及要求相关单位配合司法审判机关打击犯罪及其他建议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时所制作的法律文书。其适用范围，供审判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时使用。主要适用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防范、减少犯罪等方面的建议。

根据上述有关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职务犯罪过程中，都把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作为扩大办案效果，开展个案预防和教育的司法程序来应用，对宣传法制，教育多数，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较为常见的做法是，刑事案件审结后，案件承办人根据办案中发现的案件之外的需要改进和纠正的问题，提出建议意见，庭长审核，主管院长和院长批准，有重大影响的建议提交院长或审判委员会审定。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被批准后，承办人一般以送达回证的形式送达发案单位接受，在规定的时限内到发案单位听取对建议的反馈意见及改正问题的措施。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对大要案和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采用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参加人员有法院主要领导、案件承办人、检察机关相关负责人和发案单位领导及相关人员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由案件承办人介绍发案的原因、过程、后果、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宣读法院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内容并正式送达。形式隆重，严肃认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被建议单位都能够对建议的内容认真对待，迅速整改，并主动将整改情况向审判机关反馈，使刑事案件司法建议的`效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以上做法，说明认识到刑事案件司法建议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的重要性，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分法院办案法官中，也存在对刑事案件司法建议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认为审理案件是实的，提建议搞预防是虚的，不愿在这方面花费精力。因此，对刑事案件司法建议的应用上采用应付、敷衍了事的态度。主要表现为：

一、在内容制作上，空洞无物，缺乏针对性，官话、套话、废话一箩筐，泛善可陈，找问题不准确，提建议无新意，千人一面，千篇 一律，照抄照搬，不着边际。

二、在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送达形式上，往往是到发案单位一送了之。对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应达到的效果不管不问，不听取意见反馈，不检查建议内容落实情况。更有甚者，为应付了事，自圆自说，自做建议，自做回复，到发案单位盖个印章拿回来入卷。

三、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制作过多过滥。有的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要求每案必发建议，不论案值大小，影响大小，有无必要，造成案件承办人应付差事或造假等现象。

三、刑事案件司法建议的完善方向

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法律审判机关。”刑事审判是对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情况实行的法律监督。审判机关从司法审判职能出发，对某一单位或部门执法状况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设性意见，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应有很强的针对性，有明确的指向性，因而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约束力，以体现和维护法律的尊严。为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好刑事案件司法建议，是办好案件，扩大办案效果，开展打击犯罪，提高刑事司法审判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为规范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应用，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刑事案件司法建议的提起和制作。刑事案件司法建议的提起，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应结合案件审理过程，发现和找准问题，一般由审理案件的承办人提出，交庭长审核后，报请主管院长和院长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提交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审定。

2、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格式，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法律文书制作与适用》一书已作出明确规定，关键是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正文内容填写要认真，要舍得下功夫。要针对具体案件有明确的指向性，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是什么，怎么发生的，应吸取的教训是什么，怎么整改，才能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总之，叙事说理，要结合发案单位实际，针对性要强，要进一步提高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制作质量。

3、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送达形式可分为一般送达和特殊送达。一般送达即刑事案件司法建议制作好以后，由承办人以送达回证的方式递交发案单位，定期回访，检查刑事案件司法建议内容落实情况，并将回访情况记录装入案卷。特殊送达即前面已讲到的，对大要案以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有选择性的以召开联席会的形式，介绍案情，指出问题，讲明危害，提出整改要求，宣读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并当众送达，日后，再按要求回访。特殊送达的效果优于一般送达。

4、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发放应有重点，主要针对大要案和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不要每个案件，不分案值大小，不分主次轻重，都要求制作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泛泛而谈，是机械教条的表现，不仅增添案件承办人的负担，还达不到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应有的法律效能。

5、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的归档。《法院法律文书制作与适用》规定，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一份附卷，一份送达相关单位，一份送达相关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一份本院档案部门存档。刑事审判部门要做到个案预防，要建立刑事案件司法建议档案。因此，刑事案件司法建议档案中应包含：案件的基本情况、审理结果、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刑事案件司法建议书、相关单位反馈意见、案件承办人回访纪录等。

结语

刑事司法管理的反思与构建 篇3

一直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司法管理的认识和研究仅将其局限于司法机关内部的组织、人事和案件管理，而忽略了从司法行为、司法对社会的管理等广义层面来充实司法管理的内涵。2009年12月18日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推动政法工作全面发展进步。”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将司法管理仅限于司法机关内部管理的司法管理理念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政法工作的实际，而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就司法管理这一问题展开相关研究。本文以刑事司法管理为基点，就刑事司法管理的概念、载体及其完善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司法管理与刑事司法管理

要对刑事司法管理展开研究，首先需要明确其概念。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未曾出现关于刑事司法管理的界定，甚至连“刑事司法管理”这一术语也难寻踪迹。由于刑事司法管理也属于司法管理的范畴，因而对于刑事司法管理的界定可以从司法管理的概念中获取启示。

根据美国学者格里克的界定，司法管理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的运行管理。“法院管理包括若干具体的事项，诸如法院的组织和管辖；法官的选任和任期以及法院中所有其他工作人员的聘用、训练和监督；以及例行文秘事务。诉讼的运行管理通常涉及案件处理的进程和花费以及建立法院运作的统一规则以减少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混乱和不均衡。”[1]美国学者这种对司法管理的界定，直接影响了我国理论界对司法管理的认识。比如，有文章就直接指出，其是在格里克关于司法管理界定的基础上使用“司法管理”一词。[2]还有些文章虽未明确指出司法管理一词的含义，但是从其文章论述的内容来看，司法管理则是指司法机关内部的组织、人事和案件审判方面的管理。比如，有学者从法官的等级、审判组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以及审判管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案件指标管理制度、法官管理）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3]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司法体制是一种科层制的司法管理体制。并进一步指出，以合议庭/独任法官、审判委员会为代表的审判组织的运作是科层制司法管理的典型。[4]

可以看出，我国理论界关于司法管理的界定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将司法管理仅限于司法机关内部的一种管理活动，而这种内部管理又以组织管理、人事管理和案件管理为内容；第二，由于司法管理是司法机关内部以组织管理、人事管理和案件管理为内容的一种管理，因而司法管理更多的是一种司法机关的自我管理活动，而与其他机关、社会并无多大关联。

我们认为，理论界对司法管理的认识值得商榷。首先，将司法管理仅限于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不符合司法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角色。作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活动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法治，即按照无偏私且可预测的规范来操作的社会控制体系，是一种价值巨大的公共善品。”[1]可以说，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一种，每一次司法活动，都会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而通过司法手段进行的一些活动，实质上就是对司法所涉及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管理，其无疑是社会管理的应有内容，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司法管理不仅仅局限于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还应体现于司法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上的管理。中央强调政法工作的三项重点工作，实际上也表明了在新时期要重视和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中的职能作用。其次，将司法管理的内容分为组织管理、人事管理和案件管理三块，忽略了司法行为的因素。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无论是组织、人事还是案件管理，其最终落脚于司法行为，是为了司法行为的顺利进行，但是司法行为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其又不同于组织、人事和案件管理；另一方面，司法与社会的有效联系也是通过具体的司法行为。因此，对司法行为的管理应成为司法管理的重要内容。再次，司法管理并非仅仅是一种自我管理。作为一种权力行使的方式，司法管理也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接受其他社会力量的监督，而这些监督，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司法的“管理”，理应属于司法管理的内容。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不能在狭隘的层面上理解司法管理，而应该在广义的层面、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对司法管理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解释。据此我们认为，司法管理不仅包括司法机关内部的自我管理（即组织、人事、案件管理），还包括司法机关对司法行为的管理，以及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的手段，运用各种资源，以公平正义为目标对社会生活所进行的管理活动。由于我国的司法活动主要由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块组成，因而司法管理相应地也可划分为民事司法管理、刑事司法管理和行政司法管理。以本文对司法管理的界定出发，我们认为，刑事司法管理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公检法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司法行为的管理，以及刑事司法活动在公平正义的目标下对社会生活所进行的管理活动。

二、刑事司法管理的载体

（一）刑事司法行为

刑事司法管理的顺利运行，离不开刑事司法行为，甚至可以说，刑事司法管理就是围绕着刑事司法行为而展开的。由于刑事司法管理既包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公检法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司法行为的管理，又包括刑事司法活动对社会生活所进行的管理，因而刑事司法管理层面上的刑事司法行为也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是刑事司法活动中公检法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司法行为的管理。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刑事司法有协调作用的部门对刑事司法行为的有效指导。实际上，在一些重大、疑难和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刑事司法协调部门从中协调的身影，而从结果来看，这种协调对案件的最终走向均会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如果这种引导是错误的，那么就极易产生冤假错案。比如在杜培武、佘祥林、聂树斌和赵作海等案中，刑事司法协调部门均进行了一定的协调，但是这种协调最终却对案件的走向形成了错误的引导，使得无罪的杜培武、佘祥林、聂树斌和赵作海被认定为有罪。其次，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有关领导层对刑事司法行为的把关。众所周知，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过程包括了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起诉和审判机关的审判三个环节。而直接负责这三个环节的每一个领导层都可以或者说应当成为把关者。这种把关，既包括对办案人员的办案行为进行科學指导，也包括对案件处理结果进行及时跟踪，从而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再次，是刑事司法活动中执法主体的理性执法。刑事司法活动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执法主体的行为。因此，执法主体的执法素质、执法理念、执法尺度、执法量度等就变得十分关键。这实际上是刑事司法执法主体对刑事司法行为的一种自我约束和管理，但是由于刑事司法行为最终是由具体的执法主体作出，因而这种对刑事司法行为的自我约束和管理对于杜绝违法执法、不当执法的作用是最为直接的。可以说，刑事司法活动中执法主体的理性执法，对于冤假错案的预防、刑事司法行为的科学化、规范化、理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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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刑事司法行为对社会生活所进行的管理。刑事司法活动对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通过刑事司法行为而达成的。应当看到，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民众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过去许多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或政策调整的社会关系，现在则主要依靠司法途径解决。如果司法出现了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社会冲突的及时解决。因而司法活动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对社会秩序的安排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到刑事司法行为对社会的管理，则主要通过定罪和量刑活动来完成。通过定罪与量刑，达到对犯罪人惩罚、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安抚、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并警戒其他合法公民远离犯罪，这便是一种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但是应当看到，“刑法与其他法律相比，由于它的属性及所涉对象均有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决定着人的生命存在与否，或者讲决定着人的自由存在与否，故其法性作用是其他法律无法做到的，也正因为这样，其适用性必须要在极度理性的基础下进行。”[1]据此，刑事司法行为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应当特别注意其理性化，从而防止对公民人权的肆意侵害，影响到刑事司法管理的质量和效果。我们认为，刑事司法行为的理性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刑事司法行为的正义性。即“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待遇，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遍的正义标准在事实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2]如果对于相同的情形，出现定罪与量刑上的重大差异，则与正义的理念相悖。其次，刑事司法行为的准确性。由于刑事司法动辄关涉个人自由乃至生命，因而刑事司法行为要准确，不能出现含混和随意。再次，刑事司法行为的规范性。刑事司法行为应当严格按照刑事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来无偏私地进行，“对司法有关者来说，这就意味着当一定的条件具备时，才可命令实施科刑，同时当其条件不具备时，就禁止科刑。”[3]因此，定罪与量刑应当严格遵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避免法外因素的影响，做到过程规范、结果公正。

（二）刑事个案

刑事司法管理运行的载体，除了通过刑事司法行为之外，还通过一些刑事个案。这里的刑事个案主要包括两种。

一是重大、疑难、社会关注度高的刑事热点个案。邱兴华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和赵作海案，乃至后来出现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均属于这种类型。首先，这些刑事热点案件为公民普法教育提供了生动样本，从而有助于确立公民的行为预期。“公民对以成文刑法为依据的活生生的判决的解读，比单纯对成文刑法的解读更具有效性；经过司法判决确证后的法律，比没有经过司法确证的法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法律经过司法判决的确证后，才会使公民更加确信法律。”[4]其次，这些刑事热点案件一定程度上能够唤醒民众的权利意识。在我国传统的法文化里，“不少人还习惯于把法放在自己的对立面，只视之为禁条，很少以权利意识灌注于其中，把它看做是公民自由和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5]而刑事热点案件的深入讨论使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现代法治话语特别凸显，而这些法治话语无一不是以权利保障理念为核心的。久而久之，权利观念和权利保护的诉求便在潜移默化中根植人心。再次，刑事热点案件为民众和司法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平台。“社会诚信、权力公信遭遇巨大挑战，加之犯罪率的不停攀升，使得民众安全感和平等实现的忧虑不断被强化。民众对于刑事案件十分敏感，在刑事案件中民意的反映也尤为强烈。”[6]因此，在刑事司法行为中要特别注重与民意的沟通。但是，“法律作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规范体系，它本身没有沟通能力，需要通过操作者实现与民众的沟通。”[1]故而，作为法律操作中的执法主体，在司法与民意的沟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司法机关对于这些案件的处理，会直接关系到民众对刑事司法的信任，而无论是为公民普法教育提供生动样本从而确立公民的行为预期，还是唤醒民众的权利意识，抑或是与民意的沟通，都是刑事司法通过刑事个案作用于社会的一种方式，其无疑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管理。

二是在某一时期比较突出、典型的刑事个案。这些刑事案件，在关注度上雖不如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但是这些案件对于社会生活、社会民众的行为同样具有引导作用。比如前几年犯罪嫌疑人在高速公路上“碰瓷”的行为时有发生。[2]以往各地对“碰瓷”案的处理，基本上是以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北京法院开全国之先河，对在城市主干道驾驶机动车“碰瓷”案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3]之后，对“碰瓷”行为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便成为一种主流的做法。在“碰瓷”行为罪名认定上的变更，向社会所传递的潜在信息便是对这种类型的犯罪要从严处理，从而借此遏制该种犯罪行为的蔓延。从实际来看，对“碰瓷”这一类行为的从严处理也确实取得了效果。正如有人在对“碰瓷”案的判决评析中所言，“案件的裁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有力地遏制了首都地区驾车‘碰瓷’案件的高发态势。”[4]还有前几年经常发生的偷井盖的行为，由于以盗窃罪论处威慑力不足，也难以遏制该行为日益猖獗的趋势，因而各地对其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尽管我国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批评，[5]但不可否认的是，将偷井盖的行为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该行为的高发态势。又比如，针对近年来我国时常出现以集资诈骗为主的非法集资类犯罪，最高司法机关便选择若干集资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布。[6]类似的做法还有醉酒驾车肇事行为。[7]选择集资诈骗罪和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布，一方面可以对各地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予以指导，另一方面可向社会传递对该类犯罪行为“严打”的意图，从而达到遏制该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司法机关对某一段时期比较突出、典型的刑事个案的处理，其不仅仅是一纸判决那么简单，背后还隐含了对社会秩序作出某种安排的国家意志，并且往往会实现这种意志，而这一过程，显然是刑事司法行为对社会的管理过程，即刑事司法管理。

三、刑事司法管理的完善

应当看到，一直以来我国在刑事司法管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在刑事司法管理的认识视野上过于狭隘，仅仅将其限定于司法机关内部的组织、人事和案件管理，从而影响了刑事司法管理研究的深入和实际完善；其次，在具体的刑事司法管理中，由于对司法行为的管理不严、执法尺度不一、忽略民意等原因，导致刑事司法管理存在诸多不足，进而使得刑事司法遭遇了公众的信任危机。特别是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和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的先后发生，更是将我国刑事司法管理中的一些弊端展现出来。一方面，刑事司法活动中公检法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司法行为的管理不尽到位。比如，对刑事司法有协调作用的部门并未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有关领导层并未起到有效的把关作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执法主体亦未树立理性的执法理念，缺少严格的证据意识、人权观念，特别是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带有浓厚的主观臆断倾向和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想，为了办案而办案，甚至用犯罪换取“犯罪”；[8]另一方面，就刑事司法行为对社会的管理而言，也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疑难、社会关注度高的刑事个案中，由刑事司法行为导向的案件结论往往与一般公众对案件的期待和认同产生较大偏差，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定性与量刑难以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上述情形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司法自身的管理及其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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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刑事司法管理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在反思我国现有刑事司法管理有关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刑事司法管理的完善。

（一）树立刑事司法管理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我国刑事司法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广义层面的刑事司法管理这样一种理念。因此，我国刑事司法管理完善的首要问题，便是树立起科学的刑事司法管理理念，重视对刑事司法管理的研究和运用，通过对刑事司法管理的维护来提升我国整体的刑事司法水平、司法公信力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尽管刑事司法活动会涉及不同的机关和程序，但不可否认的是，刑事司法活动是围绕着各种“人”而展开的，比如，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围绕着犯罪嫌疑人而进行，在审判阶段，围绕着刑事被告而进行，在刑罚执行阶段，则是围绕着罪犯而进行，与之相关的还有被害人及其亲属、辩护人等相关人员。由于刑事惩罚带有不可避免的殃及效果，[9]因而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还包括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罪犯的亲属等无辜的人。可以肯定，刑事司法活动所涉及的各种“人”都有自己的诉求，而相关各方的权益均需要得到关照，因此可以说，刑事司法行为最终支配的是各种“人”的利益。据此，在思想上树立刑事司法管理的理念，其本质就是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理念。具体而言，需要刑事司法中的各方牢牢树立起人权化的司法观念。“人权是刑事司法的基础，刑事司法是人权的结果……在刑事司法活动的任何一个环节中均存在与人权有关的问题。”[1]“人权在刑事司法中是何等的重要，可以说，缺乏人权化的刑事司法是一个非人道的野蛮暴力，因为它缺少正义的内涵，而重视人权化的刑事司法才是文明和民主的，具有正义性的人道之举。”[2]可以说，人权化是刑事司法不可缺乏的内容，也是刑事司法最为本质的特征和价值取向。因此，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各方行为主体要牢牢确立人权化理念，确保每一项刑事司法行为都经得起人权化的检验。

（二）刑事司法行为要贯彻刑事司法管理的理念

在思想上树立刑事司法管理的理念之后，还需要在刑事司法的具体行为中贯彻刑事司法管理的理念。

首先，对刑事司法有协调作用的部门应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应当看到，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协调部门对案件的协调并不是一种司法式的指导，而更多是一种行政命令式的指导，这一过程同行政决策并无二致。但是，刑法学是最精确的法学，[3]与此相对应，刑事司法是一项专业性和精确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刑事司法活动与行政活动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行政行为不能僭越司法行为，更不能以行政行为代替刑事司法行为。因此，对刑事司法有协调作用的部门在对案件进行协调和指导时应当充分尊重司法活动固有的理性和规律，尊重事实和法律，切实做到维护法律的尊严，确保对每一个案件的协调都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进行，增强对刑事案件指导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公正性。唯此，才能达到指导的有效性，才能进一步在行为上贯彻刑事司法管理的理念。

其次，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有关领导层应起到有效的把关作用。作为刑事司法活动各执法主体的直接负责人，有关领导层在对案件的决策上应该充分履行好把关职责。这就要求公检法三机关的领导层加强对具体办案人员的指导和监督，这种指导和监督既包括对办案人员行为的监督，也包括对办案结果的监督。对于具体办案过程中涉及到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查处。各领导层之间不仅要相互配合，还要相互监督，从而确保刑事诉讼活动在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轨道上进行。

再次，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执法主体要科学执法、理性执法、人权执法。一方面，执法人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要树立科学的执法观，做到理性执法。从执法行为方面而言，要重合法手段、杜绝不法的执法行为，科学执法、科学用法，严禁刑讯逼供；讲依法、讲科学、讲人道、重事实、重证据。从案件事实方面，应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刑法和刑诉法所确定的原则，在认定犯罪的时候要重证据，不能过于依赖口供，排除非法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另一方面，执法人员要树立全面的人权观。“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刑法的任务既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是刑法的保护机能；也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内所有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刑法的保障机能，即“行使保护犯罪行为者的权利及利益，避免因国家权力滥用而使其受害的机能”。[4]刑法的这两个机能缺一不可。但是在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往往仅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出发而忽略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仅看到了刑法的保护机能而未顾及刑法的保障机能，因而是一种片面的人权观。全面的人权观要求执法人员在刑事司法中不能只重视刑法的打击任务，而轻视或不顾刑法的保障任务；不能只重视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障，而轻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不能以牺牲某一方人权来达到执法的目的。总之，要不断提高刑事司法执法主体的执法水平和执法素质，因为，“只有能将法律条文本身、法理基础、社会的正义融会贯通的司法者才能真正理解法律所追求社会效果的本意。”[5]

（三）刑事司法管理中的民意與监督

由于刑事司法管理包括刑事司法活动在公平正义的目标下对社会生活所进行的管理，其必然要与社会发生交互作用，因此，这种管理的完善，就离不开社会对该种管理行为的“反管理”。这便涉及刑事司法管理中的民意和监督问题。

刑事司法需要关照民意，在我国自古有之。《周礼·秋官司寇》规定：“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迄今为止，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取得了共识：“无论怎样强调司法权独立行使，不受舆论左右，司法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回应民意。”[6]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和选择必须和社会民众所认同的诉求相吻合或者基本一致，才能获得有效的承认和遵循，否则，法律制度与民意诉求相背离，必将受到民众的强烈抵制从而使得法律虚置化。刑事司法行为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对于树立公众对刑事司法活动的信任、培养公众的司法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刑事司法的公信力，从而强化公众的法律规范意识并进而发挥法律的行为引导功能都极具价值。但是，民意自身也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民意主要来源于社会民众对刑事案件的直觉判断，其与刑事司法的专业性、法律性尚存在一定距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民意不是专业化的意志表达，因此其立场、角度、思维方式、结论和刑事司法存在较明显分离，司法过程中民意的扩张会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1]因此，尽管强调刑事司法行为要关照民意，但是这种关照是有限度的。“司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轻松活，由普通人直接来执法或直接操纵审判过程就像由普通人直接行医或控制治疗过程、由普通人指挥军队或控制军事专门技术一样，都是不大可能的。”[2]由民意来直接操控刑事司法，或者刑事司法过度迁就民意，其结果必然是刑事司法权威性、科学性的丧失。因此，刑事司法需要在法理框架下兼顾情理，达到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从而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事司法管理的完善，还有赖于对刑事司法活动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监督。从理论上说，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式监督模式：有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的同级监督，有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两头监督。但是在实际中，无论是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的同级监督，还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两头监督，都没有落到实处。公检法三机关在处理个案时往往配合有余、监督不足，一团和气，难以在互相制约中实现办案的公平正义。因此，强化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监督显得很有必要。公检法三机关相互监督是指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基础上的互相制约、相互平衡。这种监督可以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或者错误，并加以纠正，以保证法律的准确实施、正确惩罚犯罪、保障无辜公民不受刑事追究，做到不枉不纵、不错不漏。[3]因而对于预防刑事错案的发生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是人大的监督。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据此，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因此人大的监督也是对刑事司法监督的重要一环。第三，是社会的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条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能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应当看到，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对司法的监督是保证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条件。上文提及的刑事司法要关照民意，实际上也是刑事司法行为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一种有效方式。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监督、人大的监督和社会的监督，有利于实现办案过程与办案结果透明化、规范化、制度化，保证刑事司法活动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从而有利于刑事司法管理的完善。

总之，在社会管理创新概念的倡导下，作为社会管理内容之一的司法管理及其刑事司法管理的理念在我国还处于初识甚至是创设阶段，尤其是刑事司法管理更需要相关的部门人士去加以探识，进而认识其在社会管理中的独有属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刑事司法管理理念一定会成为体现民主与法制、人权与正义和民意与司法的主载体，并展现其在规制刑事活动方面的有效功能。

刑事司法 篇4

恢复性司法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的犯罪处理模式, 最早由美国学者巴内特在《恢复:刑事司法的新范式》一文中提出。他指出犯罪行为不仅仅侵害了社会、国家利益, 更重要的是侵害了受害者和利益关系人的权益, 因而必须平衡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利益, 修复已破坏的社会关系。

1、恢复性司法的涵义

恢复性司法是指在刑事案件中, 犯罪人、受害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以解决由犯罪造成的伤害为目的, 以最大程度保护被害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为核心, 在调解人的帮助下, 自愿参与处理犯罪后果的司法活动。

2、恢复性司法的特征

恢复性司法是以犯罪嫌疑人承认自身行为已触犯了国家刑法, 构成犯罪为前提。采取恢复性司法程序在于给案件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让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 维护好被害人的权益, 以修复损害了的社会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恢复性司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恢复性司法活动的参与者包含了犯罪人、被害人及各方家属、社区、调解人等。

第二、目的的正义性。恢复性司法程序关注的是如何恢复因犯罪带来的各种损失, 推动社会更加和谐、安定。正如霍华德.泽赫关于正义的定义:正义即意味着将一切都恢复正常。

第三, 活动参与的自愿性。恢复性司法程序为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对于程序的选择、达成的结果都采取一种自愿的方式进行。

第四, 运作模式的多样化。恢复性司法是以刑事诉讼为底线, 在此基础上通过刑事和解、赔偿等方式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冲突。

二、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1、利益平衡理念

利益平衡是解决司法纠纷的重要原则, 通过平衡各方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以犯罪人为重心, 忽视了被害人, 使得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恢复性司法程序正义基于利益平衡理念, 将犯罪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联结在一起, 使得各方都得到平等关注。恢复性司法为各方当事人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 希望犯罪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 愿意承担责任, 而使被害人心理得到安慰, 损失得到补偿, 同时也起到改善社会关系, 预防犯罪的效果。

2、恢复性正义理念

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认为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利益, 是“孤立的个人反对国家的行为”。因此, 为了完成犯罪人对国家的负债, 国家通过对犯罪人采取刑事处罚措施, 待刑罚执行完毕之时, 国家和犯罪人之间达成“互不相欠”的状态, 这样的司法理念是一种报复性正义。而恢复性正义理念强调的一种无害正义。将正义看着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关系, 通过恢复性司法程序或活动来实现结果上的修复正义。恢复性司法希望被害人参与到司法程序中, 通过犯罪人对其的道歉、赔偿等方式, 使被害人得到心理安慰, 同时也更好的修复了社会关系,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三、恢复性司法作为权利救济方式的实践价值

现代法治理念观念已由报应主义向恢复主义嬗变。刑罚执行的目的在于修复已破坏的社会关系, 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 使其回归社会, 维护社会稳定, 最终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恢复性司法与近年来我国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适应, 其实践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恢复性司法有利于被害人正义恢复

在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中, 一旦发生犯罪行为, 国家就代表被害人介入到司法程序中, 而将被害人视为控方证人, 排除在冲突纠纷的解决机制外, 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维护。恢复性司法本着权利救济的精神, 从保护被害人利益的角度出发, 将被害人的利益放在了整个司法程序的重要环节, 兼顾被害人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恢复, 抚慰被害人心理, 淡化被害人的报应情感, 通过刑事案件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会谈, 消除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惧, 恢复被害人对社会的安全感。

2、恢复性司法有利于加害恢复

传统刑法理论在认定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时, 通常仅从法律层面进行考虑, 忽视从道德、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考虑;仅关注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和过错, 而不从行为人自身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格上予以考虑;仅对犯罪人执行刑罚而不鼓励、宽恕犯罪人。这样的司法理念往往对危害社会的人贴上犯罪人标签, 长此下去, 加害人也会自我强化犯罪人标签, 逐渐自我否定, 并被社会排斥, 从而引发“自暴自弃”现象, 使得被害人难以回归社会。恢复性司法从保护加害人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 帮助加害人由不正义恢复到正义, 完成教育改造, 回归社会。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 犯罪人主动向被害人承担错误并道歉, 反思自己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 并以实际行为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以得到被害人的谅解, 恢复正义。同时, 采取恢复性司法程序也可以使犯罪人的尊严和自信得到恢复, 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 这是传统司法模式很难达到的效果。

3、恢复性司法有利于社会恢复

传统刑罚理念认为犯罪侵害的是国家利益, 因而对加害人采取刑罚措施, 这样的法治理念是一种报复主义理念, 用另一种伤害抹杀先前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运用暴力手段损害加害人的同等利益, 以此满足被害人和社会的报复心理, 以便使得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受到同等损失, 这样的司法平衡是一种病态的司法平衡。在这种情况下, 加害人、被害人以及社会正义都没有得到恢复, 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得到恢复。恢复性司法基于恢复性正义理念, 使被害人的损失因接受加害人的赔偿、道歉而得到到恢复;加害人因道歉、赔偿而完成对不正义的修复, 受破坏的社会关系因加害人和被害人的正义得到恢复而变得和谐、稳定。正是如此, 最终使得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三者之间得以重建平衡。

总之,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处理模式, 克服了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中的一些固有缺陷。它有利于维护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到的损失, 有利于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 重新平衡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摘要：本文试从恢复性司法的涵义和特征入手, 详细论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并进一步说明了恢复性司法作为权利救济方式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刑事司法,正义恢复,恢复性司法

参考文献

[1]陈瑞华, 司法过程中的对抗与合作——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与基础[J], 中国法学, 2007 (3) :113—132。

律师刑事司法建议书 篇5

被告人：

案由：

起诉书文号：

被告人×××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款、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法定刑为×××。

因其具有以下量刑情节：

1.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2.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

3.酌定从重处罚情节：

4.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5.其他

故根据×××(法律依据)的.规定，建议判处被告人×××(主刑种类及幅度或单处附加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执行方式)，并处×××(附加刑)。

此 致

×××人民法院

检察员：

刑事司法 篇6

内容摘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国际上已经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也应贯彻和体现这一理念。恢复性司法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健全各项配套机制。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 未成年人犯罪 少年司法 社会调查

恢复性司法最早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产生发展起来的。直至今天，从国际范围来看，在该领域中的实践也是最为成熟的。可以说，恢复性司法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具有天然优势。

一、恢复性司法：渊源、概念及国际发展情况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这一概念是“舶来品”，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美国学者巴尼特（R.Barnett）。其含义可以解释为，修补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使之回复到犯罪之前的平和状态。具体而言，这些社会关系中有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加害人与社区的关系、被害人与社区的关系、社区的凝聚力以及国家秩序等。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以及受犯罪影响的其他人之间的协商、会谈，使加害人认真悔过并通过负责任的行动来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化解各方之间的矛盾，使已经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修整和恢复，同时使国家利益、个人利益、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权利实现最大限度的平衡。

恢复性司法的最初实践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奇纳市对一起少年犯罪案件的处理（也称为基奇纳试验）。受此案启示，以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被害人）参与、调解、协商、补偿为基本特征的恢复性司法开始在加拿大、英国、芬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的未成年人犯罪中广泛运用，并逐步扩展于普通刑事司法领域。联合国也积极参与恢复性司法实践，并制定了数个决议草案来鼓励会员国家适用恢复性司法。

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贯彻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

（一）从未成年罪犯角度考察

从未成年罪犯这一角度出发，较之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从两个方面来看是十分有必要的：

首先，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相对特殊。未成年人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处于成长阶段，处于对社会的感知当中，社会经验欠缺，看待事物也不全面。而且由于青春期的来临，易冲动，难以理智对待自己的感情和行为，辨认和控制能力较弱。此外，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源于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面的影响，对于未成年罪犯的非难，不能在“罪责自负”的名义下将全部罪责归结于他们，而掩饰成人社会的责任。因此，对待未成年罪犯，司法应当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最终的目的是使他们改过自新。实践经验证明，最好的教育方式不是惩罚、威慑，而是通过切实体会因犯罪而遭受的痛苦，从内心深处真正“摈弃”犯罪。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被害人讲述自己因犯罪而遭受的身心伤害，会使许多不谙世事的未成年人学会换位思考，主动承担责任，在失足之后吸取教训，健康成长。

其次，监禁刑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第一，监禁刑会造成交叉感染。未成年人的心智尚处于不稳定时期，好奇心、模仿能力强，可塑性大，比较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如果把他们放到一个周围都是犯罪人的环境中，可能更容易受到“污染”。实践证明，不少未成年人刑满释放后，其犯罪手段、作案方法往往更加老练、恶劣。第二，监禁刑会造成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的中断。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也是其社会化的过程，犯罪是社会化过程中受到不良熏陶的结果。“解铃还需系铃人”，对于这种结果的矫正也需要放入社会环境中进行，让他们转而感受到社会良好的一面，从思想上彻底予以纠正。监禁刑的适用将造成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的中断，甚至可能刺激其逆反心理，更加不利于改造。第三，监禁刑使未成年人遭受严重的“身份标签”影响。未成年人可能会因其年少不懂事时的一时失足而影响其一生。“身份标签”会使未成年人在学业和就业上受到阻碍，从而使社会闲散人员增多，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加。此外，监禁刑带来的“标签效应”会使某些未成年人产生自卑异样心理，久而久之可能会造成心理上的畸形发展，而这种畸形心理一旦表现于行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危害。因此监禁刑不仅不能达到矫正的目的，反而会引发更多的犯罪。恢复性司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社区矫正的形式或者缩短监禁时间的方式来“改造”罪犯，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

（二）从被害人角度考察

受我国传统“报应观念”影响，大多数人对犯罪行为嫉恶如仇。但是，中国人又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爱幼”美德以及“恤幼”的司法传统。因此，在未成年人犯罪中适用恢复性司法，来自被害人的阻力相对较小，未成年罪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更容易被修复。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领域，国家通过司法程序对犯罪分子定罪、处刑，从而使正义得到伸张。这种以“罪犯”和“刑罚”为中心的司法模式，将犯罪最直接的受害者——被害人置于“被遗忘的角落”。他们的诉求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损失得不到及时的弥补。恢复性司法重在“恢复”，尤其是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关系。而恢复这种关系的前提是破坏这个关系的人能够真诚悔过，并赔偿被害人由于犯罪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未成年人基于其身心特征，可改造性较强，虽然自身没有经济能力，但其家长往往会竭尽所能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以求未成年罪犯得到从轻、减轻处罚的处理。而且，从实际结果来看，和解可以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经济赔偿，从而避免了判决后的执行难或者给付拖延的问题。

（三）从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考察

在一些学者看来，现行的刑事责任是一种抽象责任，犯罪人承担了刑罚上的责任，却逃避了现实的、具体的责任，即面对被害人，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向被害人道歉并提供赔偿，恳求社区成员的原谅并提供社区服务。抽象责任不但对很多犯罪人来说是无必要的痛苦，而且对被害人和社区成员而言同样无现实意义，因为被害人与社区未能从犯罪人的责任中获得权利，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原谅犯罪人，并接受他回归到社区中来。[1]亦有学者认为，为避免私力救济可能造成的不公并体现对国家利益的保护，现代报应性司法以抽象的法律责任取代了具体的道义责任，罪犯虽然要承受剥夺自由之痛，但却逃脱了更为长久的良心煎熬之苦，而后者正是罪犯改恶从善的心理原动力。[2]而恢复性司法使未成年罪犯直面最具体的责任和与之相关的人员，在洽谈、协商的过程中得到被害人和社区的谅解，亦使其在内心上得到感化，认真悔过并切实改正，从而杜绝再犯。

对于惩罚犯罪，传统的刑事司法更青睐于具有更大威慑作用的监禁刑，但是建立在威慑基础上的少年犯罪控制模式不是长远的、最有效的方式。如果青少年是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而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则无法树立他们对法治的信仰，只有让其真正意识到遭受犯罪的痛苦以及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义，理解法律的真正作用不是惩罚而是保护，才能从内心上感化他们，使其真正学法、守法。恢复性司法正是通过使犯罪人真诚悔罪、承担责任使社会关系得到复原，犯罪人可以以社会化的方式来实现改造。

三、完善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适用

诚如有学者所述，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冠以恢复性司法名义的未成年人犯罪实践探索，常常是有其名而无其实。[3]如何构建一个名副其实并切合实际的恢复性司法模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前提

自愿原则是恢复性司法的“灵魂”。恢复性结果的达成必须基于各方当事人的自愿。在非自愿情况下达成所谓的“和解”，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恢复”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排除加害人一方为了避免被监禁而选择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情况。未成年罪犯的法定代理人为求得子女从轻、减轻处罚，在和解过程中变得非常被动，致使双方之间的“和解”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是一种典型的违背自愿原则又貌似自愿的情形，不能使未成年人得到真正感化。

此外，未成年罪犯认罪、案件基本事实清楚也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基本条件。如果未成年罪犯不认罪或者案件事实不清楚，则必须通过正式的审判程序来查清案件事实。在未成年罪犯不认罪的情况下进入恢复性司法程序，实际上也是有违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其改造。

（二）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

就一般情形而言，为尽可能的扩大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可以只做反面的禁止适用规定，而不正面列举其适用范围。司法实践中，抢劫、抢夺、盗窃、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这几类案件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绝大多数，可以尝试对这几类案件进行细化，以利于实践操作。比如，对于轻伤害案件，未成年罪犯是偶然犯罪、激情犯罪、初犯以及徒手犯罪等情况下，可以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对于寻衅滋事案件也是如此，只要未成年罪犯未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索要财物数额不大且是初犯的情况下，就可以适用。对于盗窃案件，亦可以结合未成年罪犯是否初犯、犯罪动机、犯罪数额的大小来规定适用范围。对于抢劫、抢夺这类相对较为严重的侵财案件，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则要慎重，但未成年罪犯使用语言威胁等非暴力手段，未对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仅抢走少量财物且又是初犯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三）恢复性司法的参与者

首先是主持者。由于恢复性司法在本质上属于司法程序的一种，因此由司法机关作为主持者较为适宜，具体主持者是承办司法官，基于司法社会化的需要也可以聘请其他中立的第三方来共同主持。主持者的主要任务是主持、引导整个程序的进行，同时负有审查义务，如当事人意志表示是否真实、自愿，基本案情是否清楚，未成年罪犯是否认罪以及是否有和解的可能性等。对于不符合恢复性司法程序适用前提的，应当及时告知。主持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建议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其他参与者主要指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加害方还包括未成年罪犯的法定代理人。他们亦是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提出者。此外，在进入恢复性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还要通知社区代表来参与和解活动。社区通过参与程序了解被害人的情况和产生的需求，以互助的方式给予被害人精神支持和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而加害人承担服务社区的责任，并以行动让社区相信自己不再重新犯罪，使社区再次接受、容纳加害人。正如有学者所述，如果说社区失调并导致凝聚力下降是引起犯罪的主要原因，那么，通过社区自身力量来处理犯罪，就可以起到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安全防范能力的作用。[4]

（四）恢复性司法过程及处理结果

为达到良好的效果，在参与人面谈、协商过程中，受犯罪影响的人均需陈述自身的切实感受，之后未成年罪犯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触。双方围绕经济赔偿、精神补偿、刑事责任减轻、社区矫正等问题进行协商。

对于协商结果，司法机关对刑事责任以外的其他方面不应过多干涉。在最终处理时应充分考虑协商结果，例如在侦查阶段对未成年罪犯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在移送起诉时一并移送协商情况并提出从宽处理意见，在审查起诉阶段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或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在审判阶段作出免予刑事处罚、宣告缓刑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判决等。

（五）恢复性司法的配套措施

恢复性司法需要多种配套设施才能达到效果，如刑事和解、缓刑帮教制度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等，这里仅就社会调查制度作进一步说明。

社会调查制度是近年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中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探索、新举措，已经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被害人与加害人面谈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短暂的，而司法官通过简单的阅卷也不可能掌握案情之外的其他信息。对于这种情况，社会调查制度可以说是恢复性司法的“得力助手”。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认为必要时，选派特定的社会调查员围绕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心理、生理状况、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导致犯罪行为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和事件等方面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文字报告，作为参考依据，以便更加科学、有效的选择处理方式，也有利于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使未成年人真正从思想上醒悟并从行动上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注释：

[1]王平：《恢复性司法论坛》，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2]狄小华：《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的正义性探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2期。

[3]同[2]。

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探析 篇7

近年来,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法治焦点之一, 有关报道经常见诸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然而, 这些报道通常都是基于新闻人的视角对个案的描述, 感性认识的成分相对较多。当法院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和疑罪从无的办案方式作出刑事裁判, 释放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 进行刑事诉讼程序外的分流时, 而一部分民众却无法与司法裁判机关达成共识, 要求司法裁判机关按照他们所谓的“内心确信”去办案。无辜的人如果被卷入到汹涌的民愤中, 会成为冤案的受害人。因此, 研究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 对于提高刑事司法的应对民意的能力和水平、预防冤假错案、提高执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民意对刑事司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佘某案件

从刑事司法实务来看, “民意”多表现为一种在刑事案件被害人周边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代表被害人的民意”, 这种被害方的民意一旦进行到刑事司法程序中, 会对刑事裁判产生误导。刑事司法机关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侦破案件, 但不能剥夺被害方“合理怀疑”的权利。除了刑讯逼供, 在佘某“杀妻”一案中,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过程如下:“被害人张某的娘家亲属怀疑佘某杀妻, 并通过多重方法方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 客观上对冤案的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在张某失踪3天后, 其三哥张某某就到派出所报案, 并提出佘某可能因其妻患上精神病而杀妻的怀疑。在公安机关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后, 张家亲属认为很可能就是张某, 张佘两家遂反目成仇。假如当初那具无名女尸的身份没有被错认, 也许冤案不会发生。后来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此案的疑点要求重审时, 张家亲属多次上访, 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 要求对“杀人犯”佘某从速处决” (1) 。普通民众并不熟知刑事司法部门的法律属性和办案程序, 由于不清楚刑事司法部门的法律属性和诉讼流程, 部分民众会形成自己内心确定的一个“事实”, 并要求刑事司法机关最终的裁判结果符合他们确信的事实, 刑事案件在这种不理智、汹涌的民意的推动下, 通过了刑事司法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 最终进入到审判阶段, 司法机关由于受到舆论的强大影响和民意的辐射引发的多重压力, 最终偏离司法的专业判断标准铸成最终的冤假错案。

(二) 瓮安案件

2008年6月21日, 贵州省瓮安县17岁的李某被发现溺水身亡。刑事司法机关经过侦查后得出李某死亡属于自杀, 不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 遂决定不予立案。并告知了死者的亲属。“但是李某家属不认可这一侦查结论, 并认为李某的死有奸杀的嫌疑, 不是自杀, 并要求刑事侦查机关重新复检尸体以验证他们的认识。后由于刑事司法机关没有满足死者家属的要求, 加上谣言四起, 并被黑社会势力所利用, 最终并引发了成大规模的群体性悲剧事件的发生。死者亲属邀约几百人余人在瓮安县城游行抗议。由于当天是周末, 一部分群众盲从跟随队伍前行, 人越来越多。当游行到县公安局办公楼前时, 公安民警开始进行劝说, 但当时群众情绪异常激动, 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冲破警戒线, 打砸办公设备、烧毁车辆, 并围攻前来处置的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 抢夺消防龙头, 剪断消防水带, 消防人员被迫撤离。刑事司法工作没有顺应“民众”的要求, 成为民众对刑事司法机关不满的导火索。司法机关一旦没有相应的民意的应对措施和机制, 会被民众所责难, 最终导致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冲突和群体性悲剧事件的发生” (2) 。

三、刑事司法与民意冲突的原因分析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涉及刑事司法人员、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因素, 因此也是多种因素综合所致。其中有四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刑事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二是民众无法接受刑事案件出现“冷案”、“死案”的客观规律。三是司法腐败现象减损了司法公信力。四是错案屡见不鲜与国家赔偿状况不容乐观。第一, 一是刑事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曾言:“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 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个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 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收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者至少不完备时, 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3) 普通民众由于没有受过法律专业的教育与学习, 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与法律职业者产生很大的不同, 并最终导致他们与刑事裁判者的判断大相径庭。

第二, 民众无法接受刑事案件出现“冷案”、“死案”的客观规律。当刑事案件发生后, 被害人及其家属获得心理慰藉的方式通常希望自己遭受的损失能够获得补偿, 有人对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种心理状态对于案外的普通民众亦是如此, 他们无法容忍无人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承当责任, 希望刑事侦查机关尽快破案, 抓捕犯罪的人。当一些关系社会稳定安全的大案、要案发生了, 而刑事司法机关由于证据等原因又无法侦破时, 这在一些民众看来不是刑事司法人员办案不力, 就是他们徇私枉法、刑事司法系统内部腐败。可见广大民众在案件发生后是无法接受刑事侦查机关由于证据不足无法侦破等这样的侦查结论的。

第三, 司法腐败现象降低了司法公信力。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司法腐败现象呈现越演越烈的趋势。司法腐败的层出不穷必然导致普通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大打折扣, 同时也影响他们对刑事裁判结果的认同。当听到关于刑事裁判的消极评论, 人们很往往将其与司法腐败联系在一起, 并形成一股民意潮流, 最终导致刑事司法机关面对民意的尴尬出境的出现。

第四, 错案屡见不鲜与国家赔偿状况不容乐观。近年来, 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王树红案等类似的冤假错案有很多。尽管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刑事错案赔偿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也的确有不少错案得到了赔偿, 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错案赔偿制度仍然存在赔偿难、赔偿金额偏小等诸多问题。近年来的冤假错案以及错案发生后所获去的国家赔偿不尽如人意, 导致普通民众对于刑事司法机关产生了抵触的情况, 信任度降低, 并对刑事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再加之新闻媒体的不当报道和一些人的煽动, 民众很容易和刑事司法程序产生冲突和对抗。

四、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构建

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 在以公正为根本取向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基础上,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关注有着其合理的正当性依据。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允许民意的表达是接受民众监督与维护言论自由的需要, 同时还能够规范刑事司法, 增强刑事司法权公信力。但由于我国目前缺乏有效的程序对民意进行采集、甄别和反馈, 使得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 刑事司法与民意呈现出紧张的关系。因此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司法与民意冲突的解决机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改进刑事司法的公开机制

新闻媒体对刑事司法的过度报道会引发情绪化、非理性民意的产生, 这种民意会对刑事裁判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 以至于诱发群体性的事件的发生, 影响社会稳定。为防止新闻媒体的过度报道引发的民众的各种猜疑, 司法机关应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 将案件的相关信息适度对民众公开, 消除V他们的疑虑, 从而引导民众依据法律的裁判标准、客观理性的认识理解刑事裁判。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向前推进, 对刑事案件的公开必须依法进行, 并且适度。

(二) 改进民众的参与机制

普通民众如果能够参与刑事司法程序中, 他们的意愿和要求可以有机会再刑事裁判中得到反映。而司法机关的判决结果能够满足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服从, 使得判决主体独立于控辩双方而又不绝对脱离其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群众参与刑事司法的主要的途径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但是这两个制度存在许多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各地司法实务部门也在努力进行各种改革, 以此增加民众参与司法的渠道。例如在一些公开审理的刑事案件中, 可以邀请普通民众参加旁听并允许他们对裁判的结果发表建议。在拓展民众参与司法的渠道方面, 可以对各地的经验进行总结, 提炼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民众参与司法的机制。

(三) 构建规范的民意调查机制

了解并掌握民意是民意对刑事司法发挥积极效用的前提条件。因此应该拓展民意的收集途径, 设置科学的民意调查和收集的机制。“为贯彻好‘民意主导警务’理念, 北京市公安局专门成立‘公共关系领导小组’, 搭建渠道收集民意、民情, 并将之纳入‘民意库’, 通过群众工作办公室进行研判分析, 把‘民意分析报告’与‘首都治安形势分析’捆绑纳入局务会议, 通过逐级分流机制和全民监督工作机制, 把开展社会监督工作的情况、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效果变成硬指标, 并将其与领导干部和民警的评功、评奖、晋职、晋级、晋衔挂钩”。 (4)

民意对刑事司法过程的影响关键在于刑事司法机关对待民意的态度上。面对大量的民意信息, 刑事司法机关应该科学客观的审视标准, 否则会被情绪化、非理性的民意所误导和左右, 只有对全面客观的关注民意信息, 才能够使的民意对刑事司法的积极影响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 对媒体的报道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各类新闻报道是普通群众与刑事司法机关沟通的桥梁, 新闻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民众对于刑事案件的判断。新闻媒体的报道应该客观真实, 这不仅是对被追诉者负责, 也是对整个社会负责。新闻媒体应该客观公正的报道刑事案件, 不能对于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和正在庭审过程中的案件添油加醋的加以评价。我们应该对媒体报道司法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例如在刑事裁判作出以前, 严禁新闻媒体报道被告人的罪行情况。而且在用语上不得使用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语言, 如果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将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此外, 普通民众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背景, 使得他们对案件难以形成一种正确的判断。因此加强法制的宣传, 公布开庭信息, 让普通公民有机会参加旁听, 并感受刑事裁判的整个过程, 对于提高民众的整体法律素质, 解决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波及到刑事裁判结果的公正权威、社会和谐。本文通过实证考察民意对刑事司法影响的现状, 分析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冲突的原因, 探索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的构建, 这对于预防冤假错案、提高司法裁判公信力和司法公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事司法,刑事裁判,民意

注释

11周叶中, 江国华.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和法官主导下的法治——佘祥林案的检讨与启示[J].法学, 2005 (8) .

22 董坤.侦查程序视角下冤案成因分析——情绪化民意对侦查程序的渗透和影响[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09 (4) .

3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198.

刑事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篇8

一、溯本求源———刑事司法公信力的价值来源

启蒙时期的到来,人类以觉醒了的主体的眼光看待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反对国家的专断与任性,在刑事司法方面注重在运用国家司法权力打击犯罪定罪量刑的同时也开始在刑事程序方面限制国家的司法权力以关注保障人权和自由,理性表达了对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审慎, 表达了人类对自由、平等、人权的渴望。 刑事司法的运作,一方面是以刑法的实体规范为依据进行定罪量刑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定罪量刑的实体公信力;同时定罪的公信力往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刑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是依靠刑事程序限制与规范运作的过程,其公信力取决于程序的公开透明,程序的公信力来自“正义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对于刑事司法的公信力,人们想象最多的是天平,在西方社会,司法的最著名的标志是一位蒙着眼睛的女神,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剑者,表达法律的威严;天平者,表示执法应当公平。司法女神蒙着眼睛,表示法律应当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无论贵贱贫富智愚贤不孝,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屋顶上就塑有这样一尊名为“正义之秤” 的司法女神造像。刑事司法作为剑的意象,历史颇为悠久。剑表达的是对恶的惩罚,它必须是锋利而非驽钝的,象征着人们对于司法效率的追求。“罪人获释,法官就成了罪人。”法官贪赃受贿致使罪犯逍遥法外,当然有罪;若因法官的懈怠, 而不履行查明案件真相的责任而使罪犯逃之夭夭,也是有罪的1。“正义之秤”和司法女神的造像仅仅是作为法律文化现象和西方民众的法律意念,但是这种寄托法律理性的法律文化之物已经展现了现代的刑事司法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构建的司法符号体系结构。在司法场域中,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表现有两个方面:(1)一方面是司法程序中刑法实体规范演绎适用的内在逻辑,即“给我犯罪事实,就可以给你法律”定罪量刑的过程以实现惩罚犯罪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是司法愈益严格的对国家司法权力的程序限制和不断扩充的对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2)在刑事司法中国家在行使司法权时考量的因素多了,甚至在刑事审判中悄悄的渗进了其他的评估因素,从而深刻的改变了司法判决规则2。在米歇尔· 福柯著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很好地展示了这些考量的因素。

“然而,现在,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插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事实问题。首先,不再象原来那样简单的问:‘该行为是否已被确认,是否应受到惩罚?’还要追问: ‘这是什么行为?这种暴行或谋杀行为是什么性质?它属于哪一种现象?它是想入非非的结果,还是精神病反映,是一时的糊涂,还是一种变态行为?’其次,也不再简单的问:‘这是谁干的?’还要追问‘我们怎么确定造成这种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根源是出自犯罪的哪一方面?’最后, 也不能简单的问:‘根据哪一条法律来惩罚这种犯罪?’还要追问:‘什么措施最恰当?如何评估犯罪者的未来发展?使他重新做人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些对犯罪的评估、诊断、预测和矫正性裁决逐渐在刑事审判中占据一席之地。”3

二、回归司法正当性———刑事司法

公信力构建的理论基础

现代刑事司法体制建立在社会契约论,权力制衡和法治三大观念的基础之上。

1.理论基础之一:社会契约论。按照社会契约论学说,公权力起源于人们的同意,刑法权和以实现刑罚权为目的的司法权是基于社会契约而由全体人民赋予国家专门机关行使的。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产生的,其要义是认为人生来是完全自由的,只是由于生存斗争的日益尖锐,才为了平安地享受自己的自由而将部分的自由交给社会统一掌握,这些自由便形成了立法权,司法权和惩罚权4。国家是基于建立公共权力的需要而以契约组织起来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但不是把自己所有的权利都让渡给政府, 国家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设立的,国家尽这个责任是正当的,不能尽这个责任或者越权,人民有权反抗。卢梭同洛克一样,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帝王的统治权是由人民委托的,统治者对人民负责,“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如果人民的自由被强制剥夺,则被剥夺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5。

2.理论基础之二:分权制衡论。分权制衡论揭示了划分权力和建立权力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它是国家权力配置和司法独立的重要依据。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认为基于人身安全的政治自由是国家自然具有的目的,而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会惧怕另一个公民。为了保障自由,必须防止产生不受制约的专断的权力,做到这一点最不可少的是上述三权必须分立,互相制衡。孟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警告“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机关之手, 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害怕同一个国王或者议会将制定暴虐的法律,并以暴虐的方式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 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将被置于专断的控制之下,因为法官是立法者。如果司法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6。

3.理论基础之三:法治论。现代法治起源于英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的标志,法治的涵义有多重性, 正如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所指出的:“这个概念在使用时具有各种不同的涵义, 难以加以界定”。“法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先秦哲人时代。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经典的政治理论,他认为:“谁说应该由法律逐行其统治,这就是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可以行驶其统治,至于说应该由一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7亚里士多德倾向于以法治国,他指出,君主应该是一个立法者,法律必须是成文的,除了法律本身有问题的情况, 法律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法治不仅是指统治者依靠法律治理国家,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本身要服从法律。他认为:“法治应该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8近代以来,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精神的弘扬,人们着重在原则和制度层面上探讨法治问题,把法治的核心归结为“以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制约”。

三、刑事司法公信力的内容分析

刑事司法是人类对刑事犯罪认识的深化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由本能的报复向理智的刑罚演进的理性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刑事实体构建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也是刑事程序制度不断理性化的过程。本身来讲,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就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马克思曾经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的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与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9。

1.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司法定罪准确。定罪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以及重罪还是轻罪的一种确认和评判的刑事司法活动。定罪具有以下特征:(1) 定罪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根据我国宪法和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们法院通过自己的职能活动,查明犯罪事实,根据刑法的规定认定行为的犯罪性质,这就是定罪活动。(2)定罪的内容是对行为是否有罪的确认,这里的确认又称为认定,指从质的规定上对一定的现象作出分析、认识、判断和确定。在定罪活动中,所谓确认,主要指对某一行为和犯罪的构成之间进行相互一致的认定。这种认定一方面是法律对某一罪名的犯罪要件的规定,另一方面又是对一个人具体行为的定性。(3) 定罪的性质是一种刑事司法活动,定罪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活动是在实施法律, 它本身不创造法律,而只适用法律,定罪是罪刑关系个别化的重要内容,即罪之个别化,它是量刑与行刑的前提和基础, 离开定罪就谈不上量刑和行刑10。

2.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司法量刑合理与可接受性。量刑是与定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的规定确认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的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量刑准确要求罪刑均衡,精确司法。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少些。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 制止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是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1。贝卡利亚在其 《犯罪与刑罚》中早就论述了罪刑均衡的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在现在也称为罪刑相适用的原则,“罪刑越大,绞架越高”。 一旦摆脱这样朴素的罪刑均衡观念,我们就会遇到难题,惩罚带来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等于或相当于犯罪的恶, 我们不可能有关于痛苦和恶的计算单位,犯罪的恶与某一种类或某一等级的刑罚之间,还不能有数学上的必然联系, 贝卡利亚所设想的“精确,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因此, 惩罚与犯罪的危害性相适用所要求的并不是某一犯罪和对这种犯罪的惩罚之间完美的适用关系,而是对不同的犯罪的惩罚应当在罚与罪的标准或标度上‘相当于’相应犯罪的恶或严重性12。例如,造成很小危害的轻微的犯罪不能象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那样得到严厉的惩罚。故意造成了危害的犯罪应当受到比非故意造成同样危害的犯罪更重的惩罚。罪刑均衡原则本身是由原始自然感情和朴素公平意识产生的,量刑经历了一个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过程,作为现在理性的量刑原则,对什么样的犯罪科处什么样的刑罚才算实现了罪刑均衡,也是随着社会条件和人们的平均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但现在随着尊重人权,尊重人的个体和刑罚的谦抑与轻缓化,量刑的时候应该反映出轻刑罚的倾向。我国《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承担责任相适用。”这就要求犯多大的罪,就应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当判处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时,既要看犯罪的客观危害性,又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确定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13。

3. 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程序的公开透明。刑事程序是刑事司法的程序规范,也是刑事司法的外壳,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刑事诉讼本身要解决的实体问题是犯罪和刑罚问题即定罪量刑的问题,这个在实体理性中予以了探讨, 如果说实体理性是刑事司法理性的灵魂,那么程序理性则是这个灵魂的载体, 确定理性的程序原则能够有效的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程序理性在司法场域中反映的是对国家“进攻”权力的约束与对公民防御权利的扩张的过程,在限权与扩权之间对刑事司法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一个缺乏理性的程序制度的刑事司法无疑只是主张国家司法权在诉讼关系中的绝对自主,将司法看成一种反映并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工具”14。所以,只有程序公开透明才能保证刑事司法的最大公信力。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研究 篇9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现状

首先, 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日趋完备。我国现阶段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专门法律为主体, 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新刑事诉讼法中, 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一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共11个条文, 使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在立法上相对独立, 在诸多方面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如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规定了“办案人员专业化”,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等。这些举措都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 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 我国形成了一套符合国情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式。最具特色的是, 寓教于审, 把教育贯穿于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在审判活动中, 坚持做好一个调查、二个教育阶段。一个调查即进行社会调查, 在开庭前要到被告人原所在的学校、家庭、居住的社区组织等处了解被告人的平时表现、性格、特点和实施违法行为的主、客观原因, 为法庭教育及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打基础。二个教育阶段:一是在诉讼程序中专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设立的教育阶段, 二是坚持做好宣判时的教育。同时, 将教育工作适当向后延伸, 巩固教育成果。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 关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法律颇多, 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 仍存在一些不足, 无法满足当前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

首先, 从立法上看,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专门章节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规定, 但总体上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主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中, 法律体系不完善。很多规定都是以成年人刑事政策为基础, 辅之以未成年人的刑事原则。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成年人化, 原则性较强, 难以操作。

其次,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但该条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 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多头调查”, 各部门“各自为政”, 有的部门调查, 有的部门不调查, 各个环节的调查缺乏衔接;另一方面是“任意调查”, 有些案件调查, 有些案件不调查, 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第三是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 但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 内容不真实, 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1]

第三, 对于未成年罪犯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和免除前科报告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刑法修正案 (八) 》和新《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 未成年罪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和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这两条的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理解与保护, 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封存和免除报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表面上是执行刑法的规定, 仔细分析起来, 却是涉及法律执行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事情。因为了解和掌握未成年人的前科情况的不仅仅是司法机关, 其他一些单位或部门, 都有机会获知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以户籍制度为例, 每个人从出生到上学、再到结婚、就业、迁移等无不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居民户口簿和人事档案通常还会对一个人从何处转来、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等内容有记录。而要真正免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义务势必会冲击现行的传统户籍和人事档案制度。因此, 如何让该项规定得以真正落实, 还需要对我国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中设置的有关前科效应加以清理和整合。

第四, 对非监禁刑人员监控不力。未成年人判后的帮教, 特别是对非监禁刑人员的矫正在未成年犯罪刑事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 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正式入律。但从实践操作层面讲, 该项规定尚有一定的模糊性。其一, 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修正案八虽然规定了对管制、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 但没有规定由“谁”来实行。根据《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规定, 社区矫正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调配合, 司法所具体实施,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案件流转的程序讲, 牵头部门应是司法局, “相关部门”主要指办理案件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由此可见, 社区矫正的参与主体涵盖了公、检、法、司四家, 但到底由谁担任执行主体, 是其中的一家、二家, 还是四家都担任难以明确。其二, 现有矫正帮教的方式方法较为简单, 基本是召开座谈会、进行口头教育、定期回访了解一下情况, 过于程式化, 往往难以被被矫正对象接受, 效果不大。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一) 加快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以成年人为基础, 加以调整而成, 过于成人化。为更好地体现未成年人犯罪特点, 应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 特别是程序法。要真正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指导, 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融入少年刑事司法的实体、程序和组织法之中。

(二) 规范社会调查制度

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性质、调查的主体、调查的对象和内容等, 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作用。首先, 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 故不应把调查报告当成判决内容, 被告人在案件中的行为仍是案件评判的主要依据。其次, 明确调查的制作主体。调查的制作者为收案法院平级的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庭前调查的人员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 可以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矫正机构人员以及心理专业人员等组成。调查报告的具体组织人与制作人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第三, 明确调查的对象、内容。调查的对象包括被告人的邻居、同学、居委会或村委会负责人等熟悉被告人的人。调查的内容主要针对罪犯的个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包括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学习情况等多方面。[2]通过全面调查, 从而对未成年罪犯成长过程进行综合评价, 并于调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意见, 为对罪犯的量刑、矫正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三) 完善刑事前科消除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也称刑事污点消灭制度, 指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罪犯, 如果在前科考验期内无违法违纪现象, 根据其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社区矫正机构的申请, 由原判法院组织调查、听证, 确定其已改过自新的, 则取消其刑事污点并通知有关部门, 依法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或没有刑事前科的法律制度。[3]

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可以使符合条件的有过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 避免前科带来的负面影响, 能够平等地享有与其他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和机会, 使其真正改过自新, 回归社会。因此, 我国也应完善未成年犯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可以参考假释制度的有关规定, 对犯有不同罪行的未成年人根据罪行的轻重, 在原刑罚执行完毕后, 确定不同的考验期, 如果在此考验期内没有故意犯罪, 可在期限届满后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取消其刑事犯罪记录。[4]另外, 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在此考验期内有特别突出表现的, 例如, 阻止他人重大的犯罪活动, 见义勇为的,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等, 可以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在考验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其刑事污点。在完善刑事前科消除制度的同时, 还应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如根据我国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其他一些单位或部门, 能获知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单位和部门也必须一并消除未成年人的前科记录。

(四) 建立完整的社区矫正体系

社区矫正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说, 更体现出其他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 立法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将社区矫正的内容纳入刑事执行中, 促进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一体化。应完善有关社区刑罚的实体和程序方面内容, 规定社区矫正的公开宣告、回访以及对矫正对象的监控、教育、评估、奖励等可具操作性的规范, 为社区矫正的实践运作提供一体化的立法保障。[5]

第二, 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明确其职责。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机构, 为帮扶对象制定定期跟踪矫正的计划, 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 提供就业安置, 并负责对未成年犯执行非监禁刑的情况进行考察监督, 出具社会考察评估报告, 提出减刑建议。通过一个固定的专职机构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的改造和矫正工作, 真正发挥社区矫正制度的功效。

第三, 丰富社区矫正的教育内容, 充分发挥其职能。对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 帮助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 正确分辨各种社会现象。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其生活能力。大多未成年罪犯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 缺乏谋生技能, 他们无论在心理还是谋生能力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其社会生存能力。[6]

参考文献

[1]何欣.浅论未成年人刑罚制度——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J].学习月刊, 2008, (3) .

[2]刘立霞.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视角[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8, (4) .

[3]徐留成.从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谈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N].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7) .

[4]杨蜜.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研究[N].人民法院报, 2009-5-6, (6) .

[5]冯卫国,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社区矫正[N].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3) .

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渊源 篇10

一、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

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德主刑辅, 礼法合一”, 注重发挥法律和礼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唐朝统治者一方面强调法律的作用, 唐太宗说:“国家纲纪, 唯赏与罚”, “为国之要, 在于进退不肖, 赏善罚恶, 至公无私”, 认为法律是统治的重要手段;同时, “朕看古来帝王, 以仁义为治者, 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 虽救弊于

作为刑事处罚对象的是宠妾灭妻的男子, 并非其中的妾、婢。规定的颇为详尽, 表明不但妻妾之间等级分明, 妾婢之间同样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并且部分学者认为, 即便夫妻离异或妻子去世, 妾也不会被扶正为[2]85。

(3) 奸婚、冒婚与近亲结婚。尽管唐代民风开放, 甚至部分开明家长允许子女自由恋爱, 但对于婚前性行为却是严令禁止。即使两情相悦, 未成婚前也不可太过亲近。一旦有了婚前性行为, 不要说订婚, 哪怕是成婚多年, 已经养儿育女, 一经人揭发此事, 也要被强制离异。是谓“奸婚”之罪。另外, 如果互换婚书后冒名顶替而成婚姻者, 女家妄冒,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男家妄冒, 罪加一等。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婚姻法》中, 近亲结婚不被允许, 如果有因疏忽而结婚者, 会被自动归为无效婚姻, 但并无相应处罚措施。唐代为了避免近亲结婚, 便是下有严令:禁止同姓同宗者成婚。并且针对该项法令, 有着极为强硬的处罚:各徒两年。从前面的一些处罚条例上基本可以看出, 唐律是本着“权利越大, 责任越大”的信条制定处罚措施, 一般在婚姻中涉及男女双方的刑事处罚里, 男方所受处罚皆较女方更重一些。但在“同宗不婚”这一条下, 却是“各徒二年”。有此可见这一法令之严格。

三、唐律婚姻法与现代婚姻法的比较

《唐律疏议·户婚律》中绝大部分都对关系双方中男子的处罚力度较大, 这其实可以看做是一种不完全的弱势群体保护措施。当社会给予男子巨大的权利的时候, 也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这种责任的承担只能算是在维护了男子全部利益的情况下给予女子的一点小小的补偿, 却已经比之前数代的婚姻法妥善了许多。

而“七出三不去”之条, 其中蕴含着数千年来中国传统道德、礼一时, 败亡亦促”[1]193, 认为国家要想实现长治久安, 礼制比法治要更加有效和持久。

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实行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原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法律的历史传承来看, 唐律承袭了隋朝的《开皇律》, 隋《开皇律》以北齐律为蓝本, 兼采北周律。北齐律、北周律本于后魏律, 而后魏律出于晋律, 晋律以魏律为基础, 魏律采自汉律, 汉承秦制, 秦律源于《法经》[2]。在秦朝时期, 法家重刑主义一直为法治思想的主导, 儒家法律化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儒家思想成为法制的指导思想, 我国的法制化就走上了礼法结合的道路。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法治变迁的唐朝, 对秦隋苛政二世而亡的教训有深刻的体会, 对汉朝以来儒家重德崇礼的观念深表认同, 在唐朝法律的订立中更加注重凸显礼制的作用, 将德礼融合在法律的规定中。礼制的内涵, 主张把儒家的礼作为全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 用儒家的思想体系和道德标准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法家主张严刑峻法,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同, 儒家主张的社会是一种尊卑有

法和社会伦理观。即便是现今社会, 七出的痕迹也并未去除。在离婚官司之中也不过是将“七出”改成“不懂照顾爸妈”、“这么多年没孩子”、“跟人在外面好上了”、“见个女的就吃醋”等等现代大白话, 而其本意倒是丝毫没变。至于他人干预, 如父母迫使夫妻离异等更是无从处罚, 只能对干预方进行劝导。

至于目前使用的婚姻法中的刑事处罚, 仅仅应用于法律援助的范围, 即是说, 如果婚姻受到侵害却不主动上诉法院, 即便报警也未必能给予侵害方相应惩罚。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 但本质上男性、女性之间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并未有太大改变。而在此基础上新婚姻法使用刑事处罚民事违法的范围却越来越小。有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束缚, 却失去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在婚姻问题上, 法律保证了独立个体所谓权利、保证了“和离”的顺畅, 却不能保证家庭的完整。因为出轨、一夜情、包养等与传统道德观相驳之事, 在法律上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只有离婚时会对财产分割稍有影响, 而这影响完全可以通过聘请一位优秀的律师消除下去。作为一个以血缘亲缘关系温养伦理道德观的民族, 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婚姻法可以说并未与社会的传统完美融合。

古语有云: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 有夫妇而后有父子, 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 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 至于九族, 皆本于三亲焉, 故于人伦为重者也, 不可不笃。唐律使“刑罚为政教之用”。现代法亦应结合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而使百姓安于室, 而使天下太平。

参考文献

[1]翟同祖.翟同祖法学论著集[A].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2]戴炎辉.唐律各论[M].台北三民书局, 1965.

[3]陶希圣.婚姻与家族[M].商务印书馆, 1966.

序的社会状态, 法律儒家化就把儒家的等级秩序嵌入到法律中, 使得法律成为儒家礼制思想大框架下的一种规范。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在唐律“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总原则下制定的, 并将儒家思想系统地融入到刑事司法制度中, 成为确立刑法原则、罪名、刑罚和量刑的主要依据。在唐朝初期礼法结合的思想指导下, 形成了刑罚世轻世重、宽平简约、恤刑慎杀、十恶制度、八议制度、上请制度、官当制度等刑事司法思想和制度。唐朝的立法、司法和守法无不体现出儒家礼制的影响。

二、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历史渊源

唐朝统治者在制定刑事法律时, 重视贯彻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刑罚世轻世重指法律的运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应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实际考虑从重或从轻实施法律的一种法律施行规律。《周礼秋官大司冠》中记载“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揭示了刑事法律要针对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做出选择。《武德律》是唐朝最早的一部立法, 虽然消减了很多严峻的立法, 但刑罚上仍然偏重, 适合当时唐初地方势力割据、战乱频仍的社会状况, 从重打击犯罪, 有利于迅速消灭反叛势力, 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唐太宗时期制定了《贞观律》, 将法律制度削繁为简, 变重为轻, 唐代的刑事法典基本奉行用刑持平的政策, 这与唐太宗时期出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贞观之治”是相适应的。唐高宗时期制定的《永徽律疏》, 即为后人广为传播的《唐律疏议》制定后基本不再改动, 成为中国封建法典的不朽高峰[3]。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思想在唐朝刑事司法制度中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执行。

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古已有之, 韩非子曾说, “法与时转则治, 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 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 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三代不同法而治”是我国古代治国思想的积累和历史经验得出的规律, 早在秦朝的统治者就了解并施行了法因时变、通行古今的道理。当社会动荡, 政权不稳时期, 严刑峻法可以杀一儆百, 迅速平息社会动乱, 恢复稳定的秩序。当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时期, 法律的宽简平和对维持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在整体上是“宽平”、“简约”的风格, 这与唐初统治者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唐太宗作为唐初杰出的政治家, 为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经历隋王朝盛极而衰的唐太宗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 以隋朝因暴政峻法而灭亡为教训, 摒弃了严刑治国的思想, 强调“死者不可再生, 用法务在宽简”[3]303。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还力求稳定, 对于修律和立法比较慎重, 唐高宗修订《永徽律疏》大多直接采用了唐太宗《贞观律》的规定, 科条简要, 宽严适中, 用刑持平, 周密完备, 立法技术高超。刑事司法制度的稳定也对当时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和维护法律的权威有积极作用。

三、恤刑慎杀的刑事司法特点

恤刑慎杀的思想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董仲舒推进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 将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逐步与儒家经典相结合, 刑事司法制度逐步成为实现儒家理念的工具。董仲舒认为, 儒家的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 反对严刑峻法等暴政统治, 在死刑问题上, 更是主张宽仁爱人, 不可轻易判处死刑。而且, 对执行死刑也有严格的规定, 要符合天地的法则, “秋冬行刑”是汉代确立的死刑制度, 将“儒家经典”引入法条, 儒家经典认为, 春秋为万物萧瑟的季节, 所以有权收回生命;而春夏为万物生长的季节, 所以杀人有悖天理。汉朝“春秋决狱”的传统, 对规范法制有重大的影响。统治者很容易因为个人好恶而以言废法, 以言代法, 恤刑慎杀的制度规定约束了统治者的任性恣肆、生杀予夺, 随意践踏国法的行为, 对于死刑制度的规范和慎重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冷冰冰的死刑注入儒家的人文关怀。

以十恶重罪为例, 十恶见于律条者始于北齐, 历经魏晋及隋朝沿革, 到唐朝时候更加规范, 是唐律打击的重点犯罪。《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更加指出十恶重罪的“亏损名教, 毁裂冠冕”, 所以要“特标篇首, 以为明诫”, 在对十恶重罪的否定评价中, 没有引用《法经》, 而是引用了《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十恶罪名虽然有十个, 但贯穿其中的, 只有忠孝两字, 违背的正是孔子的“仁”的思想核心。死刑中除了法家的复仇思想, 更有了儒家的思想教化。

唐朝创造性地对死刑的审批程序进行了改造, 实行死刑的“九卿会审”、“三复奏”、“五复奏”制度, 实行严格的死刑执行程序, 从严控制死刑的执行。贞观元年, 太宗下诏:“自今以后, 大辟罪, 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 庶免冤滥。”[3]303贞观五年时, 死刑执行已有“三复奏”, 后来又改为“五复奏”:“人命至重, 一死不可再生。比来决囚, 虽三覆奏, 须臾之间, 三奏便讫, 都未得思, 三奏何益?自今以后, 宜二日中五覆奏。”[4]2140死刑的奏请制度, 是唐朝避免错杀和冤杀的有效措施。此外, 唐朝还健全了“录囚”和刑讯制度, 体现了对刑罚和刑讯的慎重态度, 贞观六年, 唐太宗的“纵囚”之举更传为史话美谈。在唐朝, 死刑等重要刑罚比前代明显减少了, 刑事司法制度开始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四、刑事司法制度量刑情节的历史渊源

在刑事司法制度上, 刑罚的量刑情节也有较多的完善, 对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革新。例如唐朝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八议”, 其实起源于周代的“八辟制度”, 规定特定范围的人犯罪可以享受减轻刑罚的优待。曹魏时候, 八议制度首先入律, 晋朝和隋朝时候沿用。唐律将八议制度发展为一套周密完善的制度。八议的作用是“重亲贤, 敦故旧, 尊宾贵, 尚功能”, 实际上是社会统治阶层的刑事豁免权。八议制度是根据儒家的主张“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而建立的, 在刑事处罚上维护统治阶级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尊严。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更是在八议制度外, 又规定了上请制度、官当制度等刑事特权, 构成了一套不同统治阶层享受刑罚优待的体系。

再如, 《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同居, 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 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 有罪相为隐”。“同居相为隐”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体现, 西汉首先规定了“亲亲得首匿”的条款, 为亲属隐瞒罪行是儒家提倡的道德观。“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儒家主张忠孝的价值观, 在同居相隐问题上, 反映了忠和孝、法和情的冲突, 唐朝法律规定对一般罪行是尽孝, 但对于严重危及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重罪等要尽忠。这种规定将刑事法律和道德规范融合在一起, 体现了法律对儒家道德和人情伦理的保护。唐朝传承了中国的优秀法律思想和儒家的历史传统, 唐朝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其稳定宽和的刑事司法制度是息息相关的。

摘要：唐朝刑事司法制度是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顶峰, 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与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唐朝成为我国古代刑事司法制度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刑事司法制度,刑罚世轻世重,恤刑慎杀

参考文献

[1]吴兢.贞观政要[M]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2]刘俊文.唐律渊源辨[J]历史研究, 1985 (6) .

[3]王玉杰.盛唐刑事政策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9 (1) .

网络著作权的刑事司法研究 篇11

关键词：网络著作权 司法实践 困境

随着人类社会迈入网络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信息的获取和传播变得快速便捷。当互联网渗透进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时，一方面，大量的上传、下载、复制使得著作权人对自己权利的掌控权大大削弱，另一方面，网络环境下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成本门槛和技术门槛都大大低于传统侵权行为，地域限制的消除和作品数字化后传输过程中品质的无损耗性使得侵权行为越演越烈。如何加大对网络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避免网络环境下可能产生的严重利益侵害和巨大损失，鼓励知识创新是我国刑法在步入网络信息时代后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的演化进程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侵犯著作权的刑事立法一直处于空缺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对著作权保护的观念尚未形成，公众对著作权侵权行为不会像对杀人、放火等罪行一样给予严厉的否定性评价，这也是时至今日大多数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的救济方式仍停留在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的原因，另一方面当时著作权还停留在传统的出版印刷品和音像制品上，侵权行为的技术门槛和成本门槛大大高于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行为，故其侵犯的领域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对有限，打击该类犯罪的迫切性也相对不高。在1994年新刑法颁布之前，一些严重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被纳入79年刑法的口袋罪中，如1987年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等。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权单行刑法是1994年发布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随后也被纳入了1997年的新刑法。这两个罪名一直被延用至今，但面对纷繁负责的社会变化，最初的法条逐渐越发明显地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活，于是在之后的时间里，两高通过不断的出台司法解释来解决著作权保护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

1998 年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以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作为侵犯著作权刑事犯罪的构罪标准。2004发布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增加了以复制品数量来确定犯罪行为危害性的规定。2005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问题的批复》增加了对录音录像制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2007 年施行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再次明确了"复制发行"的内涵，规范了著作权犯罪的缓刑适用。2011施行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著作权犯罪中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内涵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界定，确定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规定了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累计计算数额问题等。除此之外，各省市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解决司法实践中实际遇到的，而现行司法解释未予以明确的问题。尽管如实，在司法实践中任然存在很多亟需解决的难题。

二、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数字网络技术使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成本门口降至极低，却大大提高了打击该类犯罪行为的司法成本。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突破了一般传统侵权行为的地域限制，往往使得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相距千里或者遍布全国各地。且不论域外侵权行为，即使整个犯罪行为均处于国土之内，在司法取证上仍然具有很大的难度。如2012年国内某知名导航软件开发公司以函的形式致上海市公安局，要求严厉打击网络侵权行为。随后侦查部门在全国知名网上购物平台淘宝网查获了大量销售该盗版导航软件的网商，这些网络商很大一部分在08年至09年就开始销售盗版软件，可以说在众目睽睽之下侵犯著作权长达三年甚至更久，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胆大妄为？一方面，网络商在网络上登记的地址不一定属实，不像实体店一样经过工商部门登记，因此很难确定司法管辖地，虽说其买家遍布全国各地，也就是犯罪行为的结果地众多，各地司法机关均可以进行管辖，但跨省市的调查取证明显增大了司法成本，于是网络侵犯著作权成了人人可管但人人不愿意管的空白地带，另一方面犯罪行为人很容易消灭或者更改自己在网络空间留下的痕迹，即使真的立案侦查，司法机关在截获、查阅电子证据的过程中也可能会遇到技术困难，以及面临侵犯他人隐私或是商业秘密的风险。除了上述两个主要的方面，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不强也成为取证上的一个制约。上述案例中，司法机关查获的网络商多同时销售多品牌的盗版导航软件，在与这些软件的著作权人取得联系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更有经多次尝试仍无法联系上的。

"以营利为目的"的构罪要件，不利于打击侵犯著作权犯罪，在网络环境下更成为了司法实践上的难题。首先，虽然司法解释在不断扩大"以营利为目的"的内涵，如将"刊登收费广告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收取费用的形式"等也明确纳入了营利的范畴，但现实网络环境中，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侵犯著作权的目的也日渐趋于多样化，比如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损害他人的名誉、甚至单纯出于分享优秀作品的目的等等。因此，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使得一些严重的侵权行为处于刑法调整范围之外，著作权人只能依靠民事救济或者行政救济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次，如何在计算互联网上的非法营利数额或者复制品数是司法认定上的另一个问题。以访问量或者点击率来计算复制品数量显然并不科学，但实践中没有统一的标准，即使是有明确销售记录的情况下，大部分网商承认交易记录中存在大量作假的虚假交易，目的是为了提高商铺信用度，吸引更多买家，此种情形下，无法准确计算复制品数量或者非法营利数额，而当前刑法又规定了以复制品数量或者非法营利数额的最低限作为构罪的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三、完善网络著作权的司法保护

加大各省市地区的司法合作，可以通过开展网络著作权侵权犯罪专项打击的形式，联合打击侵权犯罪，解决地域对调查取证上的限制。加大刑法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和一般教育功能，使社会公众知道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严重性与违法性①，使一些网络平台供给商能积极对平台内的网商进行监督，在司法部门进行调查取证时能积极与司法部门合作，对涉嫌犯罪的行为提供详细的后台数据及资料。

扩大侵犯著作权罪的打击范围，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犯罪主观要求。一方面是因为诸如通过互联网免费共享版权作品等不具备经济目的个人实施的著作权侵权现象不断出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过于强调犯罪目的给司法认定造成了困难，不利于打击愈发猖獗的著作权犯罪活动，且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对盗版犯罪规定了没有犯罪目的要求的犯罪故意②。将数额标准作为衡量情节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构罪的标准，更加有利于打击行为人没有牟取经济利益企图，但却给权利人造成损失的行为，避免网络环境下过多侵权行为游离于刑法的制裁之外。

注释：

①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②王世洲主编：《关于著作权刑法的世界报告》，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30 页。

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篇12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食药监稽〔2015〕27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厅 (局) 、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局、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按照中央深化改革相关工作部署,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研究制定了《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