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程序

刑事司法程序（共12篇）

刑事司法程序 篇1

一、引言

2005年佘祥林冤案的发生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一个“事实不清, 证据不充分”的刑事案件, 由8个部门历时五年来回审查、监督, 最终裁判出弥天冤案?时至今日, 距佘祥林出狱已近7年, 其已获得近70万余元国家赔偿, 中国司法史上屈辱的一页已经翻过去, 但是为吸取经验教训, 我们仍应对造成冤案的原因进行必要地分析。笔者认为, 佘案主要原因在于司法实践中对程序正义的曲解, 具体表现为:公安侦查机关采取刑讯逼供手段获取证据;法院在审判时实行“有罪推定”;政法委等机关协调干预, 导致此案“先判后审”;申诉之路遭遇艰难险阻。

二、我国程序正义现状

法律程序是人们遵循法定的时限和时序并按照法定的方式和关系进行法律行为。法律程序可以进行不同分类, 可分为调解程序、审判程序、立法程序、选举程序和行政程序;也可以分为正当程序 (民主式程序) 和非正当程序 (专制式程序)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司法程序现状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司法者职业理性的缺失

司法理性的具体表达方式是职业化的, 其只能通过司法活动过程及结果表现出来, 也即我们只能通过对司法活动过程和结果来探讨其所包含的世俗情理的认同和关怀, 但不能指望它成为世俗情感发泄的一般渠道。当我们将司法定位为裁判者, 它的上司只能是法律, 这样司法的目的就是“给当事人一个公正裁判,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当司法承载过多职能, 包括但不限于担当民意泄愤渠道, 负担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承载着维护政权稳定的使命。这时司法所被寄予期盼越多, 司法活动中处处被掣肘, 司法的公正独立性便日益削弱。

目前我国刑事案件 (尤其是杀人案件) 由于社会影响力巨大, 社会舆论对公安司法机关尽快破案会施加压力, 公安机关内部甚至出现“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的指令。破案率往往是我国地方机关内部考核的主要依据, 破案率高则业绩优良, 破不了案则证明你工作不负责任, 片面追求高破案率则容易导致“黑案”和“冤案”的产生。

2、司法主体意思自治的缺失

司法主体意思自治要义在于:即使有外力干涉下, 司法者也只对法律负责, 并能够坚持自己的判断。我国目前造成司法主体意思自治缺失的原因在于司法机关独立性的丧失:司法机关内部实行上下监督体制,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进行监督指导, 为了防止案件被发回重审, 许多基层法院法官审判前会向上级“请示”, 这样一来, 将两审终审实质上变为“一审终结”, 剥夺了当事人上诉权, 难以确保司法结果的公正性。

佘祥林案件在审判阶段就发现存在证据不足问题, 最后是由当地政法委牵头, 公检法等机关参加的协调会一致定论, 判处佘祥林15年有期徒刑, 并且定论若上诉, 则中院仍然维持原判。

笔者认为, 程序正义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至今, 对我国司法程序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对程序正义有曲解之处, 这是致使程序正义移植来后在我国出现“水土不服”现状。

三、如何促进我国程序正义的实现

结合佘祥林案件来看, 程序正义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尚未真正实现。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三点继续完善程序正义的实现。

1、加快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建立

程序正义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和民主法治, 它在西方市民社会个人权利与国家公权力博弈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国目前民主法治进程并不完善, 国家公权力侵犯个人私权利的现象屡现不止, 个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难以实现。因此我们应在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对立法权、司法权及行政权予以划分, 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行使权力, 切实确保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和制约, 保障公民个人权利, 严禁绕过法律程序, 拓展权力行使空间。

2、转变程序工具主义观念

程序正义最根本要求在于确保其本身的合理的、科学的、法治的价值, 而非确保具体实体正义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两者间既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也是前提与结论的关系,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程序工具主义仍然占主导地位。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活动, 既不是单纯替被害人复仇的活动, 也不是简单的以国家名义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赤裸裸的报复和镇压。

3、继续推进司法改革

程序正义是我国司法改革所致力的一大目标, 然而我国司法体制在50年代建立的, 且不说其蕴含理念及相关制度已不符合现实实际, 在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程中, 司法机关也在不断改革之中, 但是这些改革大多是反应性而非主动性。法院审判活动行政法、司法权地方化和法官职业大众化, 导致司法公开性、透明性还很不够, 成为制约司法改革的“瓶颈”。继续锐意推进司法改革, 才能最终确立完善的程序正义机制。

四、小结

程序正义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司法改革热潮掀起过程中得到重视, 但时至今日, 佘祥林、聂树斌以及刘涌事件, 从反面折射出我国司法程序中程序正义并不完善。笔者认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 我国法律制度将随着社会实践发展不断得以完善, 而程序正义作为司法程序乃至立法、听证程序核心要点, 经过司法实践长足发展最终将在我国彻底实现。

摘要：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 刑事司法程序中刑讯逼供、滥用司法审判权等问题不断涌现。笔者拟立足于佘祥林冤案探析我国刑事司法程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其原因, 并提出程序正义在中国承继和实现的建议, 以期促进我国司法改革目标尽快实现。

关键词：程序正义,程序独立价值,民主法治,司法改革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163011.htm

[2]黄明:《揭开“杀妻”冤案的幕后真情》, 《新京报》, 2005 (04) 。

[3]公丕祥:《法理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10。

[4]沸腾:《“命案必破”的逻辑悖论》, 《中国青年报》, 2004, 7。

[5]周叶中、江国华:《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和法官主导下的法治——佘祥林案件的检讨和启示》, 《法学》, 2005 (8) 。

刑事司法程序 篇2

近年来，随着民本司法理念的深入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以协商合作取代对抗的刑事司法新模式——刑事和解。刑事和解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平和地理性地解决了犯罪引发的刑事、民事纠纷，恰当地处理了被害人、犯罪人、国家之间围绕赔偿与刑罚发生的关系，在利益兼顾的基础上实现了正义的司法恢复。作为一项制度，笔者结合审判实践，认为刑事和解应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具体由以下这些要素有机组成：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即是指刑事和解能够在那些案件中得以适用。理论界对与刑事和解范围的界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存在被害人的案件，无论重罪还是轻罪，只要不是非处以死刑不可的案件均可以适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刑事和解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轻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成年人犯罪的初犯、偶犯、过失犯。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过于保守，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超出该范围的案件也纷纷通过赔偿协议的履行得到了司法机关减轻刑事责任、适用缓刑等量刑上的优待。从法理上说，积极赔偿在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的修复，有效减轻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犯罪人通过自己的赔付行为向被害人谢罪的悔过心理。因此根据罪刑相适应之原则，刑事和解的犯罪不应受限制太窄，否则既不能适应审判实践的客观需要又不能体现制度本身应有的平等性。当然，鉴于以犯罪人、被害人为主导的刑事和解本身可能存在因双方过分关注自身利益从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存在，因此对于刑事和解设定一些排除适用的案件范围还是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这些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具体包括：侵犯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同时基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客观国情以及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必要的探索和实践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对 1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界定应当有一个渐进的扩大过程。在目前可以考虑先对于主要侵害个人权益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刑事和解。而对于犯罪人系累犯、再犯的案件以及具有黑社会性质或者恐怖组织性质的持械伤害、聚众斗殴及其他情形的刑事伤害案件谨慎有选择地适用刑事和解。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从国外立法以及目前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来看，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主观条件：犯罪人认罪和犯罪人、被害人自愿参加刑事和解;二是客观条件：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足。

三、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

从原则上，只要是在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内的案件，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就可以启动和解程序。但是出于规范化的考虑，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具体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启动：一是犯罪人或者被害人自己或者通过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代为提出和解请求;二是司法机关经过筛选后对于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犯罪人和被害人没有提出和解要求的，则由法院告知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在和解程序启动后，法院应将和解过程中应当知晓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程序以书面方式进行释明。之后，双方可以自主选择自行和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及法院调解。如选择前两种方式进行调解则法官可基于案件的实际情况限定一定的和解时间，以防止因和解致使案件审理过分拖沓。由于刑事和解以自愿为基础，因此在和解过程中如果任何一方自行退出，和解程序立即终止。

四、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

目前来看，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三方面：犯罪人认罪并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道歉;犯罪人与被害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表示谅解并同意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协

议的内容体现了双方在和解过程中通过沟通交流实现了精神抚慰、达成了物质赔偿以及刑罚建议的合意。

但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就赔偿项目而言不应限制于赔款的单一方式，而应是多元化的，如劳务补偿、公益性劳动、社会服务都是可以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喜好进行自由选择，既体现了民事赔偿双方的意识自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经济能力的限制致使和解不成的现象。实践中也出现了此类做法，例如在山东蓬莱市就有通过给被害人盖房或者种树等方式进行和解的成功案例。可以根据案件类型进行划分，哪些适合经济赔偿，哪些适宜劳务补偿。

五、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和效力

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接下来就是将和解协议递交司法机关审查。审查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赔偿协议是否能发生影响刑罚效果的问题，因而是刑事和解中的关键一环。借鉴国外的通常做法和现有的实践经验，审查的内容包括：和解协议是否自愿签订;案件种类是否合乎规定;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解协议是否已履行;和解协议中提出的刑罚建议是否恰当。同时在审查过程中通过向犯罪人、被害人进行核实协议内容，向犯罪人居住地的基层组织了解等方式调查、评估犯罪人的人格情况，在审查过程中也可以邀请公诉机关参加，以保障审查过程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关于和解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曾在接受采访时作过完整表述：“对于自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就案件的处理达成和解的，如果不明显违反法律法规和司法公正，法院原则上应当采纳;对于公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法院原则上也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就刑事追究部分达成的和解，法院在定罪量刑时应当加以重视和考虑，能够采纳的应当采纳。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如对于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或者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的犯罪，即使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被告人与被害人对于刑事处罚达成了和解，也不影响人民法院对于被告

人判处特定刑罚。”其中将案件分为自诉与公诉两类，以区别其法律对这两类规定授予求刑权主体的不同而导致被害人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地位和对刑罚的影响力的不同。对于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中刑事追究部分的效力，原则上是“在法院刑罚裁量中加以重视和考虑，能够采纳的应当采纳”，既体现了在坚持法院依法行使刑罚权的前提下，也表现对被害人刑罚意见的尊重。具体而言，法院可以在综合全案的基础上，考虑刑事和解的因素，在法定的自由裁量范围内独立选择决定轻刑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的处罚方式。

六、刑事和解的制约监督

刑事和解关系到和解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司法机关运用刑罚权又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为保障刑事和解严格依法进行，不致损害公共利益，有必要建立相应监督与制约机制。具体而言应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内部制约机制，为保障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恰当适用刑事和解，应建立案件处理的集体讨论和和解案件专项备案制度。对于拟适用缓刑及免除刑事处罚的案件除经合议庭讨论、庭长审批后，还应报请分管院长审批。如案情重大、复杂，还可由分管院长报送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二是外部制约机制，在审判过程中达成刑事和解并依其和解效力对犯罪人予以从宽处罚的案件应当将相关和解协议交公诉机关备案以作监督，并可以作为证据在开庭时进行质证;公诉机关可以作出案件量刑建议，并就量刑意见与犯罪人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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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职权运行的问题 篇3

关键词：刑事司法权力；司法平衡；制约

刑事诉讼是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依照法定程序，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与民事诉讼相比，其是国家追究犯罪、实现刑罚权的专门性国家活动，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权力的主动介入。我国刑事诉讼分为立案、侦查、起诉、一审、二审和执行阶段，通常称之为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这三个阶段刑事司法权力分别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行使。

国家司法权力的配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历史而不断变化，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从集中到分立的演进过程。洛克在《政府论》中论证死刑存在正义性时指出：“死刑源于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的死刑权的让渡，符合死刑从私人复仇到同态复仇再到国家报应的发展历程。”从性质上看，刑事司法权从原始的私人救济到国家权力的救济；从制度上看，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单一的刑事审判权到封建社会刑事司法权力配置给行政长官，到现代社会的三权分立，是一个不断向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方向发展的过程。

《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这一规定说明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关系。

分工负责要求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应依据法律赋予各自的职权，各司其职，不越权干涉，也不相互推诿。主要表现为：公安机关负责对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逮捕和预审；人民检察院负责对刑事案件的批准逮捕、依其职权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则负责对案件的裁判；互相配合要求三机关在分工的基础上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这主要体现在案件进展过程中各环节的相互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和预审工作要做好，为人民检察院的批捕和起诉做好准备工作；人民检察院审查和提起公诉要为人民法院的审判做好准备工作，这要求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意见书及时审查，作出是否批捕、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及时审查，是否开庭审理，依法作出裁判；互相制约的目的更多在于三机关在程序上的监督与纠错，保证案件程序上合理，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公安机关有权对检察院做出的决定认为有误可提出复议，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形式审查，审查是否符合审理的条件；同时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认为确有错误的，可提出抗诉，启动二审或再审程序。此外，人民检察院可依职权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办案和审判过程进行监督，如有错误可提出意见并要求予以改正。

这是我国宪法对公、检、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相互关系的规定。作为政策性原则，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配合制约原则并不能完全反映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权力分工与制约理念在现实司法活动中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侦查权过大、检察权的分散和审判权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背离了这一制度最初的设置理念，偏离了司法公正、高效、权威、效率的目标。

“侦查权中心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司法权的平衡。虽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侦查权，但大多数刑事案件还是由公安机关独立侦查。《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如下侦查权：立案、传唤、审讯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勘验、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和技术侦查等，还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力，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享有的侦查权十分广泛，而这些权力中除了逮捕需要检查机关批准外，拘留、监视、搜查、扣押等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行为都由其自行决定，如此宽泛的权力在行使过程却极少有外部的监督制约，侦查权势必会任意的扩大。公安机关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行使侦查权，缺乏有效监督制约，侦查权不可避免的发展成为一种神秘而又令人生畏的权力。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是专门的诉讼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立案、侦查、审判和生效裁判的执行是否合法有效实行监督；此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唯一的公诉机关参与刑事审判活动，除自诉案件以外所有的刑事案件均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派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检察机关这一既是参与者又是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必然使其在审判活动中凌驾于对方当事人即被追究的嫌疑人。被起诉者在检察院监督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利必然会受到影响，这不仅破坏了控辩平等对抗原则，也直接影响了法官的中立审判地位和审判结果的公正。贺卫方教授曾对这种制度进行力批判：

“这种权力配置模式使控诉方在承担控告职能之外，又可以居于审判方的上位，对后者加以监督，这至少在一定的限度内将起诉权和审判权合而为一了。我国检察机关的这种职权特色存在着相当大的弊端，它分割了审判权，损害了审判中立原则；它造成了刑事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危及‘既判力’原则，导致司法判决稳定性的削弱。”

刑事司法程序 篇4

首先, 我们要确定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意义何在?

陈兴良教授通过对“宽”、“严”和“济”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 揭示其基本蕴含, 提出“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非犯罪化, 即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 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 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监禁化, 即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 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非司法化, 就诉讼程序而言, 在一般情况下, 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 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 可以经过刑事和解, 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

“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严格是指法网严密, 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 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 不徇私情。虽然“严”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 但陈兴良教授认为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 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

“济”, 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 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二是协调, 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三是结合, 即所谓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通过以上全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比较完整的法律意义。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前提。

目前, 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 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 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调控的不好, 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可能激化成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和暴力刑事案件, 给国家、社会、人民群众带来不可估量的灾祸和危害。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正是针对这些已经或者将要转变为刑事案件的矛盾和问题所开出的一剂及时良药。该祛除的祛除, 该化瘀的化瘀, 该疏通的疏通,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使社会这个有机体始终保持巨大活力, 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就得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整的法律意义和政治意义。

其次, 我们要探索如何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具体落实到公安刑事执法当中?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 从指导思想和原则、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立健全检察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转变观念, 指导保障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意见, 对公安刑事执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限于学识和能力, 笔者仅就公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自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作初步阐述。

一、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 无论从广度到深度, 公安刑事执法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这是“宽严相济”中“宽”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 更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关键是矛盾和纠纷要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 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刑法, 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但有时法律往往并不是最好的调节器, 刑法也不是控制犯罪的最有效的方式。一些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一律科以刑罚, 并非上策。有时往往适得其反, 本来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判刑后倒变成了血海深仇。因此, 对于这些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可以采取刑事和解的方式从宽处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条, 江苏省公检法《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第四条第 (一) 项对此都作了规定, 这样做有效的化解了矛盾, 控制了犯罪, 节约了成本, 促进了社会和谐, 是一举多得的“宽”的功效。然而, 有几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如除了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外, 还有哪些属于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如何界定“人民内部矛盾”, 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是否属“人民内部矛盾”, 如何界定“轻微”, 尤其是公安刑事执法如何界定“轻微”, 这都是值得我们努力去探索、去实践的重要问题。

二、刑事界限问题

按说这不应该成为问题, 因为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很多原来的刑事立案标准现在看来已经偏低, 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如果一律都追究刑事责任, 将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 刑事行政界限混乱, 社会成本居高不下, 非但不能构建和谐社会, 还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很多地方约定俗成的抬高了追诉标准, 这是合适的, 却不治根本。关键还在公安部门如何界定刑事和行政的界限, 如刑事犯罪和治安违法, 这是体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法院相比, 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公安除了刑事司法职能外, 还具有广泛的行政执法职能, 相当一部分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都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因此, 公安机关有必要在新时期对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做一个比较清楚的界定, 尤其是刑事立案标准, 使刑事和行政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不至于用刑事强制措施代替了行政强制措施, 而行政处罚又发挥不出本来的作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刑事办案机制

“宽严相济”的“宽”、“严”、“济”都应当有相对统一的标准, 如果缺乏统一的标准, “宽”、“严”必将失度, “济”更无从说起,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然而, 如何来确保“宽”、“严”、“济”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对统一的标准, 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它的成败关系到该项政策最终的成效。笔者以为, 建立统一、专业化的刑事办案机制是一条出路, 也是一个制度上的保证。首先,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一支专业队伍负责刑事案件材料的审核, 统一刑事案件中“宽”与“严”的尺度, 避免分散办案造成的失度;其次, 统一建立专门与检察院、法院沟通的渠道, 及时掌握检察院、法院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具体指导意见, 统一尺度、精神;再次, 根据社会形势、相关政策以及上级部门指示, 统一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指导意见, 及时落实;最后, 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法考评机制, 通过考评, 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最后, 我们要从何处着手, 在公安工作中如何准确、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一、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

公安机关在贯彻和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 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新执法的理念, 以该从宽的人就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轻处罚。工作机制也要的所创新, 要大胆探索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推行人性化办案的模式, 要学会换位思考, 在刑事侦查阶段, 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 努力营造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的良好氛围, 特别是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 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刑”犯罪分子, 悔罪态度较好, 可尽量使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尽量减少拘留、逮捕等监禁型强制措施的适用, 让其在司法机关的管教、单位的检查、亲属的帮助和群众的监督下, 努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我改造。这样做可避免使偶犯、初犯等轻刑犯在羁押期间受到累犯、再犯、教唆犯的影响, “交叉感染”而染上新的恶习, 释放后重新犯罪。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从宽处理, 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 有利于悔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

二、进一步贯彻和落实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案机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普遍存在“重准确、轻及时”即刑事案件诉讼时间长、办案效率低的问题, 为解决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审前羁押期与刑期倒挂现象, 还有被告人审前羁押时间过长的问题, 政法委协同公检法下发了《关于分类办理案件加快刑事诉讼进程的若干意见》, 根据实际情况, 促成轻微刑事案件的“快侦、快捕、快诉”。该机制的建立与进一步贯彻, 加快了办案节奏, 减轻了看守所超负荷羁押的压力;对涉及轻微犯罪人员的矫治, 减少羁押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有罪的人及时受到惩处, 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和抚慰, 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大力推行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法律化十分重要。同时公安机关要结合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的身心特征,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确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如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其绝大多数将送上刑事审判庭, 被处以刑罚并最终被收监, 这将使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脱离社会, 不能接受家庭和学校的正规教育, 将会逐渐拉大与同龄人的差距。特别是那些主观恶性不深, 渴望改过自新的未成年人来说, 他们在希望落空、面临被监禁的现实情况下, 难免产生极度失落感, 产生绝望的思想, 甚至发展到“破罐破摔”的境地, 不能得到有效的矫正。只有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 由熟悉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专门人员来处理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 以确实贯彻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另外对于一些罪行比较严重, 但主观恶性不大, 有悔罪表现, 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 不具有社会危险性, 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 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或者不予处理。

四、改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

要改革现行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执行, 在立法层面, 设立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脱逃后法律后果。如在立法上扩大脱逃罪的主体, 将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纳入其中。在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判决时, 考虑其脱逃情节, 予以从重判处刑罚。同时, 在执行层面, 加大对保证人未尽到保证人责任的处罚措施。向保证人收取一定数额较高的保证金, 可以使保证人事先明确违反保证义务的后果和责任, 增强保证人的责任心。一旦保证人违反保证义务, 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也可充抵罚款或民事赔偿, 使对保证人的处罚落到实处。对无力保证的, 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可用集中式监视替代分散式监视, 即由执行主体委托相关组织, 设立专门的监视场所。但这种监视场所不同于羁押场所, 无限制自由的外在条件。受委托的相关组织可以通过专门人员和设备来实施监视。当然, 这些措施与现行的规定有一些不一致, 但改革就是要破旧立新。

摘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指导我国刑事司法工作开展的基本政策, 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公安工作的实际情况看, 要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好“宽严相济”的政策仍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认真研究并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于我们公安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和升华、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浅析刑事自诉司法救济条款 篇5

按此规定理解，这类案件在主管上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作为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管辖，也可以作为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管辖处理，但事实上这类案件是法律上规定的公诉案件，只是由于“公案件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被害人又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才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自诉案受理，是附条件的由公诉案件转为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其意义在于：当被害人确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必须有一个机关能直接并依法处理这类案件，从而解决被害人“告状有门”，实现对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在我国这一机关只能是法律授权的司法裁判机关即人民法院。

然而这一刑事自诉救济功能条款在司法实践运用的可能性又如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也就是说，只有被害人持有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或不予受理书面决定书的，被害人才有从法律程序上实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和依法要求惩处犯罪的可能。

毋需讳言，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对某些应当立案或提起公诉的案件，由于各种原因并未依法履职，出于顾虑，又不书面告知被害人，从而使这类可以由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因“手续不齐”未被受理。试想，公安、检察机关对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出具书面不予追究决定书的可能率有多高。实践中往往使被害人处于推来挡往的尴尬处境。

笔者认为，由于这一限制性规定，致使被害人享受司法救济的权利再一次从程序上受阻，导致告状无门、放纵犯罪，也是刑事方面引起当事人信访、上访的根源。只有从法律规定上尽快完善方能彰显司法公正，为此建议补充：

浅析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 篇6

关键词：民意；刑事司法；影响

民意介入司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分析民意对司法造成的影响有助于清晰的认识民意介入司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一、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1.民意对司法的正面影响

（1）民意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监督作用。民意尽管有非理性的特点，但是民意表达的基础却是道德观和价值观。因此不能完全忽视民意。民意对某个案件所表达的看法或意见可能与法律规定是不相符的，或是沖突的，但其判断一般也会符合道德的要求。因此，在民意的监督下，司法机关也会有所顾忌，可以促使其依法办案，否则是不能被公众所信服的。

（2）民意介入司法有利于促进司法的公正、效率。随着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也普遍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促进了司法机关能够公正裁判，按照法律规定审理案件，提高审结案件的效率。

（3）民意可以促进和推动司法的改革。民意之所以关注司法，就是因为司法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但要实现法治的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堵塞民意，而是要充分发挥民意的影响力，借民意的力量推动法治建设的步伐。

2.民意对司法的负面影响

（1）降低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外界干扰。但是，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来看，民意介入司法已经常态化。常常有案件因民意的介入而改判。暂且不论改判的结果是否公正，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如果审判经常处于一种在民意影响下而不知如何判决或是判决结果朝令夕改，那么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必然降低。

（2）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影响。司法独立与权利保障是密不可分的。司法是手段，权利保障才是目的。民意介入司法，有时会导致公民权利滥用。对当事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从前面分析得知，民意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容易变化且难以衡量。如果被某些不实的舆论观点所误导，很容易侵害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现实生活中，不乏有因为舆论而导致判决改判进而丢掉性命的案例。

二、如何应对刑事司法中的民意

既然民意介入司法具有正当性，因此民意不可忽视。但是民意的特点也决定了它对司法活动的负面影响。那么应如何应对刑事司法中的民意呢？为实现民意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司法机关应当更加积极主动，一方面要认真倾听民意，调查民意，保证与民意的正常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要运用多种手段如报纸、电视节目、宣传等手段弘扬法治，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使公众支持司法活动。

1.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和司法保障

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不高，除了司法不独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的司法队伍建设和司法保障不够。以前社会上总是说司法人员多是转业军人、选调干部，专业素质太低。然而现在我们除了关注司法人员的专业技能以外，还要更加注重司法人员是否忠于法律，是否信仰法律。保证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敢于坚持自己依法得出的结论，公平对待诉讼各方，不畏权势，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在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抵制权势、人情和金钱对司法活动的干扰。二是加大司法人员的保障，加大对司法人员人身和生活方面的保障，使司法工作人员有信心做好本职工作，提高司法人员的工作待遇，有助于抵制司法腐败，树立司法公信和权威。

2.完善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职能

笔者认为，要完善人大的监督职能，要从人大对司法机关监督的职能和目的的角度来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人大代表的职能之一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调查社情民意，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因此，可以通过人大代表来搭建起民意与司法的桥梁。这就要求强化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意识，将收集的民意及时汇总到所在人大机关，在所在机关进行调查分析后可以对相应的司法机关或工作实施“一对一”的监督。所谓“一对一”的监督指针对司法机关的某个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案件进行监督，但是不得指导司法机关办案。比如说对于检察院来讲，本来某个案件应该提起公诉或抗诉，而检察院没有这样做。那么除了有上级检察院对其进行监督外，人大也要发挥其监督职能。人大不仅要给提出批评和建议，还要针对这个案件成立监督小组来督促其依法办案。对于法院来讲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办法。

3.建立规范媒体舆论监督的体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媒体不仅是传达时事政治、社会动态，而且成为了监督国家机关的一种有效途径。近年来，有不少贪污腐败的案件都是率先由媒体揭露的。因此在这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改革的时代，媒体也不例外。中国的传媒业正处在改革的关键点上。现阶段，某些新闻媒体为吸引公众眼球，夸大事实，进行不实报道，有违新闻职业道德。在司法活动中，新闻舆论更是对司法审判造成很大影响。如何来规范新闻媒体，减少对司法的干扰同时又要发挥新闻媒体宣传法治，正确引导公众的机制是一个重要问题。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方式，应充分发挥其应有职能。司法机关要借助媒体来宣传法律，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自觉遵守法律。国家也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制新闻媒体，以减少不实报道。

综上所述，要建设我国的法治现代化，民意不可忽视。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该多关注民意、倾听民意，建立与民意沟通的渠道，而不应堵塞民意，置民意于不顾，努力建立民意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许志永.民意干预司法独立了吗？[J].中国新时代，2004（06）

[2]陈树森.博弈与和谐：穿行于法意与民意之间的司法[J].法律适用，2009（09）

[3]王怡.网络民意与“失控的陪审团”[J].百姓，2004（02）

作者简介：

论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篇7

一、人权与刑事司法保障概述

人权简言之就是人的权利, 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 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它张扬人的尊严和价值, 维护个人的自由的权利。[2]长期以来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就是充分享有人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人权内容有所不同,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和保障, 我国将人权看做是生存权、发展权、公民权、文化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在当代, 人权保障已经不再局限在观念的层面上, 而是提升到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制度层面上。例如,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于2004年写入宪法、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最后时刻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2条。这是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明确肯定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地位, 实现了从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的实质性飞跃。此次修订将保障人权条款写入刑事诉讼法, 从立法上承认国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 不但是对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具体化, 而且为刑事诉讼法各项具体人权保障的条款的解释和实施创造良好的上层环境。

二、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的主人, 理应也是国家法律的主人, 当然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得到国家的保护, 至少国家不能无端侵犯个人合法的基本权利。因此, 对人权的保障就成了国家法律, 特别是刑事司法的应有之义。刑事司法人权保障也是衡量民主法制发展状况的一种尺度。

刑事司法与人权法有极为紧密的关系, 可以说, 刑事诉讼法就是人权保护法。刑事司法不仅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 更重要的是保障了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人权。刑事司法就是国家保护人权的活动, 国家打击犯罪, 保护人权不受他人的侵犯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惩罚;国家以刑事诉讼法规范国家本身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 保护人权不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合法和不合理的侵犯或干涉。这两个方面国家都是有责任的, 两种任务应当并重和保持平衡, 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都可能影响保护人权。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只注重保护人权, 而忽视打击犯罪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注重人权保障的规定, 而忽略打击犯罪的能力, 有可能削弱国家打击犯罪的力量, 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也会影响国家保护人权的功能。一个国家是如此, 国际社会也应注重打击犯罪。近年来, 国际社会制定了一些打击犯罪方面的条约, 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因此, 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和采纳这些保护人权方面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 还要吸收打击犯罪方面的经验和先进技术。

相反, 只注重打击犯罪, 忽略对人权的保障也是不对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以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 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保护。”多年的历史上,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百姓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 所以多次出现过社会的激烈动荡、国家的灭亡、朝代的更替。外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诸如此类的事件。由此可知,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不仅是国家对个人的保护, 同时也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本身的保护。

可见,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当两者处于并重的平衡关系时, 就能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统一;当两者偏重偏轻时, 就会引发某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刑事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保障人权

刑事司法, 作为国家利用其刑罚权打击犯罪、维护其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 是和平时期最大的国家暴力, 其行使必然将影响到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惩罚犯罪不是通过削弱人权保障来实现, 保障人权也不一定会影响惩罚犯罪的最终效果。因此, 刑事诉讼的存在不能只是为国家行使刑罚权提供正当性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刑罚权予以规制, 避免“保护人们本身的手段被滥用”, 以实现对人权的保障。[3]从某 (下转第112页) (上接第128页) 种意义上讲, 刑事司法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就是能否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好地保障人权。要做到这一点归根结底是要通过发展国家经济、推动民主法治、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司法人员素质、优化办案程序、技术和装备等等方式来实现, 而不是在法律上回避“保障人权”。

刑事司法改革不仅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权利的问题, 也涉及遏制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 而且还与国际社会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人权问题的“特别关注”有关。另外, 在刑事司法中, 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又是一对相互支持的价值目标, 但与司法公正相比, 人权保障有着更为基础的地位。所谓的“司法公正”最终也是要通过“恢复在现实中遭到破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来实现对人的权利的最大尊重和保护。在此种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司法公正相对于人权保障这一终极价值来说也仅仅具有为人权保障服务的工具性价值。因此, 将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的未来目标直接设定为人权保障, 这决定着改革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追求公正、效率、平等的实现。与国际人权公约相适应的同时, 要求改革本身的合法化和程序化, 并实现我国刑事法制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 中国的人权状况[M].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1.

[2]黄金荣著, 司法保障人权的限度——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问题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3.

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探析 篇8

近年来,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法治焦点之一, 有关报道经常见诸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然而, 这些报道通常都是基于新闻人的视角对个案的描述, 感性认识的成分相对较多。当法院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和疑罪从无的办案方式作出刑事裁判, 释放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 进行刑事诉讼程序外的分流时, 而一部分民众却无法与司法裁判机关达成共识, 要求司法裁判机关按照他们所谓的“内心确信”去办案。无辜的人如果被卷入到汹涌的民愤中, 会成为冤案的受害人。因此, 研究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 对于提高刑事司法的应对民意的能力和水平、预防冤假错案、提高执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民意对刑事司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佘某案件

从刑事司法实务来看, “民意”多表现为一种在刑事案件被害人周边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代表被害人的民意”, 这种被害方的民意一旦进行到刑事司法程序中, 会对刑事裁判产生误导。刑事司法机关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侦破案件, 但不能剥夺被害方“合理怀疑”的权利。除了刑讯逼供, 在佘某“杀妻”一案中,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过程如下:“被害人张某的娘家亲属怀疑佘某杀妻, 并通过多重方法方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 客观上对冤案的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在张某失踪3天后, 其三哥张某某就到派出所报案, 并提出佘某可能因其妻患上精神病而杀妻的怀疑。在公安机关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后, 张家亲属认为很可能就是张某, 张佘两家遂反目成仇。假如当初那具无名女尸的身份没有被错认, 也许冤案不会发生。后来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此案的疑点要求重审时, 张家亲属多次上访, 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 要求对“杀人犯”佘某从速处决” (1) 。普通民众并不熟知刑事司法部门的法律属性和办案程序, 由于不清楚刑事司法部门的法律属性和诉讼流程, 部分民众会形成自己内心确定的一个“事实”, 并要求刑事司法机关最终的裁判结果符合他们确信的事实, 刑事案件在这种不理智、汹涌的民意的推动下, 通过了刑事司法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 最终进入到审判阶段, 司法机关由于受到舆论的强大影响和民意的辐射引发的多重压力, 最终偏离司法的专业判断标准铸成最终的冤假错案。

(二) 瓮安案件

2008年6月21日, 贵州省瓮安县17岁的李某被发现溺水身亡。刑事司法机关经过侦查后得出李某死亡属于自杀, 不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 遂决定不予立案。并告知了死者的亲属。“但是李某家属不认可这一侦查结论, 并认为李某的死有奸杀的嫌疑, 不是自杀, 并要求刑事侦查机关重新复检尸体以验证他们的认识。后由于刑事司法机关没有满足死者家属的要求, 加上谣言四起, 并被黑社会势力所利用, 最终并引发了成大规模的群体性悲剧事件的发生。死者亲属邀约几百人余人在瓮安县城游行抗议。由于当天是周末, 一部分群众盲从跟随队伍前行, 人越来越多。当游行到县公安局办公楼前时, 公安民警开始进行劝说, 但当时群众情绪异常激动, 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冲破警戒线, 打砸办公设备、烧毁车辆, 并围攻前来处置的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 抢夺消防龙头, 剪断消防水带, 消防人员被迫撤离。刑事司法工作没有顺应“民众”的要求, 成为民众对刑事司法机关不满的导火索。司法机关一旦没有相应的民意的应对措施和机制, 会被民众所责难, 最终导致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冲突和群体性悲剧事件的发生” (2) 。

三、刑事司法与民意冲突的原因分析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涉及刑事司法人员、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因素, 因此也是多种因素综合所致。其中有四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刑事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二是民众无法接受刑事案件出现“冷案”、“死案”的客观规律。三是司法腐败现象减损了司法公信力。四是错案屡见不鲜与国家赔偿状况不容乐观。第一, 一是刑事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曾言:“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 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个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 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收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者至少不完备时, 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3) 普通民众由于没有受过法律专业的教育与学习, 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与法律职业者产生很大的不同, 并最终导致他们与刑事裁判者的判断大相径庭。

第二, 民众无法接受刑事案件出现“冷案”、“死案”的客观规律。当刑事案件发生后, 被害人及其家属获得心理慰藉的方式通常希望自己遭受的损失能够获得补偿, 有人对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种心理状态对于案外的普通民众亦是如此, 他们无法容忍无人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承当责任, 希望刑事侦查机关尽快破案, 抓捕犯罪的人。当一些关系社会稳定安全的大案、要案发生了, 而刑事司法机关由于证据等原因又无法侦破时, 这在一些民众看来不是刑事司法人员办案不力, 就是他们徇私枉法、刑事司法系统内部腐败。可见广大民众在案件发生后是无法接受刑事侦查机关由于证据不足无法侦破等这样的侦查结论的。

第三, 司法腐败现象降低了司法公信力。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司法腐败现象呈现越演越烈的趋势。司法腐败的层出不穷必然导致普通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大打折扣, 同时也影响他们对刑事裁判结果的认同。当听到关于刑事裁判的消极评论, 人们很往往将其与司法腐败联系在一起, 并形成一股民意潮流, 最终导致刑事司法机关面对民意的尴尬出境的出现。

第四, 错案屡见不鲜与国家赔偿状况不容乐观。近年来, 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王树红案等类似的冤假错案有很多。尽管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刑事错案赔偿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也的确有不少错案得到了赔偿, 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错案赔偿制度仍然存在赔偿难、赔偿金额偏小等诸多问题。近年来的冤假错案以及错案发生后所获去的国家赔偿不尽如人意, 导致普通民众对于刑事司法机关产生了抵触的情况, 信任度降低, 并对刑事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再加之新闻媒体的不当报道和一些人的煽动, 民众很容易和刑事司法程序产生冲突和对抗。

四、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构建

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 在以公正为根本取向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基础上,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关注有着其合理的正当性依据。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允许民意的表达是接受民众监督与维护言论自由的需要, 同时还能够规范刑事司法, 增强刑事司法权公信力。但由于我国目前缺乏有效的程序对民意进行采集、甄别和反馈, 使得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 刑事司法与民意呈现出紧张的关系。因此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司法与民意冲突的解决机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改进刑事司法的公开机制

新闻媒体对刑事司法的过度报道会引发情绪化、非理性民意的产生, 这种民意会对刑事裁判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 以至于诱发群体性的事件的发生, 影响社会稳定。为防止新闻媒体的过度报道引发的民众的各种猜疑, 司法机关应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 将案件的相关信息适度对民众公开, 消除V他们的疑虑, 从而引导民众依据法律的裁判标准、客观理性的认识理解刑事裁判。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向前推进, 对刑事案件的公开必须依法进行, 并且适度。

(二) 改进民众的参与机制

普通民众如果能够参与刑事司法程序中, 他们的意愿和要求可以有机会再刑事裁判中得到反映。而司法机关的判决结果能够满足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服从, 使得判决主体独立于控辩双方而又不绝对脱离其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群众参与刑事司法的主要的途径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但是这两个制度存在许多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各地司法实务部门也在努力进行各种改革, 以此增加民众参与司法的渠道。例如在一些公开审理的刑事案件中, 可以邀请普通民众参加旁听并允许他们对裁判的结果发表建议。在拓展民众参与司法的渠道方面, 可以对各地的经验进行总结, 提炼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民众参与司法的机制。

(三) 构建规范的民意调查机制

了解并掌握民意是民意对刑事司法发挥积极效用的前提条件。因此应该拓展民意的收集途径, 设置科学的民意调查和收集的机制。“为贯彻好‘民意主导警务’理念, 北京市公安局专门成立‘公共关系领导小组’, 搭建渠道收集民意、民情, 并将之纳入‘民意库’, 通过群众工作办公室进行研判分析, 把‘民意分析报告’与‘首都治安形势分析’捆绑纳入局务会议, 通过逐级分流机制和全民监督工作机制, 把开展社会监督工作的情况、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效果变成硬指标, 并将其与领导干部和民警的评功、评奖、晋职、晋级、晋衔挂钩”。 (4)

民意对刑事司法过程的影响关键在于刑事司法机关对待民意的态度上。面对大量的民意信息, 刑事司法机关应该科学客观的审视标准, 否则会被情绪化、非理性的民意所误导和左右, 只有对全面客观的关注民意信息, 才能够使的民意对刑事司法的积极影响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 对媒体的报道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各类新闻报道是普通群众与刑事司法机关沟通的桥梁, 新闻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民众对于刑事案件的判断。新闻媒体的报道应该客观真实, 这不仅是对被追诉者负责, 也是对整个社会负责。新闻媒体应该客观公正的报道刑事案件, 不能对于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和正在庭审过程中的案件添油加醋的加以评价。我们应该对媒体报道司法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例如在刑事裁判作出以前, 严禁新闻媒体报道被告人的罪行情况。而且在用语上不得使用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语言, 如果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将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此外, 普通民众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背景, 使得他们对案件难以形成一种正确的判断。因此加强法制的宣传, 公布开庭信息, 让普通公民有机会参加旁听, 并感受刑事裁判的整个过程, 对于提高民众的整体法律素质, 解决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波及到刑事裁判结果的公正权威、社会和谐。本文通过实证考察民意对刑事司法影响的现状, 分析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冲突的原因, 探索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的构建, 这对于预防冤假错案、提高司法裁判公信力和司法公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事司法,刑事裁判,民意

注释

11周叶中, 江国华.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和法官主导下的法治——佘祥林案的检讨与启示[J].法学, 2005 (8) .

22 董坤.侦查程序视角下冤案成因分析——情绪化民意对侦查程序的渗透和影响[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09 (4) .

3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198.

刑事司法程序 篇9

刑事庭前程序, 是指在提出指控以后开庭审判之前, 对案件进行审查和为开庭审判做准备的程序。庭前审查, 是指在法院正式开庭前对案件进行的初步审查, 其任务是决定是否将被告人交付法庭按普通程序进行审判, 而非决定是否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庭前的审查程序又有审判前的独立审查和审判法院的庭前审查两种模式。前者如大陪审团公诉、预审, 后者则又存在两种方式即程序审查和实质审查。程序审查是指仅审查起诉是否具备形式条件, 不审查证据, 不对指控的犯罪成立的可能性作判断的庭前审查模式。实质审查是指通过审查证据, 对指控的犯罪成立的可能性做出初步判断的庭前审查模式。

二、域外刑事庭前审查模式简介

第一, 英美的独立庭前审查模式。英美实行审判前的独立审查模式, 由独立于审判法院的预审机关来对案件进行审查。在英国, 凡起诉至法院的案件,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必须先由治安法院预审, 以决定案件是否移送刑事法院进行审判, 从而保证被告人免受无根据的指控和审判。美国实行大陪审团审查和地方法官审查两种方式。在联邦和约半数的州, 对重罪案件提起公诉、交付审判由大陪审团审查决定。大陪审团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 如果大陪审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犯有指控的罪行, 并应予以刑事处罚时, 即批准提起公诉并交付审判。如果认为起诉证据不足, 则撤销诉讼, 释放在押的被告人。在不实行大陪审团制度的州, 为防止检察官滥用起诉权, 由地方法官进行预审。对被控犯有重罪的人而言, 预审是一项权利, 被告人可以放弃预审而直接进入审判程序。

第二, 德国审判法院的庭前实质审查模式。在德国, 由于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卷宗移送主义, 在检察院提起公诉后, 法院会启动一个决定是否开庭审理的“中间程序”。中间程序的主要任务是对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 决定是否进入法庭审判程序。对于检察官提公诉的案件交有管辖权的法院后, 法院的有关部门予以登记并审查, 分别情况交相应审判庭。首席法官指定一名职业法官担任阅卷人。审查法官在阅卷过程中, 可以自行调查或委托检察官进行补充调查。然后召开只有职业法官参加的评议会, 在评议会上由审查法官提出审查意见, 法庭应就是否进入审判程序做出决定。

第三, 日本审判法院的庭前程序性审查模式。日本实行起诉垄断主义, 为避免检察官滥用起诉权, 日本建立了检察审查会制度对检察官的不起诉行为进行监督。为排除法官的预断, 日本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 庭前不进行实体性审查。为保证法庭审理能作到有的放矢, 设置庭前整理程序。在受理案件的法院的主导下, 对控辩双方的争点和证明方法进行梳理, 然后制定审理计划, 其目的在于使法庭能够顺利快速地进行。

三、我国刑事庭前程序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 我国刑事庭前程序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 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 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目前庭前的审查为程序性审查而非实体性审查。立法作此种设计的目的在于防止审前法官通过阅卷而形成预断, 从而影响裁判的公正性。如此以来除少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外, 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 人民法院只能要求其补充材料, 在材料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必须开庭审判。

(二) 存在的问题

一般认为庭前程序至少应具有司法审查、过滤、分流和庭前准备四种功能, 能够实现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而我国庭前程序功能的设置单一, 将庭前程序仅仅定位于庭前准备程序, 不能有效地实现案件的筛选和分流, 也无法实现司法权对追诉权的有效制约, 从而使得我国的庭前程序不利于效率和公正两大价值的实现。

1. 单纯的程序性审查, 不利于案件的集中审理和诉讼效率的提高。

“庭前审查的程序性和公诉对审判程序开启的预定效力, 必然导致庭前审查程序缺乏最基本的过滤功能, 从而使得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涌入正式的庭审程序中。”一方面, 造成了大量极为简单的和毫无意义的本可以在普通审程序之外解决的案件进入普通程序, 造成审判资源的无端浪费, 同时也使法官终日面临着繁重的诉讼负担, 为求结案率而不得不快速地处理每一起案件, 从而难以集中精力处理那些重大复杂的案件, 这既不利于公正价值的实现, 也有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 由于控诉证据的不足或案件事实不清等原因所引发的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变更起诉, 进一步核实证据或者法庭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等会阻碍审判程序的连续进行, 致使多次、反复开庭, 拖延诉讼, 也变相地增加了个案的诉讼成本, 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2. 庭审准备不足, 致使庭审法官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庭审。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开庭阶段, 合议庭必须查明当事人的身份, 是否受到法律处分, 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 以及是否收到起诉书副本, 宣布案由及是否公开审理, 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名单, 告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这些活动本属于庭审准备工作, 完全可以在开庭之前做好, 无需占用庭审的时间。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将上述活动交由庭审法官来完成, 从而占用了大量庭审时间, 这就使得法官不得不刻意缩减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时间, 从而使得法官从法庭调查开始就为了追求缩短时间而不断地提醒、催促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尽快地结束其发言, 从而使得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种权利不被尊重的感觉, 有损形式上的公正。并且在开庭时始告知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 会因被告人临时提出回避, 申请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勘验、检查而导致诉讼程序的中断, 从而浪费司法资源。

3. 庭前审查程序无法从根本上排除预断。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案卷的移送上采取了复印件主义, 其用意在于排除预断。但恰恰相反, 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无法反映案件情况, 能够反映案件情况的为“主要证据”复印件, 但何为“主要证据”的判断完全取决于检察官, 检察机关通常所移送的往往是仅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而对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则往往并不加以移送。这就使得法官通过主要证据复印件所认识的案件建立在片面的基础上, 更可能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断, 从而有损司法的公正。因而现行刑事诉讼法排除预断的改革举措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4. 我国现行庭前审查程序使得辩护方的先悉权得不到保障。

由于审前阶段辩护人的阅卷权往往得不到保障, 只能寄希望于庭审前的阅卷。但由于案卷移送采取的是复印件主义, 致使辩护人无法查阅到对被告人有利却没有移送至法院的证据, 也无法全面地了解案卷材料, 从而使得控辩对抗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 并且会引发审判中的突袭行为, 从而不利程序公正的实现。

5. 缺乏对公诉权的制约, 审判权与公诉权未能合理配置。

由于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无权驳回或退回补侦, 而只能要求其继续补充材料, 不得以材料不足为由拒绝开启审判程序, 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诉对审判的预决效力。这种有诉必审的的审查方式实质上造成了庭前审查的虚无化, 它排除了审判权对追诉权的程序性监督和制约, 难以防止公诉机关的错诉、滥诉, 而且也无法保障被追诉人的基本人身自由和权利。

(三) 在德国审判法院的庭前实质审查模式的基础上重构中国特色的庭前审查模式

德国审判法院的庭前实质审查模式是与其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和卷宗移送主义起诉方式相联系的。卷宗移送和庭前实质审查的弊端, 是可能使庭审前审查控方案卷的法官形成预断, 不利于法官在庭审中形成合理的心证, 对被告人有失公平。为此德国限制审判法官参与阅卷的人数。我国长期以来的诉讼模式属于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重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发现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改革我国的庭前审查方式, 不应走向起诉书一本主义, 而应是实行卷宗移送主义, 法官在审判前要阅卷, 并进行实体性审查。为了防止形成预断, 应实行审查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

三、我国的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道路选择

(一) 我国不宜采用日本庭前程序性审查模式

对于单纯的形式审查所存在的弊端, 学者们已有深刻的认识。日本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唯一没有设立公诉审查制度的国家。日本庭前审查模式, 检察官的起诉具有必然发动审判的效果。一方面缺乏对检察官起诉权的司法审查, 使检察官滥用起诉成为可能, 不利于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另一方面起诉不经过滤必然发动审判, 会使不必要的审判增多, 导致本应由庭前审查完成的任务由审判法庭来完成, 由此带来审判的多次中断, 对诉讼效率和司法资源配置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我国不宜采取日本式庭前审查模式。

(二) 英美独立的审查模式在我国的实施存在着诸多障碍

英美庭前制度的特点是设置与庭审相分离的预审程序。独立的庭前审查模式是与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和起诉状一本主义相联系的。其目的在于切断审判程序与侦查程序的连续性, 切断审判法官与控方案卷的联系, 避免审判法官在庭审前产生关于案件事实的预断, 使裁判结论完全建立在庭审过程中的证据调查和辩论的基础上, 从而使庭审过程实质化。此种庭前审查程序, 有利于保障人权, 实现公正的诉讼价值, 是庭前审查的理想模式。但当前在我国的实施却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首先, 英美式庭前程序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英国历史上主要实行私人起诉, 为避免私诉权的滥用确立了预审程序。而美国则由于深受英国法的影响, 再加上检察官指控犯罪的低证据标准以及重罪案件实行陪审团审判, 这就使得预审作为一种独立的程序而有必要。而我国自诉案件的范围狭窄, 对于公诉机关起诉的证明标准要求较高, 因此没有必要设置单独的预审程序。其次, 我国不存在着大陪审团之类的组织, 也不存在治安法院一类更基层的法院设置。因此, 如果在我国实行独立的审查程序, 势必要对法院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其改革成本太大。最后, 英美式预审程序是与起诉状一本主义相联系的, 而我国当前法官业务素质普遍不高, 如果要求其在对证据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庭, 其将无法驾驭庭审。

四、我国庭前审查程序的重构

(一) 将立案庭改为刑事审查庭

鉴于目前各级地方法院的庭前审查和准备工作主要由立案庭来完成, 笔者认为:将立案庭改为刑事审查庭, 由专职审查法官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审查法官不得兼任审判法官, 以彻底地排除预断。

(二) 刑事审查庭的工作要点

1. 庭前审查的范围。

从各国立法来看, 均没有对所有的刑事案件进行实质审查, 一般只对重罪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在我国, 对于案情简单清楚, 被告人认罪的, 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刑罚的以及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只须进行形式审查, 可直接交付审判。刑事审查庭还应对诸如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电子监听等重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 以确认其必要性和合法性。在公诉机关提出指控后, 应对移送的案卷尤其是证据进行审查以确认其合法性, 决定某项证据是否排除。允许起诉撤回和追加起诉。

2. 为庭审做准备。

除通常的审前准备工作外, 审查法官还应为一定范围内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 保证辩方的阅卷权, 应当事人的请求调取证据、重新鉴定或勘验、检查。审查法官主持由控辩双方同时参加的审前会议, 解决诉讼各方提出的诉讼动议如管辖权异议、回避的申请等程序问题, 明确讼争要点, 确认有关请求调查证据的意见, 决定调查证据或驳回调查证据的请求;对已经决定进行调查的证据, 确定调查的顺序和方法;对证据调查提出议异, 做出处理和决定。列出调查提纲备审判法庭参考。

(三) 庭前审查的方式

庭前审查的方式宜以书面方式为主, 以对席听证的方式为辅。在被告人没有辩护人或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情况下, 为保障被告人的权益宜采用对席听审的方式, 由法官在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后作出是否交付审判的裁决。如果被告人放弃, 则只进行书面审查。

(四) 审查的结果及救济措施

经审查, 如果认为被告人有足够的犯罪嫌疑时, 法官应裁定开始审判程序。对于指控的犯罪不成立或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足够的犯罪嫌疑, 不宜交付法院审判的, 应当撤销案件。释放被关押的被告人, 对于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也应一并解除。对于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裁定移送有管辖权法院审判。对于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的案件裁定诉讼中止, 对于其他影响审判正常进行的程序障碍, 做出中止诉讼或终结诉讼的裁定。对于开始审判程序的裁定, 被告人不得要求撤销。对于拒绝开始审判程序的裁定, 检察机关有权利上诉并要求上一级法院预以撤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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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建成, 杨雄.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庭前审查程序之改造[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2, (6) .

[3]盛艳.法国的预审制度及其对我国庭前审查程序的借鉴[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 (1) .

刑事司法鉴定中重复问题解析 篇10

一、重复鉴定的原因

(一) 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比较混乱。目前我国鉴定机构种类繁多、相互独立、分工不清。既有公检法设立的职能鉴定机构又有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的社会鉴定机构, 对于各个鉴定机构内部鉴定效力等级和层次无明确规定, 导致一些技术弱的鉴定机构的结论可以与技术优良的鉴定机构的结论相抗衡。而且社会鉴定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 有些鉴定机构为了达到追求利润的结果, 迎合委托人, 可能会有意识地无视案件事实提供意见。这将降低鉴定意见的中立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 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使然。司法鉴定在案件中运用的越来越多, 鉴定意见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具有其他证据种类不可替代的功能。鉴定意见对于控辩双方至关重要, 双方都试图通过鉴定意见来达到支持自己诉求的目的, 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对对方不利, 自己的胜算就会增加。而一旦出现不利于自己的结果时, 这一方就要求进行重复鉴定, 甚至不惜通过违法手段来贿赂鉴定机构, 直到出现的结果符合自己的内心期望。

(三) 刑诉法中存在缺陷。鉴定启动权仅授予公检法三机关。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不能主动启动, 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他们对于鉴定意见的不信任, 不惜自己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产生重复鉴定。《刑事诉讼法》第192 条第1、3 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到庭, 调去新的物证, 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 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可见,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不但不是鉴定启动权的主体, 而且在新鉴定时也只拥有申请权。这就增加了辩方对于鉴定意见的严重不信任。鉴定意见告知程序存在缺陷, 告知信息不完整和鉴定本身程序、标准不公开, 使得辩方充满疑虑。此外, 在实际工作中, 鉴定意见往往在审判过程中才会突然提出, 而且由于控方过于追求有罪证据, 所以提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往往是不利于被告人的, 所以他们才会提出异议, 申请重新鉴定。

(四) 鉴定活动本身具有的性质。司法鉴定不仅是一个法律行为, 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活动, 一种协助解决案件疑难问题、探明案件事实的手段, 是一个逐渐认识真理的过程, 可能在一两次鉴定中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需要重复鉴定。我国法律也允许进行重新鉴定,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 条规定:对于鉴定结论有疑问的, 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 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此外, 由于鉴定人员资质和鉴定设备良莠不同、鉴定标准存在差异, 难免存在不同或者相反的鉴定意见。技术问题, 包括技术规范、技术标准、熟练程度等也是引发重复鉴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 事实只有一个, 需要多次鉴定来确定真伪。

二、重复鉴定的解决措施

要解决重复鉴定问题, 除了要加强对鉴定机关人员和鉴定设备管理、统一鉴定标准等, 还要改革具体的法律制度, 如约束鉴定次数、公开鉴定程序、完善证据公示制度等。此外, 笔者建议以下几点也是改革的重点:

(一) 合理配置鉴定启动权。在司法实践中, 国际惯例一般“完全赋予当事人双方鉴定上的决定权”。而我国法律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辩护方的启动权, 导致实践中辩护方对鉴定有质疑时, 无法自行启动鉴定, 只能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法院可以提起。而且在实践中, 对于辩方提供的鉴定意见一般也会以辩护方没有鉴定启动权而不认为作为证据使用。因此, 导致控方的鉴定意见, 被告人、辩护人不相信, 又委托专家搞鉴定, 往往鉴定意见不一致, 浪费了鉴定资源。因此, 给予辩方自主启动鉴定权, 有利于减少矛盾、节约资源。

(二) 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鉴定人出庭制度, 但是该制度还是存在不足之处。首先, 对于鉴定人应保障其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毕竟鉴定人是提供产品来谋生的, 而且鉴定人和证人一样也会遇到心存报复的人的威胁。这些都会使鉴定人缺席, 解决不好这些问题, 鉴定人就很难心甘情愿地出庭。建议由国家承担鉴定人出庭的费用, 这样既可以提高出庭率又能保证鉴定机构的中立性。由国家保障鉴定人人身安全。完善各种具体制度, 如可以依照证人不出庭的情形明确鉴定人不出庭的情况, 对于应出庭而拒不出庭的鉴定人依法进行惩戒。

(三) 建立专家证人鉴定程序。专家证人出庭制度已经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 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专家证人鉴定程序。当鉴定机关在鉴定的时候, 可以让有利害关系人委托懂得专门知识的人到场以专家鉴定人的身份见证整个过程, 他并不参与具体的鉴定, 而是就鉴定程序是否合适、检材提取是否规范、鉴定方法是否科学进行监督, 有异议可以提出来, 没有异议就可以签字确认。这样最终鉴定意见往往容易被双方认可, 可以有效地避免重复鉴定问题。

摘要：在司法鉴定中一直存在着重复鉴定这个老大难问题, 虽然一些制度和法律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 但是仍未彻底解决, 还在影响诉讼效率。根治重复鉴定, 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制度。

关键词：司法鉴定,重复鉴定,鉴定意见

参考文献

[1]张军, 姜伟, 田文昌.新控辩审三人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郭金霞.“多头坚定、重复鉴定”问题解析[J].中国司法鉴定, 2005 (5) .

[3]霍宪丹.司法鉴定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4]申文宽.刑事重复鉴定的困境和对策[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5.

[5]王继福, 李洁.重复鉴定的不足和完善[J].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4 (3) .

浅议刑事司法权利的宪法保障 篇11

一、刑事司法权利的界定

刑事司法权利是指公民受到刑事追诉时享有的使其人身安全和自由得到保障的程序性权利。这种权利包括：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不受双重危险，羁押受司法审查的权利，获得及时和迅速审判的权利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这种权利：

其一，刑事司法权利是公民面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刑事追诉时享有的特定权利。公民不受刑事追诉，不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刑事司法权利就没有行使的前提。例如。公民如果没有被刑事羁押，就不存在行使要求对羁押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不受刑事追究，就没有必要行使获得辩护的权利。当公民受到刑事追究时，面对的是强大的警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宪法给予个人以更多的权利保护，是因为面临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个人是脆弱的，显得格外弱小而无助。只有宪法赋予他们刑事司法权利，他们才有可能制约刑事司法权力的滥用，并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受到公正的对待和处理。

其二，刑事司法权利是使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得到保障的权利。人身自由和安全是公民充分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安全通常受到来自两方面的侵害：一方面是来自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另一方面是来自国家司法机关的侵害。刑事司法活动的本质特征在于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并依法给予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甚至剥夺其生命的刑罚处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为了顺利进行诉讼活动，也需要限制或剥夺被追诉者的人身自由。如果这种强制性的司法活动和刑事处罚不受到法律约束，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就会受到来自国家机关的侵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确定为基本人权，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的侵害i。

其三，刑事司法权利是防御和对抗国家司法权力的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种消极的权利，也是一种防卫权，其设定旨在保障公民免于遭受国家权力滥用之侵害，以对抗国家的侵犯。刑事司法权利就是用以对抗和防御国家司法权力的平衡器。与刑事司法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参与刑事司法活动的国家机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司法权利具有约束刑事司法权力的作用。如对刑事羁押实行司法审查制度，所制约的是警察权和检察权；公民不服法院判决的上诉权针对的是司法审判权；获得刑事赔偿的权利针对的是刑事指控和刑罚权。

其四，刑事司法权利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刑事司法权利由程序性权利组成。这些程序权利要求给予受到刑事追究的公民一个公正的待遇和机会，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实体公正，但是这些程序权利本身具有独立价值，并不以实体法上被追诉者是否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为前提。无罪推定最透彻地表明了这样的立场：无论现有证据多么充分确实，在依法被合法的法庭宣判有罪之前，被追诉者应当被推定为是无罪的。他或她的刑事司法权利必须得到保障。同时，刑事司法权利还具有工具性价值，以保障刑法等实体法的正确适用和实施，这是因为公正的司法程序是得到普适性的公正结果的惟一有效办法。

二、刑事司法权利宪法保障的必要性

有的学者认为，虽然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某些权利和刑事诉讼原则，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比较具体，实际上公民的刑事司法权利是有保障的，因此宪法不需新增刑事司法权利，这些权利也不需宪法来保障。其实，《刑事诉讼法》本身对刑事司法权利的保障至少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其本身违宪的内容，其自身无法进行审查更正；二是一旦发生司法机关侵害公民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情况，刑事诉讼法尚不能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对刑事司法权利进行宪法保障的必要性。

(一)公民的刑事司法权利首先是宪法性权利，应获得宪法保障

法制史告诉我们，刑事司法权利由宪法而起，而不是由刑事诉讼法而起。欧美各国的刑事司法权利都先由宪法加以确定，然后才通过刑事诉讼法予以明确规定，并依照宪法对刑事司法权利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原则来设计刑事司法机关的权力、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规则，以便使公民的刑事司法权利获得宪法所要求的保障。这说明公民的刑事司法权利不仅是刑事诉讼法上的权利，而且首先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必须首先依靠宪法为保障，以宪法确定之。

(二)宪法的地位决定了宪法是保障刑事司法权利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法律

首先，宪法以最高权威的规范确定了公民基本权利，并且公示国家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承诺。而刑事诉讼法是在程序上保障这些承诺实现的子法。其次，宪法是制定一切其他法律的根据，因此也是制定刑事诉讼法的依据。刑事诉讼法只能依照宪法完善宪法所确定的刑事司法权利，而不得克减之。再次，宪法是确立也是制约国家权力的法律，当然也确立了刑事司法机关的权限和职责。刑事诉讼法就是在司法程序中对相关界限做出具体划分。最后，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凡是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都是无效的。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宪法条文和宪法精神相违背。因此，刑事司法程序中凡是违反宪法原则和精神的规定和做法，都是违宪的，因而是无效的。

三、我国宪法在保障刑事司法权利上的缺陷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刑事司法权利已作了一些规定，如宪法第37条关于人身安全和自由的规定，第38条关于维护人格尊严的规定，第39条关于严禁非法搜查的规定，第125条关于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和获得辩护的权利等，都较前几部宪法更详尽。这些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也得到了细化。然而我国宪法本身的缺陷和体制性缺陷使得宪法对刑事司法权利的确定和保护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宪法对刑事司法权利的设定尚不具有完整性

我国宪法没有像国际通行的那样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获得及时和迅速审判的权利、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时公开受司法审查的权利、审前被释放候审的权利、避免双重危险等。这使得《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修正在根本性的问题上缺乏更高层次规范的指引。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握有部分刑事司法权力的有关机关各自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条款时并未以宪法为依据，而在相当程度上考虑部门利益和所谓的“执法方便”。例如，在“律师提前介入”问题上，本应以宪法确定的辩护权为指引，推导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再研究《刑事诉讼法》如何保障辩护权。但事实正好相反，在立法上规定了一个律师不得作伪证的条文，并在次年刑法修改时设定了“律师伪证罪”。又如，宪法没有规定公民获得及时和迅速审判的权利，《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虽然注意到遵循这一原则，如退回补充侦查限定为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一个月，但在羁押期限的规定上，仍然比很多国家要长。可见，《刑事诉讼法》的问题在根本上是宪法规范不完善的问题。

(二)宪法本身的违宪救济机制存在严重弊端，未对刑事

司法机关形成有效制约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可能侵犯公民刑事司法权利的法律、法规没有有效的审查机制，使某些违宪的法规或司法解释可以出台而且堂而皇之地得到实施。例如，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但是，有些行政机关也颁布收审或留置的规章，却没有受到违宪的审查。另一方面，当公民的刑事司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没有及时有效的救济措施。如面临非法或超期羁押，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在羁押前和羁押期间不存在“事中救济”，既没有英美法的人身保护令制度，也没有大陆法的羁押前的预审法官审批制度，司法审查的渠道已经封闭，惟一途径就是“申请复议”或“提出申诉”，但是提出申诉的对象就是作出羁押决定者本身，申诉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宪法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但由于与其控诉职能相冲突，在保护公民刑事司法权利方面的作用乏善可陈。这样形成的局面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但却与宪法无关。

四、完善我国宪法刑事司法权利保障机制的建议

针对前述问题，笔者初步提出以下两项建议：

(一)通过修宪方式，增设几项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权利

我国宪法应增设的刑事司法权利包括：1，无罪推定；2，不被强迫自证其罪；3，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时公开受司法审查的权利；4，避免双重危险；5，受迅速、及时审判的权利。需要补充的是，修宪时应当将放在第三章第七节从司法原则中推导出来的权利移入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如公开审判、辩护权等。这一方面是立法技术上的要求，将隐含的需要推导的权利变为明确而显见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完善公民权利体系的要求，使相关的刑事程序权利不至于过分分散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

(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违宪救济机制，以实现宪法对刑事司法权利的保障

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渊源 篇12

一、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

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德主刑辅, 礼法合一”, 注重发挥法律和礼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唐朝统治者一方面强调法律的作用, 唐太宗说:“国家纲纪, 唯赏与罚”, “为国之要, 在于进退不肖, 赏善罚恶, 至公无私”, 认为法律是统治的重要手段;同时, “朕看古来帝王, 以仁义为治者, 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 虽救弊于

作为刑事处罚对象的是宠妾灭妻的男子, 并非其中的妾、婢。规定的颇为详尽, 表明不但妻妾之间等级分明, 妾婢之间同样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并且部分学者认为, 即便夫妻离异或妻子去世, 妾也不会被扶正为[2]85。

(3) 奸婚、冒婚与近亲结婚。尽管唐代民风开放, 甚至部分开明家长允许子女自由恋爱, 但对于婚前性行为却是严令禁止。即使两情相悦, 未成婚前也不可太过亲近。一旦有了婚前性行为, 不要说订婚, 哪怕是成婚多年, 已经养儿育女, 一经人揭发此事, 也要被强制离异。是谓“奸婚”之罪。另外, 如果互换婚书后冒名顶替而成婚姻者, 女家妄冒,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男家妄冒, 罪加一等。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婚姻法》中, 近亲结婚不被允许, 如果有因疏忽而结婚者, 会被自动归为无效婚姻, 但并无相应处罚措施。唐代为了避免近亲结婚, 便是下有严令:禁止同姓同宗者成婚。并且针对该项法令, 有着极为强硬的处罚:各徒两年。从前面的一些处罚条例上基本可以看出, 唐律是本着“权利越大, 责任越大”的信条制定处罚措施, 一般在婚姻中涉及男女双方的刑事处罚里, 男方所受处罚皆较女方更重一些。但在“同宗不婚”这一条下, 却是“各徒二年”。有此可见这一法令之严格。

三、唐律婚姻法与现代婚姻法的比较

《唐律疏议·户婚律》中绝大部分都对关系双方中男子的处罚力度较大, 这其实可以看做是一种不完全的弱势群体保护措施。当社会给予男子巨大的权利的时候, 也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这种责任的承担只能算是在维护了男子全部利益的情况下给予女子的一点小小的补偿, 却已经比之前数代的婚姻法妥善了许多。

而“七出三不去”之条, 其中蕴含着数千年来中国传统道德、礼一时, 败亡亦促”[1]193, 认为国家要想实现长治久安, 礼制比法治要更加有效和持久。

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实行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原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法律的历史传承来看, 唐律承袭了隋朝的《开皇律》, 隋《开皇律》以北齐律为蓝本, 兼采北周律。北齐律、北周律本于后魏律, 而后魏律出于晋律, 晋律以魏律为基础, 魏律采自汉律, 汉承秦制, 秦律源于《法经》[2]。在秦朝时期, 法家重刑主义一直为法治思想的主导, 儒家法律化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儒家思想成为法制的指导思想, 我国的法制化就走上了礼法结合的道路。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法治变迁的唐朝, 对秦隋苛政二世而亡的教训有深刻的体会, 对汉朝以来儒家重德崇礼的观念深表认同, 在唐朝法律的订立中更加注重凸显礼制的作用, 将德礼融合在法律的规定中。礼制的内涵, 主张把儒家的礼作为全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 用儒家的思想体系和道德标准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法家主张严刑峻法,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同, 儒家主张的社会是一种尊卑有

法和社会伦理观。即便是现今社会, 七出的痕迹也并未去除。在离婚官司之中也不过是将“七出”改成“不懂照顾爸妈”、“这么多年没孩子”、“跟人在外面好上了”、“见个女的就吃醋”等等现代大白话, 而其本意倒是丝毫没变。至于他人干预, 如父母迫使夫妻离异等更是无从处罚, 只能对干预方进行劝导。

至于目前使用的婚姻法中的刑事处罚, 仅仅应用于法律援助的范围, 即是说, 如果婚姻受到侵害却不主动上诉法院, 即便报警也未必能给予侵害方相应惩罚。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 但本质上男性、女性之间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并未有太大改变。而在此基础上新婚姻法使用刑事处罚民事违法的范围却越来越小。有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束缚, 却失去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在婚姻问题上, 法律保证了独立个体所谓权利、保证了“和离”的顺畅, 却不能保证家庭的完整。因为出轨、一夜情、包养等与传统道德观相驳之事, 在法律上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只有离婚时会对财产分割稍有影响, 而这影响完全可以通过聘请一位优秀的律师消除下去。作为一个以血缘亲缘关系温养伦理道德观的民族, 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婚姻法可以说并未与社会的传统完美融合。

古语有云: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 有夫妇而后有父子, 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 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 至于九族, 皆本于三亲焉, 故于人伦为重者也, 不可不笃。唐律使“刑罚为政教之用”。现代法亦应结合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而使百姓安于室, 而使天下太平。

参考文献

[1]翟同祖.翟同祖法学论著集[A].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2]戴炎辉.唐律各论[M].台北三民书局, 1965.

[3]陶希圣.婚姻与家族[M].商务印书馆, 1966.

序的社会状态, 法律儒家化就把儒家的等级秩序嵌入到法律中, 使得法律成为儒家礼制思想大框架下的一种规范。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在唐律“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总原则下制定的, 并将儒家思想系统地融入到刑事司法制度中, 成为确立刑法原则、罪名、刑罚和量刑的主要依据。在唐朝初期礼法结合的思想指导下, 形成了刑罚世轻世重、宽平简约、恤刑慎杀、十恶制度、八议制度、上请制度、官当制度等刑事司法思想和制度。唐朝的立法、司法和守法无不体现出儒家礼制的影响。

二、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历史渊源

唐朝统治者在制定刑事法律时, 重视贯彻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刑罚世轻世重指法律的运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应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实际考虑从重或从轻实施法律的一种法律施行规律。《周礼秋官大司冠》中记载“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揭示了刑事法律要针对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做出选择。《武德律》是唐朝最早的一部立法, 虽然消减了很多严峻的立法, 但刑罚上仍然偏重, 适合当时唐初地方势力割据、战乱频仍的社会状况, 从重打击犯罪, 有利于迅速消灭反叛势力, 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唐太宗时期制定了《贞观律》, 将法律制度削繁为简, 变重为轻, 唐代的刑事法典基本奉行用刑持平的政策, 这与唐太宗时期出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贞观之治”是相适应的。唐高宗时期制定的《永徽律疏》, 即为后人广为传播的《唐律疏议》制定后基本不再改动, 成为中国封建法典的不朽高峰[3]。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思想在唐朝刑事司法制度中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执行。

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古已有之, 韩非子曾说, “法与时转则治, 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 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 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三代不同法而治”是我国古代治国思想的积累和历史经验得出的规律, 早在秦朝的统治者就了解并施行了法因时变、通行古今的道理。当社会动荡, 政权不稳时期, 严刑峻法可以杀一儆百, 迅速平息社会动乱, 恢复稳定的秩序。当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时期, 法律的宽简平和对维持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在整体上是“宽平”、“简约”的风格, 这与唐初统治者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唐太宗作为唐初杰出的政治家, 为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经历隋王朝盛极而衰的唐太宗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 以隋朝因暴政峻法而灭亡为教训, 摒弃了严刑治国的思想, 强调“死者不可再生, 用法务在宽简”[3]303。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还力求稳定, 对于修律和立法比较慎重, 唐高宗修订《永徽律疏》大多直接采用了唐太宗《贞观律》的规定, 科条简要, 宽严适中, 用刑持平, 周密完备, 立法技术高超。刑事司法制度的稳定也对当时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和维护法律的权威有积极作用。

三、恤刑慎杀的刑事司法特点

恤刑慎杀的思想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董仲舒推进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 将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逐步与儒家经典相结合, 刑事司法制度逐步成为实现儒家理念的工具。董仲舒认为, 儒家的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 反对严刑峻法等暴政统治, 在死刑问题上, 更是主张宽仁爱人, 不可轻易判处死刑。而且, 对执行死刑也有严格的规定, 要符合天地的法则, “秋冬行刑”是汉代确立的死刑制度, 将“儒家经典”引入法条, 儒家经典认为, 春秋为万物萧瑟的季节, 所以有权收回生命;而春夏为万物生长的季节, 所以杀人有悖天理。汉朝“春秋决狱”的传统, 对规范法制有重大的影响。统治者很容易因为个人好恶而以言废法, 以言代法, 恤刑慎杀的制度规定约束了统治者的任性恣肆、生杀予夺, 随意践踏国法的行为, 对于死刑制度的规范和慎重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冷冰冰的死刑注入儒家的人文关怀。

以十恶重罪为例, 十恶见于律条者始于北齐, 历经魏晋及隋朝沿革, 到唐朝时候更加规范, 是唐律打击的重点犯罪。《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更加指出十恶重罪的“亏损名教, 毁裂冠冕”, 所以要“特标篇首, 以为明诫”, 在对十恶重罪的否定评价中, 没有引用《法经》, 而是引用了《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十恶罪名虽然有十个, 但贯穿其中的, 只有忠孝两字, 违背的正是孔子的“仁”的思想核心。死刑中除了法家的复仇思想, 更有了儒家的思想教化。

唐朝创造性地对死刑的审批程序进行了改造, 实行死刑的“九卿会审”、“三复奏”、“五复奏”制度, 实行严格的死刑执行程序, 从严控制死刑的执行。贞观元年, 太宗下诏:“自今以后, 大辟罪, 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 庶免冤滥。”[3]303贞观五年时, 死刑执行已有“三复奏”, 后来又改为“五复奏”:“人命至重, 一死不可再生。比来决囚, 虽三覆奏, 须臾之间, 三奏便讫, 都未得思, 三奏何益?自今以后, 宜二日中五覆奏。”[4]2140死刑的奏请制度, 是唐朝避免错杀和冤杀的有效措施。此外, 唐朝还健全了“录囚”和刑讯制度, 体现了对刑罚和刑讯的慎重态度, 贞观六年, 唐太宗的“纵囚”之举更传为史话美谈。在唐朝, 死刑等重要刑罚比前代明显减少了, 刑事司法制度开始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四、刑事司法制度量刑情节的历史渊源

在刑事司法制度上, 刑罚的量刑情节也有较多的完善, 对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革新。例如唐朝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八议”, 其实起源于周代的“八辟制度”, 规定特定范围的人犯罪可以享受减轻刑罚的优待。曹魏时候, 八议制度首先入律, 晋朝和隋朝时候沿用。唐律将八议制度发展为一套周密完善的制度。八议的作用是“重亲贤, 敦故旧, 尊宾贵, 尚功能”, 实际上是社会统治阶层的刑事豁免权。八议制度是根据儒家的主张“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而建立的, 在刑事处罚上维护统治阶级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尊严。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更是在八议制度外, 又规定了上请制度、官当制度等刑事特权, 构成了一套不同统治阶层享受刑罚优待的体系。

再如, 《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同居, 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 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 有罪相为隐”。“同居相为隐”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体现, 西汉首先规定了“亲亲得首匿”的条款, 为亲属隐瞒罪行是儒家提倡的道德观。“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儒家主张忠孝的价值观, 在同居相隐问题上, 反映了忠和孝、法和情的冲突, 唐朝法律规定对一般罪行是尽孝, 但对于严重危及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重罪等要尽忠。这种规定将刑事法律和道德规范融合在一起, 体现了法律对儒家道德和人情伦理的保护。唐朝传承了中国的优秀法律思想和儒家的历史传统, 唐朝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其稳定宽和的刑事司法制度是息息相关的。

摘要：唐朝刑事司法制度是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顶峰, 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与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唐朝成为我国古代刑事司法制度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刑事司法制度,刑罚世轻世重,恤刑慎杀

参考文献

[1]吴兢.贞观政要[M]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2]刘俊文.唐律渊源辨[J]历史研究, 1985 (6) .

[3]王玉杰.盛唐刑事政策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