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风险

选择风险（通用12篇）

选择风险 篇1

引言

所谓风险资本复原是指风险投资公司在其所投资的风险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依据所持有的风险企业的股权增值状况, 将其所投入的风险资本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或可流通证券形态的运作过程。自风险投资契约达成之日起, 风险投资公司就必须开始考虑这个问题。风险资本退出时机恰当与否对风险投资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风险企业一般处于以下两种情况下:一种情况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的某一阶段被别人占尽先机或者发现产品的市场前景并不理想, 或者技术在短期内难以突破, 此时风险投资公司应该审时度势果断退出;另一种情况是风险投资项目运营比较成功并且有可能为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者带来高额回报, 此时风险投资公司应该考虑资本的流动性和获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 适时地退出风险资本。本文只在讨论后一种情况下选择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问题。

一、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定性选择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 风险企业 (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 一般会经历研究开发期、创业期、早期成长期、稳定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六个发展阶段, 其各阶段都具有不同的企业特征、组织结构和资金来源。理论上普遍认为, 在风险企业运营比较成功的情况下, 风险投资公司适宜在其处于稳定成长期或成熟期时以IPO方式或合意的并购方式退出资本。

1.选择在稳定成长期阶段退出, 由于风险企业的产品市场不断扩大, 现金流量开始为正, 风险投资公司存在较大的获利空间。但与之共存的企业运转并未完全进入正轨、市场认同度仍然不高等因素使得在此阶段退出资本具有较大的风险性。

2.选择在成熟期期阶段退出, 风险企业各方面发展完善, 风险投资公司承担的风险较小。但由于风险企业已经进入了稳定的传统企业发展状况, 超额利润空间已经不复存在。

在实践中, 风险资本退出时所选择的风险企业发展阶段会依各投资公司的自我定位和策略而异。根据Zero2ipo清科公司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风险投资专家认为最适合的资本退出时机是在风险企业处于成熟期;而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大型的风险投资公司通常选择在风险企业处于稳定期时退出资本。这表明我国风险投资公司在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选择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更为保守和谨慎。

风险资本退出是一项决策艺术, 它需要风险投资家运用敏锐的直觉和出色的判断力选择最佳时机退出以达到收益最大化。但是, 单纯的定性分析会受到诸多个人因素的影响, 在许多未知因素上具有判断的模糊性。因此, 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定量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选择风险资本退出时点的传统方法

(一) 内部收益率法

内部收益率法 (IRR) 是考虑了时间和风险因素来评价风险资本退出时点是否合适的方法。同时, 内部收益率法也具有其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风险投资公司与风险投资者的评价指标相矛盾以及与价值增长目标相背离上。

风险投资者关心的是总的投资报酬率, 即最终的收益因素。而风险投资公司评价项目的标准是根据内部收益率 (IRR) 来确定的, 其目的是最优地利用资本与合理地估计风险以期最终达到内部收益率的最大化。因此, 风险投资项目IRR的最大化和投资者总的收益率的最大化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近年来, 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呈下降趋势, 于是用IRR作为项目的评价指标受到了质疑。

(二) 累计收益率法

累计收益率是以收益与原始投资额的比值来评价投资项目的指标, 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它与风险投资者的评价指标是相符的, 使得具体与整体具有连贯性。但它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不考虑时间和风险因素上。这在各期的投资报酬率高的时候表现的并不明显, 但是当投资后期, 各期的投资报酬率显著降低并且低于平均水平时, 虽然累计的投资收益仍在增加, 但是远不如放弃投资而获得的机会收益。这时应该选择放弃投资该项目, 而去投资其他投资报酬率更高的项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内部收益率最大的时点或者是累计收益率最大的时点, 评价退出时点的指标不是应用于退出前的决策, 而是作为事后进行总结时对当时退出时点的选择的评价, 得出是否为最佳退出时点的结论。而在实践中, 风险投资公司更关心的是事先知道何时退出比较合适。可见, 内部收益率和累计收益率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已经不能满足使用者的要求, 因而急需新的方法来对退出时点进行评价。

三、经济增加值法

风险资本退出时点的选择与风险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关, 如果风险企业的净资产能够保持相当规模并且可以获得较大资本升值, 风险投资公司是不会贸然退出的, 所以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和风险企业的价值增值水平相关。鉴于这种情况, 以经济学的经济收益和机会成本的观点为理论基础, 考虑引入一个新的指标-经济增加值指标-作为对传统方法的改进。

经济增加值 (EVA) 是指经过调整的税后净利润减除该公司现有资产经济价值的使用费用后的余额。它是扣除了所有使用的投资成本后的经济利润。经济增加值将资本成本理念引入了传统的业绩计量中, 通过会计调整修正了会计准则潜在的偏差和扭曲, 并且将企业业绩与管理者报酬联系起来, 其应用范围一般是企业内部的业绩评价。本文把经济增加值的应用范围扩大到风险投资领域, 用它来评价风险投资的收益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传统的经济增加值计算资本成本所用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由于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和发展趋势多为有限合伙制, 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很少借债, 传统的资本成本计算方法不能直接应用, 所以引入三种计算资本成本率的方法。

1、机会成本。风险投资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得收益。当有项目的收益率大于现有项目的收益率时, 风险投资公司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会果断地选择退出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机会成本的计算方法与通常计算的机会成本的方法是不同的, 这里所指的机会成本是指某一时期备选项目的价值增加值与期初价值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如下:

由于价值增加值和期初价值在各期不同, 所以机会成本在各期也会有所不同。需要注意的是, 备选项目期数的选择应与现有项目的预期持有期数相一致。

2、投资平均收益率。风险投资是高风险的项目, 因而平均收益也高于普通的投资。风险投资公司关心的不仅是超额的收益, 更关心超额收益的数量, 他们要通过行业比较来确定收益是否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实际上, 只要总体合计收益达到这一标准, 公司就认为投资是有成效的。当用这一指标计算出的经济增加值大于或等于0时, 投资是有成效的;小于0, 则投资缺乏成效。

3、社会无风险收益率。风险投资能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 也能带来巨额的亏损。于是, 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已经低于社会平均收益率时, 如果没有看到未来的收益补偿前景, 风险投资公司是不会继续投资的。用这一指标计算出的经济增加值小于0时, 该项投资已经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 风险投资公司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理论上应该强行退出。

经济增加值与传统方法相比其优点表现在:1) 考虑了时间和风险因素;2) 考虑了机会成本因素。价值最大化是风险企业的最终目标, 能带来价值增值的项目才是可以接受的项目, 相信在选择风险资本退出时点时, 经济增加值法作为一种评价风险投资业绩的方法一定会显示出它特有的功能。

四、结论

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对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时机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前者是从风险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的角度, 定性地、概括地论述风险资本的退出;后者是从风险资本退出的时点的角度, 定量地、具体地考察风险资本的退出。在实践中, 二者是相互配合, 共同作用的。因此, 在实施风险资本退出时, 风险投资公司要综合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根据风险企业发展特点制定出最佳退出策略。

参考文献

[1]刘曼红主编《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10月[1]刘曼红主编《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10月

[2]张建平《中国创业投资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年3月[2]张建平《中国创业投资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年3月

[3]司春林、方曙红、田增瑞著《创业投资》,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3]司春林、方曙红、田增瑞著《创业投资》,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

[4]Zero2IPO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2003中国创业投资飙升突近投资总量近10亿美元》2004年 (2) 《风险资本》[4]Zero2IPO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2003中国创业投资飙升突近投资总量近10亿美元》2004年 (2) 《风险资本》

[5]程静《风险投资项目退出的时机与方式选择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04 (1) [5]程静《风险投资项目退出的时机与方式选择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04 (1)

选择风险 篇2

企业应根据风险分析情况，结合风险成因、企业整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具体业务层面上的可接受风险水平，确定风险应对策略。

（一）基本原则

（1）对超出整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具体业务层面上的可接受风险水平的风险，应当实施风险回避策略。

（2）对在整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具体业务层面上的可接受风险水平之内的风险，在权衡成本—效益之后无意采取进一步控制措施的，可以实施风险承受策略。

（3）对在整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具体业务层面上的可接受风险水平之内的风险，在权衡成本—效益之后愿意单独采取进一步的控制措施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或者减轻损失的，可以实施风险降低策略。

（4）对在整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具体业务层次上的可接受风险水平之内的风险，在权衡成本—效益之后愿意接受他人力量，采取包括业务分包、购买保险等进一步的控制措施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或者减轻损失的，可以实施风险分担策略。

（二）结合不同业务选择风险应对方案

风险应对策略与企业的具体业务或者事项相联系，不同的业务或事项可以采取不同的风险应对策略，同一业务或事项在不同的时期可以采取不同的风险应对策略，同一业务或事项在同一时期也可以综合运用风险降低和风险分担应对策略。

（1）一般情况下，对战略、财务、运营和法律风险，可采取风险承受、风险回避、风险分担等方法。

（2）通常情况下，对能够通过保险、期货、对冲等金融手段进行理财的风险，可以采用风险分担、风险降低等方法。

（3）风险应对的选择还应从企业范围内组合的角度去考虑。一些情况是一个部门内的风险控制在风险承受度之内，但是从整个企业来讲却超过了风险承受度。还有一些情况是，企业内很多部门的风险可以相互抵消，不需要采取过多的风险应对措施。

企业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开展风险评估后，可以结合业务流程、风险因素、重要性水平和风险应对策略，在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设立风险清单，建立企业风险数据库，为持续开展和不断发展和不断改进风险评估提供充分、有效的数据支持。

风险投资项目退出时机的选择 篇3

[关键词] 风险投资 退出时机 自由现金流量

风险投资是指风险投资家将风险资本投入风险企业，经过一段时间运作后撤出资本，并获得高额回报的资本运作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在承担极大风险的基础上，由投资人为融资人提供长期股权投资并提供增值服务进而取得高额投资回报的资本运作方式。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曾经这样提到：“现在新成立的厂商和小型公司的大多数研究与开发都是由经营风险型资本的厂商资助的。这些厂商主要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富有的个人那里筹措资金，然后将其投放在最有前途的研究与开发项目上。经营风险资本的公司常常要占有新建企业的一个较大的份额。”

从中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具有下列几个主要特点：第一，风险投资是一种没有担保的权益投资，投资者与受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投资家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与一般的普通股融资不同，它要求接受投资的企业转让相当一部分股份给风险投资机构，主要通过持有股份参与风险企业的监督管理，减少受资企业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增强受资企业对其他投资者的吸引力；第二，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性与高收益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投资，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活动一般都遵循“2－6－2”法则，即在风险企业当中，有20%会彻底失败，60%能够勉强维持，只有20%能够获得比较丰厚的利润，另外据统计，2000年美国全部的风险投资项目中有7%取得了10倍以上的回报，10%取得了5倍～9倍回报，20%取得了2倍～5倍回报，30%取得了0倍～1.9倍回报，23%部分失败，10%完全失败；第三，风险投资是一种具有很强参与性的投资，风险投资的根本目的是扶植风险企业发展壮大，从企业的快速成长中获得资本增值，而不是仅仅关注企业经营一时之得失；第四，创业投资是一种流动性很小的中长期投资，为了获得企业的成长经济所带来的效益，风险投资资金一般都常驻所投资的企业，流动性很小，而且持续时间一般在5年以上；第五，风险投资大都投向高科技领域，据统计在我国台湾地区大约有70%的风险投资投向高科技领域，在美国至少有50%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过风险投资的眷顾；第六，风险投资是一种生产性资本，而不是一种虚拟资本，不会产生经济泡沫，它直接投放在最有前途的研究和开发项目上，与产品的研发、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影响的是实体经济，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

作为风险投资对象的风险企业，通常是指一些新兴的企业，即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企业，它们从创立、产业发展到市场培育都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尤其需要一个具有效率的风险资本市场与之匹配。而根据国内外经验,风险企业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风险资本市场,这除了政策支持、法律保护、资本来源渠道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寻找适当的风险投资退出路径。

一、风险资本退出的必然性

1.由资本的本性决定

凡资本均追求收益在资本运动中实现增值。风险资本注资于风险企业属直接投资,要求具有相当流动性。风险资本的运作模式为“注资—回收—再注资”。国际上，风险资本从进入到退出企业,平均投资周期为6年～8年，大多数采取股权投资方式。在被投资企业进入成熟阶段后，风险资本开始退出，然后再投资于新选定的风险投资项目。实践中，风险资本退出风险企业时机的选择、退出的方式可能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必须在风险资本注入前提供明确的退出路径。

2.由风险资本投资对象的特殊性决定

风险资本的注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型企业，但这种高成长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投资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都很大。反过来讲，风险资本注资于这些风险型企业，也就是以高风险为代价去追求可能的高收益。新兴领域的创新、创业离不开风险资本加盟，而风险资本自身同样需要规避风险的手段。对于风险投资者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除了慎重选择投资项目外，就是保持流动性为风险资本提供有效的退出路径。如果风险资本注资项目不太成功，风险资本肯定会谋求全身而退，以规避或减少损失。在投资成功地情况下风险投资家也未必继续追加投资，有可能更倾向于把投资收益兑现，首先是因为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公司之间有在特定时间内返还盈利的契约，其次是因为技术更新很快，市场需求同样复杂多变,这样造成很多高新技术企业的高速成长状态很难长时间维持，因此，即便对于投资成功的风险企业，风险投资家也会毫不犹豫地考虑退出，问题在于选择最佳的退出时机，一般是在成熟期初，以适当方式撤出资本，兑现收益。

3.风险资本寻求有效退出之路是由于受资本所有者约束

在风险投资的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中，风险投资家对风险投资基金所有者或有限合伙人都有关于在某段时间内实现多少收益的承诺，风险投资家为了自己的信誉一般都致力于保持风险投资基金的流动性和赢利性，而风险资本在恰当时期的有效退出是完成这种承诺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风险资本退出的时机选择

1.根据市场选择风险投资退出时机

从市场角度看，风险投资退出时机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技术替代度，对于风险企业而言，企业拥有的核心技术和独特的管理模式是风险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随着风险企业在市场上露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企业核心技术外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当市场上出现替代技术甚至新一代技术的时候，风险企业赖以生存的技术基础就不存在了，这个时候风险企业的寿命可能提前结束，风险资本被迫退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曾经有一个企业着力于开发大规模的模拟电视技术，获得风险投资的支持，耗资巨大，但是在这个企业还没有上市的时候，美国的数字技术有了突破，数字化电视技术作为新生的事物提前宣告了模拟电视技术的终结，此时风险资本必须退出；第二是市场扩张度，随着市场竞争的发展，市场上可能出现众多的替代品，风险企业的市场扩张增长势头明显放缓，企业的市场扩展率明显下降，现金流显著增加，出现了成熟企业的特征，风险资本到了该退出的时候。

2.根据企业生命周期选择风险投资退出时机

风险企业具有独特的生命周期，一般而言，风险企业的生命周期为3年～7年，中间要经历的周期包括种子期、导入期、成长期、扩张期和成熟期。根据有关调查研究的问卷显示，风险投资专家根据受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选择风险资本退出的合适时机如表所示。

由图可知，我国风险投资专家认为最合适的时机是在风险企业处于成熟期将风险资本退出(占所调研风险投资专家总数的43%)。

笔者认为，后高速增长期前后是退出的最佳时机。因为在此之前企业还需要资本注入，特别是由于其现金流量为负，而投资者不愿意投资前景不定的企业，此时选择退出非常困难；而后由于企业的成长较为稳定，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已不大，创业资本滞留就没有意义。如果将成长后期或扩张初期的项目，出让给那些抵抗风险能力较低的普通投资人，由于每年有稳定的收益正好符合了这一类投资者的需要。对其他投资者来说，这一批风险投资的退出可能是最好的买入时机。而风险投资退出的最晚时机应是企业成熟期的初期。当创业企业走向成熟时，风险大为减少，这时创业企业家就希望由自己控制企业，而不是听命于创业投资家，创业投资家也愿意见好就收。就创业投资的特点而言，一般在扩张期的末期就应该考虑退出问题。此时的企业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其退出的价格可能比成熟期还要高。同时，还要根据项目的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交易对象，谈判才容易获得成功。

3.根据财务指标选择风险投资退出时机

从财务指标上看，销售额实现S*的时候，风险企业的现金流量实现平衡，标志着企业基本拥有了“造血”能力，但是此时企业的财务报表可能还是亏损的，对于着眼于成功退出的风险投资家而言，一个不够漂亮的财务报告不会很好地体现企业的价值，此时应该是处于扩张期的末期，不应实行退出，当风险投资进入成熟期后，市场范围已经很大，继续扩张难度加大，此时由于沉没成本的作用，企业的会计利润会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实现盈亏平衡，假设实现盈亏平衡时的销售额为S*.*，此时风险企业完全变成一个具有丰富市场竞争经验、技术成熟和管理团队高效的成熟企业，风险投资的使命胜利完成，可以考虑采用适当的方式退出了。公式表示该过程如下:

令净利润等于零，得到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量Q，进而得到盈亏平衡点上的销售额S*.*，将该销售量Q带入公式，得到实现盈亏平衡时的自由现金流量FCF*,风险企业发展到这个阶段意味着可以实行退出了。

参考文献:

[1]程 静:风险投资项目退出时机选择的定量分析模型与应用研究.暨南学报, 2005～05

[2]吴正武 裘孟荣 袁 飞:风险资本退出时机和退出方式的确定原理.商业研究，2002～20

国际工程分包选择与风险防范 篇4

工程承包中,总承包商可以通过对工程项目实施分包,充分利用分包商在专业领域和技术上的优势,一方面转移工程项目风险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工程项目成本提高利润空间。

而相应的,如果总承包商对分包商管理不善,则很容易导致现场现场混乱、工程质量不达标、进度延误、成本超标等问题,严重的还可能引发诉讼或仲裁等争议。

因此,如何选择分包商,如何管理分包商,以及如何防范分包合同的相关风险,对于有志于拓展国外市场,实现“走出去”目标的中国承包商十分重要。

1了解国际工程分包市场特点,因地制宜,妥善选择分包方式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越发达,工程市场规模越大,分包市场也就越发达。

例如西欧、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分包市场的专业化水平很高。在此类国家和地区,总承包商可以在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多数工程项目分包出去,担任管理型承包商。

而诸如中东欧、拉美、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尽管经济水平不及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分包市场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因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承接工程时,可根据当地分包市场情况,有选择地进行工程分包。

相反,在部分非洲国家、以及缅甸、老挝等国家和地区,因其经济及建筑市场的发展较为落后,分包商往往也并不具备成熟的经验基数。总承包商通常需要依靠自身人员及设备,或者与来自国内的分包商一起合作完成工程项目。

2综合考察分包实力,审慎决策分包商人选

对于总承包商来说,选择合适的分包商对顺利完成工程项目非常重要,尤其对于分包项目占比较大的工程项目。那么在国际工程实践中,总承包商主要应当从哪几个方面考量以选择合适的分包?

2.1合理且与施工内容匹配的分包商报价。价格是商务合作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报价并非越低越好,应当与施工内容相匹配、与当地市场价格相适应。在海外工程中,总承包商在投标阶段就可以向意向分包进行询价,并作为向业主投标报价的重要参考依据。

2.2分包商施工经验与业内口碑。在分包商报价差异不大的时候,施工能力及经验则可能成为决定分包商的关键因素。总承包商可在询价或招标时要求分包商提供以往的工作业绩,并与相关项目的业主及总包方进一步核实该分包商承建过程中的履约情况,通过考察分包商以往工程的施工质量,相关的施工经验是否丰富,去判断分包商是否能够按时完整施工任务。

2.3分包商代表及管理团队。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分包商指定负责人的协调管理能力对整个项目能否顺利进行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在选择和确定分包商时,应考核分包商指定的项目负责人及整个管理团队是否具有符合项目管理要求的能力、经验、业绩及专业技术,是否具备管理、经济和法律知识,并着重考察其职业道德、团队精神及过往有无违法违纪的情况。

对于有志在一国长期发展的承包商来说,与该国的分包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非常重要。以阿联酋和新加坡为例,因当地分包市场非常发达,总承包商很多时候都选择把工程项目分包出去,担任管理型承包商。如果能够与当地分包商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那么无论在前期投标报价、过程中的施工管理,抑或后期的工程结算和保修中,都将获得很大的支持,减少双方磨合的过程、降低时间成本及经济成本,总承包商的抗风险能力也会增强。

3完善项目尽调及合同管理,加强国际工程分包风险防控

在日益激烈且项目盈利空间愈发有限的国际市场中,选择合适的分包商不仅可以发挥分包商自身专业特长,也能将总承包商从施工细节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项目整体方面,发挥协调与管理的优势。然而,一旦总承包商对于项目情况存在错误认知或分包管理缺失时,也会带来额外风险。

不少中国承包商轻视分包合同管理,认为分包工程不重要,加之工程项目的分包合同数量较多,总承包商对分包合同管理简单草率,在分包合同中容易缺乏对关键事项的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而在工程项目施工阶段一旦出现的纠纷,因为缺乏相应的合同条款具体约定,难以界定双方的责任,从而影响分包工程的开展和实施。

还有部分总承包商认为只要把工程分包出去并在分包合同中做好约定,就无需再对分包工程的设计、安全、工期、质量等负责。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业主的确无法就分包商的延误、不当行为、疏忽、缺陷工程或者不良设计,直接向分包商索赔;但业主却可以根据签订的总承包合同,以违约为由向总承包商索赔。因此,对于海外项目,即使总承包商将工程分包出去,也不代表总承包商无需对分包工程的质量安全等问题承担责任。

因此,如何有效的识别分包风险并加以防范控制,对海外工程总承包商而言尤为关键。

3.1制定合同模板,完善合同条款。总承包商可以制定通用的分包合同模板,在合同模板中将合同的价格模式、工期进度、质量要求、安全文明施工、环境卫生要求、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履约保函、保留金等重要条款一一列明,利用签约时的优势地位要求分包商直接采用该合同模板,并根据实际情况对通用合同模板进行微调,避免重要条款的遗漏。

此外,从相对性的角度,总承包商还应注意做好总包合同及分包合同的衔接,将总包合同中的总承包商对业主的义务责任条款准确无误地转移给分包商;在签订总包补充协议同时,也相应地与分包商签订分包补充协议。

3.2明确分包商的工作范围及质量标准。由于分包合同涉及到很多工程项目施工细节,如果工作范围、质量标准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缺少约定或者含糊不清,很容易在工程项目施工阶段引起双方争议。此外,在现场施工过程中,分包商之间的工作界面划分不明,导致工作重叠或者管理真空,也会引起分包商之间推卸责任,不利于总承包商对现场施工的管理。因此,总承包商在签订分包合同时应尽量明确分包商的工作范围及质量标准,除了使用语言文字,还可以通过图纸、工程清单等多种方式明确分包合同的工作范围。分包商之间的工作范围及施工界面也应该划分明确,以免责任不清,避免管理真空。

3.3设定合理的计价模式。分包合同的计价模式应当根据分包商的工作内容及过程中发生变更的可能性进行综合考虑。如果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实际工程量和签订合同时的预估工程量存在较大差别的可能性比较大,则建议总承包商采用总价合同的价格模式,在预算范围内锁定分包合同额。而对于工程量可以准确预估的分包工程,则可以采用单价合同的价格模式并依据施工阶段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对分包计价付款。

3.4设置背靠背条款,防范工期与价款变更的索赔风险

工程项目在前期设计阶段考虑不周,会导致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设计变更或工程量的增减。通常来说,业主对总承包商发布变更指令,总承包商又要求分包商进行变更的,总承包商将根据业主的变更指令向业主索赔,分包商也相应地向总承包商索赔。

对于变更带来的索赔款,业主方有时会强势地拖延支付或者拒绝支付。而这种情况下,不少国际工程合同甚至会明确约定,就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变更,总承包商需在工程结算时才可以向业主索赔。

为了保障自己利益,总承包商应当相应地延迟对分包付款。总承包商可以在分包合同中约定“背靠背”条款,对于工程变更的价款支付包括正常工程价款的支付,明确约定只有总承包商从业主方获得付款时,总承包商才需对分包商进行付款。这也有利于分包商积极提供变更索赔的现场资料,有利于总承包商进行索赔。

3.5加强项目尽调,降低业主或政府强制分包风险

业主指定分包在我国是被禁止的,但在国际工程中业主指定分包商的现象却非常普遍。一些业主与固定的专业分包有长期合作关系,在专业度较高的领域,更倾向于长期合作的专业分包公司。而部分国家也存在政府的强行规定,即对本国的分包商在工程项目的参与有一定的要求。例如在某中国总承包商在马来西亚承接的某桥梁工程项目中,马国的财政部要求该中国总承包商需雇佣当地公司以分包的形式参与具体工程的实施,且参与金额不低于工程总合同额的30%。

作为总承包商,除非业主或政府指定的分包商明显无法履行合同或不具备相应施工能力,否则必须接受业主或政府定的指分包。在实际的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此类指定分包商比较强势较难管理,而总承包商一般又碍于业主或者政府难以终止合同。

如业主或政府指定的分包商存在不符合项目技术或施工要求的,总承包商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同时对于指定分包项目,建议总承包商在总包合同中就工期及质量违约设定一定的免责条款,即如因指定分包原因导致工期延误、费用增加或质量违约的,业主不得向总承包商索赔。

3.6重视分包项目管理,防范证据遗失风险

对于分包数量较多的国际工程项目,做好分包商来往文件的整理归档工作也非常重要,往来文件包括付款凭证、来往邮件、分包商递交的请款资料、会议纪要、材料交接单、验收确认单等方方面面内容。加之工程项目周期长,如果管理不善,一些日后可能成为解决工程项目纠纷和争议的重要证据文件很容易被遗失,从而对该工程结算或索赔产生不利影响。

总承包商在现场的管理和监督过程中,可以用文字、照片或者视频的形式保留相关证据,尤其在分包商出现违反合同约定或出现工期、质量违约情形时。通过固定相应证据,保障总承包商在日后可能发生的争议中占据优势地位。

4结语:国际工程分包管理,任重而道远

因国际工程项目所在国要求及法律政策各有不同,对于承包商而言情形更为复杂,风险也更加多变。识别分包风险并采取有效的事前预防及过程管理等,是降低总承包风险的重要举措。

现货男,较小风险的选择情感美文 篇5

而现货男则不同。因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没有必要从寒窑起步，每天为买房锱铢必较不敢消费。可以腾出手来，去考虑别的事。一个人的青春时光，也就那么短短几年，而美丽对于·男人来说，却是永远的诱惑。当你为了省钱买房而忽略自身装扮时，不知道身边的月亮，是否已在悄悄改变了呐。义理可以赢来敬重，却未必能赢来恩宠。只要条件允许，没有哪个女子不愿意优裕美丽的活着。前提是，你得给自己一个优裕的生活空间。

现货男或许显得不太笃实，没有期货男那么的勤恳严谨，但有一点必需知道，从本质上来说，人和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或许，他们有些不太好的生活小习惯，但是，他们只是没有刻意的掩饰自己，有时只是在彰显他们所谓的个性，并不是本质上有太大的问题。别忘了，他们成功的父母，绝不会放弃对他们进行良好生活习惯的灌输。你认为重要的品质，他们一定懂的。

选择风险 篇6

在中国市场上还有另外两种常见的新品上市模式。

广告先行式：

先启动各种广告，让渠道和市场暂时处于饥饿状态，等广告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突然放闸出货，掀起市场高潮。运用招商方式开拓新市场的药品、保健品企业往往采用此种模式。他们为了招商，要首先打出大量广告，用来吸引各地经销商的眼球。

消费者推广先行式：

厂家先直接提供样品给消费者试用，等口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借助媒体进行广告宣传，并利用渠道推动新品上量。目前采用此模式的企业也不在少数，例如女性个人美容小工具套装“非常小气”的市场启动，以及安利等直销产品在中国的推广。

很明显，三种新品营销模式均各自具有独特的特征(见表1)：

根据表1的比较和K公司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启发：

由于目前国内很多企业都是在原有产品结构的基础上推出新产品，因此，渠道先行式的新品推广模式，具有更广泛的借鉴价值。这种模式坚持了渠道为先的方针，强调地面先有网、终端先有货、消费者先有认识，然后再启动大媒体造势，掀起销售高潮。由于充分利用了企业原有的渠道资源，能有效降低市场启动费用。同时，前期局部地区和局部终端的试销，也可作为一种低风险的市场调研。应该说，渠道先行是成熟型企业推出新品的稳健型做法。

选择风险 篇7

一、网络借贷产生的现实根源——银行金融服务有益补充

当前股市低迷,楼市投资性需求被遏制,大量急寻投资标的资金与正规金融渠道无法满足全部资金需求之时,借款人与投资人的一拍即合催生出资金链条的居间人——网络借贷平台。

一是存在一定的金融排斥。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仍然有1696个。面对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金融冲突,银行要求客户提供抵押品或担保。而那些拥有“软信息”且缺乏抵押品的低端客户,在金融市场竞争不足、银行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低端服务收益不能有效覆盖成本的情况下,遭遇金融排斥在所难免。

二是传统民间借贷已显现不足。用借钱时,找不到放贷人,而放贷时真假难辨,害怕上当。借款人向银行贷款无门或流程繁琐、时间长,而项目又急需资金到位,只能接受民间借贷高利率,而放款人为了避免资金时间价值流失,被迫选择质量并不高的借款人。同时,借贷常常仅凭一张借条,也为日后纠纷维权时埋下隐患。借贷双方急需一种方便、快捷且平等的借贷方式。

三是理财新途径。网络借贷无论在投资回报率、投资门槛、投资自由度方面,均有相当的优势。网络借贷平均年收益率10～2 0%,最高可达30%,高于银行定期存款以及大多数理财产品,无疑具有相当的诱惑力;投资的门槛低,对于资金不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力;同时,放款人能够亲自挑选借款人,将所借的资金拆分,降低风险。

网络借贷实现了借贷双方群体有效对接,缓解了不同阶段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作为一种突破地域、人缘且便捷的民间融资途径,网络借贷拉近了交易空间,打造了一个快捷、便利的借贷渠道;同时,具有传统民间借贷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借贷双方风险。网络借贷实现了小额信贷需求,进一步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提高了社会闲散资金的利用率,满足了多层次的市场需求。

二、网络借贷的运作及其表现特征

(一)网络借贷的基本运作

1. 基本流程:

借款人在网站上注册成为会员,提供一系列身份证明及详尽的个人财务状况说明,通过平台审核后,就可以在网站上发布借款邀约,包括金额、利率和还款时间等,再由有意者竞标,全额或部分投标,并采取“价高者得”或“利低者得”的原则。筹措期间内,募集额满,借贷合同才生效;否则,借款计划流标。每笔成功的借款交易会明确利率并自动生成一张电子借条,借款人必须按约定向放款人还本付息。

2. 运作模式:

一是线上模式,借贷双方通过网上竞标方式来实现匹配,以人人贷、拍拍贷等网站为代表;二是线下模式,致力于打造P2P小额信贷理财,以宜信为代表;三是“线上为主、线下为辅”模式,以红岭创投为代表。红岭创投不吸收客户资金,客户可以自由匹配;同时,对客户进行长期跟踪筛选,并用自有资金向符合条件的客户贷款,成长性良好的企业则进行股权投资。

3. 盈利手段:

网络借贷平台的收入主要来自成交服务费用、第三方平台转账费用以及逾期费用,交易量的大小决定了盈利水平。美国繁荣网站根据信用评级确定手续费模式;英国Zopa采取借贷利息提成+放贷服务费+衍生产品盈利模式,而Wonga则是纯利息模式。在中国,哈哈贷向借贷双方各收取1%的第三方平台转账费用,2%或4%的网站服务费以及50元人民币或1%的逾期费用。而速贷邦向放款人收取收益的10%、向借款人收取借款金额的2.5～3%作为服务费用;拍拍贷向借款人收取借款金额的2%或4%作为服务费用。

(二)网络借贷的表现特征

1. 发展势头迅猛,潜在市场庞大

自拍拍贷于2007年在沪成立以来,由仅有的几家,快速增至上千家;规模由2000万元升至2011年上半年的60亿元;影响范围由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向江苏淮安、云南昭通等二、三线城市蔓延;业务领域也从个人借贷发展到理财、信托等多种业务。网络借贷的潜在规模超过500亿元,甚至数万亿的民间借贷都可被视为潜在市场。宜信的员工已达数千人,网络覆盖全国30个城市;而红岭创投的成交额已由2009年的800多万元,激增至2011年的4亿元。目前,宜信、拍拍贷已先后获得了国际主流创投千万美元级的首轮投资。

2. 参与门槛低,市场不断细分

网络借贷通常是小额贷款(一般在数百元至10万元)、较高的借款利率、期限在一年内,无需抵押或担保,主要用于消费、短期周转或创业等。手续简单、利率弹性大、期限灵活、快捷便利,被形象地称为“发个帖就能获得贷款”。网络借贷针对的是中低收入、大学生以及创业群体,是草根阶层的福音,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红岭创投的客户群主要是中小微企业;齐放网将客户群锁定为诚信度较高的在校大学生;“易农贷”由慈善人士通过这一平台将资金借给能够辛勤劳动的农民;而“阿里贷款”则加强与银行合作,并将其借贷平台定为“都江堰项目”。

3. 严格的审批制度,最大限度挖掘真实信息

审核包括身份证、劳动合同、收入证明、房屋产权证明、工资流水账等多个维度。同时,还引进了包括与公安部系统联网的身份认证,跟教育部系统联网的学历认证,以及视频认证、IP地址匹配程度等技术手段。有效证明越多,可能获得的贷款额度也越大。微贷网在超过5万元时,根据需要进行实地考察;群兴网与地方机构合作,比如农户贷款,与当地的资金互助社联系,获取准确的借款人信息;拍拍贷将社会化的因素引入评级,要求借款人提供博客、QQ、MSN,作为网络信用的证明;宜信更是引入央行的个人信用报告作为评价依据。

4. 分散投资,引入第三方支付平台

网络借贷采取“整借零投”或“多对一”的分散投资方式,即多个放款人对应一个借款人,既达到了聚集资金的效果,又分散了放款人的风险。速贷邦会提醒放款人将资金分拆出借,宜信则自动为出借方匹配多个借款人。网络借贷平台引进财付通、支付宝、环讯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对资金进行监管。红岭创投加强与支付宝、工商银行合作,引入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支付宝发放,并存入银行托管账户。

5. 本金垫付,担保逐渐介入

网络借贷平台陆续对放款人的资金进行全额担保,或与担保公司合作,由担保公司为放款人出具风险赔付承诺函,提供担保服务。目前,宜信、红岭创投、E速贷、易贷365等陆续承诺“本金垫付”,其资金通常是从佣金中提取相当于出借资金2%的风险准备,此举无疑是将风险集中转移到网络借贷平台。当发生逾期时,采取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催收;若超过30天,平台会将本金垫付给放款人,同时采取电话、上门、司法诉讼等手段,并披露违约借款人的信息,列入“黑名单”。

三、当前网络借贷存在的问题及风险

(一)监管尚处于真空,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温床

网络借贷属于金融交易,与现行金融政策法规之间并无直接冲突,按照监管原则应当纳入监管体系。但是平台仅起到撮合作用,并无金融机构直接参与,这意味着其又难以纳入金融体系的监管范围。网络借贷一直处于法律的边缘,缺乏进行监管的依据。在监管真空之下,放款人甚至会突破法律红线,成为高利贷的温床。拍拍贷网前20项借款列表,其中有11项都属于违法“高利贷”;红岭创投网首页14项正在招标的借款中,仅仅2项没有突破高利贷法律上线。网络借贷平台也有可能突破资金不进账户的底线,演变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非法金融机构;同时,很多平台推出理财产品向客户“吸金”,比如宜信推出的“宜信宝”;还有通过包装创投概念来揽客,比如华鼎创投推出的“华鼎宝”,从而难免存在非法集资的嫌疑。

(二)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往来资金的安全缺乏保障

由于信息不对称,借款人提供虚假证明及材料,获得较好的信用等级。放款人处于信息的劣势,受利益的驱动,做出逆向选择,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此外,又基于信用基础之上,缺乏实质性的约束力。网站除了公布其信息,列入黑名单以外,并无更多的应对办法。单个放款人也会因为所出借的资金有限采取法律维权的成本太高,而放弃。同时,借款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以借款消费等名义实现曲线融资炒股、赌博等高风险活动,也由此产生道德风险。

(三)信用体系尚未健全,个人隐私安全不容忽视

网络信用评级的各类指标是网络借贷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分散又混乱的评级标准将会制约网络借贷的发展。欧美国家有着完备而透明的个人信用认证体系,个人信用记录、社会保障号、个人税号等,可以得到充分验证。但是,在信用体系尚未健全之下,仅通过网络验证,且大多为扫描件,难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同时,个人征信系统没有在社会上广泛使用,网络借贷平台并不是合法的使用者。哈哈贷关闭的主因之一就是信用环境薄弱。同时,网络借贷需要实名认证,有效证明的数量与可能获得贷款额度成正比。身份验证的诸多资料留存于网上,一旦网站的保密技术被破解或管理出现纰漏,信息的泄露将会给借贷双方带来重大损失。据媒体报道,拍拍贷、宜信等网络平台都已拥有数十万注册用户。

(四)干扰宏观调控政策,为洗钱提供方便之门

高利润的诱惑、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网络借贷的自发性,使网络借贷进入“两高一剩”、房地产、股市等产业政策控制的行业,弱化了信贷结构调整政策效果。倘若民间资金大量通过此渠道流转,将加大货币供应量统计监测的难度,影响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和流动性研判,干扰货币政策的制定。同时,网络借贷平台没有对客户身份识别的手段、履行交易记录保存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的责任,限制了打击洗钱犯罪的效果。洗钱犯罪分子可将大额赃款分割成若干小额资金放给借款人,收回转变为合法财产;或是利用平台直接以借款人和放款人的双重身份出现,通过自借自贷的方式迅速使财产合法化。最后,由于处于监管真空,使得网络借贷可以逃避税务部门的监管,造成税收流失。

四、进一步促进网络借贷规范和良性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总体思路

正如当年第三方支付诞生初期备受质疑一样,网络借贷作为一种创新,是想弥补金融市场的空白。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应该持包容的态度,由市场去检验其生存能力以及决定其最终去留。同时,监管也需并进,以免因失序而夭折。对于符合信贷行业发展的网络借贷模式应当积极鼓励,对于风险无法防控的模式应当予以限制。因此,应该“管”,而非“关”,疏堵结合,在有效的监管下发挥网络技术优势,使之成为中国的尤努斯,实现普惠金融的理想,并借此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二)路径选择

1. 加快立法进程,成立行业自律组织

尽早出台《放贷人条例》和《网络借贷管理办法》,明确合法身份,早日走出“模糊地带”,消除法律风险。从法律上对业务种类和经营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完善准入门槛,建立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确保平台资质,对现有平台进行清理,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同时,可在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协会的理事会下设立网络借贷平台专业委员会,成立行业自律组织,制定行业规则,强化自身建设,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协助监管部门进行自律管理。

2. 纳入统一监管范畴,促进规范发展

将网络借贷纳入监管范围,引导其朝更透明、更阳光的方向发展。建立监管合作机制,明确由央行负责对网络借贷的监管协调,各部门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对其从市场准入到业务运作、风险控制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监管,杜绝非法集资、高利贷、恶意拖欠等问题,打击网络金融暴力、地下钱庄,推动网络借贷规范和良性的发展。同时,进行实时监控,让监管部门及时掌握资金流向。积极推广引入第三方支付管理平台,加强与银行进行合作,严禁使用公司账户或高管个人账户进行资金的周转。

3. 创新风险控制机制,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一是结合银行小额贷款审核程序,加强客户资信审核,最大程度地保证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二是设置等额限制制度,从源头上控制风险。比如,在网站设置借款额度,对于信用不同的借款方采取不同的额度。三是借鉴美国繁荣网站的做法,通过群体的力量来约束成员按时还款,且可获取低利率借款。借款人组建一个借款团队,成员负有共同连带责任。四是借助信息联合,减少造假、诈骗以及挪用的可能性,比如将购物网、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网络借贷网站三方对接。五是简化诉讼程序,针对出现的纠纷,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解决,降低诉讼的成本。六是加强网络借贷平台数据库以及应用层面安全体系的建设,采用多种技术手段,保障用户信息安全。七是加大网络借贷的宣传与教育,提高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4.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准许接入征信系统

促进网络借贷的发展,离不开诚信的支撑,健全的信用评级制度降低借款人信用风险。应该继续推进个人征信系统发展,逐步完善个人信用环境,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逃债及违约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列入黑名单,将此信息与行业协会系统数据库共享,并纳入征信数据库中,加大失信成本。逐步允许网络借贷平台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提高资信审核的准确性。同时要依法加强对于个人信用信息的保护,明确信用信息的采集、使用、查询条件限制,对于违法泄露、使用个人信用信息的行为要依法予以追究。

5. 进行实时监控,健全金融统计制度

建立完善的网络借贷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将其纳入金融监测和管理的范畴,监测内容包括借款用途、借款利率、贷款期限、分笔情况、偿还情况等,定期报送数据报表,健全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统计制度,使监管部门能全方位及时地了解网络借贷资金流向和利率定价,全面分析网络借贷的社会效果。同时,还应对网络借贷平台适当进行窗口指导,合理引导社会资金的有效流动,使其符合宏观调控的要求。

6. 纳入反洗钱监管范畴,加强纳税监控

选择风险 篇8

一、风险导向审计与逆向选择

风险导向审计(Risk-oriented Auditing)又称为风险基础审计(Risk-based Auditing)，是将审计结论建立在审计风险评估基础之上的，依据企业内在、外在风险因素，包括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确定应当审计的事项与审计重点的系统方法，是注册会计师依据当前形势的变化，采取的方法上的变革。注册会计师在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充分了解和评价基础上，分析审计风险所在及其程度，把审计重心集中于高风险领域，执行细节测试，降低审计风险(李爽，2004)。风险导向审计的优势在于，通过对被审计单位风险的评价，有利于寻找高风险的审计项目，从而集中力量最大限度地降低检查风险，使重大差错与舞弊可以揭露出来，使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风险导向审计克服了程序审计(账项基础审计和制度基础审计的并称)的不足，使审计资源有效分配到风险领域，使高风险领域能有效审计，“从而使审计达到一定的效果”并使审计效率更强。风险导向审计通过审计风险模型，最终将风险进行量化来决定抽样的样本量，同时将审计过程均结合在一个模型上，每一环节都对审计意见产生影响。风险导向审计的关键在于恰当地设定审计程序和界定风险领域。

从会计学角度，逆向选择有两类问题：一类是内部交易问题，即对于内部人———公司管理者来讲，由于存在利用内部消息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他们极不情愿放弃这种交易机会。但对外部交易者来讲，由于领会这种情况而可能撤出其在证券市场的投资。这将使证券市场变窄而最终导致证券市场失灵。另一类问题是公司管理者隐瞒坏消息，因为这可以避免损坏其管理形象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源自经理人才市场的威胁。这种逆向选择将产生两种负效应：一是投资者将难以区分上市公司质量的优劣，因而证券价格只能反映公司的外在质量;二是公司的所有者由于管理者隐瞒了坏消息而不了解公司的真实情况，从而由兼并市场逐出低素质的管理者的可能性减小，管理者的平均管理水平下降。可以认为，注册会计师与信息提供者之间因为信息契约产生博弈过程，企业甚至有一批精明的会计人员专门应对注册会师的审计。随着社会责任追究与惩罚体制的变化，注册会计师面临了更多的体制约束与利益矛盾博弈。如何在博弈中选择合谋与反合谋，“最终取决于一定市场环境下的相关制度安排是否有效、合理”，注册会计师要保护自身利益，必然面临反“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审计期望差异，反“逆向选择”的必然趋势使利益博弈最终体现在风险选择与责任的承担上。

二、一种假设与一个现实

审计假设是建立审计准则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审计责任的重要依据。没有审计假设，整个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联系就失去了基点，风险导向审计也不例外。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假设前提下进行审计业务。财务报表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十分必要，暗含的一种假设是：审计人员具备所需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这是审计人员应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而不论审计环境如何变化。风险审计在实质性测试阶段运用分析性程序作为主要的获取审计证据的手段，必然要求注册会计师具有较高的素质。例如，需要运用分析性程序，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寻求数据间的内在关系来构建模型等等。“准则”第十一条指出：在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时，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职业怀疑态度，充分考虑可能存在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情形。第十二条指出，注册会计师应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实施审计工作，对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如果离开了秉持职业谨慎态度、具有专业胜任能力并且信守独立性的审计人员，一切都毫无意义。另外，国内外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诉讼案件大量增加，扩大了注册会计师对第三方利益集团或人士的责任，社会期望不断升高，对于注册会计师的环境与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职业风险与审计风险有扩大发展的趋势，这正是源于报表使用者对信息质量需求而做出的保障。

不同于国外的是我国的会计市场十分不规范。一个现实是：财务报告是利益各方博弈的体现，即使鉴于风险导向审计合理地扬弃“无利害关系假设”，那么信息提供者也会因为自身利益而不去透明会计信息。否则，“信息披露虚假性就不会成为困扰上市公司最为严重和危害最大的问题。”

注册会计师与信息提供者的利益显然是冲突的，而且对于风险的根本立场会越来越坚定，而不会越来越动摇。在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有效性取决于质量水平的选择或是标准的界定，最重要的是能否做到具有有效的“职业怀疑态度”和“合理保证”。我国审计人员的素质面临更高挑战，当审计人员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审计市场无序竞争就越严重，其提供“购买审计意见”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由此说明，假设与现实的期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注册会计师在逆向选择环境下进行风险导向审计的能力、职业态度以及应有的公众信任程度成为风险导向审计效果的焦点。

三、基于逆向选择的特殊程序

风险导向审计的实施程序：一是战略分析，包括确认风险与风险评估;二是环节分析，包括确认风险与风险评估两部分内容;三是剩余风险分析;四是计划对财务报表信息进行实质性测试;五是实质性测试;六是形成结论。这不是对个别的控制进行详细测试，而关注的是管理层如何控制经营风险，需借助计算机工具、数据库和行业基准来更多地应用复杂的分析性程序。

在我国审计市场弱有效与资本市场不健全以及信息提供者存在大量逆向选择机会的环境中，应对风险导向审计设定一项特殊程序：人本环境测试与评价。原因在于：一是人为因素是风险导向审计的基本环境，信息提供者、注册会计师的素质才是审计质量的根本。二是.注册会计师责任的扩大，要求有一个合理的责任人的基本情况分析，而不能再保持责任不明的状态。三是审计准则在国际趋同中应因地制宜，坚持“扬弃”的原则，考虑我国市场中的现实。然而，实务中更加紧迫的是如何使“国际趋同”得到有效贯彻以及如何完善“合理保证”的辅助制度，细化执业过程中的责任判断标准。

1. 企业财务报告人本信息调查与评价制度

对于信息提供方的相关调查，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主管人员的年龄、专业、学历、专业职务、财务规章等。执行情况的评价制度包括:曾经违纪与违规事件、业绩评价(国有企业财务指标完成情况)、领导责任情况、主要人员的职业道德自我评价、企业运作中的重大风险决策情况即风险偏好)、对于重大事件的处罚情况及态度与表现情况等等。这些信息对于有效断定信息提供者的逆向选择情况、深入了解其生存环境的特点、提高“软”因素识别力有很大益处。另外，由于企业是延续的主体，还可以考查企业历史状况、业绩水平、贷款信用、社会责任等方面作为参考与依据。

2. 注册会计师自我信息评估制度

建立注册会计师自我评价体系，作为有关部门审计监察、事务所自我评估和企业了解事务所服务质量的一种根据。事务所应当提供如下情况：(1)项目组成员构成，包括姓名、年龄、专业、主要审计领域、是否具有专业资格、审计中的工作职位。(2)主审注册会计师单项审计计划与对审计企业的行业特点、企业控制环境的大致了解与评估。(3)审计人员分工与责任认定标准或附加责任条款，实行审前签字制度，完善风险责任承担制度，有利于促进责任追究法制建设。(4)注册会计师的自身培训情况和专业基础的其他证明等。在实务中，许多企业对注册会计师的能力判定源于此项内容。(5)设计对所审领域或分工的审前自我评估表。(6)设计职业道德标准及“合理保证”标准自我评估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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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保险法 篇9

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作为保险活动的两大风险, 无论是经济学者, 还是法学者都看到其中的利害, 均希望从对这两大风险进行规制。传统法学从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两个方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回应。

(一) 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

1. 原则方面: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与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

(1) 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保险利益原则最早确立于1774年英国制定的《人寿保险法》, (1) 单从名称而言, 可能会给人其仅适用于人寿保险的假象, 事实上, 其亦适用于除“船舶货物信用险”外的所有保险合同。所谓保险利益 (2) 是指办理保险的合法权利, 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而享有其合法的经济利益, 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概括规定了保险利益, 该法第三十一条则具体规定了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享有者, 第三十三、三十四条则规定了保险利益的消极条件。保险利益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赌博和在补偿性保险中限制赔偿的程度, 同时还可保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防止道德风险:如果不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并无损失, 反而可获得保险赔款, 就会诱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意保险事故的发生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或者消极地放任保险事故发生而不采取必要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2) 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最大诚信原则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 是在Carter Vs Boehm案中确立的。所谓最大诚信原则是指偶然事件发生几率赖以计算的具体事实, 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存在于投保人的知识之中, 保险人信任投保人的陈述并在以下基础之上进行保险运营, 信任投保人在其所知范围未有隐瞒, 没有误导保险人相信不存在的情况, 没有引诱保险人低估风险如同该风险不存在, 如果投保人为上述禁止行为, 则保险合同无效, 或者保险人得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若无相当之外化规范支持, 原则仅仅是一空泛之概念。为了更好地适用原则, 保险法理论一般将最大诚信原则外化为四个具体制度:信息披露义务、保证规则、弃权与禁反言原则以及疑义利益解释制度。所谓信息披露义务, 是指订立保险合同, 投保人、保险人以及相关第三人就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向对方披露的义务 (2001年《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通知》) ;保证规则是指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 被保险人应当承诺为或不为某一事项;弃权与禁反言, 指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放弃他在合同中的某种权利, 将来就不得反悔, 再向对方主张这种权利;疑义利益解释制度, 指格式条款的语句有歧义或者模糊时, 应采取对拟定格式条款一方或使用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 实务上则多采预期原则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2004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的通知》) 。

2. 规则方面: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规范

应对逆向选择, 保险法律制度上有许多规则, 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强制保险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煤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强制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建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强制危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即现在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海上交通安全法》中也规定了船舶强制保险。中国现行行政法规中有四部法规规定了强制保险制度,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强制旅客旅游意外保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了强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交强险;以及各部委的部门规章 (2) 、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

应对道德风险, 保险法律制度在具体规则层面也作出了许多规定:告知义务, 即订立保险合同时, 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说明义务, 即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合同条款, 未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即指保险标的危险状况在保险期间发生显著地持续增加, 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使保险人得以选择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 否则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形成权条款, 即保险合同签订后,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的, 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 或者伪造、变造相关信息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 保险人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保险公司审慎经营规则 (第四章) 、保险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风险、保险业监管制度以及法律责任。

(二) 保险法应对核心风险之不足

虽然我国保险法从原则及规则两个层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大量规制, 但是或者囿于传统民法大厦之逻辑体系, 或者处于某种学科偏见, 对经济学之见解视而不见, 或者未能很好地将法学与经济学结合在一起, 应对风险时依旧存在漏洞或者存在明显的偏差。

1. 强制保险制度尚不健全。

强制保险制度是应对逆向选择的最好方法, 强制保险甚至可以完全消除逆向选择, 然而我国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太过狭隘;强制保险规制也缺乏配套之制度构建, 可谓名虽为强制, 而实质上因各种原因而未交纳保险费的还是居多数;强制保险规制的可操作性较差, 无论是保险实体疑惑是保险监管, 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之条款;另外我国强制保险法律规制的立法效力存在严重缺陷, 本该强制的往往提倡自愿, 既为强制保险却又过多地进行授权性规定。

2. 保险业存在过度管制。

保险产品的定价往往不遵循价格机制, 往往规定不合时宜的审批制度, 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强制保险领域;此外, 保险行业作为保险市场竞争者的私营事业, 对哪些人进行优惠, 优惠的幅度是多少, 从某种意义上, 其自身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 但是我国法律却对此进行了过多干预。

3. 复古主义倾向严重。

保险法律制度存在某种教条主义倾向, 往往置传统法律概念已经有所松懈或者扩张的这一事实于不顾, 同时囿于学科偏见, 也不能吸纳 (法) 经济学通过“假设———模型”方式得到的许多颇有助益的经典结论, 而致僵化成本不断加大, 无利于传统法学的“历久弥新”。

二、完善保险法规避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建议

然而, 传统法学拘泥于其概念体系的精致, 也因其一定程度上之固步自封, 往往不能充分吸收经济学者的贡献, 只要稍微放宽视野, 以经济学之眼界拓展传统法学之分析范式, 才能使保险法在应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时能做出更好地反映。

(一) 规避逆向选择的建议

1. 完善强制保险制度。

现代社会, 多元的社会救济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在事故损害赔偿领域从倒金字塔结构演化为金字塔结构, 倒金字塔结构的顶部为侵权责任制度, 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双方当事人的风险, 但是仅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 极端情况下风险只由某一家庭承担, 无论是在奉行“完美补偿”的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在强调“预期损害补偿”的大陆法系国家, 倒金字塔结构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控制工具, 也不能实现预设之补偿功能, 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世界各国之实证数据看出端倪:新西兰采金字塔结构;在美国, 据1960年的统计, 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方面, 侵权赔偿责任占7.9%, 个人责任保险提供的赔偿占36.5%, 社会保险提供的赔偿占18.1%。

另一方面, 由于责任并不能为规避风险提供足够的激励;或者潜在加害人可能对风险评估不足;或者可能存在的判决无法执行问题以及基于公共利益与“父母关爱主义”的考量, 强制保险制度也逐渐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以德国为例, 依据德国有关法律规定, 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保险, 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职业责任强制保险, 二是产品责任强制保险, 三是事业责任强制保险, (4) 四是雇主责任强制保险, 五是特殊行为强制保险;英美国家强制保险则包括机动车第三人强制责任保险、雇主责任险以及其他强制保险 (包括医疗、环境、职业保险等) 。

从经济学进入法学, 如何才能完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逆向选择或者缓解道德风险?首先, 在设置强制保险的过程中, 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所有国家同一标准的社会保障理想模式, 必须更多地针对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它目前以及不远的将来的变化, 必须适应社会的经济的变化。而《保险法》 (2009年修订) 第四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尊重社会公德, 遵循自愿原则。”其第十一条第二款又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 保险合同自愿订立。”那么就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以及法律解释学角度而言, 至少从部委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 从专业技能及信息两个维度考量, 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强制保险方面的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或者管理成本。其次, 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覆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意性, 其没有从成本收益衡平视角出发, 很多灾难性事故 (最明显的即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 过后, 由于强制保险制度的不健全, 整个重建过程完全只能由国家主导, 极大地加重了财政负担。对此, 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应该扩张, 至少可以将涉及“人身伤亡、重大环境事故以及灾难性事件”均包纳进来。

2. 完善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

当然保险, 特别是商业保险还是以意思自治为原则, 而以国家强制为例外, 那么必然还有一部分逆向选择风险不能通过强制保险而加以排除, 对此即需要借助费率的厘定及监管———费率的高低事实上即是引起逆向选择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制定之初, 有的权力部门认为“交强险”宜采用统一条款、统一费率来经营, 而《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等均采最严格的审批制度 (强制保险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保险) 或者备案制度 (其他险种) , 则可以从一定侧面反映出我国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统一费率或者保险公司费率厘定的受限制性, 能在强制保险制度之外多大程度上遏制逆向选择?政府是否比市场拥有的信息更多, 行政成本是否低于市场交易成本, 政府是否会被“监管俘获”?事实上, 无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均还是商业保险, 其应该遵循市场机制, 根据被保险人的性别与年龄因素、个人能力、职业因素及环境因素综合评判, 从而制定相关费率;另一方面, 政府的费率监管则还是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应最大限度地防止扭曲市场, 应以备案制度为基础, 而以审批制度为辅, 并且在采审批制时, 应该采所谓的默示预先核准法。

3. 完善告知义务制度。

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出发, 现实世界中谁拥有完全信息或者相对完全的信息?当然是每个经济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偏好, 最了解自己拥有的私人信息。保险合同是一个明显的涉第三人利益合同, 如果没有第三人的参与, 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外部性无法完全内部化。然而我国法律明文规定, 告知义务人仅为投保人, 当然在某些情形中, 投保人即为被保险人, 但是往往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此时, 若在拘泥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不放, 则以较小交易成本即可达到的外部性内部化之完满状态就可能碰到法律障碍。因此, 以法经济学之视野, 告知义务人事实上还应该是被保险人, 甚至被保险人是主要告知义务人, 投保人承担的仅是补充义务。另一方面,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 在履行告知义务时, 应采询问回答主义, 因为虽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方面存在私人信息, 但是保险人在保险业务方面存在专业优势, 保险人知道哪些信息对其确定保险费率是有助益的, 哪些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投保人却不是专业人士, 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二) 规避道德风险的建议

事实上, 无论上述举措带来多少益处, 强制责任保险及无过错责任保险对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 除了行之有效的规避逆向选择风险的规范, 还必须构建或者完善缓解道德风险的制度。

1. 建立自负额条款制度。

所谓自负额也叫免赔额, 包括绝对免赔额和相对免赔额。前者规定在一特定数额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 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 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高而幅度小的险种;后者规定在某一比率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 超过该比率后, 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 或保险标的重置价格, 负责赔付, 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较低而幅度高的险种。自负额条款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功能:排除小额索赔;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保险费率;还可降低保险业的管理成本, 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净收益;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担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损失, 可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努力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并控制损失的程度, 从而防范其滥用权利, 以降低道德风险。

2. 扩大无索赔优待制度的范围。

所谓无索赔优待制度是指在保险合同中规定, 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索赔记录, 续保时可享受无索赔优待, 即减免保险费。理性经济人都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原则, 如果本年度无索赔记录则可在下一年度享受优待, 那么其必然有激励避免为道德风险行为:因为即使保险能够完美补偿, 其最多也仅可回复到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 并且补偿的也仅是客观损失。但是我国目前的无索赔额优待制度, 仅在《机动车辆保险条例》有所规定, 保险车辆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赔款, 续保时可享受无赔款减收保险费优待, 优待金额为本年度续保险种应交保险费的10%。然而该条例规定的无索赔优待还存在改进的余地, 具体而言:首先, 扩张无索赔优待条款的适用范围, 而不仅仅局限于机动车强制保险领域, 也不限于强制保险,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完全覆盖整个财产保险及人寿保险领域;其次, 优待费率也不应限于一个点 (10%) , 应该根据不同险种、不同条件具体采用浮动优待费率, 此外, 如果累计保险年度无索赔额记录越多, 则优待的费率标准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第三, 续保时, 险种不必要完全相同, 甚至在财产保险领域, 险种无需具有同质性, 只要上一保险年度无索赔记录, 则下一年度即可享受优待。

3. 建立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

与无索赔优待制度相对的, 则是如果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有索赔记录, 则续保时可适当增加保险费率。有索赔则增加费率制度亦可激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尽可能地满足 (所有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 注意义务规定。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主要是避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道德风险行为而未尽必要之注意义务, 那么从制度构建而言, 其必须具有针对性。具体而言, 应当非两种情况讨论:一方面, 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存在过错, 但是结果依旧造成保险标的发生损害, 则不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另一方面, 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存在过错, 则才可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

4. 建立共同保险制度。

共同保险制度是规避道德风险的间接方法, 所谓共同保险制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保险人共同承保同一标的的同一危险、同一保险事故, 而且保险金额不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然而此处应作一限制解释, 仅从克服道德风险角度出发, 而不考虑风险的再分散, 因此“两个或两个以上”其中之一必为被保险人。从制度构建而言, 共同保险制度仅适用于财产保险, 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因为经济学模型往往不能计算出人身保险所承保风险的真正价值;另外, 共同保险制度仅适用于部分损失而不适用于全损的情况, 这主要是考虑到如果“投保人仅为局部损失而不是全部损失进行投保, 则每100美元保险金的保险费率将会变得过高”, 那么稍作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旦采共同保险制度, 则投保人有激励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采取预防措施, 而这种预防措施在与共同保险的比例呈正相关。

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为保险法提供了很好的思考路径, “经济学学者应该学习法律, 而法学学者则应该了解经济学”, 因为“在理性研究法律上, 知文字者也许是现在的当令者, 但未来是属于统计人与经济学的专精者”。法学学者应该摒弃学科之偏见, 研习经济学, 法律人可以站在经济学巨匠的肩膀上, 从经济学理论中汲取养分, 并通过法学思维对其加以概念化、类型化, 以让法律之树常青。

摘要：保险是经营风险的市场活动, 在风险经营中, 由于其不确定性, 事前的投机行为、事后的保险欺诈使得保险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大打折扣, 文章试从法律角度找出制约保险业健康发展的“瓶颈”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选择风险 篇10

1 常见支付结算工具分类及其特点

所谓支付结算是指单位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银行卡、票据和汇兑、委托收款、托收承付等结算方式进行资金清算及其货币给付的行为。常见支付结算品种特点及其优缺点如表1所示。

2 支付结算工具选择不当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

由于支付结算工具种类繁多, 支付结算风险表现形式也呈多样化,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2.1 伪造变造票据

票据的伪造有2种情况:一是票据本身的伪造, 也叫狭义上的票据伪造;另一种即广义的票据伪造, 是指假冒他人名义而为的各种票据行为, 包括出票、背书、承兑、保证等票据行为的伪造。

票据的变造, 是指无更改权的人不法变更票据上签章之外的事项的行为, 例如持票人擅自改写到期日等。

由于银行汇票、银行本票承载着银行信用, 收款安全性很高, 并可背书转让, 流动性较强, 市场上比较容易出现一些伪造、变造票据。

2.2 信用风险

支票这种结算方式承载着付款人的商业信用, 能否收到款项要看出票人账户是否有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在交易双方彼此不熟悉时, 收款单位又无法通过合适的程序查证出票人信用, 能否收款完全依赖出票人的信用。

在汇兑这种结算方式下, 购货单位在银行办理汇款后, 将回单传真至销货单位, 要求销货单位据此发货, 很多企业的经办人员误认为款项已通过银行汇出, 遂按对方要求将货物发出。而按照《支付结算办法》规定, 汇款人对汇出银行尚未汇出的款项可以申请撤销;汇款回单只能作为汇出银行受理汇款的依据, 不能作为该笔汇款已转入收款人账户的证据。因此, 采用汇总的方式收款没有保证, 对信用较差或缺乏了解的购货单位草率发货, 最终可能钱货两空, 造成惨重损失。

2.3 财会人员自身操作不当造成的风险

某些企业单位对有关结算制度、政策研究不够, 内部缺乏行之有效的票据风险防范措施和内控制约机制, 或业务人员由于缺乏对票据业务有关制度规定的深入了解, 特别是对票据的风险性认识不足, 票据管理和操作不当, 票据行为不规范, 致使一些不法分子钻管理和制度上的空子, 实施票据诈骗等金融犯罪活动, 形成风险。而现在诈骗分子伪造、变造票据的手段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高科技化, 也对企业财务人员对于票据防伪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适宜支付结算工具的选择方法

商业银行的支付结算工具按照不同的使用对象、用途、资金到账时间要求、使用地点等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按照收款人所在地点, 可以分为同城结算工具、国内结算工具、国际结算工具;按照付款时间, 可以划分为资金实时结算工具、远期资金结算工具;按照付款的方式, 可以划分为现金结算工具、信用结算工具等。

根据企业资金结算的管理要求和可能面临的风险来看, 如何选择一种适合的支付结算工具对于企业来说尤为重要。下面就按照不同需求下如何选择支付结算工具作一简单的介绍。

3.1 使用区域

从使用区域角度来说, 支票可以在同城范围内或通过支票影像系统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目前限额50万元) , 银行本票必须在同城范围或同一票据交换区域内使用, 其他各种支付方式同城、异地均可使用[2]。

3.2 企业资金支付的时间要求

从企业资金支付的时间要求来看, 运用汇兑、支票等方式进行货币结算, 手续简便, 方便灵活。与上述支付方式相比, 银行本票、银行汇票、商业汇票等支付结算方式手续相对复杂一些。

3.3 资金安全性

从资金安全角度, 可分为2种情况。一是如果购货单位信用程度比较高, 在选取上述结算方式的同时, 还可以考虑采用托收承付、委托收款、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方式。二是如果销售企业对购货单位的信用情况不了解, 不能确定其是否能及时、足额收回销货款, 可以采取信用卡结算, 支票、汇兑款到账后发货, 银行汇票、银行本票、银行承兑汇票, 国内信用证等结算方式[3]。

3.4 收款期限

从收款期限角度, 财会人员应尽可能要求对方支付现款, 可以在合同协议中与对方约定银行本票、支票、银行汇票、银行卡结算方式, 小额款项也可以选择使用现金。如果必须延期收款, 优先选取国内信用证和信誉好的承兑人、银行承兑汇票提供的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方式, 以保证财产安全。

3.5 票据可否转让

从可否转让票据角度、收款人欲再次背书转让票据, 可以考虑选取汇票、本票、支票结算, 否则, 选取国内信用证、信用卡、汇兑、委托收款、托收承付结算方式[4]。在此需要提醒财会人员的是, 财会人员收到对方单位提交的票据后, 应认真审查票据背书是否连续, 背书人名称与所加盖印章是否相符。

3.6 可否从银行融资

按照可否从银行融资的角度, 持票人可以选取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到商业银行办理贴现或办理国内信用证的议付。对于一些大宗货品交易, 如企业自身资信情况较好, 可以与商业银行协商以部分保证金方式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企业集团内部, 上下游供应商之间可以考虑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货款, 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7 防伪

从防伪的角度出发, 首先是谨慎收取陌生客户提供的票据、大额票据、有明显瑕疵的票据, 其次为提防收到“克隆”票据, 发货前可以委托自己的合作银行帮助进行验票, 市场上也能找到一些公开出版银行票据的介绍材料进行自学;最后可以适当增加电子商业汇票, 国内信用证等具有高度防伪特征的结算产品的使用。

3.8 网上银行

网上银行是通过Internet或其他公用信息网, 将客户的电脑或手机终端连接至银行主机, 实现将银行服务直接送到客户办公室、家中或出差地点的银行对公服务系统, 使客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商业银行的服务[5]。

很多单位财会人员排斥使用网上银行系统, 主要是基于资金安全方面的担忧。现代商业银行的网银平台, 主流是采取数字证书签名 (UKEY) +密码方式, 商业银行对客户申请网银和领取网银平台证书均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在支付一笔款项时, 财会人员首先需要插入网银UKEY, 输入网银登陆密码, 支付时还需要输入支付密码。即使黑客盗取了2项密码, 没有UKEY也是徒劳的。

部分商业银行还推出了UKEY密码保护设计, 如招商银行的企业网银UKEY即具备防复制功能。从单位财务内控管理角度来讲, 网上银行的设计也是非常科学的, 可以根据授权支付额度自行设计经办、复核、授权角色, 部分商业银行网银系统在对外支付时可以向指定人员发送手机短信通知。有的商业银行提供的网银系统甚至可以和企业内部的ERP系统对接, 方便企业灵活调度资金, 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4 结语

企业的财务决策中选择合理的结算方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这既关系着企业的财务风险, 又可以影响企业的资金运转效率, 进而影响着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6,7]。企业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从全面和综合的角度来考虑对每一笔经济业务选择合适的结算方式, 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充分发挥作用。

摘要：介绍了常见支付结算工具分类及其特点, 分析了支付结算工具选择不当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 总结了选择适宜支付结算工具的方法, 最后对网上银行的安全性进行分析, 以期为支付结算提供参考。

关键词：银行,支付结算工具,选择,风险规避

参考文献

[1]邢精平.结算工具选择与结算风险规避[J].财会通讯:综合版, 2002 (4) :41-42.

[2]孙晓萍.农村地区支付结算环境亟需改善[J].甘肃金融, 2011 (9) :75.

[3]孙慧娟.汇票核算财务会计与银行会计比较[J].财会通讯:综合版, 2011 (11) :81-83.

[4]许广平.推广单位人民币结算卡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支付结算效能[J].中外企业家, 2011 (9) :78-80.

[5]李春艳.浅析网络银行支付业务的发展优势及经营风险[J].财经界, 2011 (10) :102.

[6]沈朝明, 徐建平.企业要正确使用银行结算工具[J].企业管理, 1994 (12) :38-39.

选择风险 篇11

【关键词】国际结算方式；风险防范；国际贸易

国际结算一共包括两大类别，即有形贸易、无形贸易。通过国际结算有利于世界各国之间展开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加快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进程，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在现阶段的国际贸易中，最后的结算环节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为了确保国际贸易能够安全的进行，急需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这是如今进出口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

一、防范风险的总体要求

若要有效地防范结算环节的风险，就应该充分重视客户资信问题，一旦客户意在行骗，那么任何防范风险的方法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交易之前，首先应该详细地调查客户。如果企业不具备一定的风险意识，不了解国际贸易中的规则或业务流程，在进行贸易时又不能做到谨小慎微，就容易被虚假的利益蒙蔽双眼，最终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同时也会为一些诈骗分子带来可乘之机。因此，调查客户资信对企业健康贸易至关重要。具体做法如下：

（一）选择付款方式之前，详细调查客户资信

客户资信的调查主要包括：第一，客户企业性质。判断是属于贸易公司、生产商、中间商或零售商；第二，企业规模、经营产品、交易账号以及企业网站等。对客户资信的调查还应该请客户真实的介绍自己，并由自身去查证，以判断客户自我介绍的真实度，不仅如此，还应该借助其他机构辅助调查，如银行、保险部门等。

（二）动态掌握客户资信

此处涉及信用底线。合同金额的不同，客户选择的结算方式可能也会不同，若合同金额较小，客户选择的结算方式可能比较安全可靠，拥有收汇保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客户的信赖度就比较高。如果合同金额较大，那么客户选择的结算方式，就不一定具有收汇保障，以往之所以选择安全可靠的结算方式，只不过是为了赢得交易对象的信任，为之后的诈骗铺路。对于此类客户来说，其信用底线就比较低，在与其进行交易时，应该多加谨慎，针对每一个交易客户，应该将其归纳整理，建立客户档案，动态掌握客户资信。

（三）针对不同地区客户，选择不同结算方法

对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地的客户，通常情况下，客户资信都较高，所在国的金融体系较为完善，所以结算方式可以选择 远期。而在非洲、中东、南美等地，一般存在较高的风险，客户的资信比较低，针对此类客户，就应该时刻保持警惕。

（四）灵活选择结算方式

对于经常交易的老客户，以往有过良好的合作，而且合同金额又不多，针对此类情况，可以考虑两种结算方式，即： 远期和 ；若对于不太了解的新客户，而且合同金额又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对于 和 ，一定要投保出口信用险。

二、三种国际结算方式简介

（一）汇付结算

在国际结算方式中，汇付属于最简单的一种。在这种结算方式中，无论是货物，还是单据，都由卖方寄给买方，买方再由银行付款给卖方。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只需汇款，无需处理单据。汇付包括三种形式，即信汇 、票汇 和电汇 。在当前进口贸易中，电汇是选择最多的汇付方式。在进口业务中，若委托汇出行进行汇款，则必须填写申请书，包括境外汇款申请书、购汇用汇申请书，而且还需附上预留银行印鉴章、介同以及发票。资料完善之后，上交给银行，银行经过处理，将支付授权书以电子版的形式发给汇入行，在由汇入行发给收款人。

（二）托收结算

在进出口贸易中，托收结算主要用于卖方收取买方的汇款，通过估量货物价值，卖方开具汇票，由企业自行制作或者在银行的指导下完成，以汇票的形式委托当地银行，要求买方所在地银行按期付款。通常情况下来说，在贸易中大都采用跟单托收，跟单托收共有两种类型：付款交单 、承兑交单 。付款交单：卖方将汇票和单据呈递银行之后，对银行做出指示，唯有付清货款后，才能够将单据交给买方。承兑交单：卖方交单的前提条件是买方承兑汇票，即卖方装完货物后，并开出汇票和单据，通过银行提示买方，买方做出承兑后，才可以得到银行提供的单据，当汇票到期时，付清货物款项。

（三）信用证结算

在进口方的请求下，银行对出口方出具书面保证，向出口方承诺，若出口方交齐了汇票和单据，那么就一定会收到买方的付款。申请信用证的流程：第一，进口方向银行交付与合同相关的副本，主要包括进口许可证、某机构的批文等；第二，进口方填写开证申请书。开证申请书是由银行统一制作，这是整个申请流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是银行开具信用证的前提条件。在填写申请书时，应当根据合同条款统一标准填写，其中要包含对信用证的具体要求，内容要清晰，意思要明确；第三，交付费用（保证金、手续费）。根据国际统一惯例，信用证的申请必须交付保证金以及手续费。保证金通常是信用证金额的10%～30%，具体按照进口人资信而定。而且在开具信用证时，进口人还应交付手续费；第四，开具信用证。进口人申请开具信用证之后，经过银行的审核，包括申请书、相关的副本，进口人资信等，审核无误之后，接受申请，确认保证金和手续费交付之后，银行向申请人开具信用证，并将其交给通知行，再由通知行交给出口方。出口方经过核实无误后，就可以将货物发给进口方，并将单据交给议付行以及开证行，开证行进行付款后，向进口方出示单据，进口方审核无误后，就可以办理赎单手续。若已经收到货物，就可以办理提货手续。

三、三种结算方式的选择及风险规避

（一）汇付（电汇）结算方式

在汇付方式中，电汇是进出口贸易中应用最多的结算方式，它主要用于三种付款形式，即：第一，预付货款；第二，货到付款；第三，非贸易项下付款。预付货款是在进出口贸易中，买方在收到货物之前，先向卖方预付部分或所有款项，然后卖方再发货。在进口业务中，针对规模较大的货物，付款方式可选择预付货款结合信用证，预付货款的数额通常是应付总款项的20%～30%。预付货款中收益最大的是卖方，先收款后发货的模式，使卖方掌握绝对的主动权。而对买方来说，却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有可能导致钱货两空，然而因为预付货款对应的往往是比较高端的貨物，且国内无法生产，所以为尽可能地防范风险，在买方的要求下，卖方提供银行保函，保障买方能够收到货物。货到付款是在进出口贸易中，卖方先发货给买方，然后买方再付款。在进出口贸易中，货到付款对应的往往是规模较小的货物，货到付款受益最大的是买方，面临的风险比较低。然而对卖方来说，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可能不仅货物收不回来，钱也收不到。对于资信较高的客户，且出口额较小，往往会选择货到付款。非贸易项下付款是佣金、手续费等，通常情况下，银行都不接受通过信用证来进行这种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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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出口贸易中，针对汇付结算风险，主要做法如下：第一，加强对买方信用的调查。卖方应当充分重视对买方信用的调查，对于信誉差的客户应当格外谨慎。若买方的信用较好，卖方可采用货到付款；第二，申请银行保函，实现风险的转移。利用银行保函可以将风险转移给买方，而且还可以大大降低资金压力。货到付款往往会结合银行保函，在卖方的要求下，买方需提供银行保函。若买方不能及时支付货款，那么由于银行保函的存在，银行需负全责，从而使卖方面臨的风险大大降低。

（二）托收结算方式

托收结算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信用风险、货物风险。因为托收结算是建立在商业信用之上，而商业信用往往不如银行信用，这在进出口贸易中，卖方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货款的收回与否完全依赖于买方信誉，而对于买方而言，同样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因为买方面对的是单据形式的货物，这就造成在买方付款之后，可能发现货物与单据上的并不相符。在进口贸易中，托收结算应用得比较少，而且通常情况下涉及的货款也较少。在出口贸易中，托收结算面临的风险如下：第一，在卖方发货之后，买方可能由于当地货价降低，就不愿意支付货款，因此就以型号不符或存在瑕疵为借口，要求卖方降低货价；第二，由于政治经济因素，买方所在国贸易政策发生变化，当货物抵达卸货港时，清关手续难以顺利办理，从而不能及时付款；第三，买方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从而失去支付能力。

针对托收结算风险，具体做法如下：第一，预先对买方所在国的贸易政策、外汇情况等，进行详细调查，充分了解买方资信情况、企业规模、经营状况等；第二，尽量选择 贸易条款，无论是发货还是单据的制作，都应该按照合同规定的标准进行，单笔托收款项不能够太高；第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卖方可以预先在买方所在地选择代理人，以便当买方拒绝付款时，代理人可以将其运回或转售。

（三）信用证结算方式

在进出口贸易中，若选择信用证结算方式，那么在申请开证时，需要交付一定的开证金额，在出口贸易中，凭借信用证能够申请押汇，从而缓解资金转转不开的困境。所以在进出口贸易中，信用证结算是应用最普遍的结算方式。在出口贸易中，风险及防范如下：第一，防范信用证欺诈。卖方在收到信用证之后，将之呈送给银行进行核实，并通过与同行进行沟通探讨，辨别信用证真伪，从而有效地防范信用证欺诈；第二，审查“软条款”。在信用证的软条款中，通常会附有相关条款，包括信用证生效条款、货物运输限制条款等；第三，关于处理“提单寄申请人”条款。若在信用证中存在这项条款，那么买方只要收到提单，即便是还没有支付货款，也能够进行提货，这对卖方极为不利，因此应该充分重视信用证上的这类条款。

在进口贸易中，风险及防范如下：第一，防范提货担保风险。当买方向银行申请提货担保时，买方需要填写书面保证书，即便卖方银行所寄单据和信用证并不一致，买方都需支付货款，所以买方在进口规模较大的货物时应当格外谨慎，不可以任意进行担保提货；第二，辨别提单真假。采用信用证结算，银行对于提单的审查仅仅是核实是否与信用证相符，对于单据真伪并不能辨别。若单据为卖方伪造，买方收到的就是空头提单，导致钱物两失；第三，防范卖方违反合同中的交货要求。因为信用证独立于合同之外，针对合同履行环节的问题，银行并不负责。如果卖方鱼目混珠，出口伪劣商品，那么只要单证相符，买方仍然能够收到货款，从而使买方遭受重大损失。针对此类情况，具体做法如下：第一，在进行交易之前，详细调查卖方资信、企业规模、经营状况；第二，在信用证之外，针对违约责任，在合同中应当充分说明，还需要求卖方提供银行保函，如履约保函、质保金保函。

四、国际结算中风险管理的途径

（一）双方国签署协议

在国际贸易中，双方国家通过签署协议，就能够使企业在贸易中得到官方保护，从而使交易双方面临的国家风险大大降低，并且以国家法律作为保障。

（二）评估贸易国风险

在进行贸易之前，应该对交易对象所在国的政策以及经济环境有一个详细了解，并对风险进行评估，从而有效地规避风险。不仅如此，还应该进行市场调研，内容包括政府态度、交易风险、当地偏好等。

（三）签订信用保险

在进出口贸易中，通过签订信用保险能够有效地防范风险。政府为了支持进出口贸易，通常会提供出口贸易保险。在进出口贸易中，若企业拥有出口贸易保险，那么出于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偿。通过签订信用保险，我国企业就能够在交易的过程中有效地防范风险，避免经济损失。

（四）构建信用管理机构

在进出口贸易中，卖方企业应该构建完善的信用管理机构，实现对客户资信的有效管理，包括买方企业信誉、规模、经营状况等。充分了解买方所在国经济政策，了解其商业惯例，从而确保在贸易中不违反相关规定。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国际贸易的各个环节中，企业面临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大，而在最后的结算环节更是重中之重，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差错，对其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是外贸企业的首要任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规避进出口贸易中结算环节的风险是未来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李向东.国际结算方式的选择与风险防范[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1）.

[2]王茜.国际结算方式的收汇风险及其防范[J].财会研究，2008，（6）.

[3]商钰哲.国际结算方式的风险因素与防范对策[J].中国市场，2015，（16）.

[4]谷素华.国际结算方式发展趋势及其风险防范[J].商业时代，2011，（3）.

[5]李月红.简谈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选择及风险防范[J].中国总会计师，2010，（6）.

作者简介：李秋（1994-），女，重庆人，本科在读学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选择风险 篇12

一、前言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 有三个交易特征会影响到交易风险 (即相应的管控问题) :资产专用性、环境不确定性、交易频率 (Williamson, 1985)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 相关企业的风险越高, 因为相关资产在脱离特定交易情况下, 资产价值将大幅缩水。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 合作方会利用不完全契约的缺陷侵占他人利益, 这会引发对“投出产出”分配问题的关注。现有研究建议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设计适当的契约条款, 这对于事前有效克服“投入产出”分配问题并促进企业间合作非常重要 (Dekker, 2008) 。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可以降低相关风险发生的可能, 而恰当的契约设计则可以有效约束相关行为, 明确收益的分配。

二、数据和研究思路

(一)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我们近两年在事务所实习过程中, 为企业提供会计与审计服务过程中问卷收集的信息。我们设计了两份问卷 (问卷设计采用利科特7级量问卷设计法) 。首先, 我们询问被调查者一些简短的问题, 通过这份问卷我们希望知道: (1) 所在企业是否开展过一种或多种形式的企业间合作; (2) 被调查者在这一合作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和主要工作。如果被调查者了解合作的详细信息, 他将被邀请填写进一步的信息, 并建议他选择他最熟悉的一个项目填写。在收回的问卷中, 有23份存在数据缺失, 不符合研究需要。最终样本包括61个, 企业间合作的内容包括特许经营、业务外包、共同研发、合作生产以及共同投资。

(二) 变量定义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设计了代理变量。结合数据的特点和实质,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提炼关键因子。考虑到变量间的不是完全正交性, 采用斜交转轴法完善。因子选择的标准时大于0.4。因子得分将在随后的分析中使用。

1. 伙伴选择的代理变量。

受Michell和Fitzgerald (1997) 的启示, 本文总结出11个相关变量, 并请被调查对象对这11个变量对于伙伴选择的重要性进行判断, 形成排序。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 解释了60.9%的方差。第一个因子包括“相互理解” (0.8 7) 、“可靠性” (0.8 4) 、“相互信任” (0.81) 、“稳定性” (0.79) 和“管理能力” (0.51) 。从内容来看, 因子1包括合作伙伴的声誉和能力, 这些信息主要来自“第一手”资料。因子2包括“共同文化” (0.92) 、“前期相关经验” (0.53) 和“企业规模” (0.42) 。这一因子主要反映共同文化方面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减少后期合作过程中的不理解、沟通不良以及矛盾发生的可能。因子3包括“声誉” (0.84) 、“间接推荐和评级” (0.45) 、这些信息主要来自“第二手”资料。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内容, 本文界定因子1为“信用因子”、因子2“共同文化因子”、因子3“声誉因子”。进一步分析显示3个因子的得分越高, 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越多。

2. 契约设计的代理变量。

在Reuer和A r i n o (2007) 的基础之上, 我们总结了契约包含的主要内容。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包含3个。因子1包含“契约的广度” (0.67) 、“契约明确是企业与合作伙伴间的协议” (0.75) 、“契约明确了合作协议的具体细节” (0.96) 和“契约对于企业间协作很重要” (0.88) 。借L u o和Tan (2003) 的处理, 本文将因子1界定为“条款包容性”, 以反映契约作为一种正式的治理机制在协调企业间合作时, 其内容的广度。因子2定义为“应急适应性”, 主要包括“契约留下了解释的空间” (0.62) 和“契约和非正式协议相互补充” (0.64) 。因子3定义为“条款确指性”, 包括“契约包含合作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细节” (0.69) 、“契约包含可能冲突化解机制的细节” (0.84) 和“契约包含解除合作的细节” (0.82) 。因子3反映了权利义务界定、冲突化解机制以及契约解除的相关细节。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 条款确指性得分的均值最高, 其次是条款包容性, 这表明在通常情况下, 契约这些维度的内容对于化解企业间合作风险更加有效。3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2、0.6和0.9, 解释了60.9%的方差。

3. 交易风险。

资产专用性通常采用企业对某一专项资产的投资额或者企业投资形成的资产转为他用的难度来反映 (Anderson和Dekker, 2005) 。本文从两个维度来度量资产专用性:企业对资产的投资和资产转为他用的难度, 在计算资产专用性时, 再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我们通过两维度的问题来了解6种投入资源 (财务资源、地点、劳动力、技术、专业管理和本地市场的知识) :“在多大程度上以下资源是由贵单位提供”和“这些资源转为他用的难度”。我们对每类资源相应两个问题的得分相乘然后取平方根, 因为企业投入资源越多, 转为他用的难度越大, 相应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因子分析后的结果显示只有一个因子满足条件,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 可以解释方差的37.4%。

在度量环境的不确定性时, 现有文献采用的很多不同的代理变量 (T a n和Litschert, 1994) 。通过询问被调查者近年来, 企业间合作所处的环境随年度变化基本情况。内容包括:供应商的行为、顾客的偏好、竞争者的市场行为、技术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变化。因子分析的结果取一个因子 (α=0.83) , 可以解释方差的50.8%。

任务的相互依存度从3个方面来反映: (1) 需要合作伙伴追加投入; (2) 可以形成对双方都特殊而专业的知识; (3) 需要耗费许多时间沟通以增进理解。因子分析的结果取一个因子 (α=0.66) , 可以解释方差的46.3%。交易的范围通过累加交易涉及的具体商业内容得到。商业内容包括:研发活动、工程设计、采购活动、生产活动、售后服务、市场营销、知识共享和提供服务。企业间合作的具体内容如包括一项商业活动则赋值为1, 否则则赋值为0。得分越高表明包含的业务活动越多。前期业务关系采用属性变量反映, 如果有则为1, 否则为0。在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当前的合作伙伴是如何找到的”。如果回答是:“我们在前期业务关系中获得”。则赋值为1, 否则为0。

三、回归结果

(一) 交易风险对伙伴选择过程的影响

表1是相关的回归结果。首先看伙伴选择代理变量的结果, 结果显示在4个维度交易风险的代理变量中, 任务内在依存度和交易的范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这两个维度的交易风险对企业的伙伴选择过程影响更大。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系数虽为正, 但不显著。同时在控制前期业务联系后, 结果无明显变化。

表1后3列对应伙伴选择三个维度的代理变量。任务内在依存性和交易的范围与信任维度的代理变量显著正相关, 而与声誉维度的代理变量间临界显著。这表明在交易风险上升时, 企业会更加重视信任维度的信息, 同时也就会将声誉维度的信息作为补充。除此之外, 交易内容的增加也会使企业更加重视共有文化维度的信息, 这表明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的过程中, 随着交易内容的增加, 企业会越来越重视共有文化和价值观。而且在存在前期业务联系的情况下, 共有文化和价值观信息会更加重要。

(二) 交易风险对契约复杂性的影响

表2是相关的回归结果。A部分披露了交易特征与契约复杂性之间的分析结果。契约复杂性的1级代理变量显示, 任务内在依存性和交易范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此, 契约复杂性和交易范围的增加不仅显著地影响到了企业的伙伴选择过程同时也使企业在契约设计过程中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与前面的结果类似, 资产专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 以及前期业务联系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地为正。

A部分后3列的数据是契约复杂性3个维度的代理变量。与1级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一直, 任务内在依存性和交易范围与契约议题包容性和条款确指性之间显著正相关。另外, 契约的应急适应性与环境不确定性之间存在边际正相关关系, 表明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 企业在契约设计时会增加对契约应急适应性的考虑。然而遗憾的是方程整体回归不显著, 相关结论在推广时需谨慎。

(三) 伙伴选择过程对契约设计的影响

表2的B部分为相应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该部分中, 伙伴选择的代理变量被作为中间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 任务内在依存性和交易内容的估计系数从数值和显著性上来看都有一定程度下降, 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交易伙伴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交易伙伴选择过程的投入, 可以降低相关交易风险对契约设计的敏感性。由此可以得出: (1) 解释变量和伙伴选择之间显著相关, (2) 解释变量在不存在中介变量的情况下依然显著地影响着被解释变量, (3) 在加入中介变量后, 中介变量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 同时自变量的估计系数及显著性降低。Sobel中介显著性检验进一步支持我们的结论。

B部分后3列是采用契约复杂性分维度的代理变量, 加入中介变量后的结果。结果显示中介效应对于议题包容性和条款确指性的回归中依然存在。Sobe中介显著性检验显著。对于应急适应性, 没有观察到显著的结果。结果进一步显示前期业务联系在条款确指性的情况下显著为正, 表明前期业务联系所建立的信任关系主要可以降低对契约条款确指性的要求。

表2的C部分, 伙伴选择采用3个维度的代理变量。结果显著信任维度的代理变量是主要中介影响, 并且它主要通过任务内在依存度和交易范围影响契约的复杂性。并且主要通过条款确指性来影响。因此, 很明显随着交易风险的增加, 企业在伙伴选择过程中更加重视第一手信息来源, 这些信息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判断潜在合作者的可靠性和能力, 同时这一过程又可以进一步完善契约的设计过程。另外, 声誉维度的信息和议题包容性正相关, 任务内在依存性和交易范围的影响有弱化趋势。因此, 虽然声誉维度的信息总体上没有显著地影响到契约的复杂性, 然而通过声誉和第三方获取的知识和信息可使得企业制定更具包容性和内容覆盖面更广的契约, 进而更加有效地协调企业间的合作关系。

四、结论

本文研究了组织间合作过程中两个重要的管控机制 (伙伴选择和契约设计) 是如何随交易风险的变化而变化的。与以往文献研究不同, 对于伙伴选择, 本文根据实际决策过程中不同的信息维度 (而不采用现有研究中常用的伙伴找寻时间和付出的努力) 重新构建描述伙伴选择过程的概念框架, 对于契约的复杂性的定义本文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细化。研究发现, 当由于任务的内在依存性和和交易范围增加导致的交易风险增加时, 企业一方面通过搜集更多信用维度和声誉维度的信息, 进而更为谨慎地选择合作伙伴;另一方面拟定包含更多内容、细节更为明确的契约来提高契约的复杂性。同时, 本文还发现当交易内容增加, 而且与潜在合作伙伴存在前期业务关系时, 企业在伙伴选择时更加注重共同文化和价值观。

摘要：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获取关键资源、分担风险以及提高市场地位, 然而也有文献研究发现企业间合作失败的比例很高。本文首先对相关理论做了简要的概述, 然后通过具体数据和实践得出实验结果, 以此研究了组织间合作过程中两个重要的管控机制 (伙伴选择和契约设计) 是如何随交易风险的变化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