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风险体系（共8篇）
选择风险体系 篇1
摘要：当今世界的经济环境充满了竞争和不确定性, 国内企业为了更好的应对快速多变的市场, 必须将上游的供应商管理纳入到企业的战略决策管理中。笔者将从国内企业面对的风险角度入手, 量化国际供应商的选择与评价风险要素, 从而构建基于风险控制的国际供应商选择与评价体系。希望通过该体系, 使国内企业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寻求适合自已发展的合作伙伴, 持续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
关键词：国际供应商,国际采购,选择风险体系
国际供应商是指为国内企业生产、经营和科研提供原材料、备品备件、设备及其他资源的国外企业, 是国际物流、资金流的始发点, 是信息流的端点。国际供应商的选择与评价工作对整个供应链来说至关重要, 它将有助于保证质量, 降低采购成本, 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风险控制能力, 有助于构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国际供应商选择与评价中常见的风险
国际供应商选择与评价的风险是指国内企业在国际采购过程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损失, 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 基于国际供应商内部环境的内部风险。
1. 生产风险。
从生产角度来看, 风险主要来自国际供应商的设计、加工和制造能力, 生产工艺的的灵活性, 生产技术的创新水平和市场占有率等。
2. 流通风险。
从流通角度来看, 主要表现在国际供应商的持续供货, 准时送货和物流损失控制等。
3. 管理风险。
从管理角度来看, 主要表现在国际供应商的质量、成本控制水平, 管理决策能力和内部制度等。
以上几点都是基于国际供应商内部环境的风险, 风险成因大部分可以量化。只要企业管理者予以足够的重视, 风险是能够控制的。
(二) 基于国际供应商外部环境的外部风险。
1. 供给风险。
从供给角度来看, 二级供应商的供应水平, 原材料成本波动和突发事故等。
2. 需求风险。
从需求角度来看, 用户需求的变化, 需求预测的偏差和顾客的法律诉讼等。
3. 环境风险。
从环境角度来看, 自然灾害, 人为灾害和政策法规的变动等。
以上几点都是基于国际供应商外部环境的风险, 风险成因大部分无法量化。企业管理者不易对相关的风险进行控制, 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企业要有紧急处理方案。
(三) 基于国际供应商与国内企业间协作的关联风险。
1. 双方企业的兼容性。
价值观具有极强的主观性, 它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准则, 是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具有差异的价值观接触必然会导致相互摩擦, 双方都出于本能极力维护自己长时期形成的价值观, 将使双方不能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
2. 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经营理念, 有的企业着眼于长远, 制定适宜的远景战略规划, 追求双赢。有些企业只注重短期利益, 热衷于一次性博弈,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双方在经营理念上的不统一, 一定会产生利益冲突。
3. 信息沟通的有效性。
双方没有建立顺畅的沟通, 信息的传递和反馈都出现了问题。一方面, 双方缺少了解彼此的准确信息渠道, 不知道对方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 不同企业决策机制及运作制度迥异, 双方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和融合。
二、国际供应商选择与评价要素分析
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 量化国际供应商选择与评价要素可以最大程度的控制风险, 使国内企业对供应商做出客观的选择和评价。可量化的选择与评价要素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是供应商的生产能力, 如企业年产量、库存周转率、生产规模、设备设施等。二是供应商的财务报表, 如注册资金、资产负债率、主营利润率、资产收益率、现金流量等。三是供应商的技术能力, 如研发费用比、技术人员比、新产品产值率、设备先进度等。四是供应商的发展能力, 如市场占有率、销售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等。五是供应商的服务水平, 如交货准确率、订货满足率、货物差错率、顾客投诉率等。六是双方的合作水平, 如战略目标一致度、企业文化兼容度、信息平台对接度等。
除了以上可以量化的要素外, 一些定性的分析也可应用在选择和评价中。良好的国际供应商一般都有如下的特性: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要求;运作透明、信息流畅;强大的整合能力或适应能力;业务程序化、模块化;对突发事件的有效评估和快速处理等等。另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内企业要找的是最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 而不是片面强调最低成本、最优质量或最短交货期的供应商。
三、构建基于风险控制的国际供应商选择与评价体系
(一) 构建体系的原则。
1. 货源数量控制原则。
实际供货的供应商数量不应该太多, 向少数供应商订货, 可以形成对国际供应商有利的定货批量, 从而争取折扣优惠, 实现双赢。国内企业精选国际供应商有利于产品的质量控制, 有利于提高运输效率, 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库存。
2. 半数原则。
采购数量不能超过供应商产能的50%, 一旦超过这个警戒水平, 则采购商的风险较大。如果供应商出现问题, 将影响整个供应链的正常运行。
3. 关键物料备选原则。
对关键物料选择一家供应商的同时, 选取2～3家供应商作为备选, 有主次供应商之分。一方面, 由几家供应商供应同一种物料可以取得谈判优势, 不至于被一家供应商挟持;另一方面, 当一家供应商发生意外, 如各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战争等, 还可以从其他供应商获取货源。
4. 对等原则。
由于供应商的管理水平和供应链管理实施的深入程度不同, 应该优先考虑规模、层次相当的供应商。如果双方规模差异过大、谈判力量对比悬殊, 往往不利于采购商在生产排期、售后服务、供货周期等方面达成有利于自身的共识。
(二) 建立国际供应商选择与评价体系。
采取阶段连续性方式, 将国际供应商选择与评价体系分为进入选评、运行选评、改进选评及供应商战略伙伴关系维系等四个阶段。
1. 起始阶段———进入选评。
该阶段对供应商进行综合分析评分 (可根据各分项要素计算平均得分) 。按照国内企业对国际供应商的风险控制能力的满意程度可分为3个分数段 (0分～100分) 。80分以上为合格供应商, 50分以下为不合格供应商, 二者之间的为需讨论的或持续考核的供应商。
2. 第二阶段———运行选评。
该阶段采取日常业绩跟踪和阶段性评比的方法, 对供应商的生产能力、财务报表、技术能力、发展能力、服务水平及双方的合作水平等6个方面使用加权评分标准进行分析跟踪。根据各自行业和企业的特性, 确定相关的权重标准。
3. 第三阶段———改进选评。
该阶段可以成立专门的部门或技术组织, 对关注的国际供应商进行辅导和跟进。
4. 最后阶段———供应商战略伙伴关系维系。
该阶段是针对供应商的合作战略采取分类管理的办法。对于国内企业来讲, 最终选出的供应商可能很多, 并不是每个供应商都予以同等的管理关注。企业应把注意力该放在关键因素上。通常情况下, 企业可采用ABC分类法, 对关键的供应商进行重点管理。A类供应商数占总供应商数的10%, 但供应商品的价值占企业进口采购价值的60%以上;B类供应商占总供应商的20%～30%;C类供应商数占总供应商数的60%至70%, 但其供应的物资价值仅占企业进口采购的很少部分。
四、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决定了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选择与评价成为其战略决策的一部分, 而相应的工作存在着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识别和规避此类风险, 将保证国内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世界经济结构正面临新的调整, 资源环境的压力正在转化为巨大的创新动力, 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蓄势待发。站在全球的视角选择与评价国际供应商, 打造或加入有竞争力的供应链, 将使国内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参考文献
[1].王兵, 徐小斌, 郑洪帖.基于供应链的采购管理[J].商业研究, 2002, 10
[2].庞燕.供应链管理环境下制造业的企业组织结构与业务流程重组[J].物流技术, 2004, 8
[3].叶龙辉.基于数据挖掘的战略供应商综合评价研究[D].华侨大学, 2009
选择风险体系 篇2
企业应根据风险分析情况，结合风险成因、企业整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具体业务层面上的可接受风险水平，确定风险应对策略。
（一）基本原则
（1）对超出整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具体业务层面上的可接受风险水平的风险，应当实施风险回避策略。
（2）对在整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具体业务层面上的可接受风险水平之内的风险，在权衡成本—效益之后无意采取进一步控制措施的，可以实施风险承受策略。
（3）对在整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具体业务层面上的可接受风险水平之内的风险，在权衡成本—效益之后愿意单独采取进一步的控制措施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或者减轻损失的，可以实施风险降低策略。
（4）对在整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具体业务层次上的可接受风险水平之内的风险，在权衡成本—效益之后愿意接受他人力量，采取包括业务分包、购买保险等进一步的控制措施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或者减轻损失的，可以实施风险分担策略。
（二）结合不同业务选择风险应对方案
风险应对策略与企业的具体业务或者事项相联系，不同的业务或事项可以采取不同的风险应对策略，同一业务或事项在不同的时期可以采取不同的风险应对策略，同一业务或事项在同一时期也可以综合运用风险降低和风险分担应对策略。
（1）一般情况下，对战略、财务、运营和法律风险，可采取风险承受、风险回避、风险分担等方法。
（2）通常情况下，对能够通过保险、期货、对冲等金融手段进行理财的风险，可以采用风险分担、风险降低等方法。
（3）风险应对的选择还应从企业范围内组合的角度去考虑。一些情况是一个部门内的风险控制在风险承受度之内，但是从整个企业来讲却超过了风险承受度。还有一些情况是，企业内很多部门的风险可以相互抵消，不需要采取过多的风险应对措施。
企业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开展风险评估后，可以结合业务流程、风险因素、重要性水平和风险应对策略，在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设立风险清单，建立企业风险数据库，为持续开展和不断发展和不断改进风险评估提供充分、有效的数据支持。
选择风险体系 篇3
所谓风险资本复原是指风险投资公司在其所投资的风险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依据所持有的风险企业的股权增值状况, 将其所投入的风险资本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或可流通证券形态的运作过程。自风险投资契约达成之日起, 风险投资公司就必须开始考虑这个问题。风险资本退出时机恰当与否对风险投资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风险企业一般处于以下两种情况下:一种情况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的某一阶段被别人占尽先机或者发现产品的市场前景并不理想, 或者技术在短期内难以突破, 此时风险投资公司应该审时度势果断退出;另一种情况是风险投资项目运营比较成功并且有可能为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者带来高额回报, 此时风险投资公司应该考虑资本的流动性和获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 适时地退出风险资本。本文只在讨论后一种情况下选择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问题。
一、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定性选择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 风险企业 (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 一般会经历研究开发期、创业期、早期成长期、稳定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六个发展阶段, 其各阶段都具有不同的企业特征、组织结构和资金来源。理论上普遍认为, 在风险企业运营比较成功的情况下, 风险投资公司适宜在其处于稳定成长期或成熟期时以IPO方式或合意的并购方式退出资本。
1.选择在稳定成长期阶段退出, 由于风险企业的产品市场不断扩大, 现金流量开始为正, 风险投资公司存在较大的获利空间。但与之共存的企业运转并未完全进入正轨、市场认同度仍然不高等因素使得在此阶段退出资本具有较大的风险性。
2.选择在成熟期期阶段退出, 风险企业各方面发展完善, 风险投资公司承担的风险较小。但由于风险企业已经进入了稳定的传统企业发展状况, 超额利润空间已经不复存在。
在实践中, 风险资本退出时所选择的风险企业发展阶段会依各投资公司的自我定位和策略而异。根据Zero2ipo清科公司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风险投资专家认为最适合的资本退出时机是在风险企业处于成熟期;而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大型的风险投资公司通常选择在风险企业处于稳定期时退出资本。这表明我国风险投资公司在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选择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更为保守和谨慎。
风险资本退出是一项决策艺术, 它需要风险投资家运用敏锐的直觉和出色的判断力选择最佳时机退出以达到收益最大化。但是, 单纯的定性分析会受到诸多个人因素的影响, 在许多未知因素上具有判断的模糊性。因此, 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定量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选择风险资本退出时点的传统方法
(一) 内部收益率法
内部收益率法 (IRR) 是考虑了时间和风险因素来评价风险资本退出时点是否合适的方法。同时, 内部收益率法也具有其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风险投资公司与风险投资者的评价指标相矛盾以及与价值增长目标相背离上。
风险投资者关心的是总的投资报酬率, 即最终的收益因素。而风险投资公司评价项目的标准是根据内部收益率 (IRR) 来确定的, 其目的是最优地利用资本与合理地估计风险以期最终达到内部收益率的最大化。因此, 风险投资项目IRR的最大化和投资者总的收益率的最大化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近年来, 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呈下降趋势, 于是用IRR作为项目的评价指标受到了质疑。
(二) 累计收益率法
累计收益率是以收益与原始投资额的比值来评价投资项目的指标, 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它与风险投资者的评价指标是相符的, 使得具体与整体具有连贯性。但它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不考虑时间和风险因素上。这在各期的投资报酬率高的时候表现的并不明显, 但是当投资后期, 各期的投资报酬率显著降低并且低于平均水平时, 虽然累计的投资收益仍在增加, 但是远不如放弃投资而获得的机会收益。这时应该选择放弃投资该项目, 而去投资其他投资报酬率更高的项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内部收益率最大的时点或者是累计收益率最大的时点, 评价退出时点的指标不是应用于退出前的决策, 而是作为事后进行总结时对当时退出时点的选择的评价, 得出是否为最佳退出时点的结论。而在实践中, 风险投资公司更关心的是事先知道何时退出比较合适。可见, 内部收益率和累计收益率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已经不能满足使用者的要求, 因而急需新的方法来对退出时点进行评价。
三、经济增加值法
风险资本退出时点的选择与风险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关, 如果风险企业的净资产能够保持相当规模并且可以获得较大资本升值, 风险投资公司是不会贸然退出的, 所以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和风险企业的价值增值水平相关。鉴于这种情况, 以经济学的经济收益和机会成本的观点为理论基础, 考虑引入一个新的指标-经济增加值指标-作为对传统方法的改进。
经济增加值 (EVA) 是指经过调整的税后净利润减除该公司现有资产经济价值的使用费用后的余额。它是扣除了所有使用的投资成本后的经济利润。经济增加值将资本成本理念引入了传统的业绩计量中, 通过会计调整修正了会计准则潜在的偏差和扭曲, 并且将企业业绩与管理者报酬联系起来, 其应用范围一般是企业内部的业绩评价。本文把经济增加值的应用范围扩大到风险投资领域, 用它来评价风险投资的收益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传统的经济增加值计算资本成本所用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由于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和发展趋势多为有限合伙制, 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很少借债, 传统的资本成本计算方法不能直接应用, 所以引入三种计算资本成本率的方法。
1、机会成本。风险投资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得收益。当有项目的收益率大于现有项目的收益率时, 风险投资公司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会果断地选择退出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机会成本的计算方法与通常计算的机会成本的方法是不同的, 这里所指的机会成本是指某一时期备选项目的价值增加值与期初价值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如下:
由于价值增加值和期初价值在各期不同, 所以机会成本在各期也会有所不同。需要注意的是, 备选项目期数的选择应与现有项目的预期持有期数相一致。
2、投资平均收益率。风险投资是高风险的项目, 因而平均收益也高于普通的投资。风险投资公司关心的不仅是超额的收益, 更关心超额收益的数量, 他们要通过行业比较来确定收益是否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实际上, 只要总体合计收益达到这一标准, 公司就认为投资是有成效的。当用这一指标计算出的经济增加值大于或等于0时, 投资是有成效的;小于0, 则投资缺乏成效。
3、社会无风险收益率。风险投资能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 也能带来巨额的亏损。于是, 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已经低于社会平均收益率时, 如果没有看到未来的收益补偿前景, 风险投资公司是不会继续投资的。用这一指标计算出的经济增加值小于0时, 该项投资已经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 风险投资公司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理论上应该强行退出。
经济增加值与传统方法相比其优点表现在:1) 考虑了时间和风险因素;2) 考虑了机会成本因素。价值最大化是风险企业的最终目标, 能带来价值增值的项目才是可以接受的项目, 相信在选择风险资本退出时点时, 经济增加值法作为一种评价风险投资业绩的方法一定会显示出它特有的功能。
四、结论
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对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时机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前者是从风险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的角度, 定性地、概括地论述风险资本的退出;后者是从风险资本退出的时点的角度, 定量地、具体地考察风险资本的退出。在实践中, 二者是相互配合, 共同作用的。因此, 在实施风险资本退出时, 风险投资公司要综合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根据风险企业发展特点制定出最佳退出策略。
参考文献
[1]刘曼红主编《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10月[1]刘曼红主编《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10月
[2]张建平《中国创业投资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年3月[2]张建平《中国创业投资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年3月
[3]司春林、方曙红、田增瑞著《创业投资》,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3]司春林、方曙红、田增瑞著《创业投资》,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
[4]Zero2IPO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2003中国创业投资飙升突近投资总量近10亿美元》2004年 (2) 《风险资本》[4]Zero2IPO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2003中国创业投资飙升突近投资总量近10亿美元》2004年 (2) 《风险资本》
“风险等级制”选择氯碱当试点 篇4
环境风险等级制有什么作用?
据报道, 我国有关部门从2007年开始正式启动被称为“绿色保险”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然而几年过去了, 目前该险种在国内所占比例仍然微乎其微, 受到了大部分企业的冷遇。但业内普遍认为, 环境风险等级制度推行之后, 这种情况有望得到改观。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刘东升表示, 明确风险等级为开展“绿色保险”提供了依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高级工程师周跃也向记者表示, 以前国内保险公司对化工行业的保险等级划分并不明确。以平安保险公司为例, 他们把整个化工行业都列为一类, 规定保费是1.8元每百元。这种分类其实非常不科学, 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企业没有积极性。因为化工企业虽然风险等级要高于其他行业, 但发生事故的几率是百分之一不到。过高的保费让企业难以承担。二是保险公司总认为, 化工企业一旦出了污染事故就不得了, 他们担心赔不起。“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经过调研我们发现, 无锡市环保局要求风险等级高的企业都进行风险划分, 这给我们提供了借鉴。目前推行的氯碱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制, 这不仅仅是为保险公司制定保费额度做参考, 也是为环保部门进行环境管理提供技术依据。”周跃说。
据记者了解, 目前该方法的实施正在启动阶段。氯碱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将被分为一级 (风险很高, 分值≥90) 、二级 (风险较高) 、三级 (风险偏高) 、四级 (一般风险) 和五级 (低风险, 分值<30) , 由环境风险评估机构通过氯碱企业现场勘查和评估, 认定其环境风险管理水平、事故应急救援能力等外在性因素, 再对其内因性环境风险进行修正而确定环境风险等级结果。“保险公司根据等级评估的结果, 可向投保企业收取与风险等级对应的保费。风险等级高企业的可能支付高达数万乃至几十万元, 而对于风险等级低的企业来说可能几千元保费就能解决问题。”周跃解释道。
有专家表示, 有了这种明确的等级划分之后, “绿色保险”有望得到更多企业的认同。
湖南此前的实践就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二类环境风险企业应当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 三类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酌情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2008年, 长沙市环保局正式发布《环境风险企业管理若干规定》, 并将包括化工行业在内的18家环境污染风险较大的企业列为重点。该规定实施后, 不少企业参与了这项保险, 还有不少企业从中获益。
有个很典型的例子。株洲昊华公司是一家农药生产企业。该公司于2008年7月31日购买了平安保险公司的污染事故赔偿险。2008年9月28日, 该企业发生氯化氢气体泄漏事件, 污染了附近村民的菜田。事后, 企业对上门要求索赔的一些村民进行了赔偿。但事件并未因此平息, 周边村民前后分三批共计120多户找到企业提出索赔。于是, 企业将情况报告了平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经过实地查勘, 查证了氯化氢气体泄漏引起的污染损害事实, 确定了企业对污染事件负有责任和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依据相关条款与村民们达成赔偿协议, 如期将1.1万元赔款支付到位。
为什么选氯碱企业打头炮?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推行环境风险等级制可以为银监会拟定企业贷款利率, 加强风险信贷监管提供指导, 可以为商务部制定出口退税政策等提供参照, 也可以为安全监管总局所用以识别生产环境的高风险因素;同时, 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也顺应了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 其划分结果有利于企业以此为依据实施整改。
那么, 为什么要选择氯碱企业打头炮呢?对此,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滕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化工企业一旦发生污染事故, 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化工行业这么多为什么选择氯碱行做试点呢?因为氯碱企业在日常生产过程中潜在的风险比较大。根据环保部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 我们把化工企业分为高风险、低风险、无风险共三大类五级。通过我们调查研究发现, 大企业、管理好的企业风险意识高, 管理措施到位, 反而风险最低可以不买保险。倒是倒数第二类的企业有风险, 但是经过整改以后, 措施达到了还可以不买保险。那些高风险的, 管理不好、措施不到位的应积极买保险。”
刘东升认为, 氯碱行业在风险评估中历来都是排第一位的, 就是因为氯碱工业生产过程涉及到的化学品主要包括氯气、氢气、乙炔、液氯、液氨、氯化氢、盐酸等, 存在次生/伴生事故或风险。其中氯气是有毒气体, 氢气和乙炔是易燃易爆气体, 液氯和液氨是有毒化学品, 氯化氢和盐酸均是强腐蚀性化学品, 其中间产物三氯化氮、二氯乙烷、氯乙烯等也是易燃易爆化学品, 氯乙烯生产中使用的氯化汞 (催化剂) 还是剧毒化学品。因此, 在已经投保的企业里氯碱企业居多, 此次环境风险等级制度也选择了氯碱企业打头炮。
相关化工企业如何做准备?
据记者了解, 继氯碱行业之后, 属于化工行业的硫酸和合成氨行业以及属于轻工业的造纸行业也将推动化工企业风险等级管理。那么, 相关的化工企业该如何做准备呢?
刘东升认为, 企业管理者应先学习国家有关政策和熟悉本行业等级划分方法尽快完善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并实施, 完善各种应急处理设施的建设和加强维护, 为推行污染责任险做好思想上和各种软件、硬件的准备。实际上, 现在大多数氯碱企业在风险意识方面都十分超前, 他们非常想把安全环保做好。推行风险等级管理的实际意义在于。一旦投保企业发生了污染事故, 有了理赔的充分依据和说理的地方——保险公司、企业和第三方都拿条文说话, 企业老总踏实地搞好自己的生产就行了。
选择风险体系 篇5
一、网络借贷产生的现实根源——银行金融服务有益补充
当前股市低迷,楼市投资性需求被遏制,大量急寻投资标的资金与正规金融渠道无法满足全部资金需求之时,借款人与投资人的一拍即合催生出资金链条的居间人——网络借贷平台。
一是存在一定的金融排斥。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仍然有1696个。面对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金融冲突,银行要求客户提供抵押品或担保。而那些拥有“软信息”且缺乏抵押品的低端客户,在金融市场竞争不足、银行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低端服务收益不能有效覆盖成本的情况下,遭遇金融排斥在所难免。
二是传统民间借贷已显现不足。用借钱时,找不到放贷人,而放贷时真假难辨,害怕上当。借款人向银行贷款无门或流程繁琐、时间长,而项目又急需资金到位,只能接受民间借贷高利率,而放款人为了避免资金时间价值流失,被迫选择质量并不高的借款人。同时,借贷常常仅凭一张借条,也为日后纠纷维权时埋下隐患。借贷双方急需一种方便、快捷且平等的借贷方式。
三是理财新途径。网络借贷无论在投资回报率、投资门槛、投资自由度方面,均有相当的优势。网络借贷平均年收益率10～2 0%,最高可达30%,高于银行定期存款以及大多数理财产品,无疑具有相当的诱惑力;投资的门槛低,对于资金不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力;同时,放款人能够亲自挑选借款人,将所借的资金拆分,降低风险。
网络借贷实现了借贷双方群体有效对接,缓解了不同阶段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作为一种突破地域、人缘且便捷的民间融资途径,网络借贷拉近了交易空间,打造了一个快捷、便利的借贷渠道;同时,具有传统民间借贷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借贷双方风险。网络借贷实现了小额信贷需求,进一步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提高了社会闲散资金的利用率,满足了多层次的市场需求。
二、网络借贷的运作及其表现特征
(一)网络借贷的基本运作
1. 基本流程:
借款人在网站上注册成为会员,提供一系列身份证明及详尽的个人财务状况说明,通过平台审核后,就可以在网站上发布借款邀约,包括金额、利率和还款时间等,再由有意者竞标,全额或部分投标,并采取“价高者得”或“利低者得”的原则。筹措期间内,募集额满,借贷合同才生效;否则,借款计划流标。每笔成功的借款交易会明确利率并自动生成一张电子借条,借款人必须按约定向放款人还本付息。
2. 运作模式:
一是线上模式,借贷双方通过网上竞标方式来实现匹配,以人人贷、拍拍贷等网站为代表;二是线下模式,致力于打造P2P小额信贷理财,以宜信为代表;三是“线上为主、线下为辅”模式,以红岭创投为代表。红岭创投不吸收客户资金,客户可以自由匹配;同时,对客户进行长期跟踪筛选,并用自有资金向符合条件的客户贷款,成长性良好的企业则进行股权投资。
3. 盈利手段:
网络借贷平台的收入主要来自成交服务费用、第三方平台转账费用以及逾期费用,交易量的大小决定了盈利水平。美国繁荣网站根据信用评级确定手续费模式;英国Zopa采取借贷利息提成+放贷服务费+衍生产品盈利模式,而Wonga则是纯利息模式。在中国,哈哈贷向借贷双方各收取1%的第三方平台转账费用,2%或4%的网站服务费以及50元人民币或1%的逾期费用。而速贷邦向放款人收取收益的10%、向借款人收取借款金额的2.5～3%作为服务费用;拍拍贷向借款人收取借款金额的2%或4%作为服务费用。
(二)网络借贷的表现特征
1. 发展势头迅猛,潜在市场庞大
自拍拍贷于2007年在沪成立以来,由仅有的几家,快速增至上千家;规模由2000万元升至2011年上半年的60亿元;影响范围由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向江苏淮安、云南昭通等二、三线城市蔓延;业务领域也从个人借贷发展到理财、信托等多种业务。网络借贷的潜在规模超过500亿元,甚至数万亿的民间借贷都可被视为潜在市场。宜信的员工已达数千人,网络覆盖全国30个城市;而红岭创投的成交额已由2009年的800多万元,激增至2011年的4亿元。目前,宜信、拍拍贷已先后获得了国际主流创投千万美元级的首轮投资。
2. 参与门槛低,市场不断细分
网络借贷通常是小额贷款(一般在数百元至10万元)、较高的借款利率、期限在一年内,无需抵押或担保,主要用于消费、短期周转或创业等。手续简单、利率弹性大、期限灵活、快捷便利,被形象地称为“发个帖就能获得贷款”。网络借贷针对的是中低收入、大学生以及创业群体,是草根阶层的福音,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红岭创投的客户群主要是中小微企业;齐放网将客户群锁定为诚信度较高的在校大学生;“易农贷”由慈善人士通过这一平台将资金借给能够辛勤劳动的农民;而“阿里贷款”则加强与银行合作,并将其借贷平台定为“都江堰项目”。
3. 严格的审批制度,最大限度挖掘真实信息
审核包括身份证、劳动合同、收入证明、房屋产权证明、工资流水账等多个维度。同时,还引进了包括与公安部系统联网的身份认证,跟教育部系统联网的学历认证,以及视频认证、IP地址匹配程度等技术手段。有效证明越多,可能获得的贷款额度也越大。微贷网在超过5万元时,根据需要进行实地考察;群兴网与地方机构合作,比如农户贷款,与当地的资金互助社联系,获取准确的借款人信息;拍拍贷将社会化的因素引入评级,要求借款人提供博客、QQ、MSN,作为网络信用的证明;宜信更是引入央行的个人信用报告作为评价依据。
4. 分散投资,引入第三方支付平台
网络借贷采取“整借零投”或“多对一”的分散投资方式,即多个放款人对应一个借款人,既达到了聚集资金的效果,又分散了放款人的风险。速贷邦会提醒放款人将资金分拆出借,宜信则自动为出借方匹配多个借款人。网络借贷平台引进财付通、支付宝、环讯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对资金进行监管。红岭创投加强与支付宝、工商银行合作,引入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支付宝发放,并存入银行托管账户。
5. 本金垫付,担保逐渐介入
网络借贷平台陆续对放款人的资金进行全额担保,或与担保公司合作,由担保公司为放款人出具风险赔付承诺函,提供担保服务。目前,宜信、红岭创投、E速贷、易贷365等陆续承诺“本金垫付”,其资金通常是从佣金中提取相当于出借资金2%的风险准备,此举无疑是将风险集中转移到网络借贷平台。当发生逾期时,采取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催收;若超过30天,平台会将本金垫付给放款人,同时采取电话、上门、司法诉讼等手段,并披露违约借款人的信息,列入“黑名单”。
三、当前网络借贷存在的问题及风险
(一)监管尚处于真空,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温床
网络借贷属于金融交易,与现行金融政策法规之间并无直接冲突,按照监管原则应当纳入监管体系。但是平台仅起到撮合作用,并无金融机构直接参与,这意味着其又难以纳入金融体系的监管范围。网络借贷一直处于法律的边缘,缺乏进行监管的依据。在监管真空之下,放款人甚至会突破法律红线,成为高利贷的温床。拍拍贷网前20项借款列表,其中有11项都属于违法“高利贷”;红岭创投网首页14项正在招标的借款中,仅仅2项没有突破高利贷法律上线。网络借贷平台也有可能突破资金不进账户的底线,演变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非法金融机构;同时,很多平台推出理财产品向客户“吸金”,比如宜信推出的“宜信宝”;还有通过包装创投概念来揽客,比如华鼎创投推出的“华鼎宝”,从而难免存在非法集资的嫌疑。
(二)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往来资金的安全缺乏保障
由于信息不对称,借款人提供虚假证明及材料,获得较好的信用等级。放款人处于信息的劣势,受利益的驱动,做出逆向选择,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此外,又基于信用基础之上,缺乏实质性的约束力。网站除了公布其信息,列入黑名单以外,并无更多的应对办法。单个放款人也会因为所出借的资金有限采取法律维权的成本太高,而放弃。同时,借款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以借款消费等名义实现曲线融资炒股、赌博等高风险活动,也由此产生道德风险。
(三)信用体系尚未健全,个人隐私安全不容忽视
网络信用评级的各类指标是网络借贷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分散又混乱的评级标准将会制约网络借贷的发展。欧美国家有着完备而透明的个人信用认证体系,个人信用记录、社会保障号、个人税号等,可以得到充分验证。但是,在信用体系尚未健全之下,仅通过网络验证,且大多为扫描件,难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同时,个人征信系统没有在社会上广泛使用,网络借贷平台并不是合法的使用者。哈哈贷关闭的主因之一就是信用环境薄弱。同时,网络借贷需要实名认证,有效证明的数量与可能获得贷款额度成正比。身份验证的诸多资料留存于网上,一旦网站的保密技术被破解或管理出现纰漏,信息的泄露将会给借贷双方带来重大损失。据媒体报道,拍拍贷、宜信等网络平台都已拥有数十万注册用户。
(四)干扰宏观调控政策,为洗钱提供方便之门
高利润的诱惑、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网络借贷的自发性,使网络借贷进入“两高一剩”、房地产、股市等产业政策控制的行业,弱化了信贷结构调整政策效果。倘若民间资金大量通过此渠道流转,将加大货币供应量统计监测的难度,影响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和流动性研判,干扰货币政策的制定。同时,网络借贷平台没有对客户身份识别的手段、履行交易记录保存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的责任,限制了打击洗钱犯罪的效果。洗钱犯罪分子可将大额赃款分割成若干小额资金放给借款人,收回转变为合法财产;或是利用平台直接以借款人和放款人的双重身份出现,通过自借自贷的方式迅速使财产合法化。最后,由于处于监管真空,使得网络借贷可以逃避税务部门的监管,造成税收流失。
四、进一步促进网络借贷规范和良性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总体思路
正如当年第三方支付诞生初期备受质疑一样,网络借贷作为一种创新,是想弥补金融市场的空白。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应该持包容的态度,由市场去检验其生存能力以及决定其最终去留。同时,监管也需并进,以免因失序而夭折。对于符合信贷行业发展的网络借贷模式应当积极鼓励,对于风险无法防控的模式应当予以限制。因此,应该“管”,而非“关”,疏堵结合,在有效的监管下发挥网络技术优势,使之成为中国的尤努斯,实现普惠金融的理想,并借此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二)路径选择
1. 加快立法进程,成立行业自律组织
尽早出台《放贷人条例》和《网络借贷管理办法》,明确合法身份,早日走出“模糊地带”,消除法律风险。从法律上对业务种类和经营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完善准入门槛,建立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确保平台资质,对现有平台进行清理,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同时,可在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协会的理事会下设立网络借贷平台专业委员会,成立行业自律组织,制定行业规则,强化自身建设,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协助监管部门进行自律管理。
2. 纳入统一监管范畴,促进规范发展
将网络借贷纳入监管范围,引导其朝更透明、更阳光的方向发展。建立监管合作机制,明确由央行负责对网络借贷的监管协调,各部门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对其从市场准入到业务运作、风险控制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监管,杜绝非法集资、高利贷、恶意拖欠等问题,打击网络金融暴力、地下钱庄,推动网络借贷规范和良性的发展。同时,进行实时监控,让监管部门及时掌握资金流向。积极推广引入第三方支付管理平台,加强与银行进行合作,严禁使用公司账户或高管个人账户进行资金的周转。
3. 创新风险控制机制,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一是结合银行小额贷款审核程序,加强客户资信审核,最大程度地保证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二是设置等额限制制度,从源头上控制风险。比如,在网站设置借款额度,对于信用不同的借款方采取不同的额度。三是借鉴美国繁荣网站的做法,通过群体的力量来约束成员按时还款,且可获取低利率借款。借款人组建一个借款团队,成员负有共同连带责任。四是借助信息联合,减少造假、诈骗以及挪用的可能性,比如将购物网、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网络借贷网站三方对接。五是简化诉讼程序,针对出现的纠纷,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解决,降低诉讼的成本。六是加强网络借贷平台数据库以及应用层面安全体系的建设,采用多种技术手段,保障用户信息安全。七是加大网络借贷的宣传与教育,提高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4.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准许接入征信系统
促进网络借贷的发展,离不开诚信的支撑,健全的信用评级制度降低借款人信用风险。应该继续推进个人征信系统发展,逐步完善个人信用环境,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逃债及违约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列入黑名单,将此信息与行业协会系统数据库共享,并纳入征信数据库中,加大失信成本。逐步允许网络借贷平台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提高资信审核的准确性。同时要依法加强对于个人信用信息的保护,明确信用信息的采集、使用、查询条件限制,对于违法泄露、使用个人信用信息的行为要依法予以追究。
5. 进行实时监控,健全金融统计制度
建立完善的网络借贷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将其纳入金融监测和管理的范畴,监测内容包括借款用途、借款利率、贷款期限、分笔情况、偿还情况等,定期报送数据报表,健全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统计制度,使监管部门能全方位及时地了解网络借贷资金流向和利率定价,全面分析网络借贷的社会效果。同时,还应对网络借贷平台适当进行窗口指导,合理引导社会资金的有效流动,使其符合宏观调控的要求。
6. 纳入反洗钱监管范畴,加强纳税监控
企业并购支付方式选择与风险控制 篇6
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 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会导致企业的并购财务风险。支付方式的选择最终是有支付成本、支付风险来决定的, 而导致并购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成本费用的膨胀, 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准确把握单一支付方式下各种支付方式选择的要点。
一、现金支付
现金支付方式主要适用于敌意收购, 具有迅速、快捷的特点, 能够有效的防止反收购。现金支付风险主要由两类因素决定:一是预期增值状况;二是现金支付成本率。当然预期价值增值状况是在任何一种支付方式下主并企业都要能够准确把握的。预期价值增值状况与预期现金流量相关, 要使现金支付不存在风险就必须使预期现金净流量现值之和大于现金支付额, 并由此来确定企业能够承受的最大现金支付承受额。但是我们说日后现金流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 需要主并企业充分做好并购前的可行性研究调差分析。如果日后未能达到企业预期目标, 原有股东则要全全承受损失。现金支付的另一风险控制要点就是并购后企业资产负债率水平的控制, 尤其是债务融资形式下, 把握好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 保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企业可以建立一个风险决策评价系统, 合理设计现金支付的来源, 防止因为资金来源、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成本费用膨胀而是并购失败。
二、股权支付
股权支付方式下一般都是善意收购。几种常见的形式包括增资换股、股票回购、库存股收购等。股权支付的成本费用率较之现金支付要小的多, 股权支付方式下主并企业可能承受的财务风险相比之下也要小的多。从预期增值方面来看, 即使目标企业日后盈利能力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但是这些损失就不需要全部由原有股东承担, 目标企业股东也要分担一部分的损失, 但是这部分的风险转移是以股东控制权收益被稀释为代价的。所以我们就要求目标企业未来的价值增值状况十分良好, 借此来弥补股权收益被稀释带来的损失。股权支付另一风险来源就是, 如果投资者对并购企业的恢复能力产生怀疑, 信心不足时就会对企业股价产生重大的打击。股权支付方式下风险控制的关键在于换股比例的确定, 确保并购成功的同时均不会对合并双方的股东利益造成损害。从主并企业来看就是确定一个对原有股东股权稀释程度最小的比例来进行换股合并。
三、其他支付方式
现金、股权支付是支付方式的最终表现形式, 这里在此基础上简单提及现今较回报掩盖了高成本收购对每股收益的稀释。所以杠杆收购要实现很高的回报率才能使收购者获益。风险控制的要点在于如何进行债务融资资本结构及债务期限结构的设计规划, 尽量使并购后的目标企业有稳定的现金净流量确保资金流入大于资金流出。简单来看期权支付工具的选择要点则在于期权工具定价, 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股权证都可以看做是看涨期权, 定价方式类似于公司证券发行定价。
四、小结
从本质上来讲, 主并企业选择支付方式的过程就是一个风险回避的过程。虽然每一种支付方式都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支付策略从而实现风险控制。并购中支付方式的选择事实上也是由并购双方基于各自的利益和风险权衡博弈而达成一致的妥协。因此也就存在着协商合作前提下能够满足双方目的利益的混合支付方式。尤其对于收购放来说, 提出和设计混合支付方式结构对回避财务风险尤为重要, 回避单一各支付方式下的缺点, 取长补短。一方面可以控制由于现金支付过多而带来的流动性困难和破产风险, 另一方面还可以控制股票发行过多而带来的股权稀释和控制权失效风险。从资金约束和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 主并企业更应该通过混合支付方式的设计来实现风险的分散和转移而非单一支付方式。
摘要：企业并购在企业实现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务风险。我们认为由并购行为而涉及的各项财务活动引起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财务成果损失导致了企业的并购财务风险。通常将其分为定价风险、融资风险和支付风险。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 支付是定价的结果, 融资的目的, 那么定价和融资的风险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支付方式的选择加以分散和转移的, 达到不同的风险收益分配效果。本文主要从企业支付方式的角度来看企业支付方式选择对财务风险的影响以及从这些影响出发怎样做好风险防范控制。
关键词：并购,支付方式,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1]、杭洁, 俞丽辉.试析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J].财会月刊, 2008 (12) .
[2]、李敏, 袁淑文, 宋丽梅.浅析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产生及规避对策[J].财政金融, 2010, (07) .
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保险法 篇7
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作为保险活动的两大风险, 无论是经济学者, 还是法学者都看到其中的利害, 均希望从对这两大风险进行规制。传统法学从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两个方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回应。
(一) 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
1. 原则方面: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与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
(1) 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保险利益原则最早确立于1774年英国制定的《人寿保险法》, (1) 单从名称而言, 可能会给人其仅适用于人寿保险的假象, 事实上, 其亦适用于除“船舶货物信用险”外的所有保险合同。所谓保险利益 (2) 是指办理保险的合法权利, 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而享有其合法的经济利益, 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概括规定了保险利益, 该法第三十一条则具体规定了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享有者, 第三十三、三十四条则规定了保险利益的消极条件。保险利益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赌博和在补偿性保险中限制赔偿的程度, 同时还可保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防止道德风险:如果不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并无损失, 反而可获得保险赔款, 就会诱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意保险事故的发生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或者消极地放任保险事故发生而不采取必要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2) 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最大诚信原则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 是在Carter Vs Boehm案中确立的。所谓最大诚信原则是指偶然事件发生几率赖以计算的具体事实, 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存在于投保人的知识之中, 保险人信任投保人的陈述并在以下基础之上进行保险运营, 信任投保人在其所知范围未有隐瞒, 没有误导保险人相信不存在的情况, 没有引诱保险人低估风险如同该风险不存在, 如果投保人为上述禁止行为, 则保险合同无效, 或者保险人得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若无相当之外化规范支持, 原则仅仅是一空泛之概念。为了更好地适用原则, 保险法理论一般将最大诚信原则外化为四个具体制度:信息披露义务、保证规则、弃权与禁反言原则以及疑义利益解释制度。所谓信息披露义务, 是指订立保险合同, 投保人、保险人以及相关第三人就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向对方披露的义务 (2001年《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通知》) ;保证规则是指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 被保险人应当承诺为或不为某一事项;弃权与禁反言, 指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放弃他在合同中的某种权利, 将来就不得反悔, 再向对方主张这种权利;疑义利益解释制度, 指格式条款的语句有歧义或者模糊时, 应采取对拟定格式条款一方或使用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 实务上则多采预期原则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2004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的通知》) 。
2. 规则方面: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规范
应对逆向选择, 保险法律制度上有许多规则, 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强制保险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煤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强制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建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强制危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即现在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海上交通安全法》中也规定了船舶强制保险。中国现行行政法规中有四部法规规定了强制保险制度,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强制旅客旅游意外保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了强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交强险;以及各部委的部门规章 (2) 、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
应对道德风险, 保险法律制度在具体规则层面也作出了许多规定:告知义务, 即订立保险合同时, 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说明义务, 即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合同条款, 未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即指保险标的危险状况在保险期间发生显著地持续增加, 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使保险人得以选择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 否则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形成权条款, 即保险合同签订后,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的, 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 或者伪造、变造相关信息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 保险人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保险公司审慎经营规则 (第四章) 、保险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风险、保险业监管制度以及法律责任。
(二) 保险法应对核心风险之不足
虽然我国保险法从原则及规则两个层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大量规制, 但是或者囿于传统民法大厦之逻辑体系, 或者处于某种学科偏见, 对经济学之见解视而不见, 或者未能很好地将法学与经济学结合在一起, 应对风险时依旧存在漏洞或者存在明显的偏差。
1. 强制保险制度尚不健全。
强制保险制度是应对逆向选择的最好方法, 强制保险甚至可以完全消除逆向选择, 然而我国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太过狭隘;强制保险规制也缺乏配套之制度构建, 可谓名虽为强制, 而实质上因各种原因而未交纳保险费的还是居多数;强制保险规制的可操作性较差, 无论是保险实体疑惑是保险监管, 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之条款;另外我国强制保险法律规制的立法效力存在严重缺陷, 本该强制的往往提倡自愿, 既为强制保险却又过多地进行授权性规定。
2. 保险业存在过度管制。
保险产品的定价往往不遵循价格机制, 往往规定不合时宜的审批制度, 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强制保险领域;此外, 保险行业作为保险市场竞争者的私营事业, 对哪些人进行优惠, 优惠的幅度是多少, 从某种意义上, 其自身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 但是我国法律却对此进行了过多干预。
3. 复古主义倾向严重。
保险法律制度存在某种教条主义倾向, 往往置传统法律概念已经有所松懈或者扩张的这一事实于不顾, 同时囿于学科偏见, 也不能吸纳 (法) 经济学通过“假设———模型”方式得到的许多颇有助益的经典结论, 而致僵化成本不断加大, 无利于传统法学的“历久弥新”。
二、完善保险法规避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建议
然而, 传统法学拘泥于其概念体系的精致, 也因其一定程度上之固步自封, 往往不能充分吸收经济学者的贡献, 只要稍微放宽视野, 以经济学之眼界拓展传统法学之分析范式, 才能使保险法在应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时能做出更好地反映。
(一) 规避逆向选择的建议
1. 完善强制保险制度。
现代社会, 多元的社会救济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在事故损害赔偿领域从倒金字塔结构演化为金字塔结构, 倒金字塔结构的顶部为侵权责任制度, 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双方当事人的风险, 但是仅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 极端情况下风险只由某一家庭承担, 无论是在奉行“完美补偿”的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在强调“预期损害补偿”的大陆法系国家, 倒金字塔结构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控制工具, 也不能实现预设之补偿功能, 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世界各国之实证数据看出端倪:新西兰采金字塔结构;在美国, 据1960年的统计, 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方面, 侵权赔偿责任占7.9%, 个人责任保险提供的赔偿占36.5%, 社会保险提供的赔偿占18.1%。
另一方面, 由于责任并不能为规避风险提供足够的激励;或者潜在加害人可能对风险评估不足;或者可能存在的判决无法执行问题以及基于公共利益与“父母关爱主义”的考量, 强制保险制度也逐渐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以德国为例, 依据德国有关法律规定, 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保险, 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职业责任强制保险, 二是产品责任强制保险, 三是事业责任强制保险, (4) 四是雇主责任强制保险, 五是特殊行为强制保险;英美国家强制保险则包括机动车第三人强制责任保险、雇主责任险以及其他强制保险 (包括医疗、环境、职业保险等) 。
从经济学进入法学, 如何才能完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逆向选择或者缓解道德风险?首先, 在设置强制保险的过程中, 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所有国家同一标准的社会保障理想模式, 必须更多地针对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它目前以及不远的将来的变化, 必须适应社会的经济的变化。而《保险法》 (2009年修订) 第四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尊重社会公德, 遵循自愿原则。”其第十一条第二款又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 保险合同自愿订立。”那么就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以及法律解释学角度而言, 至少从部委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 从专业技能及信息两个维度考量, 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强制保险方面的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或者管理成本。其次, 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覆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意性, 其没有从成本收益衡平视角出发, 很多灾难性事故 (最明显的即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 过后, 由于强制保险制度的不健全, 整个重建过程完全只能由国家主导, 极大地加重了财政负担。对此, 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应该扩张, 至少可以将涉及“人身伤亡、重大环境事故以及灾难性事件”均包纳进来。
2. 完善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
当然保险, 特别是商业保险还是以意思自治为原则, 而以国家强制为例外, 那么必然还有一部分逆向选择风险不能通过强制保险而加以排除, 对此即需要借助费率的厘定及监管———费率的高低事实上即是引起逆向选择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制定之初, 有的权力部门认为“交强险”宜采用统一条款、统一费率来经营, 而《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等均采最严格的审批制度 (强制保险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保险) 或者备案制度 (其他险种) , 则可以从一定侧面反映出我国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统一费率或者保险公司费率厘定的受限制性, 能在强制保险制度之外多大程度上遏制逆向选择?政府是否比市场拥有的信息更多, 行政成本是否低于市场交易成本, 政府是否会被“监管俘获”?事实上, 无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均还是商业保险, 其应该遵循市场机制, 根据被保险人的性别与年龄因素、个人能力、职业因素及环境因素综合评判, 从而制定相关费率;另一方面, 政府的费率监管则还是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应最大限度地防止扭曲市场, 应以备案制度为基础, 而以审批制度为辅, 并且在采审批制时, 应该采所谓的默示预先核准法。
3. 完善告知义务制度。
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出发, 现实世界中谁拥有完全信息或者相对完全的信息?当然是每个经济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偏好, 最了解自己拥有的私人信息。保险合同是一个明显的涉第三人利益合同, 如果没有第三人的参与, 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外部性无法完全内部化。然而我国法律明文规定, 告知义务人仅为投保人, 当然在某些情形中, 投保人即为被保险人, 但是往往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此时, 若在拘泥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不放, 则以较小交易成本即可达到的外部性内部化之完满状态就可能碰到法律障碍。因此, 以法经济学之视野, 告知义务人事实上还应该是被保险人, 甚至被保险人是主要告知义务人, 投保人承担的仅是补充义务。另一方面,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 在履行告知义务时, 应采询问回答主义, 因为虽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方面存在私人信息, 但是保险人在保险业务方面存在专业优势, 保险人知道哪些信息对其确定保险费率是有助益的, 哪些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投保人却不是专业人士, 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二) 规避道德风险的建议
事实上, 无论上述举措带来多少益处, 强制责任保险及无过错责任保险对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 除了行之有效的规避逆向选择风险的规范, 还必须构建或者完善缓解道德风险的制度。
1. 建立自负额条款制度。
所谓自负额也叫免赔额, 包括绝对免赔额和相对免赔额。前者规定在一特定数额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 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 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高而幅度小的险种;后者规定在某一比率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 超过该比率后, 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 或保险标的重置价格, 负责赔付, 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较低而幅度高的险种。自负额条款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功能:排除小额索赔;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保险费率;还可降低保险业的管理成本, 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净收益;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担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损失, 可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努力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并控制损失的程度, 从而防范其滥用权利, 以降低道德风险。
2. 扩大无索赔优待制度的范围。
所谓无索赔优待制度是指在保险合同中规定, 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索赔记录, 续保时可享受无索赔优待, 即减免保险费。理性经济人都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原则, 如果本年度无索赔记录则可在下一年度享受优待, 那么其必然有激励避免为道德风险行为:因为即使保险能够完美补偿, 其最多也仅可回复到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 并且补偿的也仅是客观损失。但是我国目前的无索赔额优待制度, 仅在《机动车辆保险条例》有所规定, 保险车辆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赔款, 续保时可享受无赔款减收保险费优待, 优待金额为本年度续保险种应交保险费的10%。然而该条例规定的无索赔优待还存在改进的余地, 具体而言:首先, 扩张无索赔优待条款的适用范围, 而不仅仅局限于机动车强制保险领域, 也不限于强制保险,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完全覆盖整个财产保险及人寿保险领域;其次, 优待费率也不应限于一个点 (10%) , 应该根据不同险种、不同条件具体采用浮动优待费率, 此外, 如果累计保险年度无索赔额记录越多, 则优待的费率标准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第三, 续保时, 险种不必要完全相同, 甚至在财产保险领域, 险种无需具有同质性, 只要上一保险年度无索赔记录, 则下一年度即可享受优待。
3. 建立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
与无索赔优待制度相对的, 则是如果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有索赔记录, 则续保时可适当增加保险费率。有索赔则增加费率制度亦可激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尽可能地满足 (所有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 注意义务规定。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主要是避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道德风险行为而未尽必要之注意义务, 那么从制度构建而言, 其必须具有针对性。具体而言, 应当非两种情况讨论:一方面, 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存在过错, 但是结果依旧造成保险标的发生损害, 则不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另一方面, 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存在过错, 则才可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
4. 建立共同保险制度。
共同保险制度是规避道德风险的间接方法, 所谓共同保险制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保险人共同承保同一标的的同一危险、同一保险事故, 而且保险金额不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然而此处应作一限制解释, 仅从克服道德风险角度出发, 而不考虑风险的再分散, 因此“两个或两个以上”其中之一必为被保险人。从制度构建而言, 共同保险制度仅适用于财产保险, 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因为经济学模型往往不能计算出人身保险所承保风险的真正价值;另外, 共同保险制度仅适用于部分损失而不适用于全损的情况, 这主要是考虑到如果“投保人仅为局部损失而不是全部损失进行投保, 则每100美元保险金的保险费率将会变得过高”, 那么稍作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旦采共同保险制度, 则投保人有激励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采取预防措施, 而这种预防措施在与共同保险的比例呈正相关。
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为保险法提供了很好的思考路径, “经济学学者应该学习法律, 而法学学者则应该了解经济学”, 因为“在理性研究法律上, 知文字者也许是现在的当令者, 但未来是属于统计人与经济学的专精者”。法学学者应该摒弃学科之偏见, 研习经济学, 法律人可以站在经济学巨匠的肩膀上, 从经济学理论中汲取养分, 并通过法学思维对其加以概念化、类型化, 以让法律之树常青。
摘要：保险是经营风险的市场活动, 在风险经营中, 由于其不确定性, 事前的投机行为、事后的保险欺诈使得保险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大打折扣, 文章试从法律角度找出制约保险业健康发展的“瓶颈”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选择风险体系 篇8
一、衍生金融工具对审计提出的挑战
1. 衍生金融工具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审计风险。
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 运用得当可获极高收益, 运用不当则会造成严重损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指出, 衍生金融工具具有信贷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 它具有以小博大的杠杆性, 一旦运作不当, 便可造成巨大损失。因此, 衍生金融工具存在巨大的风险性, 给审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与传统金融工具相比, 有些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传统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标准, 因而在现行的财务报表中无法反映, 只能作为表外项目列示。这给审计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在审计过程中, 审计人员必须对金融企业在表外列出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给予足够重视, 对那些衍生金融业务较多的单位应单独编制明细表, 逐笔登记每项业务发生的时间、金额、支付方式、计价货币、交割时间、盈亏状况等内容, 从而大大增加了衍生金融工具审计的难度。
此外, 衍生金融工具还具有时间上的未来性、空间上的广阔性、收益上的不确定性及预期保值、投机套利等特征, 给传统的会计核算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也给审计工作增加了难度, 对审计质量和审计人员的素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衍生金融工具审计依据的确认难度增加了审计风险。
在传统的审计业务中, 审计的依据是会计准则。但是由于衍生金融工具本身的多样性及其交易活动的复杂性, 要解决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问题, 难度非常大。衍生金融工具是否应在财务报表内予以确认?如果加以确认, 应在何时、以何种标准确认, 确认什么?在初次确认衍生金融工具时, 还应该考虑衍生金融工具什么时候应该终止确认, 具体到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转让交易, 企业何时应将金融资产的转让确认为销售交易, 从而在资产负债表上终止确认以转让金融资产?何时又应将其确认为一项抵押借款交易, 或者其他类型的交易?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会计确认尚有如此难度, 审计人员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审计的难度便可想而知了?我国发展衍生金融工具的历史较短, 衍生金融工具创新还只是处在初级阶段。但是衍生金融工具创新的速度并不慢, 这就说明即使针对现有的衍生金融工具, 会计准则规范了其相关处理, 但是由于金融创新, 将使得已制定好的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又需修订。可见, 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难以进行。鉴于此, 必须明确审计人员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证被审计单位按现有的会计处理规范进行客观、公允的披露, 审计人员应该保持何种程度的职业谨慎并承担多大的风险。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在审计准则中加以限定, 那么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工作就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
3. 衍生金融工具审计的技术难度对审计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衍生金融工具随着全球金融创新的浪潮迅速发展, 成为当今经济领域中一支异常活跃且重要的生力军。但其日新月异的发展之势, 也给审计人员对其进行认识和把握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一方面,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复杂性, 审计人员很难对其进行把握, 这样严重影响了审计人员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另一方面,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种类繁多, 其创新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且不说以场外交易方式进行的非标准化衍生金融工具合约, 金融专家可以就时间、金额、杠杆比率、价格、风险级别等参数进行设计, 以满足客户独特的非标准化的要求, 达到让其充分保值避险等目的, 就是在交易所上市挂牌的标准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合约, 也能迅速地适应时势, 根据市场需求转变为更加细分化的衍生金融工具品种。因此, 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给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增加了审计人员的审计风险。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风险加大的现实, 必须建立严格、完整的审计程序并且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
二、衍生金融工具审计的路径选择
1. 在进行衍生金融工具审计时, 严格遵守新审计准则。
新审计准则将认定层次划分为三个类别, 即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列报与披露。新审计准则将列报与披露运用的认定分为以下四类:发生及权利和义务、完整性、分类和可理解性、准确性和计价, 同时强调对特别风险作特别的审计考虑。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较以前的审计模式从以下几个方面更适合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 (1) 它将衍生金融工具的列报与披露纳入审计范围。在过去的审计模式下, 对于表外项目没有相关规定, 而现在部分作为表外项目披露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有据可依”了。 (2) 它不再要求对本就相互包含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进行区分, 并且对于像衍生金融工具这类特别风险明确了识别的要求, 不同类型的风险概念在这里不再含糊不清。 (3) 它主张以重大错报风险为着手点, 并且拓展了管理当局认定的概念至财务报表的列报和附注披露层次, 这就使审计人员在执行衍生金融工具审计业务时可以直入主题, 而不需要将时间花费在无关紧要的审计领域, 从而以更高的审计效率实现更好的审计效果。
2. 以风险为导向设计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程序。
(1) 了解情况, 确定风险。为了合理确定风险, 审计人员应先进行如下工作: (1) 了解企业内外部环境, 收集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信息和资料, 综合分析并识别衍生金融工具的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 (2) 审查企业的章程、合同、协议和董事会议记录, 确定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是否经过高层管理人员或专门授权批准进行。 (3) 企业被批准进行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是否合法;是否通过合法的经纪公司、交易所等中介机构进行;是否有取得同意开户记录;有关客户协议书的签订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有无进行非法交易。 (4) 检查企业是否有明确的职责分工, 评价企业所参与或委托代理交易的经纪公司、交易所是否依法成立。 (5) 审查企业是否建立了合理的风险度量体制, 是否采取了一定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 确定企业作为表外项目揭露的衍生金融工具是否定期与实际结存的衍生金融工具合约核对相符。
(2) 优化审计计划。审计人员应当明确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主要程序, 以根据被审计单位衍生金融工具的具体情况灵活制订相应的审计计划。因此, 审计人员应以风险为基础, 确定衍生金融工具内部审计活动的重点。具体来说,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审核以前的审计方案, 列出任何要求采取纠正行动的公开项目。 (2) 实施初步调查, 以确定衍生金融工具的活动目标、实际或潜在的风险。 (3) 审核被审计单位执行的政策和程序, 及其经营管理手册、组织结构图、权力结构图、长短期目标。 (4) 审核有关风险的审计领域的现行内部审计资料, 针对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活动, 获得最新的信息。 (5) 制定被审计单位的主要业务流程图, 获得业务流程的可视分析, 识别控制缺陷。
(3) 评价并确认风险水平。鉴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 为了确保审计目标的实现和审计风险的降低, 必须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大量的实质性测试。实质性测试包括: (1) 在报表日向交易方核对在途交易。 (2) 检查各衍生金融工具的合同和交易单据。 (3) 验算年末计价和损益余额调节的正确性。 (4) 检查与交易方相关的信用风险以及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建立的信用准备。 (5) 检查衍生金融工具的税收属性, 将之与整个应实施的税务方面的审计程序相联系。根据实质性测试的结果确定的风险, 编写“被审计单位持有衍生金融工具情况报告”, 确定其审计风险等级。若无重大问题进入正常审计程序;若存在较严重问题, 关注重点问题并进行重点审计, 出具保留意见或无保留意见报告;若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退出审计程序或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报告。
3. 准确把握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等级。
衍生金融工具审计全过程都贯穿了风险概念, 这与衍生金融工具本身所固有的多种风险相适应, 因为这些风险亦可能成为审计风险的根源所在。在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风险进行确认时, 应首先重点确定重大错报风险。这要求对被审计单位内外部环境进行了解, 尤其是对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企业内部控制、行业相关背景以及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 以识别有关衍生金融工具潜在错报和漏报的标志。然后确定检查风险水平以及对列报与披露进行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进而制订审计计划。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审计风险等级较高, 实质性测试中发现衍生金融工具的问题不在列报与披露方面, 即可以发表无保留意见, 但外部环境或投资对象的影响使其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那么根据审计准则的规定, 应当加一个强调事项段, 说明其重大不确定性。审计人员应全面收集或获取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信息资料, 对衍生金融工具所涉及的业务和交易进行细致和深入的分析, 以正确地估量其重大错报风险, 从而恰当地定义检查风险和确定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与范围。如果重大错报风险较高, 则应当将检查风险水平定得低一些, 适当扩大实质性测试的范围, 在抽样中选取更多的样本进行测试。同时, 理论界也应当深入研究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发生的情形, 以便弥补理论上的缺陷, 为实践工作提供指导。
综上所述, 衍生金融工具审计具有高风险, 而风险导向审计能够有效控制这种风险, 为审计人员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提供新的审计路径。因此, 审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 要不断提高对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认识。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较之过去的三种审计模式 (详细审计、账项审计、基础制度审计) , 在审计思路上有很大的变化, 在内容上有了实质性的改进, 审计人员应该了解这种区别, 尽快从系统导向审计转变到风险导向审计。同时, 审计人员还应增进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了解, 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的性质和种类、交易的每一个环节、所涉及行业的性质和背景、潜在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审计风险等, 从而使审计效率和效果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和加强。
参考文献
[1].谢荣, 吴建友.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研究与实务发展.会计研究, 2004;4
[2].张龙平, 李长爱, 邓福贤.国际审计风险准则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会计研究, 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