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共6篇）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篇1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最早是在1979年颁布,2012年一次进行了一次修改,修改内容达到一百多处,修改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增设单编并规定了四种特别程序,填补了以往的空白。尤其是增设了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程序的特别程序,这一点上来说是很大的进步。这个对于大众来说特别的程序也彻底颠覆了以往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行政机关中公安机关一家独大的状况。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法院只是对刑事强制医疗做出决定。这种变化既是对刑事强制医疗的司法审查和裁判历史的开创,也标明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向诉讼化改革迈出了第一步。这一转变对刑事强制医疗的法律定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了能够更好的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应该实施得更可行、更具体。

一、诉讼化

诉讼化是司法机关在案件当事人与其他有关人员的参与之下,按照法定程序为解决案件所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诉讼是不能离开控辩审的这个诉讼三角形。如果这个诉讼三角形式特征发生了偏移,诉讼三角的结构就不再平衡,程序就失去了诉讼应该有的意义。

笔者认为,我国的诉讼化应该以诉讼三角为基础,让刑事诉讼能够维持住不偏移,诉讼化主要表现在实质要求和形式特征两个方面,实质要求包含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形式特征是诉讼化的外部表现。如果在形式特征中没有实质要求的支撑,那么诉讼化就变成了表面功夫;相反,如果在实质要求中没有形式特征的参与,也就相当于没有了发挥实质作用的东西。

二、国外的经验借鉴

(一)日本

先以距离我国最近,及各项国民生活习惯和经济水平与我国较为相近的日本来说。日本在2003年颁布了《医疗观察法》,为实施重大伤害他人行为的精神病人建立了独立的司法裁判程序和强制医疗机构,在同时也解决了以往《精神卫生福利法》中讯在的后期缺乏治疗实效、缺乏救济和精神病人权益保护的问题。

日本的《医疗观察法》中强调了法院可以强制他人入院制度,又叫做医疗观察制度,进而促使精神病患者重返社会。对于一些因为心理疾病而不能承受处分的病人,检查官应对地方法院提出运用这种制度来处理,如果说法院觉得在这项刑事案件中需要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进行判断的话,可以求助专家。在做出鉴定该结果之后,法院在考虑其结果和相关环境等调查,并且在听取了精神专家的意见后,再进行判断。从对公民的民主保障角度出发,庭审过程中律师可以代替其监护人,对审理对象及监护人可以提出陈述性意见,合议庭专家和法官在一致意见下做裁判。对于指定必须入院进行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监护人如果认为该被告人已经完成了治疗,或是已经不需要继续进行治疗可以申请离院,对于已经住院的被告人其监护人无论何时都可以提出申请让精神疾病患者出院或是终止治疗。

(二)美国

美国的精神障碍者在触法时的处理一般分为两种,分别是:有病无罪和有病有罪。在美国的精神疾病犯人一般押交程序分为自由裁量和自动押交,自由裁量押交是指那些法院因为不强制的规定因精神病而免罪的犯人,要把他们送往专业而且专门的治疗机构,基本上是把这些人关押在精神治疗中心以便对他们进行治疗,之后在决定是不是需要把他们送往这种机构;自动押交是指那些已经被裁定为因精神疾病而无罪的人自动被送往精神病治疗中心进行强制治疗的行为。

其中要明白的是只要被裁定为因精神病免罪的人不仅仅是精神上有问题,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可能会造成伤害,这种人就有可能被关押。但是如果精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病人,就有获得释放的权利。在美国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下,被害人与施暴人双方都拥有启动心理和精神疾病鉴定的权利,也就是对被告人潜在的或者是无行为能力的问题提出进行检查的要求。即便是原告与被告双方都不提及,法官也有权利命令其进行检查。法官在基于确保审判的公平的前提下,无论何时对只要是对被告人也就是施暴者的精神状态存有怀疑的情况可以进行检查,被强制治疗的人有权利获得他人的帮助,也可以利用用人身保护令去反对监管,同样有权利要求法院进行举证并且可以进行辩护。

(三)借鉴意义

通过国外的刑事强制医疗立法的调查,能看出该程序的几大特点,对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的实施具有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

首先,在使用上,刑事强制医疗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求被强制治疗者必须是因为精神上的疾病被免罪或是减轻处罚;另外一种是被强制实行的医疗者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危害他人和自身安全的可能,强制医疗就是最合适的办法。

其次,在适用对象上,一般是以因为精神疾病而导致诉讼能力或是刑事责任能力缺乏的精神病患者来进行刑事强制医疗。

然后,关于权利救济方面,世界上所有的法治国家都对刑事强制医疗的措施设置了抗告以及上诉等司法救济程序,而且国家司法部门十分注重辩护权的保障和落实。

最后,在启动方面,在美国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控辩双发在提供证据和认定事实上应较积极主动,均有权利自主启动鉴定程序;在以前的职权主义模式下法官相对来说比较积极,鉴定人是辅助者,法官在启动程序的鉴定上有权力和决定性。日本的做法就十分具有扬弃特点,在兼并两种诉讼模式的情况下,把二者优点加以混合,缺点选择抛弃,这样鉴定程序就既可以由法官主动去申请启动,也可以因为案件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相较于偏执的任何一方都要人性化。

三、将刑事强制医疗进行有效的完善

诉讼化在刑事强制医疗中应做的更好走的更远。关于刑事强制医疗诉讼法的救济、审理与提起应该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一)完善程序启动方面

1. 关于启动建议权

在刑事案件中实行刑事强制医疗时法官充分应倾听被害人也就是原告的讲述,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原告的作用,不仅仅是对于刑事诉讼案件中以被害人作为主体来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也是在刑事诉讼中权利制衡权力的方式。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应争取被害人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是否对被告做出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

2. 取消法院启动权

关于法律对赋予法院刑事强制医疗的启动权,这一规定笔者认为还不够成熟,国家应该好好斟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该只有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请强制治疗的建议权,但是,对于是否提出并且使用强制医疗程序,应该由人民检察院来决定。

(二)庭审程序的诉讼化

1. 精神病人应有出庭权

跟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规定被申请人的如果想要在审判中出庭需要经过法院批准,在笔者看来这种规定并不是在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明确提出被申请人也就是精神疾病患者应该享有出庭权,但是否可以行使该种权利应由被告或是被申请人及其法定代理和诉讼代理人来决定。

2. 公开审理

为了能让程序国家司法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进行,应该把这类刑事强制类案件进行公开的审理,进而避免国家公共权力对其他主体权利的影响,让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合理对话和有效沟通能够充分实现。

3. 专家陪审员

刑事强制程序的诉讼化要求法官必须进行公证的裁判,而公正的裁判就要求了法官必须具有判断案件真实情况能力的要求。在精神疾病患者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应该对被申请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准确的判断,如果是的话还需要对是否具有危险性进行判断。一般的法官对这方面的判断能力很弱,这就需要在刑事强制医疗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引入专家陪审机制。最好是规定合议庭中至有少有一名或以上的专家陪审员。在刑事强制医疗中引入专家陪审员的制度不仅仅为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保障,更是为保证精神病人拥有公正审判权提供了必要。

4. 律师

在刑事强制医疗中精神疾病患者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在律师的法律援助项目中应一并适用于精神疾病患者等一切弱势群体,并贯穿审判于整个刑事审判的过程。

(三)救济程序

以往传统的救济方式很难保证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诉讼中决定进行强制医疗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了能保护好这些被决定进行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第287条规定中的复议改成上诉。这样才能更好的切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四)终止程序诉讼化

刑事强制医疗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刑罚,但在公民的人身权益问题上,甚至是医疗过程中对精神病人的影响要比刑罚重得多。所以在强制医疗的实行上,该权利应由司法机构按照司法程序去行使,可以由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向法院提出解除申请,人民法院应进行审理,合议庭中要保证至少有一名精神专家陪审员,审理可以采用书面式审理,对于有必要的可以进行开庭审理。

四、结语

刑事强制医疗是针对实施刑罚规定的对社会有危害可能的精神病患者,采取的强制其在专业的治疗场所进行治疗的监管措施。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进行诉讼化的完善,不只是对被监管人的负责,更是我国人民民主化的体现。

摘要：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是我国在2012年关于《刑事诉讼法》新增设的条例,对于我国医疗的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历史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其中相关规定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不得不说明的是其中部分规定还是有比较强的行政化味道,与诉讼化方向有些背道而驰。对于精神病人这种弱势群体理所应当的享有诉讼权利,并应进行充分的保护。对于精神病人来说这种行政化的形式强制医疗程序并没有好处,诉讼化的强制医疗程序才能保障精神病人的诉讼权利,而刑事强制医疗的诉讼化是必然选择。对于我国的现状应该借鉴国外有用的经验,秉持保障权利和保卫社会病种的精神,对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启动程序和使用对象、决定程序和救济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刑事,强制医疗,诉讼化,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晓凤.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J].求是学刊,2014(06).

[2]叶肖华.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建构与完善[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03).

[3]陈洪玲.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D].浙江工商大学,2012(04).

[4]李筱永,袁明卫.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制与完善[J].医学与社会,2013(05).

[5]陈卫东,柴煜峰.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的性质界定及程序解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1).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篇2

关键词：刑事诉讼；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

为解决长期以来肇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缺位在刑事司法领域乃至社会治理领域中引发的突出问题，2012年3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从第二百八十四条到第二百八十九条共五个条文，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框架性规定。这一特别程序的增设对于保障公众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妥善医治精神病人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概述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在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中，针对在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能力状态下实施了犯罪行为，或者在实施犯罪后因患有精神疾病而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不适合判处任何执行刑罚的精神病人，经人民检察院申请，人民法院决定，对其是否适用强制医疗措施的一项特别程序。政府强制医疗是一项预防和减少精神病人危害社会安全的有效措施。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各省市普遍将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问题作为实体问题来解决，很多省设立了专门的精神病院和专门的看管场所，具体由公安机关来执行。若实际生活中出现了精神病人犯罪的案件，首先由公安机关将其抓捕送至特定的看管场所，然后由医疗部门出具相应的鉴定结论，最后送入专门的医院进行强制医疗。这些司法实践都是对强制医疗制度的有益探索，为我国完善强制医疗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符合精神病强制医疗的对象至少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精神病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危及到社会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并且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二是行为主体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这种人身危险性不能在非强制手段的情况下得到消除，并给社会和公民人身、财产带来严重损害后果。三是符合医学上的精神病成立标准，即通过专门的医学鉴定来确定行为人属于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四是被强制医疗人的暴力行为发生在丧失刑事责任能力之后，如果行为人在精神正常情况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其后由于患上精神病而实施暴力行为，不属于该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

与新刑诉颁布之前相比，新刑事诉讼法改变了以往司法实践的做法，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问题纳入司法程序，由检察院提出申请，法院组成合议庭经审理作出决定，极大地避免了冤假錯案的发生。当然，立法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司法实践中依然会会存在一些人为了躲避法律制裁，通过收买鉴定人，贿赂相关责任人将正常人鉴定为将神病人，从而达到其不法目的。为此，应当在强制医疗的决定机关，法院之下设立专门的独立鉴定机构，确保鉴定结果公正。

三、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决定

新刑诉法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公安局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则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虽然新刑诉规定强制医疗程序的决定由法院决定，但是“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这一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将强制医疗的决定权交给了公安机关，可能对法院的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强制医疗启动之后必将会有解除的一天，解除的决定权也将由人民法院行使。这也是新刑诉法中一个极大的创新，法条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

四、加强法律监督保障强制医疗决定和监督其良性开展

强制医疗尽管不追究被申请人的刑事责任，但剥夺被申请人的人身自由。为了保证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适用，保障被申请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和及时纠正在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环节中出现的错误和违法行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除了在强制医疗程序中设置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程序外，新增的第二百八十九条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但人民检察院如何履行这项法律监督职责，切实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立法并未明确，亟待通过司法解释等形式明确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的监督方式。从新刑诉法法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来看，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措施的监督应当是全面的，既包括对公安机关移送强制医疗是否合法、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是否适当进行监督，也包括强制医疗的执行是否存在违法情形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如何介入强制医疗程序的决定与执行程序展开监督、开展工作是强制医疗法律监督工作的重点。我们认为，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应当既包括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监督，又包括对法院在审理阶段的监督；既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执行活动的监督，也包括对法院解除强制医疗之批准活动的监督。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的法律监督应该贯穿于强制医疗程序的整个过程。

参考文献：

[1]韦祝瑜.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4

作者简介：

张帅（1993.08～），男，山西长治人，本科，江苏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法学。

对刑事诉讼中强制医疗程序的认识 篇3

关键词：强制医疗,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监督

0 引言

《刑法》第18条原则性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人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在2012年3月,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设一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一次从法律上对强制医疗加以明确。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专设一章对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予以细化, 这都对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较重大的现实意义。刑事强制医疗的现实目的在于清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 同时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或他人安全。此外, 还应认识到, 强制医疗本身存在侵犯人权的极大风险, 要保证强制医疗制度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 切实发挥其制度价值, 还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制约。[1]

1 强制医疗程序简述

司法部对于强制医疗的定义:“强制医疗是出于避免社会危害和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健康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对精神病患者的人身予以一定限制并对其精神疾病进行治疗的特殊保安处分措施。”《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 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 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据该规定, 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应同时满足三要件:一是客观要件, 即行为人实施了暴力犯罪, 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犯罪;二是主观要件, 即行为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三是医学要件, 即行为人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三要件缺一不可。

2 强制医疗程序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 注重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权益, 从制度上解决了实践中因无司法权的参与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精神病”或“不被精神病”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混乱情况, 但相关配套程序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虽然我国的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5月1日正式实施, 但还有诸多问题缺乏法律规范, 比照国外相关领域立法, 修改后刑诉法还存在程序启动主体和适用对象范围过窄及相关配套程序不完善等缺陷, 这势必会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混乱, 亟待相关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补充, 以增强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2]

2.1 程序启动主体范围过窄

“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 由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 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可以得知强制医疗的启动主体只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不存在其他适格主体, 虽然这相对于《刑法》规定的启动主体“政府”要更加具体、明确, 但日常生活中, 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近亲属更了解精神病人的精神状况, 然而, 修改后的刑诉法并没有将这类主体纳入适格启动主体, 有待进一步探讨。[3]

2.2 程序适用对象范围过窄

《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 体现了法律对精神病人权益的有力保障, 这里所说的精神病人是指那些在进行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完全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 以及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自行发现的适格精神病人, 而出人意料的是《刑事诉讼法》没有对限制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作出类似的规定, 据罪行法定原则, 限制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强制医疗程序, 但其发病同样具有突发性、无规律性, 一旦发病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比对国外立法, 如俄罗斯刑诉法第403条规定, 对此类情况的精神病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医疗, 所以有必要将此类人纳入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中。[4]

2.3 审前程序规定过于原则化

“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 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 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化, 可操作的空间过大, 实践中产生较多的问题。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虽具有“保护性”的形式, 但实质上其严厉程度与羁押性强制措施相差无几。对比国外立法, 除了紧急情况下, 由公安机关实施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外, 一旦紧急情况解除, 不应再有公安机关继续行使这一权力;此外, 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实施时间也有待明确。

3 完善强制医疗程序的建议

为防止强制医疗程序对私权利的侵犯, 该程序的构建应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现行刑诉法对有关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条文总共6条, 且规定较宽泛, 原则化, 缺乏细化和可执行性, 不利于立法意图的实现, 缺乏相关司法解释的明确化。

3.1 完善临时性保护性约束措施规定

在人民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 为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或者为了鉴定被申请人的精神状况, 公安机关可对其采取临时性约束措施, 但在情况消失后, 应当由另一个相对中立的机关对该措施进行审查比较合适,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看, 该措施交由检察机关行使比较合适, 同时还应对该措施的实施时间予以明确, 包括公安机关自行实施的时间、鉴定机构鉴定的时间、以及检、法两院履行程序的时间等。[5]

3.2 强制医疗程序鉴定机构的明确化

《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 必须是“经法定程序鉴定”的精神病人才是适格的精神病人, 鉴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做法, 应结合2013年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 对鉴定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重新鉴定程序等具体要求予以明确化。

3.3 强制医疗案件的法律援助

据《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2款规定:“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款的规定, 对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 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司法机关应当提供法律援助。对比可以得知, 对于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的法律援助, 刑诉法仅仅规定了在庭审阶段的法律援助事项, 至于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和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问题, 法律条文没有提及, 但根据比例原则, 既然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能够得到法律援助, 那么, 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因此, 法律应明确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

参考文献

[1]张守良, 鞠佳佳.刑事诉讼中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监督[J].人民检察, 2012 (14) :34-37.

[2]赵春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分析[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12 (6) :19-22.

[3]洪清.新刑事诉讼中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立法探究[J].华中人文论丛, 2013, 4 (1) :225-227.

[4]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439.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篇4

关键词：强制医疗 监督 纠错 程序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并在第28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但是《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监督的规定非常概括，《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虽然对此作了一些细化，但总体来看仍然比较原则，对检察监督的具体程序，如发现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被强制医疗人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应如何启动纠错程序，缺乏更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规定，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岳某某于2012年7月14日10时许，在B市H区某单元房内，持刀将妻子宋某某杀害。经鉴定，岳某某行为时处在精神疾病发作期，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经B市H区人民检察院申请，H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岳某某强制医疗。被害人家属不服上述决定，向B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后B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决定。岳某某被送往B市安康医院进行强制医疗。

2013年7月，被害人亲属向S区人民检察院驻B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检察室提交申诉材料，认为岳某某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要求对其强制医疗决定监督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提供了有关岳某某吸毒史及行为表现等相关证据材料。S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申诉后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发现岳某某可能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S区人民检察院将有关材料转交H区人民检察院。

H区人民检察院收到相关材料后，鉴于案情重大，层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请示案件如何处理，刑事执行检察厅批示对岳某某刑事责任能力问题重新鉴定。后H院委托B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4年1月出具《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岳某某实施违法行为时受精神病性症状影响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损，评定其为限制责任能力人，有受审能力。

根据新的鉴定意见，原来的强制医疗决定存在错误，岳某某对其故意杀人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需要重新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但须先启动强制医疗决定的纠错程序，撤销原强制医疗决定。经研究论证后和请示上级机关，B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部门通过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向B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建议，B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启动强制医疗决定纠错程序即撤销程序。

2014年4月4日，B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岳某某强制医疗案进行再审，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同时到场。法院决定撤销原来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书，驳回H区人民检察院对岳某某强制医疗的申请，将案件退回H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H区人民检察院现场向H公安分局发函，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对岳某某案启动刑事侦查程序。H公安分局当场对岳某某采取刑事拘留，对岳某某故意杀人行为启动刑事程序。后岳某某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该案的办理过程可以看出，在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中，发现强制医疗决定可能有错误应如何启动纠错程序，包括发现错误的途径、启动纠错程序的证明标准以及启动纠错程序的方式等，目前法律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需要深入研究。

二、检察机关发现错误的途径

在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中发现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的途径主要有：检察机关自行发现，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申诉，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申诉等。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的申诉如何处理？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并及时审查处理……”但是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的申诉应如何处理则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对于被害人一方的申诉，检察机关亦应当受理。其一，从法理上讲，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案件的处理结果与被害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被害人一方理应享有申诉权。其二，从法律规定上看，《刑事诉讼法》第287条第2款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法律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复议权，从救济权利的完整性上讲，被害人亦应享有申诉权。其三，从检察机关的职能来讲，受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申诉是检察机关履行强制医疗法律监督职能的当然要求；同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申诉是发现监督线索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必然要求。

三、启动纠错程序的条件

启动纠错程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负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检察机关发现强制医疗决定可能存在错误，将相关材料转交原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检察机关；二是原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启动再审程序。两个阶段的适用条件是不同的。

（一）第一阶段的适用条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中发现被强制医疗的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或者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的，应当在五日以内报经检察长批准，将有关材料转交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那么，如何认定原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首先需要有一定的证据支撑，不能凭空推断；其次，相关证据要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这个证明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合理怀疑”。主要理由是：第一，刑事诉讼中判定被告人有罪或负刑事责任的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强制医疗虽然是特别程序，强制医疗决定不是判定被告人有罪，也不是判定其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从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可以看出，作出强制医疗决定需要认定被申请人实施暴力行为已达到犯罪程度，只是由于被申请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符合法定条件，才作出强制医疗决定。换句话说，强制医疗决定是在认定犯罪行为的基础上，对被申请人人身作出的重大处分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制医疗并不亚于刑罚对人身权利的限制程度，因此作出强制医疗决定亦应遵循“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那么反过来，要认定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只需要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不需达到证明原强制医疗决定确有错误的程度。第二，这个阶段只是将相关材料转交原提出申请的检察机关，由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不是向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程序，所以只要证明原强制医疗决定可能存在错误即可。

至于什么是合理怀疑，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论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合理怀疑与主观判断是分不开的。加拿大联邦法院对“合理怀疑”所做的著名解释指出，合理怀疑是建立在逻辑推理过程之上的怀疑，它不是想象出来的怀疑，而是能给出逻辑上的理由。这种理由可以是与证据有关联的理由，包括你在考虑了全案证据之后所发现的矛盾，也可以是指与某一证据的不存在相关的理由，而该证据在这一案件中属于定罪的前提条件。[1]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合理怀疑是对事物发展合乎逻辑的理性判断得出的结论。司法实践中，还需要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作出妥当的判断。以本文岳某某强制医疗案为例，为查清原鉴定意见是否客观准确，承办人询问了岳某某的主治医生，了解其病情及治疗情况。据医生介绍，岳某某进入安康医院已三个月，精神状态较好，意识清楚，能正常与人交流，未出现幻觉、妄想状态。此外，检察机关及时向安康医院通报了被害人家属反映的有关情况，协调医院组织力量对岳某某进行重点观察。经过三个多月的认真观察，安康医院医生认为岳某某无明显精神疾病症状，且有吸毒史，初步认定岳某某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并出具了《关于对被强制医疗人员岳某某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意见》。据此，S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强制医疗决定可能存在错误，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63条之规定，将相关材料转交H区人民检察院审查。

（二）第二阶段的适用条件

第二阶段，原提出申请强制医疗的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强制医疗决定确有错误的，要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该阶段的适用条件就要比前一个阶段严格。具体说来，可参照《刑事诉讼法》第242条启动再审的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84条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抗诉的条件设定，即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强制医疗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建议人民法院重新审理：（1）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决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或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2）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或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3）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上述适用条件中需要注意的是，对“新证据”的理解和把握：

第一，“新证据”的含义。在英国，根据《2003年刑事司法法》第78条的规定，所谓新的证据是指在对原被判决无罪的人先前进行审判的时候未曾提出过的证据。[2]在德国，新的事实和要件是指原审法院法官审理案件时未掌握的所有事实或要件，既包括庭审辩论时法庭不曾了解的，也包括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新提出的。[3]在日本，对新证据的理解关键在于未提交“新证据”有“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否则不承认该证据具有新鲜性或崭新性。[4]可见各国对新证据界定的范围并不相同。参考国外的立法例，结合我国实际，新证据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在作出原处理决定时尚未被发现或收集、没有作为原处理决定依据的证据。

第二，“新证据”的特征。新证据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全新性，即新证据相对于作出原处理决定时所依据的证据而言是新的，作出原处理决定时并未发现或因客观原因并未收集到，作出处理决定后才发现或收集到。二是关联性，即新证据所证明的新事实与原案事实具有关联性，使原案不清楚或未被证明的事实得到证明。如果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与原案事实没有关联，比如发现与原强制医疗决定没有关系的其他犯罪事实，不属于发现新事实、新证据。三是重要性，即发现的新证据足以动摇原处理决定，是足以影响强制医疗决定的证据。

第三，“新证据”的内容。根据上述新证据的含义和特征，新证据主要包括：（1）作出原处理决定时没有发现，作出处理决定后才发现的证据；（2）作出原处理决定前发现某证据，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作出处理决定后才收集到该证据。需要注意的是，原来已经发现，并对证据进行了相应的审查，但未采纳该证据，即在作出原处理决定时对该证据已经进行了审查，作出处理决定后对证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不应认定为新证据。

本文案例中，H区人民检察院接到S区人民检察院转交的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的相关材料后，经过审查，委托B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岳某某实施违法行为时受精神病性症状影响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损，评定其为限制责任能力人，有受审能力。综合现有证据，H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四、检察机关启动纠错程序的方式

检察机关采取什么方式启动强制医疗决定的纠错程序，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但是检察机关作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司法者不能坐等法律修改，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一）现有法律框架下的方式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果检察机关认为原强制医疗决定确有错误，不适宜提出抗诉，可以采用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启动强制医疗决定的纠错程序。从法律规定看，一方面，强制医疗采用的是“决定”形式，而非判决或裁定，只有对判决或裁定检察机关才能提出抗诉，对决定不能提出抗诉，因此对强制医疗决定不能提出抗诉。而再审检察建议是目前制度框架下已经获得认可的一种监督方式，其适用范围较广，形式也比较灵活，容易为监督对象所接受，虽然刚性不足，但只要有理有据、沟通充分，还是能较好的发挥监督作用，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本文案例中，检察机关就主动与法院进行了沟通，提出了重新审理的建议，最终B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启动再审程序。后B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同时到场，法院撤销了H区人民法院对岳某某强制医疗的决定及原复议决定，驳回H区人民检察院对岳某某强制医疗的申请，将案件退回H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H区人民检察院现场向H区公安分局发函，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对岳某某案启动刑事侦查程序。同日，岳某某被B市公安局H分局刑事拘留，对岳某某故意杀人行为启动刑事程序。

（二）完善的方向

虽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检察机关可以采用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启动强制医疗案件的再审程序，但是这种方式监督的效果和力度毕竟是有限的，只能作为法律规定空白时的一种权宜之计。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强制医疗程序的救济方式不充分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定位存在矛盾。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将强制医疗作为特别程序予以规定，规定了公安机关的移送、检察机关的申请，法院的居中裁判，构建了基本的诉讼化构架，将强制医疗从原来的行政处分转变为一种司法处分，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的诉讼化改造并不彻底，其仍然保留着部分行政处分的色彩，这一点从强制医疗的法律文书类型就可见一斑。强制医疗采用的是决定形式，而不是判决和裁定，从法律文书的属性来看，决定一般适用于程序性事项，而且这些事项多是一些诉讼的“中间性”事项，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诉讼顺利进行。在刑事诉讼中适用决定的事项主要有：上级法院改变管辖、指定管辖，回避申请，律师申请向被害人及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取证据，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适用、变更等，对诉讼参与人、法庭旁听人员的罚款、拘留；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启动再审，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暂予监外执行等。基于“决定”的宗旨，其程序设计主要考虑效率，考虑尽快排出障碍，推进诉讼顺利进行，因此在救济制度上，一般只能提出复议，而不能提出上诉、抗诉，相比于其他法律文书在救济制度上明显简化。但是强制医疗并非是一种“中间性”的程序事项，其对被申请人的人身权利具有重大的终局性影响，也直接影响到被害人的权利，而刑事诉讼法却将强制医疗的法律文书规定为“决定”。“从文书属性来看，仍将强制医疗等同于一种强制措施，只不过以前由公安机关来决定，现在改由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来决定是否剥夺精神病人的自由。”[5]基于上述分析，要解决强制医疗程序救济不充分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对其进行彻底的诉讼化改造，剔除其行政处分的色彩，从法律文书的形式上要采用判决或裁定，允许依法提出上诉和抗诉。

注释：

[1]参见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5-456页。

[2]参见张毅：《英国的刑事再审制度》，载陈光中主编：《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3]参见刘新魁：《法国刑事再审制度研究》，载陈光中主编：《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4]参见韩阳：《刑事再审理由探析》，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构建 篇5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为刑罚对无责任能力人不能进行处罚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出台, 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下面从制度概念性质, 了解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一)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界定

我国刑法对强制医疗作出了规定, 精神病人实行了危害性行为并产生了危害结果, 由于精神病患者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 所以无法承担刑事责任。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从适用对象方面可得知, 刑事强制医疗的目的是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精神病人的康复, 从而保护公民的人身才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1]

(二)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性质

一些国家的法律较为健全, 强制医疗措施附有完备的一套司法程序进行裁决和救济。一些研究强制医疗的学者认为, “强制医疗措施是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刑法上的保安处分, 也是世界各国保安处分适用范围较广的一种保安处分[2]。”笔者认为刑事强制医疗不是刑罚, 也不是行政行为, 而是刑罚的一种补充, 好多国家都将其归属为一种保安处分。

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现状

(一)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相关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做了相关规定, 主要从法条规定和司法解释这两点分析:

1. 刑事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

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规定:精神病人作出了暴力行为且行为达到危害社会的结果, 同时, 该精神病人需要通过法定程序的鉴定, 最终被确认为具有再犯可能性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1) 。

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内容进行了解释, 同时也为司法机关的行为标准作出了规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明确了精神病人危害行为的危害程度应达到犯罪行为的标准。其次, 规定了在刑事强制医疗案件中所属的管辖法院。再次, 在人民检察院申请强制医疗案件时, 明确了法院对其的审查内容和审查后如何进行处理的问题, 以用来保障该相关案件证据确凿充分, 从而避免精神病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最后, 明确了人民法院如何审理强制医疗案件, 以及应当适用的程序范围。

(二)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不足

虽然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以及之后一系列司法解释的提出, 其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也对社会安全保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仍有缺陷, 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适用人员范围较窄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于此制度的适用人员的规定, 从这一规定来看,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对象只针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然而根据相关规定以及目前现实情况来看, 那些刑事责任能力介于二者之间的精神病人同样也会对他人生命及社会安全产生威胁, 所以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除了上述情况外, 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即相关行为人在受审或刑罚执行前均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只不过在有关的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到完结的某一过程中出现了精神病而不用接受审判也不用执行相关的刑罚, 此时, 如果让其继续参加刑事诉讼程序或者继续执行刑罚均达不到其本来的目的, 所以, 对此类犯罪行为人同样可以采用刑事强制医疗以了结案件, 这还可以节约司法资源[3]。

2. 适用程序不当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强制医疗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规定, 然而其依然在以下方面需要改进:

(1) 程序启动人员的限制。在目前的此类案件中, 精神能力的司法鉴定极其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甚至决定着是否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但在我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享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决定权, 当事人只享有申请权。在司法实践中, 控辩双方难以达到平衡, 不利于保持控辩平衡原则。

(2) 参与审理人员不明确。该法明确规定由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此类案件, 但这只是审理形式的规定, 对于相关方面的医学人员能否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理却避而不谈。在案件审理中, 被认为有精神疾病的被告人是否享有辩护权以及能否行使辩护也未得到明确规定。

(3) 程序解除设置不合理。当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强制医疗程序解除的申请权属于被申请人极其近亲属,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被申请人经常因患有精神疾病而不能明确陈述本人的意愿;也有那些虽然他们可以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却得不到法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有关人民法院的认同, 这时相对于公共权力的一方, 被申请人实力较弱难以对抗有强大公共权力支撑的相对方, 如果自己的相关权利不能够有效行使同时近亲属又不提供有力的帮助时, 其权利就得不到真正的行使, 这也是迫切需要法律加以明确的内容。

3. 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

实施此种制度的有关部门建设不健全, 存在着很多不足:首先, 对强制医疗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不足, 配套设施不完善。并且强制医疗制度的专业化水平不高, 使得精神病患者无法顺利回归社会;其次, 目前法律规定的在此方面制度的监督机制仍不完善, 在对被申请人适用强制医疗的审理及随后的具体实施上有时仅依靠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最后, 在社会中患有精神疾病的公民处于社会弱势, 而目前其他社会成员确避之不及, 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耐心与救助。

三、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作出规定, 然而我国在强制医疗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还需要不断地完善。

(一) 拓宽对象范围

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范围仅存在于精神病人做出暴力行为这一情形。并且这种情形要严重危害到公民人身安全或者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此外, 只有通过法定程序鉴定的精神病人, 才能最终确认该无行为能力人具有再犯可能性。这种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限制责任能力人

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适用对象范围的扩大化, 要求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纳入其中, 并且我国刑法也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的犯罪情形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4]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中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有的行为也会危害到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安全。因此对他们应当也适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2. 间歇性精神病人

一些行为人通常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且意识清楚。但有时却处在精神病患病期, 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刑罚执行中。所以此时如果实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也就意味着诉讼程序或刑罚执行程序就会终结。

3. 精神障碍患者

医学上精神障碍患者范围大, 其中包括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 非精神病人也具有危害性, 并且由于其知道危害结果可能要比完全行为能力人小, 因此他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会很大。因此, 笔者认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的范围应扩大到精神障碍患者。

(二) 程序要件的完善

1. 启动程序的完善

充分发挥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在启动程序上要保持控辩双方的平衡, 而司法实践中往往控大于辩, 所以要提高被强制医疗者的基本权利。法律应保障被告人或被申请人能享有并有效行使辩护权, 如遇到未委托相应法律辩护人的情况, 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 辩护律师则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

2. 审理程序的完善

在合议庭审理中, 笔者认为合议庭应考虑精神方面的医学专家, 使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到审理过程中。法院在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时, 可以采纳医学专家的专业性建议, 做出审判。所以应让医疗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加入合议庭, 能在强制医疗案件中给出专业建议, 当然面对“再犯可能性”的顾虑, 一方面医学专家对精神障碍患者作相应医学鉴定, 另一方面医学专家还应作出相应评估, 尽量以专业知识判断“再犯可能性”的发生机率, 并由人民法院最终确认。

3. 解除程序的完善

在解除程序上, 应详细规定逐渐恢复健康的精神病人可以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以及在申请时应当达到怎样的条件。对于已经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 如果继续强制医疗, 无疑是浪费医疗资源, 所以确定并完善相应的强制医疗解除程序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解除权的行使, 强制医疗机构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机构, 应有权提出, 可以向原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出具解除意见书。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作为强制医疗的对象是直接利益人, 毫无疑问, 也有权提出解除申请, 这样才可以充分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

(三) 配套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不仅在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同时还应当对相关配套措施作完善设计, 才能更有效的实现防卫社会、保障人权的初衷。

1. 建设健全医疗机构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机构的建设和设计还存在些许问题, 对此, 有以下几项完善建议:首先, 医疗机构的运营无疑需要资金, 而强制医疗常常是入不敷出, 因此, 对于强制医疗, 如果政府能够拿出部分财政收入作支持, 无疑会减轻医疗机构的压力, 保障其有效运转和其他措施的顺利执行。其次, 提高强制医疗人员的专业化素质。强制医疗队伍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不同于普通的医疗团队, 要时刻关注被强制医疗人员的康复状况, 还要注意其人身危险性。再次, 加强医疗措施和环境的建设。强制医疗机构的意义是恢复精神病人的健康, 而不是刑罚执行机关对其进行关押和惩罚。

2. 构筑健全监督机制

有效的监督有利于司法的公正。近年出现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压制, 正常公民被冠以精神病人送至强制医疗, 所以仅依靠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社会公众的力量越发的强大, 引入社会公众监督对于强制医疗的公平公正实现必然会产生更优的效果, 对于被强制医疗人员合法权益的维护也更为有利。总之社会舆论监督与国家法制机构的法律监督相互结合, 相辅相成, 必能产生公众所期望的意义。

3. 扩大社会参与程度

精神障碍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我们应当给予他们关怀和帮助。而且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有这项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们应当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提供帮助, 发挥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协调运转,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与国家资源。

四、结语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组成的一部分, 其规范与描述相当详细。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 还需进一步的完善。正如我国的法律一样, 都是不断发展的,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也会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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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肖华.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建构完善[J].浙江下商大学学报, 2012 (3) .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篇6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实施一年以来, 各地纷纷出现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 北京、上海、江西、贵州等地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数量明显增多, 精神病患者的刑事犯罪有所改善, 但是通过阅读各法院、检察院有关刑事强制医疗的报道, 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接收精神病患者的单位不确定

我国法律虽然规定由法院决定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 但是截至2010年我国仅建成的25所安康医院对精神病患者的收容与治疗能力相对有限。实际运行中, 面对精神病患者这颗不定时“炸弹”, 一些家属、居委会等是不愿意接收的。公安机关虽然在法律上附有临时约束的义务, 但也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不得不接收。同时有些政府机关并没有设立相应的治疗机构或是给予财政支持, 因此, 公安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倍感无力, 甚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送往看守所等做法, 在送到强制医疗区之前如何处理也是法律应该完善的地方。对于没有设立专门安康医院的地区, 地方可以结合自身情况, 由卫生部门主管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和预防, 民政部门负责财政支持, 公安部门采取强制措施, 同时设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基金, 探索社区服刑结合住院治疗等多种方式管理精神病患者的强制医疗。

二、提起精神病鉴定的主体

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前提就是精神医学鉴定, 但是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医学鉴定, 谁有权提起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呢?从新《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第2款以及第121条和145条规定中可以看出鉴定由侦查机关主导的倾向, 虽然当事人和辩护人有权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 但是否同意由侦查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没有强制效果, 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可能失去被鉴定的权利。不仅使得当事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 而且也使得审理的公信力下降。如邱兴华案件, 人们从对于其杀人行为由深恶痛绝变成同情甚至觉得他冤死而批评审理不公。笔者并不反对侦查机关在提起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主导地位, 但是, 我国也应当平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对精神病鉴定的提起权, 由法院进行审查, 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这不仅符合控、辩、审三方平等对抗的诉讼结构, 体现鉴定的客观公正, 防止了司法机关滥用权力, 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得到鉴定的合法权利。

三、合议庭的组成方式

新《刑事诉讼法》第286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强制医疗的申请后, 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但是法官不具备法医学专业知识, 无法从法医学角度对被告人的精神状态作出判断, 以致法官无法依据经验、伦理、常识等做出是否对其实施强制医疗的裁判结果。同时, 鉴于目前我国鉴定人员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差异, 造成了对同一当事人前后鉴定结果截然不同的情况, 导致重复鉴定时有发生。笔者认为, 法院在实务操作中可以吸收大陆法系鉴定人作为专家辅助人的定位, 吸收一名精神病专家陪审员或精神病医师, 甚至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家组成合议庭进行裁决。以确保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判决的客观性、权威性。

四、解除刑事强制医疗难

当前, 我们采取法院依职权主动解除和依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两种模式。在操作过程中, 由于法院并没有直接监管精神病或是由于监督不到位, 很少以职权解除, 更多的情况是由被强制医疗机构出具评估意见后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精神病病情的反复性是让司法人员及家属都担心的问题,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患者病情转稳定, 但是考虑到仍具有危险性, 一些家属并不愿意申请, 以上都给负责强制医疗的机构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一些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相对稳定后又与家人失去联系, 同时我国也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最长期限, 使得出院难的问题一直没办法得到很好解决。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法律明确具体规定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可以解除, 什么人可以提请解除程序, 后续看管和治疗等问题。

五、欠缺预防机制

从经济学的原理可知预防成本总是低于事后的补救成本的, 要保证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发挥其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做好预防准备对于减轻精神病人的破坏力, 保护家庭稳定, 避免无辜的受害者受伤可谓是重中之重。因此, 做好事前预防需要监护人勇于承担起责任, 支持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疗, 关注日常情绪变化, 使其不会成为家庭的“弃儿”;需要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和民众给予精神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更多的宽容, 不歧视、不排斥, 给予关心和帮助, 只有社会的稳定, 社区的稳定, 才能有家庭的稳定;政府应当设立专门的强制医疗机构, 给予精神病患者专业的治疗, 同时对因贫困无法支持精神病患者治疗的家庭给予财政支持, 对已经成为家庭弃儿的精神病人集中收治。

六、强制医疗决定监督的盲点

新《刑事诉讼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但是检察机关依何程序纠正不当的强制医疗决定及其效力司法解释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异议权。对于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强制医疗决定, 有权申请“再审”或者“复议”。当然, 在当前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定异议权的情形下, 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发挥纠正违法审理建议书或检察建议书等形式, 对审理程序违法问题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应当对此做出书面说明。

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程序实施一年的以来, 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一项法律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 需众多细节一起作用。目前暴露的问题正是完善的动力。

摘要：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将“依法将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以下简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五篇特别程序之一, 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巨大进步, 弥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规定的空白。但是在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程序实施一年以来, 本应该在法律中明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规范的规定或司法解释, 以及在运行时实际困难, 使我国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的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宗旨得不到全面的贯彻施行。

关键词：精神病患者,特殊诉讼程序 (制度) ,诉讼权利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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