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属性对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问题的影响

法的属性对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问题的影响（共5篇）

法的属性对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问题的影响 篇1

人们随着经济地位地不断提高，人权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刑事侦查程序中侵犯人权的事情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借鉴于现代法治原则，法学界从司法结构、刑事程序原论等不同视度这此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在这里，我旨在通过法的属性即法的地方性和民俗性出发揭示侦查权与人权的矛盾冲突的根源以及我国立法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反对不加比较分析、脱离中国实际、简单地移植国外法。认识难免浅显、粗陋甚至谬误，还望指正。

一、在刑事侦查程序中保障人权的根据。

马克思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组织他们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中国法律发展史和刑法发展史也验证了这一点。刑法作为一部部门法，其形成自然也不例外。《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文子》：“老子日：法者，非从天生，非从地出，发于人心，反已自正。”所说的法律通过思维反映现实又回到现实即法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或理由，也表明：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只可能是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经验总结的提高。

我国宪法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镇压的是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我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查明犯罪事实，“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不是单纯地结案了事。

马克思理论主张要辩证的看待问题，我国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纳了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一些作法，比如疑罪从无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也可称之为无罪推定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判决为有罪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无罪之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应视为对这一原则的适用。法人类学家的著名代表波斯皮士尔在提出法的四种基本属性时，认为明确区分法律和政治领域的标准应是法的第二属性即“普遍适用的意图”。这一属性要求权威在作出决定时，打算使该种决定适用于将来所有类似或相同的情况，以其判决具有普遍的适应性。既然，“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那么，从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出发，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得到适当的保护。

刑事诉讼法自身具有人权法性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适用于侦查阶段的条文规定也阐述了这一观点。比如第14条规定的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获知被指控的罪名的权利、及时受审的权利、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等。刑事诉讼法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该法的人权法性质要求司法界在认识领域把握这一点，不应为了追求效率而侵犯人权。

二、侦查权扩张与嫌疑人合法权利冲突的根源

我国可以行使侦查权的机关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其中公安机关是最主要的侦查机关。侦查机关所享有的侦查权，即通过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尽可能将所有的犯罪分子都交付审判，从而实现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安宁与秩序的职能目标，它的界定多是从其侦查行为的角度出发的。在侦查过程中，由于证据尚大量散失在外，侦查机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然会采取法律所付予的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的侦查行为权力，而针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强制性措施也就必然会与公民的包括人身权、隐私权等在内的人权发生冲突。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侦察权任意扩张与公民合法权利的冲突，必要的、合法的冲突不在这个范围之列。

法具有地方性或民俗特征的论证有其科学性。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在努力创建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但是历史文化的影响总是有的，这里面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

纵观我国法制史，直至清末大量采用移植法设有专门司法机关以外，各级地方官史也亲掌审判，在不区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同时，以审讯代替侦查，明文允许刑讯。新中国建国后行政直接干涉司法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法学界、司法界对侦查的权威界定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也有所体现，当属“性质”型。但是，这一界定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只注重侦查行为的性质而忽视了它的功能，这无疑于在基础上膨胀了侦查机关的权力心理，从而更注重侦查权的“权”而轻视了侦查程序在功能上保障人权的作用。我认为“任务兼性质”型的界定方式更为科学严密，即“侦查是由特定的司法机关为收集、查明、证实犯罪和查获犯罪人而依法采取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而西方国家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自然法则论的天赋人权说得到普遍承认，自由心证制度得以推广。同时国家与公民权利位置也变生了置换，“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利”的思想使得个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得到保障。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的本意，侦查是为了查清罪犯事实，《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较多地考虑侦查的效率价值，侦查活动的主要目标定位于收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证明其有罪、罪重的证据，在合法地限制嫌疑人的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到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实践中，我们都不难看出刑事诉讼史对现行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程序的影响。这也是法所具有的地域性和民俗性的影响。我认为，法的这一属性应是侦查机关任意扩张侦查权，从而造成与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冲突的根源。

在讨论侦查程序对嫌疑人的权利侵犯时，法学界多数是借鉴现代法制的一些作法，从司法活动缺乏实质上的独立性以及司法行政化、行政司法化来考虑。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司法机关没有充足的司法资源、人事上受制于权力和行政机关，破坏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性。他们一般将司法机关限定为法院，认为法院做为现代法律制度的中立机构，应具有独立和专横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院与被告、控诉人共同构成三方构建模式，才是合理的。他们强调“行政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则是权利的庇护者”，并由此认定国家赋予了司法机关太多的社会责任，行政的司法化有扩张之嫌。我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恰恰忽视了现代法制的核心思想即法的地域性，忽视了国家性质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第一，做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在西方国家是保护资产阶段的利益，其判决必然为少数资产阶段的所谓“自由人权”服务，而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护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司法机关也必然与行政机关一样为这一宗旨服务，受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权力机构领导。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资源的配置上的矛盾可以通过国家财政计划化解，不能成为司法人员不依照法律判断的借口，行政机关也应该严格依法开展工作，但是这都不能说明我国的司法机关没有独立审判权。

第二，从体制的角度来看，赋予某一机构新的权力也必然造成新的不平衡，甚至会使其权力膨胀、扩张，形成特权阶层，不宜监控，这与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不配备的，对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全面发展经济也是不利的。行政机关对审判的滥加干涉，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刑讯逼供、逾期羁押等，以及法官任意实行自由裁量权，都与其实施权利时缺乏实质性的监督不无关系。从这一点出发，西方国家广泛实行的律师监督及媒介监督有可借鉴之处。其次，司法机关负有“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并不代表其司法行政化，因为从心理过程来看，人们总是先产生一定的目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的实质是要保障绝大从数人的利益，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辩析事情，从根本上保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其所担负的任务与其中立的地位并不矛盾。

第三，行政司法化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的一位警察局局长就曾骄傲地说：他们是一些“万事通”，不能仅仅因为它违反了所谓的现代法治原则就彻底地否定它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它也不会延续这许多年了。变革的结果是不如以前，坚决不能变；如果变革的结果是没有大多进步不如不变。假如真如他们所说，法院只是机械地依照刑事诉讼程序审查，侦查机关也只是机械地执行法院的判决，法律的实体的价值将不能限好地实现。必竟程序法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实体法的法律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地是加以必要的限制而并非要颠倒主次、非本未倒置。

我们在解决这一矛盾时不应生搬硬套西方的现代法治原则。所谓现代法治原则归根到底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加以规范的，只有在认真比较中西的异同，特别是实质性的区别以后有甄选的借鉴之，才能够真正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

三、限制侦查权扩张、保护嫌疑人合法权利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根据以上对侦查权的扩张与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的根源的分析，我认为限制侦查权扩张、保护嫌疑人合法权利宜从完善现有法律、填补法律空白、使法律基本原则得以落实出发，而不宜急功近利、不切实际地照搬西方的作法。

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侦查程序，体现侦查程序的本质和基本规律，决定侦查程序的构造和基本特征，对侦查程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基本行为准则。它在侦查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法学界因为侦查程序是审判的准备程序而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十七项原则中则几乎没有属于侦查程序特有的原则，适用于侦查阶段的也仅有六项。这六项原则是：法律监督的原则；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有权获取辩护的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则；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这六项原则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尚值得商榷。

第一，法律监督原则在立法上存在“真空”。

首先，检察机关在我国虽然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这种监督是不彻底的。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监督只有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两种方式，对于侦查程序中的许多违法行为，检察机关都缺乏有效的知悉途径。从司法实践来看，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关键环节在于侦查的初期的实行强制措施以后一段时期内，这一阶段的法律监督空白无疑于纵容了侦查人员的急功近利心理。考虑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检察机关不可能对侦查程序进行全过程亲历监督，但是在做笔录的同时进行录音，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全程录像，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时候，通过这些资料以及通过加强社会监督获取其它资料审查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还是可行的。

其次，人民检察院纠正侦查活动的违法行为的方法主要是口头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的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意见，都没有法定的效力，接受与否，全凭被监督方的自我约束，而法律却是无能为力的。针对无论何种监督，在监督的内容、手段、程序等等方面，都应通过立法方式予以完善。要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监督的法律效力，以及不接受监督的法律后果。这样监督权才会名符其实。

另外，我国宪法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赋予了法律监督权。但是，因其性质所限，其具体实施法律监督的行为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其法律监督的落实在法律上也没有得到体现，即缺乏一定的国家强制力。

第二，相关法律或法律条文与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有抵触部分。这也是司法界批评行政司法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实有纠正的必要。比如我国警察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分别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职权。”实质上是把司法权赋予了做为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劳动教养制度可说是我国的一个创新，但也存在着不可取之处。比如公安机关有权对那些有轻微违法行为者进行劳动教养，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等措施的严厉程序在期限上比所有附加刑和部分剥夺自由刑还长，既然“罪刑法定”，作为上位阶的刑法确立了原则，下位法相抵触的部分就应该加以纠正。

第三，侦查机关和嫌疑人的武装不平衡致使有权获取辩护的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则无法实际落实。

在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依职权行使的，它具有国家强制力，而嫌疑人是没有该权利的，并且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权利也会受到限制，辩护律师只有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就是说，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地位，这就使得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软弱无力，侦查机关侦查取证的公正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同时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但是侦查人员出于的职业本能，多是侧重于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生的证据材料，而忽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这样，本应属于侦查机关的举证责任，无疑转移到了毫无侦查能力的嫌疑人身上，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就需要有一个有力监督，第一条所述的法律监督是一项，诉讼参与人律师的参与也是一项。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将法律的法律帮助提前到了侦查阶段，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是随后《刑法》第306条也增加了一项专门针对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罪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司法实践中，许多侦查和起诉机关都对这一罪名作扩大解释。只要在律师介入后证人证言的内容发生变化，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而不管证人证言是由真变假还是由假变真，也不管证人证言的变化是否因律师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所致。为了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侦查程序中能够确实履行职责，有必要建立类似于全国人大代表所享有的人身自由的特别保护权机制，如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终结期间，非经法院判决不被逮捕的机制。

第四，法定程序不够严谨，溃乏监督机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原则无法得以落实。

正如列宁所说：“一般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程序的违法性后果有相应的规定，但考虑方面明显不足，如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严重超期羁押，国家赔偿法没有赔偿的规定，责任追究也仅限于内部处理。并且在证据的采信上也仅仅局限于证据的真实上而没有采用排除非法取证原则，试问非法的程序如何能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即使是立法上确立了侦查程序违法应当承担的后果，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其违法行为无从揭示，也是起不到良好的作用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中所述的法律监督机制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仅有以上两项监督还是不够的，要使侦查机关严格执行侦查程序，尚需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权利以企与侦查机关武装平等，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措施时，“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为犯罪嫌疑人处于弱势地位，律师在该阶段也仅限于“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即使是逮捕时也没有辩护的权利，致使诉讼武装严重失衡。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不知因何被采取强制措施，不知羁押何处，甚至被严重超期羁押也就不足为奇了。《刑事诉讼法》对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作了界定，但是其中缺少比例原则精神，致使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强制措施甚至大于其实际犯罪时应受到的处罚。

第六，缺乏必要的法律条文支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名存实亡。

密切联系联众是我国执政的一项基本原则，有其先进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上，该原则过于空洞。既是原则就应能落实到具体的条文中，司法机关执行它是其权利，不执行它也承担一定的后果义务，但是该项原则的权利义务方面都无法很好具细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仅在强制措施章节中有所体现。

中原油田·周生军

法的属性对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问题的影响 篇2

一、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意义

在法国大革命中, 《人权宣言》诞生了。从此以后, 人权问题成为人类长期讨论的一敏感和热门的话题。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 人权的理念也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当中。人权的内涵比较丰富, 人们普遍理解的人权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一个人一旦出生就具有的权利和自由, 不需要任何授权;二是一个人后天具有的权利和自由, 是国家的法律赋予的。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是在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过程中, 保障犯罪嫌疑人作为人的一些基本权利。侦查程序的人权保障对法律理念的贯彻和法律制度的遵守具有重要意义。它体现了人权优先的法律理念, 符合程序正当的要求和刑事诉讼价值的取向。

二、我国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现状

我国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因为我国针对侦查程序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 在实际的侦查过程中, 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的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可能沦为警方侦查破案的工具, 警方在审讯犯罪嫌疑人可能使用违法手段, 违法手段包括刑讯逼供、变相、超期羁押等。在我国很多地区, 警方侦查破案的方式比较落后, 案件发生后是被动的去侦破。为了尽快破案, 给当地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会采取各种手段查找犯罪嫌疑人, 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违法审讯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过程中, 没有有效的外界力量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 办案人员往往会过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 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 使任意主义之风在侦查程序中普遍存在, 导致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滥用。

三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不能有效的进行自我保护。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犯罪嫌疑人有权与律师见面, 同时要求两者见面时侦查人员不能在现场进行监听。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 情况变得很复杂。一旦一个人成为犯罪嫌疑人, 警方从是否有利于侦查破案的角度考虑, 会设置很多条件限制律师的介入, 律师普遍会遇到与犯罪嫌疑人会面难的问题, 同时调查难和问卷难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律师不能与犯罪嫌疑人见面, 将无从了解案情, 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保护。

三、在侦查程序中加强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举措

(一) 对侦查权加强监督和制约

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必要举措。这样既能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 又能保证侦查行为的合法性, 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 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监督。我国司法机关设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 这三个部门在原则上要相互制约, 相互配合, 分工负责。但在实际的工作中, 侦查权在这三个部门的分配不是很合理, 部门间合作不协调, 致使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 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一个理想措施是引入司法审查机制, 引入司法审查以进行程序性裁判, 由法院负责对侦查机关羁押与讯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裁决。

第二, 强化检察院的监督权。检察院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 主要是通过行使检察职能进行监督, 其中侦查监督是它的一个重要职能。检察院应派员对公安机管侦查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进行监督, 监督警方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 是否采用违法手段, 如刑讯逼供等;监督警方在收集证据时是否非法取证;监督警方在侦查过程中, 是否坚持了无罪推定原则。一旦发现办案人员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制止, 这样才能在侦查过程中切实有效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立法上应尽快完善人民检察院监督的手段, 并赋予检察机关对程序违法的制裁权, 以使检察机关的监督发挥实效性。

第三, 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但律师在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时能力有限。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 但律师在场权是以非常完善的律师制度作为必要条件的, 在现实的中国应逐步建立健全这一制度, 让律师在审讯的过程中也能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同时也可以对办案人员进行监督。

(二) 树立法律权威, 设置程序后果

树立法律权威, 设置程序后果对加强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错案追究责任制度中绝大部分是有关程序违法的, 可以明显地体现这一点。如果在侦查办案的过程中, 存在着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 必须依法追究侦查人员的法律责任。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等, 因为办案程序的不合法而受到了损害, 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赔偿。在刑事诉讼中应坚决排除非法证据的使用, 使违法证据变得毫无意义, 而且还要使非法取证人员自身受到惩罚, 这样就从客观上要求办案人员不断提高侦查破案的能力, 自觉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办案。这样就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和不断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真正树立起刑事诉讼法的权威。

(三) 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

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是加强人权保障的实质性措施。权利的保障和权力的制约是相辅相成的, 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体现自由平等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与公安机关公权力进行抗衡的有效手段。虽然现有的法律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一些权利, 但配套保障性权利还不够完善, 存在一些缺陷。为了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 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

第一, 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充分的知情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侦查人员应告知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利, 但对于告知的时机、告知的方式以及不告知的后果未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在犯罪嫌疑人权利意识淡薄和侦查人员保障人权意识薄弱的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不能有效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 立法上应建立科学规范的权利告知程序。

第二, 坚持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吸纳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思想, 但无罪推定原则未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体现, 根据实践的需要, 我们必须建立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过程中, 用疑罪从无的理念指导侦查工作。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情况下, 应先假定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在审讯过程中, 应该适当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是坚持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要求。国际法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提出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也加入了有关的国际法公约。但由于我国实际的司法条件和背景, 没有完全照搬国外针对国际法的规则, 沉默权规则没有在侦查程序很好地贯彻和执行。

(四) 健全司法救济途径

健全完善我国的司法救济途径是加强人权保障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在我国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受到侵害, 他们很难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因为我国的法律规定侦查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不能对侦查活动中受到的侵害提起诉讼。同时, 我国的非诉讼国家赔偿制度还不完善, 对犯罪嫌疑人的救济途径非常有限, 也很困难, 而且大部分都是事后救济。这就给犯罪嫌疑人维权带来很多阻力。因此, 我们应该健全我国的司法救济途径。增加犯罪嫌疑人进行事中救济的途径, 完善侧重侵害后果的赔偿制度, 适当放宽申诉和救济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杨琳.论刑事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D].郑州大学, 2006.

法的属性对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问题的影响 篇3

关键词：刑事侦查；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

刑事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一直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执法部门十分重视的。但是，我国又屡屡发生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淡漠的现象。完成公正的司法程序，才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核心，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焦点。

一、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性

早在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我国就建立了现代社会发展和基本人身权利保障制度。2004年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4条就明确增设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这是首次将“人权”赋予了法律的意义，而不仅仅停留在政治概念上，同时也是在法律的层面上正式确立了人身权利保障的地位。人权的保障情况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就人权的意义而言，人权是指在世界范围以内，在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制度的同时，人类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与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发展的权利。

在国际司法民主、保障人权持续开展的背景下，我国也对依法保障人权作出了相关调整，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这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二、我国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问题

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代表着国家，追究、惩罚恶势力，但是任何部门都有其局限性，尽管犯罪嫌疑人在法律界定上有用很多权利，其侦查过程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犯罪还未得到根本遏制，特别是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案件仍有发生。侦查的公平公正，决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命运，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严重影响了公共安全的正常秩序，忽视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例如，2012年7月在河北某市一开发区发生的蒙面入室杀人案，在侦查过程中将某监狱支队政治主任李某列为犯罪嫌疑人，在审讯期间，多名司法在职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李某进行反复长时间的电击折磨手段，迫使李某“认罪招供”。直到2014年的6月份，浙江某死刑犯认罪时招供于2012年河北某市制造了入室杀人案件，经调查正式就是当年李某的案件，在8月对此案件进行重审，将李某无罪释放。引用英国一句名言“迟来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通过分析李某这个案件，这就是侵权带来的严重后果。

犯罪嫌疑人在私法调查程序中地位有着不平等性，公安机关为了调查案件的事实，有着国家赋予的强大权利，迫切想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身份确定。我国的刑事侦查模式来源于中国古代专治的法律体系，受到传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影响，整体权利意识相对薄弱，同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公众憎恶犯罪行为，有着强烈的惩罚罪犯的意愿。

三、刑事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完善、强化措施

（一）侦查程序人权中应该注意的内容

1.律师帮助权

律师帮助权早已确定，但不是所有犯罪嫌疑人都有经济能力申请律师辩护，所以我国应该降低法律援助的标准。法律赋予了律师特殊权益，律师能够通过单独与犯罪嫌疑人见面沟通，在司法人员搜查、询问的在场权，更能清晰地了解案情，在侦查过程中能够对案件及早地提出辩护意见有助于协助司法人员收集证据，避免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

2.刑事损害赔偿权

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案件也是有简有繁，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也难免加入个人主观性，其中有了一些错误的过失性行为之后，刑事损害赔偿权能够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赔偿的机会，同时也体现了司法程序的公正、民主。

3.侦查羁押标准

在我国逮捕就意味着羁押，并且缺乏司法监督措施。同时，羁押延长时间没有明确的定义。虽然我国规定了各种侦查羁押期限，但是存在期限无限延长的现象，现实实践中造成了许多超长羁押的情况。因此中国在进行改革中要进一步对羁押提出明确规定。

（二）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

制度是文字性的东西，要想能将制度发挥其最佳功效，只有使执行相关制度的人能夠完全理解制度。公安机关作为侦查程序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否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在于公安民警的素质高低。首先，应该展开相关人员培训，建立一批高素质民警队伍。其次，应该建立健全的招募制度，对于所学专业和任职经验都要有严格的要求。最后应该完善考核岗位制度，对考试合格的人才能实践参与侦查工作。

（三）加强权利监督机制

权利制衡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想国家权利不被滥用，就得加强权利的制约。中国刑事侦查中，政府一直强调的是国家机关的权利，但是对其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应该加强对执行措施的司法监督，建立司法部门中法官中立的监督地位。在侦查过程当中，国家的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对比本来就存在这不平等，所以更应该完善权利的制约，才能有效地监督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得到实施。

四、结束语

虽然我国在此方面也在不断作出努力，但是离期许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国家机关应该结合各发达国家成熟经验总结规律，充分考虑我国个方便的情况，转变观念、创新模式，希望本文能够为祖国法制建设提供些许建议，改善我国权利保障工作。

参考文献：

[1]蒋云.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0.

法的属性对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问题的影响 篇4

郭益民、于东强 17、18世纪，资产阶级为了反对神权和贵族、僧侣特权，发展资本主义，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人权被认为是人的天赋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战前，人权基本上属于国内问题。二战后，人权问题发展成为国际上重要问题。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这是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关于人权的专门性国际文件。1986年，第14届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规定人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又是一项集体权利，可见，人权已成为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在加强人权保护保护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体现了中国在加强人权保护方面的决心。但是，由于受经济基础的限制，中国的人权保护也确有一些缺憾。这虽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避免的，但我国政府正在采取实际行动，使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全面迈上法制化轨道。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如何加强对公民，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

一、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看人权保护

我国建国之初，设有制订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是《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检讨这些立法不难发现，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应已经确立，但由于立国之初社会条件的制约，把刑事诉讼视为“刀把子”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较多地强调国家专制的职能，而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显得不足。十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的十年。砸烂公检法，实行法西斯专制，复活了封建纠问式诉讼制度，对人权保护显得苍白无力。

1979车，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历尽挫折，终于诞生了。这是我国刑事程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在注重国家权力行使的同时，对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在很大程

度上忽视了，显示出“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对司法机关的限制不力，致使实践中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现象较为严重的存在。

1996车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注意有利于打击犯罪的同时，突出了对公民权益，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加大了权利保护的力度，在民主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主要表现在(1)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任务全面完整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思想;(2)该法规定的诉讼原则是人权保障基本准则的具体运用;(3)改革和完善了刑事辩护和代理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人权有了保障;(4)改革和完善了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任何人不受任意逮捕拘禁，确保人人享有的人身自由和安全;(5)以公正审判为中心，改革刑事审判方式，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最高目标。但是，三年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程序工具主义思想在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人们头脑里依然成为定势，司法实践中，视程序为障碍，不严格甚至不遵守程序规定，践踏程序法的现象较为严重地存在。以自己权力为上、视他人权利为儿戏的现象在侦察机关和侦察人员中表现的更为突出。

1998年10月5日上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定决心，也是中国纪念《世界人权宣言》50周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5周年的实际行动。

二、确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体现人权保护的最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该条的规定，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罪推定原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因素而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笔者认为，该条的规定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因素，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结合刑诉法其他条款的规定，这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原刑诉法在侦查阶段规定的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并允许律师提前介入侦查提供法律帮助;将补充侦查 的案件经过两次侦查，证据仍然不足，不符和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一审程序中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等。但现行刑诉法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如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刑诉法第93条);同时也未规定不得强迫被控者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就是说，我国的刑诉法第12条的规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有一定的差距，既然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那么将该条修改为“无罪推定”原则已成为必要。

“无罪推定”原则在各国有不同的表述。或表述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或表述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不得当作犯罪的人。美国的法律信条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必须告诉陪审团成员，他们应该假设被告无辜，由检察官证明被告有罪，而陪审团成员在作出有罪决定前应“不容置疑”——不会产生合理的怀疑。1990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6条和199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9条第2款均规定，“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香港)或者在法院判罪之前(澳门)，均假定无罪”，也就是说，我国在我国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首先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为了与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相趋同，为了更充分的保护人权，也为了与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相一致，应将我国现行的刑诉法第12条修改为“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以前，均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我国的审判人员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必须树立一种观念——被告人是无辜的，除非公诉人能证明被告人有罪。

三、逐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被告人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沉默权起源于英国十七世纪的里鲁邦案件，该案件判例成为英美国家刑事诉讼规则的重要渊源。沉默权的含义是：1：被指控者没有义务向控方或法庭提供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或其他证据;控放不得强迫被指控者自证其罪。2侦查人员应及时告知被指者有沉默权;3：被指控者保持沉默，作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中指控者与被指控者诉讼地位平衡。

沉默权作为保障被告人人身权利的一项重要的诉讼规则，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采纳。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这项权利各州均应适用。1966年6月13日美联邦最高法院对以未告之律师协助权和供述时律师不在场为由，对米兰达案件(Mirandan)进行了判决，这一判决成为美国证据法问题上最有争议的判例之一。该判决明确规定了被告人的许多权利。这种权利的宣告就是著名的米兰达告知(MirandanWarning)，其词义如下：”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话将在法庭上用作于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要求律师到场，如果你无力聘请律师，只要愿意，政府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美国确定了米兰达告知规则重申了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精神。但是，该项规则明显减少了被告人供述的数量，严重阻碍了讯问。刚开始实行时，侦查部门根本不执行最高法院的命令，有的只执行一部分，后来法院对违反这一命令的几百案件作出了讯问完全无效的判决，这样才使侦查部门执行了这个规则。

在英国证据法上，保持沉默的权利又被称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告知被指控人：“你有依法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

1994年9月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6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并且从警察或司法机关进行首次侦讯开始即有权知悉受控的内容。”

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普遍规定了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它的意义在于承认和尊重被告人格尊严和诉讼主体地位，在诉讼中不受司法人员的任意摆布，防止被告人受到不人道待遇，确保控辩双方拥有平等的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不承认被告人有沉默权。根据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被告人对侦察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察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者作虚假陈述的权利。笔者认为为了充分保护人权，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达到国际基本的文明和人道标准，我国应逐步确立被告人沉默 权：第一，刑事案件的性质决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可能是全面和真实的，供述的暇疵可能性要求我们必须放弃对供述的依赖;第二：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往往

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这不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第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取消被告人供述义务是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我国通过参加和缔结的许多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实际上也间接承认了被告人沉默权的合理性;第四：沉默权的确立可能会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不便，但它可以激发侦查人员调查证据的积极度性或主动性，迫使其放弃依赖被告人口供的传统作法，并且促进侦查部门全面改善侦查条件，更新侦查设备。

诚然，沉默权的确立可能会导致一些有罪的人逃避惩罚，出现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一“损失”是必要的，办为这一权利的确立不公可以使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而且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随着诉讼文明程度和侦查能力的提高，有罪者逃避惩罚的现象必将逐渐减少。

四、我国刑事诉讼应遵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西方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这项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和社会根基，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这项规则的精神。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两个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经排除;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和取证等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

在美国，有一个著名且具有特色的法则，即“毒树之果”法则，禁止采用刑讯逼供获得的供述(即非任意自由)甚至由供认提供的证据线索再获得的物证、书证作为证据采信。在诉讼理论上，将刑讯逼从获得的代认称为“毒树”;把由供认提供的证据线索再获得的物证、书证称为“毒树之果”(简称毒果)。对于“毒树”与“毒果”，有的国家只将“毒树”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有的将“毒果”也一并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说明了侦查人员提供的有罪证据在采证过程中只要违反采证的法定程序，法庭就不得采信，这就是排除规则的实质所在，其目的在于防止侦查人员为采证而违反法定正当程序，任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

我国大部分人认为：排除规则将保护被告人的利益高于追究犯罪，这将不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使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可另当别论，构成犯罪的依法处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给予处分，而对于取得的证据，只要对证明犯罪有利，就应当予以采信。这也是导致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逼取犯罪嫌疑人供认有罪或者罪重的事实，情节的思想根基。这种观点对打击犯罪确有好处，但是忽视了我国刑事法律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基本精神，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相违背。

现行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共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45条规定：“严禁非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等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又重申了上述规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公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有关国际文件和国际公约也有此方面的规定。世界刑法协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协议》第10条规定：“任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由此派生出来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此属“砍树弃果”观点的绝对规定。联合国于1984年通过、我国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缔约国家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鉴于此，笔者建议在现行刑诉法第43条规定之后应增加规定：“对刑讯逼供和用威胁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以及由此证派生出来和其他证据，均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毋庸置疑，刑事诉讼产生的初始动因应于准确惩罚犯罪，解决刑事纠纷。在专制社会中，惩罚犯罪成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为了惩罚犯罪，可以不择手段。纠问式审判方式中的刑讯逼供在部分地实现实体真实的同时，屈打成招而成为冤案的又有几多!对人权的粗暴践踏成为司法黑暗的沉重代价。“窦娥

冤”“扬乃武与小白菜”哪一个不是典型?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刑事诉讼洗动实现惩罚犯罪的同时，尊重人的主体价值，有效地保护人权，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刑诉法不再片面强调打击犯罪，而是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结合，并在具体制度和程序上加强了对被害人人权的角度考虑，应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并严格遵循非法语气排除规则。

法的属性对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问题的影响 篇5

一、补充侦查发生原因

导致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的原因主要有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详见：《刑事诉讼法》第140条，《刑诉规则》第267条）。

二、补充侦查发生阶段

补充侦查发生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三个阶段。

1、审查批捕阶段的补充侦查：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详见：《刑事诉讼法》第68条，《刑诉规则》第101条）。

2、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

（1）、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详见：《刑诉规则》第265条）。

（2）、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审查之后，需要补充侦查时，既可以决定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决定自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协助（详见：《刑诉规则》第266条）。

（3）、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向侦查部门提出补充侦查的书面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详见：《刑诉规则》第267条）。

3、法庭审理阶段的补充侦查：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并提出补充侦查建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延期审理（详见：《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第（二）项和第166条）。

法庭审理阶段的补充侦查，一般由人民检察院自行补充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协助。

三、补充侦查时限

1、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和法庭审理阶段的检察院自行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1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详见：《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第2款，《刑诉规则》第268条第1款）。

2、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中没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而决定自行侦查的，检察院应当在审查起诉期限内侦查完毕。

3、补充侦查以2次为限（详见：《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第2款），即使是改变管辖的案件前后退回补充侦查的次数总共也不得超过两次（详见：《刑诉规则》第271条）。

四、退回补充侦查的处理

对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原侦查部门应当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定性处理意见进行认真、全面地审查，分析研究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意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如下处理：

（一）原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不够充分的，在补充证据后，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报告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对有些证据无法补充的，应当作出说明。

（二）在补充侦查过程中，发现新的同案犯或者新的罪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重新制作《起诉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

（三）发现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重新提出处理意见，并将处理结果通知退查的人民检察院。

（四）原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不当的，应当说明理由，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

五、补充侦查完毕的处理

侦查终结（包括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详见：《刑事诉讼法》第135条）。

1、撤销案件 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详见：《刑事诉讼法》第130条）。

侦查部门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应当作出撤销案件的处理（详见：《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3款，《刑诉规则》第262、263条）。

2不起诉

经过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详见：《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3款，《刑诉规则》第286条）。

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详见：《刑事诉讼法》第142条，《刑诉规则》第288、289条）

3、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详见：《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2款，《刑诉规则》第279条）。

赵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