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人权刑事

保障人权刑事（精选12篇）

保障人权刑事 篇1

摘要：2004年, 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权”入宪, 对我国的人权保障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及其理念也要以宪法为根据, 但是, 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被侵犯的事例屡见不鲜。因此, 刑事诉讼在的人权保障 (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人权,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公正

人权, 乃是人所享有的基本的固有的权利。社会步入近代以来, 侵害人权的事情时而发生, 因此, 很多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障。刑事诉讼中人权是人权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人权保障的多少直接体现一国的司法文明、司法公正。以前,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 对人权方面的保障没有更多的体现, 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所以人权保障的呼声日渐高涨,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变成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 而且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者处于同等的地位, 不可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 法律要成为一个“看的见的正义”。[1]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困境

(一) 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存在误区

刑事诉讼法的直接任务为:保证准确及时的查明犯罪事实, 正确应用法律, 惩罚犯罪分子,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如果一个人犯罪, 侵犯他人、集体的权益, 从社会大众的处于一个报复性的思维出发, 认为此人重大恶极, 那么这个人应当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 他们往往忽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法律赋予的权利, 比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强迫自证其罪等等, 这些都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严重侵害, 这个就严重违背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理念, 所以就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 追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力量的严重不平衡

首先, 在刑事诉讼中, 检察院作为国家的追诉机关, 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追诉, 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作为“追诉客体”的地位, 他们只是被追诉、被追究、被刑讯的对象, 而不拥有有效的辩护和参与诉讼的机会, 甚至也不具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到了现代, 他们的主体地位得到巩固、提高和加强。虽然他们的主体地位提高, 但是面对强大的公权力, 他们的力量还是相当弱小, 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追诉机关相抗衡, 因此他们享有的积极防御的权利不能有效对抗追诉机关, 进而影响法院裁判。

其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个人, 通常是不懂法律的人, 他们之中大部分不明白自己所享有的权利, 且由于侦查机关也可能没有全部告知其权利, 所以他们在遭到询问或采取强制措施后, 只能担惊受怕, 不能对侵犯其人权的现象不能有力反抗, 导致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愈演愈烈。

二、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相当重视,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其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在此, 笔者就从以下方面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进行分析: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以上可以看出, 我国在立法上对人权进行保护, 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上述法规, 我们可以发现: (1) 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排除的是非法的言词证据, (2) 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 即“恶树之果”, 如果可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 则不予排除。但是, 如果我们从中仔细推敲, 这个法规是有漏洞的, 这个法条规定除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外, 后面用了“非法方法”这个词, 而法律对“非法方法”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 人们不清楚这个“非法方法”的范围是什么, 什么样的方法就是“非法方法”, 或者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便可以以“其他非法方法”进行排除, 关于这点, 立法上有些许缺失, 应当作出更准确的解释。

(二) “无罪推定”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意指被怀疑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有罪之前, 应在法律上假定其无罪或者推定其无罪。[2]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享有定罪权的司法机关为法院, 其他任何机关不享有定罪权。对于公诉案件中控诉方起诉到法院的案件, 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 被追诉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但是, 从本法条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刑诉法的这条规定, 侧重点是在法院的定罪权方面, 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并不充分, 而且法律上也没有明确清晰的规定“无罪推定”, 这与外国法律对“无罪推定”规定或者重视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由此看出, 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进而可以看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时, 被追诉人享有沉默权, 不承担证实自己有罪的责任, 这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

但是我国法律又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法律上既要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又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这是前后矛盾。而且, 在现实生活中, 侦查机关往往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要求如实供述, 若没有供述, 则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被追诉人的沉默权遭到严重侵犯, 这不得不说是立法的缺陷。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之完善

(一) 国家应该借鉴外国的法律, 为我国的立法设立更为完善的制度或规则来保障人权。比如, 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无罪推定”原则, 在我国明确设立“无罪推定”原则, 更大限度的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如上述所说, 我国虽有有关的无罪推定的规定, 但是并不清晰、明确, 主要说明的是法院的定罪问题, 与国际上人权保障的内涵还有所差距, 所以我国法律应该明确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对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更为有力。

(二) 平衡控诉方与被追诉方之间的地位。在刑事诉讼审判模式中, 法院处于中立地位, 控诉方与被追诉方处于诉讼主体的地位, 作为诉讼主体一方的控诉方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 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个人, 力量弱小, 难以与之抗衡。那么, 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应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例如沉默权,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此外, 侦查机关也应如实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权利, 以便犯罪嫌疑人及时聘请律师, 保障自己人权。我们实行控审分离的机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法院的法院参与法庭调查, 单独与控诉方接触, 法官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 把犯罪嫌疑人当成罪犯看待, 因此, 法院中立的裁判者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偏向控诉方, 很难保证被告人所接受的裁判是中立的、无偏倚的。所以, 为保证法院的中立地位, 必须禁止庭前调查与控诉方的接触, 保证控辩双方受到同等对待。[1]审查公诉的法官与开庭审理的法官应该不能由同一个人来审理, 必须实行相对分离的程序, 避免影响法官中立。

(三) 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人权理念, 提高公民人权保障意识。人权是人应该享有的一种人格权利, 每个人都享有, 任何人、机关、组织都不能剥夺他们人权, 大部分公民人权意识淡薄或者面对国家机关侵犯人权行为无法做出有力反抗, 这势必会造成恶性循环。因此, 笔者倡导, 机关、组织、个人等应该对全社会的人们普及人权保障理念, 提高公民的人权保障意识, 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做斗争。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或提倡的, 人权保障的充分与否, 体现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司法文明程度。因此, 我国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是适应国际人权保障之需要, 维护我国司法民主, 实现法治的主要途径, 所以, 我国应坚定不移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参考文献

[1]陈瑞华.看的见的正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2.

[2]卞建林.刑事诉讼的现代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154.

保障人权刑事 篇2

一、在刑事侦查程序中保障人权的根据。

马克思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组织他们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中国法律发展史和刑法发展史也验证了这一点。刑法作为一部部门法，其形成自然也不例外。《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文子》：“老子日：法者，非从天生，非从地出，发于人心，反已自正。”所说的法律通过思维反映现实又回到现实即法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或理由，也表明：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只可能是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经验总结的提高。

我国宪法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镇压的是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我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查明犯罪事实，“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不是单纯地结案了事。

马克思理论主张要辩证的看待问题，我国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纳了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一些作法，比如疑罪从无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也可称之为无罪推定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判决为有罪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无罪之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应视为对这一原则的适用。法人类学家的著名代表波斯皮士尔在提出法的四种基本属性时，认为明确区分法律和政治领域的标准应是法的第二属性即“普遍适用的意图”。这一属性要求权威在作出决定时，打算使该种决定适用于将来所有类似或相同的情况，以其判决具有普遍的适应性。既然，“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那么，从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出发，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得到适当的保护。

刑事诉讼法自身具有人权法性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适用于侦查阶段的条文规定也阐述了这一观点。比如第14条规定的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获知被指控的罪名的权利、及时受审的权利、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等。刑事诉讼法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该法的人权法性质要求司法界在认识领域把握这一点，不应为了追求效率而侵犯人权。

二、侦查权扩张与嫌疑人合法权利冲突的根源

我国可以行使侦查权的机关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其中公安机关是最主要的侦查机关。侦查机关所享有的侦查权，即通过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尽可能将所有的犯罪分子都交付审判，从而实现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安宁与秩序的职能目标，它的界定多是从其侦查行为的角度出发的。在侦查过程中，由于证据尚大量散失在外，侦查机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然会采取法律所付予的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的侦查行为权力，而针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强制性措施也就必然会与公民的包括人身权、隐私权等在内的人权发生冲突。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侦察权任意扩张与公民合法权利的冲突，必要的、合法的冲突不在这个范围之列。

法具有地方性或民俗特征的论证有其科学性。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在努力创建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但是历史文化的影响总是有的，这里面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

纵观我国法制史，直至清末大量采用移植法设有专门司法机关以外，各级地方官史也亲掌审判，在不区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同时，以审讯代替侦查，明文允许刑讯。新中国建国后行政直接干涉司法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法学界、司法界对侦查的权威界定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也有所体现，当属“性质”型。但是，这一界定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只注重侦查行为的性质而忽视了它的功能，这无疑于在基础上膨胀了侦查机关的权力心理，从而更注重侦查权的“权”而轻视了侦查程序在功能上保障人权的作用。我认为“任务兼性质”型的界定方式更为科学严密，即“侦查是由特定的司法机关为收集、查明、证实犯罪和查获犯罪人而依法采取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而西方国家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自然法则论的天赋人权说得到普遍承认，自由心证制度得以推广。同时国家与公民权利位置也变生了置换，“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利”的思想使得个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得到保障。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的本意，侦查是为了查清罪犯事实，《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较多地考虑侦查的效率价值，侦查活动的主要目标定位于收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证明其有罪、罪重的证据，在合法地限制嫌疑人的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到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实践中，我们都不难看出刑事诉讼史对现行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程序的影响。这也是法所具有的地域性和民俗性的影响。我认为，法的这一属性应是侦查机关任意扩张侦查权，从而造成与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冲突的根源。

在讨论侦查程序对嫌疑人的权利侵犯时，法学界多数是借鉴现代法制的一些作法，从司法活动缺乏实质上的独立性以及司法行政化、行政司法化来考虑。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司法机关没有充足的司法资源、人事上受制于权力和行政机关，破坏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性。他们一般将司法机关限定为法院，认为法院做为现代法律制度的中立机构，应具有独立和专横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院与被告、控诉人共同构成三方构建模式，才是合理的。他们强调“行政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则是权利的庇护者”，并由此认定国家赋予了司法机关太多的社会责任，行政的司法化有扩张之嫌。我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恰恰忽视了现代法制的核心思想即法的地域性，忽视了国家性质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第一，做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在西方国家是保护资产阶段的利益，其判决必然为少数资产阶段的所谓“自由人权”服务，而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护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司法机关也必然与行政机关一样为这一宗旨服务，受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权力机构领导。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资源的配置上的矛盾可以通过国家财政计划化解，不能成为司法人员不依照法律判断的借口，行政机关也应该严格依法开展工作，但是这都不能说明我国的司法机关没有独立审判权。

第二，从体制的角度来看，赋予某一机构新的权力也必然造成新的不平衡，甚至会使其权力膨胀、扩张，形成特权阶层，不宜监控，这与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不配备的，对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全面发展经济也是不利的。行政机关对审判的滥加干涉，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刑讯逼供、逾期羁押等，以及法官任意实行自由裁量权，都与其实施权利时缺乏实质性的监督不无关系。从这一点出发，西方国家广泛实行的律师监督及媒介监督有可借鉴之处。其次，司法机关负有“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并不代表其司法行政化，因为从心理过程来看，人们总是先产生一定的目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的实质是要保障绝大从数人的利益，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辩析事情，从根本上保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其所担负的任务与其中立的地位并不矛盾。

第三，行政司法化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的一位警察局局长就曾骄傲地说：他们是一些“万事通”，不能仅仅因为它违反了所谓的现代法治原则就彻底地否定它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它也不会延续这许多年了。变革的结果是不如以前，坚决不能变；如果变革的结果是没有大多进步不如不变。假如真如他们所说，法院只是机械地依照刑事诉讼程序审查，侦查机关也只是机械地执行法院的判决，法律的实体的价值将不能限好地实现。必竟程序法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实体法的法律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地是加以必要的限制而并非要颠倒主次、非本未倒置。

我们在解决这一矛盾时不应生搬硬套西方的现代法治原则。所谓现代法治原则归根到底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加以规范的，只有在认真比较中西的异同，特别是实质性的区别以后有甄选的借鉴之，才能够真正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

三、限制侦查权扩张、保护嫌疑人合法权利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根据以上对侦查权的扩张与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的根源的分析，我认为限制侦查权扩张、保护嫌疑人合法权利宜从完善现有法律、填补法律空白、使法律基本原则得以落实出发，而不宜急功近利、不切实际地照搬西方的作法。

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侦查程序，体现侦查程序的本质和基本规律，决定侦查程序的构造和基本特征，对侦查程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基本行为准则。它在侦查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法学界因为侦查程序是审判的准备程序而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十七项原则中则几乎没有属于侦查程序特有的原则，适用于侦查阶段的也仅有六项。这六项原则是：法律监督的原则；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有权获取辩护的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则；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这六项原则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尚值得商榷。

第一，法律监督原则在立法上存在“真空”。

首先，检察机关在我国虽然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这种监督是不彻底的。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监督只有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两种方式，对于侦查程序中的许多违法行为，检察机关都缺乏有效的知悉途径。从司法实践来看，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关键环节在于侦查的初期的实行强制措施以后一段时期内，这一阶段的法律监督空白无疑于纵容了侦查人员的急功近利心理。考虑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检察机关不可能对侦查程序进行全过程亲历监督，但是在做笔录的同时进行录音，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全程录像，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时候，通过这些资料以及通过加强社会监督获取其它资料审查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还是可行的。

其次，人民检察院纠正侦查活动的违法行为的方法主要是口头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的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意见，都没有法定的效力，接受与否，全凭被监督方的自我约束，而法律却是无能为力的。针对无论何种监督，在监督的内容、手段、程序等等方面，都应通过立法方式予以完善。要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监督的法律效力，以及不接受监督的法律后果。这样监督权才会名符其实。

另外，我国宪法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赋予了法律监督权。但是，因其性质所限，其具体实施法律监督的行为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其法律监督的落实在法律上也没有得到体现，即缺乏一定的国家强制力。

第二，相关法律或法律条文与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有抵触部分。这也是司法界批评行政司法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实有纠正的必要。比如我国警察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分别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职权。”实质上是把司法权赋予了做为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劳动教养制度可说是我国的一个创新，但也存在着不可取之处。比如公安机关有权对那些有轻微违法行为者进行劳动教养，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等措施的严厉程序在期限上比所有附加刑和部分剥夺自由刑还长，既然“罪刑法定”，作为上位阶的刑法确立了原则，下位法相抵触的部分就应该加以纠正。

第三，侦查机关和嫌疑人的武装不平衡致使有权获取辩护的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则无法实际落实。

在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依职权行使的，它具有国家强制力，而嫌疑人是没有该权利的，并且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权利也会受到限制，辩护律师只有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就是说，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地位，这就使得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软弱无力，侦查机关侦查取证的公正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同时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但是侦查人员出于的职业本能，多是侧重于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生的证据材料，而忽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这样，本应属于侦查机关的举证责任，无疑转移到了毫无侦查能力的嫌疑人身上，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就需要有一个有力监督，第一条所述的法律监督是一项，诉讼参与人律师的参与也是一项。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将法律的法律帮助提前到了侦查阶段，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是随后《刑法》第306条也增加了一项专门针对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罪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司法实践中，许多侦查和起诉机关都对这一罪名作扩大解释。只要在律师介入后证人证言的内容发生变化，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而不管证人证言是由真变假还是由假变真，也不管证人证言的变化是否因律师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所致。为了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侦查程序中能够确实履行职责，有必要建立类似于全国人大代表所享有的人身自由的特别保护权机制，如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终结期间，非经法院判决不被逮捕的机制。

第四，法定程序不够严谨，溃乏监督机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原则无法得以落实。

正如列宁所说：“一般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程序的违法性后果有相应的规定，但考虑方面明显不足，如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严重超期羁押，国家赔偿法没有赔偿的规定，责任追究也仅限于内部处理。并且在证据的采信上也仅仅局限于证据的真实上而没有采用排除非法取证原则，试问非法的程序如何能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即使是立法上确立了侦查程序违法应当承担的后果，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其违法行为无从揭示，也是起不到良好的作用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中所述的法律监督机制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仅有以上两项监督还是不够的，要使侦查机关严格执行侦查程序，尚需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权利以企与侦查机关武装平等，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措施时，“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为犯罪嫌疑人处于弱势地位，律师在该阶段也仅限于“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即使是逮捕时也没有辩护的权利，致使诉讼武装严重失衡。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不知因何被采取强制措施，不知羁押何处，甚至被严重超期羁押也就不足为奇了。《刑事诉讼法》对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作了界定，但是其中缺少比例原则精神，致使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强制措施甚至大于其实际犯罪时应受到的处罚。

第六，缺乏必要的法律条文支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名存实亡。

密切联系联众是我国执政的一项基本原则，有其先进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上，该原则过于空洞。既是原则就应能落实到具体的条文中，司法机关执行它是其权利，不执行它也承担一定的后果义务，但是该项原则的权利义务方面都无法很好具细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仅在强制措施章节中有所体现。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 篇3

人权清单应在平等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确定。刑事诉讼作为一个追究被指控人刑事责任的程序机制，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皆毫无关系。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应当仅包括其中的程序部分。刑事诉讼人权的基本含义特指正当程序权，具体应包括无罪推定、不受任意逮捕拘禁、不受任意搜查和扣押、由中立而无偏倚的法庭审判、迅速审判、公开审判、被告知指控性质及原因、获得律师帮助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对质权、强制程序取证权、反对双重归罪等12项权利。

既然刑事诉讼人权仅包含正当程序权，其持有的主体当然也就仅限于刑事被追诉人，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刑事诉讼人权主体的限定性，自然也就不存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人权进行权衡的问题，因此主张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又由于人权的基础性、消极性和无比重要性，它应当被作为个体抗衡社会的最后防线，因此人权也不受所谓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多数人利益的权衡。

如何保障刑事诉讼中的人权 篇4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 人权作为权利的基本形式, 即指公民应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他民主权利。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权观念越来越深入民心。人权的发展, 使其成为了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 推动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并且也成为制定真正法律权利的重要依据。

自1948年12月10日, 联合国第三次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以及一些有关人权的公约。加强人权保护成为大势所趋, 全世界各国都在为保障和加强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自我国成立以来, 为人民服务, 人民当家作主就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对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保护人权的理念更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为此, 我国已先后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 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在法律上, 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对我国的公民个人权利保障具有深远的影响的法律, 也是对是在刑事诉讼中的保障人权的最重要依据。

二、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意义

1.宪法要求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刑事诉讼制度是宪法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检验一个国家宪法是否能有效实施的重要指标。

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宪法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列入其法律内容。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人权的概念, 这也反映了,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权的发展, 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后, 继续坚持发展以人为本, 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在刑事诉讼中, 人权保障的重要地位, 依照宪法的修正下, 更显突出。这将有利于从根本上对我国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保障及发展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 也是我国人权建设和保障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体现。

2.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中体现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构建和谐、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 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所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能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少权利, 是衡量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保障人权, 实现刑事诉讼民主化, 取缔有罪推定, 充公尊重公民在被定罪前的无罪法律地位, 让公民能有效地行使其依据宪法赋予的合理的抗辩权利, 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 这是保障国家在行使其惩治公权时, 所应当清楚认识到的人权规范。禁止滥用公权, 遵照宪法、实体法、程序法的要求, 在肯定人权的基础上, 循序渐进的处理刑事诉讼, 这是保障刑事诉讼民主的重要前提。

三、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不足

(一) 对于非法取得物证的法律效力缺失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条法律在实际应用上, 只是针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其制定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打击在刑讯过程中的逼供问题。对此, 《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但目前, 我国对于非法取证获得的实物证据有无法律效力仍缺少法律依据。因此在法律实务中, 由于相关规定的缺失及不完善, 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往往作为了定案的根据。就像更年争议很大的“钓鱼”执法等等, 同时, 非法取得物证的存在也影响了反对刑讯逼供实施的有效性, 给刑讯逼供提供了滋长的温床。

造成这种现象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受传统的司法观念的影响, 造成人权、法治观念的淡薄;第二, 在于缺少第三方对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等权力机构的有效监督;此外, 从体制上, 公、检、法三个行政机构在实际中关系过于密切, 只强调了相互的合作, 而忽视了相关权力的制约, 也是导致了权力的滥用主要原因。

(二) 犯罪嫌疑人强迫自证其罪

我国一直主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刑事侦察的难度, 有利于刑事案件的破案。但这也造成了为了可能酌情减轻刑罚,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得不负担起自证其罪的责任。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提问时, 应当如实回答。从法律上及政策上, 我国都过于强调了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义务, 而忽视了在未定罪前, 犯罪嫌疑人应享有的保持沉默的权利, 这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一种损害。

(三) 制度上导致控辩双方力量不平等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而公、检、法在该法律指引下的设置, 更类似于对证明犯罪过程的同阶段的职能而不是互为牵制。因此, 在这种模式下, 公、检、法三方在无形中容易形成连成一线, 这使犯罪嫌疑人力量偏弱, 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行使其抗辩权利。

四、如何改革及完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对策

(一) 明确禁止非法证据的无效性

非法证据的无效性是现代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 这在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便有明确提及。

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被迫情况下的自白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必须予以排除;第二、在不合法形式的搜查、取证所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有效的法律证据使用, 必须予以排除。

虽然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了禁止刑讯逼供的, 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仍没有具体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很多争议事件的发生, 不但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是造成不和谐因素产生的重要根源。

所以, 随着我国人权的不断改善, 在明确了非法证供的无效性的同时, 明确非法实物证据的无效性也刻不容缓。

(二) 重视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所谓的无罪推定原则, 是指“在判决形成之前, 任何人是不能被称作罪犯的。在还未断定其已侵犯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的前提下, 社会有义务维护其合法权利”。

因此, 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 公诉方有义务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罪证。从制度上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认可犯罪嫌疑人具有报道吃沉默或拒绝回答的权利, 使犯罪嫌疑人保证没有因其言语过失而导致其不利的推论。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安侦查的难度, 但能有效地保证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也减少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

(三) 充分形成公、检、法在刑事过程中的制约, 扩大和保证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律师应明确其作为辩护人的义务, 其主要的职责并不是在于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罪责, 而是为证明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提供意见和材料, 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正当的合法权益。

在明确了律师的责任与义务后, 更应赋予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权利。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 能适时及恰当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及法律意见,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并且扩大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 使其能与检控方形成有效的对抗, 能更好地规范公权方行使其权力, 形成公、检、法三方的有效制约。公、检、法三方的有效制约的形成, 是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立的重要前提。

(四) 逐步改变传统的司法理念, 树立现代的司法观点

1. 明确惩治犯罪与保障尊重人权并重的理念。

在传统观念上, 惩治犯罪和保障未定罪的人的利益似乎存在矛盾。但在现代的司法观点惩治犯罪和保障未定罪的人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是相辅相成的。在侦查犯罪的过程中如果滥用权力, 或者以牺牲人权为代价来实现追诉和处罚犯罪, 其结果必将导致不和谐因素的产生, 从而与打击犯罪的初衷及时维护社会秩序的出发点相背离。

2. 明确程序优先原则。

在司法体系上, 程序法应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是关于一切诉讼行为与诉讼过程的规范原则。但我国的司法传统上历来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观点, 片面地认为程序法是工具, 只是为实体法而服务的。忽视了缺乏程序法的支撑使实体法的执行缺乏公正及客观性, 从而降低了司法过程的有效性, 也增大了损害犯罪嫌疑人恰当利益的可能性。

在现代的司法观点上, 程序法应与实体法具有同等地位, 而当两者出现矛盾时, 程序法应当优先, 因为程序法是保证实体法公正执行的重要基础。

五、总结

随着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 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 必须从观念上、制度上必须对在我国的司法进行适当的改革, 从而更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恰当权利, 这也是是我国法治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

中国人权保障的发展 篇5

摘要：人权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根据长期实践的经验，对人权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本文通过介绍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让大家了解我国人权的发展历程及丰富成果。

人权是一定社会或一定国家通过法律确认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一般形式，特别是基本权利。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权利；不仅包括个人人权，也包括集体人权。（李广民、欧斌主编：《国际法》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65页）

中国政府和人民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长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在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中的活动和对外人权斗争中，将人权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观。这种人权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人权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同各国国情相结合（二）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政治权利, 而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仅包括个人人权，还包括集体权。

（三）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

（四）人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人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我国人权观的基本原则之一。

（五）稳定是实现人权的前提，发展是实现人权的关键，法治是实现人权的保障——人权的实现离不开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民主和法制的保障。

（六）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

（七）评价一国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历史，脱离国情。

（八）对话与合作是促进国际人权发展的唯一途径——国际社会维护和促进人权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对话和合作。我们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人权领域的对话和合作。

2008年，我们同舟共济，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促使我们更加冷静地反思经济发展的和谐性问题，要求我们更加全面地考虑如何通过和谐发展来实现人权保障目标。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是解决当代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安全和人权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在贫困、愚昧无知、环境恶化的社会中生活，既没有安全，也不符合人的尊严。当然，有助于全面实现人权保障目标的发展应当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一种病态、失衡、充斥经济泡沫的虚假“经济繁荣”。一旦偏离和谐发展，人权保障的目标就很可能会落空。（罗豪才《人权保障“中国模式”》第二段）

一起公民死亡事件见证了中国人权保障走过的道路。

2003年3月17日，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的街头被收容，60小时后他死在了广州市卫生局主管的收容人员救治站中。孙志刚之死影响深远，他死后三个月，18名涉案者被认定有罪，23名政府官员受到处分，施行20多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孙志刚事件的第二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随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6年3月，“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由“人权”入宪，进而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后到专门的行动计划，中国人权保障路线图的背后，折射着人权观的改变。

现阶段，司法部建议增设20或30年长期刑逐渐减少死刑，人权专家称最高人民法院应收回死刑核准权，高法要求保障人权切实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等等一系列的事件说明了中国的人权保障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当然，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上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仍然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参考资料：李广民、欧斌主编《国际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国务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联合国大会第34/46号决议（1979），35/174号决议（1980），36/133号（1980）和41/128号决议（1986）万鄂湘、郭克强著《国际人权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保障人权刑事 篇6

关键词：人权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 强制措施 辩护制度

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新的发展。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施行。这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完善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这次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既有利于更加充分地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是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度作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新发展。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和保护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和保护，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被告人来说，在对控方证人的证言有异议的情况下，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是其一项重要的程序性权利。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作证的，证人应当作证。”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同时还规定了对证人的保护，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证人以及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作证面临危险的，可以请求予以保护。

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强制措施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任意剥夺限制人身自由。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害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这就把原来将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细化为现实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逮捕的适用条件。为了保证人民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是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进行审查的程序。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进一步完善了逮捕的审查批准程序。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其中对“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这次新刑事诉讼法第83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第91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该规定综合考虑惩治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

这次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保障了辩护律师正确履行法定程序的权利，以保障其能够正常地履行辩护职责。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而且这次刑事诉讼法还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范围扩展到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卷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由此律师的阅卷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调查取证方面，原来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只有在案卷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后才可以进行调查取证，这次刑事诉讼法将律师调查取证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使得律师拥有充分的辩护权利。

这次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为了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对办案方针、原则、诉讼环节的特别程序作出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第1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此外，这次刑事诉讼法还规定，适当定位监视居住措施，明确规定适用条件；完善侦查措施，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调整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完善第一审程序；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规定；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落实“少杀、慎杀”原则，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补充完善，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予以纠正，有利于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2013） 李君如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人权知识干部读本》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保障人权刑事 篇7

关键词：人权,宪法,刑事

1现行理论界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一般认识

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 我国法学理论界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主要的认识有两点:一是宪法是刑事诉讼法制定的根据;二是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即认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其理由主要是基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一个国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须以该国的宪法为根据, 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认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这种“母法”与“子法”关系, 主要表现在:

“ (1) 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性质和指导思想的规定, 关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规定等, 是刑事诉讼法的性质、目的、宗旨、任务和其本原则的直接依据; (2) 宪法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的规定, 是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这一基本原则的宪法根据; (3) 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 也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工作路线。”以上论述概括地说明了理论界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

2对现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观点的解析

(1) 它反映的是一种共性化的关系。

我国传统法学一般认为, 宪法与部门法“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母法’、‘子法’的从属关系。” 这已经成为理解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模式化概括“, 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关系的定性, 实际上只是简单套用了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属性的一般描述方式。用“母法”与“子法”的关系的概括不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全部内容。

(2) 不能更深层次的理解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的内在涵义。

在论述刑事诉讼的具体原则、制度和程序时, 大多数学者往往会简单、直接地引用相关的宪法规定以增强其说服力。而这种简单的引证方式已经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方法之一, 其危害性的表现是研究成果缺少思考性。这种思维模式的错误, 在于它是从应然命题中简单、直接地推断出实然命题。这种引证方法放的另一个不利后果是, 导致了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的宪法根据缺乏创新性的研究。与此相应的是, 学者们对刑事诉讼法学的宪法根据的合理性、正当性也缺少必要的反思, 进而也影响到了刑事诉讼实践。

(3) 这种观点仅仅是反映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位阶关系。

众所周知, 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 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是存在位阶关系的, 它与其他法律规范层级上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 这种位阶关系主要表现:部门法是宪法的下位法, 他们的制定要遵循相关的宪法规定, 由有权制定的机关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 其法律原则和精神也主要来源于宪法中的规定。由于对位阶关系的过分关注, 客观上巩固和强化了宪法的统治性和根本性的地位.但与此同时, 在二者的关系中, 刑事诉讼法的能动性与反作用的关注相应的减少.学界在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时, 不应仅仅局限在两者的位阶差别, 而要更多的关注二者在运行过程中的互动。显然, 以上观点没有概括体现出这样的内涵, 因而是比较片面的。

3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新型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

(1) 刑事诉讼法是与宪法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法。

在现代社会中, 从应然的角度上讲, 宪法与部门法之间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 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 具体到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时, 就应当从实在法的角度, 进一步分析这种关系的现实形态。在世界的其他国家, 刑事诉讼法被称为“人权宪法”、“应用宪法”、“宪法的测震仪”等, 都是在说明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联系的紧密程度要优于宪法与其他的部门法;在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将二者称为“天然的联系”。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较, 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以至于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适用过程其实也就是宪法的适用过程”。如前所述, 在现代各国的宪法中, 普遍规定了大量的与刑事诉讼有关的条款, 其中尤其以和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有关的条款居多。

(2) 刑事诉讼法应该是宪法权利的最基本的保障法。

从应然角度上说, 基本人权应当首先由具体的部门法来规定保障与救济规范, 但是, 对于宪法中没有规定的而应该属于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 可以根据人权保障条款引申出来, 如生命权、罢工自由等。刑事诉讼法是一个国家关于规范国家机关追诉犯罪、保护人权的基本法律, 由它引申出来的被告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需要在宪法中加以确认。因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定的使命, 在很多时候, 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就是以一些个人的重大利益为对象的, 而这些重大利益往往涉及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同时这些权利也是现在社会中他们享有其他权利和开展各种活动的基础。因而没有哪部法律规范像刑事诉讼法那样存在着对国家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冲抉择。再者, 如前所述从本质上而言, 刑事诉讼法是人权保障法, 所以在刑事诉讼中更应当体现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基本精神。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必然涉及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 因而研究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互动关系, 对如何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2]夏红.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新论[J].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 ;

[3]谢万兵, 李昌盛.不当与失范——刑事诉讼的宪法维度思考[J].载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5, (2) .

保障人权刑事 篇8

一、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一) 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及其源流追溯

在法律层面上, 人权是指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依照其自然的和社会的本性而享有的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或者说人权是人们在生存及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的平等、自由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权利, 包涵了政治自由、人身人格、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人权保障分为两层含义, 一方面是指对人权起保障作用的事物;另一方面是指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不被侵犯或破坏。其中, 包含了法律保障、制度保障、物质保障以及道德保障等几个方面。人权保障集中体现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综合反映了人的需求和幸福, 是享有人权的前提条件。

(二) 现代刑事诉讼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

在封建社会中, 控制犯罪、保障社会安全是封建社会刑事诉讼的唯一目标, 那时人们的头脑中没有人权概念, 为了利益国家可以完全不顾人们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力。孟德斯鸠就曾说, 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经验[1]。正是这种对于人性的压迫, 导致后来西方反封建争取“民主、平等、自由”的斗争中最早出现了人权观念。

现代刑事诉讼领域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强化人权保障的过程, 尤其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过程。就像德沃金所说的那样, 在大多数社会里, 明确给予老人、儿童、残疾人法律保护, 不是因为这些群体成员对社会更有道德价值, 而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弱[2]。与此相类似, 在面临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 给予个人更多的权利保护, 是因为个人是脆弱的, 相对于社会更加需要特殊保护。而这正是刑事诉讼的价值所在。

二、我国刑事诉讼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发展过程

在建国之初, 我国鉴于社会条件限制, 没有制订刑事诉讼法典, 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依据为《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在我国, 由于长期存在集权主义管理模式和严格的宗法家庭传统, 致使国家权力本位意识严重, 个人权利意识淡薄。“重打压, 轻人权”的法文化传统占据法学界主导地位, 刑事诉讼被视为“刀把子”。

1979年, 我国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出台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该法对于司法机关的限制不到位, 致使实践中侵犯诉讼参与人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我国在1996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 突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范围, 加大了保护力度, 推进了民主化进程。但是从实践中来看, 司法人员程序工具主义思想严重, 视程序为障碍, 不严格甚至不遵守程序规定。2004年,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修正案, 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人权保障纳入法定层面, 从而不仅在宪法中确立了人权价值和原则, 而且为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注入了新的意义, 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宪法的人权精神, 也充分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定决心, 体现了当代中国民主宪政的最新发展方向。2012年3月,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大大吸取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核, 经过多番研究、论证修改了涉及多方面的内容, 包括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刑事诉讼任务,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扩大辩护人诉讼作用, 完善审判监督等, 使得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更加迈出了一大步, 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入新阶段。而《决定》提出的人权司法保障理念必将进一步助力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三、新刑事诉讼法在增强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我国在新刑诉法总则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并在侦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做出了一系列重大修改, 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对诉讼参与人人权保护的重视程度。这反映了我国将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的坚定决心, 对于促进司法公正, 构建依法治国社会,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护

1.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有效遏制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五十条中确定了“严禁刑讯逼供”, 并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对于避免发生刑讯逼供, 遏制非法收集证据行为, 维护司法程序的公平正义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起到了积极作用。

2.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保障了司法公正

新刑诉法新增了第五十四条, 规定应当依法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手段, 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非法证据, 明确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确立了非法实物证据有限度采纳的规则。更为重要的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至第五十八条, 为了避免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 严禁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获取证据, 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诉讼参与人取得合法证据的途径和范围, 切实维护了司法程序的公平正义, 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参安全和各项诉讼权利。

3.限制刑事强制措施, 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

刑事强制措施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等关乎切身利益的权利, 在新刑诉法中可以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人身自由保护制度。比如, 新刑诉法第八十三条规定, 公安机关只有出示居留证才能拘留犯罪嫌疑人, 并且应当在最晚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之内将被拘留人送至看守所羁押, 最迟不超过二十四小时, 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应当及时通知嫌疑人家属, 其中不包括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涉嫌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家属有可能妨碍侦查的情形;第八十六条、九十三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审批逮捕的程序和条件, 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另外, 新刑诉法还进一步完善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程序, 要求不得把羁押场所或办案场所设置成执行场所, 但是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在住处执行可能妨碍侦查的, 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 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些修改部分在程序细节上完善了刑事强制措施, 强化了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和限制, 有利于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

4.首次明确提出辩护权, 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

新刑诉法在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首次明确提出辩护权的概念。在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将律师的介入时间由诉讼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的辩护权, 也使得辩护律师享有了更多权利, 比如, 会见权, 辩护律师可凭“三证”会见被告人且不被监听;阅卷权, 可以在审查起诉之日起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调查取证权, 辩护律师可以自行或申请司法机关调查取证。这一系列权利的保障解决了长久以来在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缺位的问题, 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同时, 新刑诉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5.改革死刑复核制度, 实现对死刑案件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从司法实践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采用的是具有行政复核性的单方决定方式, 诉讼参与人、检察机关很少参与, 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保障。本着慎用死刑、充分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的原则, 新刑诉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了诉讼参与人在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权, 在第二款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权和结果知晓权, 确保做出死刑判决的案件都是“结论唯一”的铁案[3]。同时, 还在第二百三十九条补充指出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方式, 规定在复核死刑案件时, 应当做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死刑的答复。对于不予核准死刑的复核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 从而弥补了修改前刑事诉讼法的不足。

(二) 对被害人、证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1.扩大了被害人的救济权利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 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听取、记录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并且附卷随查;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 其法定代理人以及近亲属都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致使本人和近亲属有人身安全时, 可以向司法机关请求保护。同时, 新刑诉法还扩大了被害人的救济权利, 比如申诉权、自诉权、委权、申请复议权和抗辩权等等。

2.对证人及其近亲属明确规定了特殊保护措施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涉及恐怖活动、涉及黑恶势力、涉及毒品犯罪等案件时, 或者证人及亲属存在遭遇人身威胁的风险, 司法机关应当对证人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保密, 隐瞒证人的外貌和真实声音, 只允许特定人员接触证人, 并且采取切实措施专门保护证人的人身和住宅安全, 最大程度地保护证人利益。这项修改对于提高我国证人的出庭率, 保障证人的合法权利, 避免证人因为出庭作证而遭受人身危险和财产损失的现状有着积极、重大的意义[4]。

3.新增了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特别诉讼程序

鉴于未成年人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特征, 新刑诉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的第一章, 即从第二百六十六条至第二百七十六条增加了区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诉讼程序。此次修改对于刑诉法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整合, 有效解决了目前刑事案件中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保护的法律依据较为松散、不系统、不统一等诸多弊端。比如, 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坚持以教育感化为主要, 以惩罚挽救为次要的方针和原则,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应当保密、封存不满十八周岁且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

4.增设了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新刑诉法从第二百八十四至二百八十九条, 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决定机关、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 规定了审理、复议、解除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程序, 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审理权和监督权, 成为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新刑诉法增设的特别程序, 避免了以往追诉机关通过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方式变相侵害被告人的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 弥补了立法上的缺陷, 全面规范了这一程序的各个方面, 保障了被告人人权的不受侵害。

5.通过设置程序限制, 保护律师合法辩护权

为了保障在刑事辩护时律师能够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比如公安机关在因伪证罪批准逮捕辩护律师之前, 必须通知辩护律师所在的执业律所和律师协会;被告人终审认定有罪之后, 才能追究承办该案件的辩护律师的责任等, 以此来保证能够律师正常行使职权。

总之,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正, 再加上《决定》提出的人权司法保障理念, 表明了人权价值理念已经逐步获得了广泛认同, 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重大进步。这对于贯彻宪法精神, 加深人权理念, 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与文明, 维护司法公正, 不断凸显我国在人权保护领域的国际声誉等诸多方面,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摘要：刑事诉讼法的最核心价值是人权保障。首先, 本文从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的关系入手, 追溯了人权保障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历程, 并论述了人权保障对于现代刑事诉讼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其次, 本文还分别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对被害人、证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新刑事诉讼法在加强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提出了将人权保障写入刑事诉讼法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浅析,新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

参考文献

[1]徐静村.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J].现代法学, 2003 (3) .

[2]刘少军, 管宇.刑事诉讼人权解析[J].人民司法, 2005 (5) .

[3]樊崇义.从“应当如实回答”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J].法学研究, 2008 (2) .

保障人权刑事 篇9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 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发展, 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也不断增强, 对人权保障的现实要求也更加强烈, 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 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题中之义。笔者认为, 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修改彰显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首先, 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 通过在侦查、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扩大对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障范围有效保障当事人权利。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委托辩护人的规定,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一项重要制度。修正案草案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进一步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修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提供法律援助, 并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正如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提到, “在大多数社会里, 给予老人、儿童和残疾人以明确的法律保护。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群体的成员自我保护的能力较弱, 而不是由于这些人对社会更有道德价值。与此相类似, 给予个人的更多的权利保护, 是因为面临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 个人是脆弱的。权利理论强调个人权利, 因为需要特殊保护的是个人而不是社会。”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 进一步完善了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加强对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的保障, 增加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保全措施, 明确赔偿标准等。修正案中增加了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此外刑诉修正案针对证人作证难的问题进一步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的规定并且加大对证人保护力度。修正案案增加规定,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这对于完善证人作证制度, 提高诉讼效率, 有效保障证人的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利有及其重要的作用。

其次,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增强对于公权力的制约, 通过限制公权力滥用来保障公民的私权利, 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和自由。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补充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刑事诉讼法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为了进一步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权利, 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 修正案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侦查权既关系到犯罪的控制又关系到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 应当严密制定相关规定以防止权力滥用而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修正案通过强化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来进一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此次修正案新增了“技术侦查”, 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 但是其关系技术侦查的规定还相当宽泛, 有待于进一步对侦查权进行有效制约, 但这是我国迈向刑事法治的重要一步。

此次修正案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程序以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修正案进一步保障申诉权的行使, 增加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 应当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更为适宜的, 也可以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审理等。

再次,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程序分流, 达到权力制约和提高效率保障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基本人权。

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 区别案件的不同情况, 适当调整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的, 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 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候, 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在死刑复核案件中死刑复核结果应当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根据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 对于不核准死刑的,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予以改判。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 可以讯问被告入, 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此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 不仅仅体现了对适用死刑的慎重, 加强了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 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进一步提供了保障。

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 对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更为具体的修改不仅仅有利于保障实体法刑法的实施, 还能够凸显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本身存在的意义, 凸显人作为人的主体意义, 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 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然而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下, 再周密的程序制度设计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况且法律不能朝令夕改, 要保持其相对稳定性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和树立法律的权威。在保障人权方面, 刑事诉讼法还应当在很多方面加以改进, 通过优化程序设计、程序的分流等来进一步保障当事人参与诉讼的基本权利, 通过提高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办案人员的素质、提高办案设备和技术、增强法律监督和保障当事人获得救济的途径来进一步使其得到完善。除此之外, 在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方面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能更好的完善刑事诉讼法, 保障人权, 实现社会的法治状态。

摘要：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在经历一个全方位的突破原有模式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复杂进程。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加快, 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犯罪问题增多, 在刑事案件高发的阶段, 如何有效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成为现阶段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人权保障,刑诉修正案,公权力,法治

参考文献

[1]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2]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3]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4]朗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 2012.

保障人权刑事 篇10

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有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总体概况

1.在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方面:

一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二是对国家刑罚权进行划分。《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 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三是对刑事诉讼的启动和进行设定了法定的条件。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四是对强制措施的适用设定了法定的条件、期限和程序;五是强调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职能。

2.在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方面:

一是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权。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权作出规定, 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自己辩护, 也可以委托他人尤其是律师为自己辩护。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 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二是申请回避权。回避是实现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有效保障, 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申请回避权, 是体现程序公正, 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设置;三是申请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权。如《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 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四是参加法庭审判并进行辩论权。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我国刑事审判中被告人的辩论权体现在对公诉人的指控进行反驳, 对证人进行质问, 对出示的其他证据进行辨认、发表意见及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等;五是上诉权及申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 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 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 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 经被告人同意, 可以提出上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 可以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 提出上诉。对被告人的上诉权, 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上述是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体现。

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1.侦查机关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

在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下, 侦查机关的权力主要由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 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除审查逮捕外, 主要采取事后监督的形式, 如通过审查起诉或诉讼参与人的控告, 而这种监督机制很难对侦查机关的权力形成制约, 更不能预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侦查机关的侵犯, 况且人民检察院和侦查机关只是业务上的分工, 其对于追究犯罪的立场是一致的, 这就如同兄弟俩, 哥哥对于弟弟的行为进行教导, 但对于共同的敌人, 兄弟俩还是一致对外的。同时在我国, 检察机关对于特种案件有权自侦, 但对于其自侦权的行使, 由内部不同部门实行监督, 这也难以保证侦查权的有效制约。

2.羁押措施的适用偏离必要性原则, 且超期羁押现象严重。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强制措施的适用主要还是基于案件方便侦查、诉讼顺利进行的角度考虑的, 公检法机关片面地强调自己权力的运用, 而较少考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益, 这主要体现在强制措施的适用, 尤其是羁押措施的适用上偏离必要性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也规定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措施, 但并未将其作为一般性原则加以适用, 而只是作为逮捕的例外。在诉讼实践中, 还普遍存在超期羁押现象, 如众所注目的“杨志杰案”, 未决羁押的时间竟然长达12年之久。

3.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不到彻底实现。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 但由于缺乏完善的保障措施, 其辩护权难以得到充分的实现, 主要体现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无法充分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较窄, 原则上应对所有的不能自行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权受到极大的限制, 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主要是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较大的限制, 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独立会见权得不到保障, 无法获得控方的全部证据以实现平等武装等。

4.刑讯逼供的封建毒瘤依然存在。

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着权力本位、漠视人权、有罪推定、重视口供的观念, 在立法上表现在如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中“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等规定;在实践中表现为侦查人员过分地依赖口供, 进而滋生了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行为。

5.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

“无救济即无权利”。但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依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 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侵犯其人身权利的行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 但如果从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的关系来看, 这种控告难以奏效。因此, 缺乏一个中立的组织对犯罪嫌疑人的控告进行审查。

三、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如何保障人权进行完善的几点建议

1.侦查制度改革。

笔者认为, 我国的侦查程序行政化色彩较重, 从而主张引入诉讼模式。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改革, 有的学者基于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是人权保障的“软肋”这一认识, 认为推进侦查讯问程序的改革是一种必然选择, 要求认真审视、检讨现行法律制度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主动修改有悖讯问规律、不适当地限制侦查讯问效果的法律规定, 提高讯问效率, 实现人权保障最大化和真实口供获得的最大化。在侦查程序改革中, 有的学者主张, 我国侦查程序应当引入司法审查机制, 以实现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但就引入什么样的司法审查机制问题, 与会学者存在分歧, 但大家认为, 理想状态还应是由法官行使司法审查权。

2.强制措施的完善。

直接涉及公民基本人权的强制性措施一旦适用, 将会给嫌疑人及有关公民带来不利的后果。因此, 法律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公民以相应的程序性救济权利。“救济性权利, 即对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 要求另一机构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程序性权利。”强制措施的改革是当前我国构建刑事审前程序的重要内容。

笔者认为, 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并不能作为强制措施的唯一目的, 因为羁押更能实现这一目的。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严格法定原则, 实现强制措施的正当化, 严格控制留置的适用, 规定两次拘传之间的间隔时间, 取消监视居住, 建立科学的强制措施规定。二是完善强制措施体系, 实现强制措施的层次化, 如将对物和对隐私权的强制处分纳入强制措施体系。三是建立独立的羁押制度, 实现羁押措施的例外化。四是建立保释制度, 实现被保释的常态化。五是建立司法审查机制, 实行强制措施的法治化。

在羁押问题上, 当前突出的表现为超期羁押和滥用羁押。要解决这一“顽症”, 不能仅靠自查自纠, 尤其应当参照刑事诉讼中预防性羁押的国际标准, 采取应对方案:一是要完善诉讼体制, 如维护司法独立, 避免党委、政府部门对具体案件的不当介入;实行侦押分离, 将关押未决犯的职权交予中立的司法行政机关;简化乃至废除公安司法机关内部的报批制度等。二是实行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设计, 将羁押措施例外化, 使之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 从根本上解决超期羁押问题。三是改革审限制度, 实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相分离, 严格限制羁押的期限。四是建立羁押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包括严格确立羁押适用的司法审查机制和对不适当羁押的异议机制。五是建立超期羁押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包括超期羁押期间的口供之排除和违法犯罪的法律责任之追究。

3.律师在侦查中的作用。

对于律师介入侦查的问题, 虽然刑事诉讼法在第96条中予以明确规定,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理论问题尚需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 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应当界定为辩护人, 而不是见证律师。

4.建立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

我国法律中司法审查的内容, 如对逮捕的实施, 需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 但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颇受争议, 应作适当改造, 即继续保留人民检察院的逮捕审批权, 同时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过于狭窄, 对于逮捕之外的其他强制性侦查行为, 如搜查、扣押、秘密侦查、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 不需司法审查, 从而导致侦查机关权力过大而得不到制约和监督, 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 因此, 有必要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同时应确立人身保护令状制度, 赋予犯罪嫌疑人对诉讼中所有的侦查行为, 认为侵权的, 都可以请求法院启动司法审查程序, 给予保护。申请人身保护令状的事项, 不仅包括强制性措施, 还包括违法讯问, 如刑讯逼供, 或其他的侮辱人格、侵犯人权等行为。

5.建立完善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诉讼权利, 尤其是辩护权得到切实实现的重要制度, 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之一。目前, 世界上已有150多个国家建立有法律援助原则。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 首先, 我国可以考虑制定《法律援助法》, 从而使法律援助有法可依;其次, 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现阶段, 可以对刑事诉讼的所有重罪案件 (可以设定为三年以上徒刑的案件) 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以后逐渐扩大援助范围, 直至对所有的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再次, 提前法律援助进入诉讼的时间, 在现行法律体制下, 可以将提供法律援助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 待以后条件成熟了, 再提前至侦查阶段;最后, 解决法律援助运作的实际问题, 如在财力上加大政府财政投入, 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同时鼓励社会捐助, 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设立专项援助基金。在人力上, 通过教育培训扩大律师队伍, 广泛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 增加专职法律援助人员, 这是法律援助的主体, 同时号召鼓励社会律师自愿参加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 以弥补现阶段专门法律援助的不足。

参考文献

[1]姜伟.刑事诉讼法实用手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2]张军, 姜伟, 郎胜, 陈兴良.刑法纵横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3]检察机关公诉人办案规范手册:第二章, 告权与维权[Z].

保障人权刑事 篇11

关键词：人权保护；刑事诉讼；问题

引言

在我国相关法律中，刑事审判是打击犯罪行为、保护人民权益的重要手段，在实践过程中是国家公权力的象征。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必须有效解决基于人权保护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刑事司法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相关调查和研究发现，基于人权保护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中，刑事司法观念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审判人员的司法理念没有及时得到转变，仍然以“惩罚性处刑”作为基本司法理念；二是，在被害人情绪比较激烈的案件中，没有依法进行办案，过于迁就被害人提出的要求，从而使被告人承受的处罚过重，严重的还会直接处以死刑。这种办案方式使被告人的处罚大大加重，同时导致被告人不断上诉启动二审程序，最终加大办案的诉讼成本，影响社会法律的正常发展；三是，过于严重的刑罚和直接处死以刑的极端做法，使被告人对社会产生极大不公憎恨，同时让认识被告人的人和部分群众产生对社会不公的误解。

二、刑事诉讼中影响人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从犯的人权保护问题

一般情况下，在刑事诉讼中或刑事审判中，单人单案的犯罪嫌疑人或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是主要审查对象，具有比较特殊的性质，在审查起诉和审判等环节上，他们的人权可以得到直接和有效地保护，但从犯的人权在很多情况下都得不到合理合法的保护。

（二）超期羁押的现实状况

根据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刑事诉讼法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在公、检和法三个单位，超期羁押现象都存在。虽然时间库有效保证审查的质量，如果盲目的追赶审限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但有效解决超期羁押现象目前是公、检和法三个单位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无期徒刑的刑期折抵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无期徒刑是从判决确定当日开始执行，而判决之前先行羁押的时间不在折抵的范围内。从相关实践来看，在无期徒刑真正执行前，部分被告人就已经在看守所羁押有四年或者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不可以折抵刑期，使刑事诉讼呈现出对他们的不公。

（四）“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原则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一般情况下，作为两大司法机构的法院和检察院是保持一致对外原则的，而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一般不作无罪判决，在特殊情况下，由检察机关给以撤诉处理。因此，两大机构的这种不成文的处理条例，时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并且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符。

三、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立法和司法策略

（一）平衡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创设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秩序

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必须在自由、平等和安全等方面，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和谐体，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根据相关发展规律可知，法律的主要作用是为人类共处和满足某些基本需要而提供规范安排，在违法相关规范标准的时候，才会收到应有的惩罚。因此，尽可能少的使用强制制裁，才能真正实现法律其巩固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真正目的。在法律制度中，刑事诉讼法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的犯罪行为和犯罪者出现的时候，它的运作功效具有非常重要的必要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控诉、辩护和审判这三项职能的平衡，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健康发展。

（二）注重以人为本，将维护国家安全、追求社会效率和保障个人人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刑事诉讼的实践过程中，只强调或一味追求国家利益的思想和做法必须摒弃，根据实际情况，刑事诉讼法应包含如下内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以保障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利益，以确保社会效率；保障个人人权，以保证社会公正。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基于人权保护的刑事诉讼，必须注重诉讼法价值的转型，不能再把刑事诉讼法作为实现专政的工具。

在实践过程中，刑事诉讼法在实现工具价值的同时，还应注重如下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是，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必须保证刑事诉讼活动中，民主、进步、文明和法治等精神得到充分展示，从而提升法治水平高度；二是，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价值。必须保证每一个诉讼案件、每一阶段的处理的高效、正确、准确和及时，从而避免申冤告状、超期羁押等现象发生，以维护司法公正体制和司法机关的权威，确保司法机关各种案件和纠纷中发挥重要监管作用。

（三）注重真实证据采信，严禁非法取证，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以充分体现尊重人权

在实践过程中，基于人权保护的刑事诉讼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尽可能的排除一切合理地怀疑，避免任何人被冤枉，以保证没有任何新证据使事实受到怀疑，确保立案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有”或“疑罪从轻”的现象经常出现，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给报告人定刑。现代化建设中，基于人权保护的刑事诉讼，侦察机关不能太过看重报告人的口供，而忽略真正的证据，必须确保证据链扎实有效，并且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力度必须不断加大，以保证刑事诉讼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必须坚持“有罪定罪，无罪放人”的原则，尽量做到不放过任何一个不法分子，不冤枉任何一个报告人，使人权得到可靠保障。

（四）不断健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机制，加强监督和管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分为羁押性强制措施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其中，羁押性强制措施主要有拘留和逮捕，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主要有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从弱到强的排列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在实践过程中，基于人权保护的刑事诉讼，必须注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新构建，完善羁押决定权体制。在只有中立的第三方法官拥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决定权的同时，遭受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具有提起上诉的权利。因此，实行羁押的法官审查的做法，与诉讼的构造特征相符，可以使权力得到制衡，从而防范控方滥用侦查权力情况出现，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到有效保障。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实践过程中，基于人权保护的刑事诉讼，必须注重法律规范，才能真正解决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规范作用。（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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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楠.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辩护的困境与出路[J].法制与社会，2014，26：115-116+123.

[3]王梓.民众参与与限权思维——以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法修改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4，26：145-146+149.

[4]耿嘉迎，刘晓阳.新刑事诉讼法下的证人保护制度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16：45-46.

保障人权刑事 篇12

人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人之为人而享有的权利, 不论其肤色、国籍、种族、贫富存在多大的差异。承认人权将直接关系到个人得到合乎人性的对待, 影响着个人自由地参与社会政治实践来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因此, 保护人权已是整个法律界不容置疑的主流话语。

刑事侦查涉及对有关刑事案件进行证据收集、审查、核实等各个环节, 并围绕着严格的程序而开展工作。刑事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 作为受侦查机关侦控的对象, 其正常的公民身份受到极大限制但基本权利没有丧失, 因而必须对当事人的主张或请求予以重视, 对当事人的合法意向予以充分尊重, 尽量不让刑侦人员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屏蔽当事人的合理诉求, 从而达到尊重当事人意志的目的。

刑事侦查阶段人权保护, 一方面蕴含着程序正义的原则。片面强调惩罚犯罪必然导致侦查权的恶性膨胀, 造成任意拘捕、无理追诉等非法剥夺个人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等权利。而程序以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来限制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恣意和滥用, 保障涉讼公民不受侵犯。以辛普森案为例, 经过非法程序而收集证据, 不论正确与否均不能成为裁判依据。另一方面体现出人权优先理念。面对异常强大的司法权力, 唯有将嫌疑人的利益从社会利益的阴影中独立出来, 并且优先选择嫌疑人的利益, 控辩对抗的条件才会成熟。正如学者所言:“当刑罚权与人权发生抵触时, 与其牺牲人权, 毋宁放弃刑罚权。”

二、我国刑事侦查阶段人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 其行为是否严格按照程序来执行, 关系到犯罪嫌疑人权利能否得到保障, 更关系到国家法律在具体执行中的公平正义。但近年来, 不管是佘祥林杀妻案, 还是刑事司法活动中造成的其他冤假错案, 均折射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人权保护程序阙如,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如实交代

如实交代包含两个方面的义务:一是必须回答问题, 而不是保持沉默;二是必须尊重事实真相, 无论是作有罪的供述还是无罪的辩解, 都不得隐瞒或者虚构事实。犯罪嫌疑人若保持沉默或者作出虚假陈述, 侦查人员可以将此记录在案, 法庭在对其作出有罪认定后还以此为据来从重量刑。但事实上, 究竟什么是“实”、何谓“交代”均缺乏可操作的标准、多为主观判定。因此, 它被认为是一种强迫供述的行为, 无疑是对嫌疑人沉默权的践踏与消极诉权的剥夺。

2、辩护受阻

“一个人, 即使是最卑微的人, 当国家控诉他的时候, 必须给予他一切可能的手段为其辩护。”而律师作为嫌疑人的委托者, 应有权参与整个刑侦过程, 但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上, 辩护律师的介入受到多重限制。一是律师的会见权被拘束。一些案件中, 公安机关常以保守国家秘密为由, 减少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或以刑侦需要为由在场旁听会见谈话。二是没有规定律师的讯问在场权和阅卷权, 认为律师拥有阅卷权只会阻挠刑侦机关办案, 导致侦查工作更为困难。

3、非法取证

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无一例外禁止了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证据。对于言词证据, 各国普遍禁止将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作为证据使用;对实物证据严格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我国法律规定亦如此。然而, 排除非法取证的规则有待完善。 (1) 缺乏可操作性, 对非法获取的供述应当如何查证, 应当由谁负查证责任等方面, 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 (2) 缺乏配套措施的支持, 在讯问中缺乏有效的监督, 使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作为不能加以制止, 也增加了对非法取证的举证难度。

三、刑事侦查阶段人权保护的路径探析

鉴于此, 为了在刑事侦查阶段更好地保障人权, 笔者认为有必要做好以下几点:

1、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

沉默权, 即犯罪嫌疑人对讯问享有拒绝回答、保持沉默的权利, 其规定符合无罪推定的实质要求和举证责任制度的原理, 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为此, 首先要废除如实回答的规定, 确认嫌疑人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的权利, 增加讯问前的告知规则。其次要增设相关制度, 在程序上确保嫌疑人不受强制陈述权利的实现。比如,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将重点放在如何设置和完善相关的保障措施方面。再则要明晰犯罪嫌疑人不受不利法律后果的权利。

2、完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在立法上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 保证律师在侦查阶段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 真实有效地介入其中, 更好地展开辩护的工作, 充分地为维护嫌疑人的权益创造条件。同时, 解除律师会见嫌疑人的各种障碍。这主要包括:律师根据嫌疑人的请求或根据案情需要提出会见时, 侦查机关不得拒绝;延长会见的时间与增加会见的次数;律师会见嫌疑人时, 公安机关不能派人在场;扩大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限。

3、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监督

侦查机关容易以追诉犯罪、维护公益为借口, 肆意扩大侦查权, 这极大威胁着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而, 需要由法院对侦查过程进行介入, 对侦查行为予以监督。一是借鉴国外的令状主义原则并在刑事诉讼中加以运用。当侦查机关采取逮捕、搜查、扣押时要事先取得由法官签发的逮捕令、搜查令、扣押令才能进行。二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实施前必须经法院司法审查庭批准, 否则不予生效。三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迫使刑讯逼供者放弃有违人权的取证行为。

摘要：本文在简要介绍刑事侦查与人权保护内容的基础上, 分析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据此探寻相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