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保障人权

行政执法保障人权（通用9篇）

行政执法保障人权 篇1

一、人权保障与行政强制制度的关系

行政强制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目的, 对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而采取的措施。仅从其含义来看, 看到的更多是对人权的限制, 其实不然, 人权保障与行政强制有着内在的双向联系, 政府成立的本身就是应以为公民谋福祉为目的, 也就是以人权保障作为行政强制的最终目的;而为了实现人权保障对违法行为加以强制, 从而维护了公共秩序的有效运行, 行政强制则显得十分必要。

1、人权保障是行政强制的最终目的

政府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人权保障, 然而公权力的行使若不加以限制则会如脱缰的野马, 恣意妄为, 人们通过宪法和法律来对公权力进行规制。可见, 宪法和法律无论是在设定还是限制公权力尤其是行政权, 都是以人权保障作为价值追求。因而, 行政权力的行使, 制度的运行均以实现人权作为内在动力和最终目的。

2、行政强制是人权保障的有力屏障

首先, 行政强制是行政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的有力保障。任何法律规范都是通过贯彻实施执行才可实现其本身的价值。因此, 对于那些有义务而拒不履行义务的人就应该采取强制措施促使其履行, 从而保障他人的人权得以实现;其次, 行政强制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保证。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 从而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 而行政强制就是必要手段之一;最后, 行政强制是促使人民自觉守法、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必要手段。行政强制一方面用宣传教育使人民增强法律意识, 对预防犯罪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 另一方面在实施强制措施的同时, 敦促相对人履行法律义务, 进而实现人权的保护。

二、我国行政强制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1、行政强制本身具有侵权性

行政强制是最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执法方式, 属于典型的损益行政行为。尽管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并不是以损害相对人利益为目的的, 但行政管理活动主要是调整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最突出的即是反映在调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由于我国传统观念一直倡导“集体利益无小事, 个人利益无大事”的价值观, 因而, 只要是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 且不是滥用权力的前提下, 人们即认为正当, 尤其是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 个人利益即理所当然的无条件的让步, 行政强制制度作为行政制度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2、行政强制制度的程序构造不尽完善

我国于2011年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这部历经十年之久的法律终于在万众瞩目下诞生了。我们在为《行政强制法》取得可喜可贺的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 也应理性的对待在程序设计上的一些不足之处, 尤其是体现在法律评价制度的规定上以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方面均存在问题, 会导致行政机关开出许多“空头支票”, 该法律也容易成为一纸空文。

3、行政强制主体人权意识缺失

“近几年来, 媒体爆出连环猛料, 逾越法律界限的行政强制比比皆是。城管野蛮执法, 地方政府主导强拆, 闹剧悲剧不断, 搭上了多少人命。”

法律、法规的社会价值及功能都是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得以体现的, 再好的理念, 执行得不好或者偏离初衷, 其效果都是会大打折扣的。行政强制的过程中, 行政强制主体是最直接影响实施效果的主体, 触目惊心的场面的出现, 不得不归咎于行政强制主体对人权的淡漠。

三、完善行政强制中漠视人权保障的对策性建议

1、树立个人意识

这里谈到的个人意识, 并不是完全“小我”的一种思想, 绝不是脱离了集体主义的与社会对立起来, 一切从个人需要和个人幸福出发, 反对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的个人主义。而是打破一味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的局限和禁锢, 敢于为自己争取并且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2、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应注重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行政强制法》的第一条立法目的中已经引入保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思想, 意味着行政强制制度的构建是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将二者并重保护。“法律重在调整利益。现代公法调整的利益不能只是单一的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利益, 而应当是在兼顾二者的基础上对其加以理性界分和整合。”以往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天平上会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现如今立法的目的会使得天平稍微倾斜, 我们既不希望公共利益受损, 又不愿看到过于牺牲个人合法权益以至于发生践踏人权的惨案。如果没有一支廉洁的行政强制队伍, 行政强制权卷入金钱、私利的漩涡中, 无论损害的是哪一方的利益, 最终会影响整个天平的平衡与稳定, 与其说行政强制制度应注重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倒不如说应加强行政强制队伍的廉政建设, 没有利益, 就没有偏颇, 才会多一份公正, 才能实现两种利益的平衡。

3、进一步规范完善行政强制制度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可以说是公民权利的一大福音, 该法致力于调整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 解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 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努力寻求平衡。这对于妥善处理官民矛盾, 实现社会和谐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法律没有十全十美的, 相应的制度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行政强制制度还是应进一步规范完善才能最大化的实现其社会价值。

最后, 我认为行政强制制度需要相关的一些人权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辅佐, 要进一步规范行政强制制度, 人权保障就是一把衡量的标尺, 相关人权保障的法律法规健全了, 行政强制制度就不会跳出公众可以接受的范围随心所欲了。在此还是要呼吁人权保障事业能迈向新的台阶, 行政强制制度才会更加完善。

四、结语

人权是衡量社会文明的一把标尺, 也是法治社会的一面镜子。行政强制作为行政制度中公权力色彩最浓的制度, 本身的损益性最易侵害人权,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审视行政强制制度才不失偏颇和客观, 并且找出一套针对其完善的良策。从而使行政强制制度更人性化地服务于我们, 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人权保护的有力屏障一面,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使我国的人权事业拉开新的篇章。

摘要：行政强制制度是我国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一把“利器”, 它的有效运行对于法律的贯彻实施, 国家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维护以及行政管理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制度不尽完善, 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可能性最大, 对人权最具威胁性。本文以人权保障的视角对行政强制制度进行审视, 并试图找出解决当前行政强制中漠视人权保障的良策。

关键词：行政强制,人权保障,权利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325.

[2]赖胜奇.行政强制中的人权保障研究[D].汕头:汕头大学, 2010.

[3]袁曙宏.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地位、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J].中国法学, 2011 (4) .

行政执法保障人权 篇2

中国法治的发展，自从清末以来，大体上走着一条向欧美学习的道路。特别是经由日本法治的成功，我们更多地透过日本，学习人家走向发达的路数，于是，以此为参照，对欧美法治、特别是欧陆法治的追求、借鉴、乃至照搬，就是我们法治建设的终南捷径。此种情形，自清末始、中经民国，直到如今，大体亦然。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清末和民国还比较关注积极汲取民间规范、以资当下之法治建设的话，那么，始自“改革开放”的新一轮法治建设，则基本上未将中国本有的规范纳入考察的范围，反之，该种规范却因“保守”、“落后”以及不合时宜等等原因而被意识形态化地不断忽视。这种尴尬的情形，尽管在学界已经开始不断在反思，但中国法治、特别是立法的实践却并未对之做出必要的回应。与此相关，以法律为依赖路径的人权保障则基本上遵循着一条在立法上“给你人权”的道路，而不是在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他们的“固有人权”。为此，在学理上重申当代民间规范之与法治建设中人权保护的必要关联，就并非多余。以下是笔者对此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一国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回应国民在交往行为中的人权要求

大约近2前，萨维尼在德国法制改革进程中，针对德国究竟要移植“先进”的法国法律还是在德意志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总结出自身的法律，和蒂堡等法学家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并进一步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他指出：“……法律堪与语言相比。对于法律来说，一如语言，并无决然断裂的时刻;如同民族之存在和性格中的其他一般性趋向一般，法律亦同样受制于此运动和发展。此种发展，如同其最为始初的情形，循随同一内在必然性规律。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这就是历史法学派的著名结论-法律乃民族精神的体现。不过，这种民族精神是开放的，而不是相反。此后，尽管围绕着这一结论曾不断产生过各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见解，但人类立法的使命以及因之而生的法定人权确因此而修改了航程-以《德国民法典》为例：

尽管德国人也向法国学习，制定了一部体系恢宏、包罗万象的民法典，但和《拿破仑法典》相比，德国民法典无疑是德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它对德国固有习惯规范的尊重，对德国民族精神的关注，是世所公认的事实，这在实质上体现了萨维尼的理论宗旨。可以这样讲：《德国民法典》在形式上以及一些法律原则上所体现的是类似于法国民法典的恢宏体系建构，但在具体内容上却并未放弃德意志民族的传统精神，反而因之而光大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精神.从而在人权保障上，也体现着德国式的人权保障风格。

这种情形也反映在《日本民法典》上。和德国类似，日本参照《德国民法典》的体系和内容安排制定了其民法典，但日本并没有在其民法典中放弃自己的固有价值和规范传统，直到如今，日本国民的民事生活、包括民事诉讼活动仍然充满着日本民族自身的特征.

陈述以上事实，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在尊重民族民间规范传统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法律和法典，与国民的人权保障息息相关。人权自来就可在不同视角理解。其一是以某种“先进”的观念、理念来表述、记载人权，从而人权成为精英们对普通大众的设计、宣告、甚至施舍。至少自20世纪中叶以前的`实践，基本上是启蒙思想家人权理念和设计的实践形态。尽管启蒙思想家的设计是人类思想史和政治实践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标准，于是，以此理念出发来构造全球的人权实践，其实践效果往往有违初衷。近些年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推行其人权外交时所露出的顾此失彼、强词夺理的马脚，业已表现了此种人权标准和模式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其二是以一个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交往秩序为出发点所构造的人权体系。在我看来，一个民族对自己生活方式和交往秩序的选择，不独具有某种文化意义，而且它就是该民族现实权利的表达方式和制度结构。对这种表达方式和制度结构的轻易破坏或者废除，所导致的不仅仅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是新世界的门栏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远。更甚者，可能与我们所追求的人权理念会南辕北辙。当代世界在后殖民时代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应当说就是对这种事实的一种注脚。这是因为包括人权在内的所有权利，乃是在主体生活的自我选择中成长起来的。尽管来自精英路线的说教、规制对权利的成长而言绝非可有可无，但仅仅靠精英们的理念，而对人们日常交往中的

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 篇3

关键词：人权 司法保障 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法

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最早宣示人权及人权原则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其间人类两次遭遇世界大战的浩劫。时至今日，人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甚至“可以算得上一个流行的词汇”。[1]

人权是每一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在我国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写入了宪法。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总则，这不仅是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重大成就，也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法治中国绘制了蓝图。其中在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特别强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人权的司法保障主要是指，在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保障案件当事人（包括受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贯彻党的执政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必须要推进司法改革，更好更加积极地发挥司法机关保障人权的作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指导司法改革的一个根本标准。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亮点即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从而改变了过去强调以打击为主，保护为辅的刑事诉讼思想。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不仅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制度上予以落实、体现和保障，如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审判程序和特别程序等方面加强了人权保障，还增设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当事人诉讼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制度等，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权事业新的发展进步，人权司法保障新的发展进步。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特别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保障人权方面处于特殊的地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限于篇幅，本文将以新法为视角，主要从非法证据排除、辩护制度等两个方面探讨检察机关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职责，以求教同仁。

一、非法证据排除与人权保障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根据新法第48条的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是查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是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的重要依据。因此，证据被赋予了合法性的属性，即证据应以合法的方式取得。而非法取得的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大多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得的。刑讯逼供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以肉刑、变相肉刑、精神折磨的行为，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生命权、健康权，是对人权的蔑视和践踏。根据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定案，极易造成冤假错案。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如云南的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都与刑讯逼供有关。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有关于“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机制保障和排除规则。

2010年6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次新法的修改充分吸收了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明确宣示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具体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标准、主体和程序，从法律层面建构了比较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并明确了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定位，即明确了检察机关在证明指控犯罪证据的合法性、排除非法证据上，负有“特殊的责任”。[2]根据新法，检察机关在审查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时，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在开庭审理前的庭前意见交换程序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即非法证据的排除。在法庭审查过程中当事人等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说明；如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具体来说，在非法证据排除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3]

1.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并依法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即不得作为报请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

2.对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调查核实，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采取相应措施。新法第55条赋予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力，是赋予检察机关开展诉讼监督的重要手段，具体方式可以是询问有关证人、被害人等人员，也可以调阅有关的检验报告、录音录像资料等，以确认侦查人员是否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况。[4]如侦查机关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检察机关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既包括提出纠正意见，也包括追究刑事责任。以刑事事件追究为后盾，无疑增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刚性。

3.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检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尤其是要重视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的收集和固定。

新法实施之后，检察机关切实履行了非法证据排除义务。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406人。[5]

二、辩护制度与人权保障

强化律师辩护职能、完善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制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有效保障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重要环节。1997年3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特别提到：“中国的律师队伍发展迅速，已成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我国辩护制度在发展中遭遇到“三难”的问题，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但由于与刑事诉讼制度没能很好地衔接，在实践中落实得不够好”，[6]“三难”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新法对辩护制度作出了较大的修改，回应了2007年《律师法》的修订，坚持了有效辩护原则，从而为人权保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谓有效辩护原则，依宋英辉教授的观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层意思：[7]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辩护权；二是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合格的能够有效履行辩护职责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包括审前阶段的辩护和审判阶段的辩护，甚至还应当包括执行阶段提供的法律帮助；三是国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权的充分行使，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的帮助。

基于有效辩护原则，新法完善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辩护权以及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明确了司法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的义务。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权以及辩护人权利的保障义务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1.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权的保障义务。新法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第一次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另外，无论是侦查案件还是审查起诉案件，检察机关都应当告知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聘请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与此同时，并进一步明确了辩护人的权利。一方面，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另一方面，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对此，检察机关应予保障。

2.保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要求会见嫌犯时还要办理很多手续，“实际上演变成了律师会见必须得经‘批准”。[8]新法完善了会见权，规定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凭“三证”，即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涵，无需要侦查机关批准，就可会见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的时间限制，且行使会见权时不被监听。另外，人民检察院办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通告看守所或者执行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和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3.保障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诉、控告权。为了保障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履行辩护职能，新法赋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诉、控告权利。新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4.尊重辩护人的辩护权利。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法律共同体通过理性对话所获得的共识。张千帆将这种对话界定为：“它是一种‘对话乃是指法律是在各种不同观点及利益之间的交锋与辩论中不断获得产生、变更与发展；它是一种‘理性对话乃是指这种对话在本质上是一种心平气和的说理过程，而不是通过暴力、压制、漫骂或以其他方式相互攻击来完成的。”[9]通过对话，法律共同体共同探索并决定法律的意义。在侦查阶段、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积极和律师沟通，认真听取律师提出的意见和犯罪嫌疑人辩解，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保证案件的顺利处理。因此，新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自新法实施以来，检察机关充分认识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为律师参与诉讼，行使辩护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013年7月16日，在与律师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座谈时，曹建明检察长充分肯定了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讲道：“作为司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律师通过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得到制裁和惩罚，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其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既有利于司法机关全面准确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也有利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防止冤假错案，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10]

三、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几点建议

四中全会提出“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的新要求，要落实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人权司法保障的新要求，需要转变观念，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机制。

1.司法人员必须增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新法实施以来，检察机关虽加强了人权的司法保障，但是，在两年多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地方仍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落实的不是太好，到目前为止，无一例因非法证据排除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例；律师会见难仍大量存在，尤其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监视居住基本上不让会见等，这些都反映出司法人员的理念没有跟上法律的发展，国家的法律在现实中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必须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增强司法人员的人权观念。

2.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非法证据排除是根治刑讯逼供痼疾的猛药，其通过“排除”而发挥药效。发现非法证据的能力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因此，要增强检察人员发现能力，多管齐下。首先要建立非法证据发现机制，具体包括：一是审查案卷材料；二是审查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三是要求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做说明，必要时应对侦查人员可能存在的违法侦查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四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发现非法证据线索；五是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其次，应建立和完善非法取证行为的惩戒体系，对采用刑讯逼供等方式取证的，不能只是对非法证据排除了事，“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应该实事求是，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并对被侵害人予以适度的救济”。[11]另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相关部委尽快制定出台相关细则，明确疲劳审讯为刑讯逼供的行为，把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被连续讯问超过8小时作为硬性规定。

3.在辩护制度方面，建议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见证权和收集证据权。虽然新法修改后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但在理论上，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一方面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是无法实现阅卷权的；另一方面，辩护人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是不能对证据进行核实的。[12]这种非完整意义上的辩护权不仅影响了辩护人自身权益的完整性，也影响到对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的完整性。建议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嫌疑人被讯问时有在场见证权。同时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有权收集证据。

除此之外，在人权的司法保障方面，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人权司法保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注释：

[1]夏勇著：《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童建明：《正确理解与适用新刑事诉讼法提升检察工作能力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4期。

[3]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理解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59页。

[4]参见同[2]。

[5]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5年）》。

[6]同[2]。

[7]参见宋英辉著：《刑事诉讼原理导读》，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8]刘玉民：《人权保障在新刑诉法中的体现》，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12期（下）。

[9]张千帆：《法律是一种理性对话——兼论司法判例制度的合理性》，《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71页。

[10]曹建明：《构建检察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载《检察日报》2013年12月22日。

[11]任海新、蔡艺生：《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析评——排除的是事实、证据抑或非法行为》，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检察工作——第八届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行政执法保障人权 篇4

(一) 《纪律条令》中关于行政看管的规定

根据《纪律条令》在第四章第一节第146条的规定, 行政看管是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严重违纪行为、预防事故和案件发生的措施;第147条的规定揭示了行政看管所针对的对象;同时对于行政看管的时间第148条作了规定;第149、150条规定了实施行政看管的批准权限和承办机关;第151、152、153条规定了行政看管遵循的规则。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纪律条令》对实施行政看管的对象、条件、限制时间等作了相应的规定, 从而为军事行政机关是否采用此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 实践中适用行政看管所存在的问题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即法律不等于法治, 只有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内心的信仰, 才能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也才能实现法治的目的。但在实践中军内不少部门对适用行政看管的规定把握不严, 因而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违纪现象,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是否适用行政看管取决于干部意愿

在部队中存在着一种家长式的管理作风, 很多时候办事凭领导主观意识。对于是否适合行政看管的条件不做认真思考, 只凭一时冲动或自身意愿去决定下属是否适用。有些情节轻微, 只需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便可解决的情形, 干部为了“严格治军”以示军威, 以言代法、以权代法, 武断地决定适用行政看管这项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2. 程序不正规

即使在一些需要适用行政看管的情形中, 也存在一些违法问题。例如为了提高效率或是其他原因, 不经上级审批直接执行或先执行后审批的, 同时也有未经任何程序而自动决定解除行政看管或未经上级批准而延长看管时间、多次延长期限等情形。

3. 看管的环境比较恶劣

《纪律条令》中明确规定要给予被看管人必要的学习、生活用品, 目的就是要保障军人的人格尊严等相关的人权。但是在实践中许多被看管人被拘禁在一间空荡的屋内, 而没有其它任何的生活、学习必需品, 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被看管人应受到的处罚。

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看出军内一些干部并未将行政看管看作是教育、帮助战士的特殊措施, 而是视为一种惩罚手段。因此在军内宣扬人权, 提高全体官兵特别是干部的守法执法意识, 同时制定相关的配套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实践以人为本、依法治军的重要途径。

二、军内军人的人权

(一) 关于军人在军内享有人权的法律依据

1. 宪法性依据

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军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应基于公民的身份享有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 并且其人权也受到国家的保护。因此上述规定是军人在军内享有人权的宪法性依据, 也是最高效力的依据。

2. 军事法律规范性文件 (1) 国防法

《国防法》是国家加强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的基本法律依据, 在军事法律体系中占有统帅和核心的地位, 被誉为“军事法中的宪法”。《国防法》总则第7条中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尊重、保护军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对军人的特殊权益作了专章规定, 第十章规定了军人的义务和权益。

(2) 军事管理法

军事管理法是军队和武警部队实施各种管理的法律依据, 包括三大条令、警备条令等, 其中三大条令是与军人联系最为密切的一部法规。涉及军人享有权利的主要是纪律条令, 规定了军人的奖励和处分情形以及特殊措施、控告和申诉、首长责任和纪律监察。其中第107条与108条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与后果。

(3) 《兵役法》

《兵役法》是调整国家兵役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 它在51条规定了“现役军人应受到社会的尊重, 受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优待”。

(4) 《军官服役条例》

《军官服役条例》在第四章专门规定了军官的权力和义务, 在33条规定了“军官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

(5) 军事刑法

军事刑法是规范危害国防利益犯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犯罪及其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中保障军人军内人权的主要表现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一章的虐待部属罪中, 对于虐待部属情节恶劣的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6) 军事诉讼法

我国目前建有军事刑事诉讼制度和军事民事诉讼制度, 其中1998年中央军委制定了《关于军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暂行规定》, 为军人嫌疑犯罪而被追究被告刑事责任提供了程序上的保证。另外军事民事诉讼制度保障了军人之间的特定民事纠纷的解决。

二、完善保障军内军人人权的措施

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军内人权是军事法制落实以人为本和宪法保障人权理念的重要归宿, 有必要在现有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上针对上述军内人权保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使军人人权切实得到保障, 从而达到科学依法治军的目的。

(一) 立法上

针对立法中存在的立法过于粗糙以及有与法律相悖的问题, 应对军人人权的保障做具体的制度设计, 既有实体上的也要有程序上的保障, 比如对于军人对行政看管不服规定有申诉权的同时也要规定向哪一级、哪个部门、在什么时间内提出, 从而解决申诉无门的现状。另外制定的规范必须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不要违背宪法和法律作出立法限制的事项、擅自对涉及军人切身人权的问题进行规定。

(二) 执法上

依法治军、维护军人人权的重点是“依法治官”, 针对执法中存在的不按法规办事、任意体罚、谩骂下属, 干部任意扩张权力、滥用权力的问题, 各级领导和机关都要端正心态, 摒弃原有的以权代法、独断专行的庸俗治军管理理念, 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真正重视军内军人的人权保障问题。同时要日常管理工作与经常性思想工作紧密结合, 而不仅仅是靠强制力。

(三) 司法上

针对司法中军事司法制度缺乏我军特色、军内行政诉讼尚未完全确立的问题, 应不断创新、完善军事司法制度, 使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相协调, 形成具有我国军事特色的司法制度, 而不照抄照搬普通的刑事司法制度。同时应确立军内行政诉讼制度, 为军人维护自身权利提供途径, 但鉴于人们对军内行政诉讼的认识程度, 不宜将军内行政诉讼的范围设置的太大, 可以对涉及军人切身利益的较为严重情形进行行政诉讼, 比如行政看管、除名、开除军纪等。在不断积累经验教训的情况下逐步扩大诉讼范围。

(四) 法制监督

针对法制监督中缺乏明确规定, 基本流于形式的问题, 应严格遵守《纪律条令》中的纪律监察制度, 切实能将上下级间的监督落实到实处, 探索建立和完善军队适合我军特色的行政监察制度。也要树立军人较强的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基础, 在军队内部进行普法教育也是很必要的, 使军人从根本上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以及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最终在监督意识的培养、监督机制的完善、监督实践的推动三者的良性互动下真正保证军事法制、纪律监督的良好效果。

军队不是与外界隔离的, 不是生活在空气里。军队法制生活是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 军队的法治化建设是建立在国家提倡人权, 国际呼吁人权的大环境下进行的。因此, 一定要努力汲取国际中、社会中关于法治、关于人权的积极影响, 同时对军队中存在的违纪、违法侵犯军人人权的行为进行抵制和反对, 从而真正实现依法治军、保障军人军内人权的目标。

摘要：军人是特殊的职业, 执行着区别于普通公民的神圣使命, 但并不能因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基本人权的保障。但行政看管中透露出军人的军内人权尚未得到较好的保障, 军人人权会受到各种违法违纪的侵害, 主要体现在军事立法、军事司法、军事执法、军事法制监督这几方面。在人权保障已成为国际呼吁与倡导理念的今天, 军人的军内人权同样应受到合法的保障, 从而实现真正的保障人权、依法治军。

行政执法保障人权 篇5

一、树立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动态平衡的执法观念

刑事诉讼法修改特别注重并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统筹处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惩治犯罪的最终目的是为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 如果对追究犯罪本身造成了对新的秩序的破坏, 那就背离了追究犯罪的初衷, 也同时妨害了自身目的的得以实现, 所以保障人权有着与惩治犯罪同等的价值。对于反贪执法工作来说也只有尊重犯罪嫌疑人等诉讼参与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 才能保证惩治犯罪的最终目的得以实现。

二、树立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执法观念

程序公正是保障人权的有力手段, 保障人权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价值目标, 程序公正要求把被告人、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视为刑事诉讼的主体, 尊重和实现其尊严, 保障和维护其合法权益。程序公正也是保障人权的法律手段, 司法程序公正规范约束执法权行使, 防止滥用扩张, 这是对人权的最好保障, 有利于确保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及其对裁判结果的有效影响, 使其人格尊严得到保障, 合法权益得以维护。同时, 公正的司法程序能保障当事人在权益受损时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对于反贪工作应当牢固树立程序公正观念, 努力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着力培养独立的程序思维, 把程序公正摆到执法活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严格按程序执法, 始终按规则办案, 切实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

三、树立依法限权的执法观念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坚持授权与限权的统一。在授予司法机关追究犯罪的各项权力的同时, 也对这些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设定了权力的边界。在执法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每一项权力都有它的边界, 既依法充分行使权力, 又依法严格约束权力, 让权力的运行严格限制在法律设定的轨道上, 绝不能让权力超越边界, 变成可以任意侵害公民权利的工具。对于反贪工作行使的是对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权。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双刃剑”, 既关系到犯罪的控制又关涉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 因此, 应当防止权力滥用给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侵害。

四、树立自觉接受监督制约的执法观念

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 任何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 必定遭到滥用或不当行使。以“法律监督”为本质属性的检察权的出现, 本身就是监督制约权力的结果, 但这绝不意味着检察权本身可以不受监督制约。相反, 如果不健全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检察权同样存在着异化和滥用的可能, 反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领域履行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职责的重要权力。执法司法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 才能真正保证公正廉洁。因此反贪执法工作要树立监督与制约理念, 应当具有接受监督与制约意识, 要坚持不断推行检务公开, 把反贪执法权行使在阳光下, 自觉接受人大、法院、公安机关、律师、广大人民群众等的监督。

五、树立文明执法观念

就是要求改进办案方式方法, 坚决克服就案办案, 机械办案的倾向, 坚决纠正简单执法甚至粗暴执法问题, 用群众信服的方式执法办案, 使人民群众不仅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而且能感受到检察队伍的优良素质。把法律的这种人本精神、人文关怀理念, 落实到执法活动中去。在反贪执法工作中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野蛮粗暴的执法方式, 切实提高诉讼文明, 让人民群众在感受到法律尊严的同时, 也感受到司法的人文关怀。“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仅是个宣示式的表述, 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还要落实到反贪部门的具体执法工作中去。

(一) 杜绝非法取证行为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是严重地侵犯犯当事人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行为, 是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行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在严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基础上加上“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是为了进一步遏制可能存在的暴力取证情况。在程序方面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从根本上否定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我们反贪干警应在侦查工作中要杜绝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 自觉维护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二) 规范使用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细化了逮捕的条件, 明确了羁押分离制度, 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这是通过对国家强制力的约束, 对有关当事人的权利适当扩大并予以保障, 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程序。我们反贪执法工作要自觉接受程序的约束, 防止强制措施权的滥用, 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三) 尊重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执业的权利

辩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保障辩护权就是保障人权, 辩护制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保障人权和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 从而达到平衡刑事诉讼目的。在反贪侦查工作中, 不得阻碍辩护人依法行使辩护权, 充分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发表意见权、控诉权等权利。

(四) 严格依法使用侦查措施

在反贪执法工作中要坚持对所有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及重要证人的询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 必须告知如实供述可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 保证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要严格限定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避免因侦查措施的过度使用而侵犯当事人的权利。

转变执法观念是满足人民新期待、新要求的现实迫切需要;是顺应文明和民主法制进步的需要;是破除当前制约反贪工作规范执法发展的需要;是加强自身监督, 规范侦查权运行, 提高执法公信力的需要;是保障干警合法权益和爱护干警的需要。要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新要求, 将人权保障意识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才能提升执法新境界、推动业务新发展、构建和谐新图景, 树立起反贪工作良好的执法新形象。

摘要：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 执法的人性化越来越引起重视, 在反贪工作中也要注意保障人权。树立五种观念, 尊重和保障好人权。

刑法与人权保障 篇6

一、发展中的人权

所谓人权, 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法律认可的、公民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 人权保障就是对人应有权利的保障, 保障人生而具有的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等权利[2]。在1991年我国建国后公布的第一个人权状况白皮书中, 明确了“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 特别明确在人权的界定上, 认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 也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人权保障的态度。我们国家还明确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人权状况处于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状态,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3]。政府将不断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帮助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和完善, 让全国人民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自己的权利在被维护。

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刑法作为实体法, 首先是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实体权利的保障。这里显然涉及到刑法如何对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保护的问题, 还涉及到对于既不是嫌疑人、被告人也不是被害人的普通人的权利的保护。刑法对嫌疑人和被告人实体权利的保障, 主要体现在刑法基本原则中, 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中, 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这是刑法对嫌疑人和被告人实体权利保障的最重要的内容, 最能体现人权保障机能的内容。

刑法是用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典, 必然要体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被学者们认为是属于刑法的社会保护的机能, 这个机能是站在国家和社会的角度, 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 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如何来遵循刑法的有关规定, 遵守刑法的基本原则,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定罪量刑, 和人权保障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整个这样的过程中就是在保护人的权利。在人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中, 刑法由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 使刑法对人权之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保障人权是刑法的主要任务和根本功能[4]。

三、刑罚适用与人权保障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提到了对于嫌疑人权利保障的最低标准, 就涉及到了无罪推定的内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内容、迅速接受一个合格法庭公正审判的内容, 以及对于死刑犯的权利保障等等。罪刑法定原则最早在刑法典中出现, 是在1810年《法国刑法典》中第一次明确的。后来在《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 也明确规定了相关内容, 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 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 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5]。罪刑法定原则从一个国家国内法的规定发展到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目前被各国普遍接受。它和人权保障的关系特别密切。而我们国家在刑罚的适用方面最重要的, 和人权保障关系最密切的, 就是我们国家死刑核准权的收回。这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体现。

我国刑法实际上对于死刑的限制是特别严格地加以规定的, 包括从总则到分则。刑法总则首先明确规定了什么样的罪行, 什么样的犯罪程度适用死刑。明确规定了核准死刑的复核程序, 即由最高人民法院来核准。同时在死刑的执行制度上, 我们国家创立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执行制度, 大大减少了死刑实际适用的数量。并且2011年的《修八》直面死刑这一目前中国社会最为敏感且重大的问题, 首次大胆且富有魄力的取消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的死刑, 新增75岁以上老人不适用死刑, 从而使死刑的改革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 也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改善[6]。

四、刑法在人权保障中虽有不足, 但在进步

(一) 量刑时要注意防止侵犯被告人的人权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将罪刑责相适应作为原则指导量刑。而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量刑中的间接处罚现象, 此类现象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人权。要避免因量刑侵犯被告人人权的现象。法官只能在报应刑的范围内来追求预防犯罪的目的, 避免在量刑时将被告人不能预见的结果或其他客观事实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从而侵犯被告人的人权[7]。

因此, 法院应当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平等适用刑法的原则, 明确量刑根据与量刑基准, 采用合理的量刑方法, 实现公正量刑, 从而保障被告人的人权[8]。

(二) 刑法中的两大机能存在不协调的关系

我国刑法有两大基本机能, 一是社会保障机能, 一是人权保障机能, 两大基本机能既不能过于偏重一方, 也不能将一方过分独立。但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过分的看重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 导致不断人为突出其对国家利益的保护作用, 从而忽视人权保障机能的加强和完善, 导致个人权益无法得到全面有效的保障, 引起二者间的矛盾丛生[9]。

目前实现刑法人权保障机能有两种方式:出罪化与轻刑化。从《修一》到《修八》, 我们看到刑法修正案慢慢的体现出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这是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

(三) 刑法中的部分人权保障条款未起到实际效果

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将会受到刑事处罚, 第248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将会受到刑事处罚。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很多办案人员还是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 而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导致造成大量冤假错案[10]。这两条关于非常明显的突出了人权保障的条款并未受到重视甚至受到忽视, 形同虚设, 无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监管人提供其应享有的人权保障, 使他们最基本人权都受到威胁。

但也要看到, 近年来, 人民法院纠正的几十起重大冤假错案, 使“疑罪从无”不再停留纸面。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到徐辉案、念斌案, 再到最近的呼格吉勒案, 人民法院敢于纠正这些冤假错案, 说明其在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理念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11]。

人权保障是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化建设的永恒话题, 刑法强调其的人权保障功能, 就是在强调刑法的法治化建设。刑法随着社会问题的暴露在不断进行完善,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地位在提升, 但如何充分发挥人权保障的价值功能还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鲁蒙娜.从人权保障角度试析我国刑法制度的完善[J].黑河学刊, 2011 (2) .

[2]鲁蒙娜.从人权保障角度试析我国刑法制度的完善[J].黑河学刊, 2011 (2) .

[3]中国发表人权事业进展白皮书全面介绍2004年在促进与保障公民各项基本人权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N].中山日报, 2004.

[4]鲁蒙娜.从人权保障角度试析我国刑法制度的完善[J].黑河学刊, 2011 (2) .

[5]黄芳.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J].法学家, 2002 (3) .

[6]刘艳红.刑法修正案 (八) 的三大特点[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9.

[7]张明楷.刑罚裁量与人权保障[J].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 2005 (2) .

[8]张明楷.刑罚裁量与人权保障[J].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 2005 (2) .

[9]刘东锋.基于人权保护的我国刑法优化对策探讨[J].才智, 2012 (35) .

[10]刘东锋.基于人权保护的我国刑法优化对策探讨[J].才智, 2012 (35) .

论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篇7

关键词：人权,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公正

人权, 乃是人所享有的基本的固有的权利。社会步入近代以来, 侵害人权的事情时而发生, 因此, 很多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障。刑事诉讼中人权是人权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人权保障的多少直接体现一国的司法文明、司法公正。以前,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 对人权方面的保障没有更多的体现, 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所以人权保障的呼声日渐高涨,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变成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 而且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者处于同等的地位, 不可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 法律要成为一个“看的见的正义”。[1]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困境

(一) 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存在误区

刑事诉讼法的直接任务为:保证准确及时的查明犯罪事实, 正确应用法律, 惩罚犯罪分子,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如果一个人犯罪, 侵犯他人、集体的权益, 从社会大众的处于一个报复性的思维出发, 认为此人重大恶极, 那么这个人应当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 他们往往忽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法律赋予的权利, 比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强迫自证其罪等等, 这些都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严重侵害, 这个就严重违背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理念, 所以就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 追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力量的严重不平衡

首先, 在刑事诉讼中, 检察院作为国家的追诉机关, 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追诉, 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作为“追诉客体”的地位, 他们只是被追诉、被追究、被刑讯的对象, 而不拥有有效的辩护和参与诉讼的机会, 甚至也不具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到了现代, 他们的主体地位得到巩固、提高和加强。虽然他们的主体地位提高, 但是面对强大的公权力, 他们的力量还是相当弱小, 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追诉机关相抗衡, 因此他们享有的积极防御的权利不能有效对抗追诉机关, 进而影响法院裁判。

其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个人, 通常是不懂法律的人, 他们之中大部分不明白自己所享有的权利, 且由于侦查机关也可能没有全部告知其权利, 所以他们在遭到询问或采取强制措施后, 只能担惊受怕, 不能对侵犯其人权的现象不能有力反抗, 导致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愈演愈烈。

二、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相当重视,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其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在此, 笔者就从以下方面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进行分析: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以上可以看出, 我国在立法上对人权进行保护, 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上述法规, 我们可以发现: (1) 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排除的是非法的言词证据, (2) 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 即“恶树之果”, 如果可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 则不予排除。但是, 如果我们从中仔细推敲, 这个法规是有漏洞的, 这个法条规定除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外, 后面用了“非法方法”这个词, 而法律对“非法方法”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 人们不清楚这个“非法方法”的范围是什么, 什么样的方法就是“非法方法”, 或者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便可以以“其他非法方法”进行排除, 关于这点, 立法上有些许缺失, 应当作出更准确的解释。

(二) “无罪推定”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意指被怀疑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有罪之前, 应在法律上假定其无罪或者推定其无罪。[2]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享有定罪权的司法机关为法院, 其他任何机关不享有定罪权。对于公诉案件中控诉方起诉到法院的案件, 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 被追诉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但是, 从本法条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刑诉法的这条规定, 侧重点是在法院的定罪权方面, 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并不充分, 而且法律上也没有明确清晰的规定“无罪推定”, 这与外国法律对“无罪推定”规定或者重视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由此看出, 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进而可以看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时, 被追诉人享有沉默权, 不承担证实自己有罪的责任, 这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

但是我国法律又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法律上既要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又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这是前后矛盾。而且, 在现实生活中, 侦查机关往往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要求如实供述, 若没有供述, 则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被追诉人的沉默权遭到严重侵犯, 这不得不说是立法的缺陷。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之完善

(一) 国家应该借鉴外国的法律, 为我国的立法设立更为完善的制度或规则来保障人权。比如, 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无罪推定”原则, 在我国明确设立“无罪推定”原则, 更大限度的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如上述所说, 我国虽有有关的无罪推定的规定, 但是并不清晰、明确, 主要说明的是法院的定罪问题, 与国际上人权保障的内涵还有所差距, 所以我国法律应该明确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对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更为有力。

(二) 平衡控诉方与被追诉方之间的地位。在刑事诉讼审判模式中, 法院处于中立地位, 控诉方与被追诉方处于诉讼主体的地位, 作为诉讼主体一方的控诉方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 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个人, 力量弱小, 难以与之抗衡。那么, 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应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例如沉默权,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此外, 侦查机关也应如实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权利, 以便犯罪嫌疑人及时聘请律师, 保障自己人权。我们实行控审分离的机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法院的法院参与法庭调查, 单独与控诉方接触, 法官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 把犯罪嫌疑人当成罪犯看待, 因此, 法院中立的裁判者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偏向控诉方, 很难保证被告人所接受的裁判是中立的、无偏倚的。所以, 为保证法院的中立地位, 必须禁止庭前调查与控诉方的接触, 保证控辩双方受到同等对待。[1]审查公诉的法官与开庭审理的法官应该不能由同一个人来审理, 必须实行相对分离的程序, 避免影响法官中立。

(三) 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人权理念, 提高公民人权保障意识。人权是人应该享有的一种人格权利, 每个人都享有, 任何人、机关、组织都不能剥夺他们人权, 大部分公民人权意识淡薄或者面对国家机关侵犯人权行为无法做出有力反抗, 这势必会造成恶性循环。因此, 笔者倡导, 机关、组织、个人等应该对全社会的人们普及人权保障理念, 提高公民的人权保障意识, 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做斗争。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或提倡的, 人权保障的充分与否, 体现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司法文明程度。因此, 我国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是适应国际人权保障之需要, 维护我国司法民主, 实现法治的主要途径, 所以, 我国应坚定不移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参考文献

[1]陈瑞华.看的见的正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2.

警察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 篇8

关键词：警察,人权,社会治安

我国政府分别于1997年10月、1998年10月签署加入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3月我国通过修宪使人权保障走入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9个字,理顺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国家的基本职能。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正式施行,其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也确立了整部刑诉法的总体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对人民的一个郑重承诺,是国家趋向文明治理的重要标志,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法律的更新必将推动我国的法制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进行变革,进而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警察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和社会治安,保障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防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然而,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要使用法律赋予的多种以暴力为特征的强制手段和惩罚措施,如盘查、逮捕、行政拘留等,这些手段和措施的使用很可能对其要保护的公民的权利造成伤害[1]。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警察对人权的保障和对社会治安的维护。

一、人权与社会治安

人权(human rights)概念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是由布丁、罗伯斯比尔、洛克等一大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在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时期提出,后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所承认所实践。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人权是作为对抗专制、维护人的尊严的重要政治工具而被提出来的。对人权的认识和理解通常存在两种意义,一种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认为这种权利“与生俱来”,不可剥夺或不可转让,主要表现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另一种是实在法意义上的人权,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主要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社会权、参政权等等。一般认为,人权就是指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权利”。

“人权”作为一个词,是舶来品,而“治安”一词则具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治安”经历了从“治”与“安”分别的两个词到两词联用,以至最终合二为一的演变。先秦时期的韩非子在其所著《显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治安”一词。其后的汉代,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论述了“欲天下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谋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的史实。可见,在古代,治安是指通过治理国家、统治民众、管理社会而使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安宁、社稷永固,其词义十分广泛。

进入现代,随着警察制度的确立与成熟,通常意义上的治安是指国家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统治所需要的并由其有关法律所规范的一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按照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所形成的一种规范化的社会状态,其内极为广泛,包括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秩序、生活秩序、公共安全秩序、公民的人身与财产秩序等。社会治安是一个法律问题,它的基本内容由有关法律所规定。社会治安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最基本的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统治者无法正常行使国家统治权,难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

二、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关系

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是世界各国警察的基本职责。但是各国警察在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法英两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警察的国家代表了两种不同模式的警察制度。法国是根据罗马传统建立起国家的警察制度,而英国的警察制度却是基于盎格鲁———撒克逊期间占主流的社区自我警察原理建立的。因此,现代法国警察将政治安全和公共秩序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而英国警察却更强调公民个人的权利。[2]现代警察在履行职责时应当更加有效地在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治安中寻求平衡。

(一)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说到底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另一方面,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又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以免使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既需要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手段,又需要对通过法律程序确定的违法犯罪人员依法施以制裁。警察如果滥用这些手段,将会造成公民自由乃至生命的丧失。美国《独立宣言》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些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人权的若干内容中有一些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其它权利的存在而存在,而有些权利则必须以其它一些权利的存在为前提。比如,如果没有人身自由权,就不可能有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因此,生命权和自由权是其它一切权利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两项前提性权利其它权利就不能真正获得实现,或者能实现也变得极其困难。正如哈耶克所言,这些权利为其他方面以及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提供了“物理可能性”。所以,警察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警察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职责的过程中必须对人权予以足够的保护,否则人权保障无法实现。

(二)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治安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

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对立性表现在:

1.警察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采取的强制措施和对确定的违法犯罪人员施以的制裁,就是要强制性的限制甚至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权这一最基本的权利以及其他的政治、经济权利。

2.要保障人权,就应当设置一系列程序上的制度保障机制,对警察的行为予以约束。否则,警察一旦在维护社会治安中滥用职权就会给公民带来极大的权利侵害。

3.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整个社会的公共福利以及社会秩序,人权同样需要得到必要的限制。否则,人权的过度膨胀会形成无政府的状态,造成社会管理的失控,社会治安问题便会增多,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难以应付。

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同一性表现在:

1.维护社会治安是人权的重要保障。如果社会治安无人维护,社会秩序将无人遵守,违法犯罪肆意,社会动荡不安,那么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无法行使,人权根本不可能得到保障。国家之所以设立警察维护社会治安,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如当某个地区遭受人道主义危机时,国际维和警察的使命即在于此。

2.保障人权是会促进社会治安的维护。充分保障人权,公众会认同、接受并尊重现有的社会治安秩序,那么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社会治安秩序,主动地抵制甚至制止不法行为,积极地维护社会治安,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在警察的维护下将更易于实现。

3.在维护社会治安中,警察既要通过管理社会和惩治违法犯罪来保障公民在安全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中充分行使权利,又要在保障违法犯罪人员人权的前提下对其依法实施制裁。

4.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会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三、结语

西方法治主义的奠基人洛克说过“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段话通过住宅权表达了在国王代表的公共权力和国家威慑力面前,人权是独立的、有尊严的、不容侵犯的!政府的重要道德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使之避免遭受不法的侵犯。“人权入宪”将我们的社会带入了一个权利的时代,权利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标识。人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根本,社会治安的维护必须要与人权保障保持高度的一致。

参考文献

[1]蔡养泉,田海花.警察执法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与协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2):106.

保障人权下强制医疗的检察监督 篇9

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 这是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职权。检察机关开展强制医疗特别程序法律监督, 可以确保正确应用法律, 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保证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实施。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进行检察监督, 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人权保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话题,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强制医疗对象虽然是精神病人, 但仍然是公民, 依法应当享有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强制医疗机构专业性强, 又采取封闭式管理, 外人很难了解, 治疗中经常采用强制用药、约束性手段等带有强制性的方法等等, 这些特点使得该制度中侵犯人权的风险极易现实化。为了保障强制医疗对象的合法权利, 保障其人权, 强制医疗程序必须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 使强制医疗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利的保护。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强制医疗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

二、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及案卷材料实现, 监督内容主要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实体认定进行监督。主要是对强制医疗适用条件的审查和把握。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 对此, 应把握如下几点:一是行为人暴力行为是已经切实实施的行为, “暴力”指的是物理上的有形力, 其本质在于行为具有造成物理损伤的极大可能性。二是“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是行为人实施“暴力行为”后产生的危害结果, 强调的是现实危险性, 没有求发生实害后果。如拿棍子或举刀追逐他人, 不要求被害人有被打伤或打死, 即可定性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只要是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就可以认定。三是对精神病人是否予以强制医疗必须以“经法定程序鉴定”确系是精神病人为前提, 可以说经法定程序鉴定是确定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的关键环节。四是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认为其以后还有可能再实施严重违法行为或再犯罪的可能, 也就是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与犯罪者自身人格特点有关。若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 但是不具备再有的人身危险性, 那么同样不能对其进行强制医疗。所以, 要不要实施强制医疗, 关键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五是“可以予以强制医疗”的理解,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但是否应当予以强制医疗还必须考虑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必要性”。首先应当考虑要求其家属或监护人看管和医疗, 仅在必要时, 才应由政府强制医疗。只有在“家属或者监护人看管和医疗”缺位或者无法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的情况下, 才应决定强制医疗。

三、对人民法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对强制医疗的处理方式是“决定”, 而非判决或者裁定, 这也就意味着人民检察院不能够以抗诉的形式来履行监督职责, 只能够“提出纠正意见, 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对人民法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主要包括:

第一,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在审理阶段的监督, 是在人民法院对强制治疗的决定作出后三日内抄送人民检察院进行合法性审查。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上述报告或者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主要通过审查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是否正确、合法等来实现。具体包括:强制医疗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强制医疗决定书所采信的证据是否有误;强制医疗决定书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是否正确;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程序是否合法, 包括有无违反回避规定、审判组织组成是否合法、有无剥夺、限制有关诉讼参与人法定的诉讼权利等等。如发现存在违法行为, 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二,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进行监督。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收到强制医疗机构的解除意见或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的解除申请后, 有义务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对解除意见或解除申请进行审查, 并向人民法院提出同意解除或不宜解除强制医疗的意见。

四、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

对强制医疗执行程序的监督主要包括对治疗过程和定期评估的监督。为保证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有效性, 建议在强制医疗机构设置派驻检察室, 隶属于监所检察部门。

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重点包括如下内容: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应当紧紧围绕强制医疗执行程序的各个环节, 突出保障被强制医疗者的合法权益这个重点进行。一是对强制医疗者出、入院的监督。必须认真审查强制医疗者入院是否具有生效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及执行通知书, 审查被强制医疗者的基本身份情况是否与生效法律文书所载明的内容相符, 有无携带违禁物品入院。严禁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决定而被强制医疗的情形出现。被强制医疗者出院时, 是否具有强制医疗机构所出具的诊断评估报告及人民法院解除强制医疗批准书, 严禁批准未经治愈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提前出院。二是监督强制医疗机构在治疗和监管过程中, 是否文明监管, 是否科学治疗, 杜绝侮辱人格、虐待歧视行为, 保障被强制医疗者的人格尊严及人身权利不受侵害。特别要注重监督对被强制医疗者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否必要, 是否得当。还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是否为强制医疗对象提供适当的饮食、休息条件, 是否提供适当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机会等进行监督;三是监督强制医疗机构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及规章制度, 严防被强制医疗者自伤、自残、自杀及逃跑事件发生。还包括对强制医疗对象的人权是否受到侵犯, 是否根据其治疗和恢复状况依照规定享有会见、通信权利等进行监督。四是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医疗状况的监督。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和医疗手段是否适当, 是否及时转换医疗措施, 是否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 是否对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 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对象及时提出解除意见等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