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问题

人权保障问题（精选12篇）

人权保障问题 篇1

1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有权控告、自我辩护、要求回避、申请法院补充鉴定、取保候审、改变强制措施、修改或者补充讯问笔录内容、并有权拒绝回答和案件无关的问题等权利,也有义务按也有义务依照侦查部门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和地点接受讯问,并且对与案件有关的内容如实回答。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权利规定还不够,执法人员滥用权力,夸大律师在人权保障上的作用,不限制律师在审前程序的权利,并且有阅卷权、在场权、秘密会见权、自行调查证据权和审判阶段的辩护行为不受追究等,律师值班制度要建立完善,夜间讯问或者超过规定时间的疲劳讯问是不合法的,并完善全程录音、录像讯问制度 ;禁止侦查人员连夜审问嫌疑人,并且讯问时间和地点改变必须通知律师等,这些制度目前还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不少案件没有被破获,有效的侦查资源没有合理利用,许多犯罪分析逍遥法外,被误判的受害人无法申诉,经济得不到补偿。是否能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上来审视,探讨,刑事案件近年来在我国高达450余万起,经刑侦专家调查测算,1000万案件左右中包含着漏案、隐案,以目前的立案统计分析,年破案率在40% 左右,不能破货的案件尚有60% 左右。因此要加强警力、完善科技警力措施、增强的人权保护意识。

2 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对于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我国的司法研究机构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被害人经常被刑事司法忽略的观点,并且相关犯罪研究也较少涉及到犯罪被害人。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得到重视,并且有关被害人保护的法律和政策的颁布,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才开始注重研究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内容。所以在和西方国家的被害人人权保障制度相比,我国无论是在社会保障还是国家赔偿制度上都相对落后,而且在西方在被害人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完善后又进一步的向纵深发展,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发生深刻变化,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等,开始不断突出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权利丰富,而且可以参与更多形式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去。因此西方国家在刑事司法改革上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而我国的被害人人权保护制度和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社会救济及被害人补偿方面,差距更大,从理论上讲被害人的地位在刑事诉论中比较高,由于我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现实社会实际状况和立法技术。导致社会中的被害人申诉难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我国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增加了被害人有权申请回避、并自行委托律师代理、以及完善的侦查鉴定程序,尤其是在证据处理上,被害人有权向检察申请调取新物证,并对判决有上诉的权利等,但是这些法律制度没有在形势诉讼中得到严格的执行和落实,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参加法院辩论等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明显失衡,加强国际社会对被害人保护。

3 证人的人权保障

证人是指在有关刑事案件中知道或了解情况的人,第48条《刑事诉论法》规定 :但凡案情知道者,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协助公安机关以及司法机关查明事实真相,并配合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工作。在人权保障体系的健全完善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刑事案件的证据认定中,证人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关键作用。在颁布《刑事诉讼法》后,明确的规定了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证人不但为侦查、公安、检察院等提供提证言和证据外,还要依据法院辩论的需要,进行出庭作证,虽然这在法理上合乎正义和程序的,但是在现实中却与已形成了几千年的道德传统文化不相符,办刑事案件过程中,不愿出庭的证人几乎存在,依据部分法院的统计数据,农村地区证人出庭率一般只在5% 左右,即便是一些发达地区也只有10% 左右,导致侦查机关和司法部门在侦查过程中有时连群众的门都叫不开,明明知道案情经过,却回避有关询问调查。这不是因为证人缺乏正义感,而是我国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不到位,证人感到恐慌、害怕,俗话说 :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能躲避就无须惹没必要的麻烦。因此在实践中找出了几方面最为突出的问题,证人的权利,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作了相关规定 :1. 司法以及公安部门在办案时必须出示证明文件 ;2. 证人拥有使用本名族语言的权力 ;3. 有权向公安、司法人员要求阅读证言笔录并提以及侦查机关的违规并损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向检察院和法院控告。但是证人也具有如实作证,回答与案情有关的事实以及接收公安、司法机关在规定时间和地点的讯问等义务出补充更正权利 ;4. 是有权对司法机关以及侦查机关的违规并损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向检察院和法院控告。但是证人也具有如实作证,回答与案情有关的事实以及接收公安、司法机关在规定时间和地点的讯问等义务

4 举报人的人权保障

改革开发以来,职务犯罪十分突出,在进行持续性严打的同时,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大了,要职务犯罪斗争的查办中,举报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03年一年时间,有13个省部马的高官先后落马,其中安徽原副省长王怀中被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双规”的干部04年8月又有36个省部,交由司法机关隔离审查处理。每一个贪官落马,举报人付出的代价巨大 ;贪官一倒,举报人在举报中的人权也遭到践踏,据媒体报道 :80% 的腐败案件的线索来源于群众的上访以及举报,由此可见腐败案件的侦查离不开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相关证人保障体系不完善,没有严格的举报处理程序,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很多举报人在纪委、监察等部门调查的时候,不愿意出来作证,这不仅说明举报人在没有安全保障感,更说明我国的举报人人权保障体系受到践踏,比如,郭光允在8年的艰辛举报路上将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拉下马,但是确被侦查机关认定为“诽谤领导罪”,并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押看守,劳动教养并开除党籍,株连亲属及家人,程维高被处罚后,迟迟未能解决举报人的许多问题,如补发工资、职称待遇、经济补偿等不能兑现,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有在举报“幕马大案”的周伟,从劳教所放出来后,两年多的不断申诉,待遇同样没有恢复,再如河北物价局副局长李瑞芳,因为实名举报领导的贪污问题遭到了打击报复,被判6个月有期徒刑,还有举报人被杀案件等,我国明确规定,对公民申诉、控告、检举有关机关必须彻查、处理杜绝压制打击报复,尽管明确作出对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但执行效果不理想,在举报过程中,举报人承担风险较大,我国对举报人的权利在意义上还没有很强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目前这个社会,简直是一种悲哀。

5 结束语

建立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申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以外的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制度,保障被害人、证人、举报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引起国内理论界、立法机关、公安、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确保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与人权保障能正确地前进在轨道上。

人权保障问题 篇2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上午好！

你们知道今天12月10日是什么日子吗？是“世界人权日”。

60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人类吸取了这慘痛的历史经验教训过后，为了避免这样的悲慘历史重演，在二战结束后，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1950年，联大决定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世界人权日”。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个宣言无疑对给予世界人民自由，以及把人类从令人窒息的种族歧视环境中拯救出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人权宣言是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如今联合国人权宣言已被翻译成250多种文字，遍布世界各地。

我们中国作为占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以占世界耕地面积不足百分之十的耕地，养活了近十四亿人口，这就保证了人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奋斗，凝结成一个牢固的整体。人民政府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缩小贫富差别，共同改革开放奔小康，这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维权决心与意志。我们相信未来祖国的人权将会更美好。

今天，是人权日，让我们重申对《世界人权宣言》各项原则的承诺，让我们继续尽力，为人类谋幸福。

同学们，让我们以科学文明为材料，筑起一道百毒不侵的精神防火墙，使邪教思想永远远离我们的心灵，更加尊重和保障人权，努力真正成为一个让国家和人民放心的接班人！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七年级二班全体同学

检察改革重视保障人权 篇3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智辉坦承，“应该在落实宪法规定上下工夫，其中之一就是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强化法律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从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要求至今，已经有十五年时间，这些年检察改革都作了什么？

张智辉：我个人认為，从十五大开始，近十五年的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始终是在宪法框架内进行的，就是落实宪法的精神、保证宪法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得以实施。其中，宪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在谈到司法体制改革时称：“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对此的理解就是，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所要建设的司法制度必须是能够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这是我们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检察改革的总体目标。

十六大以后，检察机关确定了检察工作的主题，这就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对于检察机关来说，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必须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因為在司法体制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不是执掌终局裁判权的审判机关，而是维护法制统一正确实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改革的许多措施，都是為了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我个人认為检察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建设公正、高效、廉洁的名副其实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能够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重视保障人权”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标志着司法改革将向纵深发展。就检察改革而言，能否谈一下相关改革情况？

张智辉：十七大以来，检察改革内容涉及得比较多，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说一下刑事立案监督，这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律监督职能。

在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经济犯罪案件大都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改革开放后，经济犯罪案件逐年增加，犯罪主体发生很大变化。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有人认為检察机关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之后，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许多经济犯罪案件转到公安去管辖。

经济犯罪的特点是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界限比较模糊，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的条件下，有些案件到底是经济犯罪还是经济纠纷，界限不是很清楚。因此，在有些经济纠纷案件中，个别公安机关动用刑事立案、侦查权，介入经济纠纷，引起当事人不满，上访事件增多。在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连续几年反映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问题。我在1997年就遇到过这样的例子：一些人在饭馆吃饭时发生冲突，有人拿枪把其中一个人打死。然后，被害方家属强烈要求公安立案，公安机关去调查，答复是正当防卫，结果不立案。被害方家属多次到检察机关反映问题。

通过检察改革，进一步完善了检察机关对违反规定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和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刑事立案监督机制，确保了侦查权的正确行使。

2010年7月，高检院、公安部制定下发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该文件就是為了解决公安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来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等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或者应该立案而不立案的问题。这是社会反映强烈的一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李庄案”让人们感到保证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性，请问在这方面有哪些改革？

张智辉：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其申辩和委托律师的意见，对于保证逮捕措施的正确实施至关重要。这也是检察改革的—个重要方面。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已探索和开展多年，但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还有些不同认识。如有的认為，讯问是侦查措施，审查批准逮捕阶段不应讯问；有的担心审查批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可能造成翻供，影响侦查破案等等。

以前，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检察机关基本是听公安机关的意见，公安机关报什么材料，检察机关就审查什么材料。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审查决定、批准逮捕中，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2010年8月31日，高检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时，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有必要逮捕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以及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為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方面是為了核实有关证据，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有没有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行為。这对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把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这条写进来了，这突出了保障人权。

“在宪法规定上下工夫”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中称：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就检察权而言，你如何看待其依法独立行使？

张智辉：我个人认為，依法独立行使应该在落实宪法规定上下工夫，其中之一就是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十五大政治报告就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六大政治报告中也提出“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七大政治报告则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三个政治报告几乎用了相同的话来提出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说明了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非常重要，已经引起三届中央委员会的高度重视，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说明这个问题很重要。為什么很重要呢？因為这是一个司法规律的问题。

同时也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中央都高度重视，都反复强调，要是不严重的话，就不会被重视，不会被反复提及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该如何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呢？

张智辉：我个人认為，独立行使检察权，既包括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也包括管理体制上的独立性，同时还应当包括经费供给上的独立性。

经费上不独立，以致检察机关不得不办理一些与地方行政领导有关的“人情案”，检察机关难免要从為本地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需要出发来办理“关系案”。

可喜的是在解决司法机关的经费问题上，十七大以来，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确实下了很大的工夫。2009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

2010年2月召开四级检察长参加的全国检察经费保障工作会议，曹建明检察长围绕落实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任务、全面加强和改进检务保障工作作出了部署。全国各级政府对检察机关的经费保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无论是本级财政拨款，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大大增加。

人权保障问题 篇4

一、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一) 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及其源流追溯

在法律层面上, 人权是指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依照其自然的和社会的本性而享有的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或者说人权是人们在生存及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的平等、自由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权利, 包涵了政治自由、人身人格、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人权保障分为两层含义, 一方面是指对人权起保障作用的事物;另一方面是指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不被侵犯或破坏。其中, 包含了法律保障、制度保障、物质保障以及道德保障等几个方面。人权保障集中体现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综合反映了人的需求和幸福, 是享有人权的前提条件。

(二) 现代刑事诉讼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

在封建社会中, 控制犯罪、保障社会安全是封建社会刑事诉讼的唯一目标, 那时人们的头脑中没有人权概念, 为了利益国家可以完全不顾人们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力。孟德斯鸠就曾说, 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经验[1]。正是这种对于人性的压迫, 导致后来西方反封建争取“民主、平等、自由”的斗争中最早出现了人权观念。

现代刑事诉讼领域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强化人权保障的过程, 尤其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过程。就像德沃金所说的那样, 在大多数社会里, 明确给予老人、儿童、残疾人法律保护, 不是因为这些群体成员对社会更有道德价值, 而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弱[2]。与此相类似, 在面临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 给予个人更多的权利保护, 是因为个人是脆弱的, 相对于社会更加需要特殊保护。而这正是刑事诉讼的价值所在。

二、我国刑事诉讼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发展过程

在建国之初, 我国鉴于社会条件限制, 没有制订刑事诉讼法典, 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依据为《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在我国, 由于长期存在集权主义管理模式和严格的宗法家庭传统, 致使国家权力本位意识严重, 个人权利意识淡薄。“重打压, 轻人权”的法文化传统占据法学界主导地位, 刑事诉讼被视为“刀把子”。

1979年, 我国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出台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该法对于司法机关的限制不到位, 致使实践中侵犯诉讼参与人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我国在1996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 突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范围, 加大了保护力度, 推进了民主化进程。但是从实践中来看, 司法人员程序工具主义思想严重, 视程序为障碍, 不严格甚至不遵守程序规定。2004年,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修正案, 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人权保障纳入法定层面, 从而不仅在宪法中确立了人权价值和原则, 而且为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注入了新的意义, 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宪法的人权精神, 也充分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定决心, 体现了当代中国民主宪政的最新发展方向。2012年3月,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大大吸取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核, 经过多番研究、论证修改了涉及多方面的内容, 包括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刑事诉讼任务,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扩大辩护人诉讼作用, 完善审判监督等, 使得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更加迈出了一大步, 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入新阶段。而《决定》提出的人权司法保障理念必将进一步助力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三、新刑事诉讼法在增强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我国在新刑诉法总则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并在侦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做出了一系列重大修改, 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对诉讼参与人人权保护的重视程度。这反映了我国将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的坚定决心, 对于促进司法公正, 构建依法治国社会,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护

1.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有效遏制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五十条中确定了“严禁刑讯逼供”, 并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对于避免发生刑讯逼供, 遏制非法收集证据行为, 维护司法程序的公平正义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起到了积极作用。

2.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保障了司法公正

新刑诉法新增了第五十四条, 规定应当依法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手段, 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非法证据, 明确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确立了非法实物证据有限度采纳的规则。更为重要的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至第五十八条, 为了避免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 严禁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获取证据, 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诉讼参与人取得合法证据的途径和范围, 切实维护了司法程序的公平正义, 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参安全和各项诉讼权利。

3.限制刑事强制措施, 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

刑事强制措施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等关乎切身利益的权利, 在新刑诉法中可以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人身自由保护制度。比如, 新刑诉法第八十三条规定, 公安机关只有出示居留证才能拘留犯罪嫌疑人, 并且应当在最晚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之内将被拘留人送至看守所羁押, 最迟不超过二十四小时, 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应当及时通知嫌疑人家属, 其中不包括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涉嫌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家属有可能妨碍侦查的情形;第八十六条、九十三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审批逮捕的程序和条件, 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另外, 新刑诉法还进一步完善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程序, 要求不得把羁押场所或办案场所设置成执行场所, 但是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在住处执行可能妨碍侦查的, 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 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些修改部分在程序细节上完善了刑事强制措施, 强化了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和限制, 有利于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

4.首次明确提出辩护权, 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

新刑诉法在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首次明确提出辩护权的概念。在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将律师的介入时间由诉讼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的辩护权, 也使得辩护律师享有了更多权利, 比如, 会见权, 辩护律师可凭“三证”会见被告人且不被监听;阅卷权, 可以在审查起诉之日起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调查取证权, 辩护律师可以自行或申请司法机关调查取证。这一系列权利的保障解决了长久以来在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缺位的问题, 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同时, 新刑诉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5.改革死刑复核制度, 实现对死刑案件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从司法实践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采用的是具有行政复核性的单方决定方式, 诉讼参与人、检察机关很少参与, 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保障。本着慎用死刑、充分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的原则, 新刑诉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了诉讼参与人在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权, 在第二款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权和结果知晓权, 确保做出死刑判决的案件都是“结论唯一”的铁案[3]。同时, 还在第二百三十九条补充指出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方式, 规定在复核死刑案件时, 应当做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死刑的答复。对于不予核准死刑的复核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 从而弥补了修改前刑事诉讼法的不足。

(二) 对被害人、证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1.扩大了被害人的救济权利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 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听取、记录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并且附卷随查;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 其法定代理人以及近亲属都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致使本人和近亲属有人身安全时, 可以向司法机关请求保护。同时, 新刑诉法还扩大了被害人的救济权利, 比如申诉权、自诉权、委权、申请复议权和抗辩权等等。

2.对证人及其近亲属明确规定了特殊保护措施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涉及恐怖活动、涉及黑恶势力、涉及毒品犯罪等案件时, 或者证人及亲属存在遭遇人身威胁的风险, 司法机关应当对证人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保密, 隐瞒证人的外貌和真实声音, 只允许特定人员接触证人, 并且采取切实措施专门保护证人的人身和住宅安全, 最大程度地保护证人利益。这项修改对于提高我国证人的出庭率, 保障证人的合法权利, 避免证人因为出庭作证而遭受人身危险和财产损失的现状有着积极、重大的意义[4]。

3.新增了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特别诉讼程序

鉴于未成年人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特征, 新刑诉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的第一章, 即从第二百六十六条至第二百七十六条增加了区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诉讼程序。此次修改对于刑诉法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整合, 有效解决了目前刑事案件中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保护的法律依据较为松散、不系统、不统一等诸多弊端。比如, 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坚持以教育感化为主要, 以惩罚挽救为次要的方针和原则,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应当保密、封存不满十八周岁且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

4.增设了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新刑诉法从第二百八十四至二百八十九条, 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决定机关、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 规定了审理、复议、解除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程序, 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审理权和监督权, 成为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新刑诉法增设的特别程序, 避免了以往追诉机关通过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方式变相侵害被告人的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 弥补了立法上的缺陷, 全面规范了这一程序的各个方面, 保障了被告人人权的不受侵害。

5.通过设置程序限制, 保护律师合法辩护权

为了保障在刑事辩护时律师能够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比如公安机关在因伪证罪批准逮捕辩护律师之前, 必须通知辩护律师所在的执业律所和律师协会;被告人终审认定有罪之后, 才能追究承办该案件的辩护律师的责任等, 以此来保证能够律师正常行使职权。

总之,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正, 再加上《决定》提出的人权司法保障理念, 表明了人权价值理念已经逐步获得了广泛认同, 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重大进步。这对于贯彻宪法精神, 加深人权理念, 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与文明, 维护司法公正, 不断凸显我国在人权保护领域的国际声誉等诸多方面,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摘要：刑事诉讼法的最核心价值是人权保障。首先, 本文从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的关系入手, 追溯了人权保障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历程, 并论述了人权保障对于现代刑事诉讼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其次, 本文还分别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对被害人、证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新刑事诉讼法在加强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提出了将人权保障写入刑事诉讼法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浅析,新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

参考文献

[1]徐静村.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J].现代法学, 2003 (3) .

[2]刘少军, 管宇.刑事诉讼人权解析[J].人民司法, 2005 (5) .

[3]樊崇义.从“应当如实回答”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J].法学研究, 2008 (2) .

反恐中的人权保障 篇5

【摘 要】国际反恐怖活动是一种正义的行为,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保护国际人权的,然而恐怖主义犯罪是一种极端的犯罪形式,各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普遍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措施,这些措施往往克减权利或者限制权利, 与人权保障相冲突。因此,国际反恐怖应正视人权,在实施的各个坏节和各个方面都应确保人权的有效保护.【关键词】恐怖主义;反恐措施;人权保障

国际社会受到恐怖主义的侵扰由来已久,各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打击和消除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由于恐怖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犯罪形式,其组织形式、作案手段、行为方式、危害后果等都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就预防和打击而言,常规的措施难以奏效,为了与这个不容易抓住的对手作战,各国普遍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特殊措施。

据法国《费加罗报》2015年12月20日援引法新社报道，西方情报机构向德国《星期日世界报》透露，“伊斯兰国”极端组织（IS）从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盗走了上万份护照，该组织成员可凭借这些护照伪装成难民混入欧洲境内。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反恐措施中人权保障问题的高度关注, 凸显了反恐斗争中平衡特殊措施与人权保障矛盾的重要性,因而,在防止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人权国际保护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国际人权组织、世界各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下面就反国际恐怖斗争中的人权保障作一番探讨。1

一、反恐特殊措施对人权保障提出的挑战

各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普遍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措施,如运用监听监控等特殊的侦查手段,软化司法审查程序,延长羁押期限等,这些措施往往克减权利或者限制权利,与人权保障相冲突。反恐特殊措施对人权保障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3] [加]艾琳·斯金尼德.胡铭 张栋译, 郑旭校.反恐措施及其对刑事司法领域人权标准的影响[A].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一）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

公民自由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含政治自由、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通信自由等广泛的含义,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各国为打击恐怖主义出台的各项措施无不是以更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权利来证明其正当性,然而又无法克服强制性措施克减公民自由权利的内在属性。赋予警察更广泛的搜查权、延长羁押期限、软化司法令状等已成为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普遍做法, 这些措施又无不表现出对公民自由权利侵蚀的一面。仅 2002 年,美国司法当局就任意扣押了几千外籍移民和留学生,拘留了752人,并对出入美国边境的旅游人员、留学生需按手印、拍照,使自由权利在这里缩减。正如美国著名学者R.德沃金指出,国家权力的扩张,使反对恐怖主义成为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袭击。2

（二）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各国的法律中也有对公民的隐私权保护的确认。“9·11”事件后,各国政府颁布的法律和采取的措施都表明,各国政府为掌握国际国内恐怖分子的动向并防止国际恐怖分子利用高科技通讯工具实施恐怖犯罪,均在不同程度上允许国内执法机构采用秘密的办法来监视恐怖嫌疑人的行踪,包括秘密监视住宅、窃听电话、安装更多的电子监视系统、拦截电子邮件、强制储存手机与网络用户的使用记录、查阅个人档案等手段,这些问题都引发了有关“侵犯隐私权”的担忧。据统计,目前英国有约300万个摄像头日夜监视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一个普通英国人平均每天会被300个不同的摄像头录像。甚至连偏僻乡下的小村庄都安装了摄像头。如果需要,通过摄像头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任何一个人每天外出活动的轨迹。7美国公民已开始运用法律将维护隐私权付诸行动,据路透社8月4日报道,纽约公民自由联盟起诉纽约市及该市警察局长雷蒙德·凯利,状告他们以反恐为由随意搜查地铁乘客的背包,违反了美国宪法赋予的公民隐私权。3

(三)对不受歧视权利的侵犯

23[4] 夏帆.反恐怖主义与国际人权保障[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4,(4).[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各国及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法规选编[ C].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2.宗教歧视、种族歧视、政治歧视等本身就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之一,而包括实行更加严厉的移民管理制度在内的大量的反恐措施是针对外国人、移民、和难民以及一些特殊群体,甚至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这些措施就难以消除其带有歧视的嫌疑。根据国际人权法,成员国要求履行无任何歧视的义务,包括基于宗教、政治、民族、社会出身的歧视。成员国在受恐怖威胁时所采取的对付恐怖威胁的措施同样应尊重和服从于非歧视性原则。但在各国的反恐立法和实践中,非歧视性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例如自伦敦7月接连发生炸弹袭击以来,英国对伊斯·118·兰极端势力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为此不惜修改人权立法,招来了不少宗教歧视的质疑。伦敦警察局在继续对自杀袭击者“格杀勿论”政策的同时, 还部署警察重点防范穆斯林和非洲裔男子。警方最新统计显示,爆炸发生后,包括言语辱骂、人身攻击及破坏清真寺等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事件在英国猛增6倍。另外,警方近来对行人搜身、拦截的主要目标也是穆斯林。穆斯林成了人们防范与猜疑的焦点,恐慌和不满的情绪正在穆斯林中迅速蔓延。英政府还考虑效仿美国, 对少数族裔重新命名,以强化和突出其英国根基,如将“亚洲人”改称为“亚裔英国人”,使他们对少数族裔背景和英国国民身份均能认同,这项措施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和倒退。4

(四)对获得公正审判权利的侵犯

为审判恐怖主义犯罪而设立军事法庭、特别法庭或秘密法庭成为各国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普遍措施。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所设立的军事法庭,招致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人权人士的激烈批评,认为它明显地违反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这一国际法律文件中所规定的第5条“人人有权接受普通法院或法庭按照业已确立的法律程序的审讯。不应设立不采用业已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的法庭来取代应属于普通法院或法庭的管辖权。”在审判恐怖主义犯罪中证据规则的改变也被看作是对公正审判的潜在威胁。反恐措施改变法律程序中证据使用类型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的反恐立法。如果一个人被怀疑是某恐怖组织的成员, 该法律明确规定允许警察按自己的想法证实被告属于或曾经属于某一恐怖组织虽然一个人不能仅靠警察的证词就被宣判为有罪,但警察的证词和陈述的内容在法律中是被承认并且能被当作证据来使用的。这一规定的后果是,警察变成了专 4[6] 谷春德.国际反恐与保障基本人权———兼评美国当前的反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2,(9).家证人,他不仅有权就犯罪的事实问题作证,而且还可以给出相应的解释和意见2001年11月13日,布什发布行政令宣称“鉴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危险特征,这些军事审判组织将不适用美国正常状态下刑事诉讼中的诸多原则或证据法规则。”

二、共同致力于国际反恐怖,全面保障人权

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矛盾体系来看, 恐怖主义还将长期存在。国外反恐斗争的历程表明,在斗争之初,各国在对安全的关心与尊重人权之间,明显地向安全一方倾斜。随着反恐斗争的开展和深入,特殊措施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对人权保障问题的关注。我·119 ·国遭受恐怖主义的困扰相对来说较轻,因而目前尚未出台一些特殊的反恐措施,但为防患于未然和承担相应的国际反恐义务,尽早制定我国的反恐法已是势在必行,英、美等国的反恐法律实践及西方学界的反思向我们昭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同样也面临着安全与自由的平衡问题,结合国外经验和国内形势,分析研究国外在反恐斗争中如何把握这个平衡,将对我国做到反恐措施与人权保障最大限度的兼容应当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反国际恐怖主义,不以克减公民的权利为基本原则

由于国际恐怖主义危害的严重性和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特殊性,世界许多国家为了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都采取了非常手段.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就规定,为了监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收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情报和证据,允许执法部门广泛采用电子监听、秘密搜查、放宽拘捕嫌犯条件、拦截邮件、银行查账等方法.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大范围克减公民权利,侵犯公民的自由权、隐私权、正当程序获得权等基本人权.因而,这一做法是不应提倡的,而且是应该坚决反对的.在国际法上,权利克减是指,条约的缔约国拒绝或未能完全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它是国际人权法上一种制度规定,是指在国家遇到公共紧急状态、国家灾害或战争的条件下,国家不履行某些国际人权法上的义务被认为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是在严格条件限制之下的,而且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人权,而是在紧急状态下仍能最大限度使人权得到保护.不可克减原则为缔约国的克减权规定了明确的限制,克减措施不得针对不可克减的权利,在紧急状态中也要保护人权是人权的国际保护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因此,任何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都不得克减公民基本权利。5

（二）“紧急状态”权力的启用是反恐措施正当性的适用条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允许成员国在下面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克减公约中规定的某些权利,即“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英国已经成为少数的几个正式宣告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家之一,目的在于允许克减其《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的义务。虽然这种宣告有有效性正作为其国内法院诉讼的审理对象,但是为反恐措施的适用设定一个“紧急状态”的界限,无疑对反恐中的人权保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建立相应的赔偿救济制度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甲)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乙)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丙)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过程中,对受殃及的无辜者、恐怖犯罪的被害人、作为恐怖犯罪嫌疑人而被关押其后又无罪释放的人,都应当适用相关的司法救济途径,并获得一定的社会救济或国家赔偿。然而在反恐怖主义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很好履行以上国家义务,尤其是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很容易被忽视在反恐怖主义活动的视野中。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受害人的人权往往受到极大的威胁,除了有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带来的人身威胁,有关的解救行为也有可能造成受害人的人权损害。

各种反恐措施都难以克服其潜在的侵犯人权的风险,所以我国将来的反恐立法在出台反恐措施的同时应当就这种风险所带来的后果予以充分的考虑,建立相应的赔偿救济制度。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于普通的刑事司法活动所造成的侵犯人权的种种情形,都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司法救济和国家赔偿制度,但是,恐怖主义的灾难性的危害后果似乎打乱了人们保持平衡的思维逻辑,各国面临恐怖主义 5[2] 赵秉志.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防治对策专论[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严重威胁,似乎已经来不及考虑对反恐措施侵犯人权的赔偿和救济制度,而赔偿和救济制度是恰恰是衡量人权保障发达程度的重要尺度。6

三、结语

总之,打击恐怖主义这种极端的犯罪形式,需要更加特殊的措施。但是,如果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忽视人权保障,甚至以牺牲人权为代价,那么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必将难以为继。随着反恐斗争的深入,在反恐中如何把握人权保障的底限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容回避的问题。反恐斗争任重道远,只有兼顾保障人权的平衡才能使其继续深入而不偏离现代法治文明的轨道。7

中国立法尊重和保障人权 篇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它的形成，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我国的人民民主具有真实性和广泛性。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体现了我国人权有法律保障，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

2．公民的权利是法定的、神圣的、不可非法剥夺的。公民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自由，就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作了明确的规定，依法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3．国家制定法律法规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巩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4．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与剥削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不同，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实行民主，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实行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指出，中国加大了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健康等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刑事法律制度，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体现了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国家民主法治的进步。

练习

2011年6月30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明确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新的个税法条例。个税起征点上调为3500元。据此回答1～3题。

1．2011年4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公布在中国人大网上，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人大常委会实施该举措的根本原因是（ ）

A．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B．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领导方法

C．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监督权

D．政府建立了信息公开制度

2．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活动于2011年5月31日24时截止。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系统自4月25日启动以来，收到意见23万多条，创全国人大立法史上单项立法意见数之最。如果将上述事实写成新闻报道，下列题目中你认为最合适的是（ ）

A. 民主监督：守望公共家园

B. 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

C. 民主决策：作出最佳选择

D.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3．个税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国民共富”。关于个税改革的认识，正确的是（ ）

A．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个税调整方案，体现了税收的固定性。

B．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是税收的主要功能

C．提高起征点，减少财政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D．发挥税收调节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实现社会公平

2011年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启动了第二次“大修”，这次修改完善了各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并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等原则。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于8月30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对于草案中的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条款，引起社会各界激烈讨论。据此回答4～5题。

4．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启动了第二次“大修”，这表明（ ）

①全国人大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 ②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全民性 ③国家权力机关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④依法保护公民的政治自由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5．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利于（ ）

①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质询权 ②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③保障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 ④有利于公民对该法律的理解及将来的实施

A．①③ B．②④

C．②③ D．①④

6．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2011年12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正式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公众可在2012年1月11日前对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建议。

为加强校车安全管理，保障乘车幼儿、学生人身安全，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分析了校车安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保障校车安全的主要环节，总结一些地方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的有效做法，征求部分地方、单位和专家的意见，研究起草了草案征求意见稿。

（1）请运用政治生活常识，说明政府制定《校园安全条例》的理由。

（2）政府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收集意见？公民参与上述活动有何意义？

参考答案

1~5. ACADB

6．（1）①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制定《校园安全条例》是保障乘车幼儿、学生人身安全的要求，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②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乘车幼儿、学生的合法权利应受到法律的保护。③政府必须履行政治和文化职能。政府制定《校园安全条例》是政府履行保障人民民主、发展教育事业职能的要求，是政府依法行政的体现。④切实保护乘车幼儿、学生的合法权益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2）政府可以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会制度收集意见。公民参与上述活动是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体现，有利于促进公民对决策的理解，提高落实决策的自觉性，推动决策实施；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信心，锤炼参与决策的能力，增强政治责任感。

当代中国的人权保障 篇7

人权的主体即人权的具体“享有者”和行使者, 主要是指个人, 即有生命的自然人。只要他是人, 就是人权的主体, 就应当享有人权。尽管人权的主体在实践中经过很大的发展变化, 现代人权主体已存在多元化趋势, 但人人都应当享有人权, 个人是人权的基本主体, 这一理念是不变的。在近代西方, 从荷兰的格劳修斯, 到英国霍布斯, 继承与发展了自然法学说。特别是英国洛克使自然法理论更加完善, 倡导以人权反对神权君权与特权, 使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武器。他们说自然权利的享有者, 也仍然指个人。

二、人身人格权

(一) 人身安全不受侵犯

保护人权首先保护生存的权利, 即生命权和尊严权。生命权是生存权的自然形式。尊严权是人作为主体与他人平等的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第7条哦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 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人身不受侵犯指公民的身体权不受侵犯。身体权是指公民维护其身体的安全并支配其肢体, 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权利, 身体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侵犯身体权往往与侵害生命权, 健康权同时发生。公民的健康不受侵害。公民享有健康权。对公民健康权的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也会使公民的许多其他的权利无法难以实现。保障公民的健康权首先健康维护权。公民有权使自己的健康状态保持完好;有权通过各种体育锻炼提高健康水平;其次是劳动能力保持权。

(二)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人身自由指公民的身体, 人格和身份不受非法侵犯。它包括人格尊严、身体自由、结婚自由、住宅安全。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拘禁是人身自由的基本要求。《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铺, 拘禁或放逐。”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住所不受侵犯。住宅安全, 是指任何机关或个人, 非经法律许可, 不得随意强行进入, 搜查或者查封公民的住宅。

三、人权的实现

(一) 人权实现的条件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现代人权的经济基础;那么, 民主政治就是现代人权的政治基础。人权保障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一些国际人权文书都有强调和体现。如《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9条指出:“民主, 发展与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相互依存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深刻地批判了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等等主权在君的理论根据, 以人性反神性, 以人权反特权, 以民权反君权, 建立起国家一切权力应当属于人民的人民主权理论, 并以此作为根本原则和基石, 构建起现代民主的制度体系。

(二) 人权实现的方式

1.要坚持无罪推定原则

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 不得对任何人宣告有罪。最早提出无罪推定原则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论犯罪和刑罚》一书提出, 在没有做出有罪判决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称为罪犯, 即他的罪行还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应被看作是无罪的人。在法律上最早规定这一原则是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该宣言规定:任何人在未宣告犯罪以前应被推定无罪。”当一个人被指控为犯罪并被剥夺自由后, 他就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为了避免其受到不应有的错误追究及判决, 并保障及在被羁押的各种应当有的权利, 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它既是人权一项具体的内容, 也是刑事诉讼保护被告人权利一项重要原则。

2.要坚持法律平等原则

在现近代, 以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作为经济和政治基础, 以人权保障作为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全人类共识, 并规定在各国宪法中。最早提出也最有影响的宪法性原则而做出规定的是美国《独立宣言》。新中国成立以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经历曲折的发展过程。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这一原则在1975年宪法曾被取消。在1978年宪法中, 这一原则尚未恢复。在1982年宪法中, 这一原则才重新确认。这部宪法的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3.要坚持程序正当原则

近代以来, 程序正当的宪法化和法律化, 影响最大的应是美国宪法的程序正当原则。1789年宪法修正案的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自由或财产”。我国现行的宪法和各种法律, 如刑事诉讼法, 国家赔偿法等等, 对国内人权司法保护的程序公正原则作了详细的规定。如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 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和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的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摘要：人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基础, 公民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这一举措对我国人权事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表明人权已成为国家的价值观, 有利于弘扬宪法精神, 增强法治与民主意识, 便于我国在国际人权保护中展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因此, 我们应以此为契机, 加快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 完善宪政建设, 实现法治现代化。

关键词：人权,人权的实现,平等性,人身自由

参考文献

[1]李步云.关于信息公开的几个理论问题[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2.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46.

[3]戴雪.英宪精义[M].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244.

论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篇8

关键词：人权,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公正

人权, 乃是人所享有的基本的固有的权利。社会步入近代以来, 侵害人权的事情时而发生, 因此, 很多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障。刑事诉讼中人权是人权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人权保障的多少直接体现一国的司法文明、司法公正。以前,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 对人权方面的保障没有更多的体现, 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所以人权保障的呼声日渐高涨,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变成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 而且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者处于同等的地位, 不可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 法律要成为一个“看的见的正义”。[1]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困境

(一) 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存在误区

刑事诉讼法的直接任务为:保证准确及时的查明犯罪事实, 正确应用法律, 惩罚犯罪分子,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如果一个人犯罪, 侵犯他人、集体的权益, 从社会大众的处于一个报复性的思维出发, 认为此人重大恶极, 那么这个人应当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 他们往往忽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法律赋予的权利, 比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强迫自证其罪等等, 这些都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严重侵害, 这个就严重违背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理念, 所以就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 追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力量的严重不平衡

首先, 在刑事诉讼中, 检察院作为国家的追诉机关, 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追诉, 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作为“追诉客体”的地位, 他们只是被追诉、被追究、被刑讯的对象, 而不拥有有效的辩护和参与诉讼的机会, 甚至也不具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到了现代, 他们的主体地位得到巩固、提高和加强。虽然他们的主体地位提高, 但是面对强大的公权力, 他们的力量还是相当弱小, 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追诉机关相抗衡, 因此他们享有的积极防御的权利不能有效对抗追诉机关, 进而影响法院裁判。

其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个人, 通常是不懂法律的人, 他们之中大部分不明白自己所享有的权利, 且由于侦查机关也可能没有全部告知其权利, 所以他们在遭到询问或采取强制措施后, 只能担惊受怕, 不能对侵犯其人权的现象不能有力反抗, 导致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愈演愈烈。

二、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相当重视,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其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在此, 笔者就从以下方面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进行分析: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以上可以看出, 我国在立法上对人权进行保护, 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上述法规, 我们可以发现: (1) 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排除的是非法的言词证据, (2) 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 即“恶树之果”, 如果可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 则不予排除。但是, 如果我们从中仔细推敲, 这个法规是有漏洞的, 这个法条规定除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外, 后面用了“非法方法”这个词, 而法律对“非法方法”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 人们不清楚这个“非法方法”的范围是什么, 什么样的方法就是“非法方法”, 或者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便可以以“其他非法方法”进行排除, 关于这点, 立法上有些许缺失, 应当作出更准确的解释。

(二) “无罪推定”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意指被怀疑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有罪之前, 应在法律上假定其无罪或者推定其无罪。[2]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享有定罪权的司法机关为法院, 其他任何机关不享有定罪权。对于公诉案件中控诉方起诉到法院的案件, 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 被追诉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但是, 从本法条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刑诉法的这条规定, 侧重点是在法院的定罪权方面, 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并不充分, 而且法律上也没有明确清晰的规定“无罪推定”, 这与外国法律对“无罪推定”规定或者重视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由此看出, 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进而可以看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时, 被追诉人享有沉默权, 不承担证实自己有罪的责任, 这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

但是我国法律又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法律上既要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又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这是前后矛盾。而且, 在现实生活中, 侦查机关往往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要求如实供述, 若没有供述, 则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被追诉人的沉默权遭到严重侵犯, 这不得不说是立法的缺陷。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之完善

(一) 国家应该借鉴外国的法律, 为我国的立法设立更为完善的制度或规则来保障人权。比如, 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无罪推定”原则, 在我国明确设立“无罪推定”原则, 更大限度的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如上述所说, 我国虽有有关的无罪推定的规定, 但是并不清晰、明确, 主要说明的是法院的定罪问题, 与国际上人权保障的内涵还有所差距, 所以我国法律应该明确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对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更为有力。

(二) 平衡控诉方与被追诉方之间的地位。在刑事诉讼审判模式中, 法院处于中立地位, 控诉方与被追诉方处于诉讼主体的地位, 作为诉讼主体一方的控诉方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 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个人, 力量弱小, 难以与之抗衡。那么, 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应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例如沉默权,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此外, 侦查机关也应如实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权利, 以便犯罪嫌疑人及时聘请律师, 保障自己人权。我们实行控审分离的机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法院的法院参与法庭调查, 单独与控诉方接触, 法官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 把犯罪嫌疑人当成罪犯看待, 因此, 法院中立的裁判者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偏向控诉方, 很难保证被告人所接受的裁判是中立的、无偏倚的。所以, 为保证法院的中立地位, 必须禁止庭前调查与控诉方的接触, 保证控辩双方受到同等对待。[1]审查公诉的法官与开庭审理的法官应该不能由同一个人来审理, 必须实行相对分离的程序, 避免影响法官中立。

(三) 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人权理念, 提高公民人权保障意识。人权是人应该享有的一种人格权利, 每个人都享有, 任何人、机关、组织都不能剥夺他们人权, 大部分公民人权意识淡薄或者面对国家机关侵犯人权行为无法做出有力反抗, 这势必会造成恶性循环。因此, 笔者倡导, 机关、组织、个人等应该对全社会的人们普及人权保障理念, 提高公民的人权保障意识, 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做斗争。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或提倡的, 人权保障的充分与否, 体现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司法文明程度。因此, 我国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是适应国际人权保障之需要, 维护我国司法民主, 实现法治的主要途径, 所以, 我国应坚定不移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参考文献

[1]陈瑞华.看的见的正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2.

行政强制制度的人权保障审视 篇9

行政强制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目的, 对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而采取的措施。仅从其含义来看, 看到的更多是对人权的限制, 其实不然, 人权保障与行政强制有着内在的双向联系, 政府成立的本身就是应以为公民谋福祉为目的, 也就是以人权保障作为行政强制的最终目的;而为了实现人权保障对违法行为加以强制, 从而维护了公共秩序的有效运行, 行政强制则显得十分必要。

1、人权保障是行政强制的最终目的

政府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人权保障, 然而公权力的行使若不加以限制则会如脱缰的野马, 恣意妄为, 人们通过宪法和法律来对公权力进行规制。可见, 宪法和法律无论是在设定还是限制公权力尤其是行政权, 都是以人权保障作为价值追求。因而, 行政权力的行使, 制度的运行均以实现人权作为内在动力和最终目的。

2、行政强制是人权保障的有力屏障

首先, 行政强制是行政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的有力保障。任何法律规范都是通过贯彻实施执行才可实现其本身的价值。因此, 对于那些有义务而拒不履行义务的人就应该采取强制措施促使其履行, 从而保障他人的人权得以实现;其次, 行政强制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保证。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 从而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 而行政强制就是必要手段之一;最后, 行政强制是促使人民自觉守法、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必要手段。行政强制一方面用宣传教育使人民增强法律意识, 对预防犯罪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 另一方面在实施强制措施的同时, 敦促相对人履行法律义务, 进而实现人权的保护。

二、我国行政强制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1、行政强制本身具有侵权性

行政强制是最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执法方式, 属于典型的损益行政行为。尽管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并不是以损害相对人利益为目的的, 但行政管理活动主要是调整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最突出的即是反映在调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由于我国传统观念一直倡导“集体利益无小事, 个人利益无大事”的价值观, 因而, 只要是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 且不是滥用权力的前提下, 人们即认为正当, 尤其是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 个人利益即理所当然的无条件的让步, 行政强制制度作为行政制度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2、行政强制制度的程序构造不尽完善

我国于2011年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这部历经十年之久的法律终于在万众瞩目下诞生了。我们在为《行政强制法》取得可喜可贺的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 也应理性的对待在程序设计上的一些不足之处, 尤其是体现在法律评价制度的规定上以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方面均存在问题, 会导致行政机关开出许多“空头支票”, 该法律也容易成为一纸空文。

3、行政强制主体人权意识缺失

“近几年来, 媒体爆出连环猛料, 逾越法律界限的行政强制比比皆是。城管野蛮执法, 地方政府主导强拆, 闹剧悲剧不断, 搭上了多少人命。”

法律、法规的社会价值及功能都是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得以体现的, 再好的理念, 执行得不好或者偏离初衷, 其效果都是会大打折扣的。行政强制的过程中, 行政强制主体是最直接影响实施效果的主体, 触目惊心的场面的出现, 不得不归咎于行政强制主体对人权的淡漠。

三、完善行政强制中漠视人权保障的对策性建议

1、树立个人意识

这里谈到的个人意识, 并不是完全“小我”的一种思想, 绝不是脱离了集体主义的与社会对立起来, 一切从个人需要和个人幸福出发, 反对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的个人主义。而是打破一味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的局限和禁锢, 敢于为自己争取并且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2、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应注重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行政强制法》的第一条立法目的中已经引入保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思想, 意味着行政强制制度的构建是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将二者并重保护。“法律重在调整利益。现代公法调整的利益不能只是单一的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利益, 而应当是在兼顾二者的基础上对其加以理性界分和整合。”以往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天平上会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现如今立法的目的会使得天平稍微倾斜, 我们既不希望公共利益受损, 又不愿看到过于牺牲个人合法权益以至于发生践踏人权的惨案。如果没有一支廉洁的行政强制队伍, 行政强制权卷入金钱、私利的漩涡中, 无论损害的是哪一方的利益, 最终会影响整个天平的平衡与稳定, 与其说行政强制制度应注重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倒不如说应加强行政强制队伍的廉政建设, 没有利益, 就没有偏颇, 才会多一份公正, 才能实现两种利益的平衡。

3、进一步规范完善行政强制制度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可以说是公民权利的一大福音, 该法致力于调整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 解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 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努力寻求平衡。这对于妥善处理官民矛盾, 实现社会和谐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法律没有十全十美的, 相应的制度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行政强制制度还是应进一步规范完善才能最大化的实现其社会价值。

最后, 我认为行政强制制度需要相关的一些人权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辅佐, 要进一步规范行政强制制度, 人权保障就是一把衡量的标尺, 相关人权保障的法律法规健全了, 行政强制制度就不会跳出公众可以接受的范围随心所欲了。在此还是要呼吁人权保障事业能迈向新的台阶, 行政强制制度才会更加完善。

四、结语

人权是衡量社会文明的一把标尺, 也是法治社会的一面镜子。行政强制作为行政制度中公权力色彩最浓的制度, 本身的损益性最易侵害人权,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审视行政强制制度才不失偏颇和客观, 并且找出一套针对其完善的良策。从而使行政强制制度更人性化地服务于我们, 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人权保护的有力屏障一面,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使我国的人权事业拉开新的篇章。

摘要：行政强制制度是我国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一把“利器”, 它的有效运行对于法律的贯彻实施, 国家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维护以及行政管理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制度不尽完善, 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可能性最大, 对人权最具威胁性。本文以人权保障的视角对行政强制制度进行审视, 并试图找出解决当前行政强制中漠视人权保障的良策。

关键词：行政强制,人权保障,权利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325.

[2]赖胜奇.行政强制中的人权保障研究[D].汕头:汕头大学, 2010.

如何保障刑事诉讼中的人权 篇10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 人权作为权利的基本形式, 即指公民应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他民主权利。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权观念越来越深入民心。人权的发展, 使其成为了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 推动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并且也成为制定真正法律权利的重要依据。

自1948年12月10日, 联合国第三次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以及一些有关人权的公约。加强人权保护成为大势所趋, 全世界各国都在为保障和加强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自我国成立以来, 为人民服务, 人民当家作主就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对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保护人权的理念更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为此, 我国已先后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 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在法律上, 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对我国的公民个人权利保障具有深远的影响的法律, 也是对是在刑事诉讼中的保障人权的最重要依据。

二、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意义

1.宪法要求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刑事诉讼制度是宪法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检验一个国家宪法是否能有效实施的重要指标。

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宪法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列入其法律内容。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人权的概念, 这也反映了,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权的发展, 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后, 继续坚持发展以人为本, 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在刑事诉讼中, 人权保障的重要地位, 依照宪法的修正下, 更显突出。这将有利于从根本上对我国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保障及发展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 也是我国人权建设和保障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体现。

2.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中体现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构建和谐、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 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所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能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少权利, 是衡量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保障人权, 实现刑事诉讼民主化, 取缔有罪推定, 充公尊重公民在被定罪前的无罪法律地位, 让公民能有效地行使其依据宪法赋予的合理的抗辩权利, 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 这是保障国家在行使其惩治公权时, 所应当清楚认识到的人权规范。禁止滥用公权, 遵照宪法、实体法、程序法的要求, 在肯定人权的基础上, 循序渐进的处理刑事诉讼, 这是保障刑事诉讼民主的重要前提。

三、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不足

(一) 对于非法取得物证的法律效力缺失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条法律在实际应用上, 只是针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其制定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打击在刑讯过程中的逼供问题。对此, 《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但目前, 我国对于非法取证获得的实物证据有无法律效力仍缺少法律依据。因此在法律实务中, 由于相关规定的缺失及不完善, 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往往作为了定案的根据。就像更年争议很大的“钓鱼”执法等等, 同时, 非法取得物证的存在也影响了反对刑讯逼供实施的有效性, 给刑讯逼供提供了滋长的温床。

造成这种现象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受传统的司法观念的影响, 造成人权、法治观念的淡薄;第二, 在于缺少第三方对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等权力机构的有效监督;此外, 从体制上, 公、检、法三个行政机构在实际中关系过于密切, 只强调了相互的合作, 而忽视了相关权力的制约, 也是导致了权力的滥用主要原因。

(二) 犯罪嫌疑人强迫自证其罪

我国一直主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刑事侦察的难度, 有利于刑事案件的破案。但这也造成了为了可能酌情减轻刑罚,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得不负担起自证其罪的责任。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提问时, 应当如实回答。从法律上及政策上, 我国都过于强调了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义务, 而忽视了在未定罪前, 犯罪嫌疑人应享有的保持沉默的权利, 这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一种损害。

(三) 制度上导致控辩双方力量不平等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而公、检、法在该法律指引下的设置, 更类似于对证明犯罪过程的同阶段的职能而不是互为牵制。因此, 在这种模式下, 公、检、法三方在无形中容易形成连成一线, 这使犯罪嫌疑人力量偏弱, 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行使其抗辩权利。

四、如何改革及完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对策

(一) 明确禁止非法证据的无效性

非法证据的无效性是现代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 这在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便有明确提及。

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被迫情况下的自白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必须予以排除;第二、在不合法形式的搜查、取证所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有效的法律证据使用, 必须予以排除。

虽然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了禁止刑讯逼供的, 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仍没有具体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很多争议事件的发生, 不但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是造成不和谐因素产生的重要根源。

所以, 随着我国人权的不断改善, 在明确了非法证供的无效性的同时, 明确非法实物证据的无效性也刻不容缓。

(二) 重视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所谓的无罪推定原则, 是指“在判决形成之前, 任何人是不能被称作罪犯的。在还未断定其已侵犯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的前提下, 社会有义务维护其合法权利”。

因此, 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 公诉方有义务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罪证。从制度上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认可犯罪嫌疑人具有报道吃沉默或拒绝回答的权利, 使犯罪嫌疑人保证没有因其言语过失而导致其不利的推论。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安侦查的难度, 但能有效地保证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也减少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

(三) 充分形成公、检、法在刑事过程中的制约, 扩大和保证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律师应明确其作为辩护人的义务, 其主要的职责并不是在于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罪责, 而是为证明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提供意见和材料, 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正当的合法权益。

在明确了律师的责任与义务后, 更应赋予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权利。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 能适时及恰当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及法律意见,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并且扩大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 使其能与检控方形成有效的对抗, 能更好地规范公权方行使其权力, 形成公、检、法三方的有效制约。公、检、法三方的有效制约的形成, 是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立的重要前提。

(四) 逐步改变传统的司法理念, 树立现代的司法观点

1. 明确惩治犯罪与保障尊重人权并重的理念。

在传统观念上, 惩治犯罪和保障未定罪的人的利益似乎存在矛盾。但在现代的司法观点惩治犯罪和保障未定罪的人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是相辅相成的。在侦查犯罪的过程中如果滥用权力, 或者以牺牲人权为代价来实现追诉和处罚犯罪, 其结果必将导致不和谐因素的产生, 从而与打击犯罪的初衷及时维护社会秩序的出发点相背离。

2. 明确程序优先原则。

在司法体系上, 程序法应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是关于一切诉讼行为与诉讼过程的规范原则。但我国的司法传统上历来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观点, 片面地认为程序法是工具, 只是为实体法而服务的。忽视了缺乏程序法的支撑使实体法的执行缺乏公正及客观性, 从而降低了司法过程的有效性, 也增大了损害犯罪嫌疑人恰当利益的可能性。

在现代的司法观点上, 程序法应与实体法具有同等地位, 而当两者出现矛盾时, 程序法应当优先, 因为程序法是保证实体法公正执行的重要基础。

五、总结

随着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 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 必须从观念上、制度上必须对在我国的司法进行适当的改革, 从而更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恰当权利, 这也是是我国法治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

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篇11

关键词：治理危机;乡村治理;国家治理;人权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6;F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133-06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20150416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6.01.20

20世纪90年中后期，中国乡村社会出现治理危机，进入21世纪之后乡村治理出现“复合性危机”，为此国家和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了费税改革、取消农业税与新农村建设等举措，解决了村民负担过重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建国以来体现在乡村治理之中的治理权威以及理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我国社会正“走向权利的时代”，法治原则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原则，人权保障是治理的终极目标。显然，如果不关切人权，不以人权保障作为价值基准，乡村治理就无法实现良性发展。为此，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特别是基于人权保障视角深入研究乡村治理，具有深刻意义。

一、以人权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准

20世纪90年代末，乡村治理概念被提出，学者们试图运用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概念来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1]。而治理的兴起与人权追求密切相关，治理理论涵盖人权的相关价值。作为治理理论运用于乡村研究而产生一个新的分析概念，乡村治理应当是内涵着人权价值。

（一）治理与人权追求

治理（governance）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它隐含着一个政治进程，即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诸多学科对治理概念进行学科内的诠释，创新性地学术嫁接并形成社会治理、地方治理、全球治理以及乡村治理等概念。1989年，世界银行面对全球化扩张以及本土化应对态势的认识，发表了《南撒哈拉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一文，初次提出关于治理的观点，赋予治理新的内涵，兴起了治理理论研究。法国学者阿尔卡塔拉认为，治理理论兴起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国际组织从唯经济论思维的死胡同撤退的尝试;将权力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以减少国家的作用;在第三世界的公共领域进行改革而又避免过分干涉其内部事务;对民主化和人权的新的不懈追求;冲突之后的重建这样的严峻挑战[2]。为此，人权追求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源动力之一。人权，即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这种权利，仅仅因为他是人的基本权利，它也是根据权利对于社会变革提出的要求[3]。由《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组成的国际人权宪章，构建了人权体系，为世界各国人民享有各项人权提供依据，也为人们对社会和政府提出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要求提供参考，也深刻影响政府和社会治理方式和机制。

（二）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乡村治理

目前，乡村治理内涵的界定主要有公共权力导向、目标导向、主体导向，以村庄为载体的研究路径，这些概念解释乡村治理某一方面，使乡村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但是，它们较少关切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人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被赋予新的内涵，即它不但不压制人权、牺牲人权，而恰恰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为目标的[4]。所以，乡村治理的内涵也发生变化，也应该以人权保障为基础和目的，使村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提升村民的幸福感，最终促进村民的发展。首先，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为价值基准。乡村治理从根本上说是围绕“人”展开的。“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其享有赖以存在的基本权利——人权，也就是国家人权宪章规定的“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包括以生命权、自由权和隐私权为核心的公民权利;以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利;以及以财产权、工作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文化权为核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等。所以，无论是乡镇政府，还是参与乡村治理的其他社会组织，都应当尊重村民的人权，并为村民的人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村民应该以此来主张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和自由。其次，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保障为价值指向。乡村治理要深度关切村民的权利和利益，聚焦村民关注的问题，提供必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切实保障人权的实现。如果乡村治理离开村民的人权保障，离开村民高度关注的问题，则乡村治理是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的。如果乡村治理侵害村民的基本权利，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乡村秩序，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最后，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治理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村民对基层政府、村委会的满意度主要通过人权指标体系进行考量，诸如基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促进村民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水权、环境权、受教育权等发展;村民是否享有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等政治参与权。

（三）人权保障对乡村治理的意义

1.有助于现代乡村治理获得正当性支撑。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宪法确认依法治国的方略，乡村治理从形式上进入“法治”时期，“人权得到最全面最切实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根本目标，也是它的基本标志之一”[5]。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下，基于法治模式下的乡村治理最终应当回归人权，使人权得到最为全面和切实的保障，特别是关切村民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才能使多中心治理主体达成治理共识，基层政府、村委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才能获得村民的认同和信任，使乡村治理获得正当性支撑。

2.有助于形成乡村治理价值共识。乡村治理中存在着多元主体，诸如基层政府、村委会、其他社会组织和村民，他们的利益需求、价值取向迥异。但是，多中心治理主体也存在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即人权。正如英国学者米尔恩认为，人权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要求”[6]。因此，乡村治理主体只有建基于人权，才可能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权利冲突进行协商，并且通过协商达成利益和权利的合理分配，实现利益和信息的均衡。

3.有助于化解乡村治理危机。村民由于遭受不公正待遇以及各种权利遭受侵害，形成村民与基层政府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村委会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使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关系紧张，导致乡村治理危机。当下，如果乡村治理没有真正意识到作为主体的村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意识到村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没有尊重和保障村民的基本权利，可能会导致乡村中诸多矛盾的激化、扩散和升级。所以，只有关切村民的基本权利，以人权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准，才能化解乡村治理危机。

4.有助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由此可见，法治方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方式，保障和促进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关键。所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也必然要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基层政府、村委会与其他社会组织切实保障村民的人权，才能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二、以人权考量乡村治理危机

乡村治理危机是乡村治理概念与乡村治理现实不同一的结果，也就是现实的乡村治理没有达到乡村治理理论预设和预期的目标价值，它是乡村治理概念辩证发展的否定环节。从人权角度来说，乡村治理危机的实质是人权危机。

（一）乡村治理危机及其实质

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以“礼治”为主，并形成以乡绅和宗族长为治理主体的乡绅社会治理模式。传统社会的“礼治”内含的等级差序、宗法观念本身就与现代人权的平等、自由、权利等理念相违背。自近代以来，国家权力向基层扩张、渗透，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计划经济时代，以人民公社为模式，国家权力直接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沿袭建国后的模式。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权利真空在乡村社会出现，随后引发乡村治理危机。基于此，国家实施“乡政村治”的模式，即“基层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各村设立村民委员会来管理本村事务，也就是在乡镇政府指导下实行村民自治”。但是，“乡政村治”模式导致了农村各类资源被过度消耗，农民的基本权利（即人权）被再次剥夺的风险增加，农村发展再次陷入滞后和无序化状态[7]。20世纪90年中期，基于“乡政村治”模式下出现以农民暴力反抗费税征收为主要特征的乡村治理次危机，其源于政府向村民乱摊派、乱征收，以及“剪刀差”方式，对农村、农业和农民进行隐形剥削;还假借管理之名，在推进国家权力过程中谋取私利，导致基层政府组织服务功能弱化，并出现“权力寻租”现象;基层政府对村委会事务进行过渡干涉，践踏村民正当的政治诉求。“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这一阶段形象的描述，反映了村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政治参与权危机。2004年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陷入新的治理危机，如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经济精英可能与基层政府结盟，瓜分村民利益，损害村民合法利益;操纵村委会的选举，损害村民政治参与权利等等。这一阶段乡村治理危机以土地征占和其他财产性冲突为主要特征，实质是村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水权和环境权等危机。

（二）人权危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和政府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再到21世纪初，连续多年出台有关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关注和推动农村问题的解决，出台诸多惠农政策，推动农村人权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村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使农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但是，乡村治理也面临新的人权危机，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生存权和发展权危机。主要表现为：一是土地征占引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危机。2004年取消农业税之后，由于城市化规模加速，资本进入农村，地方政府和资本不断地从农村和农民手中掠夺土地，严重威胁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形成诸多的农村社会公共冲突的发生，深刻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如村委会、村干部等挪用、截留、霸占土地征用款，导致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关系紧张，有的甚至造成流血冲突事件。地方政府、开发商与村民进行的交易不对等、信息不对称，他们从中盈利，赚取丰厚利润，村民无法通过合法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只能诉诸暴力，导致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农民与开发商之间关系紧张。如2014年发生在青岛市的“平度3·21纵火案”，虽系村委干部和工地承建商指使施暴者所为，但背后却与地方政府所依赖的“土地财政”有关[8]。另外，土地征占导致农村耕地严重流失，严重威胁村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二是以水权和环境权引发的生存和发展权危机。当前，我国农村水污染严重，已经严重地影响农民清洁水的饮用，村民的水权遭受严重的挑战。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数据计算，2010年在七大流域，真正可以安全饮用的Ⅰ-Ⅱ类水仅有287%;在六大河流，仅有151%;在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仅有302%[9]。与水权相近似的还有环境权。当前，农业和农村污染总量超过城市和工业，他们面源污染数量比较庞大。由于环境污染，出现了癌症村，2013年我国政府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承认癌症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47个癌症村，覆盖27个省份。

2.几项重要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危机。一是平等权危机。表现为：农村儿童受教育与城镇儿童受教育的不平等;男女享有财产的不平等，如村委会集体规定“出嫁女不享有土地补偿款”;宗族势力复兴，导致农民的等级分化，严重影响农民平等权。二是受教育权危机。尽管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已经落地，但是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农村学校的减少、农村优质师资的流失等，严重地影响和制约农村孩子受教育权的实现。三是政治参与权、选举权危机。1982年《宪法》确定了村民自治，但是随着市场化深化与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导致村委会的选举流于形式，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宗族势力、经济精英介入农村两委的选举，干涉民主选举，严重阻碍村民自治发展。四是农村弱势群体人权保障危机。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基本上是老年人、儿童、妇女等弱势群体，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受侵害，诸如农村妇女和留守女孩遭受强奸、猥亵情况频发与增多。

（三）以人权保障化解乡村治理危机

纵观国家现代化建设，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和结果上看，只是在国家权力一统天下——民族国家的形成——的意义上达到了目标，也就是说，基于公民权利和法治原则之上的民主国家的建构远没有完成。基于此，乡村治理的逻辑和走向却是传统的政权与农民关系——强力与服从形式的不断翻版和改造而已[10]。如何走出乡村治理的逻辑怪圈？合理且符合现代性的路径是以人权保障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如果乡村治理不很好地关切村民的人权，很有可能会使乡村公共冲突、矛盾不断地升级、扩散，进而深刻影响乡村秩序、乡村文明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影响到乡村和谐。为此，现代乡村治理必须以把人权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的危机，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三、以人权保障推进乡村治理的

良性发展

以人权保障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使乡村治理概念与现实的同一得以可能，也是乡村治理概念辩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就具体策略来说，通过保障村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等，构建乡村治理多中心治理的互动生态，以此推动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一）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

村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位人权，国家和政府应积极保障村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以促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从宏观上来说，国家和中央政府应当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制度，改善水、空气等环境，为乡村治理创设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第一，国家和政府应当进行土地确权。国家应当为土地确权提供必要的法律制度，为农村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及征地制度等的关系厘清提供制度基础，使土地能够形成规模经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获得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杜绝村委会、村委会干部、乡村经济精英控制土地资源，以及截留、挪用村民因为征地理应获得土地补偿款。第二，国家和中央政府应当统筹水污染、环境污染治理，实施积极的防止水污染和环境污染的国家人权战略。积极对主要河流、湖泊的水污染以及地下水污染进行治理，确保村民的饮用水安全，为农村提供清洁水源，保障农民的水权;积极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防止污染下乡，为农村提供清新空气环境。第三，国家应当积极实施扶贫战略，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支持力度，以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从微观上来说，基层政府、村委会、其他社会组织以及村民应着力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切实保障村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第一，基层政府要依法行政。基层政府应严格履行上级政令，服务乡村社会，特别是严格落实国家有关土地、水和环境方面的政策、法律，做到严格执法。一方面，基层政府不能使用公共权力任意侵害村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诸如不能任意侵害、剥夺村民的耕地;不能任意截留失地村民的补偿款等;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通过积极行政行为，积极引导村民使用土地、水资源，切实保护环境，为村民提供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诸如政务公开、兴修水利设施等惠民措施。第二，村委会与其他社会组织要尊重村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不能成为某个宗族的村委会，也不能成为基层政府的附庸而且完全依赖基层政府;它应该关注村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及时向基层政府提出保障的要求。其他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不能侵害村民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不能以自身的技术和专业优势，损害少数村民的权益。第三，村民应当着力培育自身的人权意识，当自身的权益遭受侵害时，应当寻求合法合理的途径解决，避免付诸暴力的冲动。

（二）政治权利保障

乡村治理要保障村民的政治参与权，即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知情权。

1.建构自治权。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的是“乡政村治”模式，导致村委会过度依赖基层政府，成为基层政府的下属机构，丧失自主管理、自我决策的功能。“乡政村治”是威权治理结构和理念的产物，体现人民公社体制权力运行的逻辑，将国家的力量延伸到乡村社会，实施单一主体、单一向度的管理和控制。破解这一难题，应当建构真正属于村民的自治权，即村民自我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权利，才能推动乡村政治的发展，才能切实维护自身的利益，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2.发展乡村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乡村治理。乡村社会组织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和参与来表达、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使乡村公共利益在多元的协商机制基础之上得到合法合理的分配。它可以有效地遏制宗族势力操作乡村社会的事务管理;有效地连接村民与基础政府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对话，缓冲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村民可以通过乡村社会组织，凝聚力量，有效监督基础政府的权力运用和制衡公共权力，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也可以通过乡村社会组织的缓冲，有效地与村民沟通、对话，建立起村民对基础政府的信任。

3.加强基层民主政府建设。基层政府是连接村民与上级政府的纽带，上级政府通过基层政府，使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能够得以实施;村民通过基层政府，可以反映自身的政治、利益和价值诉求。所以，必须加强基层民主政府建设，扩大村民参与乡村治理途径，吸纳更多的村民加入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通过法律制度指导村委会的建设，以法治原则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议事规则，厘清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乡镇政府的工作原则、内容、方式、责任和配套机制，在法律的范围内指导村民的民主生活，不能干涉村民的政治生活的自由，形成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交流互动;尊重法律赋予村民的监督权，自觉接受村民的监督，形成乡镇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社会权利保障

社会权利是指公民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国家和政府保障村民的社会权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转变政府职能，不是说简单地取消乡镇政权建制，而是要限制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转变治理观念，使基层政府从管理观念到服务观念转变，为乡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如教育产品的服务、医疗服务、文化活动和场馆服务等，使村民能够享受到社会通行的文明生活标准。

2.财产权保障。财产权是社会权利的核心，生命的权利和自由的权利都必须以财产权为基础，设立政府的目的以及政府的性质和范围都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基层政府无视村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任意践踏和强占，特别是对农民合法经营的土地和住宅进行强制征收和强制拆迁，导致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冲突。所以，基层政府必须保障村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

3.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浪潮冲击下，农村劳动力资源持续单向度地向城市流动，“空心村”出现，农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不完备。国家要推进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建设，使农民能够看得起病;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建设，使农民老有所养。

4.加强农村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大量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向城市，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在农村，他们的各种权利随时都有可能遭受侵害，所以，基层政府、村委会以及一些治安组织应当积极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权利进行保障，使他们免受犯罪违法行为的侵害。

参考文献：

[1]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35.

[2]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治理概念的运用与滥用[M]//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526.

[3]Donnelly.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927.

[4]杨海坤.人权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目的[J].人权，2014（3）：4446.

[5]李步云.走向法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436.

[6]A J 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7.

[7]冯石岗，杨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J].行政论坛，2014（2）：2225.

[8]毛寿龙.平度事件暴露基层政权暴力倾向[EB/OL].[20140328].http：//opinion.caixin.com/20140328/100657812.html.

[9]李尚勇.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J].政党论坛，2014（8）：4445.

[10]周庆智.基于公民权利的乡村治理建构——对汉中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9.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Based on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

HUANG Aijiao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Nan 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Unde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y and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there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y construction. On accessing rights era， modern rural governance value shall be based on human rights as a benchmark， to settle the rural governance crisis i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to promote the virtuous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thus to form a harmonious order in rural are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ociety civilization， to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o build China into a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country.

论加强国际反恐中的人权保障 篇12

一、恐怖主义与人权的概述

恐怖主义最早始于1794 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为了镇压反革命者而实行的恐怖统治, 最初是作为社会政治学概念出现的。到目前为止, 由于其复杂性, 学界对于恐怖主义的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恐怖主义概念比较繁多, 大家乐于接受的定义是: “无国家的人群对民族国家的攻击”。

联合国框架内的正式反恐始于1960 年,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人权没有关系。“9·11”事件之后, 恐怖主义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 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一般来说, 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相互勾结,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的危害空前加大, 己成为一大国际公害。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暴力破坏性、对象的广泛性和社会恐怖性。恐怖主义犯罪通过诸多暴力手段不仅给广大无辜平民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损失, 而且其制造的恐怖氛围给人们精神上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折磨, 使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公敌。打击恐怖主义是势在必行的正义之举。

由于人权在当今世界所处的道德优势以及其所支撑的政治正当性基础,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敢于宣称其是反人权的。[1]但是尽管如此, 在现实中, 尤其是国际反恐中对于人权的保障却很不理想。在反恐怖主义早期,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权是反恐怖主义的“绊脚石”。随着国际反恐的深入发展, 人权逐渐成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正当理由。但是仍然认为需要适度的限制人权, 开放的自由民主社会是无法应对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的。在国际反恐中对公民权利的克减是有限制条件的, 应该以整个反恐事件中的人权保护作为客观判断标准, 不能任意妄为。

二、国际反恐中人权保障的现状

目前,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人权被“异化”了。欧美国家经常将人权和反恐作为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2]从21 世纪的国际反恐实践来看, “保障人权”都是从属于反恐的需要。

( 一) 在反恐中人权保障不足

由于恐怖主义具有突发性, 暴力破坏性, 极易在社会上快速引起恐慌, 所以, 当面临严重恐怖主义威胁时, 国家无一例外地把反恐作为政治第一要务和优先政策目标。人权作为一种理念, 在没有被制度化之前, 是很难能够约束反恐行动的。“9·11”事件后, 美国国会快速通过了《爱国者法案》, 赋予执法和情报部门可以采用非常规手段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隐私等权利。美国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反恐战争中, 不顾《日内瓦公约》中对当地普通公民的保护, 对非军事目标狂轰滥炸, 造成医院、学校、工厂和政府单位瘫痪, 致使无辜居民大量死亡。与此类似的还有美国规避国际和国内法律, 在关塔那摩等监狱非法关押和虐待战俘的行为。一向主张人权至上, 民主至上的美国, 竟然公然侵犯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人权。这也充分说明人权保障, 尤其是在国际反恐中, 有多么的苍白无力。

( 二) 提倡以保障人权为反恐前提

一方面随着人权理念和实践不断发展, 国际社会对人权越来越重视。另一方面, 由于美国肆意发动的反恐战争, 肆意践踏当地人权, 非但没有打压住恐怖主义, 反而有“越反越恐”的势头, 美国不得不开始重新反思其反恐战略。在国际社会上反恐和保障人权的讨论不断被掀起。2010 年, 在联合国大会上, “尊重人权和法治”列为反恐战略四大支柱之一。国际社会上普遍主张要以人权为反恐的前提。但是实际上, 到目前为止, 国际反恐中的人权保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无论如何强调反恐中人权的保障, 当实际面临恐怖主义威胁, 尤其是危及到国家安全, 广大公民和政府都会首先考虑安全, 而不是人权。反恐中迫切需要加强人权保障。

三、加强国际反恐中人权保障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 一) 加强国际反恐中人权保障的必要性

1. 理论上的必要性

“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 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 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3]我们无意讨论人权至上这一“古老”的话题。但是无论人权是否至上, 权利的享有和权利的行使都存在“误差”。当今社会, 人权保障的不足, 一方面是人权存在的“实然状态”, 另一方面也是反恐对人权保障造成了侵犯。“实然状态”的改善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无法短期内得到改善。但是, 对于国际反恐可能对人权的侵犯我们是可以通过努力加以改善的。

2. 实践上的必要性

虽然当今社会很重视人权, 但是如果没有形成制度化的人权保障机制, 人权就只是一种理念, 很多时候人权和自由就只是一些国家反恐的“遮羞布”而已。由于恐怖主义所具有的突发性和社会恐慌性, 所以当面临严重恐怖主义威胁时, 整个社会都有可能会在精神上遭受恐怖主义的折磨, 公民、国家机构很可能会失去理智。在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时, 没有人会受限于抽象的人权理念的限制。美国这个主张人权至上的国家, 在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时, 依旧能够抛开人权, 肆意发动报复性的反恐战争, 狂轰滥炸, 无视当地公民的人权, 虐待和非法关押战俘。

( 二) 加强国际反恐中人权保障的正当性

反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 保障人权是反恐的基础和动力。

1. 反恐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

今天人们所言的“人权”源自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洛克等人的自然权利思想。古典自然法学家洛克认为, “理性, 也就是自然法, 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 人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 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4]并且由自然状态推导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人权是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5]人权的根据是人的尊严在当代已经成为共识。温斯顿说: “人的尊严, 和它所具有的特殊的道德地位, 被认为构成了描述这些普遍的、平等的权利即我们称之为人权的基础。”[6]人权是自然权利的现代表现形式, 是人之作为人最基础的权利。古典自然法学家霍布斯认为, 生存乃是人类第一要务, 安全乃是自然理性启示于人类的第一法则。恐怖主义严重侵犯的就是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等最基本的人权。反恐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这些基本人权。因此反恐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 反恐与保护和发展人权在目标和要求等方面都是一致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原则, 对人权的漠视和侵犯是推动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动因。

2. 保障人权是国际反恐的基础和动力

“贫穷和落后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人权保障的匮乏。“恐怖主义的起源, 或者基于政治利益的博弈, 或者基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或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 或者基于宗教信仰的冲突。”[7]贫富两极分化、民族不平等和宗教权利得不到保障是产生和影响恐怖主义的主要因素, 而这些问题都折射出人权保障不足。除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一些狭隘的原教旨主义以外, 正是由于经济权利、民族和宗教权利等基本人权未得到充分和切实的保障, 才产生和助长了恐怖主义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 尤其是作为首要权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能够为反恐提供群众基础, 对恐怖主义有釜底抽薪之功效。

每个人作为人, 其尊严都是平等的, 不能因为保障一部分人的人权, 而牺牲了另一部分人的人权。在反恐中要加强保障受害者和普通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 同时也不能忽视恐怖分子的人权保护, 要保障其接受公正审判和免遭酷刑的权利。反恐打击的并非是恐怖分子这些生物人本身, 而是打击其恐怖主义的思想和实施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所以, 反恐与保障恐怖分子的人权并不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为人类反恐关于罪恶根源的会议”中的讲话中指出: “维护人权同打击恐怖主义并不矛盾。相反, 人权的道德思想———对每个人的尊严的高度尊重———是我们最有力的反恐武器之一。”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最有效方法并不是“以暴易暴”的军事打击报复行为, 而是切实的把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四、加强国际反恐中人权保障的政策建议

( 一) 调整传统人权观念, 并建立制度化的人权保障机制

人权的道德正当性往往诉诸于人性尊严的平等。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应该是平等的, 人权作为一种权利, 在享有上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权利的行使上要认识到人权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基本人权上要达成共识, 但是在人权的具体落实和保障上要考虑到各国的实际情况。人权保障的理念转化为反恐中制度化的人权保障机制。

( 二) 加强国际反恐的国际法建设

当人们在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时, 往往会由于恐惧而产生报复心理, 忽视了人权的保障。要用法治来规制和指导反恐行动。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精神实质, 奠定了现代法治的价值正当性的基础。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反恐形式的升级, 迫切需要一部完整、系统的国际反恐怖主义法, 同时也应注重加强国内法律的修订。通过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也是维护人权的必要保障。反恐是紧迫的现实政治任务。但是, 对于恐怖主义的打击绝对不能超出法律的框架。酷刑是没有合法的权力来源的, 它既违背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国际义务, 同时又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原则, 在反恐行动中要坚决予以禁止。

( 三) 加强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联合反恐

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具代表性和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 只有联合国才能赋予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反恐怖斗争的合法性。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 在“9·11”事件之后已经走上了“国际化”的轨道, 并且具有了跨国联系。全球化给当代恐怖主义提供了人员资金的跨国界流动、思想的无国界传播、在全球培育和招募新成员的便利条件, 治理难度相应增加, 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必须加强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联合反恐, 各个国家协调一致, 通力合作, 不留反恐的“死角”和“真空地带”。

摘要：虽然国际社会在对恐怖主义的界定上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恐怖主义对人权的践踏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当前形势下人权呼声不断高涨, 但是反恐中的人权保障仍然并不理想。加强反恐中的人权保障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必须要采取切实措施, 从人权保障制度化、反恐法治化和联合反恐入手, 加强和提高国际反恐中的人权保障。

关键词：恐怖主义,国际反恐,人权保障,必要性,正当性

参考文献

[1]王立峰.人权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

[2]钱雪梅.恐怖主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基于国际政治视角的分析[J].人权, 2015 (1) .

[3][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 林荣远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42.

[4][英]洛克.政府论 (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6.

[5]张晓玲主编.人权法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4.8.

[6]沈宗灵, 黄枬森主编.西方人权学说 (下)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