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法案例

人权法案例（共6篇）

人权法案例 篇1

案例一：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法

83岁的美国女同性恋者艾迪斯·温莎在加拿大与自己的同性伴侣克拉拉·斯拜尔结婚并一起生活42年。这42年间两人财产共享。2009年，斯拜尔去世，给温莎留下所有财产作为遗产。美国《联邦婚姻保护法》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根据此法，如果温莎嫁给了一个男人，她将无需缴纳遗产赠予税；但因为温莎的伴侣是一个女人，美国联邦法律不承认这种跨国同性婚姻，因此她不得不上缴36.3万美元的遗产赠予税，无力支付的温莎遭政府控告。由此，温莎认为《联邦婚姻保护法》对已婚伴侣有两种不同的差别待遇，破坏了美国宪法“人皆平等”原则存在歧视，从而反诉美国政府，全案走向最高法院。

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由9名大法官以5-4的法官意见作出的裁决，认为《联邦保护婚姻法》将婚姻只定义为一男一女组合的条文违宪，《联邦保护婚姻法》“侵犯”了美国12州和华府可能结婚的同性伴侣获得福利的平等保障。同性婚姻在美国联邦层次上实际正式合法化。

案例二:这是一个监护制度缺陷导致的悲剧，涉及法律、伦理、医学等问题。本案除引起公众极大愤慨之外，还暴露出我国法律的一个空白——福利院应如何行使监护权？

2005年4月中旬一名为“青年医生”的网络帖子：“前天，医院来了两名少女，是南通市儿童福利院送来的，两名智力有障碍的女孩子，大约十三四岁。有人告诉我，她们是来做阑尾切除手术的，我当时就奇怪，好好的切什么阑尾？后来，她们看的是妇科。昨天，她们进行了手术，天啊，被切除的竟是子宫„„手术是在福利院再三要求下做的，福利院的人说，两名女孩最近来了初潮，收拾起来非常麻烦，以后性成熟之后会更麻烦，反正她们也不能结婚生育，现在切了她们的子宫，省了许多麻烦。”

此案于2005年6月3日、12月9日经两次开庭审理尚未判决。引人注目的是，医院专家组认为，给智障女切除子宫“已成约定俗成的惯例”。

两次开庭，福利院院长、副院长及两位主刀医生的律师均为他们作了无罪辩护，检察院对4人的公诉罪名仍是故意伤害罪。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残疾人是否享有和健康人平等的公民权利——人身权、生育权？监护人是否有权决定切除残障人的人体器官？

请结合以上案例谈谈从司法独立、法律平等、程序正当、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司法保障机制等方面，也可自选角度谈谈人权的实现。

人权法案例 篇2

关键词：国际人权法,国际人权,挑战,对策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时间并不长, 真正的发展和建立阶段都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宪章的签订。日本法学家芹田健太郎认为, 人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人权保障制度并没有诞生, 而是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管辖来处理。随着法西斯以及极端人权主义的发展, 形成了一场对人类大规模杀害侵犯人权的战争。国际社会在吸取了此次失败的教训下, 随着联合国宪章的发表, 国际人权法正式地在国际法的范围下进行了保护。虽然, 联合国宪章中对于人权的描述并不清晰, 但是他却将人权问题国际化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所以仔细算下来, 国际人权法发展至今, 也就短短70年不到。

从当今社会来看, 我们的人权相比过去得到了不错的保障, 就拿中国来说, 原来男尊女卑制度深入人心, 但是现在逐渐被男女平等所取代, 原来的奴隶制度现在也早已经消失, 对于种族的歧视问题, 我们也正在不断地完善和消除这些影响。但是, 我们还是看到国际人权法当今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国际人权法的所面临的挑战,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应该除去人权政治化。现在西方国家, 往往喜欢将人权政治化, 从而对于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比如很典型的一个就是美国会见中国的达赖喇嘛, 这些问题一旦发生政治化的话, 对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都会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因为对于一个国际人权的发展,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方式, 不能通过政治的手段来迫使其发生转变, 也不得将人权问题作为政治的筹码来“谈价钱”, 这个对于人类长期的发展会带来很消极的一面。所以, 我认为在讨论国际人权法的时候, 应当摒弃政治问题。对于当今的挑战, 我个人觉得有下面几个部分。

一、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及人道主义干涉

困扰着人们很长时间的一大争论,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这个问题大家都争论不休, 因为这会关系到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合法的问题, 如果人权遭到侵犯, 其他国家到底可不可以通过对于主权的侵犯来达到保护人权的地步。这个挑战如果说无法逾越的话, 对于国际人权制度想必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 我们要探寻本源来分析问题。对于人权的首次提出, 应当归于17世纪的时候, 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 同时在18世纪的时期由法国著名哲学家卢梭得到了完善, 并首次提出了天赋人权学说。天赋人权的理论, 要求把“人”作为中心, 但是作为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潮,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来的斯宾诺莎, 以及洛克, 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发展起来新的一套理论, 认为人的这部分权利在属性上应当是自然的权利。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紧紧围绕“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展开。当代法学家诺瓦克是这么定义人权的, 第一, 是所有人有权基于自由、平等和对尊严的尊重而塑造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基本权利。第二, 是人权文书及各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权利。第三, 是国际法中获得普遍承认的价值体系 (1) 。对于当下的人权, 我认为, 应当分为两种, 第一, 是对于公民基本权利而言的人权, 还有一个则是对于国家权利而言的人民权利。对于国际人权法所研究的对象, 应当是个人的权利, 而不是人民的权利。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 由法国学者让·博丹首先提出, 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当今的主权, 我看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定义:主权, 第一, 是对内的统治权, 第二, 是不受其他外来势力制约的最高独立权, 第三, 拥有对于国家政治的最终决定权 (2) 。简单来看, 就是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在国际法中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就是不干涉他国主权他国内政。如果人道主义干涉实行的话, 想必是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且, 从我们的主权和人权之间关系来看, 人权是个体的权利, 就算是“主权在民”, 那个“民”, 也应当是人民的权利, 不是国际人权法说讲的人权。而且, 从职能上来分析, 主权所承担的部分与人权不同。

所以说, 人道主义干涉确实是对于主权的侵犯, 不过, 人道主义干涉可以作为一种对于主权的限制而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 因为他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权主义干涉学说所提出的主张, 国家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主权在对待本国公民时, 是受到一些限制的 (3) , 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

加拿大法学家约翰·汗弗莱认为:尽管保护人权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 但说到底, 人权还必须由一种超越国家秩序之上的法律秩序来加以保护。需要一种更高级的法律程序, 以便依照它对国家程序来加以批判。因为国家的法律, 包括宪法规定的法律, 对人权可能未提供充分的保障, 或者提供了保障却可以更改 (4) 。如果我们在放任一个国家在国内种族屠杀, 以及对于人权的肆意侵害, 这势必与我们前面所说的理念第一条不符合, 同时对人类的文明留下沉重的污点。所以说, 尽管人道主义干涉是对于主权的侵犯, 不过当会严重威胁到人权的情况下, 这可以视作一种特例或者是限制而被允许。于是, 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这个度的把握, 以及需要一个正当的程序。

北约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焦点, 作为国际人权法的重大挑战, 究竟是不是应该支持人道主义干涉这一事项也随之展开。但是, 这个案例存在的问题很明显, 就是没有受到安理会的授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3条的规定, 北约等区域性外的组织必须要安理会的授权。这就说明了这次人道主义干涉存在了很大的瑕疵, 而且对于北约组织条约中只有自己的成员国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才有防卫措施, 科索沃的事件中并没有发生这个情况。这就更说明, 这个案例不能称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 这个行为应当区别于我们前面所说的人道主义干涉。

在人道主义干涉的过程中, 我们也必须注意很多的问题。首先对于度的问题, 必须是严重的故意的干涉侵犯人权的事件才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干涉。第二, 在人道主义干涉中也不能损害到其他人的人权, 这个也是我们所要认真面对的重大挑战。在北约对科索沃地区的轰炸的78天中, 导致了500名平民的伤亡 (5) , 对于其他平民的人权的侵犯, 如果不出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本意, 所以应当将影响降低到最小。第三, 借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帜而干涉他国内政的问题必须要严重杜绝。第四, 对于在人道主义干涉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自查。在1991年到1992年索马里的危机中, 对于最后阶段的军事干预中的侵犯行为, 只有加拿大、比利时和德国开始对于自己相关人员自查, 虽然那次是成功的一次人道主义干涉, 但是也应该有自查行为作为监督机制运行。

在2001年加拿大政府发表的“保护的责任”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比人道主义干涉来得更为折中的思想, 政府将承担首要责任, 在无力保护的情况下才会引发国际社会责任, 同时安理会的授权也是必须要的, 而且只有对于种族屠杀, 战争罪, 种族清洗和反人道罪行之类的才会被适用。值得肯定的是, “保护的责任”要求国家首先承担责任, 并且限定在四个罪行上, 可以说将侵害主权降低到了最小。同时, “保护的责任”将预防责任也涵盖进来, 有积极的作用。对于“保护的责任”, 个人认为将来将成为一种趋势, 并且估计在不远的将来可以有效替代人道主义干涉。

二、社会发展中所产生与人权的矛盾

人类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往往会忽视人权的重要性。美国最近爆发的棱镜门事件, 就是暴露出了一个很大的丑闻, 在过去6年间, 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 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在国际人权法所保护的权利客体中就包括了表达自由以及尊重隐私和家庭生活权利, 这个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当然, 还有很多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笔者在这里讲逐一为大家分析。

(一) 社会发展中的不均衡———贫困与人权

在截止2010年联合国统计调查中, 大约有10亿人缺少住宿, 同时没有安全的饮用水, 因为贫困, 导致有8亿人没有能力接受教育和医疗资源。国际社会在2000年发表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曾经确立要在2010年将生活在极端贫困的人群数量减少一半, 但是我们看到最终没有实现。在最新2013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预测中表示, 2015年还将有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下, 高于此前2011年预测的8.8亿。虽然各国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对于现在这样的现状, 显然还是很不理想。在这其中, 中国做出了主要的贡献, 它使6.6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状态, 但是这样的进展速度还是差强人意。贫困问题是有效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 而且关系到的群体数量最多, 所以, 贫困问题应当尽快解决, 不仅应该依靠国家的力量, 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 同时, 对于非国家行为者也应当承担此项责任, 可以投资建设工厂, 或者组织基金会等等, 使得贫困问题得到更快地解决。

(二) 科技技术发展的功过———科技与人权

科技飞速的发展对于改善人权确实有很大的功劳。但是, 科技技术同时可能严重侵害人权。监听技术、监控技术, 生物技术等等都将成为严峻的挑战。斯诺登事件的丑闻, 调查使用监控技术, 都是对于人权的极大伤害。对于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问题, 我认为这个和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相类似。原则上, 主权优于人权, 但是当人权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上升到一个群体的话, 则在国际人权制度上应当视作是对于人权的侵犯, 因为这里产生了人民这样一个概念, 人民的权利即主权在民, 主权应当受制于人民的权利。而且, 对于监听监控技术, 必须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才可以, 不然就不应当被允许。

生物技术的发展大大地解决了人类的“吃不好”问题, 同时改善了医疗资源, 让我们有药可医, 但是对于生物技术的发展, 比如转基因, 克隆技术, 都可能影响到人权。食品安全问题在美国数次爆发, 克隆技术的深入会导致人伦问题, 这些技术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研究的本质应当是为了服务人类的生活和发展的, 合理地运用相关技术而不是将技术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或者一种“毁灭工具”这才是我们需要的。这时候, 国际社会的监督也显得格外重要。

(三) 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环境与人权

对于环境问题, 也是最近几年我们才意识到其严重性, 环境问题不仅是将来, 现在也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人权。而且, 我们对环境资源的干预和破坏程度也将对后世的人权产生重要的影响, 包括健康权、食物权和新近产生的获得纯净水和令人满意的环境的权利 (6) 。对于空气的污染, 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的PM2.5数据惊呆了国外很多的环境专家;《京都议定书》签订后, 美国加拿大又陆续退出, 这都对于人类的环境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水体污染的威力也不容小视,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污水排放, 导致鱼类基因变异, 重金属超标, 影响水质和生态环境。噪音污染也是紧随其次。环境问题还可能导致大量的疾病, 对于未知的病毒如果说没有药物来应对, 会使世界大范围的人感染病毒, 健康权受到严重挑战。环境问题是当今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 一旦环境遭到破坏, 对于人类可能是灭顶之灾。

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合作, 当然更需要一定的强制力来保障。美国脱离《京都议定书》的行为, 会使得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作为发达国家, 应当做出带头作用。很多国家都会吃这样一种观点:环境的影响又不是对于我一个国家, 最终的后果都会平摊, 特别是大气污染问题。但是, 如果形成这种共识会导致环境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只有国家自身努力才有可能共同解决环境来给我们的挑战。联合国对于环境问题的监督, 也应该大力加强, 如果能通过法律手段则将大大提高各国的意识, 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逐步减轻环境问题对人权的影响。

(四) 恐怖主义的兴起与人权

在本拉登被击毙之后, 我们并没有感觉恐怖主义正在悄悄离我们远去。基地组织的大规模活动以及不断发生的自杀性爆炸事件都对我们的生命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恐怖主义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努力来保障人类的生命安全。恐怖主义的打击确实必不可少, 而且需要严厉打击, 最好是做好预防性的措施, 避免恐怖主义的发生。但是, 恐怖主义也不能成为一些国家的借口:在名义上支持反恐, 实际上却是想要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打击恐怖主义和人道主义干涉在这些方面就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都会干涉到其他国家的主权。好在各国基本上都制定了对恐怖主义的立法, 从某些方面缓解了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依然会存在和延续, 解决的方法我认为还是一个程序和对于度的把握。

对于恐怖主义的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恐怖主义嫌疑人一边的人权。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讨论用酷刑对待恐怖主义嫌疑人合法性的问题, 而且对于恐怖主义嫌疑人的关押所使用的酷刑等等是否也会构成不人道的表现。在刑法中普遍的原则“无罪推定”之下,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保障一下他们的人权呢?而且随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我认为完全有理由来保障恐怖主义嫌疑人的权利, 至少应当要保障其最基本的权利, 包括我们所说的第一权利和第二权利。

总得来看, 对于恐怖主义的打击需要一个正当程序以及比例原则 (就是对度的把握) , 同时也应当保障恐怖主义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这个对于国际人权的发展会有很多的积极作用。

三、其他面临的重大挑战

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地位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非国家行为者包括国际组织, 民族解放运动, 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非国家行为主体对于人权的侵犯甚至会多于一些政府性的主体。拿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大量使用童工, 或者是高强度的工作, 有时甚至会产生歧视这类的现象。这些跨国公司一旦发生了问题, 也往往借助外交手段向当地政府施压, 从而不能有效保护劳动者的人权。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国际性的犯罪行为, 包括国际性的金融犯罪, 走私, 还有毒品犯罪, 贩卖人口, 也是对当今人权侵犯和对国际社会产生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对于这一些的挑战, 我认为首先可以引入对于非国家主体的个人责任, 即追究到人, 而不是仅仅的法人责任。这样不仅是对于其他行为者的震慑, 同时有助于抓住侵权的本质绳之以法。对于跨国企业, 可以引入联合国对于其行为的监督, 对于人权侵犯经常发生的企业, 甚至可以派人员前往企业内部进行跟踪调查, 定期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书, 只有一个有力的监督机制才能遏制这些问题。对于其犯罪, 各国都应该对支持协助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 同时国际刑事法院应当加强与各国法院的联系, 如果国际刑事法院能列席审判并且形成有效监督, 相信这对于国内审判国际人权犯罪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

其他还可能的挑战还有国家的分裂导致民族之间的冲突即“民族净化” (7) , 其实就是宗教对立, 民族之间的对立导致大规模战争、人权被侵害使得发生大规模难民。这些问题当然也会发生, 当然这些问题也可以预防, 如果合理使用人道主义干涉的话, 这个也能避免。对于21世纪, 和平发展是不变的方针, 大家都会尽量避免战争这一点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相信这些挑战一定会得到和平解决的。

国际人权法所面临的挑战, 是与人类发展分不开的, 在20世纪后期《联合国宪章》的发布之前, 我们还在战争时代, 我们所要解决首要任务是如何使我们免受灾难带来的痛苦, 同时世界的一些地方的人类还被奴隶制而束缚着, 人身自由权也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联合国宪章》发布之后, 世界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 人们在逐渐拥有人身自由的同时, 开始了对于自己权利的更多寻求。随着物质文化的高速发展, 人类开始意识到他们其他的权利也需要得到保护, 于是国际人权也飞速发展, 在不断追求公平平等的同时, 民主与法制促进人权的立法进程, 并且国内立法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是, 一些更多的挑战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我们开始思考不光是当下, 更多的是放眼未来, 对于未来的人权我们现在需要解决什么, 我们应当做一些什么, 并且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 对于我们将来的人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国际人权正朝着一个理想的方向发展, 当然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同时面对挑战, 我们也需要有效的监督和程序, 相信国际人权制度, 国际人权法的未来将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徐显明主编.国际人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2]王庆祥.国际人权法概论[M].1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4.

[3]邵沙平主编.国际法 (第二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4][奥]曼弗雷德·诺瓦克.国际人权制度导论[M].柳华文译.孙世彦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

[5][日]芹田健太郎, 薬師寺公夫, 坂元茂樹.ブリッジブック国際人権法[M].日本:信山社, 2008.8.

[6][日]松井芳郎, 佐分晴夫, 坂元茂樹, 小畑郁, 松田竹男, 田中則夫, 岡田泉, 薬師寺公夫.国際法 (第五版) [M].日本:有斐閣, 2007 (5) .

[7][日]渡部茂己.国際人権法[M].国際書院, 2009.

[8][日]奥脇直也, 小寺彰编辑代表.国際条約集[M].日本:有斐閣, 2013.

人权法案例 篇3

我国早在1998年就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并且2005年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所以根据国际人权体系，尤其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有关选举权的规定，对我国的选举制度改革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当下选举制度的改革也是我国向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迈进的重要的一步。

综上所述，无论在国际人权理论上，还是对于我国的选举制度的实践，以国际人权法体系中的标准为视角讨论我国的选举制度改革有很大意义。

国际人权法体系中有关选举制度的描述，主要是通过对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和保护来实现的。所谓选举权，就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参与国家选举的权利。选举是现代民主、文明国家的基础，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在民主社会，人民通过投票来选择政府，政府也因之取得合法性，同时人民也可以通过选票来改变政府，以实现公共权力机构的和平和有序地让渡和更迭；被选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被选举为国家代议机关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被选举权和选举权密不可分，它们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公民不仅有选举他人执掌国家权力的权利，也有被选举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直接执掌国家权力的权利。被选举权同样来源于人民主权，只要被选举人符合法定的条件，并取得了多数选民的认可和信任，他就可以进入国家机关，担任国家公职，行使国家权力，参与国家管理。选举权不仅仅是“投票权”，还包括投票所必需的知情、获得允诺等权利，以及作为保障与救济所必需的对选任对象的任职考核、罢免等权利；被选举权也不仅仅是“当选权”，还包括作为当选前的参选、竞选、候选等权利，以及当选之后的任职、辞职等权利。

由于选举是现代国家公民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为了保证选举的规范和有效，在法治社会，国家都会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通过立法来保障选举权，规范选举行为。如规定享有选举权的主体、选举的原则、选举的程序、选举的方式和对选举权的救济等。但不管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普遍、平等、自由的选举应是民主国家选举权的基本要求，同时国家也有义务为公民行使选举权提供法律和经济保障。这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原则，并且在相关国际条约中给予确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人权宣言》 第二十一条规定：（一）人人有直接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二）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1]。

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二十五条规定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第二条所述的区分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2]。

上述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权利，只有这些权利才完全具有民主参与的性质[3]。第二十五条的起草工作以《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以及苏联在1949年提出的一些草案和南斯拉夫与法国在1953年提出的妥协性建议为基础所规定的缔约国保障这种政治参与机会的义务，包括全面禁止歧视，明确了普遍、平等、直接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的选举，并且禁止19世纪和20世纪在资本主义国家很普遍、用以剥夺选举权的理由如基于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条件[4]。上述ICCPR的第二十五条，是国际人权法有关选举的核心条约，是最重要的有关选举制度的国际人权文件。

3.区域性人权公约如《欧洲人权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三条，各缔约国承担以适当的间隔和秘密投票的形式，在确保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条件下，举行自由选举，选举立法机关[5]。

《美洲人权公约》第二十三条，参加政府的权利，（一）每个公民应享有下列各项权利和机会：（1）直接地通过自由选出的代表参加对公共事务的处理；（2）在真正的定期选举中投票和被选举，这种定期选举应通过普遍的与平等的投票以及保证投票人自由表达其愿望的秘密投票来进行[6]。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第十三条，（一）每个公民均有权直接或通过按法律规定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自由地参与管理国家[7]。

4.正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1966年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HRC）所作出的第 二十五号一般性意见中第十条指出的：“选举权和公民投票权必须由法律规定，仅受合理的限制，如为投票权规定的最低年龄限制，以身体残疾为由或强加识字、教育或财产要求来限制选举权都是不合理的。是否是党员不得作为投票资格的条件，也不得作为取消资格的理由。” 第十一条，“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有投票权的所有人能行使这项权利。”

并且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八号、第二十三号一般性意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区域性人权机构关于这一权利个人来文的结论性意见；智利专家赫尔南桑塔克鲁兹在1961年应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要求所准备的有关在政治权利方面的歧视的联合国研究报告，明确阐述了政治权利在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方面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有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各种理论的阐释。

通过上述的各类国际条约可以看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国际人权法标准主要有：

（一）选举本身的要求：1.真正的。选民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政治影响，有资格的选民可以在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执政纲领，至少是单一政党的几个不同的候选人之间自由地进行选择。国际法不排除一党制，只要该一党制在该国特殊的政治环境的基础上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代表了范围广泛的公众并呈现多元化时，在该一党体制内的不同候选人之间的选举就仍然是真正的选举。与此相应，HRC第二十五号一般性意见中强调，个人的竞选权不应该受到要求候选人应是某政党党员或具体政党的党员的无理限制，不得以政治见解为由剥夺任何人参加竞选的权利[8]。2.定期的。选举必须在常规的时间间隔内举行，具体时间间隔由缔约国决定，但不应过分地超出4至6年这一国家惯例。

（二）选举原则：选举的要义在于真实，即反映选民的真实意愿。如果公民在选举中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如舆论误导、政治压力、少数人操纵等，不仅选举的价值不能实现，相反，它还可能成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民主的核心是选择，而不是在已经选择的意见中进行选择，因此，民主是选举的价值取向。民主要求选举必须体现民意，从而成为民意的真实汇合，只有自由、公正的选举才能实现这一要求。“作为选举，只有当它是自由的和公正的时候才有意义。”[9]所以选举必须遵循一定的选举原则，主要有：

1.普遍的。即无限制，这对民主的、立宪的国家非常重要，意味着选举权不应只限于某些群体或阶级，而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无限制，是指无不合理的限制，即普遍是相对的，是一个由各国对其各自民主参与的理解所决定的相对原则。事实上，本条规定本身就存在限制，是公约中唯一一条不保障普遍人权，而保障公民所享有的权利的规定，这就意味着缔约国可以拒绝给予外国人选举权。

2.平等的。普遍选举权涉及谁有权选举的问题，而平等选举权的原则则意味着在每一国家选举制度的框架内，投票人所投下的每张选票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划分选区和分配选票的办法不应该歪曲投票人的分配或歧视任何群体，不应该无理排除或限制公民自由选择其代表的权利。按照诺瓦克的说法，这一原则主要是针对选票的平等数量而言的[10]。

3.秘密（无记名）投票。这一原则是在ICCPR第二十五条起草过程中最没有争议的一条原则。缔约国不仅有义务尊重投票的秘密性，而且还必须采取恰当的积极措施，保证举行选举期间投票保密的要求，并在有缺席投票制度的情况下，也对其进行保密。该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的影响，投票人可以不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或压力，以免透露他们打算如何投票或投了谁的票，以及避免投票进程受到任何非法和任意干涉。本原则只涉及投票本身，而候选人的姓名以及为有效的提名候选人所需的支持声明都是公开的。

4.自由选举。主要是保护选民意志的自由表达。有投票权的人必须能自由投任何候选人的票，赞成或反对提交公民投票的任何提案，自由支持或反对政府不受可能扭曲或组织自由表达投票人意愿的任何类型的不当影响或压力。投票人应该可以独立形成见解，不受任何类型的暴力或暴力威胁、强迫、引诱或操纵影响，参政政党和候选人能不受阻碍地开展竞选活动。这一原则与ICCPR第十八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十九条主张和发表自由，第二十条禁止鼓吹战争、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以及第二十一条和平集会权等政治自由有着密切的联系[11]。

（三）各公约中承认的对本项权利的限制：其首要原则就是这种限制必须是合理的。人权委员会第二十五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政治权利不受不合理的限制，换句话说，缔约国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对该权利加以限制，但不得歧视。1.限制的理由：根据各国国情、民主模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家对选举权规定限制条件的理由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享受民主参与权利的人必须与国家有着某种关系即公民资格，并且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个人成熟性以能够为国家承担责任。2.限制的根据：必须是一国法律的规定。3.限制的内容：年龄、国籍、精神状况。在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所提到允许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的只有两类人：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另外，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实践，人们认为某些居住年限方面的要求以及剥夺某些被法院终审判定犯有某些罪行的人的选举权的做法，也可以被看做合理的限制。但是对选举权的广泛深远的限制，如文盲、军人、公务员、审前被拘禁者、反对派成员或妓女、流浪者、酗酒者以及吸毒者等“名声不好”的人排除在选举之外的做法，就不是合理的限制了。

对于被选举权：因为被选举担任公共职务涉及更大的责任，因此有时允许国家做出广泛深远的限制，某些在选举权方面不合理的排除限制在被选举权方面被认为是合理的。例如，担任公共职务的最低年龄通常要比参加选举的最低年龄高一些。对于有些职务，如国家领导人，国家通常规定了比参加选举的最低年龄高出很多。另外，某些候选人提名所必须满足的某些正式的条件，如一定的居住年限、支付某些费用或提供一定数量的支持声明等等，只要这些条件不是过分的或带有歧视性的，就是可以许可的限制，但是国家必须充分证明这些限制的合理性。

（四）国家的义务：

1.消极义务。即不歧视、没有不合理限制，在此不做赘述。

2.积极义务。对于本权利的保障，国家所负担的主要是积极义务，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证享有该权利的所有人行使权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A、立法保护。建立完善的选举法等相关的法律制度，立法要符合公约的要求和人权精神，能够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B、机构方面，应成立独立的选务当局，监督选举程序以及确保选举以公平、不偏不倚的方式和根据与公约相一致的既定法律进行。

C、国家的公开义务。即将选举程序、候选人情况、选举结果等程序要做到公开，以保证公正地进行选举，并且通过这种公开以彰显一国选举制度的公信力，提高一国的公民参与民主的热情，改善民主环境。

D、保障公民与行使此权利相关的其他权利。主要是公约第十九条主张和发表自由，第二十一条和平集会权，第二十二条结社权等政治权利。这些权利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息息相关，只有公民能够充分行使这些政治权利，最根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才能够得以实现。

注释：

[1][2][5][6][7]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160、189、214页。

[3][4][8][10][11]【奥】曼费雷托·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432、437、442、444页。

[9]让马里·克雷特等著：《选举制度》，张新木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8页。

国际货物买卖法案例 篇4

案例题目

案例1

卖方的权利担保责任。2006年，我某机械进出口公司向一法国商人出售一批机床。法国又将该机床转售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机床进入美国后，美国的进出口商被起诉侵权了美国有效的专利权，法院判令被告赔偿专利人损失，随后美国进口商向法国出口商追索，法国商人又向我方索赔。问题：我方是否应该承担责任，为什么？

案例2

2000年4月1日，中国隆源公司与加拿大乙公司签订了一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交货条件为CIF宁波；货物应于2000年5月1日之前装船；买方应于2000年4月10日之前开出以卖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4月5日，买方开出了信用证。4月24日，卖方向承运人瑞典丙公司提交货物，并向英国丁保险公司投保。4月27日，承运人向卖方签发了提单。提单载明：承运人为瑞典丙公司；提单签发日期为2000年4月27日；本提单生效后为已装船提单。卖方即向买方发出货物已装船及已办理保险的通知。随后，卖方凭借提单及有关单据向议付行结汇。实际上，货物于5月5日才开始装船，至5月15日始装运完毕，船舶于5月25日抵达目的港。另外，在运输途中，由于遭遇台风和海啸，货物遭受部分损坏。接到卖方的通知以后，买方即与韩国戊公司签订了一份货物转售合同，交货日期为5月15日。但由于货物于5月25日才抵达目的港，买方无法如期向韩国戊公司交货；韩国戊公司解除了合同。由此，买方不但丧失了其预期利润，而且还承担了向韩国戊公司的损害赔偿，此外，由于市场行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买方只得以低价就地转售，又遭受了一笔损失。买方在查实情况后，即向法院起诉。但承运人丙公司提出：其所签发的提单只是一份备运提单，只有在货物实际装船以后，才能被认为是已装船提单，这是国际惯例。因此，买方的损失与其无关。

现问：(1)承运人丙公司的理由是否成立?为什么?(2)承运人丙公司签发上述提单构成什么性质的行为?为什么?(3)货物在运输途中遭受的损失由谁承担?为什么?(4)如何确定被告方的赔偿范围?

案例3

2006年7月27日我国某公司应荷兰A商号的请求，报出某初级产品100吨，每吨鹿特丹到岸价格（CIF）人民币3900元即期装运的实盘。对方接收到我方报盘后，没作承诺表示，而是再三请求我方增加数量，降低价格一并延长要约有效期。我方曾将数量增至300吨，价格每吨鹿特丹GIF减至人民币3800元，并两次延长了要约的有效期，最后延至8月30日。荷兰于8月26日来电接受该盘。我方公司在接到对方承诺电报时，发现巴西因受旱灾而影响到该产品的产量，国际市场价格暴涨，从而我方拒绝成交，并复电称:《由于世界市场价格变化，货物在接到承诺电报前已售出。“但荷方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承诺是在要约有效期内作出，因而是有效的，坚持要求我方按要约的条件履行合同，并提出，要么执行合同，要么赔偿对方差价损失40余万元人民币，否则将提起诉讼。”问题：(1)如果A商号对我国的这家公司提起诉讼，有无正当理由?(2)双方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

案例4

2001年II月25日，德国A公司向香港B有限公司发出如下要约:Jettish彩色复印机2000台，每台汉堡船上交货价(FOB)4000美元，即期装运，要约的有效期截止到12月30日。A公司发出要约后，又收到了巴黎某公司购买该种型号复印机的要约，报价高于A公司发给香港B有限公司的要约价格。由于当时香港B有限公司尚未对该要约作出承诺，故而A公司于12月15日向香港B公司发出撤销11月25日要约的通知，而后与巴黎方面的公司签约。但是，12月22日，A公司收到了香港B有限公司的承诺，同意德国A公司的要约条件，并随之向A公司开出了不可撤销的信用证，要求A公司履行合同。后因A公司末履约，香港B公司诉诸瑞典斯德哥尔摩仲裁庭，要求A公司赔偿损失。A公司的律师辩称，该公司于2001年11月25日发出的要约已于12月15日被该公司撤销，该要约已失去效力，因而B公司12月22目的承诺没有效力，购销合同没有成立。问题：(I)A公司的辩称是否成立，A公司11月25日发出的要约能否被撤销。(2)A公司与B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买卖合同。

案例5

2003年II月，美国S公司与北京A公司签订了购迸“100吨钼铁的买卖合同，交货条件是天津FOB每吨3000美金，于2004年2月前交货。合同签订后，A公司立即与各生产厂家联系，但由于当时钼铁市场需求量很大，各厂家供货成问题，A公亩向S公司要求推迟交货期，遭到S公司拒绝。2004年开始，国际市场钼铁价格

暴涨，A公司要求S公司抬高合同价格，也遭到拒绝。2月前，A公司未能履行交货义务，4月份，国际市场钼铁价格已涨到合同签订时的近2倍。6月5日，S公司根据合同中仲裁条款向中国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A公司赔偿S公司于6月初补进的100吨钼铁与合同价格的差额货款。”问题：S公司的要求是否合法?应由哪家公司对末能及时补进货物而产生的额外损失负责？

案例6

买方中国某公司与卖方英国某公司于2002年5月14日签订了2项合同，规定卖方向买方供应某货8000吨，交货期为2002年7一12月按月份分批交货，装货口岸为汉堡、鹿特丹、安特卫普，由卖方选择。成交以后，买方于2002年6月7日主动提前开出了信用证。此后，买方由2002年6一11月七次电函催促卖方发货。卖方在其四次答复中提到其供货人未能交货并对迟延发出通知表示歉意。1992年II月13日卖方致函买方，以英镑贬值为由，要求提高合同价格，买方末接受这一要求。合同终于2003年4月、5月部分履行;英方仍希望我方提高合同价格，我方末同意。2004年II月16日我方函告英方，声明收到该函告后45天内如果再不履行交货义务，即提请仲裁，要求赔偿损失。英方复函，由于买方2002年6月7日开立的信用证已过期，后来又末开立新的信用证，因此解除了卖方的交货义务。

买方于2005年5月20日向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要求卖方赔偿买方的损失，即按照2003年6月29日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价计算共748000英镑，并要求卖方承担仲裁的一切费用。问题：买方中国某公司的请求是否正当?

案例分析

分析1

根据《公约》规定，作为卖方的我某机械进出口公司应该向卖方——法国商人承担所出售的货物不会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义务，但这种担保应该以买方告知卖方所要销往的国家为限，否则，卖方只保证不会侵犯买方所在国家的知识产权人的权利。

分析2

(1)不成立。已装船提单是在货物已经实际装船以后签发的提单。但在本案中，承运人签发的提单实质上符合已装船提单的特征，构成一份已装船提单。

(2)属于签发了预借提单。由于提单是在货物未开始装船或未全部装船的情况下签发的提单。(3)应由卖方承担，因为在CIF术语下，货物在运输途中的一切风险归于卖方，买方及保险人不对此承担责任。

(4)根据《联合同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4条，赔偿范围应为买方的全部实际损失，外加预期利润。

分析3

(1)A商号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我国的公司违约在先，A商号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进行救济。

(2)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合同订立的程序。一般说来，订立合同必须经过两个程序，即要约和承诺。要约是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其内容必须十分确定，并且表明对方一旦接受，要约人就愿受其约束。因此，一项要约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应清楚表明愿意按要约所列条件与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并表明一旦对方接受，要约人就愿受其约束。2.原则上应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凡不是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人提出的建议，仅视为要约邀请。3.内容必须十分确定。所谓十分确定，即所标明货物的名称、明示或默示地规定货物数量或价格，或者规定如何确定数量和价格。承诺即受要约人作出声明或以其他行为对要约表示同意。

构成一项承诺也必须具备一定条件：4.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以声明或其他行为作出。5.承诺的内容必须与要约的内容一致，而不能有所添加、限制或更改，但如果所作限制、添加或更改并未实质上变更要约的内容，要约人又末在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反对，则该项承诺仍然可以视为有效。6.承诺必须在要约规定的期限内送达要约人，如果要约人末规定时间，则必须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送达，对于口头发出的要约，必须立即作出承诺。承诺一旦送达要约人，就发生效力，合同即告成立。

本案中，经过推迟的要约有效期是8月30·日，荷兰A商号的承诺于8月26日到达，是有效承诺，合同应于8月26日成立。我方公司以“由于世界市场价格变化，货物在接到承诺电报前已售出”为由不履行合同，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违约行为。

分析4

(1)A公司的辩称不成立。A公司I1月25日发出的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2)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

本案涉及到要约的撤回与撤销的问题。要约的撤回是指要约生效前要约人将其取消。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5条的规定，一项要约，即使是不可撤销的，也可以撤回，要撤回要约的通知于该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与该要约同时送达受要约人。所谓要约的撤销是指要约生效后，受要约人作出承诺前，要约人将其取消。根据该《公约》第16条的规定，要约是可以撤销的，但撤销通知须于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之前送达受要约人。但这项规定有一定限制，根据该《公约》第16条第2款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要约一旦生效，即不得撤销：第一，在要约申已载明了承诺的期限，或者以其他方式表明它的不可撤销性。第二，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项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本着对该要约的信赖行事。、本案中A公司的要约注明了有效期是2001年12月30日，故而是不可撤销的。B公司的承诺于有效期内到达，所以合同视为成立。

分析5

S公司的请求不合法，应由S公司自行承担因末能及时补进货物而产生的额外损失。

本案主要涉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违约后的损害赔偿问题。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规定，损害赔偿是一种主要的救济方法。当一方违反合同时，另一方有权利要求赔偿损失，而且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并不因已采取其他救济方法而丧失。另外《公约》第74-77条对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和计算方法作了具体的规定。其第7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应负责的损害赔偿额，应与另一方当事人因他违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损失额相等。但这种损害赔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这项规定对买卖双方都同样适用，而且适用于因各种不同的违约事项所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这里，《公约》没有采用过失责任原则，而是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根据《公约》的规定，当一方请求损害赔偿时，毋须证明违约的一方有过失。只要一方违反合同，并给对方造成了损失，对方就可以要求其赔偿损失。另外，根据《公约》第77条的规定，“声称另一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减轻由于另一方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违反合同一方可以要求从损害赔偿中扣除原应可以减轻的损失数额。”这项规定适用于买方或卖方的各种违约索赔情况。本案中买方美国S公司明知卖方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买方有义务自行及早购买合同标的的替代物，却不及时采取措施减轻损失，致使损失扩大。所以买方S

公司应该自行承担扩大的损失。

分析6

中国公司的要求完全符合《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对卖方违约时，买方可采取救济方式的规定。

公务员法典型案例 篇5

来源： 作者： 日期：11-02-24 公务员法典型案例(多合一)-公务员法案例

一、公务员的双重身份

【案例简介】

原告：李某。被告：某县公安局。

某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王某在一次宴请自己老战友的酒席上与酒店老板李某发生争执。王某一气之下，将酒店内的一台高级进口彩电砸坏，并扬言要吊销李某的营业执照。李某在多次向王某索赔无效的情况下，以王某为县公安局干部为由，要求公安局予以赔偿。被公安局拒绝后，李某以县公安局为被告，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县公安局赔偿自己的损失。

【问题提出】

本案涉及公务员的双重身份和公务行为。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一条。

【案情分析及处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说明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至少要在表面上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被诉的行为必须是由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非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在我国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二是该行为侵犯的必须是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王某侵犯的是李某的合法权益，符合第二个要件，并且王某也属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也不属于抽象行为，因而，从表面上看好象也符合第一个要件，似乎人民法院对该案应予受理。但是，实际上该案的情况并不符合第一个要件，因为，王某虽然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但是，他砸毁彩电的行为并不是以公安局的名义进行的，不属于公务行为，因而他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是行政行为，所以应对该案负责的也应是王某本人，而不是行政机关。李某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应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

【存在的问题】

本案在理论上涉及公务员的双重身份问题。所谓公务员的双重身份，是指任何一个公务员，不论其职位的高低和大小，他首先是一个公民，享有其作为一个公民在宪法与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和履行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公民，他因为进入公务员行列而担任了行政公职，就具有了代表国家(通常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从事公务活动的资格，从而也就享有了一般公民所不可能有的行政职权，承担了一般公民也不可能有的行政职责。在行政法上，与这两种身份对应存在的是公务员的两种行为，即个人行为和公务行为。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公务员的两种身份归诸于一个主体，从而变得难以区分，但是我们认为区分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第一，区分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是确定公务员的公务行为的需要。一般而言，当“公务员”以公务员的身份出现时，其所为的行为是公务行为，而他与公务员身份无关的行为则多属于个人行为;第二，区分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是公民决定自己态度和行为的需要。对于公务员代表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服从的义务，而对于普通人的命令和行为，人们则没有服从的义务;第三，区分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是确定责任归属的需要。因为，当“公务员”以公务员身份出现时，他和行政主体之间存在行政职务委托关系，其行为属于公务行为，所引起的后果也由行政主体承担;而当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时，他和行政主体之间不存在行政职务委托关系，其行为也属于个人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完全由自己承担;第四，确定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是受害方确定救济途径的需要。对“公务员”以公务员身份引起的侵害，受害方往往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而“公务员”以普通公民身份引起的诉讼，往往是民事或者刑事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本案即是一例。在本案中，王某的行为与其公务员的身份并没有联系，完全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作出的，因而，获得救济的途径只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诉讼，而不会是行政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公务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实际上公务员的这两种身份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比如，当普通人在街上捡到钱财之后，如果不交公，一般不会受到什么制裁，而如果该人是公务员，在街上捡到钱财之后也不交公，则往往会受到行政处分，即使他不是在执行任务，完全是下班后以私人身份进行的。因为，国家一般都要求公务员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够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在社会中起到模范作用。

【参考案例】

请查阅蒋新苗、吕岩峰主编《行政法学案例分析解题指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

【案例简介】

原告：张某。被告：某县工商局。

1995年6月，张某用自行车驮着两筐白菜到农贸市场上去出售。到农贸市场之后，张某因为急于出售，便没有到指定的摊位，而是在存放自行车处叫卖。这时，在农贸市场执勤的工商管理员王某以张某未在指定摊位出售为由，将张某的秤杆和秤砣拿走。张某便赶到工商管理局市场办公室去索要自己的秤杆和秤砣，王某不给。张某便抓起王某脱在地下的鞋子，说：“你不给我秤，我便把你的鞋子拿走。”王某急忙往回抢鞋，双方拉拉扯扯，厮打在一起。很快，其他市场管理人员也赶过来帮王某一起厮打。在厮打过程中，张某全身多处受伤，不得不住院治疗，共花去医药费千余元。张某出院后，要求工商管理局赔偿其医疗费1500元，误工补贴2000元，精神损失和其他费用4000元，总计人民币7500元。该县工商管理局审查后认为，本案王某和其他几位肇事者的伤害行为与工商管理局无关，属个人行为，故工商管理局对张某的赔偿请求不予受理。张某不服，遂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行政赔偿。

【问题提出】

本案涉及如何认定公务员的公务行为。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

【案情分析及处理结果】

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在该案归于哪一类案件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属于民事赔偿案件，王某和其他执法人员对张某的伤害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对他们个人的违法行为，工商管理局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该案属于行政赔偿案件，王某的行为属于执法行为，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行政机关应该负责，而不应该只由王某一人负赔偿责任。该县人民法院最后认定该案属于行政赔偿案件，判决工商管理局向张某赔偿医疗费1500元、误工补贴费2000元，同时驳回张某的精神赔偿请求。

本案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张某不在指定地点销售白菜的行为是否违法;二是王某对该行为是否有处罚权，以及王某的处罚行为是否合法;三是王某及其他管理人员对张某的伤害行为是属于个人行为，还是公务行为。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都比较明显，因为，张某不在指定的地点销售，显然属于违法行为，该事实十分明确。同时，王某作为市场管理人员对该违法行为也显然具有处罚的权力，但是，有处罚权并不等于该处罚权可以任意行使，在该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某的处罚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进行说服教育，等张某拒不执行时再进行依法强制。第三个问题是该案的关键所在，也是在法庭审理中争议最多的地方。要辩明该案到底应该适用民事赔偿，还是行政赔偿的关键就是辩明工商管理员王某的行为是属于个人行为，还是公务行为。公务员的公务行为是指国家公务员基于行政职务关系以行政主体的名义实施的行政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公务员所属的行政主体承担，因此而引起的赔偿诉讼属于行政赔偿;而公务员的个人行为则是指与公务无关的个人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后果由公务员自身承担，因此而引起的赔偿诉讼属于民事赔偿。区分公务行为和个人行为的关键是看该公务员和行政主体之间是否存在行政职务关系，该公务员是否在代表该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凡是国家公务员行使其所任职务上的职权而发生的行为都属于公务行为，而与职权无关的行为则属于个人行为。以此标准观之，在该案中，王某的行为属于公务行为，县人民法院以行政赔偿程序审理此案也是正确的。因为：第一，王某属于市场管理人员，和工商管理局之间存在行政职务委托关系;第二，王某对张某的处罚行为显然是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因为，个人的行为显然不具有单方性和强制力;第三，张某是以工商管理局的名义进行的处罚，并且张某的秤杆和秤砣也是被没收到了工商管理局;第四，王某的行为发生在执勤过程当中，伤害和争执也是因为处罚行为而引起，并发生在办公场所。因而，王某的行为属于执行职务的公务行为，工商管理局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存在的问题】

公务员的个人行为和公务行为在理论上比较容易区分，但在现实中有时却非常难以分辨。为此，学者们从现实中总结出了一些用来区分的客观因素，一般而言，区分公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以下因素值得考虑：

1、时间要素。公务员在上班和执行任务期间实施的行为，通常视为公务行为，而在下班和非执行任务期间实施的行为，则通常视为个人行为。

2、名义要素。公务员的行为是以其所属的行政主体的名义作出的，通常视为公务行为;非以其所属的行政主体的名义作出的，通常视为个人行为。

3、公益要素。公务员的公务行为涉及公共利益的，同公共事务有关的，通常视为公务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与公共事务无关的，通常视为个人行为。

4、职责要素。公务员的行为属于其职责范围的，通常视为公务行为;超出其职责范围的，通常视为个人行为。

5、命令要素。公务员按照法律或者行政首长的命令、指示以及委托实施的行为，通常视为公务行为;无命令和法律根据的行为，通常视为个人行为。

6、公务标志要素。公务员执行公务是佩带或出示能表明其身份的公务标志的行为，通常视为公务行为，反之则属于个人行为。

【参考案例】

请查阅关保英编著《行政法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三、公务员依法行使职权受保护

【案例简介】

原告：某电子有限公司。被告：某区劳动局。

1996年1月11日上午，某区劳动局监察员到其辖区内的某电子有限公司对该公司使用外地劳动力的情况进行劳动现场监督检查。该电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不仅不配合监察员的工作，而且还阻止外来务工人员接受监察员的询问，并漫骂监察员，直至把劳动监察员锁在地下室达一个小时之久。情况发生之后，该区劳动局以该电子有限公司严重阻挠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为由，于1996年2月28日对该电子有限公司作出了罚款8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该电子有限公司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该处罚决定。

【问题提出】

本案涉及公务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的有关问题。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第一百零一条，劳动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

【案情分析及处理结果】

在法庭审理中，原告电子有限公司诉称：被告在对其下属单位进行监督检查的过程中未出示“劳动监察证”，违反法定程序，属于越权行为，并且原告也没有阻挠被告行使监察权的行为。被告区劳动局辩称：其对原告进行的监督检查是依法进行的，在监察中也出具了“劳动监察证”，符合法定程序。但原告不仅不配合监察员的监察工作，而且漫骂监察员，并将其反锁在地下室，严重阻挠了被告监督检查权的行使。因而，其对原告所做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因而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因而，该区劳动局是有权进行监督检查的部门。并且，被告认定原告严重阻挠被告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执法程序上有立案审批表、案件处理审批表，程序合法。因而，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区劳动局的处罚决定。

该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区劳动局是否有权对其管辖下的企业作出处罚，二是该处罚是否遵循了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无理阻挠劳动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因而，区劳动局对其辖区内的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处罚是有法律根据的。在处罚程序上，有关工作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必须表明身份和出示“劳动监察证”，根据法院的调查，劳动局在这一点上也不存在违法行为，因而，劳动局作出的处罚决定是正确的。对于公务员代表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服从和协助的义务，阻碍公务员执行公务的要受到相应的制裁。该电子有限公司之所以受到处罚就是因为阻碍了公务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权力而受到处罚的。

本案在理论上涉及行政优益权和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权利。所谓行政优益权就是指国家为确保行政主体有效地行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而赋予其享受各种职务上或物质上优益条件的资格，如先行处置权、社会协助权、推定有效权等。由于行政主体必须通过具体的公务员而行动，也就是说，行政主体的行政优益权是通过公务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表现出来的，因而，相对人对于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有协助和服从的义务。《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二)项也规定，国家公务员有获得履行职责所应有的权力的权利。

【存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公务员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享有行政优益权，而是只有当其执行公务时才享有这种权利，比如有关法律规定，对于正在执行任务的警车，其它车辆有回避的义务，此时，警车享有行政优益权，其他车辆如果故意不回避，很可能会导致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一切警车，其他车辆都有回避的义务，对于那些没有执行任务，比如开着兜风的警车，其他车辆就没有回避的义务，因为，此时，该警车并不享有行政优益权。

【参考案例】

请查阅蒋勇主编《典型行政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四、对公务员的行政处分

【案例简介】

申请人：胡某。被申请人：某县公安局。

胡某是公安局的民警，王某是胡某的朋友。王某因与邻居郑某存在矛盾，便请胡某去教训一下郑某。胡某到郑某家之后发现只有郑某一人在家，便开始以公安民警的身份进行盘问，提出一些令郑某十分难堪的问题，从而引起郑某的反感。当郑某索要胡某的民警证件时，胡某不予理睬。郑某要求胡某立即离开，并准备拨打报警电话。胡某上前抓住郑某就打，直到打得郑某连声求饶为止。当天夜里，县公安局接到了郑某的报案，连夜派人到郑某家调查了案件情况。经鉴定，郑某已构成轻微伤。很快，县公安局对胡某作出了处理：行政拘留10天，同时给予降级处分。胡某不服，向该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问题提出】

本案涉及对公务员的行政处分。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二)项、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

【案情分析及处理结果】

胡某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之后，县人民政府经过依法审查，受理了胡某就县公安局对其作出的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所提出的复议申请，而没有受理胡某就县公安局对其作出的行政降级处分所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行政拘留10日属于行政处罚，而降级则属于行政处分，两者在性质上具有根本的不同。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因而，该县公安局对胡某作出的行政拘留10日的决定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该县人民政府应该依法受理;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诉，从而将行政处分排除在了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外，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降级属于行政处分，因而，该县人民政府不受理胡某就行政处分所提出的复议申请也是正确的。

【存在的问题】

本案在理论上涉及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的区别与联系。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法对违反行政法规或法律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制裁，而行政处分则是国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根据行政管理法律规范对隶属于它的犯有轻微违法和违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所给予的行政法律制裁。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都属于行政法律制裁的范畴，都是由行政主体作出的一种单方面的行政行为，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第一是两者的性质不同。行政处罚是一种外部行政法律制裁行为;行政处分是一种内部行政法律制裁行为。第二是两者的实施主体不同。行政处罚是按行政管辖关系由国家行政机关及法定授权组织实施，只有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税务机关、土地行政管理机关等法律明确授权的机关才享有此权，一般行政机关并不具有行政处罚权;而行政处分则是按行政隶属关系由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实施，一般的行政机关都享有对其所属公务人员作出行政处分的权力。第三是两者针对的对象不同。行政处罚是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的，其对象是一切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行政处分则是针对其内部公务人员而言，其处分对象仅限于有轻微违法失职行为或违反内部纪律行为的国家机关内部工作人员或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第四是两者的法律救济不同。行政处罚法给予相对人两种法律救济手段：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而行政处分则没有法定救济手段，相对人只能依据法定隶属关系向内部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在该案中，胡某的两个申请之所以一个得到受理，而另一个没有得到受理就是因为这一点。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除了这些差别之外，还存在着法律依据、处罚形式和轻重程度等许多不同，因而两者不能混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八条的规定，行政处分和其它人事处理决定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也把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排除在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那么，当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受到行政处分时该如何寻求救济呢?对此，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八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监察法》以及人事部1997年发布的《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或者向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申诉，其中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也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控告。受理国家公务员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但是复核和申诉期间，不停止对国家公务员处理决定的执行。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参考案例】

关键成功因素法案例3个 篇6

具体指标是对关键成功因素的明确和细化，是关键成功因素的具体评价体系。具体指标的确定过程是构造形象系统的评价体系，也是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框架的过程。一个关键成功因素的具体评价指标很多，实际应用过程中，根据每个指标的重要程度选择最重要的几个指标，通常控制在三个以内。例如，公司士气的具体指标是：人员流动、旷工情况、非正式的反馈。公司士气虽然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是这三个指标是其中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表现方面。具体指标的确定也可以借助PIMS数据库，该数据库设置有约500个指标，储存的大部分数据跨越4年之久。系统的指标体系为目标的进一步分解，具体指标的确定提供了参考。

4.信息需求的确定

信息管理者在所确定的具体指标基础上，确定针对每一具体指标的信息来源、信息内容、信息提供方式和提供周期，以合芳重复的信息源及信息内容。

并确定各信息源的属性，如使用状态、获取地点、更新时间、获取存取及维护成本及其信息产品提供形式，如文件、图片、声音等，描述信息状态，如有效期、需求程度及其使用目的。帮助信息管理者界定信息搜集的范围，并搜集相应的信息。在信息搜集的过程中需要企业各个部门的全力配合，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这个过程同时也涉及到信源和信道的选择，以最大程度减小信息失真的程度，并考虑决策者的信息偏好，使信息服务内容体现个性化。

5.信息需求指标的监测

决策信息需求动态性强的特点决定了决策信息需求的满足必须不断进行调整。需通过建立预警系统，实现对信息需求指标的监测来时时监测信息需求的变化。构建预警系统的难点之一就是预警指标的设置。关键成功因素的具体指标可作为预警指标的直接参考对象和直接监测对象。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监测能力，分别建立指标预警子系统和因素预警子系统。前者针对可以量化的因素，如市场份额、市盈率等，后者则是针对无法量化只能定性分析的因素。其中以量化的因素为主，为各具体指标或者关键成功因素设置不同级别警报的阈值范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存在差别，因此具体预警指标以及阈值的设置并无一定之规。而任何一个好的预警系统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不断调整，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