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人权

保障人权（精选12篇）

保障人权 篇1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规定入宪在我们国家立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理念已经越来越多地深入我国法律体系。尊重人权就是尊重法律, 保护人权就是捍卫法律, 我国刑法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保证其他法律实施的最后的“保障法”, 已成为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刑事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托建立在刑法制度结构的科学与完善之上, 本文从刑法入手, 随着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 看在刑法领域人权的进步与不足。

一、发展中的人权

所谓人权, 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法律认可的、公民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 人权保障就是对人应有权利的保障, 保障人生而具有的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等权利[2]。在1991年我国建国后公布的第一个人权状况白皮书中, 明确了“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 特别明确在人权的界定上, 认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 也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人权保障的态度。我们国家还明确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人权状况处于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状态,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3]。政府将不断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帮助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和完善, 让全国人民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自己的权利在被维护。

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刑法作为实体法, 首先是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实体权利的保障。这里显然涉及到刑法如何对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保护的问题, 还涉及到对于既不是嫌疑人、被告人也不是被害人的普通人的权利的保护。刑法对嫌疑人和被告人实体权利的保障, 主要体现在刑法基本原则中, 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中, 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这是刑法对嫌疑人和被告人实体权利保障的最重要的内容, 最能体现人权保障机能的内容。

刑法是用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典, 必然要体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被学者们认为是属于刑法的社会保护的机能, 这个机能是站在国家和社会的角度, 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 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如何来遵循刑法的有关规定, 遵守刑法的基本原则,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定罪量刑, 和人权保障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整个这样的过程中就是在保护人的权利。在人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中, 刑法由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 使刑法对人权之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保障人权是刑法的主要任务和根本功能[4]。

三、刑罚适用与人权保障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提到了对于嫌疑人权利保障的最低标准, 就涉及到了无罪推定的内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内容、迅速接受一个合格法庭公正审判的内容, 以及对于死刑犯的权利保障等等。罪刑法定原则最早在刑法典中出现, 是在1810年《法国刑法典》中第一次明确的。后来在《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 也明确规定了相关内容, 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 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 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5]。罪刑法定原则从一个国家国内法的规定发展到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目前被各国普遍接受。它和人权保障的关系特别密切。而我们国家在刑罚的适用方面最重要的, 和人权保障关系最密切的, 就是我们国家死刑核准权的收回。这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体现。

我国刑法实际上对于死刑的限制是特别严格地加以规定的, 包括从总则到分则。刑法总则首先明确规定了什么样的罪行, 什么样的犯罪程度适用死刑。明确规定了核准死刑的复核程序, 即由最高人民法院来核准。同时在死刑的执行制度上, 我们国家创立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执行制度, 大大减少了死刑实际适用的数量。并且2011年的《修八》直面死刑这一目前中国社会最为敏感且重大的问题, 首次大胆且富有魄力的取消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的死刑, 新增75岁以上老人不适用死刑, 从而使死刑的改革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 也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改善[6]。

四、刑法在人权保障中虽有不足, 但在进步

(一) 量刑时要注意防止侵犯被告人的人权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将罪刑责相适应作为原则指导量刑。而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量刑中的间接处罚现象, 此类现象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人权。要避免因量刑侵犯被告人人权的现象。法官只能在报应刑的范围内来追求预防犯罪的目的, 避免在量刑时将被告人不能预见的结果或其他客观事实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从而侵犯被告人的人权[7]。

因此, 法院应当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平等适用刑法的原则, 明确量刑根据与量刑基准, 采用合理的量刑方法, 实现公正量刑, 从而保障被告人的人权[8]。

(二) 刑法中的两大机能存在不协调的关系

我国刑法有两大基本机能, 一是社会保障机能, 一是人权保障机能, 两大基本机能既不能过于偏重一方, 也不能将一方过分独立。但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过分的看重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 导致不断人为突出其对国家利益的保护作用, 从而忽视人权保障机能的加强和完善, 导致个人权益无法得到全面有效的保障, 引起二者间的矛盾丛生[9]。

目前实现刑法人权保障机能有两种方式:出罪化与轻刑化。从《修一》到《修八》, 我们看到刑法修正案慢慢的体现出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这是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

(三) 刑法中的部分人权保障条款未起到实际效果

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将会受到刑事处罚, 第248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将会受到刑事处罚。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很多办案人员还是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 而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导致造成大量冤假错案[10]。这两条关于非常明显的突出了人权保障的条款并未受到重视甚至受到忽视, 形同虚设, 无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监管人提供其应享有的人权保障, 使他们最基本人权都受到威胁。

但也要看到, 近年来, 人民法院纠正的几十起重大冤假错案, 使“疑罪从无”不再停留纸面。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到徐辉案、念斌案, 再到最近的呼格吉勒案, 人民法院敢于纠正这些冤假错案, 说明其在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理念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11]。

人权保障是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化建设的永恒话题, 刑法强调其的人权保障功能, 就是在强调刑法的法治化建设。刑法随着社会问题的暴露在不断进行完善,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地位在提升, 但如何充分发挥人权保障的价值功能还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鲁蒙娜.从人权保障角度试析我国刑法制度的完善[J].黑河学刊, 2011 (2) .

[2]鲁蒙娜.从人权保障角度试析我国刑法制度的完善[J].黑河学刊, 2011 (2) .

[3]中国发表人权事业进展白皮书全面介绍2004年在促进与保障公民各项基本人权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N].中山日报, 2004.

[4]鲁蒙娜.从人权保障角度试析我国刑法制度的完善[J].黑河学刊, 2011 (2) .

[5]黄芳.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J].法学家, 2002 (3) .

[6]刘艳红.刑法修正案 (八) 的三大特点[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9.

[7]张明楷.刑罚裁量与人权保障[J].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 2005 (2) .

[8]张明楷.刑罚裁量与人权保障[J].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 2005 (2) .

[9]刘东锋.基于人权保护的我国刑法优化对策探讨[J].才智, 2012 (35) .

[10]刘东锋.基于人权保护的我国刑法优化对策探讨[J].才智, 2012 (35) .

[11]十八大后纠正23起冤假错案多因证据不足获无罪[EB/OL].新华网, 2014.

保障人权 篇2

中国法治的发展，自从清末以来，大体上走着一条向欧美学习的道路。特别是经由日本法治的成功，我们更多地透过日本，学习人家走向发达的路数，于是，以此为参照，对欧美法治、特别是欧陆法治的追求、借鉴、乃至照搬，就是我们法治建设的终南捷径。此种情形，自清末始、中经民国，直到如今，大体亦然。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清末和民国还比较关注积极汲取民间规范、以资当下之法治建设的话，那么，始自“改革开放”的新一轮法治建设，则基本上未将中国本有的规范纳入考察的范围，反之，该种规范却因“保守”、“落后”以及不合时宜等等原因而被意识形态化地不断忽视。这种尴尬的情形，尽管在学界已经开始不断在反思，但中国法治、特别是立法的实践却并未对之做出必要的回应。与此相关，以法律为依赖路径的人权保障则基本上遵循着一条在立法上“给你人权”的道路，而不是在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他们的“固有人权”。为此，在学理上重申当代民间规范之与法治建设中人权保护的必要关联，就并非多余。以下是笔者对此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一国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回应国民在交往行为中的人权要求

大约近2前，萨维尼在德国法制改革进程中，针对德国究竟要移植“先进”的法国法律还是在德意志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总结出自身的法律，和蒂堡等法学家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并进一步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他指出：“……法律堪与语言相比。对于法律来说，一如语言，并无决然断裂的时刻;如同民族之存在和性格中的其他一般性趋向一般，法律亦同样受制于此运动和发展。此种发展，如同其最为始初的情形，循随同一内在必然性规律。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这就是历史法学派的著名结论-法律乃民族精神的体现。不过，这种民族精神是开放的，而不是相反。此后，尽管围绕着这一结论曾不断产生过各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见解，但人类立法的使命以及因之而生的法定人权确因此而修改了航程-以《德国民法典》为例：

尽管德国人也向法国学习，制定了一部体系恢宏、包罗万象的民法典，但和《拿破仑法典》相比，德国民法典无疑是德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它对德国固有习惯规范的尊重，对德国民族精神的关注，是世所公认的事实，这在实质上体现了萨维尼的理论宗旨。可以这样讲：《德国民法典》在形式上以及一些法律原则上所体现的是类似于法国民法典的恢宏体系建构，但在具体内容上却并未放弃德意志民族的传统精神，反而因之而光大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精神.从而在人权保障上，也体现着德国式的人权保障风格。

这种情形也反映在《日本民法典》上。和德国类似，日本参照《德国民法典》的体系和内容安排制定了其民法典，但日本并没有在其民法典中放弃自己的固有价值和规范传统，直到如今，日本国民的民事生活、包括民事诉讼活动仍然充满着日本民族自身的特征.

陈述以上事实，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在尊重民族民间规范传统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法律和法典，与国民的人权保障息息相关。人权自来就可在不同视角理解。其一是以某种“先进”的观念、理念来表述、记载人权，从而人权成为精英们对普通大众的设计、宣告、甚至施舍。至少自20世纪中叶以前的`实践，基本上是启蒙思想家人权理念和设计的实践形态。尽管启蒙思想家的设计是人类思想史和政治实践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标准，于是，以此理念出发来构造全球的人权实践，其实践效果往往有违初衷。近些年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推行其人权外交时所露出的顾此失彼、强词夺理的马脚，业已表现了此种人权标准和模式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其二是以一个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交往秩序为出发点所构造的人权体系。在我看来，一个民族对自己生活方式和交往秩序的选择，不独具有某种文化意义，而且它就是该民族现实权利的表达方式和制度结构。对这种表达方式和制度结构的轻易破坏或者废除，所导致的不仅仅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是新世界的门栏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远。更甚者，可能与我们所追求的人权理念会南辕北辙。当代世界在后殖民时代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应当说就是对这种事实的一种注脚。这是因为包括人权在内的所有权利，乃是在主体生活的自我选择中成长起来的。尽管来自精英路线的说教、规制对权利的成长而言绝非可有可无，但仅仅靠精英们的理念，而对人们日常交往中的

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 篇3

关键词：人权 司法保障 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法

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最早宣示人权及人权原则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其间人类两次遭遇世界大战的浩劫。时至今日，人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甚至“可以算得上一个流行的词汇”。[1]

人权是每一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在我国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写入了宪法。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总则，这不仅是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重大成就，也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法治中国绘制了蓝图。其中在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特别强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人权的司法保障主要是指，在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保障案件当事人（包括受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贯彻党的执政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必须要推进司法改革，更好更加积极地发挥司法机关保障人权的作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指导司法改革的一个根本标准。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亮点即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从而改变了过去强调以打击为主，保护为辅的刑事诉讼思想。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不仅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制度上予以落实、体现和保障，如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审判程序和特别程序等方面加强了人权保障，还增设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当事人诉讼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制度等，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权事业新的发展进步，人权司法保障新的发展进步。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特别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保障人权方面处于特殊的地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限于篇幅，本文将以新法为视角，主要从非法证据排除、辩护制度等两个方面探讨检察机关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职责，以求教同仁。

一、非法证据排除与人权保障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根据新法第48条的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是查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是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的重要依据。因此，证据被赋予了合法性的属性，即证据应以合法的方式取得。而非法取得的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大多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得的。刑讯逼供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以肉刑、变相肉刑、精神折磨的行为，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生命权、健康权，是对人权的蔑视和践踏。根据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定案，极易造成冤假错案。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如云南的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都与刑讯逼供有关。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有关于“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机制保障和排除规则。

2010年6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次新法的修改充分吸收了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明确宣示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具体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标准、主体和程序，从法律层面建构了比较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并明确了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定位，即明确了检察机关在证明指控犯罪证据的合法性、排除非法证据上，负有“特殊的责任”。[2]根据新法，检察机关在审查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时，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在开庭审理前的庭前意见交换程序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即非法证据的排除。在法庭审查过程中当事人等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说明；如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具体来说，在非法证据排除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3]

1.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并依法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即不得作为报请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

2.对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调查核实，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采取相应措施。新法第55条赋予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力，是赋予检察机关开展诉讼监督的重要手段，具体方式可以是询问有关证人、被害人等人员，也可以调阅有关的检验报告、录音录像资料等，以确认侦查人员是否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况。[4]如侦查机关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检察机关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既包括提出纠正意见，也包括追究刑事责任。以刑事事件追究为后盾，无疑增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刚性。

3.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检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尤其是要重视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的收集和固定。

新法实施之后，检察机关切实履行了非法证据排除义务。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406人。[5]

二、辩护制度与人权保障

强化律师辩护职能、完善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制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有效保障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重要环节。1997年3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特别提到：“中国的律师队伍发展迅速，已成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我国辩护制度在发展中遭遇到“三难”的问题，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但由于与刑事诉讼制度没能很好地衔接，在实践中落实得不够好”，[6]“三难”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新法对辩护制度作出了较大的修改，回应了2007年《律师法》的修订，坚持了有效辩护原则，从而为人权保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谓有效辩护原则，依宋英辉教授的观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层意思：[7]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辩护权；二是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合格的能够有效履行辩护职责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包括审前阶段的辩护和审判阶段的辩护，甚至还应当包括执行阶段提供的法律帮助；三是国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权的充分行使，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的帮助。

基于有效辩护原则，新法完善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辩护权以及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明确了司法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的义务。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权以及辩护人权利的保障义务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1.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权的保障义务。新法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第一次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另外，无论是侦查案件还是审查起诉案件，检察机关都应当告知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聘请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与此同时，并进一步明确了辩护人的权利。一方面，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另一方面，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对此，检察机关应予保障。

2.保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要求会见嫌犯时还要办理很多手续，“实际上演变成了律师会见必须得经‘批准”。[8]新法完善了会见权，规定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凭“三证”，即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涵，无需要侦查机关批准，就可会见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的时间限制，且行使会见权时不被监听。另外，人民检察院办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通告看守所或者执行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和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3.保障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诉、控告权。为了保障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履行辩护职能，新法赋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诉、控告权利。新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4.尊重辩护人的辩护权利。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法律共同体通过理性对话所获得的共识。张千帆将这种对话界定为：“它是一种‘对话乃是指法律是在各种不同观点及利益之间的交锋与辩论中不断获得产生、变更与发展；它是一种‘理性对话乃是指这种对话在本质上是一种心平气和的说理过程，而不是通过暴力、压制、漫骂或以其他方式相互攻击来完成的。”[9]通过对话，法律共同体共同探索并决定法律的意义。在侦查阶段、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积极和律师沟通，认真听取律师提出的意见和犯罪嫌疑人辩解，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保证案件的顺利处理。因此，新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自新法实施以来，检察机关充分认识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为律师参与诉讼，行使辩护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013年7月16日，在与律师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座谈时，曹建明检察长充分肯定了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讲道：“作为司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律师通过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得到制裁和惩罚，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其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既有利于司法机关全面准确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也有利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防止冤假错案，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10]

三、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几点建议

四中全会提出“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的新要求，要落实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人权司法保障的新要求，需要转变观念，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机制。

1.司法人员必须增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新法实施以来，检察机关虽加强了人权的司法保障，但是，在两年多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地方仍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落实的不是太好，到目前为止，无一例因非法证据排除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例；律师会见难仍大量存在，尤其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监视居住基本上不让会见等，这些都反映出司法人员的理念没有跟上法律的发展，国家的法律在现实中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必须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增强司法人员的人权观念。

2.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非法证据排除是根治刑讯逼供痼疾的猛药，其通过“排除”而发挥药效。发现非法证据的能力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因此，要增强检察人员发现能力，多管齐下。首先要建立非法证据发现机制，具体包括：一是审查案卷材料；二是审查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三是要求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做说明，必要时应对侦查人员可能存在的违法侦查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四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发现非法证据线索；五是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其次，应建立和完善非法取证行为的惩戒体系，对采用刑讯逼供等方式取证的，不能只是对非法证据排除了事，“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应该实事求是，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并对被侵害人予以适度的救济”。[11]另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相关部委尽快制定出台相关细则，明确疲劳审讯为刑讯逼供的行为，把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被连续讯问超过8小时作为硬性规定。

3.在辩护制度方面，建议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见证权和收集证据权。虽然新法修改后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但在理论上，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一方面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是无法实现阅卷权的；另一方面，辩护人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是不能对证据进行核实的。[12]这种非完整意义上的辩护权不仅影响了辩护人自身权益的完整性，也影响到对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的完整性。建议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嫌疑人被讯问时有在场见证权。同时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有权收集证据。

除此之外，在人权的司法保障方面，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人权司法保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注释：

[1]夏勇著：《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童建明：《正确理解与适用新刑事诉讼法提升检察工作能力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4期。

[3]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理解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59页。

[4]参见同[2]。

[5]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5年）》。

[6]同[2]。

[7]参见宋英辉著：《刑事诉讼原理导读》，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8]刘玉民：《人权保障在新刑诉法中的体现》，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12期（下）。

[9]张千帆：《法律是一种理性对话——兼论司法判例制度的合理性》，《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71页。

[10]曹建明：《构建检察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载《检察日报》2013年12月22日。

[11]任海新、蔡艺生：《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析评——排除的是事实、证据抑或非法行为》，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检察工作——第八届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当代中国的人权保障 篇4

人权的主体即人权的具体“享有者”和行使者, 主要是指个人, 即有生命的自然人。只要他是人, 就是人权的主体, 就应当享有人权。尽管人权的主体在实践中经过很大的发展变化, 现代人权主体已存在多元化趋势, 但人人都应当享有人权, 个人是人权的基本主体, 这一理念是不变的。在近代西方, 从荷兰的格劳修斯, 到英国霍布斯, 继承与发展了自然法学说。特别是英国洛克使自然法理论更加完善, 倡导以人权反对神权君权与特权, 使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武器。他们说自然权利的享有者, 也仍然指个人。

二、人身人格权

(一) 人身安全不受侵犯

保护人权首先保护生存的权利, 即生命权和尊严权。生命权是生存权的自然形式。尊严权是人作为主体与他人平等的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第7条哦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 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人身不受侵犯指公民的身体权不受侵犯。身体权是指公民维护其身体的安全并支配其肢体, 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权利, 身体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侵犯身体权往往与侵害生命权, 健康权同时发生。公民的健康不受侵害。公民享有健康权。对公民健康权的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也会使公民的许多其他的权利无法难以实现。保障公民的健康权首先健康维护权。公民有权使自己的健康状态保持完好;有权通过各种体育锻炼提高健康水平;其次是劳动能力保持权。

(二)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人身自由指公民的身体, 人格和身份不受非法侵犯。它包括人格尊严、身体自由、结婚自由、住宅安全。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拘禁是人身自由的基本要求。《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铺, 拘禁或放逐。”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住所不受侵犯。住宅安全, 是指任何机关或个人, 非经法律许可, 不得随意强行进入, 搜查或者查封公民的住宅。

三、人权的实现

(一) 人权实现的条件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现代人权的经济基础;那么, 民主政治就是现代人权的政治基础。人权保障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一些国际人权文书都有强调和体现。如《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9条指出:“民主, 发展与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相互依存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深刻地批判了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等等主权在君的理论根据, 以人性反神性, 以人权反特权, 以民权反君权, 建立起国家一切权力应当属于人民的人民主权理论, 并以此作为根本原则和基石, 构建起现代民主的制度体系。

(二) 人权实现的方式

1.要坚持无罪推定原则

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 不得对任何人宣告有罪。最早提出无罪推定原则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论犯罪和刑罚》一书提出, 在没有做出有罪判决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称为罪犯, 即他的罪行还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应被看作是无罪的人。在法律上最早规定这一原则是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该宣言规定:任何人在未宣告犯罪以前应被推定无罪。”当一个人被指控为犯罪并被剥夺自由后, 他就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为了避免其受到不应有的错误追究及判决, 并保障及在被羁押的各种应当有的权利, 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它既是人权一项具体的内容, 也是刑事诉讼保护被告人权利一项重要原则。

2.要坚持法律平等原则

在现近代, 以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作为经济和政治基础, 以人权保障作为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全人类共识, 并规定在各国宪法中。最早提出也最有影响的宪法性原则而做出规定的是美国《独立宣言》。新中国成立以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经历曲折的发展过程。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这一原则在1975年宪法曾被取消。在1978年宪法中, 这一原则尚未恢复。在1982年宪法中, 这一原则才重新确认。这部宪法的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3.要坚持程序正当原则

近代以来, 程序正当的宪法化和法律化, 影响最大的应是美国宪法的程序正当原则。1789年宪法修正案的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自由或财产”。我国现行的宪法和各种法律, 如刑事诉讼法, 国家赔偿法等等, 对国内人权司法保护的程序公正原则作了详细的规定。如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 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和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的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摘要：人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基础, 公民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这一举措对我国人权事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表明人权已成为国家的价值观, 有利于弘扬宪法精神, 增强法治与民主意识, 便于我国在国际人权保护中展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因此, 我们应以此为契机, 加快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 完善宪政建设, 实现法治现代化。

关键词：人权,人权的实现,平等性,人身自由

参考文献

[1]李步云.关于信息公开的几个理论问题[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2.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46.

[3]戴雪.英宪精义[M].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244.

保障人权 篇5

【中文摘要】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最大限度的人身自由,因而具有重要的人权保障功能。然而,受权力本位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定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很难得到合理适用,大量羁押、超期羁押等现象颇为严重。如何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在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进行总体介绍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运用法解释学、比较法学等法学方法,提出完善的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在对取保候审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后,评析了取保候审的特征与功能。取保候审是一种临时性限制措施,体现了权利性特征,具有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及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价值的功能。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申请与决定程序、保证方式、保证期限、保证人的法律责任、被取保人应遵守的义务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该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取保候审国家权力的定位、取保候审狭窄的适用范围、取保候审单一的保证方式等等。取保候审存在上述缺陷的原因是多方而的,如立法观念有失偏颇、社...【英文摘要】Bail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can make

criminal suspects and defendants to maximize personal freedom,and thus ha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However, by the power standard values of the impact of the bail system in China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detentions, and extended detention and so on is quite serious.How to improve our bail system to solve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is a standard resear...【关键词】取保候审 人权保障 强制措施

【英文关键词】bai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coercive measures

【目录】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研究4-5

Abstract5

10-14

摘要

第二章 我国

第一章 引言9-10

取保候审制度概述10-12

第一节 取保候审制度的涵义及特征

二、取保候审制度(二)权力性

一、取保候审制度的涵义的特征10-1211

(一)限制性10-11

(三)临时性11-12第二节 取保候审制度的法律功

二、保

能12-1

4一、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人权的功能12

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功能12-13的功能13-14

三、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价值

第三章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现状14-24

一、取保候审的适用14

(二)不适用取

(一)第一节 我国取保候审的立法现状14-17范围14

(一)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保候审的情形1

4二、取保候审的申请与决定14-1

5取保候审的申请14-15保候审的方式与期限15-16的责任1616

15-16

(二)取保候审的决定15

(一)取保候审的方式

三、取

(二)取保候审的期限16

四、违反取保候审义务

(一)被取保人违反取保候审义务的责任

五、取保

(二)保证人违反取保候审义务的责任16

16-17

候审制度的法律救济缺陷17-21

第二节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二、取

一、取保候审法律性质定位欠妥17

保候审适用范围较为狭窄17-18一18-19

三、取保候审保证方式过于单

(一)四、违反取保的法律责任不明确19-20

(二)保证人的法律责任

被取保人的法律责任19-20

五、取保候审配套救济措施不足20-21第三节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缺陷的成因21-2421-22

(一)权力本位观念的影响

一、立法观念有失偏颇21

(二)有罪推定原

二、社会

四、权

则的适用21-22诚信观念不足22-23

(三)诉讼功利思想的影响22

三、监督机制不够健全23

力分配不尽合理23-24善24-33

第四章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与完

第一节 取保候审制度改革的主要观点24-26

二、改革国内取保候审

一、全面移植西方保释制度的观点24制度的观点24-2626-28则26-27原则27-28

第二节 取保候审制度改革的原则

二、坚持无罪推定原

四、坚持诉讼效益

一、坚持人权保障原则26

三、坚持正当程序原则

第三节 取保候审具体制度的完善28-3

3一、重新定位取保候审的28-2929

二、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

29-30

四、加强取保

三、增加取保候审的保证方式

候审的法律责任30-3232-33结语

33-34

五、增设取保候审的救济措施参考文献

34-35

致谢

35-36

人权的司法保障——法律援助 篇6

关键词：人权 司法保障 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同样能够接受到各项法律服务，从而在诉讼过程中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十五世纪的英格兰王国，在西方已存在了100多年的历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普遍采用，是国家保障司法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下面本文将从法律援助的设立目的和作用、援助对象以及提供援助的案件范围等角度对我国人权的司法保障状况加以分析。

一、从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目的和作用来看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涉及到政治、哲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指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所有的权利。国家宪法中所列举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即是该国国内法对人权的具体规定和保护。社会的弱者因缺乏或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其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犯。使弱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处于同强者相同的法律地位和状态，从而保障司法人权，是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目的。

宪法是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的。恩格斯也指出：“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的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的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很自然的被宣布为人权。”[1]（P145）从恩格斯的这段话来看，平等与人权有着紧密的联系，平等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保障了当事人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也就保障了人权。

从理论上讲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法律援助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都是代表国家对受援人的援助。[2]从法律援助制度的作用来讲，该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国家实行法律援助制度，对诉讼中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予以援助，有利于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从而在司法体制上保障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总之，从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目的及作用来看，法律援助是人权的重要司法保障。

二、从法律援助制度的援助对象来看

从援助对象的角度来看，法律援助制度也是对人权的重要保障。根据我国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法律援助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将法律援助的对象划分为两类，这两类对象及其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一）一般法律援助对象及其获得法律援助的资格条件

在我国，获得法律援助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确实有经济困难，无力或无全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经济困难是法律援助对象应当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这部分人的人权和富有者的人权是平等的。“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他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P146）由此来看，实际的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无产阶级的人权。

2．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帮助。这一条件又包括两层含义：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必须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申请人所申请的必须是需要法律专业人员提供帮助才能解决的法律事项。

（二）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及其获得法律援助的资格条件

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主要是指《刑事诉讼法》及《法律援助条例》所列举的几种人。《法律援助条例》第10条规定：“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这一规定就体现了国家法律对社会特殊群体的特殊司法保护，但是不管特殊群体再怎么特殊，也都享有基本的人权，况且上述特殊群体绝大多数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更需要用司法救济的方式来保障他们的人权。

（三）在某些情况下，外国人同样可以成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

外国公民也可以成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当然，这是附条件的，即只有与中国签订有法律援助司法协助协议的国家的公民才是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另外，外国公民或无国籍人涉嫌犯罪的，即使该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并未与我国签订双边的法律援助的协议，也应成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这是因为刑事诉讼是关系人的生命和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法律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外国人的刑事审判，应充分体现主权国司法人权保障的精神和司法审判的公正性。

几年来，中国法律工作者解答法律咨询约600余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余万件，为97万多人提纲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受益人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触犯中国法律接受中国司法机关刑事审判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的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接受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司法公正，维护了经济困难公民的合法权益。[3]

三、从法律援助制度的案件范围来看

我国高度重视通过完善立法、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来保护人权，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政府把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规划之中，明确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2003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于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来看，法律援助制度同样是对人权的重要司法保障。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我国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如下：

1、刑事案件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在三类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辩护人，即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审理这三类案件的人民法院为被告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抚养费的法律事项。对于这一类事项的当事人给予法律援助，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因为这些事项的当事人在经济上缺乏生活自立能力，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向这些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使其有机会获得平等的人权。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事项。这些事项的当事人虽缺乏生活自立能力，但他们往往在受伤时得不到应有的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甚至难以维持自己及所负担的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通过法律援助来保护合法权益。

4、此外还有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等类案件。

从法律援助的范围来看，切实体现了我国人权保护的广泛性、平等性和真实性，总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既实现了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具体人权原则的要求，也是司法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初探 [J] .判例与研究，1999，（4）.

警察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 篇7

关键词：警察,人权,社会治安

我国政府分别于1997年10月、1998年10月签署加入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3月我国通过修宪使人权保障走入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9个字,理顺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国家的基本职能。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正式施行,其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也确立了整部刑诉法的总体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对人民的一个郑重承诺,是国家趋向文明治理的重要标志,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法律的更新必将推动我国的法制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进行变革,进而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警察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和社会治安,保障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防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然而,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要使用法律赋予的多种以暴力为特征的强制手段和惩罚措施,如盘查、逮捕、行政拘留等,这些手段和措施的使用很可能对其要保护的公民的权利造成伤害[1]。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警察对人权的保障和对社会治安的维护。

一、人权与社会治安

人权(human rights)概念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是由布丁、罗伯斯比尔、洛克等一大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在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时期提出,后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所承认所实践。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人权是作为对抗专制、维护人的尊严的重要政治工具而被提出来的。对人权的认识和理解通常存在两种意义,一种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认为这种权利“与生俱来”,不可剥夺或不可转让,主要表现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另一种是实在法意义上的人权,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主要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社会权、参政权等等。一般认为,人权就是指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权利”。

“人权”作为一个词,是舶来品,而“治安”一词则具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治安”经历了从“治”与“安”分别的两个词到两词联用,以至最终合二为一的演变。先秦时期的韩非子在其所著《显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治安”一词。其后的汉代,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论述了“欲天下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谋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的史实。可见,在古代,治安是指通过治理国家、统治民众、管理社会而使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安宁、社稷永固,其词义十分广泛。

进入现代,随着警察制度的确立与成熟,通常意义上的治安是指国家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统治所需要的并由其有关法律所规范的一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按照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所形成的一种规范化的社会状态,其内极为广泛,包括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秩序、生活秩序、公共安全秩序、公民的人身与财产秩序等。社会治安是一个法律问题,它的基本内容由有关法律所规定。社会治安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最基本的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统治者无法正常行使国家统治权,难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

二、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关系

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是世界各国警察的基本职责。但是各国警察在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法英两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警察的国家代表了两种不同模式的警察制度。法国是根据罗马传统建立起国家的警察制度,而英国的警察制度却是基于盎格鲁———撒克逊期间占主流的社区自我警察原理建立的。因此,现代法国警察将政治安全和公共秩序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而英国警察却更强调公民个人的权利。[2]现代警察在履行职责时应当更加有效地在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治安中寻求平衡。

(一)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说到底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另一方面,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又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以免使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既需要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手段,又需要对通过法律程序确定的违法犯罪人员依法施以制裁。警察如果滥用这些手段,将会造成公民自由乃至生命的丧失。美国《独立宣言》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些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人权的若干内容中有一些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其它权利的存在而存在,而有些权利则必须以其它一些权利的存在为前提。比如,如果没有人身自由权,就不可能有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因此,生命权和自由权是其它一切权利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两项前提性权利其它权利就不能真正获得实现,或者能实现也变得极其困难。正如哈耶克所言,这些权利为其他方面以及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提供了“物理可能性”。所以,警察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警察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职责的过程中必须对人权予以足够的保护,否则人权保障无法实现。

(二)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治安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

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对立性表现在:

1.警察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采取的强制措施和对确定的违法犯罪人员施以的制裁,就是要强制性的限制甚至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权这一最基本的权利以及其他的政治、经济权利。

2.要保障人权,就应当设置一系列程序上的制度保障机制,对警察的行为予以约束。否则,警察一旦在维护社会治安中滥用职权就会给公民带来极大的权利侵害。

3.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整个社会的公共福利以及社会秩序,人权同样需要得到必要的限制。否则,人权的过度膨胀会形成无政府的状态,造成社会管理的失控,社会治安问题便会增多,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难以应付。

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同一性表现在:

1.维护社会治安是人权的重要保障。如果社会治安无人维护,社会秩序将无人遵守,违法犯罪肆意,社会动荡不安,那么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无法行使,人权根本不可能得到保障。国家之所以设立警察维护社会治安,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如当某个地区遭受人道主义危机时,国际维和警察的使命即在于此。

2.保障人权是会促进社会治安的维护。充分保障人权,公众会认同、接受并尊重现有的社会治安秩序,那么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社会治安秩序,主动地抵制甚至制止不法行为,积极地维护社会治安,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在警察的维护下将更易于实现。

3.在维护社会治安中,警察既要通过管理社会和惩治违法犯罪来保障公民在安全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中充分行使权利,又要在保障违法犯罪人员人权的前提下对其依法实施制裁。

4.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治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会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三、结语

西方法治主义的奠基人洛克说过“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段话通过住宅权表达了在国王代表的公共权力和国家威慑力面前,人权是独立的、有尊严的、不容侵犯的!政府的重要道德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使之避免遭受不法的侵犯。“人权入宪”将我们的社会带入了一个权利的时代,权利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标识。人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根本,社会治安的维护必须要与人权保障保持高度的一致。

参考文献

[1]蔡养泉,田海花.警察执法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与协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2):106.

行政强制制度的人权保障审视 篇8

行政强制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目的, 对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而采取的措施。仅从其含义来看, 看到的更多是对人权的限制, 其实不然, 人权保障与行政强制有着内在的双向联系, 政府成立的本身就是应以为公民谋福祉为目的, 也就是以人权保障作为行政强制的最终目的;而为了实现人权保障对违法行为加以强制, 从而维护了公共秩序的有效运行, 行政强制则显得十分必要。

1、人权保障是行政强制的最终目的

政府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人权保障, 然而公权力的行使若不加以限制则会如脱缰的野马, 恣意妄为, 人们通过宪法和法律来对公权力进行规制。可见, 宪法和法律无论是在设定还是限制公权力尤其是行政权, 都是以人权保障作为价值追求。因而, 行政权力的行使, 制度的运行均以实现人权作为内在动力和最终目的。

2、行政强制是人权保障的有力屏障

首先, 行政强制是行政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的有力保障。任何法律规范都是通过贯彻实施执行才可实现其本身的价值。因此, 对于那些有义务而拒不履行义务的人就应该采取强制措施促使其履行, 从而保障他人的人权得以实现;其次, 行政强制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保证。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 从而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 而行政强制就是必要手段之一;最后, 行政强制是促使人民自觉守法、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必要手段。行政强制一方面用宣传教育使人民增强法律意识, 对预防犯罪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 另一方面在实施强制措施的同时, 敦促相对人履行法律义务, 进而实现人权的保护。

二、我国行政强制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1、行政强制本身具有侵权性

行政强制是最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执法方式, 属于典型的损益行政行为。尽管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并不是以损害相对人利益为目的的, 但行政管理活动主要是调整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最突出的即是反映在调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由于我国传统观念一直倡导“集体利益无小事, 个人利益无大事”的价值观, 因而, 只要是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 且不是滥用权力的前提下, 人们即认为正当, 尤其是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 个人利益即理所当然的无条件的让步, 行政强制制度作为行政制度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2、行政强制制度的程序构造不尽完善

我国于2011年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这部历经十年之久的法律终于在万众瞩目下诞生了。我们在为《行政强制法》取得可喜可贺的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 也应理性的对待在程序设计上的一些不足之处, 尤其是体现在法律评价制度的规定上以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方面均存在问题, 会导致行政机关开出许多“空头支票”, 该法律也容易成为一纸空文。

3、行政强制主体人权意识缺失

“近几年来, 媒体爆出连环猛料, 逾越法律界限的行政强制比比皆是。城管野蛮执法, 地方政府主导强拆, 闹剧悲剧不断, 搭上了多少人命。”

法律、法规的社会价值及功能都是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得以体现的, 再好的理念, 执行得不好或者偏离初衷, 其效果都是会大打折扣的。行政强制的过程中, 行政强制主体是最直接影响实施效果的主体, 触目惊心的场面的出现, 不得不归咎于行政强制主体对人权的淡漠。

三、完善行政强制中漠视人权保障的对策性建议

1、树立个人意识

这里谈到的个人意识, 并不是完全“小我”的一种思想, 绝不是脱离了集体主义的与社会对立起来, 一切从个人需要和个人幸福出发, 反对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的个人主义。而是打破一味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的局限和禁锢, 敢于为自己争取并且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2、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应注重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行政强制法》的第一条立法目的中已经引入保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思想, 意味着行政强制制度的构建是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将二者并重保护。“法律重在调整利益。现代公法调整的利益不能只是单一的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利益, 而应当是在兼顾二者的基础上对其加以理性界分和整合。”以往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天平上会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现如今立法的目的会使得天平稍微倾斜, 我们既不希望公共利益受损, 又不愿看到过于牺牲个人合法权益以至于发生践踏人权的惨案。如果没有一支廉洁的行政强制队伍, 行政强制权卷入金钱、私利的漩涡中, 无论损害的是哪一方的利益, 最终会影响整个天平的平衡与稳定, 与其说行政强制制度应注重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倒不如说应加强行政强制队伍的廉政建设, 没有利益, 就没有偏颇, 才会多一份公正, 才能实现两种利益的平衡。

3、进一步规范完善行政强制制度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可以说是公民权利的一大福音, 该法致力于调整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 解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 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努力寻求平衡。这对于妥善处理官民矛盾, 实现社会和谐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法律没有十全十美的, 相应的制度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行政强制制度还是应进一步规范完善才能最大化的实现其社会价值。

最后, 我认为行政强制制度需要相关的一些人权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辅佐, 要进一步规范行政强制制度, 人权保障就是一把衡量的标尺, 相关人权保障的法律法规健全了, 行政强制制度就不会跳出公众可以接受的范围随心所欲了。在此还是要呼吁人权保障事业能迈向新的台阶, 行政强制制度才会更加完善。

四、结语

人权是衡量社会文明的一把标尺, 也是法治社会的一面镜子。行政强制作为行政制度中公权力色彩最浓的制度, 本身的损益性最易侵害人权,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审视行政强制制度才不失偏颇和客观, 并且找出一套针对其完善的良策。从而使行政强制制度更人性化地服务于我们, 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人权保护的有力屏障一面,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使我国的人权事业拉开新的篇章。

摘要：行政强制制度是我国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一把“利器”, 它的有效运行对于法律的贯彻实施, 国家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维护以及行政管理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制度不尽完善, 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可能性最大, 对人权最具威胁性。本文以人权保障的视角对行政强制制度进行审视, 并试图找出解决当前行政强制中漠视人权保障的良策。

关键词：行政强制,人权保障,权利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325.

[2]赖胜奇.行政强制中的人权保障研究[D].汕头:汕头大学, 2010.

保障人权下强制医疗的检察监督 篇9

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 这是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职权。检察机关开展强制医疗特别程序法律监督, 可以确保正确应用法律, 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保证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实施。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进行检察监督, 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人权保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话题,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强制医疗对象虽然是精神病人, 但仍然是公民, 依法应当享有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强制医疗机构专业性强, 又采取封闭式管理, 外人很难了解, 治疗中经常采用强制用药、约束性手段等带有强制性的方法等等, 这些特点使得该制度中侵犯人权的风险极易现实化。为了保障强制医疗对象的合法权利, 保障其人权, 强制医疗程序必须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 使强制医疗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利的保护。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强制医疗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

二、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及案卷材料实现, 监督内容主要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实体认定进行监督。主要是对强制医疗适用条件的审查和把握。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 对此, 应把握如下几点:一是行为人暴力行为是已经切实实施的行为, “暴力”指的是物理上的有形力, 其本质在于行为具有造成物理损伤的极大可能性。二是“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是行为人实施“暴力行为”后产生的危害结果, 强调的是现实危险性, 没有求发生实害后果。如拿棍子或举刀追逐他人, 不要求被害人有被打伤或打死, 即可定性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只要是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就可以认定。三是对精神病人是否予以强制医疗必须以“经法定程序鉴定”确系是精神病人为前提, 可以说经法定程序鉴定是确定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的关键环节。四是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认为其以后还有可能再实施严重违法行为或再犯罪的可能, 也就是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与犯罪者自身人格特点有关。若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 但是不具备再有的人身危险性, 那么同样不能对其进行强制医疗。所以, 要不要实施强制医疗, 关键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五是“可以予以强制医疗”的理解,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但是否应当予以强制医疗还必须考虑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必要性”。首先应当考虑要求其家属或监护人看管和医疗, 仅在必要时, 才应由政府强制医疗。只有在“家属或者监护人看管和医疗”缺位或者无法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的情况下, 才应决定强制医疗。

三、对人民法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对强制医疗的处理方式是“决定”, 而非判决或者裁定, 这也就意味着人民检察院不能够以抗诉的形式来履行监督职责, 只能够“提出纠正意见, 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对人民法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主要包括:

第一,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在审理阶段的监督, 是在人民法院对强制治疗的决定作出后三日内抄送人民检察院进行合法性审查。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上述报告或者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主要通过审查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是否正确、合法等来实现。具体包括:强制医疗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强制医疗决定书所采信的证据是否有误;强制医疗决定书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是否正确;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程序是否合法, 包括有无违反回避规定、审判组织组成是否合法、有无剥夺、限制有关诉讼参与人法定的诉讼权利等等。如发现存在违法行为, 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二,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进行监督。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收到强制医疗机构的解除意见或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的解除申请后, 有义务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对解除意见或解除申请进行审查, 并向人民法院提出同意解除或不宜解除强制医疗的意见。

四、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

对强制医疗执行程序的监督主要包括对治疗过程和定期评估的监督。为保证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有效性, 建议在强制医疗机构设置派驻检察室, 隶属于监所检察部门。

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重点包括如下内容: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应当紧紧围绕强制医疗执行程序的各个环节, 突出保障被强制医疗者的合法权益这个重点进行。一是对强制医疗者出、入院的监督。必须认真审查强制医疗者入院是否具有生效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及执行通知书, 审查被强制医疗者的基本身份情况是否与生效法律文书所载明的内容相符, 有无携带违禁物品入院。严禁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决定而被强制医疗的情形出现。被强制医疗者出院时, 是否具有强制医疗机构所出具的诊断评估报告及人民法院解除强制医疗批准书, 严禁批准未经治愈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提前出院。二是监督强制医疗机构在治疗和监管过程中, 是否文明监管, 是否科学治疗, 杜绝侮辱人格、虐待歧视行为, 保障被强制医疗者的人格尊严及人身权利不受侵害。特别要注重监督对被强制医疗者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否必要, 是否得当。还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是否为强制医疗对象提供适当的饮食、休息条件, 是否提供适当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机会等进行监督;三是监督强制医疗机构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及规章制度, 严防被强制医疗者自伤、自残、自杀及逃跑事件发生。还包括对强制医疗对象的人权是否受到侵犯, 是否根据其治疗和恢复状况依照规定享有会见、通信权利等进行监督。四是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医疗状况的监督。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和医疗手段是否适当, 是否及时转换医疗措施, 是否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 是否对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 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对象及时提出解除意见等进行监督。

论加强国际反恐中的人权保障 篇10

一、恐怖主义与人权的概述

恐怖主义最早始于1794 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为了镇压反革命者而实行的恐怖统治, 最初是作为社会政治学概念出现的。到目前为止, 由于其复杂性, 学界对于恐怖主义的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恐怖主义概念比较繁多, 大家乐于接受的定义是: “无国家的人群对民族国家的攻击”。

联合国框架内的正式反恐始于1960 年,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人权没有关系。“9·11”事件之后, 恐怖主义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 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一般来说, 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相互勾结,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的危害空前加大, 己成为一大国际公害。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暴力破坏性、对象的广泛性和社会恐怖性。恐怖主义犯罪通过诸多暴力手段不仅给广大无辜平民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损失, 而且其制造的恐怖氛围给人们精神上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折磨, 使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公敌。打击恐怖主义是势在必行的正义之举。

由于人权在当今世界所处的道德优势以及其所支撑的政治正当性基础,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敢于宣称其是反人权的。[1]但是尽管如此, 在现实中, 尤其是国际反恐中对于人权的保障却很不理想。在反恐怖主义早期,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权是反恐怖主义的“绊脚石”。随着国际反恐的深入发展, 人权逐渐成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正当理由。但是仍然认为需要适度的限制人权, 开放的自由民主社会是无法应对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的。在国际反恐中对公民权利的克减是有限制条件的, 应该以整个反恐事件中的人权保护作为客观判断标准, 不能任意妄为。

二、国际反恐中人权保障的现状

目前,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人权被“异化”了。欧美国家经常将人权和反恐作为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2]从21 世纪的国际反恐实践来看, “保障人权”都是从属于反恐的需要。

( 一) 在反恐中人权保障不足

由于恐怖主义具有突发性, 暴力破坏性, 极易在社会上快速引起恐慌, 所以, 当面临严重恐怖主义威胁时, 国家无一例外地把反恐作为政治第一要务和优先政策目标。人权作为一种理念, 在没有被制度化之前, 是很难能够约束反恐行动的。“9·11”事件后, 美国国会快速通过了《爱国者法案》, 赋予执法和情报部门可以采用非常规手段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隐私等权利。美国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反恐战争中, 不顾《日内瓦公约》中对当地普通公民的保护, 对非军事目标狂轰滥炸, 造成医院、学校、工厂和政府单位瘫痪, 致使无辜居民大量死亡。与此类似的还有美国规避国际和国内法律, 在关塔那摩等监狱非法关押和虐待战俘的行为。一向主张人权至上, 民主至上的美国, 竟然公然侵犯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人权。这也充分说明人权保障, 尤其是在国际反恐中, 有多么的苍白无力。

( 二) 提倡以保障人权为反恐前提

一方面随着人权理念和实践不断发展, 国际社会对人权越来越重视。另一方面, 由于美国肆意发动的反恐战争, 肆意践踏当地人权, 非但没有打压住恐怖主义, 反而有“越反越恐”的势头, 美国不得不开始重新反思其反恐战略。在国际社会上反恐和保障人权的讨论不断被掀起。2010 年, 在联合国大会上, “尊重人权和法治”列为反恐战略四大支柱之一。国际社会上普遍主张要以人权为反恐的前提。但是实际上, 到目前为止, 国际反恐中的人权保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无论如何强调反恐中人权的保障, 当实际面临恐怖主义威胁, 尤其是危及到国家安全, 广大公民和政府都会首先考虑安全, 而不是人权。反恐中迫切需要加强人权保障。

三、加强国际反恐中人权保障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 一) 加强国际反恐中人权保障的必要性

1. 理论上的必要性

“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 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 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3]我们无意讨论人权至上这一“古老”的话题。但是无论人权是否至上, 权利的享有和权利的行使都存在“误差”。当今社会, 人权保障的不足, 一方面是人权存在的“实然状态”, 另一方面也是反恐对人权保障造成了侵犯。“实然状态”的改善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无法短期内得到改善。但是, 对于国际反恐可能对人权的侵犯我们是可以通过努力加以改善的。

2. 实践上的必要性

虽然当今社会很重视人权, 但是如果没有形成制度化的人权保障机制, 人权就只是一种理念, 很多时候人权和自由就只是一些国家反恐的“遮羞布”而已。由于恐怖主义所具有的突发性和社会恐慌性, 所以当面临严重恐怖主义威胁时, 整个社会都有可能会在精神上遭受恐怖主义的折磨, 公民、国家机构很可能会失去理智。在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时, 没有人会受限于抽象的人权理念的限制。美国这个主张人权至上的国家, 在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时, 依旧能够抛开人权, 肆意发动报复性的反恐战争, 狂轰滥炸, 无视当地公民的人权, 虐待和非法关押战俘。

( 二) 加强国际反恐中人权保障的正当性

反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 保障人权是反恐的基础和动力。

1. 反恐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

今天人们所言的“人权”源自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洛克等人的自然权利思想。古典自然法学家洛克认为, “理性, 也就是自然法, 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 人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 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4]并且由自然状态推导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人权是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5]人权的根据是人的尊严在当代已经成为共识。温斯顿说: “人的尊严, 和它所具有的特殊的道德地位, 被认为构成了描述这些普遍的、平等的权利即我们称之为人权的基础。”[6]人权是自然权利的现代表现形式, 是人之作为人最基础的权利。古典自然法学家霍布斯认为, 生存乃是人类第一要务, 安全乃是自然理性启示于人类的第一法则。恐怖主义严重侵犯的就是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等最基本的人权。反恐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这些基本人权。因此反恐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 反恐与保护和发展人权在目标和要求等方面都是一致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原则, 对人权的漠视和侵犯是推动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动因。

2. 保障人权是国际反恐的基础和动力

“贫穷和落后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人权保障的匮乏。“恐怖主义的起源, 或者基于政治利益的博弈, 或者基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或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 或者基于宗教信仰的冲突。”[7]贫富两极分化、民族不平等和宗教权利得不到保障是产生和影响恐怖主义的主要因素, 而这些问题都折射出人权保障不足。除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一些狭隘的原教旨主义以外, 正是由于经济权利、民族和宗教权利等基本人权未得到充分和切实的保障, 才产生和助长了恐怖主义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 尤其是作为首要权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能够为反恐提供群众基础, 对恐怖主义有釜底抽薪之功效。

每个人作为人, 其尊严都是平等的, 不能因为保障一部分人的人权, 而牺牲了另一部分人的人权。在反恐中要加强保障受害者和普通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 同时也不能忽视恐怖分子的人权保护, 要保障其接受公正审判和免遭酷刑的权利。反恐打击的并非是恐怖分子这些生物人本身, 而是打击其恐怖主义的思想和实施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所以, 反恐与保障恐怖分子的人权并不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为人类反恐关于罪恶根源的会议”中的讲话中指出: “维护人权同打击恐怖主义并不矛盾。相反, 人权的道德思想———对每个人的尊严的高度尊重———是我们最有力的反恐武器之一。”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最有效方法并不是“以暴易暴”的军事打击报复行为, 而是切实的把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四、加强国际反恐中人权保障的政策建议

( 一) 调整传统人权观念, 并建立制度化的人权保障机制

人权的道德正当性往往诉诸于人性尊严的平等。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应该是平等的, 人权作为一种权利, 在享有上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权利的行使上要认识到人权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基本人权上要达成共识, 但是在人权的具体落实和保障上要考虑到各国的实际情况。人权保障的理念转化为反恐中制度化的人权保障机制。

( 二) 加强国际反恐的国际法建设

当人们在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时, 往往会由于恐惧而产生报复心理, 忽视了人权的保障。要用法治来规制和指导反恐行动。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精神实质, 奠定了现代法治的价值正当性的基础。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反恐形式的升级, 迫切需要一部完整、系统的国际反恐怖主义法, 同时也应注重加强国内法律的修订。通过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也是维护人权的必要保障。反恐是紧迫的现实政治任务。但是, 对于恐怖主义的打击绝对不能超出法律的框架。酷刑是没有合法的权力来源的, 它既违背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国际义务, 同时又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原则, 在反恐行动中要坚决予以禁止。

( 三) 加强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联合反恐

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具代表性和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 只有联合国才能赋予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反恐怖斗争的合法性。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 在“9·11”事件之后已经走上了“国际化”的轨道, 并且具有了跨国联系。全球化给当代恐怖主义提供了人员资金的跨国界流动、思想的无国界传播、在全球培育和招募新成员的便利条件, 治理难度相应增加, 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必须加强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联合反恐, 各个国家协调一致, 通力合作, 不留反恐的“死角”和“真空地带”。

摘要：虽然国际社会在对恐怖主义的界定上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恐怖主义对人权的践踏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当前形势下人权呼声不断高涨, 但是反恐中的人权保障仍然并不理想。加强反恐中的人权保障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必须要采取切实措施, 从人权保障制度化、反恐法治化和联合反恐入手, 加强和提高国际反恐中的人权保障。

关键词：恐怖主义,国际反恐,人权保障,必要性,正当性

参考文献

[1]王立峰.人权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

[2]钱雪梅.恐怖主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基于国际政治视角的分析[J].人权, 2015 (1) .

[3][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 林荣远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42.

[4][英]洛克.政府论 (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6.

[5]张晓玲主编.人权法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4.8.

[6]沈宗灵, 黄枬森主编.西方人权学说 (下)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166.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 篇11

人权清单应在平等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确定。刑事诉讼作为一个追究被指控人刑事责任的程序机制，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皆毫无关系。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应当仅包括其中的程序部分。刑事诉讼人权的基本含义特指正当程序权，具体应包括无罪推定、不受任意逮捕拘禁、不受任意搜查和扣押、由中立而无偏倚的法庭审判、迅速审判、公开审判、被告知指控性质及原因、获得律师帮助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对质权、强制程序取证权、反对双重归罪等12项权利。

既然刑事诉讼人权仅包含正当程序权，其持有的主体当然也就仅限于刑事被追诉人，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刑事诉讼人权主体的限定性，自然也就不存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人权进行权衡的问题，因此主张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又由于人权的基础性、消极性和无比重要性，它应当被作为个体抗衡社会的最后防线，因此人权也不受所谓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多数人利益的权衡。

审前程序中人权保障的问题研究 篇12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有权控告、自我辩护、要求回避、申请法院补充鉴定、取保候审、改变强制措施、修改或者补充讯问笔录内容、并有权拒绝回答和案件无关的问题等权利,也有义务按也有义务依照侦查部门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和地点接受讯问,并且对与案件有关的内容如实回答。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权利规定还不够,执法人员滥用权力,夸大律师在人权保障上的作用,不限制律师在审前程序的权利,并且有阅卷权、在场权、秘密会见权、自行调查证据权和审判阶段的辩护行为不受追究等,律师值班制度要建立完善,夜间讯问或者超过规定时间的疲劳讯问是不合法的,并完善全程录音、录像讯问制度 ;禁止侦查人员连夜审问嫌疑人,并且讯问时间和地点改变必须通知律师等,这些制度目前还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不少案件没有被破获,有效的侦查资源没有合理利用,许多犯罪分析逍遥法外,被误判的受害人无法申诉,经济得不到补偿。是否能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上来审视,探讨,刑事案件近年来在我国高达450余万起,经刑侦专家调查测算,1000万案件左右中包含着漏案、隐案,以目前的立案统计分析,年破案率在40% 左右,不能破货的案件尚有60% 左右。因此要加强警力、完善科技警力措施、增强的人权保护意识。

2 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对于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我国的司法研究机构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被害人经常被刑事司法忽略的观点,并且相关犯罪研究也较少涉及到犯罪被害人。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得到重视,并且有关被害人保护的法律和政策的颁布,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才开始注重研究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内容。所以在和西方国家的被害人人权保障制度相比,我国无论是在社会保障还是国家赔偿制度上都相对落后,而且在西方在被害人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完善后又进一步的向纵深发展,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发生深刻变化,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等,开始不断突出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权利丰富,而且可以参与更多形式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去。因此西方国家在刑事司法改革上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而我国的被害人人权保护制度和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社会救济及被害人补偿方面,差距更大,从理论上讲被害人的地位在刑事诉论中比较高,由于我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现实社会实际状况和立法技术。导致社会中的被害人申诉难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我国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增加了被害人有权申请回避、并自行委托律师代理、以及完善的侦查鉴定程序,尤其是在证据处理上,被害人有权向检察申请调取新物证,并对判决有上诉的权利等,但是这些法律制度没有在形势诉讼中得到严格的执行和落实,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参加法院辩论等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明显失衡,加强国际社会对被害人保护。

3 证人的人权保障

证人是指在有关刑事案件中知道或了解情况的人,第48条《刑事诉论法》规定 :但凡案情知道者,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协助公安机关以及司法机关查明事实真相,并配合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工作。在人权保障体系的健全完善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刑事案件的证据认定中,证人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关键作用。在颁布《刑事诉讼法》后,明确的规定了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证人不但为侦查、公安、检察院等提供提证言和证据外,还要依据法院辩论的需要,进行出庭作证,虽然这在法理上合乎正义和程序的,但是在现实中却与已形成了几千年的道德传统文化不相符,办刑事案件过程中,不愿出庭的证人几乎存在,依据部分法院的统计数据,农村地区证人出庭率一般只在5% 左右,即便是一些发达地区也只有10% 左右,导致侦查机关和司法部门在侦查过程中有时连群众的门都叫不开,明明知道案情经过,却回避有关询问调查。这不是因为证人缺乏正义感,而是我国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不到位,证人感到恐慌、害怕,俗话说 :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能躲避就无须惹没必要的麻烦。因此在实践中找出了几方面最为突出的问题,证人的权利,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作了相关规定 :1. 司法以及公安部门在办案时必须出示证明文件 ;2. 证人拥有使用本名族语言的权力 ;3. 有权向公安、司法人员要求阅读证言笔录并提以及侦查机关的违规并损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向检察院和法院控告。但是证人也具有如实作证,回答与案情有关的事实以及接收公安、司法机关在规定时间和地点的讯问等义务出补充更正权利 ;4. 是有权对司法机关以及侦查机关的违规并损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向检察院和法院控告。但是证人也具有如实作证,回答与案情有关的事实以及接收公安、司法机关在规定时间和地点的讯问等义务

4 举报人的人权保障

改革开发以来,职务犯罪十分突出,在进行持续性严打的同时,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大了,要职务犯罪斗争的查办中,举报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03年一年时间,有13个省部马的高官先后落马,其中安徽原副省长王怀中被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双规”的干部04年8月又有36个省部,交由司法机关隔离审查处理。每一个贪官落马,举报人付出的代价巨大 ;贪官一倒,举报人在举报中的人权也遭到践踏,据媒体报道 :80% 的腐败案件的线索来源于群众的上访以及举报,由此可见腐败案件的侦查离不开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相关证人保障体系不完善,没有严格的举报处理程序,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很多举报人在纪委、监察等部门调查的时候,不愿意出来作证,这不仅说明举报人在没有安全保障感,更说明我国的举报人人权保障体系受到践踏,比如,郭光允在8年的艰辛举报路上将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拉下马,但是确被侦查机关认定为“诽谤领导罪”,并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押看守,劳动教养并开除党籍,株连亲属及家人,程维高被处罚后,迟迟未能解决举报人的许多问题,如补发工资、职称待遇、经济补偿等不能兑现,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有在举报“幕马大案”的周伟,从劳教所放出来后,两年多的不断申诉,待遇同样没有恢复,再如河北物价局副局长李瑞芳,因为实名举报领导的贪污问题遭到了打击报复,被判6个月有期徒刑,还有举报人被杀案件等,我国明确规定,对公民申诉、控告、检举有关机关必须彻查、处理杜绝压制打击报复,尽管明确作出对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但执行效果不理想,在举报过程中,举报人承担风险较大,我国对举报人的权利在意义上还没有很强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目前这个社会,简直是一种悲哀。

5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