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保障

生育保障（共7篇）

生育保障 篇1

一、女性生育权的内容

生育在人类社会初期既不是权利也不是义务。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生育则演变成婚姻中的法定义务。女性生育权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生育决定权

目前, 在为了保证人口容量、优生优育以及兼顾国家政策的情况下, 女性可以自主决定生育的数量和性别, 这与古代社会中, 女性作为生育工具, 有很大的反差。同时, 在怀孕的过程中, 因为很多因素的影响, 对于那种有健康疾病的胎儿, 女性可以选择不生育等等。

(二) 生育知情权

生育知情权是指女性对与自身生育相关的信息具有知晓的权利。它是生育权主体行使与生育权有关的其他权利的前提。因为只有权利主体对是否怀孕有了知情权, 才能针对此行为做出相应的措施。

(三) 生育保障权

生育保障权指女性在孕期期间, 享有国家和社会必须为其提供生育安全保障的权利。主要表现有:1.女性在孕期和哺乳期享有不离婚的权利;2.女性在怀孕、生育、哺乳期间享有延长生育假期的奖励和其他福利;3.女性享有婚前、孕产期前的保健制度;4.女性在生育过程中享有生育安全权等。

二、女性生育权与配偶生育权的冲突

女性生育权与配偶生育权是目前生育权冲突的主要体现。孩子是父母爱的结晶, 同时也是夫妻婚姻关系中冲突的导火索。

案例一:张某, 结婚一年后怀孕, 但是正赶上升职, 与丈夫商议未果, 便私自去医院流产。丈夫认为张某侵犯了自己的生育权, 要求和张某离婚, 同时请求支付精神损失费3万元。法院判决二人离婚, 驳回了丈夫申请精神损害赔偿给的诉讼请求。婚姻法解释三规定了如果丈夫认为妻子中止怀孕为由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二:李某与吴某结婚3年, 吴某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求子心切的李某以为是自己生育能力有问题, 准备去医院做检查时, 吴某终于说出实情。原来她之所以一直没有怀孕, 是因为怕生孩子后影响体形故偷偷采取了避孕措施。后来李某以吴梅侵犯其生育权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经调解无效后, 判决解除婚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解释 (三) 》第9条规定, 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 致使感情确已破裂, 一方请求离婚的, 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 应准予离婚。生育权属于人权自由的范畴, 是双方就是否生育达成一致的行为, 其作为一种选择权, 可以生也可以不生, 作为丈夫无权强迫妻子生育, 无权干涉妻子的生育权。

三、女性生育权与配偶生育权的冲突解决机制

生育权是自然人的基本人权, 女性在实现自己生育权的道路上经历了重重困难。我国对于生育权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因此法律规定并没有很明确, 所以怎么才能让女性的自然权利上升到法律权利, 当权力收到侵害时如何救济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确立女性生育的优先保护地位

对于女性生育的保护,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 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 不在此限。”由此看来, 女性在生育权方面是起主导作用的。我国《婚姻法解释法 (三) 》第9条规定:“夫以其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它明显弥补了法律在保护女性生育权上的不足。该条规定在字面意思上确定了对女性生育权的立法态度。它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每个公民都享有独立的生育权。即使夫妻双方基于先前的约定或者后来产生一定的利益矛盾, 都不足以影响女性的生育权。

(二) 积极沟通, 协商解决

21世纪初是生育权从自然权利逐渐向法律权利过渡的重要阶段。女性作为生育行为中的主要载体和义务承担者, 理应受到更多法律上的保护, 以达到男女在生育权问题上的实质平等。因此本文通过对女性生育权的内容和冲突解决机制等问题进行法理分析, 并得出结论:国家应该通过宪法、民事立法等保护女性生育权的实现;使得女性生育权与配偶生育权的冲突可以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应该得到法律和社会的认可和保护。随着我国对生育权立法的完善、执法力度的提高、生育权法律知识的普及, 我国对女性生育权的保护将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使女性的生育权得到切实有效的尊重与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主制度的不断进步, 很多国家已经把生育视为一种基本人权。以女性为视角的生育转变过程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更是一个影响人类生存的人权问题。我国全面实施了二胎政策后, 女性生育权应得到更好的保障。在本文中, 笔者通过对女性生育权的冲突问题来揭示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并提出保护对策。

关键词：女性生育权,冲突,制度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婧.女性生育权的法理分析[D].黑龙江大学, 2013.

[2]阚凯.非婚同居的法律问题研究[D].黑龙江大学, 2012.

[3]陈慧珍.亲子鉴定的伦理分析[D].东南大学, 2011.

生育保障 篇2

近两年来，生育权突然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先是浙江省一位囚犯的妻子要求为其丈夫生育一个孩子，从而引发了罪犯的生育权是否应保护的问题；随后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明确规定了独身女子生育权，从而又引起独身女子是否应该享受生育权的问题。试从人权的角度对生育权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评论。首先一个问题是生育权是一项人权吗？这个问题好像不值一问，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有关国际和国内法律文件对于生育权的确认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几个最权威的国际人权文件中都找不到关于生育权的规定，在我国的《宪法》和其他国家的宪法中也很难找到有关生育权的表述。那么生育权还是一项人权吗？从常识出发这又好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事实上都可以生儿育女，因此这项权利的享有几乎已经跟人有睡觉和穿衣的权利一样是自然而然、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生育权并没有得到《世界人权宪章》（即三个上述公约的总称）和各国宪法的确认呢？道理也似乎很简单，因为从人类历史上看，生育权并不像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那样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强烈的干预[01]；即使是对生命权和财产权侵犯非常严重的专制政权，对于人之生育行为也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那么历史上各国政府为什么会对生育行为自由放任呢？原因有很多，例如因为可能人们在观念上认为人口越多越好，或者因为政府官员认为很难从对生育行为的干预中捞到什么好处，除此之外，干预生育行为的难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使在拥有发达的避孕、引产、绝育等技术的今天，强制干预生育行为也仍然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既然过去国家和社会几乎不存在对生育自由的侵犯问题，生育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自然没有上升为需要极力主张的人权问题。但是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对生育权规定的缺位并不能否认生育权的人权属性，道理也很简单，就像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规定的那样，“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生育权就可以说是这样的自然权利，并且是比财产权、政治权等权利更“自然”的权利。生育权作为一项自然权利，它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人权问题却还是非常晚近的事。上个世纪

生育权既然是一项人权，那么它是一项个人的权利还是合法夫妻双方共享的权利呢？《德黑兰宣言》认为生育权是父母的基本人权，1974年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第XVI号决议也只是确认父母的生育权，但是在同一次会议中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却规定，“所有夫妻和个人都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获得做出这种决定所需要的信息、教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这个规定似乎又确认个人的生育权利，并且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联合国文件都没有明确说明夫妻、父母和个人必须是合法婚姻中的父母双方和个人。不过这对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那些宽容非婚生子的国家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严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观念又相对比较保守的国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根据中国的《婚姻法》，“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如果生育权只能是合法婚姻夫妻双方的权利，那么很显然非法婚姻状态中的个人显然不具备生育的权利。二十多年来我国各个省份制定的计划生育条例正是根据这个思想制定的，几乎所有的生育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夫妻双方”而不是公民个人。在实践中，未登记结婚的个人或男女双方是不可能获得政府部门的生育许可的[03]，即使个人或双方生育的是第一胎子女。[04]这就是说，非婚生育在法律上完全是非法的，无论是同居的男女双方还是不同居的个人都不享有所谓的生育权[05]。但是2002年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于生育权性质的认识上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该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从这种一般性的表述中，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出生育权是每个“公民”个人都具有的权利了。尽管立法者不一定有这样的立法意图，[06]但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的独身女子生育权就是根据这种理解制定的。该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条法律破天荒的法律意义就在于，它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没有结婚的个人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享有生育权。但是它对现行计划生育法律体系的挑战也在于此。如果将生育权定位为是一个不依赖于婚姻状态为条件的独立的个人权利，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权利推论：既然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凭借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这类妇女与男人（不管同居与否、有没有感情）生育一个子女呢？既然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生育一个子女，那么为什么具有同样情况的男人不能拥有相同的生育权呢？既然生育权是个人的权利，那么为什么那些达到法定婚龄、没有子女的未婚男女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生育权呢？尽管《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以及上述的一系列推论都会与原来的计划生育法律体系产生矛盾，但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从确认个人生育权的角度来贯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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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义的。因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经常只是一味强调公民生育行为义务的一面，而对公民的生育权的保障考虑得还不够充分。尽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上也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一些人权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生育权的保障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区别对待农村与城市公民、汉族和少数民族公民的同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给予额外的生育配额照顾，但是对于未婚公民的生育权却始终缺少应有的关注，而《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无疑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吉林省规定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的条件显然不切实际，因为生育权的行使并不能限制结婚权的行使，但是它至少向人们表明法律对于一定条件下的未婚公民的生育权也应给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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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女工权益的保障 篇3

【关键词】生育保险；女工权益；保障

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在职业妇女生育期间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及时给予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1994年12月，劳动部颁发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多年来生育保险工作在困难的环境下不断改革，不断改进，逐步走出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

一、风雨兼程改革之路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女职工生育期间的保障问题，建国后相继颁布了《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各项待遇，为她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服务，使职业妇女在生育期间得到充分的休假和各项待遇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了她们的后顾之忧。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1988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开始进行生育保险制度改革的尝试，将原来单位负担和管理的生育保障方式，逐步转变为实行社会统筹。1994年12月，原劳动部颁发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4]504号），“保障企业女职工在生育期间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均衡企业间生育保险费用的负担”是其目的和宗旨。规定生育保险费用实行社会统筹，具体措施是按照用人单位工资总额不超过1%的比例缴纳生育保险金，建立生育保险基金，职工个人不缴费。参保单位职工生育后，职工的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以及发生的围产期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医药费等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10多年过后，均衡企业间生育保险费用负担的社会统筹并未大范围的建立，女职工就业自然也收到了影响。女性求职遭歧视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用人单位甚至在招工的时候明文规定女性员工5到10年内不能怀孕。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劳社厅发[2004]14号），其中“协同推进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工作”成为重要内容，协同推进包含的内容很多，主要是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基本医疗保险的工作基础，以生育津贴社会化发放和生育医疗费用实行社会统筹为目标，加快推进生育保险制度建设。也就是说，采取生育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同步参保，同步缴费，医疗服务统一管理的具体方式，由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按照与定点医疗机构协议要求，按照分娩的不同方式，制定相应的定额标准进行结算，这种办法既方便了职工就医，简化了程序，对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起到了控制作用，又提高了女职工的生育保障程度。

二、待遇及支付环节

（1）目前，各地生育保险制度运行平稳，生育保险待遇得到了很好地落实。据统计，自1994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颁发以来累计享受生育保险职工达到15000万人次，生育保险基金筹资平均费率0.73%。生育保险待遇包括产假、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项目包括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和计划生育手术费。一是生育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职业妇女因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给予的生活费用，标准一般不低于女职工生育前的基本工资，日标准按照女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计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二是生育医疗费用。生育医疗费用主要包括产前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产前检查费是指女职工在围产期保健过程中，定期到医疗机构进行身体检查的相关费用。接生费主要指女职工分娩时，医生或助产人员协助产妇娩出新生儿的过程中提供服务的费用。手术费主要指分娩过程中的手术费用，如会阴切开术、剖宫产术。如手术过程中出现医护人员责任事故，其手术费用不属于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住院费是指产妇在分娩期间住院的床位费用等。床位费按照物价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普通床位收费标准支付，母婴同室以及高标准病房所需费用，不属于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三是计划生育手术费。即职工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号召而实行避孕、节育的手术费用，主要包括实行计划生育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流产术、引产术、绝育术和复通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2）生育保险待遇支付审核主要包括生育登记、申报受理、支付审核和支付管理四个环节。一是生育登记。即社保经办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办理备案手续的过程。对妊娠诊断明确的参保女职工，持接收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妊娠诊断证明、计划生育部门开具的相关证明及本人和配偶双方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对实行计划生育手术引起并发症的参保人员，持接收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机构相关证明及本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对因生育、计划生育手术及其并发症须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参保人员，持接收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住院证明及本人身份证明办理住院登记手续。二是申报受理。即社保经办机构接受定点医疗机构或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申报的过程。三是支付审核。即社保经办机构依据生育保险政策规定和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服务设施标准及生育保险服务协议，按限额、定额、项目付费等结算方式审核受理申报的资料，对符合规定的确认待遇支付的过程。四是支付管理。即社保经办机构对支付审核的全部资料进行复核。重点审核不符合规定的医疗费和稽核部门检查的反馈意见，并提出处理意见。对符合规定的，支付相关费用，并将支付情况反馈给申报单位。

三、生育保险的意义

完善职工生育保险制度是保护生育女职工和婴儿及培育好下一代的实际需要，生育作为人类的再生产，其功绩在于繁衍人类，优化人类，婴儿的良好发育将荫泽后世，造福未来。从提高整个民族素质出发，也应该提高女职工的生育保险保障程度。女职工的生育保障真正到位了，也就不存在女职工就业歧视问题了，女工的生育也就不存在任何经济障碍了。据了解，为了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有些省份，如江苏省、河南省规定，对参加生育保险的单位的男职工，其配偶未参加生育保险或无业的，在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生育时，按照当地规定的生育围产期保健费及生育医疗费标准的50%由生育保险基金给予一次性补偿，这就大大提高了男职工多的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的积极性。

四、发展和机遇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保障事业蓬勃发展，生育保险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为了加快生育保险推进步伐，劳动保障部于2004年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其核心内容是按照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协同推进的方式，拓展生育保险工作。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方法的实施的确很好的解决了生育保险推进难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生育保险工作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难题：（1）现行的生育保险法律制度不能适应生育保险发展的需要。目前，生育保险法律依据依然是1994年原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该试行办法法律层次较低，其中的部分条款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和规范。例如，许多地区将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机关、事业单位等单位，而现行的生育保险办法还停留在企业职工的范围。（2）生育保险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该项工作进展良好，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有的地区参保人数与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基本持平，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进生育保险工作难度较大，参保人数增长缓慢，职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3）管理手段比较落后，难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如在医疗服务管理上，有的地区还停留在经办管理机构与职工个人或者用人单位定额结算的方法，在报销费用审核方面手续繁琐，增加了管理成本和难度。

在社会保险五个险种中，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是相对比较高的，因此各级部门应引起足够重视，在实施过程中，公平、公正、公开。真正保护参保职工的正当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4]504号）

[2]《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劳社厅发[2004]14号）

生育保障 篇4

一、模式选择:省级统帐分开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

统帐分开的模式是指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分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实行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的分帐运营, 互不透支, 目的在于做实个人帐户部分, 遏制社会统筹不足时透支个人帐户的做法。因此, 该制度既吸收了传统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优点, 又借鉴了个人帐户模式的长处;既体现了社会保险的社会互济、分散风险、保障性强的特点, 又强调了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和激励机制, 统帐分开有助于资金管理, 有助于推进用人单位缴费和地方统筹的规范化。当前在农村实施省级统帐分开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有利于提高养老基金的管理效率, 符合大数保险原则, 资金由省级统筹管理, 可以调节资金的余缺, 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基金的运营风险。二是有利于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整合。从城乡统一协调发展看, 农村养老保险与城市养老保险应逐渐趋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农村养老保险设计上, 不能孤立看待, 应有利于城乡保险转移衔接。而我国现实的国情不可能实行全民的养老保险, 都由国家财政来兜底, 而建立计划生育夫妇的养老保险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试点机会。三是农民个人作为养老保险权益的受益者和养老保险待遇的享有者, 有责任和义务负担一定的缴费任务。这样的模式既可以使国家对计划生育夫妇实行补偿, 又可以增强该群体的责任感, 增强他们为未来的养老作未雨绸缪的打算, 有利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

二、资金来源:农村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路径

要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夫妇的养老保险制度, 资金的来源是核心内容和中心环节, 也是农村社会保障的最大难题,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那么农村计划生育夫妇的养老保险不仅不能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 而且还会造成不良影响, 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笔者认为当前农村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大致有以下几个途径:一是来自中央政府投入, 借鉴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的经验, 笔者认为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实行中央出资比例为20%, 地方为80%;在中部地区, 中央和地方各出50%;在西部落后地区, 中央为80%, 地方为20%。二是从计划生育统筹费和社会抚养费中按比例抽取一部分资金。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会随着计划生育夫妇养老保险的建立健全有所降低, 因此可以节省出部分资金转用于农村计划生育夫妇的养老, 而且这种做法还起到了对计划生育“治标也治本”的效果, 应该是养老保险基金的一个重要来源。三是福利彩票的发行收入和社会捐赠。在国家和地方财政有限的情况下, 发行福利彩票无疑为解决资金缺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时, 对于用于农村计划生育夫妇社会保险项目的社会捐赠, 也应在收到捐赠时将预定比例的金额划入专项基金, 避免资金的过多周转。政府也应该尽快出台相应的减免税措施, 给予一定的优惠, 鼓励个人和企业的捐赠。四是个人的缴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资的这份基金存入统筹帐户, 可以拿出一部分记入个人名下, 属于个人所有, 让不缴费的农民认为失去政府补贴吃了亏, 而自觉参保并主动、积极地缴费。农民缴纳的费用全部注入个人帐户, 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提高农民缴纳社会保险基金的积极性。

三、四个层次: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实行多层次的养老保障, 能够调动家庭及社会各方的力量, 优化配置各种养老资源, 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层次保障需求, 有利于农村计划生育夫妇的养老问题的解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 应当将其作为当前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主要方式贯彻实施, 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加以完善, 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倡实行社会养老, 并不表示要放弃其他的养老方式, 养老保障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顾和精神慰籍。如果说社会养老保险是第一层次的养老保障, 那么第二层次的应是补充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有条件的集体、企业而言的, 是由集体、企业自身举办的对农民的一种养老保险。其实施主体是集体、企业自身或者是与计划生育夫妇一道共同来承担经济责任。政府的责任是鼓励和引导, 因此这类养老保险是自愿性的, 需要说明的是, 在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 集体经济完全可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以提高计划生育夫妇的生活水平。第三层次是家庭养老保障。选择家庭养老是支付养老成本最低的方式,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 更好的策略是将正规的养老保障与非正规的养老保障结合起来, 使传统的养老安排与现代的养老制度有效结合。第四层次是要加强社区养老的建设, 考虑到计划生育夫妇面临着少子女或无子女的风险, 在家庭结构不再胜任老年照料任务时, 社区应成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处。

四、资金利用: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支付

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 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要加强对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保险各项工作的监督, 尤其是保障基金的征缴、管理、营运、使用, 应是监督的重点。首先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和专业人员, 并制定有效的监督办法和奖惩制度;其次要加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基金的稽核监督;最后建立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投保人、社会公共代表组成的基金监督委员会, 从而形成一个行政监督、财务审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约束机制。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金是农民的“血汗钱”, 既要确保安全, 又要确保合理增值。基金的安全和增值既是资金的一般要求, 又是社会保险良性循环的保证, 同时也有利于刺激参保者的参保意识。以省级为统筹管理单位, 国家统一制定基金运营管理办法, 国家、省或市级建立基金运营中心, 运营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并对统筹单位负责。各级农村计划生育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和基金运营机构要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运用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以适应农村社会计划生育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需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其收支和运营管理必须有一个科学严谨的程序, 以保证核定准确, 征缴到位, 支付及时, 管理严格, 运行有序。通过设置科学的管理程序, 防止基金的流失, 确保基金保值增值。

总之, 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夫妇的养老保障制度, 对于我国农村地区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是稳定了对计生事业做过贡献的夫妇, 二是诱导了未生育或已生育夫妇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三是为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逐步过渡到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

摘要：计划生育户建立养老保障是人口控制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需要、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需要、政府补偿的需要。特别是在农村, 早期响应号召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已逐步步入老年, 这部分人的养老保障问题越发凸显出来, 所以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计划生育夫妇的养老保障制度势在必行。基于此, 文章以建立养老保险模式为切入点, 探讨了农村养老资金的来源与管理, 分析了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等问题。

关键词：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研究报告》[M],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4[1]《中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研究报告》[M],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4

[2]陶鹰:《关于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的探索》[J], 人口与经济2003, (4) [2]陶鹰:《关于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的探索》[J], 人口与经济2003, (4)

生育保障 篇5

及优惠政策规定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区计划生育工作水平，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切实做到“四纳入一保障”，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根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对全区计划生 育经费保障及农村计划生育户优惠政策规定如下：

一、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和奖扶资金保障规定

1、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精神，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区级财政要逐年加大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投入，到2010年，全区各级计划生育事业费人均达到30元，社会抚养费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达到人均8元，其他财政投入为22元，年均增长2元，省、市、区按5：2.5：2.5比例分担，区级财政在2011年对全区区本级计划生育事业费预算时，应按全区总人口人均7.0元的计划生育事业费列入财政预算，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要在原基数上调高，因独生子女保健费从2009年10月1日起由原每月5元调至到每月10元。行政机关人员工资与行政运行、机关服务、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等基本支出，即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区计划生育服务站公用经费要按在编人员情况、车辆使用情况也要列入本年度财政预算。

2、将村、社区计生专干、计生宣传员、中心户长的报酬，纳入转移支付预算。

3、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免费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

4、对农村主动放弃二胎生育指标，并采取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的独生子女领证户一次性给予4000元（省、市、区按8：1：1列支）奖励金，每户400元纳入区级财政预算。

5、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及0—18周岁的独生子女、双女户女孩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个人支付部分均由区财政局负担，纳入区级财政预算。

6、对农村当年双女户及时落实绝育手术的夫妇给予的一次性1000元奖励金，当年符合政策及时落实绝育手术的夫妇给予一次性300元奖励金，纳入区级财政预算。

7、转移支付、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奖励扶助、农村“两户”奖励等四项资金实行“四权分离”管理，采取“直通车”发放。

（1）转移支付由区财政设立专户，由区财政局和区计生局将资金分配划拨到各街道办事处，并按季度实行区批街道办事处使用。

（2）特困家庭救助资金由区财政局在银行设立专户，并将专项资金拨付到专户，区、街道办事处两级人口计生部门按救助条件审核批准后，开户行以存折形式发放到本人。

（3）奖励扶助资金由区财政局设专户，并将专项资金拨付到专户，区、街道办事处人口计生部门按照条件审核上报市人口计生局及省计生委批准后，开户行以存折形式发放到 2

本人。

（4）对农村当年双女户及时落实绝育手术的夫妇给予的一次性1000元奖励金及当年符合政策及时落实绝育手术的夫妇给予一次性300元奖励金，由区级财政负担，经区人口计生局审核批准后，以存折形式发放到本人。

二、计划生育优惠政策规定

1、生育一个孩子后可自愿申请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孩子年满16周岁的不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凡自愿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每年可享受120元的独生子女保健费，从领证之月起发至孩子年满16周岁为止，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在该单位的福利费中开支，由夫妻所在单位各负担50%，农民和城镇其他人员从转移支付资金予以支付。

2、对符合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自愿放弃生育指标、终生只生育一个孩子，并采取长效节育措施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一次性奖励4000元。

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实行合同制管理。对违犯合同而生育的，要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取消独生子女及其父母享受或者获得的相关待遇和荣誉，如实追回已领取的补助、独生子女保健费和其他优惠奖励，并征收社会抚养费。

3、从2011年1月1日起，对农村当年双女户及时落实绝育手术的夫妇给予的一次性1000元奖励金，当年符合政策及时落实绝育手术的夫妇给予一次性300元奖励金。

4、从2011年1月1日起，对农村年满60周岁没有违犯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农村二女结扎户和独生子女户，夫妇双方每人每年享受1200元的国家级奖励扶助金（由国家人口计生委负担）。

5、从2011年1月1日起，对农村年满55周岁的独女户夫妇享受每人每年补助1200元省级奖励扶助（由省人口计生委负担）。

6、对实行计划生育的“两户”特殊困难家庭，由于子女、父母因伤亡、伤残、患特殊疾病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家庭实行救助。

（1）独生子女未满18周岁发生意外伤残（伤残达到3级以上）或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自年满49周岁起，从2011年1月1日起，父母双方每人每月领取120元或140元国家级补助金。

独生子女死亡的，一次性发给不低于4000元的救助金（所需资金由区级财政负担）。

（2）农村按规定生育两个女孩的家庭，夫妻一方结扎后，一个子女死亡的，一次性发给不低于2000元的救助金，两个子女死亡的，一次性发给不低于4000元的救助金（由区级财政负担）。

（3）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农村按规定生育两个女孩的家庭，夫妻一方结扎后，夫妻双方均死亡，其子女未满18周岁的按家庭每年发给不低于2000元的救助金，至其子女年满18周岁为止（由区级财政负担）。

（4）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农村按规定生育两个女孩的家庭，夫妻一方结扎后，子女意外伤残的（伤残达到3级以上），一次性发给不低于1000元的救助金（由区级财政负担）。

6、在全区范围内广泛组织开展农村“两户”结对帮扶工作，区级领导每人帮扶救助1户，区直各部门，中央、省、市驻新区各单位在所联行政村帮扶救助2户，帮扶个人及单位要及时了解帮扶对象的生产生活状况，每年至少办理两件以上的实事。

7、区教育分局在实施“两免一补”时，要将全区农村“两户”子女中的在校生纳入实施规划，按照统一规定减免学杂费、书本费和寄宿生活费，为“两户”子女在本市初中升高中时总分增加10分。

8、新区社会事业局负责为农村“两户”全程免费接种“五苗”（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苗、麻疹苗、百白破苗），在结核控制项目中，对患病的农村“两户”家庭成员免费治疗。

9、新区社会事业局在农村医疗合作项目实施工作中，协调街道办事处免收计划生育独生子女领证户、二女结扎户和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对象自筹基金，由街道办事处用社会抚养费或民政专项统筹解决。

10、新区工商局优先为农村“两户”家庭成员办理《个体营业执照》。

11、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开展社会保障、新区社会事业局在开展救济救灾中，要优先考虑农村“两户”中的贫困户，“两户”优惠面要达到被安排救济救助对象总户数 5 的20%以上；在落实《陕西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施行办法》时，要把符合条件的 “两户”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纳入“低保”范围。在进行大病医疗救助时对农村“两户”从3000元起开始救助。

12、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为农村“两户”办理劳务输出和安排失地农民公益性岗位时予以照顾，优先提供就业信息和安排公益性岗位，并免收职业介绍费。

13、新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在组织实施拆迁项目工程中，对农村“两户”在资金安排上给予照顾。

14、新区建设局在实施危房改造和安居工程中，对农村“两户”对象优先安排。

15、区妇联要积极实施“关爱女孩”行动。在实施“春蕾计划”中，优先照顾农村“两户”子女。在实施“巾帼扶贫”项目中，农村“两户”家庭应达到10%以上。在“双学双比”、“巾帼建功”、“科技致富女能手”、“三八红旗手”、“五好文明家庭”等活动中，对符合条件的农村“两户”优先授予荣誉称号。

16、区团委在组织开展“希望工程”时，要将农村“两户”中的贫困户子女全面纳入救助计划，实行救助。

17、新区国土资源局在农村“两户”申请使用宅基地时，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优先审批划拨，并采取“先上缴后返还”的方式免收审批费用。

18、新区农村工作局在实施人饮工程项目时，对农村“两户”优先安排，并免收自来水入户自筹款。

19、区计划生育服务站，每两年对农村、城镇育龄妇女进行一次免费生殖健康检查（其中城镇育龄妇女检查经费由区级财政负担）。

20、区计划生育服务站在环孕情服务中，对每次每例接受参检的对象发放补助费2元（以村、社区为单位，重点“三查”率必须达到100%），资金由区财政负担。

21、基层专干奖励。农村计生宣传员从事计划生育工作满10年以上、20年以上分别发给荣誉证书并一次性奖励每人500元、1000元。

22、板块型社区计划生育补助根据铜发„2008‟4号文件, 已婚育龄人口在2000人以上的社区每年补贴4000元；已婚育龄人口在1000人—2000人以内的社区每年补贴3000元；已婚育龄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社区每年补贴2000元，所需资金由市、（区）县财政按4：6的比例分担，纳入财政预算。

生育保障 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生育率,利他主义

1 问题的提出

家庭经济学认为家庭养育子女的数目取决于养育成本与养育收益的比较。养育子女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不仅会影响到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和质量, 还会影响到父母养育子女的数目。当考虑到遗产动机时, 父母将在子女教育投资和为子女留下遗产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这里也会对子女的数目带来影响。社会保障的出现或者收益水平的不断提高, 将改变家庭的预算收入及其时间配置, 进而对家庭在子女教育、子女数目等方面的决策产生影响, 最终导致生育率的变化。本文将以戴蒙德的世代交叠模型为分析框架, 研究社会保障对生育率的影响。

2 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对生育率的影响

2.1 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险

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险体制是指劳动者工作期间将收入的一部分缴纳养老保险费 (税) ,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将累积的养老金用于投资, 待参保人退休后将累积的养老金及其投资收益返还给劳动者。这是劳动者将工作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到退休后使用的制度安排。当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平衡时有:Bt+1=Rt+1τWtHt。

其中, τ 为社会保障税 (费) 率。Ht 为个体在成年时期的人力资本水平, Ht+1 表示个体在成年期所养育的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Wt 为每单位有效劳动力的工资收入, 个体的收入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 故个体的工资收入 WtH。

2.2 基本模型

在向下利他主义动机下, 父母一般视子女为“消费品”, 他们关心子女的福利, 但不并期望有所回报, 子女的幸福会给他们带来正效用。假设不存在遗产动机。t期个体的效用ut 不仅取决于他在成年时期的消费Ct 和老年时期的消费Ct+1, 而且与养育小孩的个数nt 和小孩的消费支出相关。个体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 为贴现因子, 用来测度消费在成年期和老年期的转移意愿;ρ2与子女的消费相关, 衡量养育子女在父母总效用中的权重, θ 为个体在成年期养育一个小孩的花费占工资收入的比例, 故θWt, Ht 衡量了个体养育小孩的成本。假设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为零;St为个体成年期的储蓄;Rt+1为资产从 t期到t+1 期的总收益率。效用函数为递增且呈凹性, 并且满足稻田条件, 即当 x→∞时, ∂U/∂x→0 (x=Ct, Ct+1 ) ;当x→0 时, ∂U/∂x→∞ (x=Ct, Ct+1, nt ) 。这些假定可以确保模型存在稳态均衡解。

个体的预算约束将由个体在成年时期的消费Ct和老年时期的消费Ct+1 来共同决定。成年时期的消费Ct 取决于工资收入WtHt、小孩的养育成本θnt, 缴纳养老金的比例τ 和储蓄St。老年时期的消费Ct+1 由个体在成年时期的储蓄St 和退休以后领取的养老金Bt+1 来维持。那么, 个体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化简得到:

联合 (1) 和 (2) 式推出:

undefined

undefined即有undefined

命题:若个体具有向下利他主义动机且不存在遗产动机, 在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险体制下, 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变化对生育率没有影响。

3 结论

在中国, 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过程, 这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 有比较明显的强迫意识。因此, 社会保障对我国生育率的影响非常有限, 也无法用经验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但是, 社会保障对生育率的影响机制仍然会在人们的家庭决策中发挥作用, 这种影响可能会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从计划生育政策的强迫转变为社会保障的激励。

模型结果显示, 在基金制养老保险体制下, 当个体具有向下利他主义动机且不存在遗产动机时, 养老保险缴费率与生育率之间没有关系。我国生育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生育政策, 但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 我国的生育政策也将不断放开, 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可以生育第二胎, 2010年北京市进一步放开独生子女准生门槛, 父母中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也可以生育第二胎。在这种形势下, 其他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将会加大它们的影响力度。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属于部分积累制, 个人账户部分属于积累制, 因此个人账户缴费率的变化对我国的生育率不会产生影响。但是, 我们可以从社会统筹比率或者其他因素中寻找生育率的影响因子, 以期对我国将来生育政策的转变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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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障 篇7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4年1月16日,浙江省率先正式实施,其后各省市也相继执行。不少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皆认为,此举标志着中国将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 “全面二孩” 过渡。2015年两会上,多地代表也提出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建议。然而当前是否适合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还是只是适合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首先需要了解现阶段的生育率水平、生育意愿。尤其是长期以来生育率较高的农村,需要切实关注其现阶段生育意愿到底怎样?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44,这一水平远低于更替水平的2.1。农村居民的现实生育水平是否是意愿生育的反应?如果不是,其差距又有大多?本文将对此进行研究。尤其是在当下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否对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有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对此本文将着重考察。

关于生育的影响因素,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专家学者讨论的焦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就对此进行了研究。Becker从 “效用最大化”的视角对家庭生育意愿进行研究,提出了孩子质量替代数量的成本抉择理论。〔１〕Leibenstein也指出生育意愿取决于生育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他认为,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即生活、教育、娱乐等费用)和间接成本(即父母的受教育机会和增收机会的减少,又称 “机会成本”),并引入 “边际孩子理性选择模型” 进行具体分析。〔２〕此后不久,Hoffman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点。〔３〕Easterlin结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运用生育的供给和需求理论来分析生育的决策问题。〔４〕以上研究皆显示:随着收入的提高,家庭更倾向于少生。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也都显示:家庭收入或者经济状况与生育之间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改善是妇女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５～７〕

有不少学者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来研究生育意愿,Mcdonald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下降,并且低生育意愿有从高学历人口向低学历人口扩大的趋势。〔８〕一部分研究学者也从不同代际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发现教育无论是对年轻人,还是年长的人在生育方面都有抑制作用,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低生育。〔９〕〔１０〕尤其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后,劳动参与率大大提升,社会地位也大为改善。这不仅减少了妇女生育孩子的时间,也改变了妇女的传统婚育观念,使其从热衷于生育变为倾向于少生,从而使得生育意愿下降。〔１１〕〔１２〕职业也是影响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职业人群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差异。李彩霞对不同职业的女性农民工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研究显示从事较累、较苦、待遇较差职业的女性偏向多生,且偏好生男孩;而从事较为轻松,待遇较好职业的女性更倾向少生,且性别偏好不明显。〔１３〕李波平和向华丽的研究也显示,随着时代的进步,职业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逐渐显著。〔１４〕伍海诚和乔天宇对农村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的研究显示:职业为经商的育龄妇女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可能性最低,务工的其次,务农的可能性最高。〔１５〕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人口流动迁移、妇女的社会交往、生育政策、户籍、婚姻状况等角度对生育意愿进行研究。〔１６～２３〕

尽管学者们从以上多方向进行了生育意愿因素的研究,但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研究的学者还很少。已有的相关研究往往只是简要提到社会保障可以改变人们传统 “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但是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如何却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相关定性研究也不多见。研究认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保障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城市生育文化观念的接纳程度,使流动人口缺乏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有效支撑。〔２４〕〔２５〕同时,根据以往相关领域的研究和调查数据的实际情况,本文将着重研究居民生育意愿的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1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该问卷采用概率抽样入户访问方式,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的128个县(区)、256个街道(乡、镇)、512个居(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7026份,其中农村样本4294份。样本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和大样本性质。

2.研究方法与变量设定

本文首先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分析了农村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和意愿生育性别,其次采用多组Lo- gistic回归方法研究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具体分析中,本文采用SPSS中的Binary LogisticRegression模块进行分析。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村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和意愿生育性别,意愿生育数量分为意愿生育1个、2个、3个及以上,由于农村意愿不生的统计样本不到1%,因此不加以考虑。意愿生育性别分为:偏好男孩、偏好女孩和男女无所谓。本文将偏好男孩界定为意愿生育中男孩数量大于女孩数量;偏好女孩为意愿生育中女孩数量大于男孩数量;男女无所谓是指意愿生育中选择无性别偏好或意愿生育男孩数量等于女孩数量。关注变量为: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参加了赋值为1,未参加赋值为0,后者为参照组。

根据以往的相关文献,本文还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进行研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情况、家庭人口数、婚姻状况、兄弟姊妹数、家庭年收入等变量。性别变量中,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即女性为参照组。年龄变量中,将调查对象(皆为15岁及以上的人群) 分为三个年龄段,青年组:15-39岁,中年组:40-59岁,老年组:60岁及以上,并以老年为参照组。文化程度变量中,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三个层次,并以高中及以上为参照组。工作情况:以有工作为1,无工作为0,即无工作为参照组。家庭人口数变量中分为三个类别:家庭人口数为2人及以下、家庭人口数为3人和4人,家庭人口数5人及以上,并以后者作为参照组。婚姻状况变量中,以有配偶为1,无配偶为0,即后者为参照组。兄弟姊妹数变量中,以独生子女为1,非独生子女为0,即后者为参照组。家庭年收入变量中分为三个层次:0~19999元、20000~49999元、50000元及以上,并以后者为参照组。

三、农村居民意愿生育的描述分析

1.农村居民意愿生育数量

农村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约为1.94,其中仅有0.31%的居民不想生育子女,17.99%的居民意愿生育1个子女,73.29%的居民意愿生育2个子女,意愿生育3个或3个以上子女的居民占8.42%。总体来看,大多数的居民想生育2个子女,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单位:个、%

不同特征的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有较大差异,本文关注的社会保障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与平均理想子女数就存在一定关系,有养老保险的居民理想子女数比无养老保险的少0.23个;无医疗保险的居民理想子女数比有医疗保险的人群少0.1个。从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的理想子女数多0.07个。不同年龄组的差异也较为明显,60岁及以上的老年组平均理想子女数最多,为2.20个;40~59岁的中龄组其次,为1.97个;15~39岁的青年组最少,为1.83个。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居民平均理想子女数最多,为2.05个,初中最少,为1.88个。有工作和无工作居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都一样,为1.944。家庭人口方面,家庭人口数5人及以上的居民平均理想子女数较多,为2.03个;家庭子女数为3人和4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最少,为1.86个。有配偶的居民理想子女数更多,为1.97个;无配偶的少,仅为1.83个。调查者为独生子女的,理想子女数少,为1.78人;非独子女理想子女数多,为1.95个。家庭收入越低者倾向于多生,越高者倾向于少生,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2.农村居民意愿生育性别

从意愿生育偏好来看(如表3),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对子女的偏好不强烈,86.19%的人认为生男生女无所谓,偏好男孩的人群比重仅为8.66%,偏好女孩的比重仅为5.15%。其中,52.4% 的农村居民明确表示生育男女各一个。通过意愿生育男孩数量与女孩数量之比,得到农村意愿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约为104,比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的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122低18。可见,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

单位:个

单位:个、%

四、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1.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意愿生育数量影响分析

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意愿生育数量影响分析的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意愿生育数量是否为1个孩子的影响显著,有养老保险的人与无养老保险者相比,意愿生育1个孩子的机会比率Exp (B) =1.472;而有医疗保险的人与无医疗保险者相比,意愿生育1个孩子的机会比率Exp(B)= 0.714,即说明有养老保险的人生育1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大,而有医疗保险的人生育1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小。在意愿生育是否2个孩子的居民中,养老保险的影响不显著;医疗保险的影响显著,有医疗保险的人生育2个孩子的机会比率是无医疗保险者的1.385倍。而在是否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中,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的影响皆不显著。

此外,本文还发现其他控制变量对意愿生育数量有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生育1个孩子的机会比率Exp (B)=1.287,即男性意愿生育1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大。年龄段对意愿生育数量影响显著,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相比,15~39岁的青年生育1个孩子和2个孩子的可能性都大,而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可能性小很多,机会比仅为前者的0.317倍;40~59岁中年组的研究也得到和青年组类似的结论。由此说明年龄越大的人倾向于多生,越年轻的倾向于少生。文化程度方面,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生3个及以上孩子的机会比率较大,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生2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大,分别提高了1.094倍和0.254倍。与无工作的人相比,有工作的人生育1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小, 机会比为前者的0.830倍。与家庭人口为5人及以上的大家庭相比,人口越少的越倾向于生育1个孩子,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可能性更小。婚姻状况方面,有配偶者意愿生育更多,生育2个孩子和3个及以上孩子的机会比率分别比无配偶者提高了0.266倍和0.384倍。独生子女更倾向于生育1个孩子,机会比率为非独生子女者的1.556倍,生育2个孩子的机会比率比非独生子女者少0.328倍。与家庭收入5万元及以上的高收入者相比,家庭收入2万元下的低收入者生育1个孩子的机会比率Exp (B)=0.803,说明高收入者生育1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大。

2.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意愿生育性别影响分析

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意愿生育性别的影响,如表5所示。养老保险对是否偏好男孩有显著影响,与无养老保险的居民相比,有养老保险的居民偏好男孩的机会比率Exp (B) =0.422,即无养老保险的居民更偏好生男孩。医疗保险对意愿生育性别偏好无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偏好女孩的可能性更小,比前者少0.269倍。年龄组中,与老年人相比,青年群体更喜欢女孩。文化程度方面,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相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性别偏好明显。家庭人口在2人及以下的居民与家庭人口在5人及以上的相比,偏好女孩的可能性更大。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生育性别偏好更明显。家庭收入在20000~49999元的中等收入家庭与50000元及以上的高收入家庭相比,生育偏好更明显,尤其是对女孩的偏好更强。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根据2011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的生意意愿,并重点研究了社会保障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描述统计分析显示:大多数(73.29%) 的居民只想生育2个孩子, 只有8.42%的居民希望生育3个或以上。从不同特征来看,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变量对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数量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意愿生育性别偏好方面,大多数的家庭没有明显偏好,一半以上的居民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一男一女。但偏爱生育男孩的比率还是略高于生育女孩的比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意愿生育数量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医疗保险的作用则相反,有养老保险的人倾向于生育1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大,而有医疗保险的人倾向于生育1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小。在意愿生育性别方面,无养老保险的居民更偏好生育男孩,而医疗保险对居民意愿生育性别无明显偏好。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数量已经处于更替水平之下,有必要放开二孩政策,但是从什么时候放开,还需要进一步研究。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4。如果当前全面放开二孩,必将导致人口的严重堆积。由于单独二孩政策已于2014年开始全面执行,通常有3~5年的堆积期。因此,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建议从2018~2020年开始执行,未来三年可以进一步做深入的调研论证。

第二,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做好农村养老保障,可以改变居民传统的 “养儿防老”观念,从强调生育孩子的数量到质量的进一步转变,这也证实了贝克尔的生育抉择理论。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少子化的时代,农村医疗保险的设计也应有所完善,实现从单一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到多种类型的保险,比如推广农村长期护理保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