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

2024-08-15|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生育政策(共12篇)

生育政策 篇1

1 引 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生育水平出现了由高至低的转变, 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国内外学者认为, 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 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宋瑞来论述了自发性人口转变与诱导性人口转变并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转变的重大作用;李建民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 指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实验设计方法, 对包括经济水平、人口迁移和教育因素在内的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我国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进行定量分析, 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本文的变量和模型

人口生育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结构上, 要受到社会存在和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决定。因此, 作为反映生育状况指标的出生率也同样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本文运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分析经济水平、人口迁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

2.1 经济水平

世界总和生育率在过去的50年下降了接近50%, 从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5。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造成这一根本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因素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契机, 通过改变生育观念而影响生育行为。一方面以全球市场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 彻底改变了家庭传统生育观念, 即以扩大及家庭规模和增加子女数来满足经济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改变家庭在生育、抚养、教育子女各阶段的社会制度环境改变其生育决策;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社会分工将过去农业社会微观家庭中的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紧密结合割断, 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为生育水平的下降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 现代科技 (避孕药具和人工流产) 的发展和传播为家庭在生育和事业的选择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运用实验设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根据200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 (1) 的数据分析经济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在以下分析中, 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三个水平, 即10000~12900元、12901~14200元、14200以上, 部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 Fα (2, 28) =2.5, F=5.11>2.5, 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2 人口迁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 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47亿人, 其中的跨省流动人口4779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浪潮。国内外的研究表明, 人口的流动状态不利于生育子女, 人口的迁移会促使生育率的降低, 其作用因素有多种。像流动人口经常处在一个生活缺乏保障的不稳定状态, 时刻面临失业、流动、无居所、无收入等多种风险, 不利于生育子女。本文选取各地区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 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人数占本地区总人数的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迁移的指标, 将流动人口因素按各省市流动人口占各省市总人口的比重指标划分为3个水平, 依次为7.3%以上、4.9%~7.2%和4.8%以下。我国各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也较为明显, 经济社会发展在各省区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育水平的省区间差异。本文根据31个省市经济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组进行试验设计分析, 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 (2) , 部分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 因素A即流动人口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6.6大于临界值, 表明流动人口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3 受教育程度

社会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化影响显著。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生育水平差别较大, 并且随着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该群体的生育率越低。其中, 研究生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低, 为0.44个;扫盲班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高, 为2.33个;大学本科和高中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分别为0.45个和0.87个。

随着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 一方面, 其文化理念逐渐转变, 所受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变少。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及高度的生活压力下, 养育子女时间集约度和机会成本较高;另一方面,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环境下, 生产方式逐渐向资金、科学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减少, 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 这就决定了未来子女的就业竞争激烈。对自身素质要求较高, 加大了家庭培养子女的成本, 对生育水平起到了较大的抑制作用。

以各省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教育因素指标, 将其划分为三个水平, 依次为7.45%以上、5.5%~7.44%和5.49%以下。各省市区组划分仍然依据表1, 部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 因素A即受教育程度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30.65远大于临界值, 表明受教育程度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3 结果分析

以上实验设计分析结果表明, 经济水平、流动人口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显著。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 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在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过去决定生育政策时强调“降低”生育率, 现在把握好“度”更为重要, 既不能太低, 也不能太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出生率呈下降趋势, 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 防止出生率倒退到以前的超高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改革现行的生育政策, 针对迁移人群及高等教育人群制定一系列政策, 将其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摘要: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本文基于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 分析我国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 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

关键词:出生率,人口政策,随机区组试验设计

参考文献

[1]宋瑞来.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特征和原因[J].中国人口科学, 1992 (5) .

[2]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J].中国研究, 2004 (6) .

[3]袁志发, 周静芋.试验设计与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4]陈卫, 吴丽丽.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J].人口研究, 2006 (1) .

生育政策 篇2

课程名称:城市社会学 姓

名:景楠 班

级:48班

号:3110087008

关于计划生育国策的讨论

一、计划生育国策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国政府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初,将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提到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来认识和对待,并逐渐开始加大对计划生育政策行政执行的力度,究其原因,一是当时我们已意识到我国人口绝对数过大、增长速度过快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二是我们党对建国以来二十余年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上出现的失误和偏差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补救。

建国前的旧中国,我国尽管一直是一个人口出生率高的国度,但由于连年的战乱、疾病和极其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导致我国一直也是一个高死亡率的国度,人口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正负相抵,使得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百分率上,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到1949年建国时,我国的人口总数仅为5.4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和平建设与经济发展时期。随着人民群众的劳动、医疗和生活条件的明显改善,我国人口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在人口出生率继续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情况下,我国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从旧中国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新社会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从1949年至1957年仅8年,我国人口就从5.4亿增至6.5亿,增加1亿人口的周期从过去的37年缩短到8年。为此,1957年7月,时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本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就人口问题所作的几年社会调查和思考整理成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1。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仅指出了我国人口增长太快,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资金、设备、原料、粮食、就业、教育、科技、人民生活水平八个方面形成尖锐矛盾的严重性,而且还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即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实行计划生育)。只可惜解放初期的这8年,由于人口数量过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尽管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也预感到了人口过快增长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也主张节制生育,提出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控制人口增长的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更为可悲的是,正当马寅初不断阐述自己《新人口论》观点的同时,反右斗争也正在进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把马寅初打成右派,将他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混为一谈,把马老在人口问题上向党和国家提出的忠言说成是危言耸听地向党发难,甚至给他扣上了“假学术之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一顶顶大帽子。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遭受错误批判的命运,无疑给当时本就不旺盛的计划生育之火浇上了一盆冷水。1959~1961年,我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人口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却急剧上升,这三年仅政府公布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达4 000万,以致出现了有史以来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其实,发生这种灾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与粮食人均的快速减少发生矛盾,导致大量人口死于饥荒。可事后我们并没有吸取这一惨痛教训,依然没有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在经济稍有好转的196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迅速回复到26.99%,1963年的人口出生率高达43.37%,自然增长率竟高达33.33%,刷新了我国人口增长历史的最高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生育高峰年2。此后不久的几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在“一切政治挂帅”的岁月里,显然难于排上议事日程而被关注。直至197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仍高达33.43%、自然增长率则高达25.83%,人口过多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日益凸显,使得周 12 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J].西北人口, 2003,(4): 2~7.侯亚非.国策到国法———中国计划生育历程回顾[J].新视野, 2004,(3): 55~57.恩来总理在1970年的计划会议上不得不呼吁“人口非控制不行”,因此才有了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51号文件的出台。整个70年代,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越来越被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我国在人口出生控制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至1979年的17.82%,自然增长率从25.83%下降至11.61%,10年内出生率下降17个百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15个百分点;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平均每个家庭少生了3个孩子。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计划生育的成果,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

二、计划生育国策的形成

计划生育的立法过程可谓是曲折不平,多年来经历了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论证、起草,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出台。上世纪70年代初,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需要,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生育主张。“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稀”是指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最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1984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即7号文件,文件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取代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98年计划生育立法被第五次摆到了台面上,经历了三年的努力,在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在人口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计划生育政策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了地位,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方针、制度、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保护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的现状及变化

(一)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人口的状况与实施后人口现状的对比

计划生育实施前,人口无计划的增长带来很多问题。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计划生育实施后,在人口趋于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人口的老龄化、就业形势严峻、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下面将从几个阶段来说明实施前后人口的状况。1实施前我国人口的状况

(1)1949—1957年处于第一次生育高潮阶段

1949年至1952年,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7‰左右的高水平,表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但整体趋势却是逐渐下降的。数据表明,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自然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1954年达到24.79‰的较高水平。到了1957年全国人口增加到64653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7171万人,年平均增长1434万人,8年中共下降9.2‰,年平均下降1.15‰,下降相当迅速——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生育的高潮。(2)1962—1973年处于第二次生育高潮阶段

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以1963年的43.37‰和33.33‰为最高,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而人口死亡率从1961年的14.24‰下降到1973年的7.04‰,已属较低水平。在长达12年的生育高潮中,共增加人口23352万人,成为20世纪人口发展史上出生率和增长率最高的一次,也是第二次生育高潮。2实施计划生育后的人口现状

(1)1981—1990年处于潜伏的人口生育高潮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口接近10亿人,对于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而由于育龄妇女逐渐增多,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上升到1987年的23.33‰,上升5.22个千分点;人口增长率由11.87‰上升到16.61‰,上升了4.47个千分点,199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14333万人,3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2)1991年至今处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稳定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和生育水平都进入完善、稳定和稳中有降的阶段。出生人口是逐步减少的,由1990年的21.26‰下降到1996年的16.98‰、2000年的14.03‰,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下降到1996年的10.42‰、2008年的5.08‰。4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四、计划生育国策实施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几十年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主要表现为: 1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我国人口再生产的类型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年后,我国人口再生产的类型实现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根本性转变,也意味着我国人口再生产提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迈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的行列5。自1971年至1998年的20多年间,我国累计少出生人口3.38亿。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计算,分别增长32.4倍和21.8倍。若不实行计划生育,则只能增长10.6倍和5.3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能达到600美元,到上个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就要落空。而正是由于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才确保了翻两番、人均达到800—1000美元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我们下一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还极大地减缓了我们今天的升学、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据统计,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01年,提高到2000年的7.33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口约占城镇劳动力总和的17%,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30%以上,而截止到1998年,全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减少的15—27岁人口达1.1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总数将增加1个多亿,就业的压力就更不堪设想了。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积极作用。2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改变了我国传统家庭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崇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的伦理价值取向,希望通过生育而达到人多势众、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和农业社会落后的生产力需要更多劳动力的现实需求,使得我国传统家庭都有着旺盛的生育欲望,长辈或父母一生的操劳和精力主要都投放在生儿育女上。由于生育儿女多、家庭负担重,因此中国传统家庭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一直都是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准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生育子女明显减少,为养育儿女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明显减轻,这就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家庭户平均规模正呈逐步缩小的趋势,2001年我国家庭户平均为3.42人,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平均生育不到2个孩子,这与1970年我国平均每对夫妇生育近6个孩子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得家庭收入逐步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家庭规模缩小,消费人口减少,也就必然使得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大幅度地提高,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有了极大的转变。据《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结果: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1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89.5王胜今,等.论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的历史贡献[J].人口学刊, 2003,(3): 3~8.1971~1998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按当年价计,增长了20.8倍,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居民消费水平只能增长7.0倍。过去中国家庭的消费主要用于生儿育女,用于维持一家人吃饭穿衣最基本的生存,而今的家庭消费,更多的是用于子女教育、住房改善、旅游休闲等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生活品位的提高方面,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正悄然发生着变革。3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促进了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

人口素质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其中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而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很大意义上又是由文化教育程度决定的。以上海为例,1990年上海市民每10万人中受过大学及以上文化教育的人数为6 537人,而到2000年时则上升为10 940人。北京市也同样如此,2003年北京市文化素质指数和科技素质指数分别较2000年提高了1.7点和1.5点。2003年,北京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9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52%。可以说,这些年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明显提高与我们坚定不移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出生人口及用于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减少,使得每个家庭和国家有可能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经费,也使得每个人有了更多的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高素质的人口是国家的宝贵人力资源和重要财富,低素质的人口则往往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包袱,只有不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将人口资源潜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才能使我国成为人才大国,科技大国,经济强国。

4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为我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

人口、资源、环境是社会存在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有一个平衡问题,要保持这种平衡,一方面需要对人口的再生产进行有计划地调节,使人口的数量与拥有的资源和生存的环境处在一种最佳结合状态;另一方面则需要我们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并注意保护我们赖于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力。

建国以来,我国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数量过多,再加上不注意保护环境和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已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仅以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为例,我国虽然国土面积较大,但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加之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和工业、交通、住房用地的不断扩大,使人均耕地不断锐减,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量已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我国的水资源同样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的高速进程而日益紧缺,目前我国人均拥有的水资源也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假如我们不实行计划生育从而少生3亿多人口的话,我国面临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短缺的形势将更为严峻。与此相应,粮食资源也是如此,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已由1970年的293.24公斤提高到了1997年的401.74公斤,若不实行计划生育,粮食产量的增长会因为赶不上人口数量的增长,将不可能满足我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生产对粮食的需求6。

此外,实行计划生育还有效地减轻了对环境的压力和环境恶化的程度。由于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和活动的载体,在人对待环境的态度既定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越多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和破坏就越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减缓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也相应地保护了环境。

五、计划生育国策实施所带来的问题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在我国实施时间比较长和涉及范围特别广的基本国策,我们在看到了它的巨大成就和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很好地对其所带来的相关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些问题主要有:

1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对新生代男女性别平衡造成一定影响。6姚宗桥.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和表现形式[J].中国人口科学, 2003,(5): 72~78.计划生育国策实施后,由于生育子女的数量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夫妻受传统观念影响和基于养儿防老的现实原因,都希望生育男孩,农村地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为了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有的妇女在怀孕期间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到医院做胎儿性别检查,一旦检查发现所怀为女胎,立即采取引产等手段中止妊娠。有的家庭,当发现生下的是女婴时,竟狠心遗弃甚至残害。这些人为干预因素的出现,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状态下出生的男女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的状况。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全国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16.86,而按照国际上长期的观察,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般在103至107之间,若出生婴儿性别比长期偏高,必然会造成婚姻年龄段男女两性人口的比例失调,并促使男性婚姻竞争加剧,甚至导致拐卖妇女、家庭不稳定等一系列现象的发生,也将危害社会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对此,政府应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明令限制或禁止胎儿性别检查行为,对残害女婴的不法现象进行坚决打击。

2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给社会带来的养老问题。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一方面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这是计划生育的积极成果;但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的是我国人口正逐渐老龄化,我国已提前进入老龄社会。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据《中国人口》杂志的专家们测算,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在1999年2月20日已悄然越过占人口10%的标准线,到200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8.46%。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养老问题,在我国经济尚欠发达的条件下就进入了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使得社会供养矛盾特别突出。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前,那些没有退休金作为养老保障的老人,其养老问题多由子女解决,由于生育子女多,分摊给每位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相对也就轻。可如今,因为子女少,家庭承担赡养老人的压力就相对大,尤其是农村的纯女户,按照传统风俗女儿出嫁后可以不承担父母的养老,这就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养老保障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妥善解决。

3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引发独生子女教育难等家庭、社会问题。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普遍实行较为严格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许多家庭,尤其是在城市,大多数夫妇确实是响应国家号召只生育了一个子女。由于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孩子往往就成了一个家庭的小皇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父母等长辈亲人自觉不自觉地溺爱,极易滋长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自私任性的个性;同时,因为今天的多数青少年从小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缺乏家庭小伙伴的环境中,这对孩子从小的交流、交往及身心的健康成长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以致今天的家长们对自己的独生子女教育普遍都感到头痛,“独生子女教育难”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六、小结

综上所述,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不仅利国利民,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失误都有两面性,我们应抓住主要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不可避免的会给社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为此而否定它。针对中国目前及以后的发展状况,我们现阶段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能放松。针对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而带来的相关问题,我们既要认真分析、总结,积极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人口问题上还只能继续实行一种比较严格的控制生育政策。因为尽管目前我国的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但我国的人口总量在未来50年预计还要增加3个亿,而只有继续保持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到21世纪中叶,我 6 国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大约16亿后才有望逐渐下降7。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基本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才能达到。参考文献:

宋朝也有生育政策 篇3

为保障贫困家庭生育,从宋高宗时期开始发放生育补贴。绍兴八年,高宗下令,禁止贫民不养娃,家贫无力抚养娃儿的,政府给钱!贫困程度也有标准,不是谁都有资格领取养娃补贴。政府规定,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民,每养一个孩子领取“免役宽剩钱”4000,也就是4贯钱。

有学者测算,宋朝一贯钱约等于今天300元人民币,乡村五等户财产则大约1.2万元,坊郭七等户更少,四五千元而已。每户每胎补贴4贯,大约1200元,数额不大。相对于漫长的育儿生涯,这点补贴确实只是鼓励性的。但古代贫困人口基数较大,生育力较旺盛,对于地方财政是笔沉重的负担。

在发放生育补贴的基础上,绍兴十一年,宋高宗准许免除孕妇丈夫一年徭役。绍兴十三年,又下诏蠲免生育之家的丁税。绍兴十五年,生育补贴不再直接发放现金,而是改为由常平仓、义仓联合发粮。宋孝宗乾道五年之后,又改为同时发送钱米,每生育一个给一硕(石)米、一贯钱。

由于地方财政资金紧缺,为补不足,南宋部分地方官司和土大夫成立“举子仓”或“举子钱库”,类似今天的公益基金会。“举子仓”的资金来源如下:一为没官司田产的租息;二为常平仓的拨款;三为民间富人的捐献。赈济标准通常是贫困产妇每产一胎,给米一石。

因“举子仓”主要靠地方士绅的捐助,故“举子仓”主持者多为地方士绅,地方政府一般只担负监管责任。也就是说,收支、监管两条线管理。如荆湖南路桂阳军的“举子仓”,由桂阳军委派一员司法官、下属各县委派县丞或主簿,分别担任整个军、县“举子仓”的监管官。同时,州郡政府与各乡“举子仓”,又分别聘请一位居乡士绅任收支官,负责仓粮的收存与发放;州郡政府与县政府再分别聘请两名士绅任附籍官,负责审核和批准居民生育资助的申请与登记。有孕之家,胎儿5个月后,可到附籍官那里登记,申请补助;孩子出生后,便可以拿着登记凭证到收支官那里领米。

宋朝通过政府财政和公益基金的双重努力,将国家与社会力量集中整合,减轻了贫民生育的负担。这种社会抚养模式,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生育政策 篇4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我国的基本国策,在过去施行的这40多年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解了我国人口基数增长过快的压力。但伴随着长期生育水平的下降,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青壮年劳动力短缺、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等问题都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在坚持原有计划生育国策的基础上,施行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单独二孩”的政策一经推出,就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生育政策的巨大调整势必会在未来一定时间内缓解我国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延缓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单独二孩”甚至“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都是我国近年来乃至未来几十年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一家只生一个好”到“二孩”政策的逐渐普及,势必会对我国人口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影响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1、二孩的生育及抚养成本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近些年来,生育和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许多年轻的父母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此他们从孩子一出生就给孩子买最好的奶粉,穿最好的衣服,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学习各种才艺,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一系列的花费都让这些80后的年轻父母感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为此,即使国家赋予了单独家庭生育二胎的权利,养育一个孩子的巨大开销也使得他们不敢盲目地选择生育二胎。

2、来自家庭和长辈的压力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都感受到了家庭养老所带来的压力。因此,许多家庭的长辈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生育两个孩子,这样不仅能够缓解家庭养老的压力,还能减少失独家庭的出现。特别是第一胎生了女孩的家庭,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一直存在,家里的长辈尤其是男方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再生育二胎。所以,有些80后的夫妻即使不想生育二胎,迫于来自家庭的压力也不得不生。

3、文化程度的影响

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倾向于较低的生育率。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受教育年限就越相对较长,因而晚婚晚育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甚至出现了许多“丁克家庭”。这部分人群为了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维系夫妻感情的甜蜜,选择了一辈子都不生育孩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单独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三、“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态势

当前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正呈现出不断加重的态势。“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新生儿的出生数量和比率,增加年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可以适当地延缓老龄化社会的进程。

2、有利于提高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孕龄妇女的生育率持续走低,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未来10年我国人口可能会出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因此,“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我国人口的出生率,缓解因为人口增长率低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除此之外,计划生育制度下人们受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会出现偏好生育男孩的现象,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而“单独二孩”政策的出现给予了人们更大的生育和选择的空间。

3、有利于缓解家庭养老的压力

“4-2-1”模式的家庭结构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时代下所遗留下来的产物。同为独生子女的夫妻二人要同时赡养四位老人,这无疑给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其中还包含许多失独家庭和空巢老人。二孩政策的放开可以让子女之间共同分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减缓家庭养老的压力。

四、“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实际生育二胎的单独家庭远远低于预期

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在我国的1100万对单独夫妻中,仅有不到70万对选择了生育二孩,这个比例仅占单独家庭总数的6%。单独二孩申请的遇冷与当前养育一个孩子的巨额成本费用不无关系。

2、造成生育机会不平等的现象

许多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即使有着强烈的生育意愿,也因为不符合国家规定而无法生育二胎,这就对这部分非独生子女家庭造成了生育机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有一部分70后的单独家庭,即使符合国家生育二胎的条件,也因为自身的年龄原因而无法生育二胎,这也造成了生育机会的不平等。

3、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女性因为生理方面的原因,本身就是弱势群体,许多用人单位因为女性需要有产假而不愿意录用女性。而“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更使得一部分女性因为要生育二胎而无法出去工作。

五、推进和完善“单独二孩”政策

1、政府为生育二胎的家庭制定奖励制度并提供政策性优惠和补贴

生育和养育二孩会让许多普通的家庭增加不小的经济压力。为此,国家应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单独家庭生育二胎,并为生育二孩的单独家庭提供政策性的优惠和资金补贴,制定奖励制度,让更多的单独家庭能够生的起养得起二胎。

2、明确生育间隔年限,防止出现生育堆积现象

在我国施行了40多年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二孩的扎堆出生有可能会导致生育堆积现象的出现,致使新生儿人口的突然剧增。为此,国家应出台相应的应对措施,规定明确的生育间隔年限,让人口的出生率平稳而有效的增长。

六、结语

在“单独二孩”政策施行的近两年时间里,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和人口结构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这一政策的施行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为我国未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推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榜样作用。

参考文献

[1]乔晓春.“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什么——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中的一些发现[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4(3).

[2]马小红.趋同的城乡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启示——基于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1(6).

[3]周长洪.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人口与经济,2005(2).

[4]徐映梅,瞿凌云.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鄂州、黄石、仙桃市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1(2).

生育政策 篇5

《条例》,14、15、16、17、18条,在具体应用中要准确把握相关定义的界定和一些特殊情形的处理。

(一)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界定

《条例》中所称的“农村居民”,是指户口在村民委员会,自已或者父母承包了责任田土的居民,其他居民是城镇居民。以下三种情形视为城镇居民:

1、户口在村民委员会,自已或者父母承包了责任田土的居民,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的正式工作人员;

2、户口在村民委员会,自已或者父母承包了责任田土的居民,在企业连续工作三年以上,享受了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待遇的;

3、户口在村民委员会,自已或者父母承包了责任田土的居民,在城镇购买住房连续居住三年以上,但未把户口迁入居委会的。

(二)“子女”的界定

《条例》中所称的子女包括亲生子女(含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继父(母)是否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抚养关系的认定标准:

1、继父或继母有愿意抚养继子女的意思表示,并长期共同生活,继父或继母负担了继子女生活费、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

2、已独立生活的成年继子女对继父母承担了主要赡养义务。

(三)跨省婚姻生育政策的适用

原则上按女方户籍地的生育政策执行,生育证由女方户籍地计生部门发放;女方把户口迁往男方户籍地,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选择适用我省和外省的《条例》关于生育政策的规定。

(四)涉外和涉港澳公民生育政策

中国内地居民和外国人、港澳台居民结婚后在内地生育的,执行中国内地居民一方户口所在地有关生育政策的规定。外国人、港澳台居民一方结婚前已有的子女以及内地居民与其结婚后生育的子女,在不内地定居的,不计算该子女数。

中国内地居民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结婚后,符合法定生育条件,要求在内生育的,须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状况证明和生育状况证明,由内地居民一方按其户口所在地有关计划生育的法规和规定办理有关生育手续。

中国内地居民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结婚后,符合规定的生育条件,但未办理有关生育手续而生育子女的,补办手续后免予处理;未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补办结婚登记的有关生育手续后减轻或者免予处理。

(五)留学生的生育政策

1、出国留学生的中国内地居民(经下简称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应自觉遵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有关的法律法规。

2、夫妻双方在国处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不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国处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

3、留学人员在国外生育的子女不回中国内地定居的,在执行国家有关生育政策的规定时,不计算该子女数。

4、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不纳入中国内地各级各部门和有关单位人口计生工作考核。

(六)被拐卖妇女获救后的生育问题

1、被拐卖妇女在买入地被迫生育一个孩子,经解救回原籍后,与无子女或者有一个子女的男子结婚,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2、被拐卖妇女在买入地被迫生育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被解救回原籍,与无子女的男子结婚,如果经政府部门调解程序,司法机关法律程序仍无法取得对孩子的监护权,可以批准其再生育一个子女。

(七)“农转非”和“非转农”居民的生育政策适用

城镇居民由政府统一安排转为城镇居民的,自转为城镇居民之日起三年内,适用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农村居民自行转为城镇居民的,已经领取生育证并怀孕的,生育证继续有效,未怀孕的,自转为城镇居民之日起,执行城镇居民的生育政策。

(八)原为农村居民的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生育政策的适用

原为农村居民的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自退伍、毕业之日起三年内将户口迁回农村,符合《条例》应用解释对农村居民界定条件的,可以选用《条例》关于农村居民再生育条件的规定。但将户口、档案放在人才交流市场的,不适用《条例》关于农村

居民再生育条件的规定。

(九)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适用

少数民族居民非婚嫁将户口从非少数民族地区迁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不适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育政策,但因在修建水库导致的由政府组织从非少数民族地区迁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移民,适用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

中国生育政策改还是不改? 篇6

2009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35亿人,比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多1.6亿,比2008年增加67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0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近7个千分点,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含中国,下同)平均水平(17%)近12个千分点,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2.0%)3个千分点。从生育水平看,2008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47,低于2009年世界总和生育率平均水平(2.6)近1.1,甚至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7)近0.2。

从城乡看,我国城镇人口为6.22亿人,农村人口7.13亿人;从年龄看,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18.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14.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1.13亿人,老龄化水平达到8.5%,与世界平均水平(8.0N)基本持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3.5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7.5个百分点。

因此,我国现行人口的特点是基数大、生育率低、增速趋缓;城市化速度加快,老龄化程度加深,结构性矛盾显现。

生育政簸:稳还是调?

自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数量控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年轻劳动力短缺问题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问题日益显现,与控制人口的目标不可兼得。中国人口正处在又一个十字路口,现行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综观学界及社会各界对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生育政策应该放宽;另一种是要维持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不变。为什么专家学者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理由究竟是什么?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学术界、社会各界以及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的分歧,不仅仅来自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不同构想。

主张放开生育政策的一方,认为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生育率在1.3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为1.2,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1.5,位于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其主要支撑理由有三:一是担心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导致未来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养老负担不堪重负,力图通过放宽或放开二胎来保持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缓解未来养老负担的压力;二是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力图通过放宽二胎来降低出生性别比;三是担心生育率降到低水平后很难回升,力图通过放宽或放开二胎来防止未来生育率过低且难以回升的局面。

主张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方,是建立在假定目前的生育水平为1.8~2.0的前提下,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因此,中国人口问题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根本问题是总量问题,是人口过多和劳动力大量潜在过剩问题。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正在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并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尽快赶上欧美日韩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生育政策不调:维稳还是从紧?

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占据着全球人口20%左右的份额,同时每年还在继续净增出一个世界上中等国家的人口;我们所面临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挑战依旧严峻。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因此,维持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必要的。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建议实行“先控后减的新人口政策”,其中第三条认为,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则应坚持不懈地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政策。

针对学者用放宽生育政策,鼓励生育的方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邬沧萍认为:“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

微调: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实施?

(一)生育政策调整应一步到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认为,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不是一刀切,也不是“一胎化”。各地方的生育政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微调,不断完善。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认为,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它已成功防止了人口增长过快,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起应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指出,计划生育弊端凸显,‘生育政策调整异常紧迫、刻不容缓,他主张从2010年起逐步推行“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的新政策。

因此,有学者建议,“今年是‘一胎化’30周年,是结束。‘胎化’的最好时机。如果错过了今年这个时机,人口政策改革又不知会拖多久。

(二)生育政策调整应分步实施,先单独、后普二,平衡过渡

世行副行长林毅夫认为,为避免老龄化给社会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应该重新评估现行的人口政策,可以考虑在人口生育数量的控制上宽松点,计划生育以提供咨询和帮助为主,提倡晚婚晚育,生育数量逐步达到遵从自愿的原则。

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田雪原认为:第一,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步现在即可实施。第二,在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也可以开始实施;城镇可暂缓几年,2010年以后组织实施为宜。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为了达到这种政策调整目标,有两种实现路径或者说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步到位”方案和“逐步到位”方案。“生育政策调整宜采用”小步慢行、平稳过渡“方式”,有学者以为,任何政策调整都不宜过急、幅度不宜过大,以免损害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在未来的10~15年间,普遍实行“单独家庭可以生育2胎”政策,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是一种比较合适的过渡性生育政策微调方案。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从一开始就明确是“一代人的政策”,这就意味着这条政策不可能永远不变,“改革终究是要改的,只不过实行了近30年的政策,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中国人的制度创新能力非常强,应该会有很多的创新办法出来,类似双独、单独,渐进式的调整就靠这些台阶逐步完成”。

也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实生育水平,我们更要实时地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此外,有个别学者坚决反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主张立即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甚至撤销人口计生委,恢复生育的自然状态。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争论的分析 篇7

关键词:计划生育,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权

自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 我国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同时也由于人口问题, 使得我国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困境。出生率过低, 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人口结构失衡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事实是无可争议的, 问题的存在一旦被感知, 肯定要加以解决。那么在对问题的构建中, 最终得出一个元问题, 即计划生育是否符合国情, 我们是坚持还是修改政策。

一、两种不同的观点

学界关于计划生育是应该持续或者进行改革的辩论早就已经开始, 现在依然继续着, 并且有更多的民众也参与了进来。从大的分类上, 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以胡鞍钢为代表, 这位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主张将生育多少子女的权利还给人民, 以“人权”为中心, 即生育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第二种种观点。这种观点以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为代表, 认为我国暂时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 并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 即严格的“一胎化”政策。

二、两种观点的论据分析

政策建议的标准是根据用来支持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具体决策标准来考察几种理性选择。下面我将用政策建议的五个标准对这两种不同观点的论据进行分析。

(1) 效益。反对方认为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 计划生育已经不适应了, 因为中国的在变化发展, 另外中国的各种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在1980年前, 中国现代化的一大限制因素是过多人口, 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在提高, 这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最佳的时期。支持方认为目前人口形势依然严峻, 提出需继续坚持较为严格的计生政策, 使总人口较先控制然后减少, 提高人口素质, 加紧赶上欧美的人均国力、人均GDP和人均生活水平。

(2) 效率。反对方认为没有超过十年的政策, 一般我们国家的公共政策的周期是七到八年, 而且都是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客观来说, 这期间没有改变的就是这计生政策。从公共政策视角来看, 它已经不适应了, 因为中国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且中国发展的程度也在变化。计生政策属于公共政策, 它确实需要进行政策辩论。支持方主张恢复生育二胎政策, 用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他们认为计生政策是不可取, 因为它不利于如环境资源、就业、人均生活水平等问题的解决。

(3) 充分性。反对方认为我国人口构成、人力资源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个政策当时被提出时, 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4年, 到2010年达到9年以上, 翻了一倍多。因此, 就不能简单地去看人口基数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 人力资本提高是个财富, 消费财富, 然后有消费市场, 又是一个发展的动力。所以, 公共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 适当地进行调整。支持方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然严重过剩, 如果人口数量没有的绝对降低, 中国无法从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等方面追上发达国家。他们还主张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 并且提出两个百年人口目标, 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4) 公正性。反对方认为“随着生产与科技的发展, 现在的资源已足够承受人口政策的调整了。”目前的问题是, 进入21世纪后, 中国社会将面临的挑战是“加速的老龄化”和“加速的少子化”, 第一代的人口政策是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 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实际情况了。支持方始终坚持一胎政策是不能放开的。中国人口基数很大, 如果放开, 环境和资源都承受不起。只拿老龄化的问题要求放开生育政策, 没有考虑到环境、资源、经济的综合因素。

(5) 适当性。指一项计划的目标的价值和支持这些目标的前提是否站得住脚。这是考察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压力的缓解是否能有直接的联系。反对方认为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统筹的人口治理观, 必须突出一个中心, 就是以“人权”为中心, 而不是以“人数”为中心, 即生育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还要考虑到人口限制增长后产生的一系列的风险问题。支持方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不一定会像有些人所担心的, 最终将会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 “一胎化”生育政策与家庭负担加大、人口加速老化并没有必然联系, “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也有可能会出现宏观未能控制人口、微观也未能减轻家庭负担的后果。

三、争论后的思考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没有谁对谁错, 双方不一致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目标上。支持方主要是用数据预测的方式展示人口与资源冲突的程度作为论据来进行说明他的观点, 目的是要达到人口与资源的平衡。反对方主要是用描述性的方式以社会现象作为事实论据, 目的是想要规避风险, 让人口结构达到平衡。而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威廉.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第二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1]威廉.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第二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7[2]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7

论我国生育政策的变迁与发展 篇8

一、我国生育政策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1978年之前我国的生育政策虽未写入《宪法》,这段时期内,“人多力量大”的观念深入人心,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口参与社会建设之中,同时较为紧张的国际环境和“打大仗”的判断,我国的人口政策实际是鼓励生育的。1962—1965年期间,我国人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而此时的经济因严重受挫处于逐渐恢复时期,人口的过快增长给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严重影响,此时控制人口增长开始了从无计划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政府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1966—1977年期间,我国开始处于人口持续快速增长时期,平均每年净增人口2 000万人以上,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人口非控制不行。”[2]1973年,周恩来总理又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的论述[3]。控制人口增长势在必行,在城乡开始了大规模的推广控制人口增长活动。这一时期的生育政策仍然是行政性手段,体现出了较强的放纵性和随意性,并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得以体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正式出现在法律条文当中,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逐渐由政策指令的模式发展成为法律规范的模式。由于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与农村劳动生产实际情况以及农民自身生育意愿严重脱节,政策的落实阻力重重。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在农村地区可以适当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这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立和实施。随后,全国各地开始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此后计划生育地方性行政法规体系和生育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政策规定法律化,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随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依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对本省(区、市)的地方性行政法规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至此,以宪法为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主干、有关行政法规、地方性行政法规以及规章为配套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体系已经基本构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系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体系,生育政策随之逐步规范和完善[2]。

计划生育政策是在我国人口出生率较高、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形势下制定的,1978—2012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期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时期,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的转型。这种转变不仅提高了我国整个社会生产力的生产类型,也普遍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我国生育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评价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发展情况的变化,严格控制生育的一胎化政策弊端日显,若不及时调整将会引发新的人口危机,对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此我国生育政策先后进行了两次重要的调整,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12月21—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自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施行“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这是我国生育政策的重要改革。

(一)“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有利于提升公民的生育权

我国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生育权”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和法学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也是长期国际社会与国内理论研究的“碰撞点”。从公民权领域来看,不可否认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但当公民个人的权利与国家发展的权利不能同时兼顾时,“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前国情下,我国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人口形势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处于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与国家发展趋向一致,二者可以兼顾,赋予了公民更多决定生育子女人数、生育间隔的自由,提升了公民的基本生育人权。这体现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对公民私权的尊重,更体现了我国生育政策以人为本的人口观念。随着我国人口转型过程不断完成,在未来生育政策中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也并非不可期待。

(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有利于缓解我国劳动力供给不足

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我国处于长期的低生育率水平,从而造成了劳动人口的亏损。“人口亏损”是指在既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约束和导引下产生的“年轻人口锐减”“女性人口缺失”和“人口关系断裂”等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持续现象。据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同上年相比减少了345万,突破刘易斯拐点,并在未来十几年内劳动人口会持续减少[4]。劳动人口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保障,劳动人口的减少势必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红利”的弱化乃至逐步消失,对我国社会长远发展会造成严重影响。此时此刻,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可谓“亡羊补牢”为时尚不晚矣。由于人口再生产的特性决定,“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全面贯彻落实之后,有利于弥补未来我国劳动人口数量短缺状况。

(三)“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有利于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血缘文化占主导地位养成了中国安土重迁和重男轻女的品性,“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等生育观念深入民心。在一胎化生育政策下,对男丁的性别偏好这种文化观念导致三十年来我国婴儿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2010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8,远远高于正常性别比范围。长达三十年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由于女胎因为性别偏好和生育政策的限制而被人工选择引产流产造成的。经过三十年,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不良后果已暴露无遗,目前社会上剩下大量的适婚年龄的“男性”人口,尤其是在欠发达、贫困地区,大量的男性可婚人口过剩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的实现,更多的生育机会也使得出生人为性别选择行为降低,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趋向平衡状态。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二胎政策除了少数地区之外确实对高性别比有减缓作用[5]。

(四)“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有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目前,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经进入老年阶段,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实施加速了我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状态导致目前老年人口空巢化状态严重,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我国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在社会化养老制度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导致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难以实现,养老问题凸显。我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状态,“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将来我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首先,从家庭微观层面来讲,我国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备先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滞后于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没有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情况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养老的重要方式。子女数量是影响家庭养老实现的重要因素,“全面二孩”政策通过增加子女数量,可以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问题,为老年人家庭养老提供更多的保障。从社会宏观层面来讲,人口老龄化程度高表明社会抚养比加重,老年人口养老资源需要年轻人创造,失能老年人的日常照料更需要年轻人提供。因此,妥善解决养老问题必须在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之间建立一个供给平衡,构建人口资本储备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素。“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以有效提高生育率,增加年轻人口的数量供给,满足未来老年人口养老的需求。

三、未来生育政策的发展

在“单独”二胎放开的有限时间内,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其对于人口结构改善,预防人口缩减作用非常有限,有研究预测即便是在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下对于完成人口更替也有差距[6],独生子女二胎生育意愿与非独生子女生育二胎无显著差异[7],之间只有近期全面实施二胎生育才能有效避免人口负增长[8]。以上研究对于国家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出台影响显然是积极促进的———人口问题作为影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每个政府都需要妥善处理、谨慎对待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全面二胎政策的未来发展分析

在中国向法制化国家转型的背景下,我国的生育政策也朝着法制化、科学化的目标不断演化,成功演化成为了一个“政策—法律”综合体。实践表明,生育政策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生育工作也逐渐与相关的各项法律规定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均衡互补的共同体[9]。政策的实现不仅是需要政策的出台,更需要政策的落实。然而,普遍二胎的政策能不能最终达到政策制定的效果,其最终实现受制于其他很多因素的制约。

人口问题在新时期下已经不单单是人口数量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生态等各方面领域息息相关。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二胎生育意愿普遍偏低是遇到的一个问题,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意愿要明显低于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并且经济因素是制约普遍二孩的最主要因素之一[10]。“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制定表明,如果人口政策在新时期下不做出任何改变,势必将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改变也是有成本的,如何将政策调整到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达到经济学里面所说的帕累托状态才是我们要探讨的最重要的课题。毫无疑问,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大方向应该是放宽,这一点是被广大的人口学专家所认可的[11]。

(二)“全面二孩”对生育政策落实提出新要求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之前,我国率先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事实表明,社会中生育文化、生育观念已经先于生育政策发生了改变。要充分实现“全面二孩”的效能,就必须对生育政策加强全面的多方位的建设,这对生育政策落实提出了新的考验。生育行为只是人口再生产的起始阶段,必须要配套完善卫生、教育等相关公共政策,实现卫生、社区等配套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化,才能保证人口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如何为生育提供服务配套建设,让有条件实现“全面二孩”生育的个人和家庭可以做到愿生优生,能够得到妥善的二孩生育保障,是生育政策落实的又一课题。最后,加强生育福利政策的改革。“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落实,对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产生直接的影响。国家需要提供强有力的生育福利政策,减轻生育对于女性造成的压力,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这样才能强化二孩生育的动力,有助于“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落实。

(三)依托法治开创计生工作新局面

目前我国的生育政策已上升至法律层面,更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影响更为深远,内容也更加丰富。生育国策强调调控人口数量,更强调要保持和国民经济增长相协调的有计划、有调控的人口适度增长。生育政策从法律层面的种种规定,都为社会实现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打下了基础。

实现“中国梦”,便是实现自身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一复兴需要一个充满法治正义与和谐民主的社会体系作为发展基础。为此,合理运用法律,改善行政手段,提高全体公民依据法律规定办事的自觉性和意识,是认真贯彻执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重要基础,意义重大。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事,过去的成果已经说明我们有能力做到这天下第一难事。但未来,如何做好、管好这“天下第一难事”,必须要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相结合,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取得长远效果。

发展往往与改革密不可分,想要促进和巩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在新时期下的发展成果,便要改革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充分发挥各种学会、协会的积极作用,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同时,要克服知难而退式的不良作风,发扬迎难而上的“钉子精神”,消除工作之中因为成绩自满自足的消极影响。为了实现开拓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新局面的这一目标,我们要树立全局观,用联系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从宏观上来看,一方面要认真学习中央对计生工作的各项规定与法律政策,另一方面要深刻分析我国发展新常态时期对人口工作的新要求,时刻注意转换转变工作模式;从微观上来看,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创新,把握时代的脉搏,将其与当前的大数据技术结合起来,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具备时代的特性。同时,还要注重发挥群众效应,为计生工作培养起广大的群众基础。此外,注意加强队伍建设、政策投入和经费支持,给计生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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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爱华.浅议计划生育从“国策”到“国法”的历史转变[J].法制与社会,2015,(13):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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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匡时.“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J].人口学刊,2015,(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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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湛中乐,苏宇.计划生育制度变革与法治化[J].清华法学,2010,(2):84-98.

[10]李琳,崔元起,等.上海市在婚户籍人口二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生殖与避孕,2014,(11):914-919.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引发的问题研究 篇9

一、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背景及实施效果

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中国人口控制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首先,来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背景及主要内容进行回顾。

1. 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现实背景及主要内容。

建国之初,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引起了第一次出生高峰,三年自然灾害以后,中国的人口经历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期。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次出生高峰的出现,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促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1971年,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1980年,面对接近10亿的人口数量,中央发布了著名的“9·25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此,中国开始全面推行“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鉴于“一孩化”政策在农村实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对“一胎化”政策进行调整,而后逐步形成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即除对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藏族农牧民没有限制生育数量的要求外,在城镇地区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大多数地区“一孩半”政策,对少数民族及其他一些特殊情况实行更宽松的生育政策。

2.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自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迅速下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少生了4亿多人,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从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较低自然增长率到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为世界人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三是提高了人口素质,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四是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四十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1]。

当然,计划生育政策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出生性别比偏高、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以及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等等,接下来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

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产生的问题及负面影响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缓解了人口膨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进步都有它的两面性。我们在肯定其对解决人口问题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男女比例失调,即性别比失衡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比较显著的问题之一。性别比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下页图1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120.56。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可见,中国的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在中国,发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复杂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主任原新认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重要原因。是的,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束缚,“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在人们尤其是农民的心中根深蒂固,随之产生的对女孩的关注程度不够,女孩的生长环境差,女婴的死亡率居高不下等危及女孩的生存权,危害女孩健康成长的问题使得中国性别比持续偏高。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是产生“剩男”。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会出现大约3 000万“光棍”。而这3 000万的剩男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挤压”现象。性别比失调不利于家庭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稳固,不利于社会稳定。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不稳定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单身族的壮大,必将带来性犯罪、拐卖妇女等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影响社会安定。此外,性别比失调必然导致非婚生育、婚外生育和重新组合家庭中的超孕、超生,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进一步威胁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2. 人口素质下降。

人口素质,又称人口质量,是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人口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但还是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学所讲的人口素质,是指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本文所讲的人口素质下降主要是指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素质的下降。

实施计划生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有效控制人口数量,但是它却给人口质量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对人口质量的危害表现在素质下降问题上。由生物学可知,头胎可能会由于母体自身机能的不完善和不适应造成生理上的缺陷,同时,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食品中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均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还有就是现行生育政策允许素质落后的农村生二胎,在遗传学上不利于优良基因的遗传,从而相对降低了人口素质。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陷入困惑,教育的缺位和教育方式不科学造成的独生子女素质的下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样家中就只有一个孩子,长辈对他必然疼爱有加,以至于达到溺爱的程度。这种特殊的生长环境极容易造成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形成自私、自利、任性等不良心理特征。再次,计划生育可能导致独生子女性格扭曲。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得社会中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当独生子女走出家庭进入学校和社会面对竞争时,那种作为“唯一”的优越感将不复存在,竞争中的挫败感加上父母的期望会在无形之中给独生子女的成长带来压力,长久的压抑会导致独生子女性格扭曲,从而变得自负、孤僻、不合群甚至会做出犯罪等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

3. 加速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一般认为,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时就属于老年型人口。根据这一标准,中国2000年左右就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六普”初步汇总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人口老龄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的增度可以加快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国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生育率水平的下降速度,加速了人口老化,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据曾毅对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下中国劳动力快速萎缩与人口老化加剧的预测与分析,“若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7%快速上升到2050年的27.8%;最需要照顾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1%上升到2050年的9.1%,是2000年的9倍多”[3]。我们都知道,若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增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增加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他指出,“若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劳动力资源从2030年9.59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77亿,减少了19%,每年减少近1 000万,每十年减少近1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减少的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更糟糕的是,青壮年劳动力快速萎缩的同时,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现象将十分严重:55~64岁接近老年劳动者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00年的10.1%迅速攀升至2020年的17.1%,到2050年将达到26.7%,这将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4]

是的,随着计划生育的深入,它必将加剧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结构的转变影响劳动力的供给,青壮年劳动力的萎缩和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都将威胁着中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次,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和赡养结构,使中国大多数家庭的结构和赡养结构呈“4-2-1”型,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家庭结构的变化会使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为了提高家庭收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家庭劳动适龄人口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面,这样就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进一步加剧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这样,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老年抚养指数必然上升,财政中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对策建议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有些甚至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不得不引起对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的重视。

1.要有明确的工作思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人为本,推进体制创新,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5]

2.在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加强“男女平等”思想的宣传教育力度,倡导“生男生女一样好”的新型生育观念,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推进两性的公正、平衡发展,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严厉打击技术越轨,加强对违反《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的人员的惩罚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进而达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完善独生子女教育体系,培育独生子女的社会责任感,加深独生子女对社会的认同,提高独生子女的应对各种问题的综合素质。

新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篇10

第一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想准备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没有明确的人生育政策, 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状态, 人口自然增长率1952年达到20‰, 以后的几年有增无减。1955年3月中央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上指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 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 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 (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 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标志着我党由反对节制生育到赞成节制生育思想认识的转变, 第一次把节制生育上升到党的重大政策的高度。

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要提倡节育, 要有计划地生育”。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7月《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影响广泛, 成为当时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行。1962年12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批示, 主要在城市、农村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县不同程度地开展计划生育试点。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行, 计划生育工作被停顿, 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 1966年至1969年这四年间, 年均人口出生率都在34‰以上, 年净增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

第三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形成和全面推行 (“晚、稀、少”生育政策) 。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 1974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和河北省的有关报告中, 肯定了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1978年10月, 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的内涵, 具体提出晚婚为女23周岁, 男25周岁, 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对职工和农民接受节育手术以后的福利待遇问题作出了规定, 要求城市住房和农村口粮、自留地分配等社会经济政策和其他一些规定, 都要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基本形成, 在城乡逐步得到落实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3, 人口出生率由33.43‰降至18.21‰, 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83‰下降到11.87‰, 净增人口由2321万减少到1163万。

第四阶段: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 (“一孩”生育政策) 。1989年9月2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第五阶段:逐步稳定完善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 政府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在“合情合理, 群众拥护, 干部做好工作”的原则指导下, 逐步放宽了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 并完善了各地方的具体计划生育条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2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取得的成就

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实现了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 使中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同时我国人口健康和教育水平也得到了一定提高,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全国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为9.54%, 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经过努力中国人民的总体健康状况也有极大改善, 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均有显著下降, 人均寿命值由解放前的35岁增长到71.4岁;随着人口增长速度减缓, 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迅速上升, 抚养比下降1/3左右, 劳动力资源供给丰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宝贵的“人口红利期”, 人力资源优势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3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3.1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生育的自然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 人口的发展既要避免过高增长, 也要避免负增长。上世纪70年代末人口学家运用略普诺夫稳定性理论, 计算出符合人口自然更替水平的妇女总和生育律的临界值为2.14。目前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 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生育自然更替水平时, 人口增长惯性稳定一定水平后总人口规模增长缓慢, 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 按目前公布的妇女总和生育率1.8及下降趋势, 学者预测2030年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如表1中所示, 五次人口普查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 2008年达到80%左右;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由1953年持续增长, 2008年为8.3%;青少年人口比重却逐年减少, 2008年为19.0%。由此形成的中国人口金字塔的顶部 (老年人口数量及其所占比重) 不断增加中间膨胀, 而底部 (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及其所占比重) 呈现不断收缩的明显态势。

计划生育政策引发的人口问题凸现, 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一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养老问题。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已于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按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使社会供养矛盾突出。实施计划生育前养老问题多是由子女分摊,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使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比例, 从以前的多个子女照顾一对老人变成现在的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位老人, 为子女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同时也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越来越多的养老保障问题需要社会和政府解决。

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第三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男女性别比为108.5, 而2007年上升为120.2, 按此速度发展下去, 据有关专家预测, 2020年我国处于适婚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将多出4000万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这一思想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偏差的存在, 在政策执行中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问题的监管不力, 导致一些家庭为了达到生育男婴的目的, 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到医院做胎儿性别检查, 一旦检查发现所怀女婴, 立即中止妊娠。

我国人口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出生约1500万新生儿, 严重出生缺陷的占1.3%。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医疗卫生水平的落后孕婴死亡率较高。同时农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较低, 全国4.97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1%, 初中程度的占50.38%, 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 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7%;全国文盲、半文盲的90%以上集中在农村。

3.2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设想

任何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稳定的调整。当前适度稳健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很现实的选择,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 提高人口质量为主。

设想一:适度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 逐步放宽生育“二胎”政策。包括, 落实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的政策;调整农村地区现行的“一孩半”政策, 允许农民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这样有效地避免了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带来的人口总量的负增长, 缓解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社会问题。

设想二:第一胎和第二胎之间应有一定时间的生育间隔, 准许生育两个子女, 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尽量拉长两胎间的生育间隔, 减轻家庭抚养孩子的压力的同时也可以避免每胎孩子在成长中的遇到的人口问题带来的影响。

设想三:在稳定人口数量的同时, 还要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国民生活水平, 完善医疗保健制度, 力争使我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达到76岁以上, 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80岁以上。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提高全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

4 强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路径选择

政策宣传方面:加大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 普及计划生育知识。结合“五五”普法, 借助媒体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法制宣传, 深入开展国策、国情、人口形势教育, 让群众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广大的农村地区要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促进计划生育惠民政策深入人心。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主体建设。完善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准入、选拔、培养、交流、退出机制, 加强计生队伍职业化建设。推进计划生育工作从“强制式”到“自愿式”的转变, 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计划生育工作者应摆脱传统思维观念的束缚, 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尽量给予满足, 随着群众的意愿和社会的要求逐步完善, 做到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建立和完善利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政策环境。 (1) 健全计划生育的奖罚政策。一方面, 设立专门账户管理计划生育罚款, 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给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户, 作为奖励;另一方面, 计划生育奖罚的额度标准应该定在能弥补家庭为遵守计划生育而付出的成本上, 这样才能起到奖罚的作用。 (2) 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后盾,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落后的生育观念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 但是在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情况下, 养儿防老、人多力量大就成为农民的选择。农村违法生育现象必然不断涌现, 性别比指标居高不下。立足于现实从长远看,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实施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 (3) 建立稳定增长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各级财政逐年增加投入确保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奖励优惠政策、县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基本建设和队伍建设、计划生育经常性工作、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等经费的落实。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向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投入。积极运用市场机制, 采取建立基金、开发险种等方式, 吸引国内外资金。加强监督检查, 严肃查处在奖励优惠资金发放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使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我们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稳定低生育水平, 提高人口素质, 适时的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解决人口问题, 以适应未来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三十多年的实践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进入新时期我国国情和人口形式发生变化,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本文通过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提出调整设想及强化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演变历程,成就,调整设想,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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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信杰.浅析G市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实效的原因及对策[D].复旦大学.

新加坡调整生育政策的启示 篇11

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建国之初曾出现生育高峰,相关文献显示,高峰时期曾达到平均一名育龄女性生育6个孩子的水平。面对英军撤离后经济失去支撑的困局,新加坡在1966年成立了家庭计划及人口局推动计划生育。起初,新加坡只是鼓励家庭小型化,到1972年还明确提出“两个就够了”的政策,1977年开始提倡晚婚晚育。政府采取了一些待遇区别化的措施,借助经济诱因来推行计生政策,比如,只有生前三个或两个孩子时才享受产假。

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975年降到了2.1的更替生育率水平,提前几年完成了目标。不过,政策调整却并不及时。到了1986年,家庭计划与人口局正式解散,但当时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生育率达10年之久。1987年,“两个就够了”的政策被直接改为“三个或更多”。

对于政策调整滞后的原因,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叶镁盛说,这是一个很有争论的话题。在技术层面,由于人口统计数据往往迟滞,政策制定者要确认生育率的降低是短期的变化还是趋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这需要一些时间。

李光耀后来为当时的政策辩护说,这使得新加坡当时有可能将更多资源投入教育,也减轻了当初的就业压力。不过,他也承认,政府没想到教育水平对于女性生育率有那么大的影响。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后,才确认了变化的趋势。

叶镁盛认为,新加坡的“少子化”,主要是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导致机会成本增加和生育观念改变。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结婚生子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婚育年龄也在推迟。

如今,生育率低下是新加坡面临的严重挑战。作为一个城市国家,这种挑战尤其严峻,只能靠大量吸收移民来补充人口。但是,吸收移民的快慢要考虑社会承受度,是个政治话题。学者认为,生育率很低时,可能要花钱鼓励生育,因为孩子将是维持社会持续更替的“公共产品”。

计划生育调整过程中的政策惯性,显然让新加坡吃了亏。叶镁盛说,人们的生育意愿会随着社会经济状况改变而改变,重要的风险之一是当决策者想让人生的时候却没人生。她建议,中国进行严密的社会学调查,以确认人们的生育意愿,然后根据现实情况对政策及时调整。至于部门利益的处理,新加坡的家庭计划及人口局在1986年解散之后,部分人回到了卫生部。另一项新加坡做得好的地方则在于,决策始终注意透明度,及时公布政策调整的依据。

计划生育政策与工作开展方法研究 篇12

计划生育是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措施, 它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控制人口的政策。特别是1980年9月25日,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以下简称《公开信》) 的发表, 计划生育逐步上升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949年~1961年, 鼓励生育期。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 百废待兴, 急需劳动力, 国家基本上鼓励生育。虽然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节制生育政策, 但没有受到重视, 马寅初也作为反动分子被打倒。

1962~1969年, 限制生育政策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 大力提倡晚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在部分市、县试行。

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 经过逐步发展, 政策明确要求, 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生育间隔3年以上。

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 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

1984年-现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并稳定下来。在农村放宽了生育二胎的条件。并且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制定了本地区的计划生育条例, 实现了区别对待、多元化的生育政策, 并推出了计划生育相关配套政策。

2 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意义

2.1 有效遏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 缓解了发展压力据

专家测算, 计划生育实施30年来, 使我国人口由高出生、高增长变成低出生、低增长, 30年少生了近3.5亿人口, 而我国是个人均资源贫瘠的国家, 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 耕地资源不及世界的1/3, 石油资源不及世界的1/20, 等等。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资源的利用还是粗放型的, 因此人口增速的放缓, 缓解了发展压力,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2 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作为

发展中国家基础条件薄弱, 许多软件硬件条件都不完善, 许多社会保障性制度尚未建立, 急需资金积累, 人口多, 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就突出。可以说计划生育的实施, 降低了我国的人口基数, 不仅有效缓解了我国作为资源小国的发展瓶颈问题, 同时也有避免了这些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

2.3 初步扭转大众的生育观, 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倡议、宣传、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法规手段的强力推进, 有效扭转了我国大众几千年来封建的“多子多福, 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 同时也间接的促进大众观念从重“生育”, 到重“养育”、重“教育“转变, 有力的推进了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婴幼儿营养水平的提高。

2.4 有力的回击了“生育观”的错误观点, 有利于确立

正确的生育文化生育权被许多专家标榜为最基本的人权, 他们认为搞计划生育就是限制人权。其实殊不知, 任何人的人权都不是孤立的, 都与他人、集体、社会息息相关, 世界上没有不受节制的人权。以基本人权为标榜的自由生育权, 挤压的是其他人的生育权、发展权, 危害的是他人、社会和子孙后代。可以说计划生育是一场移风易俗的伟大革命。实行计划生育, 就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文明、科学、进步的生育观念, 就是要求家庭的生儿育女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 让人们懂得人口科学知识和避孕节育, 优生优育的科学知识。

3 当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错误认识

3.1 错误认识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男女性别比

偏高许多专家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严厉指责,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计划生育导致了我国男女性别的严重失调, 他们估计我国男女性别比高达115-118:100, 然而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有力的驳斥了这一观点, 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男女性别比为仅为105.:100。退一万步说, 就算我国男女性别比达到115-118:100, 也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无论是“一胎”政策、“一胎半”政策或者“多胎”政策, 根据生物学原理和概率统计, 男女性别比应该都是1:1。导致我国男女性别比偏离的真正原因是以下三个。一是性别选择, 由于我国“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 特别是在农村希望生男孩的愿望非常强烈, 非法鉴别胎儿性别, 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仍然严重, 是导致我国女性偏少的主因。二是女性的漏报。在超生的家庭, 孩子一般是N女+1男的模式, 为了规避处罚, 这样的家庭一般都故意漏报女孩的数量, 使女孩成为“黑人”, 而男孩子由于承担传宗接代的使命, 一般都有正式户口。三是环境因素的影响, 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 环境污染加剧, 代表男性的Y基因的存活能力明显强于代表女性的X基因, 因此, 导致男婴出生呈上升趋势。这个问题现正逐步引起人口学家的关切。

3.2 错误认识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我国老龄化许

多所谓的人口学家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或者加速了我国老龄化。那么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呢?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是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 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美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逐步走进老龄社会。可以说, 老龄化是全世界性的趋势, 而全世界目前只有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因此计划生育与否与一个国家的老龄化基本没有关系。那么, 导致全球步入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个是平均寿命的延长。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都是平均寿命长的国家, 比如我国, 建国前我国人均寿命不到35岁, 而到现在接近73岁。一个平均寿命短如35岁的国家是永远不会进入老龄社会, 因为还来不及老已经死了。二是老龄化标准已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由于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 许多国家考虑把男性退休年龄调整到62或65岁, 把60岁作为老人的标准已经有点过时。

3.3 错误认识三: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人口红利的

终结这个错误观点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认为人是一种生产者, 不承认人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什么是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 抚养率比较低, 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整个国家的经济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很显然, 人口红利是指人创造的社会价值对于自身所消耗的社会物质的一个阶段。而人在幼年和老年创造价值小于自身消耗价值, 是一个净负值。

事实上人口红利也不一定带来经济的高增长。从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 先后出现“人口红利”, 然而这些国家 (地区) 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最富裕的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 而最穷的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资源存载能力有限, 过多的人口反过来将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不加节制生育, 盲目的扩张人口, 不仅不能带来人口红利, 反而抑制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应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有效控制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 维护和延长了我国人口红利期。

4 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4.1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30多年来, 我国计生委的工

作人员冒各种骂名, 顶各种干扰, 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 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特别是许多所谓的人口学家, 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无端指责, 混淆视听, 迷惑了广大老百姓。特别是提出了“计划生育将使我们亡国灭种”的谬论等等, 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恐慌。虽然, 我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并接近更替水平, 重要原因是育龄妇女婚龄后移, 多胎生育有所减少, 但仍可能反弹, 加上我国近三亿多妇女有生育能力, 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大部分尚未达到要求少育的水平, 巩固计生成果还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而且目前我国正处在第三个出生高峰的顶峰, 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仍然很繁重。因此, 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就是要坚持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不动摇, 进一步加大宣传, 努力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 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严峻性、长期性和重要性。

4.2 查漏补缺、做实做细虽然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

得了重大成就,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管机制, 但是对两类人群的监管仍然存在不小的漏洞。一是流动人口, 一是高收入人群。前者是流动性大, 居住地与户籍管理脱节造成的, 可以通过强化辖地管理, 实行计划生育全国联网管理等方式解决。后者是不少高收入者, 仗着自己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视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 以上交罚款代替管制, 起了很坏的示范效果。特别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一种“有钱有权就可以生”的错觉。对这一部分人应该采用冻结账户、严控收入来源等严厉措施, 震慑挑战法律底线者。

4.3 加快试点, 长远考虑虽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仍

然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法规, 但任何一个政策必定有他的适用期限, 考虑到人口政策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 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看清他的利弊, 特别是人口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因此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大前提下, 也应该选择部分适当的地域实行“两胎制”或“自由生育”试点, 充分认证, 科学摸索, 彻底搞清利弊, 为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积累科学、真实的依据。

4.4 奖罚并举, 优化保障搞好计划生育, 就需要把计

生工作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把计生工作同勤劳致富奔小康结合起来, 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拓宽经济来源, 针对人口老龄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大力发展老龄事业, 发展和完善养老保险体系, 多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 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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