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精选5篇）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 篇1

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史学月刊>>2007年 第08期

作者: 刘保刚, 郑永福,是否有权利意识，是现代公民与传统臣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关于中国近代公民权利意识问题，学界有所论述。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近代之人权觉醒》一文中，就主要讨论了晚清时期人权的觉醒。大陆法学界的学者也有所讨论，夏勇在《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从法学、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近代权利问题有所分析。大陆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对该问题也或多或少论及。本文则在前人基础上，对其演变和特点进行阶段划分和系统考察。

一 权利意识觉醒时期（甲午战前～1899年）

中国近代权利意识觉醒主要得益于西学的输入。严复在《主客平议》一文中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1](p373)事实上，民权、人权概念的提出，都是受西学启发的结果。据学者考证：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1875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2](p9)此说还不敢确定。康有为仿照几何原理编著的《实理公法》（1887年）一书中称：“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3](p333)这应该是较早提到人权概念的，同样也受到西学的启发。虽然在甲午战前，民权、人权都被提到过，但作为一种主张被公开宣扬，并形成一种思潮，是在甲午战后。严复首先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赋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4](p73)

从甲午战前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关于权利的论述，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基于人的价值实现谈论人权。比如谭嗣同说：“大抵全体，竟与一副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1](p386)其二，基于人格平等谈论人权。皮嘉祐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佛氏，立法于泰西。墨子兼爱尚同也，佛法之平等也，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已，而倡为君民一体也，名不同而旨则一也。”[1](p387)其三，基于人道主义谈论人权。比如黄遵宪在阐述妇女缠足的危害时，其中一条就是阐述妇女缠足有违人道。黄遵宪说：“夫讥不亲迎，《春秋》平等之微言；妻之言齐，《礼经》应有之义例。而乃曲附抑阴扶阳之说，只为冶容好色之求。以充服役，则视之如犬马；以供玩好，则饰之如花鸟。既不学以愚其心，更残刑以斲其性，遂使遇强暴则膝行而前，嗟实命则抱足而泣。锁闭在室，呼吁无门；战战在心，拳拳缩足。人权丧失，何义之有？”[5](p530)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权利的论述还仅限于抽象观念。既没有指出权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区分所谓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更没有理论展开。

二 参与意识觉醒时期（1899～1915年）

戊戌政变的发生，阻挡不住思想解放的潮流。特别是随着新的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中国人对权利内涵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基于人格的觉醒认识人权。人格觉醒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之为人的人格觉醒。何启、胡礼垣说：“夫自主之谓，何谓哉？盖以人之一身而言也。人之一身而不能自主，此说也，虽极至下愚之辈，绝无学问之人，亦断断乎不谓其然。”[6](p412)二是公民人格的自觉。公民当然是与奴隶、臣民相对而言。戊戌变法前，国人基本上没有提到过公民的概念。戊戌变法后，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的内涵当然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利意识。邹容在阐述国民人格与奴隶人格的差别时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峙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曰奴隶矣，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7](p357)

2.争取权利的意识。权利不仅是价值上所应必有，而且要努力去争取。梁启超说：“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8](p129)权利的保障，在于人们的争取。“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力而无所厌，天性然也。是故权利之为物，必有甲焉先放弃之，然后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8](p128)要想争取权利，必须放弃圣君贤相的观念。“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入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曰趋于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则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固已久矣。”[8](p132)

3.对权利认识进一步具体化。戊戌维新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是抽象的、整体的，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具体而言，也就是没对权利作出进一步的具体区分。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具体化。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7](p362)这一时期，国人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也作出了区分。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者，为消极自由。“人人有自发达其体力之义务，同时有不使他人妨害吾发达之权利”，为积极自由。[9](p107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女权意识的兴起。戊戌维新时期，对妇女权利的认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主要关注缠足等不良习俗对妇女身体的戕害。这一时期，对女权的认识上升到要求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权的层面。秋瑾在《勉女权歌》中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10](p341)

4.特别强调国民对国事的参与权，尤其是国民对国家的义务。虽然这一时期思想界人人谈论权利，但他们强调的权利更多的是参政公权，而不是个人私权。正如严复所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1](p267)思想界所希望的是，通过对国民参政公权的强调，国民由爱一己之权利，去争取国家之权利。严复说：“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11](p267)这也就是说，参政公权是为了让国民关心国事，了解世界大势，从而培养其爱国之心，为国尽义务。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参政公权而非个人权利成为当时思想界关心的首要问题。邹容说：“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与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12](p100)权利是义务，争权利首先是为国争权利。梁启超说：“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当尽之义务也。”[8](p132)所以说，此时思想界所强调的“权利意识”、“权利思想”，其实是一种义务思想、责任思想。呼唤的是国民挽救危亡的责任心。

三 伦理人权时期（1915～1925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到新文化运动，人们自然想起科学与民主。其实，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先提到的是科学与人权。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青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3] 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明确提出个人人权：“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14] 将这一时期称作伦理人权时期，就在于思想界主要从伦理角度论述人权。

1.国家伦理与个人人权。国家与个人孰轻孰重？国家与个人谁是目的？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即国家是目的。民国建立后，有所谓的民权派与国权派之争，其实是反袁与拥袁之争。双方在对国家权力的认识上并没大的原则差别。当然，随着袁世凯一步步以加强国权为名，走向专制独裁，也有人强调了国民个人权利。章士钊是其代表。章士钊指出，如果不爱护人的权利，人道主义将不复存在。“人民自由权利之尊，宗教民族利益之异，皆置之于不甚爱惜之伦，以为无足轻重之事……治道至此，一如机

盘，轮轴一旋，举凡人道主义所赖以存，民之秉彝所赖守，博爱行谊之风，衡平司直之道，悉为磨洗以去，不可复求。”[15](p172)章士钊还认为，国家、社会公益是一时，个人权利是长久。“为权说者之通病，在昧于一时久远之分。有时抹一小己一阶级之权利，诚不失为社会暂时之益。然若为社会计及久长，求其福祉，则此种权利，将万无蹂躏理。”[15](p17)无疑，章士钊关于权利的论述，在中国权利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位置。但在当时，这种看法尚属空谷幽音。真正将个人权利置于国家权利之上，作为一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接受，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一涵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一文中说：“今吾国之主张国家主义者，多宗数千年前之古义而以损己利国为主。以为苟利于国，虽损其权利以至于零而不惜。推厥旨归，盖以国家为人生之蕲响，人生为国家之凭借。易词言之，即人为国家而生，人生之归宿也，即在国家是也。人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小己对于国家绝无并立之资格，而国家万能主义实为此种思想所酿成。”[16] 要想改变国家万能主义观念，必须首先改变国家伦理观念。高一涵认为，把国家当作人生道德，幸福的归宿，必然造成国权过大，“必损人民之自由以为国家之刍狗”[16]。正确的国家观念应该是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而是保护权利的机构。“国家职务在立于亿兆之间，以裁判其相侵相害之事实，调和其相需相待之机宜。奖励其自由，所以发其自治之动因；保护其人格，所以期其独立之结果；人民求其归宿，必取径于权利之一途。国家惟立于人民之后，持其权力，鼓舞而振起之，以杜其害，以启其机，足矣。”[16]

2.政治伦理与人权。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君师主义。严复曾说：“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矣，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11](p191)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于这种传统的君师主义也作了深刻批判。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一文中，对君师主义的危害作了详细剖析。其危害有三：（1）专制政治的基础。“扩张国家的权力，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凡信仰、感情、思想等事，莫不受国权之拘束；则道德的范围，道德的解释，皆由统治者自定，于是专制的弊端见矣。”[17]（2）贤人政治的基础。“柏拉图以道德为国家的绝对目的，所以柏拉图又尊尚贤人政治。因凡在道德法律混合的国家，其国家的元首，不是教主，即是家长，不然则是„首出庶物‟„天亶聪明‟的伟人……所以被治者之沦灵启智，皆须得治者为之引导。此即贤人政治所以成立之基础，以元首不自信为贤人，则必不敢“揭櫫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也”。[17]（3）政教混合政治的基础。“中古以后，道德属宗教的范围，法律属国家的范围，本有界线。惟元首并法律道德而皆干涉之，则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教主与„元后作民父母‟的皇帝合而为一矣。”[17] 总之，君师主义是极权政治、神权政治的思想沃土，不消除君师主义的思想，人权社会就建不起来。

3.社会伦理与人权。人与人当如何相处？传统伦理的要求是克己无欲，牺牲一己以利他人。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高唱为我主义，个人主义。李亦民在《人生唯一之目的》一文中说：“撒格逊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也。富于独立自尊之心，用能发展民族精神，以臻今日之强盛。我国惩忿窒欲之说，入人最深。凡事涉利己者，皆视为卑卑不足道，必须断绝欲求；济人利物，乃能为世崇仰。不知自我欲求，所以资其生也。设无欲求，则一切活动立时灭绝，岂复有生存之必要。顾欲以人力禁制之，于是日言合群公益者，尽变为涂饰耳目之名词。”[18] 济人利物，只能建立在先有自我的基础上。“如谓人曰汝须爱人，须利人，须爱物，顺利物，为达爱人利人，爱物利物之目的，虽牺牲本身，亦为当然之事，则必决定一前提曰„人也者，为人与物而生者也‟，然后乃有立脚之根据。否则其结论为不可通。盖叩其何以爱与利不在本身而在人物，不能得切当之解答也。人类既无为人为物之天职，则所当为者舍我而外，更有谁哉……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无可为讳……人性之自然，天赋之权利，吾人所当自为主张者也。”[18]

4.家族伦理与人权。关于传统家族伦理对人权的危害，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人批判过。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批判更为猛烈深入。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总结了宗法制度的四大危害：“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幼卑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生产力。”[14] 应该说，其他批判家族伦理的文章，虽言词激烈，但基本上没超出陈独秀的论证范围。

四 法治人权时期（1929～1936年）

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论战的开始。1932年12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拟定宪法。围绕着制宪问题，人权问题又被提起。这一时期围绕着人权论战与制宪问题，国人的权利观念有哪些变化发展，这正是笔者要讨论的问题。

1.厘清人权概念。自从严复在中国介绍西方天赋人权的概念后，一个时期内，人们从没有对天赋人权的内涵作出详细的解释。进入民国后，有人对天赋人权，特别是“天赋”二字提出质疑。严复在《民约评议》一文中，就认为天赋人权不合事实。“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也。”[11](p337)章渊若在《民国日报》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不应该用“人权”，而应改为“民权”。章渊若认为“人之本义，既带天地之性，则人权之上，即不带天赋二字，亦有天赋之精神也”。而天赋人权是过时的理念。他认为把“人民身体、言论种种之自由”，作为“构成人格之要素，为做人之自然权”，“国家目的，只在保障人权”是不对的。[19] 还认为：“国权之所以应限制，国家之所以不得任意侵犯人民之自由，乃因人民之自由，为发展人民智德体优性之所必需；而人民之所以必须发展其智德体优性者，则因社会联立关系之需要，为完成其分工合作的社会使命也。故现代人民之自由，不仅有其消极的限制，复应有其积极的限制。”[19] 这也就是说身体、言论自由等权利不具价值目的，只有工具意义，为了人的积极发展，国家可以进行积极干涉。

对于这些质疑，人权派作出了回答。首先，他们认为人权是人生必需，而非抽象名词。罗隆基说：“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进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目的的必须条件。”[20] 这也就是说，人权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是“抽象的名词，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口头语”，而是切切实实的维持生命、表现自我所必需的条件。其次，他们认为事实与价值不能混为一谈。人权派也并不认为，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人类有过完美自然的社会，那里一切人权都是具备了。但是，人权派坚持“人权先国家法律而存在，意谓先承认了这些人类生活上必须的条件，而后才谈得上国家，谈得上法律”[19]。关于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派认为：“国家……是人的工具；人不是国家的工具。”[19]

2.法治与人权。这一时期，关于人权讨论的显著特点是非常重视法治与人权的关系。人们对法治的认识，除了强调人人守法，特别是当权者更应守法外，更注重的是法律应具的精神：（1）拥护人权的人认为，法律精神应该是保障人权。罗隆基说：“争人权的人，主张法治，逻辑上是对的，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20] 如果离开保障人权而谈法律，那就是法律之治而非法治。罗隆基说：“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21]（2）人权先于法律而存在。丘汉平在《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一文中说：“说人民的权利是宪法所给予的，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要有人权就要有宪法，这是很不通的，很矛盾的，因为人之生存权利是先宪法而存在。”[22] 人们之所以强调人权先于法律存在，有两个考量：一是强调人权的至上价值。因为如果认为人权依赖法律为根据，那么法律既可予之，亦可取之。二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而言。在中国，把人权规定于法律之中，始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无论是《临时约法》或以后制定的约法、宪法，在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中，都有一句话：“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正是这条规定，给统治者以玩弄法律的凭据。所有权利都成了“左手与之，右手取之”。人权拥护者希望的是，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法律是不能干涉的。即使有特殊情况，也应该是只能限制，不能停止或取消。

五 权利理论的深入探讨期（1945～1949年）

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关于权利的讨论趋于沉寂。抗战胜利后，思想界的讨论重新活跃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权利的社会基础，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强调普通人的权益意识，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础。以前思想界探讨权利意识，更注重的是国家权利，或言论、思想自由等。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确，但毕竟与普通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这一时期，思想界更强调普通百姓争取权益的重要。李浩培说：“笔者以为我国的不真正实行法治，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人民自身。权利需要主张，方能确立，需要维护，方能保持。一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可能被他人违法侵害。于此被违法侵害的情形，如权利人能依法保护其权利，以各种合法的手段与违法者相周旋，并寻求适当的救济，则其权利仍有保持的希望，而法律效力亦赖以保持。故权利人的努力卫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实有拥护法治的效果。相反的，如权利人不卫护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则权利人的行为，等于权利的抛弃。如权利人每次被违法侵害权利时，每次予以容忍，则在侵害者与一般人的心理中，将逐渐视违法的侵害为正当，而权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将归于乌有，法律亦将等于具文。故不卫护依法享有的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实毁弃法治。不幸，我国的一般人民，大都有权利而不卫护。”[23] 这也就是说争取权利，争取法治，不但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

2.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自由是指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民主更注重对政治的参与权利。无论自由或民主，都是思想界极力提倡的。但二者关系如何？谁是基础？以往思想界基本上是二者并重，从某种程度而言，或许更重民主，认为民主是自由的保证。这一时期，思想界更重视自由，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邹文海说：“民主政治产生于自由主义之后，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闭塞的社会，迷信的传统，专制的威权，完全是不能生长民主种子的石田……人民从无知无识的奴隶，变成有选举权的公民，还是要经过无数的奋斗和努力的。但是没有自由主义作动力，一切的运动都会归于失败。”[24]

3.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关系。抗战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以苏联为榜样，还是以英美为榜样。其争论的背后，包含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哪个重要。或言之，也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哪个更重要。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是：“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权，而利则不足；苏联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权则不足。”[25] 最理想的当然是二者兼顾。杨人楩说：“民主政治演变到今日，显然要包括经济民主的意义，否则便是倒退或固着，必为自由主义者所摈弃。不过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努力达到兼而有之的地步。”[26] 那么二者不能统一时怎么办呢？有人说：“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而自由则更可贵。”[25] 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看法是，虽要二者兼顾，也有主次之分：个人自由第一，社会公道第二。张君劢说：“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说一国之中，有千万人民，各人的才能、思想、职业、境遇各不相同，政府无法以一种统治的大法使其平均发展，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能力，唯由听其自由发挥所长，倘使政府干涉，才能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人民，既各有各的职业，境遇，好比工程师、工匠、农夫无法使其一律，但其生活程度，教育机会、求业机会、参政权力，应差不多求其平等，否则，要使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压迫无产阶级，不令其得到自上发展的机会，人生乐趣的享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公道为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27](p366)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人们对公民权利问题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具体深化的。经过考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缺憾。笔者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探讨明显不足。虽然人们认为财产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思想界几乎无人将其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比如，张知本一方面认为身体、居住、言论、结社等自由应绝对化，一方面认为对私有财产应严格限制。张知本说：“与社会生计有重大关系的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等，我以为无妨使之社会化，换句话说，即无妨加以严格的限制。本来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绝对个人主义时代，所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谓„个人意志自由不能干涉‟，是不容许法律对于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加以任何限制的。但个人本位法律观念一变而为社会本位后，此种有关社会生计之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已是要在维持社会福利的范围内，才得受到保护。”[28] 应该说，类似观点在当时思想界是非常普遍的，这自然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 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收费政策,改革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推进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收费政策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主要由以下几个阶段构成。

1 第一阶段:1949年-1952年

1.1 政策内容

延续国民党时期的收费政策:国立大学学费每年22~40银元,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元,平均90银元,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元,师范类免费(20世纪30年代1银元的日常生活用品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0元。按照这个比例,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元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元相当于今日人民币2700元,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元相当于今日人民币4800元)。

1.2 实施其政策的原因

大凡教育政策调整或者改革,均受制于当时的国家和社会需要,并与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等密切关联。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源自1949年的建国大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制定新的教育政策。”这是建国后教育改革第一个方针政策。旧教育要“循序渐进”的改革方略在会议上被确定。认识到教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并强调“不能性急”。教育改革需要积累经验,经验成熟后才能进行彻底改革。会议还明确规定,“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这种态度反映出中央人民政府对当时教育改革的一种基本认知。

中央谨慎地对待大学改革,经济制约是其主要因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工业总产值同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下降了一半,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1949年财政预算中,文化、教育、卫生三大项加起来也只占总开支预算的4.1%(实际并未兑现)。1950年上半年,全国经济一片萧条,特别是大城市,仅上海就有千家企业破产倒闭,全国上百万工人失业。经济形势如此严峻,毛泽东包括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设想是:共和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刚刚诞生的政权,当务之急是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并没有力量推进教育领域的改革。

关于怎样改革高等教育,早在1949年6月,刘少奇就提到,“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的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的各种高等教育政策是按照预期进行的。

2 第二阶段1953年-1985年

2.1 政策内容

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收费政策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指导思想下制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最后明确了两个字,一个叫“包”,一个叫“统”,一切由国家“包”下来,一切由政府“统”起来。具体说来就是: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对大学生普遍实行免费受教育的政策,教育经费全部由政府负担。政府还为学生提供助学金(生活费)和免费提供医疗、住宿及部分交通费。

2.2 实施其政策的原因

中国采用全“统”全“包”的这种费用政策完全受苏联教育制度的影响。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召开,决定从1952年起高等教育进行全面改革。教育改造的先声是从工学院院系调整开始,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在会议上提交讨论,由于相关阻力比较大,方案经五个月搁置后,于1952年4月才正式公布。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以建单科专门学院为主,削减综合性大学,改为文理科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学,增加工科和师范的比重,取消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从“点”到“面”地推行苏联大学体制,苏联模式对中国大学的影响主要有:(1)大学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2)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3)建立以单科学院为主的大学体制。(4)建立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制度。(5)实施全免费教育政策。在高等教育“以苏为师”的影响下,高等教育在1952年完成全部改造。这年,不仅将私立高等院校全部改为公立,连私立小学、中学也开始改为公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独特教育政策,而高等教育实行全免费就是其特征之一,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苏联为师,确立了免费教育的政策。

3 第三阶段:1985-1995年

3.1 政策内容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赋予高校应有6个方面的自主权,其中的重要一条是“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和招收自费生。”一部分高校开始对一部分学生收取学费,改变了国家全部“包办”经费的模式。1985年,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的出现让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局部收费阶段。

3.2 实施其政策的原因

(1)高等教育收费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60~70年代,由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世界各国都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高等教育扩展的成功实施,也使各国政府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的财政预算能够完全满足公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让学生、家庭及社会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或进一步加大成本分担的力度,以调动私人资源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本回收政策,逐渐成为高等教育财政的一个趋势。“成本分担”一词是伴随着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而为人们所熟悉的。1986年,纽约大学校长、经济学家约翰斯顿(D.Bruce Johnstone)出版了《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一书,提出了成本分担理论,即应由纳税人(政府)、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捐赠)共同分担高等教育的成本。此后,“成本分担”理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学费政策的理论依据。

(2)改革的需要。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五年改革开放实践,经济取得很大成就。经济理论的创新与经济实践同步进行。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被打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经济的改革带动了教育的改革,1985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透彻地分析了我国高教管理体制的弊端,即: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行政化严重,导致高等学校僵化死板,活力缺乏;而在政府该管的领域缺位、错位严重。《决定》要求以改革为手段,以简政放权为内容,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决定》明确赋予高校应有6个方面的自主权,即“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外单位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领导;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的教育和学校交流”,等等。这个决定反映的信号就是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收取自费生。在此决定下,高校自主权增大,开始向一部分学生收取学费。

4 第四阶段:1996年以后

4.1 政策内容

教财[1996]101号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实行对非义务教育阶段收取学费的政策。具体情况如下: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由国家及企业、事业组织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第三条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学生收取学费。第四条学费标准根据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校的学费标准可以有区别。

4.2 实施其政策原因

(1)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发展深受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体制变革的影响和制约。

制度环境是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教育长期是在“计划体制”下运作的,行政权力主导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整齐划一”和政府干预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下高等教育是被国家包办的,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逐渐“下放”对社会的“一体化”控制,高等教育获得发展的机遇。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一方面需要国家持续不断的投入,另一方面学生分担部分教育成本,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政策的推行。

(2)教育产业化的影响。根据高等教育产品性质理论,现代经济学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高等教育则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能够带来社会效益,同时使受教育的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就业机会和较好的工作。这种准公共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受益者即国家、社会和个人要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高等教育是西方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一改革也影响到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均发表意见,主张高等教育多样化地发展,国家(政府)不应“专营”高等教育,应鼓励私人和非政府的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资金。1998年,OECD发表《重整高等教育》报告,对高等教育市场化下的定义是:“把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中,使高等教育运营至少具有如下市场特征:竞争、选择、价格、分散决策、金钱刺激等。它排除绝对的传统公有化和绝对的私有化。”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应当进行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通过下放权力,“还政于高等院校”,赋予高校“自主性”,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应从“微观控制”转为“宏观调控”。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高等教育正在超越以往“精英教育”的阶段,进入所谓“大众教育”发展模式;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竞争要求提升高校学生的“全球竞争力”,而政府财政却越来越难以支撑高等教育的沉重负担。由此,市场的理念、机制和力量被越来越多地引入,改变了高等教育投资单一性的面貌。

在教育产业化理论影响下,世界很多国家开始改变免费高等教育的传统,收取和提高学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也大力提倡高教经费多元化。中国也跟随这一趋势,在1996年实行高等教育全面收费政策。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4]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生育政策演变的正弦规律 篇3

关键词：正弦；生育政策；演变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82-04

一、引言

根据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要求，按照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撤并卫生部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就意味着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职使命已经完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展也进入了全新阶段。

2013年11月11日晚，新华社刊发题为《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40余年，我国少生4亿多人》的报道称，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而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单独”二胎政策被启动，开始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计划生育的话题又一次成为热点。

回首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生育政策发展曲曲折折，在不断的经验积累和教训吸取中慢慢成长。

本文就是从纵观角度，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希望可以找到政策发展的规律，为未来的生育政策的选择提供参考。

二、问题提出

结合对中国生育政策发展历史的回顾，笔者发现，该政策的发展历程符合正弦函数的变化规律。另外，结合正弦函数的周期变化，笔者大胆预测，中国生育政策也可能会呈现出周期性变化规律（如图1所示）。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生育政策的主体，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与计划生育的发展基本相当，所以本文主要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的讨论。

三、中国生育政策历程回顾

（一）1949年—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政府工作的重点是巩固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1]，依旧薄弱的社会实践经验还不具备提出一项明确的生育政策的条件。再者，当时人口的迅速增长后果的滞后性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未受严重影响，无法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警惕。

另外，在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下，新中国选择外交“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新中国的建设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生育政策也不例外。当时，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这种做法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广。恰好这种鼓励生育的做法不仅符合中国五千年传统社会传承下来的“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而且也迎合当时全国上下营造的“人多是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政治气氛。更主要的是，1950年—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让中国元气损伤，国家需要鼓励生育，弥补人口损失，也要为工农业生产壮大劳动力队伍。

这一阶段的发展正如正弦曲线的正值部分，如图1，从1949年—1953年鼓励生育力度是正值，而1951年抗美援朝开战后达到鼓励生育政策的力度顶峰。而后，力度逐步减弱并向第二阶段过渡。

（二）1953年—1959年，节育酝酿阶段

1955年3月，对《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族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1956年底，党的“八大”会议上，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这是我国控制人口的思想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布于众。

为什么从建国初期的鼓励生育话锋一转而要适当地节制生育呢？原来，1953年，我国组织进行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58260万人，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所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大致算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要增长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这样的增长率下供应问题会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再说，稀缺的耕地和庞大的农业人口，有限的工业设备和急增的城市人口，高达20‰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党和政府领导人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这一阶段发展正如图1中1953—1959年的这段曲线，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鼓励政策力度值渐渐为负，也就是慢慢开始节制生育。

1957年，时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提出他的人口观点“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他主张计划经济的同时应该也要有计划生育。但如此先进的人口思想并没有掀起计划生育的浪潮，反而在反右斗争中，马寅初和《新人口论》被批判，收到极不公正的谴责。而由于对马寅初的批评，中国人口继续增长3亿，“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三）1959年—1969年，节育探索阶段

1962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提出“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主要内容的人口生育政策，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次年10月，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计划生育问题，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慢慢被提上日程，蓄势等待着破土而出。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形成的过程困难重重，跌跌撞撞，但是政策从无到有的整体发展趋势还是乐观向前的，正如生育政策正弦曲线（图1）中1959—1969一段，节制生育的力度在慢慢加大，依旧在摸索中前进。

20世纪60年代节制生育人口政策产生的两大动因：第一，1958—1960年，拔苗助长式的“大跃进”运动使城镇人口迅速增长，从而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为了克服人口增长和粮食紧缺之间的尖锐矛盾，国家一方面主张减少城镇人口，另一方面主张控制人口的增长，节制生育[2]；第二，1959—1961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发生，中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灾难之后的补偿性生育，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6.99‰，人口总和生育率是6.02， 1963、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继续攀升，196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33.33‰和总和生育率7.50均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2]。

为了更好地推进节制生育工作，1964年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但是，好景不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实施节制生育工作的社会政治环境已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也陷于瘫痪状态，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人口又一次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中。

（四）1969年—1980年，节育推行阶段

从图1我们看到，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力度逐渐加大，鼓励生育值逐步减小，节育力度值在逐步增大。

20世纪初，瑞典的经济学家威克塞尔、英国经济学家坎南和人口学家卡尔·桑德斯提出了“适度人口理论”，提出“环境容量”“人口承载量”等概念。在中国，人口居住相对较差的地理环境和人口过度增长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2]。人口增长的巨大分母效应愈演愈烈，即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算，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使得资源相对紧缺的格局愈演愈烈。人口的持续增长对有限的耕地面积又提出严峻的挑战。考虑到自然环境、技术水平、民俗习惯和其他因素，以“提供按人平均的最大收益”来计算的人口“适度数量”和“适度密度”已经没有满足条件。另外，“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六个年头，这期间人口盲目增长，1966—1970年的5年间，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2700万之间，全国净增人口超过1亿，1969年，中国人口总量突破8亿，1970年达到82992万人，已经远远超出1956年孙本文根据我国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就业情况而认定的8亿最适应人口数量。

面对如此挑战，国家已经到了必须推行计划生育的地步。197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第四个五年计划中，这预示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式开始。“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想法渐渐形成了我国这一阶段“晚、稀、少”的人口生育政策。“晚”指的是男25周岁之后、女23周岁之后结婚，女24周岁之后生育，有这样一种说法，女24周岁生育比20周岁生育的最大好处在于，每100年里可以少出生一代人；“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同时，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有具体的处惩规定，比如，人事、劳动、教育部门应把实行晚婚节育作为考核干部、职工、学生的内容之一。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1980年秋党中央、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止。

为了使“晚、稀、少”政策有效落实，国家开始组建计划生育组织机构。1973年，国务院批准恢复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随后，各地区也相继恢复或成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五）1980年—1983年，节育紧缩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紧急“加速”，当时的计划生育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就像路上稳步前进的汽车，为什么会如此紧急地“加速”前进？原因是：一，为了实现1980年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0‰以下，为了争取全国总人口在20世纪末不超过20亿。按照当时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2个子女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20世纪末达到13亿，在2020年左右超过15亿；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生活水平较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欲望也有所扩张，“多子多福”的观念依然盛行；三，“大跃进”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在这一阶段开始进入育龄阶段，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会有所反弹；四，1978年，天津医学院44位女教职工发出的《独生子女倡议书》，这是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产生契机；五，我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以上这些原因决定了我国会在这一阶段推动计划生育的“加速”前进，采取“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办法，尽管这个方法有些激进。图1中看到，这一阶段，节育政策力度达到最大值，实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紧缩计划，正弦函数也实现了它的最小值。

激进的方法推行效果实现的同时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出现。比如，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方法略显粗暴和不当，有些地方出现强制孕妇引产等现象，致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部分地方出现严重的对立冲突情绪。

1982年9月，实行计划生育确定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宪法》中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自此确立起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由此可见，国家已经将计划生育政策力度加到最大，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恰好符合图1政策正弦曲线的最小取值。

（六）1983年—1990年，节育调整阶段

面对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过程中在农村的窘境，为了缓解干群矛盾和冲突，为了解决决策者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国家不得不对独生子女政策稍作调整，因此，提出了“开小口，堵大口，刹歪口”的调整策略，正如图1中1983—1990年的曲线变化，生育政策已经越过了最严格的“低峰”阶段，略作宽松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力度稍有减少。

这一阶段的政策调整主要内容有，一是在农村有控制地把“口子”开的稍大一点，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第二胎，也称“一孩半”；二是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三是严禁徇私舞弊，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坚决予以处分。计划生育政策不但要抓紧，而且要抓好，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就这样，计划生育政策已基本形成现在的政策框架。

计划生育政策摸索推行中总有磕绊。这一阶段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标准”，即放宽生育政策忽略了“开口”的大小标准，忽略了一胎政策和“一孩半”政策之间衔接，出现了“抢生、偷生、超生”的现象，人口控制出现波动。

这种局面下，国家吸取山东省的经验，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允许农村独女户夫妇再生一个孩子。1986年12月，中央再次明确指出，农村应该有个长期、稳定、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除过去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外，要求生育第二胎的独女户间隔若干年后允许生二胎[2]。

（七）1990年—至今，节育稳定阶段

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低生育水平已成为现实。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03年3月9日，胡锦涛在第13次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努力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独女户可以间隔几年之后生二胎，这基本确定了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框架。

生育政策变化正弦曲线（图1）在这一阶段的计划生育力度慢慢放宽，在人口增长率控制很有成效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重点渐渐转移，抑制生育的力度也在慢慢减小。

四、由现在及未来

“放开生二胎”政策已经在山东长岛实行30年，虽因二胎政策的放宽，出生率一度反弹，但是不久人口就进入到负增长，且持续至今。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东省莱州市2010年的常住人口数为88.39万。而莱州市在2000年的常住人口数为88.9361万人。10年的时间，常住人口减少了5461人。

根据田雪原的中方案预测结果，全国总人口可由2000年的12.62亿，增长到2020年的14.44亿，2030年达到峰值14.65亿，随后人口规模有所减少，2100年会减少到5.56亿[3]。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同时也验证了我国生育政策向图1未来段发展的前景。

现在，我国已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各省市自治区也陆陆续续出台相关实施办法。就目前二孩准生证的办理情况看，全国上下申请比例较低，并没有出现出生堆积的现象。符合条件生育第二孩的独生子女并没有蜂拥而上地办理准生证，可见生育行为不仅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经济、观念、受教育程度等。一直在计划生育政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80后、95前已经相继进入要育龄年龄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代人的思想里留下很深的印记。另外，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房地产价格的一再飙升，年轻人的生活成本与收入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从孩子养育成本的角度考虑，更多的年轻人只想生一个孩子，有的甚至愿意成为“丁克”。长此以往，人口出生率会降低，相信在未来中国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趋势。当零增长或负增长持续发生，劳动力出现紧缺，老龄化愈发严重，那时，生育政策会再次出现鼓励生育的倾向，正如正弦曲线的未来段（图1），鼓励生育力度值会慢慢为正。

“单独二孩”政策只是生育势能的探路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育政策必定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笔者可以大胆的推测，未来中国的生育政策会出现类似于历史变化的过程，呈现出近于正弦函数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五、结语

回首中国生育政策六十多年来的演变，可以看到，生育政策一直“摸着石头过河”，呈现出类似正弦函数周期变化规律的生育政策具备中国特色，并一直在经验教训中努力完善自身体系。

参考文献：

〔1〕乔晓春，李建民，陈卫，段成荣，穆光宗，朱国宏.人口学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汤兆云.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3〕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汤兆云.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形成与稳定[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5-50.

〔5〕田雪原.新中国60年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J].学习论坛，2010（2）：64-66.

思想汇报 历史思想演变过程 篇4

本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受到父母严格的教育逐渐懂得了做人的各方面的道理形成了较好的品德基础。

1996年开始接受了学校教育在每位老师的教诲下再经过自己的努力不但学得了知识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更在思想上接受了多方面的教育。从此了解祖国的含义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小学初期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担任了学生干部成为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到了中学以后通过政治、历史、语文、地理等科目的学习知道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巍然屹立不断发展特别是在近现代史上坚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表现出坚不可摧的伟大力量。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富有理想追求斗争的光明威武不屈、刚正不阿、扬善惩恶、见义勇为、崇尚气节、炽爱祖国具有优秀的品德和传统。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山秀水美人杰地灵无比可爱。从这时起自己慢慢培养起了爱国之情和民族自豪感。

2005年3月在乌兰浩特市第十五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举手宣誓的那一刻起心中便油然而生了自己的理想立志刻苦学习掌握本领报效祖国。树立起了理想之后学习上有了动力品行上注重修养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赞赏从这时起开始担任中学的学生干部并一直到中学毕业。

2008年进入内蒙古民族大学学习在老师们的教育下通过参加党课的学习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白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于是从内心深处萌发对党的向往产生了向党组织靠近的迫切愿望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各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起带头作用。

立志刻苦学习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终身由于工作认真踏实肯干勤奋上进被吸收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在工作之余认真学习政治理论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及时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虚心向党员同志学习虚心接受其它同志及组织的帮助以不断完善自己。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向党员看齐向先进学习努力学习理论使自己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愿意继续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更多得到组织和群众的帮助。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 篇5

贾绍凤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

1摘要：本文根据中央政府有关水价政策的文件来划分中国水价政策的演变阶段。笔者认为解放初我们曾经有一个水价政策的高起点阶段（1949-1955），当时的水价政策是很符合经济学规律的；其次，认为在1965年中央政府颁布《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管理试行办法》之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公益性无偿用水，而是经历了跌荡起伏，从解放初的正确政策滑落到“反右”和“大跃进”的“左倾”的陷阱中，再到调整时期的未来得及实行的恢复；第三，1966-1985这段时期，也应该分开来看，1966-1976是大倒退和破坏，而1977-1985则是一步一步恢复正确路线，水价政策逐步走向合理；第四，1986年以后的时期被分成了1986-2005全成本核算定价阶段和2006开始的以水权为基础的阶段。还以北京市、都江堰灌区、黄河下游引黄渠首为例分析了城市自来水、灌溉用水价格和黄河下游引黄渠首水费的变化过程。最后绘制了中国水价政策合理性指数变化曲线。关键词：水价 水价政策 水价水平演变 中国

关于中国水价政策的演变，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李春雨（2003）认为我国水价经历了无偿供水(1949-1964)、低标准收费(1965-1984)、部分成本收费(1985-1996)、全成本收费水价改革酝酿(1997-等阶段。陶晓华（2004）把中国水价制度分为公益性无偿供水（1949-1965）、政策性低价供水（1965-1985）、按供水成本核算计收水费（1985-1997）、按照商品价格管理（1997-）等四个重要阶段。两人的阶段划分基本一致。本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有关水价政策的文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主要根据这些文件（表1）来划分中国水价政策的演变阶段。

1.中国水价政策的演变阶段

与已有的阶段划分很不相同的是：首先，笔者认为解放初我们曾经有一个水价政策的高起点阶段（1949-1955），当时的水价政策很符合经济学规律，而且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价政策也还没有恢复到解放初的正确水平；其次，认为在1965年中央政府颁布《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管理试行办法》之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公益性无偿用水，而是经历了跌荡起伏，从解放初的正确政策滑落到“反右”和“大跃进”的“左倾”的陷阱中，再到调整时期的未来得及实行的调整和恢复；第三，1966-1985这段时期，也应该分开来看，1966-1976是大倒退和破坏，而1977-1985则是一步一步恢复正确路线，水价政策逐步走向合理；第四，1986年以后的时期被分成了1986-2005全成本核算定价阶段和2006开始的以水权为基础的阶段。

2.1 高起点起步阶段（1949-1955）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中国在1965年之前以公益性供水为主，基本不收取水费，无水价可言。或者说实行公益性供水是无偿的（陶晓华，2004；温桂芳、钟玉秀，2005）。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用水应该收费的原则。例如1951年农业部农田水利局 就制定了《渠道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其中明确指出灌溉工程供水应该收费，并且规定“根据管理经费及合理之投资利润拟定收费标准”。这说明当时不仅强调水利工程供水应该收费，而且收费标准是比较高的，不仅要回收成本，还应该有合理的投资利润。1953年水利部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议，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农田水利工作会议的综合报告》，提出对灌区管理“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企业经营”。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就明确提出了水利工程企业化经营的要求，不得不令人惊奇和感叹当时的水价政策的高明！中国水价政策的起点是很高的。

按照当时的水价政策，城市自来水是收费的。同时大型灌溉工程例如四川的都江堰灌区、陕西关中的泾惠渠灌区也是收费的（冯广志，2004）。解放前就有的大灌区延续了历史上的水费征收惯例，都是收水费的。解放后新修的大型灌区例如1952年第一期工程完工的河南省人民胜利渠灌区本着“以渠养渠”的精神，在1953年就开始计收农业水费（卢凤民等，1999）。

当时水价政策的缺陷是仅从供水工程角度考虑水费，没有考虑水资源费，城镇地区的用水水费也没有考虑征收污水处理费。

2.2 “左倾化”阶段（1956-1961）

因为对农业合作化的作用估计过高，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号召各地方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办小型水利、治理小流域，结合国家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中河流的治理，提出了从1956年开始的7-12年内，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以及“四害”（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粮食亩产要实现北方400斤、黄淮地区500斤、江南800斤的目标，已经出现明显的冒进倾向。并要求工农结盟、互相支援，促长了“一平二调”现象的出现，忽视了经济核算和各方的合理利益要求。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加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水利部1957年提交、国务院1958年初批转的《关于灌区水费征收和使用几点意见》，显然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它所提出的“谁受益谁负担和合理负担”的供水工程收费原则，实际上是水价政策的倒退。因为“合理负担”往往意味着可以用水不交钱，即使有负担能力也往往以“负担不起”为借口而逃费。另外当时很多水利工程是由政府投资、农民投劳修建的，农民认为这些工程是自己修建的，不应该交费。这些原因都造成了“大跃进”时期很多水利工程无偿供水的局面。即使如此，以都江堰为代表的老的大型灌溉工程在这一时期也仍然坚持供水收费，只是征收标准有所降低：都江堰人民渠灌区1951年-1955年按每亩5千克大米的标准收取水费，1956年下调到3千克/亩（青白江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2001）。

2.3 短暂的调整阶段（1962-1965）

水价政策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1962-1965年是我国经历“大跃进”困难时期后的调整阶段，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左倾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经济政策强调务实和经济核算。与此对应，水价政策也转为务实。1964年水电部提出、1965年国务院批转的《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管理试行办法》，重新明确“按成本核定水费”。但比起1949-1957年高起点阶段要求供水企业有合理的投资利润仍显不足。

2.4 “文革”大倒退阶段（1966-1976）

1965年国务院批转的《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管理试行办法》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因是还没来得及贯彻，1966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陷入混乱，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强调经济核算的水价政策自然也无从落实。

2.5 恢复阶段（1977-1985）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拨乱反正时期。“1977、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肖冬连，2004）。拨乱反正使得中国的经济政策又逐步回到承认和尊重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的正确轨道上来。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相一致，水价政策也逐步恢复到根据经济核算考虑供水成本的原则上来。1980年2月1日，国务院下达《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国务院提出“所有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凡有条件的要逐步实行企业管理，按制度收取水费，做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0年，水利部组织了大型水利工程供水成本调查，在调查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水的商品属性”概念，为有偿供水奠定了理论基础(丁泽民，1999)。

1984年由水利部提交、1985年由国务院颁布《水利工程水费核定、计收和管理办法》，规定“水费标准应从核算供水成本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政策和当地水资源状况，对各类用水分别核定”。该文件实际上是重新确认了1964年水电部提出、1965年国务院批转的《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管理试行办法》。2.6 走向全成本阶段（1986-2005）

这是中国水价政策从仅考虑工程成本及投资回收发展到包括水资源费和废水排放处理费的阶段。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原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首次提出在我国实行“排放污染物收费制度”的设想。197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规定超标排放污染物应交排污费，同年苏州市在全国率先进行排污收费试点。1982年在全国27个省市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公布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8年的《污染源治理专项资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使排污收费制度逐步得以健全。198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更规定了没有超标的污染物排放也要缴纳排污费。针对排污费征收标准偏低的情况，2003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环境保护总局和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了新的《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

但是以上排污费是针对企事业单位的，而且是环境保护部门征收的。在自来水水价中加入污水处理费则是从1987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征收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开始。1993年4月23日，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征收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的通知》，规定“凡直接或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按规定向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缴纳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具体征收标准，由省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同级物价、财政部门核定”。1999年9月6日，国家计委、建设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的意见》，要求全国“各城市要在供水价格上加收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由城市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中一并征收”，“污水处理费标准，可以根据当地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分步到位”。污水排放处理废原则上应交给污水收集和处理的经营者作为其运营收入。

全国最早开始征收水资源费的是辽宁省沈阳市（1980年底开始收取城市地下水资源费）(方国华等，2002)。1982年，山西省出台了《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在全国率先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并征收水资源（刘伟平等，2003）。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用水应当缴纳水费和水资源费，2002年《水法》又作了修订。1992年国家物价主管部门将水利工程供水列入重工商品目录，把供水作为商品进行管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自来水价已普遍包括4个部分：水资源费、提供原水的工程水价、自来水加工水价和污水处理费。虽然水价还普遍偏低、没有反映水的真实价值，但其构成已经完整无缺。

2003年7月3日，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联合发布了《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明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制定，并正式把水费正名为水价。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水价以促进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

在这一阶段，虽然提出了水价的全成本构成和核算，但因为没有明晰的水权作为基础，水价政策仍有一些内在的矛盾，利用水价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效果受到了限制。例如因为提高水价、投资于节水而节约的水资源，在没有配套的水权划分和交易制度的情况下，往往被第三方无偿利用了，不论是原来的供水者还是用水者都不能通过节约水资源而获益，这就阻碍了供水者、用水者支持提高水价并投资于节水的积极性。

2.7 以水权为基础的阶段（2006-）

2006年国务院颁布《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废除了原来不允许取水许可交易的规定，明确取水许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让交易的，这为水资源使用权交易提供了法规依据。而且水利部正在制定《水量分配暂行办法》，将把目前由国家控制的水资源使用权明确地逐级分配到各个省市、灌区和城镇，并在初始水权划分后允许水权的交易。这将消除水权不明对水价政策及其作用的限制，为水价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开辟道路。

中国水价政策与价格水平的演变（1949-2006）（续2）

1.中国水价水平的变化（1949-2006）

中国的水费或水价水平由各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决定，有些地市也有水价制定权，所以难以分析全国的水价水平的变化。这里以北京市自来水价和都江堰人民渠灌区的农业用水价格为例来说明。

2.1 北京市自来水价的变化过程（1949-2006）

1908年慈禧同意成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以孙河为水源，在东直门建自来水厂。1910年2月水厂建成。免费试用阶段结束后，从宣统二年二月初十（1910年3月20日）起，京师自来水公司正式向北京市民售水。市民向公司购买“水筹”后，凭水票到水龙头处购水。每张水票合0.25枚铜元，可以买一挑水，使用期限为一年(尹媛萍, 2006)。1949年以前北京市享用自来水是富人的专利，自来水普及率不及30%。1950年1月1日自来水公司收归国营，并清还私股，至1957年3月第四次发还私股股金止，共发还股金1565000．60（新币）元。“自来水公司根据1949 年的实际分析，每吨售水成本为1.23斤米，1950年实际总平均成本为1.0527斤米。”

目前北京市的自来水总水价包括4部分：水资源费、原水工程水价、自来水加工水价和污水排放处理费。自来水总水价、水资源费、原水工程水价、自来水加工水价和污水排放处理费的变动情况见表2-5。在1983年以前平均水价是下降的，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水价下降的幅度更大。但从1983年开始，北京的自来水价开始迅速提高，工业用水水价已经从1983年的0.1元/t调整到2004年的5.6元/t，同其家庭生活用水水价从0.18元/t调整到2004年的3.7元/t。北京市1988年开始对自备井征收水资源费，1993年开始对自来水征收水资源费,1991开始对自来水征收排污费。

表2 北京市自来水总水价变动情况 单位：元/t

时间 商业用水

工业用水

机关事业学校部队用水

家庭用水

1952 0.21 0.1 0.18 0.18

1967 0.12 0.12 0.12 0.12

1983 0.21 0.1 0.18 0.12

1988-1-1 0.25 0.25 0.25 0.12

1991-12-1 0.45 0.45 0.45 0.3

1996-4-1 0.8 0.8 0.8 0.5

1997-12-1 1.3 1.3 1.3 0.8

1998-8-1 1.6 1.6 1.6 1.1

1999-10-1 2.1 2.1 2.1 1.6

2000-11-1 3.2 3.2 3.2 2

2002-2-1 3.9 3.9 3.9 2.5

2003-1-20 4.4 4.4 4.4 2.9

2004-8-1 5.6 5.6 5.6 3.7

资料来源：1952-1983：姜文来(1998);1988-2001：《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五年实施方案附录1：北京市水价调整方案.http://capital.hwcc.gov.cn/CapitalWaterWeb/chaxun/filetxt/ztfa%5Cfulu1.htm;2002：京价（商）字〔2002〕023号；2003：京价（商）字[2003]34号文件《关于调整水费的通知》；2004: 京发改[2004]1517号文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为员会关于调整水价的通知》

在目前实行的2004年京发改[2004]1517号文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为员会关于调整水价的通知》的水价标准中，居民用自来水的水资源费、原水工程水价、自来水加工水价和污水排放处理费分别占总水价的29.7%、16.8%、29.2%和24.3%。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总水价仍然低于总成本，尤为突出的是污水排放处理废严重偏低。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如果要通过收取排放费来维持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并使处理后的水达到对环境无害的标准，那么污水排放处理费应与水资源费、原水工程水价和自来水加工水价的总和相当。

表3 北京市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单位：元/t

地下水生产自来自备井（生活工自备井（乡镇企自备井（生产日期 地表水

水

业）

业）

纯净水）洗车洗浴 农业

1988

0.0

21990.1

1991-12-1

0.16

1997-12-1

0.2

1998-8-1

0.0.3

1999-10-1

0.0.6

2000-11-1 2002-2-1

0.3

0.3

0.8 1.2

0.2 3

0.8 1.2

0.02

2003-1-20 0.6 0.6 1.5 0.4 4 1.5 0.04

2004-8-1 1.1 1.1 2 2 40 60 0.04

资料来源：同表2。

表4 北京市原水工程水价标准 单位：元/t

自来水水利工程费 1983 1988

1991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2 2003 2004-

0.04 0.051 0.08 0.13 0.18 0.26 0.3 0.48 0.62 0.62 0.62

工业消耗水 0.125 0.15 0.23 0.28 0.36 0.4 0.6 0.97 1.27 1.77 粮食作物 0.006 0.01 0.01 0.02 0.02 0.02 0.03 0.04 0.06 0.06 0.06

经济作物 0.006 0.02 0.02 0.04 0.04 0.04 0.06 0.08 0.1 0.1 0.1

园林 0.006 0.015 0.015 0.03 0.03 0.03 0.06 0.09 0.15 0.3 1.3

贯流水 0.015 0.031 0.0375 0.0575 0.07 0.09 0.1 0.15 0.2 0.2 0.2

循环水 0.015 0.025 0.03 0.046 0.056 0.072 0.08 0.12 0.15 0.15 0.15

资料来源：同表2。

表5 北京市自来水加工费、排污费 单位：元/t

日期 加工费（商业）

加工费（工业）

加工费（居民）

非居民排污费

居民排污费

1982 1983 1987-12-31 1988-1-1 1991-12-1 1996-4-1 1997-12-1 1998-8-1 1999-10-1 2000-11-1 2002-2-1 2003-1-20 2004-8-1 0.12 0.21 0.159 0.199 0.25 0.43 0.82 1.04 1.3 1.92 1.98 1.98 2.38

0.12 0.1 0.049 0.199 0.25 0.43 0.82 1.04 1.3 1.92 1.98 1.98 2.38

0.12 0.12 0.069 0.069 0.22 0.37 0.52 0.74 1 1.12 1.08 1.08 1.08

0.12 0.24 0.3 0.3 0.5 0.8 1 1.2 1.5

0 0 0.1 0.1 0.3 0.4 0.5 0.6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