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证的历史演进

中国公证的历史演进（精选5篇）

中国公证的历史演进 篇1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 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真实性、合法性的非诉讼活动。公证作为一种古老的法律制度, 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公证制度到底从何而来, 如何在我国繁衍, 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公证现状如何,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探索其历史演进。

1 中国古代公证的繁衍

我国古代的证明活动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经济已经很繁荣, 经济繁荣产生交易, 交易产生了证明的最初需求。周共王时期铜器《五祀卫鼎》铭, 记载了裘卫以田四田交换邦君厉田五田, 并请有关官员、证人参加, 签订了交换契约, 裘卫还铸鼎记载交换的全部过程, [1]上述契约订立的过程可以发现已经有第三方参与其中。在交易过程中, 为了防止空口无凭, 一般要立字为据, 因为文字是不容易讹误毁灭的证据, 立具契约文书时往住邀请当地有名望的人士或族人邻里到现场见证, 并让他们在字据上签字画押, 事后双方当事人不敢任意歪曲或者否认文书的内容, 这样可以起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作用。这些见证人被称为“中人”, 在历代书面契约中, 都可以发现中人作为第三方的身影参与契约订立过程中。

古代中人也被称为“任知”、“任者”、“旁人”、“时旁人”、“时证知”、“时人”、“见人”、“中见人”、“中人”, 明清时期最常见的称呼为“中人”, 中人可以意为中间人, 带有居中见证的意思。[2]对于当事人所签订的契约内容来说, 他不是契约中权利及义务主体, 因此, 中人实际上就是证明人, 他的证明行为就是民间私证行为。有了中人的参与, 交易行为变得相对安全, 而且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公证的雏形。[3]

虽然中人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其身影, 但是我国最早的公证机构直到宋代才出现, 根据史料记载, 我们将其称为“书铺”。宋代当时有两种职能不同的书铺:一种专以刊出售卖为主, 这种书铺也叫“书籍铺”、“书肆”、“书场”, 宋代以前已有之。另外一种专承办各种公证事务, 是宋代出现的新事物。

“书铺”专门办理各种公证业务, 如为他人代起草诉讼状、为案件当事人代写笔录成状, 证明供状的真实性、验证契约上签字的真实性、证明婚约、亦为参加铨试者和参选者办理所需的验审手续等。[4]

明清以后, 因为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商品贸易日益频繁。书契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典卖、质当、抵押等经济行为被法律化, 而私证活动也日趋活跃。针对动产买卖、租佃借贷、雇佣合伙等民事活动, 民间更加普遍采取私下订立“白契” (在税契前, 称为“白契”, 税契后, 因为文契上加盖了官府的红印, 故宋代称为赤契, 元、明、清三代则称为“红契”、“朱契”) 的方式, [5]不经税契印押, 而只邀请中人见证、签押。晚清逐渐效仿西方实行印花税制度, 以印花为“民间财产货物权利转移之确证”, 要求“商民私立契约必贴用公家印花为证”。光绪年间, 官吏奏请仿行泰西印税之制:“令民间买国制印花粘于各项契券字据之上, 以为纳税之证。有不粘者一切契券皆作废纸, 事发照例议罚, 遇有词讼, 宫不为理。”这样, 印花税就成了契约成立的法定要件, 印花既是纳税的凭据, 同时又是各种契券票据的法律公证。

明清是封建社会的后期王朝, 就民事法律而言, 既是中国古代民法的最后形态, 又是在向近代民法转型的过渡时期。尤其是清代, 在沿袭和遵循封建法制轨迹发展的同时, 已或多或少地吸收和含纳了一些西方法律的新元素, 近代的公证制度已经在萌芽。而在实践中, 明清时期私证所介入的领域较公证而言丰富得多、广泛得多, 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6]

2 清末引入公证

近代意义的公证制度是从欧洲开始的, 在中国则起源于贸易密集的晚清时期, 20世纪初, 即将土崩瓦解的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之下实行变法。沈家本等人完成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的证据内容中对于公证进行了相关规定。规定私证书以有当事人签名或经过审判衙门或公证人认证者为限, 有完全之证据力, 可以作为证据;若书证为公证书, 推定其为真证;还有对外国公证书应详细审查各种情形后做出真伪与否的判断的说明。如果诉讼代理书状为私证书的, 由审判衙门根据被告的申请或依职权要求有关官吏 (审判衙门公证人领事) 对其认证。这部法律虽未及审议颁布便随清王朝的灭亡而成为往事, 但“公证”一词确系首次在中国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 为后来公证制度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尝试。

3 民国时期公证制度的形成

1913年, 北洋政府发布的《登记条例》规定:民商法律行为或事实、不动产权者、法人或其他民商事团体者等等, 经登记后有完全的公证力, 此时的公证是“证明特定法律行为或其他关于私权事项宜的制度”, 目的在于“保护私权, 遏止讼蔓”。[7]1920年, 以保护私权、澄清讼源为目的的公证制度, 首先在我国东省特区法院实行。[8]早在我国东省特区法院未收回前, 公证制度其实施行已久。收回后, 考虑到俄侨习惯及其便利, 曾呈准前司法部批准, 公证制度继续有效适用于之前规定的社会经济生活事务中。1922年, 北洋政府公布的《登记通则》中规定:“对于民商法律行为或其他事实, 不动产权利, 法人或其他民事商事团体, 及法律规定其他应当履行登记手续的, 只有在登记后才具有完全的公证力。”但当时的登记机构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证组识。1943年3月, 国民政府公布了《公证法》, 同年12月, 颁发了《公证法施行细则》。此《公证法》共有五章、六十七条。对公证机关、公证人员及佐证员的资格、公证事项 (法律行为、私权事实) 、请求公证的手续、回避、公证文书生效的要件、作成公证书、认证私证书、公证费用的征收等都作了规定。其中, 《公证法施行细则》又分九章、五十七条对公证作了详细规定。《公证法》的内容与《公证暂行规则》相差不大, 不过, 随着认识的加深和实践的应用, 补充完善了之前法律规定未涉及到的公证员之资格和公证范围等事项。

4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证沿革

新中国建立以后, 公证制度在中国经历了创建、取消和重建的反复过程。

1949年2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旧法统 (含旧的公证制度) 被废止。中国现行公证制度创始于解放战争时期, 当时先后解放的哈尔滨、沈阳、天津、上海等城市根据市民的涉外需求, 在当地法院设立公证机构, 办理婚姻、亲属、委托、流转等契约文书的公证业务。1951年9月3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条例》规定, 公证由市人们法院和县级人民法院负责办理。1954年, 公证工作转归司法行政机关直接领导和管理。1956年7月, 国务院在批复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证工作的请示报告》及1956年9月19日在党的八大上, 董必武先生发言:“公证制度是认证机关团体和公证法律行为的一种良好制度”, 公证制度在国内全面推行。[9]截止1957年底, 全国已有51个市建立了公证处, 在553个市、县人民法院内设立了公证室, 652个县人民法院指定专人办理公证, 全年办证29.35万件。[10]

在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中, 司法部全体6名党组成员被打成“反党集团”, 受到错误批判, 然后1959年9月司法部被撤销。下面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包括公证部门也在劫难逃, 1959年公证机构被撤销, 除基于国际惯例办理少量涉外公证外, 公证业务基本停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的公证制度重新的得到恢复和发展。1979年, 司法部决定恢复重建公证制度。1980年2月15日, 司法部发出了《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知》, 3月5日又发出了《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知》, 9月19日至9月25日, 司法部召开了全国公证工作座谈会, 明确了重建公证制度和开展公证工作的方针和政策。1982年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民事诉讼法 (试行) 》规定了公证文书的证据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1982年4月13日, 国务院发布了《公证暂行条例》, 对公证的性质、业务范围、公证组织机构、公证员条件、公证管辖、公证程序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公证暂行条例》奠定了我国公证制度建设的法律基础。

1990年12月, 修订了《公证程序规则 (试行) 》, 2002年8月, 《公证程序规则》正式颁行。其间, 《继承法》、《担保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相继施行, 对公证的职能、法律效力进一步做出了规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公证体制和公证实践不断被突破, 也突现了中国公证立法的滞后。2003年3月, 中国公证员协会加入国际拉丁公证联盟, 标志着中国公证正在向世界融入。

2005年8月, 十届人大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中国在公证制度全面恢复了二十多年以后, 终于有了一部公证法。此时, 距中国第一部公证法成文己经过去了六十二年。

5 结语

我国虽于2006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但是这部法律还有众多不足。我国现阶段, 公证机构就存在着行政机关、事业体制、合作制三种性质的组织形式, 因“身份之困”、“性质之困”、“模式之困”、“体制之困”等问题不断涌现, 导致公证人员对公证前途何处何从充满迷茫, 我们只能寄望于不断吸取古今中外的公证立法和实践活动精华, 力图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证制度来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摘要：公证作为一种古老的法律制度, 它的发展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公证的宗旨是预防纠纷、减少诉讼, 因为公证有如此优点, 才能使其经久不衰。

关键词：公证,公证制度,中人,公证机构性质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商务印书馆, 201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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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同江.我国最早的公证机构:宋书铺[J].法学杂志, 1991 (05) .

[5]方方.中国公证制度演进研究[J].复旦大学, 2010.

[6]詹爱萍.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明制度 (八) [J].中国公证, 2007 (6) .

[7]陈六书.我国国家公证制度[M].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8:5.

[8]关今华.律师与公证[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8:237.

[9]蔡煜:1950年代的中国公证事业发展的经验与思考——从《人民日报》报道说起[J].中国公证, 2014 (4) :69.

[10]江晓亮, 主编.公证员入门[M].2版.法律出版社, 2007, 1:10.

中国公证的历史演进 篇2

余 红

何 燕

提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建党85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对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发展理论的成果，立足国情，经过辩证的扬弃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互为联系的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历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程，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长久追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①]中国共产党建党85年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对中国如何实现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深入探索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先后形成4种各具特色、又密切联系的发展观，即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足迹，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经过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曲折发展，逐步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幼稚走向成熟。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生产力发展观，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理论基石，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发展中国的历史重任。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提出符合广大人民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使中国早日摆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尽快发展起来、强盛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苦苦求索中，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金钥匙，即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考察，认识到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中国一切政党政策好坏、作用大小的标准的观点，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中国才能够得到较快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求索，寻找到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明确的阐释，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尽管革命和战争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主题，然而革命的主题中已经孕育着发展的主题。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为了实现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这一总的战略目标，在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以生产力发展观为指导，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下，在广大根据地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进行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努力“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④]这些初步尝试，不但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力量，而且为新中国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发展的主题凸显出来。然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中国的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⑤]，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仍然把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做出的历史性重大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根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路径设计，1953年，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经过4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始终把生产力发展同生产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八大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中央首先确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为尽快改变中国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毛泽东早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宣布，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重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⑦]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将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再次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⑧]。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发展战略。在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发展模式上，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变革生产关系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在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于受革命战争时期斗争方式和习惯思维的影响，在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过程中，不少时候仍沿用革命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

生产力发展观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选择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后27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大国地位；经济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教文卫事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其发展的历程都远比人们原先设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由于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注重从生产力自身特点及其要素上寻找规律，在所有制结构追求纯而又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战争时期思维习惯的影响，用政治运动的手段和形式进行各方面的变革和建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超越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当作“唯生产力论”横加批判，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经济增长发展观，抛弃了用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经济作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和历史进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使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时难以走上正轨。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加快中国发展步伐、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此时，西方发展理论根据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形成了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纵观世界大势，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继承生产力发展观和借鉴西方发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攸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增长发展观。

经济增长发展观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力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同时，对如何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实力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的现实出发，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⑩]，告诫全党要排除干扰，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立足中国国情，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伟大创举。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1]。党的十二大再次明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首次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12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发展目标的路径要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基点的准确定位，党的十三大充分表述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上路径选择不但适合中国国情，尊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解决了我国在发展观上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

在发展模式上，相比于毛泽东一再通过意识形态论争来追问经济建设手段的合法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更强调以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论证发展目标和发展的终极理想的科学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把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最大目标，将GDP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为了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破除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允许国家、集体、个体、合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在十三大上正式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科学地总结了经济增长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提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发展观的再次升华，体现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统一。

经济增长发展观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解答，从而使我国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变革生产关系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唯一手段的误区，消除了人们在发展观点上的争论和疑虑，解决了长期困绕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经济增长发展观的指引下，全党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积累了巨大财富和物质力量。到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0059.5亿元，进出口总额达135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长17.5%，综合国力上升为世界第十位，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发展观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远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形成和实施的，它对发展理解多为物质层面，以单纯的GDP增长作为考核发展的重要指标，较少关注自然及人的发展，因此出现了高增长下的收入差距拉大，生态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同步的现象日益显现。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突破了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视野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深化和完善了经济增长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观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高新技术异军突起，然而，各国在获得经济空前繁荣时却遭遇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关系。国际上在对工业文明所走过道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传统发展观和工业文明模式的局限性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将发展的内涵由经济、社会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与经济快速增长相比，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权力腐败、道德失衡等现象滋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进行重新审视。沿着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2]，在世纪之交提出可持续发展观。“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3]要求在发展经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观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发展目标，充分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原有的发展战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在“九五”期间，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目标，在原“三步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发展模式上，面对着我国发展进程中来自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可持续发展观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力图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调一致，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协调发展。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上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支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理念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突破了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把发展视线从经济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确认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异，解决了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这一发展观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更符合世界潮流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总体到达小康水平。但是，可持续发展观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能涵盖人类发展观的全部，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发展内涵；在实施过程中侧重论及在发展中如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而未及构筑人口、社会、资源与环境统一于发展的复合系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日趋成熟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6万亿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7%，达到了1.1万亿美元，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然而，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资源、环境和技术瓶颈制约日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冲突频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认识到，单靠一般的政策调整，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发展观的高度应对和处理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树立对发展的全新认识。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确认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在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发展的要求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延续了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并明确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又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发展模式上，确立了“循环经济”这一新的发展模式。党中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强调自然资源也应该形成循环，在消费的同时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这一发展模式有助于遏制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经济泛滥；有助于制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伪造数字的不良政风的蔓延；有助于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建设。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主题，它蕴涵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着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贡献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经过85年的实践、探索和对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对社会发展的领导更加成熟。

五、结论和启示

1、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果断地选择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然而如何走好这条道路，经过了几代人的曲折探索和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先后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萌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深化和趋于成熟阶段。每一种发展观既继承了前一代人发展观的合理内核，又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进行了创新发展，是一种不断扬弃的过程，最终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与世界发展观逐步接轨，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因此，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2、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重大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奋斗不懈的理想和目标。在85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把发展作为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途径。几代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观点，并将之切实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为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任何国家如果不加快发展步伐，就要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因此，一心一意谋发展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3、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终身的理想和追求，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全过程。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以国家民族的发展为已任，谋求中国最快最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其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强烈愿望和伟大实践可以光照日月，昭示世人。因此，提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观，既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4、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而建设时期的重点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变革生产关系这一惟一的途径，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提出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时急于实行变革，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增长空谈发展，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没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作保障，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衡量我党政策措施的标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

5、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经过近百年来中国无数先进分子和几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真理性结论。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发展观，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只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选自《云南中共党史研究》

[①]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2]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中国公证的历史演进 篇3

关键词：小城镇 城镇制度体系 城镇质量

按照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空间与国家政策调试的区域划分，我国农村城镇化大致分为两大阶段，以1992年为分水岭，之前属于二元社会制度框架内的发展与调试，1992年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我国农村城镇化进入到城乡统筹思路上的政策安排。进一步细分，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促进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从粮食种植业向林业、副业等农村其他经济领域转移，农村生产要素由静态向动态转化成为改革开放后农村城镇化的第一阶段（1978—1983年）

改革开放之初，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制度的运行带来了资金、劳动力和粮食的剩余。农村生产要素的城市化聚集与转换是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一时期城市改革也处于起步状态，不具备吸纳大量劳动力的条件。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在以农村改革为主、城市改革相配合的改革局面主导下，城乡关系得到改善，差距逐渐缩小。但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制度仍然无法实现农村生产要素城乡间的自由流动，由此农村生产要素从农业种植业向农村林业、副业等其他领域转移成为最合理的去向，生产要素的动态转移，是农村经济走向商品化生产的前提，而这正是农村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因此，生产要素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化成为农村城镇化的准备和前奏。

二、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产生的“集聚”效应，促进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农村非农产业和个别村落集聚，小城镇自主诞生，这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城镇化的第二阶段（1984—1991年）

土地制度变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又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离析”出来成为剩余，当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现，并日益成为显性问题时，引起国家高度重视，于是农村出现乡镇企业（最初称作“社队企业”）时，国家认识到其发展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政策上加以扶植。乡镇企业作为农村新的生产力因素，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交换为目的进行的商品生产，与市场密切联系，由此农村小城镇悄然兴起。

农村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吸引大批农民放下锄头铁锹，进入小城镇寻求就业机会，这就迫切要求在城镇落户。有鉴于此，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人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这是对我国原有二元户籍制度的重大突破。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地加快了小城镇的建设步伐，全国建制镇由1979年的2851个增加到1985年的7511个。到1990年底，小城镇突破1万个，小城镇人口达到2.67亿人左右。

三、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及政府宏观引领，促进城镇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这成为农村城镇化的第三阶段（1992—2001年）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的经济形式，它能够通过基本的交换关系将农村与城市相互隔绝的生产与生活状态纳入到市场体系之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在主观意识上要打破禁锢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走城镇化发展道路是二元结构的有效突破口。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关于小城镇建设的专门文件：《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强调提高城镇化水平是一个渐进过程，并提出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搞好小城镇建设。

从1992年到2001年，这一阶段我国改革打破了城乡分离的二元格局发展思路，具有突破性进展。但此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异地转移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都处于起步阶段，转移到城镇的居民没有从身份转换中得到显著的福利改善，农村城镇化道路任重而道远。

四、提高城镇质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社会一元化，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农村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进入到以城市人口为主，最终建立“人的无差别发展”的国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最有效的途径。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强调“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正式将农村城镇纳入到城市经济与社会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由此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进入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发展目标，并指出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十六大以来国家的农村城镇化政策旨在突破二元社会制度，以城乡统筹的思路对农村城镇化政策做出不同于前几个政策发展阶段的新的、根本性的调整，最终实现城乡融合。

参考文献：

[1]徐璋勇，袁建歧.农民与城市化[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56

[2]侯微.中国农地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演进1978—2009[J].乡镇经济，2009（1）

〔本文系2012年度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需求及改革措施研究”（项目编号：W2013094）、沈阳建筑大学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土地政策变革的需求研究”（项目编号：2013105）研究成果〕

（侯微，1980年生，辽宁锦州人，沈阳建筑大学思政部副教授。姜国

中国工程管理的历史演进 篇4

1 经验化阶段:古代工程管理

人类最初用物与造物的活动便意味着工程活动的开端[4,5]。我国古代的工程极具特色, 气势与艺术兼并、工程与自然结合, 无不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思想[6], 积累了丰富的宝贵实践经验[7], 由此萌发了朴素的工程管理。

1.1 工程管理思想

古代工程在设计时遵循人的主观感受, 以人为中心,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如皇家建筑中的龙凤雕饰, 以“吉祥如意”为主题的“福禄寿喜”装饰等, 以现实生活为依据, 重在抒情, 偏重对理想美的追求[6,8]。另外万里长城的“因地形, 用险制塞”, 园林艺术的借景抒情, 宫殿建筑的风水尊崇, 帝陵建造的布局等, 无不体现了对自然规律、法则的遵循, 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 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 我国古代工程建设同样成功实践了系统整体的思想。例如都江堰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施工十分合理, 通过鱼嘴分水、宝瓶口引水、飞沙堰溢洪, 形成一个完整的“引水以灌田, 分洪以减灾”的分洪灌溉系统。长城则是以整体性防御体系为目标进行设计和建构的, 结构上实行“五里一燧, 十里一墩, 卅里一堡, 百里一城”, 施工上借助地形, 就地取材, 并且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个烽火台, 形成快捷的信息传递联系体系。

古代工程中还实践了优化的思想。例如, 宋代水工高超在黄河治堤工程中创造了“三节下埽合龙法”, 由于龙门水深流急, 最后的合龙又是堵口工程成败的关键, 但通过长度约100米的埽进行了几次合龙均未成功, 于是提出将60步 (约100米) 的埽分成3节, 每节20步, 彼此用绳索连接, 先下第一节, 削弱水势, 压到底再下第二节, 然后再下第三节, 如此省力的优化方法终于巧合龙门, 成功堵住决口[9]。

1.2 建设组织管理

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民间工程建筑规模较小, 建造与管理相对简单, 均是采用建造者自营的方式, 由工程建造者自主负责资金、材料与图纸, 并集建筑设计、施工与管理于一身。政府工程 (如官式建筑、王室建筑等) 则规模宏大, 结构复杂, 建造费用涉及国库开支, 因此需要设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比如, 我国古代的工官制度, 这是一种为王室、宫廷、宫府服务的官营土木营造事务的制度[10]。工官制度采用集权管理的方式, 是一种严密的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管理方式, 可以保证规模巨大的工程在短期内按照预期目标完成。工官制度主要是由国家组织实施, 朝廷或各级官府派员进行筹划与监工, 其中工程建设负责人由朝廷、官府或军队领导人担任, 并成立临时管理机构, 工程竣工后即撤销。

奴隶社会时期, 工官是管理工匠的官吏, 掌握着工程的几何知识与测量技术, 是工程建设的主持者, 如周朝设置了“司空”、“司工”之职。封建社会时期, 工官不再专指某个人, 演化为掌管营造事务的官署的组成部分, 并且其职能不断进行调整, 并愈趋完善, 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征工征料、制定规范标准、组织生产与管理等于一身。如秦代设“将作少府”负责土木营造事务;汉朝负责营造事务官署的长官为“将作大匠”, 初期长安城的规划设计及建造则由汉高祖的将作大匠阳城延担任;隋朝以后设“将作监”, 并设“工部”, 负责的长官为“将作监丞”、“工部尚书”, 其中新都大兴城的规划与监造由隋炀帝的工部尚书宇文恺担任, 另外著名的《营造法式》是由宋徽宗的将作监丞李诫编修完成;清朝取消“将作监”, 保留“工部”, 另设“内务府”, 掌管坛庙、官署、苑圃的营造事务。

1.3 实施过程控制

古代工程建设有其独特的标准与程序。最早的一部工程技术专著《考工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制度, 包括王城规划以及版筑、道路、门墙和主要官室内部的标准尺度等;北宋元丰年间的《筑城法式》总结了各种防卫工程的经验;元代所著《河防通议》针对堤坝、水闸的技术、材料、工具等进行了详密规定;《营造法式》对不同类型的房屋做出了统一规定, 并提出“分工专其业”的主张, 提出10多项专业分工, 分门别类地由各专业操作者来完成各项具体工程[9]。

古代大型建筑的兴建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 需要精心策划与安排才能保证工程顺利完工。例如孙子兵法中提到“庙算多者胜”, 则是指国家进行大型工程建设时需要运筹帷幄, 缜密地组织与安排[7]。在长城的建造过程中则采用各种办法克服困难, 人们在难以行走的地方排成长队通过传递的方式运输材料, 冬天泼水结冰后减小摩擦以推拉石料, 深谷采用“飞筐走索”的方法牵引材料, 不仅节省了劳动力, 也大大节约了时间[3]。《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举而三役济”的事例, 即北宋时期丁谓负责重造皇宫时便事先进行了计划与组织, 在皇宫中开河引水, 通过人工运河运输材料, 同时用开河挖出的土烧砖, 工程完工后再用建筑垃圾进行填河。

在质量安全控制方面, 古代工程也很有特色。《吕氏春秋》中记载了战国时代吕不韦对产品质量的关注, 规定在产品上“勒工名”, 对操作者“以考其诚”。长城修筑时同样实行了责任制管理, 通过石刻碑文记录每次修筑的位置、长度、高度等, 还刻有督理官员的官衔与名字、石匠、木匠等的名字, 根据记载来追查相应责任;还设立了质量验收制度, 要求在一定距离内用弓箭射城墙, 箭头未入墙即合格, 否则返工重筑。北宋时期木结构建筑匠师喻浩修筑高达360尺的木塔时, 每修一层便设置帷幕遮挡, 避免施工落物伤人, 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大型工程结构复杂, 资源消耗大, 重视工料消耗与费用计算, 并形成了一定的方法。《营造法式》中针对各工种的材料使用进行了统计, 并作为定额基础便于用工用料[11]。《儒林外史》记载青枫城城墙工程修筑时则分人工费、材料费进行核算, 判断其是否多估冒算。清朝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中记载了许多工料计算方法, 并制定了详细的料例规范———《营造算例》, 设置了专门负责工程估工算料和编制预算的部门“算房”[7]。

2 工具化阶段:近代工程管理

近代工程管理是指鸦片战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的时期。鸦片战争后, 我国传统的建筑生产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7]。清朝后期工部被撤销, 工官制度随封建制度一同消亡, 同时西方工程建设方式引入我国, 引起了近代工程管理的变革。

2.1 机构设置

鸦片战争后, 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广州、福州等城市逐渐表现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程生产方式特点, 尤其是上海最为典型, 其租界的建筑管理方式及制度影响了后续国民政府设置工程管理部门组织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起草拟定。不同于古代的工官、工匠和民役组成的组织结构层次, 中国近代建筑管理方法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特色且初具雏形。

1854年, 英、美、法三国领事在租界召开会议并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会, 后改为市政委员会, 即工部局, 主要负责城市建筑工程管理工作, 包括制订、修改相关建筑章程, 审批建筑设计图纸, 核发建筑许可证, 负责审查营造厂开业、审查工程开工建设经营, 以及对违章建筑的管理, 并负责建筑师审查。工部局下设工务处, 主要负责租界的一切市政建设、建造管理等工作。租界的这种市政建设管理体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被全国许多城市效仿, 北京、天津等城市纷纷成立了工务局。

2.2 制度建设

民国初年受西方城市建设体制的影响, 各个城市都设立了近代市政机构, 颁布实行城市法律法规, 进行城市改造, 启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了我国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清政府于1909年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第一次从行政管理上将“城”和“乡”区分设置, 即标志着我国城市建设制度的开端。民国时期, 市政机构设置逐渐形成[12]。1921年颁布了《市自治制》与《市自治施行细则》, 并且受近代西方“自治城市”理念的影响, 强调城市行政体制中立法与行政的分离与制约, 形成了自治会、市政公所、参事会的市政机构设置。以北京古城为例, 其城市建设和管理及城市各项事业都是以一整套的法律规章为前提和基础的。1933—1935年为北京市政正规化时期, 其间颁布了市政建设法规22项, 房地产建设法规6项, 道路交通建设法规7项, 建筑业 (承包工程、工程招标、购置材料等) 建设法规4项、环境卫生建设法规5项[13]。其中城市建设工程包含城市道路修建、城市交通建设 (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 、新型城区发展 (如城南地区的新兴城区) 。

经过长时间对城市建设管理及相应工程技术的探索, 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全国性建筑管理法规———《建筑法》, 之后又制定了建筑行业管理规则《建筑师管理规则》、《管理营造业规则》和技术规范《建筑技术规则》, 同时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政府建筑管理机构体系, 在中央为内政部营建司, 在省为建设厅, 在市为工务局 (未设工务局的为市政府) , 在县为县政府。

2.3 实施方式

古代由于社会分工简单, 工程建设由业主自营, 工程设计、施工与管理均由传统营造工匠担任, 工匠既是设计者又是施工者。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我国打开国门, 西方近代建筑对我国传统营造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便出现了建筑师, 主持建筑设计的同时还参与建造, 直到17世纪出现专业建筑师, 并开启了正规的建筑教育方式。西方的建筑师随着西方建筑方式一同进入中国, 逐渐打破我国传统营造工匠集设计者与施工者于一身的方式, 发展成为专门的设计群体, 与施工分离开来。早期仍是西方建筑师带领我国建筑人员进行设计与施工, 直到20世纪20年代, 我国派往西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 打破西方建筑师一统天下的局面, 并带动了我国院校建筑教育体制发展。

西方专业建筑师负责设计与监督、承包商负责施工的方式影响了我国的工程实施, 打破了我国传统工匠制度, 逐渐形成了作坊式经营方式, 成立了营造厂 (即工程承包企业) , 并投入到近代建筑市场招标竞争中。1880年川沙籍泥水匠杨斯盛开设了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创立的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 其中固定人员较少, 一般有厂主、账房、建工、估价员等, 因此, 工程中标后, 与业主签订合同后, 再层层分包、转包, 最后由包工头临时招募工人完成。针对营造厂的开设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与担保制度, 由工部局进行资质审核, 最后向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营造厂分为甲、乙、丙、丁四等, 相应的资本金、代表人学历、经营范围、承接工程规模均有相应规定。随着营造厂承包工程的成功, 如1893年由中标的杨瑞泰营造厂承建的江海关二期大楼是当时规模最大、式样最新的西式建筑, 我国企业家开设的营造厂也逐步形成规模, 出现了张裕泰、余宏记、江裕记等营造厂。

西方近代建筑方式的引进不仅仅包括专业建筑师、工程承包方式, 还有工程招投标模式。1864年西方营造厂建造法国领事馆时首次引进招标投标, 对此我国最初并不适应, 直到1891年江海关二期工程招标只有杨瑞泰营造厂一家投标, 渐渐地被国内营造厂商所接受, 1903年德华银行、1904年爱俪园、1906年德国总会和汇中饭店、1916年天祥洋行大楼等都是有本地营造厂中标承建。20世纪初, 工程招标投标程序愈趋完备, 其中招标文件、合同条款、标签会议、评标方式、履约保证金制度等与现代工程类似甚至有相同之处。

3 科学化阶段:现代工程管理

现代工程管理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面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大量基本建设工作, 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49—1952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3—1957年)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58—1965年) 及“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1976年) 。这一时期,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集中财力办大事, 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 所采取的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模式与做法推动了工程管理实践的发展, 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兴起也为我国工程管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 (1976年至今) , 我国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与科学技术进步, 建设管理体制发生一系列变革, 项目管理理念与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工程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5], 使工程管理理念趋于科学化、方法趋于专业化、价值趋于多元化。

3.1 工程管理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期, 主要采用建设单位自营、基建处、工程指挥部等建设组织模式。由于建国初期设计和施工力量薄弱且分散, 主要采用建设单位自营方式组织工程建设, 即建设单位自己组织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 自己购置施工机械和采购材料, 集建设与生产职能于一身, 自行组织工程项目建设。基建处模式则是由各行政部门 (如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 以及一些工程较多的单位设置基建处, 进而负责具体工程实施, 而这些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常规性的行政管理。1958年之后, 出现了工程指挥部模式, 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针对具体工程项目成立指挥部、筹建处、办公室等, 将建设与生产职能分开, 由工程指挥部负责建设期间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 竣工后移交生产管理机构负责运营。由于指挥部是临时组建, 随项目成立而组建, 随项目完成而解散[14], 可能存在只有一次失败教训而多次成功经验积累的弊端, 但这种模式依靠行政手段有效协调各方面关系, 调配工程项目建设所需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材料设备等, 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和“三线”工程建设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6年, 参考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和企业法人的设立原则及模式, 国家计划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暂行规定》, 使得我国建设组织模式从传统模式走向了项目法人模式。计划经济特色的工程指挥部模式逐渐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规律, 与项目法人模式的结合保留了原有决策、指挥的优势, 同时能够确立工程的责权利关系, 保证工程的投资效益和应有成效。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大, 技术越来越复杂, 以项目法人模式实施工程管理越来越不能满足对工程管理专业化的需求, 结合我国国情, 出现了项目法人+项目管理咨询公司的组织管理模式, 是由项目法人担当业主, 仅针对工程项目提出建议和进行重大问题决策, 由项目管理咨询公司为业主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常见的PM模式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服务) 、CM模式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建筑工程管理) 等都是项目法人+项目管理咨询公司的一种组织管理模式。

另外, 代建制是针对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建设、监管、实用”多位一体的弊病应运而生的一种模式。早在1993年厦门便开始试行将市级财政性投资、融资社会事业建设项目委托给一些有实力的专业公司, 由其代替业主实施建设管理, 可谓我国“代建制”的雏形。1998年重庆、青岛等城市开始推行试点工作。2004年我国正式批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 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 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 竣工验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所谓代建制, 是指通过设立专业的建设代理机构, 代理 (或提供咨询服务) 建设单位负责有关工程项目建设的前期和实施阶段的工作。截止2005年12月, 我国约有4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省会城市先后试行代建制模式, 并在此基础上, 上海、深圳和北京开创了符合自身城市特点的代建制模式。

改革开放后,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工程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单一的资金筹措方式和融资渠道无法满足工程建设需求, 需要综合采用多种筹资方式, 从不同渠道筹集所需建设资金。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试点和采用BOT模式 (Build-OperateTransfer, 建造-运营-移交) 。进入90年代, 我国政府开始重视BOT模式, 选择更多电厂、自来水厂项目作为BOT模式的试点工程, 进一步推广试点。1995年1月, 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颁发《关于以BOT方式吸引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同年8月, 国家计划委员会、电力部和交通部联合颁布《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保证试点工作有序进行。

21世纪初期, 我国开始出现大量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 公用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 项目, 即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给予某项目而相互合作, 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如2002年8月, 深圳打破市政公用设施的政府垄断, 将能源集团、燃气集团、公共交通集团等国有企业以招标方式转让部分股权;同年9月, 成都市政公用局将6条公共汽车线路的特许经营权拍卖, 有偿转让国内公共汽车线路。2003年浙江省17家民营企业组建5家投资公司承担杭州湾跨海大桥, 利用民间资本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省政府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民间资本的意见》, 并明确指出沿海铁路、火力发电厂等工程将继续吸引民间资本。2008年北京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的建设运营模式同样采用PPP的特许经营模式, 此外2009年北京地铁四号线和2011年深圳地铁四号线也分别采用PPP模式。此外还有许多优化和创新的项目融资模式被采用, 如PFI模式 (Private-Finance-Initiative, 私人主动融资) 、ABS模式 (Asset-Backed-Security, 资产证券化) 等。

3.2 建设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后, 我国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推行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建设工程监理制和项目法人责任制等一系列建设管理制度。

(1) 招标投标制。1979年, 我国首先在部分地区的建筑安装市场试行招投标制度。1983年6月, 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建筑安装工程招标试行办法》, 在工程建设领域实行招标投标承发包制度。1984年, 国务院《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大力推行工程招标承包制。要改革单纯用行政手段分配建设任务的老办法, 实行招标投标。”同年我国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了工程建设领域实行招标承包制。1985年, 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共同颁布了《建筑工程招标投标暂行规定》。1992年, 建设部颁布《工程建设施工招投标管理办法》和《招标投标公证程序细则》。1999年9月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于200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2) 合同管理制。改革开放后, 我国建筑市场面临激烈竞争, 要求改进与提高工程管理水平, 工程合同管理逐渐引起重视。FIDIC合同条件在1982年的鲁布革水利工程、1984年的京津塘高速公路等工程中的引入与应用体现了我国工程建设合同管理的发展。1999年3月,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同年12月, 国家建设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即各类公用建筑、民有住宅、工业厂房、交通设施及线路、管道的施工和设备安装的合同文本。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工程范围的扩大, 合同管理制度在工程实践中得到推广与应用。

(3) 建设工程监理制。1988年我国开始试点建设工程监理制, 1996年末建设部发布《建设工程监理规定》, 标志着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开始逐步依据国情建立工程建设监理制度。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建筑工程监理制度”, 使建设工程监理在全国范围内进入全面推行阶段, 从法律上明确了监理制度的法律地位。2000年底, 建设部发布《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使工程建设监理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

(4) 项目法人责任制。1992年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建设项目实行业主责任制的暂行规定》, 要求从1992年起, 新开工项目和进行前期工作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项目原则上都实行项目业主责任制。1996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颁布《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暂行规定》, 要求国有单位经营性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必须组建项目法人, 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 即将原来的项目业主责任制改为项目法人责任制, 规定由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偿还债和资产的保值增值等实行全过程负责。

3.3 学术与教育

工程管理的重要地位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确立的, 其学科地位也是随着工程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得到认可。发达国家工程院均设有与工程管理相关的学部, 如美国国家工程院电力与能源体系工程学部、电子工程学部、经济学学部、教育与研究政策学部等12个学部都设有管理子领域, 且在美国国家工程院、瑞典皇家工程院中与工程管理相关的学部院士都多达200余名。工程管理的发展是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各产业工程师的共同贡献。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由企业界院士和学术机构院士构成, 法国科学技术院由来自工业领域的工程师组成, 英国皇家工程院同样由杰出工程师组成。此外, 早在1852年成立的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ASCE) 的设置机构覆盖建筑工程、机械工程、交通工程等领域;1979年成立的美国工程管理学会 (ASEM) 主要负责“工程管理知识体系”的编写、修订等工作, 其中《工程管理知识体系指南 (Guide to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EMBOK Guide) 》已修订至第3版, 主要出版物还包括《工程管理手册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Handbook) 》。国外工程管理的含义定义宽泛, 从国外工程院学部的设立、院士的构成以及专业协会的侧重等就反映了这点, 并且十分重视工程管理的理论和实务研究。

我国工程管理学科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工民建管理或土木工程管理, 到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工程管理的认识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我国高校便设立了工程管理专业。1989年, 教育部将“建筑管理工程”和“基本建设管理工程”正式列入由其第二次修订并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1993年, 教育部将“管理工程”和“房地产经营管理”正式列入由其第三次修订并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1998年, 教育部将原本科专业目录中的管理工程 (建筑管理工程方向) 和房地产经营管理以及原本科专业目录外的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和国际工程管理4个专业调整合并为工程管理专业, 并设置于管理学门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一级学科下[15,16]。2000年中国工程院正式设置工程管理学部, 标志着国内学术界对工程管理学科地位认同的重要体现。从2007年至今, 中国工程院成功举办了七届“中国工程管理论坛”, 针对和谐创新、科学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主题进行了广泛征稿与深入研讨, 不仅促进了我国工程管理学术交流, 更推动了我国工程管理理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此外, 2008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在“十一五”项目资助中设置“G0118工程管理”代码, 并在《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列出“面向大型工程建设的集成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 (G0118) ”重点资助项目计划, 围绕我国大型工程建设展开深入研究。2010年, 中国工程院提议并委托高等院校进行学科论证, 由此批复设置了工程管理硕士 (MEM) 专业学位, 旨在适应我国现代工程事业发展对工程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

3.4 理论与方法

20世纪50年代, 我国科学家钱学森结合国外航空航天科技的研究实践及经验进行理论总结, 出版了《工程控制论》并推广应用于工程技术领域[17]。这一时期逐渐诞生了系统工程、一般系统论等思想。20世纪60年代, 钱学森提出的适合我国的系统论、控制论等推动了我国许多重大国防工程的顺利实施与发展, 尤其是在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中的运用, 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20世纪70年代, 以系统科学为对象, 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我国科学家开展了大量学术研究, 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 被誉为中国系统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18]。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代表了钱学森的系统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随后钱学森集中系统学的探索研究, 1990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及其方法论》, 正式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及处理这类系统的综合集成方法论。

20世纪60年代初, 华罗庚教授深刻领悟和引进CPM (关键路径法) 和PERT (计划评审技术) , 同时结合毛主席“统筹兼顾”和“抓主要矛盾”的思想, 起名为“统筹法”。1965年2月, 华罗庚带领学生进行试点, 得出“统筹法必须应用到一次性项目”的宝贵经验, 然后在西南三线推广统筹法, 取得良好成果。1965年6月, 华罗庚发表《统筹方法平话》, 同时在北京、南京等地组织统筹法学习班, 做了许多试点推广工作;同时, 其注意到国际上出现的最优化方法, 由此提出“优选法”。1970年3月, 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 同年4月华罗庚向国务院部委领导介绍统筹法和优选法, 随后在上海炼油厂试点双法, 工人们运用统筹法使酚精炼扩建工程工期从30天减为5天, 运用优选法使军工用的605降凝剂凝固温度从摄氏零下38度降到41度, 并在电子、化工等各行业推广双法。1972年起, 华罗庚组织“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到各地进行大面积推广, 从1972年至1985年, 小分队共计到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工矿企业推广双法, 掀起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 取得丰硕成果。

可见, 系统论与双法为工程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1世纪以来, 工程管理理论有了新发展, 管理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方法值得借鉴, 如工程哲学、协同论、创新管理、人本管理、知识管理、集成管理、并行工程等在工程管理实践中成功应用, 大大促进了工程管理理论的发展。如2002年, 科学、技术与工程“三元论”的思考带动了工程哲学的探索, 对工程赋予哲学内涵[19]。2003年,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工程有了新的要求, 和谐、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要求落实到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营等过程中, 做到工程与自然和谐共处、以人为本, 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同时, 信息技术、系统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等大大提高了工程管理效率, 如预测技术、决策支持系统、数理统计、实证研究、行为实验、微观建模、计算仿真等方法的应用解决了各种复杂的工程管理问题。

4 结语

基于历史背景, 工程管理的转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共同演进的过程, 经历了从古代最初朴素的经验化阶段到近代引进吸收的工具化阶段, 再到现代多元发展的科学化阶段。同时, 工程管理是一个多方、多要素参与的社会建构过程, 工程管理的“世界”不仅牵涉工程技术, 还有管理理论与方法, 共同作用于工程管理实践活动, 实现了工程目标的同时能从中提升理论、提炼方法、创新技术, 如此反复推动工程管理的发展与演进。

摘要：我国工程管理伴随人类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古代工程管理带有经验属性, 将好的做法进行经验化进行推广应用;近代工程管理受西方建设生产方式影响, 通过引进吸收、模仿探索, 人们将其以工具的形态所掌握;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进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管理理论、方法与模式等, 尤其21世纪以后, 随着工程内涵的扩大、工程管理内容的扩充及相关理论方法的融合, 工程管理进入了一个科学发展的阶段, 呈现多元创新的趋势。

中国公证的历史演进 篇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基本形成、发展完善和高度成熟四个阶段。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深刻意识到，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生态文明建设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和遵循客观自然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成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论和观点。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思想，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生态观演进历程中的时代背景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十二五”时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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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客体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不仅可以认识自然，而且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于）自然。”①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②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二重性的规律，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但是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建设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一场新的“战争”，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③“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④在“向自然开战”的号召以及“人定胜天”的“信念”下，人们狂热地、不自觉地掀起了“大跃进”、“全民炼钢”运动以及十年文革期间的以粮为纲、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活动，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结果是大量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建设欲速而不达，增加产量的期望也化为泡影。毛泽东在晚年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后，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

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⑤

毛泽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生态认知水平，其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对待自然的思维方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首先，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来看。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领导人，他带领人民抗击敌人，通过一步步的胜利才成就了新中国的建立，这些革命经历造就了他骨子里是带有战斗意念的，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实战主义的风格，“向自然开战”、“与天斗，与地斗”„„这些都是他“斗争理念”的体现。按照毛泽东思维逻辑的发展，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战争”和“革命”中，胜利者和生存者只有一个，因此产生了“人类要改造自然就必须征服自然”的认识误区。其次，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人民奋斗的最主要目标和最迫切任务，大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缺乏自然规划的情况下，改造自然的盲目性也随之而行，而且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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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刚刚开始，生态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上议事日程。最好的例证就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论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和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却唯独没有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基本形成

经历了“大跃进”和十年浩劫，中国许多地方生态环境已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相继出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通过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统筹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宝贵的论述，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基本框架。

第一，正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长期以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我国引以为豪的优势，然而邓小平对此进行了科学辩证的分析，他理性地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①庞大的人口数量无疑需要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这就意味着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资源，生态环境将因此承载更大的压力，所以“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②，“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③。对于人口这一战略问题，既“要很好地控制（数量）”④，又要大力提高人口素质，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力资源的巨大的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⑤

第二，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四川、陕北等地爆发了百年特大洪灾，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严重，邓小平意识到：“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到林业问题，涉及到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这些地方是否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⑥他还进一步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不仅能避免经济损失，还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林木，泡桐树长得快，板料又好”⑦；“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⑧

第三，依靠科学技术保护环境和开发资源。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⑨邓小平将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渗透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他明确提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⑩此外，他还提出了利用科学技术开发新能源的思想，“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自然环境保护，都很重要。”11

第四，重视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后的深刻认识，因此，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2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3

邓小平对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迈出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第一步，生态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环境保护管理与执法机构陆续成立，全社会形成义务植树的良好风气，这些工作在今天确实产生了“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①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发展完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在增大”②以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实际，对中国生态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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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宽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生态观，形成了一系列更加全面完善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思想。

第一，生态环境问题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自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和追求的目标。江泽民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理念，指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④ ；“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⑤

第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不断深化和拓展对生产力要素的认识。面对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巨大损失的现实情况，江泽民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生产力的高度，创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⑥的科学论断，并指出：“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⑦2001年在海南考察工作时，他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真正明确，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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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⑧

第三，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继续“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⑨，“依靠科技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耕地，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⑩。可贵的是，江泽民还敏锐地看到了科技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11因此，要积极发展生态技术，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2其次，“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加强环保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13同时，要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有力的环保执法队伍，“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①，“坚决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②。最后，“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减灾救灾、禁绝毒品、预防犯罪、防止核扩散和防治艾滋病等诸多方面，都是全球性问题”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④。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充分吸收借鉴国外有关环境保护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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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国内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国际性是江泽民生态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充分体现了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不仅极大地推动我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走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为全球环境问题的改善和解决作出了突出贡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胡锦涛高度评价：“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地位，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⑤

四、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高度成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面临着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上一届领导集体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生态问题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高度成熟和完全确立。

第一，生态文明的实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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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⑥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对“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刻认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将这一认识进一步高度概括和升华为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并对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作了具体阐发：“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⑦这为我们正确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第二，生态文明中的公民素质——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人类文明的进步取决于社会公民素质的提升，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⑧胡锦涛多次强调，这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人口意识、资源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⑨；“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在推进人口资源环境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①，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搭建平台；加强对领导干部和重点企业负责人的生态文明理念培训，切实“增强环境忧患意识和做好环保工作的责任意识”，“把中央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各项决策和部署落到实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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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态文明中的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胡锦涛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篇就提出，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比较粗放，这些问题是导致“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③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真正把做好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④具体包括：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⑤，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⑥，“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⑦；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⑧；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⑨

第四，生态文明中的社会类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和经济模式的转变，还需要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公民行为的再调整，因此，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先进思想，强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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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11“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2

第五，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把生态文明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要求全社会“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通过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节（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保（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大路线，“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3，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崭新目标。

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的发展理念，不仅升华和凝练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认识，而且将人类文明由原来的仅仅局限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了“自然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更为完整、更为科学的现代文明体系，切实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渴望优质生态产品、优良生态环境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以不断满足人民过上更好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五、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一个不断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以及认识深化的螺旋式上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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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回顾分析这些生态思想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现实影响，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条件，在整个自然界面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相对有限的，绝不能随心所欲，依靠透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换来的一时的、表面的经济增长，这样只会导致“自然界对我们进行报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尊重并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不能取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全面进步、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时刻注意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在改变生态环境中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生态文明是我们党对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升华和理念提炼，其本质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现代体现。纵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每一次大发展、大变革，都取决于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推进新时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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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依靠知识、智力开发和技术进步的转变，大力发展以资源节约、低碳排放、循环利用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和生态技术，在全社会推广形成必需型、健康型、生态化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环境，以低能耗的生产体系、适度化的生活体系、可循环的资源体系、创新性的技术体系和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

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独立游离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外，而是体现和渗透在其中的。它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要促进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在政治层面，党和政府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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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层面，要加强生态文化和道德教育，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在社会层面，要推动人们形成以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为主导的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四）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