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财政政策的看法

对中国财政政策的看法（通用8篇）

对中国财政政策的看法 篇1

自中央提出“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的要求以来,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成为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能够为提高财政管理绩效提供扎实的数据基础, 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随着改革的推进,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也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回顾与总结经验与不足, 对于今后的财政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政策梳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 要“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2006年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完善和推进地方部门预算改革的意见》中, 要求“探索建立地方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深化预算改革, 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

2009年财政部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将当前财政工作的重点之一确定为“全面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 严格预算管理, 强化财政监督, 提高财政资金绩效。”2009年6月财政部印发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绩效评价的对象、范围和评价重点。自此, 财政绩效评价从中央部门到各省全面推开。

2011年4月财政部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不断提高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规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行为, 重新修订并且印发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新增内容有:要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预算部门要将绩效目标编入年度预算, 并随预算调整而进行调整;各级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 勇于探索, 先易后难, 优先选择民生支出和社会公益性较强的项目等进行预算绩效管理试点, 积累经验, 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基本支出绩效管理试点, 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管理试点和财政综合绩效管理试点。

2011年7月, 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意见》, 这是我国关于预算绩效管理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指导意见》指出, 推行预算绩效管理要将绩效管理理念融入预算管理的全过程, 使之与预算编制, 预算执行, 预算监督一起成为预算管理组成部分, 逐步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 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二、省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必要性

1. 有利于缓解财政收支矛盾。

近年来, 我国各省财政收支不平衡问题日益显现。其主要原因是在收入增加的同时, 省级财政支出扩展, 且财政支出的效率不高。特别是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发展科教文卫等公益事业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为了缓解财政收支矛盾, 有效控制财政运行风险, 确保各项事业顺利进行就需要“向管理要效益”, 强化对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 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

2. 有利于解决省级财政资金管理缺失的问题。

加强省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对于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 挽救财力损失非常迫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有利于改进省级财政支出分配方式, 提高省级财政支出使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目标, 使财政支出规范化、科学化和合理化,

3. 有利于优化省级财政支出结构。

长期以来, 省级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 支出效率低下, 财政资金使用部门要钱随意, 花钱随便。开展绩效评价可以规范部门要钱和花钱行为, 引导财政性资金投入到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好的项目, 从而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自我优化。

4. 有利于健全省级公共财政体制。

在公共财政框架下, 预算的编制, 预算的执行和预算的监督相分离是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要求。

三、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成效

根据国家财政部的要求, 按照“建制度、重试点、抓研究、建队伍”的思路, 2001年全国在各省开始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点工作。在经历了试点阶段——扩大试点阶段———升华阶段后, 摸索出一些经验, 取得了初步成效。

1. 推动了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的初步建设。

以山西省为例, 2004年根据财政部的部署, 山西及时制定了《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办法 (暂行) 》, 并在教育、科技、环保、农业综合开发等领域积极开展试点工作。随后根据试点工作的进展, 又制定了具体的绩效评估办法:《省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山西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及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山西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绩效考评管理暂行办法》、《省级农口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考评试行办法》、《山西省财政厅省本级财政预算管理程序和办结时限的规定》等文件。

2. 省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由选择性试点到全面铺开,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效果已经显现。

以广东省为例, 从2003年试点以来, 对教育、交通的专项补助和贴息贷款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商业企业集团公司资产重组财政专项补助资金项目等, 开展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效果良好。

3. 建立了稳定且专业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

为了做好本部门的具体评价工作, 各省财政专门建立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 同时还充分发挥资产评估等社会中介组织专业优势, 引入中介机构, 接受相关单位委托对财政支出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山西省财政厅着手引入中介机构, 邀请资产评估机构参与绩效评价, 提升了本省的绩效评价水平, 初步形成了“财政委托、协会引导、中介机构参与”的具有山西特色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式。

4. 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得到完善并日趋细化。

山西省财政根据财政部的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和指导意见, 结合本省实际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对绩效评价项目的确定, 组织机构的建立、评价方案的选择、评价工作的实施、评价报告的撰写等做出明确规定和初步规范。

5. 初步建立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信息库。

省级财政在评价时注意总结收集资料, 对并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整理, 提高了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为以后工作积累了有价值的素材。有的省还建立了参与评价的中介机构库, 绩效评价专家库, 绩效信息评价网站。

四、绩效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 绩效评价工作起步顺利, 基本满足了当前工作的需要, 但与既定的目标还存在一些差距, 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1. 从各省的情况看主要以财政支出项目评价为主, 综合评价还未开始, 评价结果多数停留在预算执行结果和问题分析上。

2. 专业的评价人才严重缺乏。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象涉及项目、单位、部门乃至全省的财政资金, 参加财政绩效评价的工作人员, 既要熟悉财政预算知识, 又要熟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既要擅长组织项目管理工作又要了解国家政策和部门职能;既要擅长信息处理又要掌握评价技能, 但现实中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缺乏。

3.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结果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大多的财政绩效评价没有建立在财政预算和部门预算的基础上, 有些预算取决于领导的重视程度。绩效评价结果仅仅作为部门项目建设运营的档案保存, 没有成为指导财政实践的重要参考指标。

五、对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建议

针对上述提到的问题, 应从以下方面强化工作:

1. 进一步完善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建设。

各省要尽快出台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法规制度和办法, 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都能遵循一定的制度规范。要在落实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基础上, 研究制定一系列涉及绩效评价细化、量化的制度规范, 在财政资金运行的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

2. 健全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层次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必须有针对性。如果不了解财政绩效评价的特点, 简单套用一般项目评价方法, 很难达到财政绩效评价的目的。从各省开展绩效评价的情况看基本上遵循了“项目—单位—部门—综合”以及先重点项目后一般项目的路径。使绩效评价循序渐进, 由点到面, 确保了财政支出绩效工作进展稳妥顺利。由此看来, 评价工作的分类有明显的层次性。工作中要先选择社会公众比较关心的重要的公共支出项目作为评价的重点, 以较好地回应大众的关切, 在此基础上, 逐步拓展整个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

3. 设立财政绩效评价的组织框架机构。

首先要具有强有力的、高度权威的领导, 这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进展的组织保证。省级应成立由人大、政府、财政、审计、咨询专家、社会中介机构共同参与的领导机构, 专司其事, 统筹领导全省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各单位部门对此项工作要有专人负责。其次要有素养的合格人才。要创造条件把优秀人才吸引过来, 吸收专家和学者参与绩效评价。对现有人员要强化培训, 提高他们的政策法规的把握能力, 评价过程对所涉及知识的理解能力, 先进技能的掌握的运用能力, 数据参数的搜集能力和相关理论的研究能力。

4. 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指标设计要把握原则性、目的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原则, 全面性和精简性相结合的原则, 完整性和导向性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还需要我们展开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摘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能够为提高财政管理绩效提供扎实的数据基础, 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文章首先回顾和总结了近十年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政策依据;然后在简要介绍省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必要性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情况, 并对形成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预算绩效管理

参考文献

[1]白文杰.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5

[2]上海金融学院城市财政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城市公共财政绩效评价实践与探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05

[3]朱志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12

对中国财政政策的看法 篇2

姜毅

2011-2-24 21:21:41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

俄罗斯政权移交是在较平和的气氛和程序中完成的，但是，俄领导人的更替并不意味着旧问题和旧矛盾随之消失，俄罗斯在今后4年(普京首任内)，仍然处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社会重组阶段．与叶利钦时代一样，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危机、整合破裂的社会。即使按最好的估计(普京希望的GDP年增长率7％一8％)，也仍然是恢复性的增长，尚谈不上重振雄风．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由国内客观条件和发展任务决定的、自1996年后确立的外文政策不合进行原则性的调整。其外文政策的主旨(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环境)、原则(恢复大国地位)和主要活动方向(以对美关系为轴心、对独联体关系为优先)将得以继承．如果说新领导必然在工作中会表现出自己的风格的话，与前任相比，其外文政策的特点将不是表现在原则性问题方面，而是集中体现为实现既定日标的方法上。

在得出这个基本判断的同时，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普京个人的经历使其思想体系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出身强力部门，长期在情报和安全部门工作，接受了浓重的传统“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推崇强权和铁腕，另一方面，他追随激进改革派起家，与其代表人物关系密切，受他们的影响，对西方社会及其运行规则有一定的了解和认同．这种思想特点表现在政策中可能是：俄罗斯将在保留、强调自己文化、地城特点的前提下，继续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接近西方的步伐．普京已经多次强调，俄罗斯庄该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进程、努力实现欧洲统一． 第二，为尽快摆脱危机，俄未来的主要精力将集中于解决国内问题．普京和俄许多政策顾问已经强调，“内部的日标高于外部的目标”，俄应当放弃旧习惯，承认自己的地位在下降，集中精力关注自己的事，关注国家内部的发展．他们提出，外交政策作为使国家发展的一个手段要“节约精力”、更加“现实”、更加注意“符合国家力量状况”。

众所用知，在叶利钦后期，俄外交为显示大国地位，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采取了“广泛参与”的方式。而按照普京“节约”、“经济”原则，俄外交可能表现出某种“收缩”态势，即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某种“低调”，确保大国地位的活动可能主要集中于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领域，建立多极世界的构想也将首先考虑俄的现实需要．这还意味着，俄外交活动可能特别注重微观的具体问题，即以是否获取“实惠”、“经济利益”为标尺．新近修改的俄外交政策构想就特别提出了 “保护俄罗斯境外经济利益的任务”．

第三，俄与西方本质性的矛盾依存，双方的摩擦也将不断。但俄处理国内问题第一的原则要求它努力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保持低调的态势也使之有了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俄为避免冲突、扩大接触和增加讨价还价砝码，仍然可能作出某些妥协．

对中国财政政策的看法 篇3

“权威回答”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经济健康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必须加强，适度扩大总需求是中央一贯的政策；二是必须坚定不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是主要矛盾，是主攻方向；三是明确表示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避免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重复的投资拉动的死循环。

但是，对于“权威人士”的表态，一些市场分析人士刻意进行曲解，似乎只要一提供给侧，就意味着彻底否定了需求端的发力，似乎只要一抓供给侧，就是不要任何刺激经济的政策。这种刻意偏颇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外界很多不必要的猜测，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宏观政策要出现重大的转变。比如，在4月份的金融数据发布之后，由于和3月份及同期比，新增贷款、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以及M2都出现了下滑，一些市场人士甚至不惜用“触目惊心”等夸张的词汇进行解读。有人很自然地将“权威人士”访谈与4月份金融数据的下滑联系起来，然后进行了无限丰富的想象和解读，认为受“权威人士”访谈的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

的确，“权威人士”在访谈中明确指出要“确保中央已定的政策不走样、不变形。要全面、准确、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真正稳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要真正积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就要更加突出”。并且在访谈中对高杠杆进行了多次的警示，认为高杠杆是去年中国金融市场动荡之源，提醒“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 对房地产市场不是通过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而是通过加杠杆行为的去库存进行了警示。但很显然，常识告诉我们，4月份金融数据以及其他数据的下滑肯定和5月9日才发表的“权威人士”的访谈没有关系。

“权威人士”访谈针对的是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过度”不要大水漫灌，但并非不要任何刺激，更不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一些市场人士刻意将“权威人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对高杠杆，警示风险，曲解为“权威人士”反对任何刺激，反对宽松，反对投资。“权威人士”明确反对的，是过度刺激，过度放水，过度加杠杆。强调供给侧是主线，但并没有否定总需求管理，强调“五大任务”，但从未否认通过政策的微调预调让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货币政策而言，“权威人士”很显然是希望货币政策真正“稳健”，不要过于宽松，避免过去的错误再犯，而不是要收紧货币。这个基调和央行在数据发布之后的表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调并无二致。

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的情况下，宏观政策不可能不适度在需求端发力，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适当、适度的刺激仍然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选项。但是，政策不是为刺激而刺激，更不能为了数据本身的好看再次罔顾供给侧存在的种种问题。适度刺激的目的是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正如“权威人士”所言，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的情况下，“进”才是“稳”的根基。“进”，就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这需要时间，目前还处在起步期，新动力还挑不起大梁。简单地通过刺激，通过需求端的稳，事实证明只能“稳”一时，药效过后，故态复萌。

供给侧改革作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作为中国经济转型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其本质上是一种平衡的政策，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休克疗法。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有周期性、总量性的问题，但主要是结构性的问题，供给侧是主要矛盾。基于过去多次刺激导致的负面后果和积累的矛盾，“权威人士”提出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扩张办法给经济打强心针，造成短期兴奋过后经济越来越糟，强调要把控好“度”，既不过头，也防不及。很显然，这是一种既看眼前，更重长远的协调性的政策，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其曲解为政策“大变脸”，对民众只会造成极大的误导。

去杠杆也好，去产能也罢，需要一个过程，耐心和智慧一样重要。这点，决策层比任何人都清楚。

对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一点看法 篇4

关键词：慈善事业,问题,出路

一慈善事业, 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慈善一词翻译为英文是“philanthropy”, 源于古希腊语, 本意为“人的爱”。另有一词“charity”也是慈善的意思, charity一词的出现时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其本意为“爱”。实质上在英语中表达慈善意义时, 两个词表达的意义是一致的, 且均有“爱的付出”的意义。

在《大美百科全书》中, 慈善事业条目有如下释义:“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 它借由金钱的捐助和其他服务, 来提升人类的福祉。”英国人认为慈善事业的目的在于对社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慈善事业的解释是:“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 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 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从上述对慈善事业的解释中可以看出, 不同的国家对慈善的界定有所区别, 但总体而言, 都承认慈善事业的普世性和社会救助功能。

慈善事业, 古已有之。但真正意义上把慈善事业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管理的标志性事件是20世纪初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创立其慈善基金会以后。作为美国社会标志性人物, 卡内基通过自己的奋斗, 从一个一贫如洗的移民后代迅速发家致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批亿万富豪之一。作为资本家, 卡内基的致富方式和手段是存在争议的;但作为一个慈善家, 世人对他的义举和态度却是由衷赞赏的。通过慈善事业, 卡内基成功地洗刷了资本原罪的骂名, 并以“在巨富中死去是莫大的耻辱”的慈善理念成功地开启了世界慈善新风尚。

今天, 慈善作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外, 第三方社会力量正日益显示其独特的社会作用。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在唤起世界道德良心、维护社会公平、和谐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慈善事业援助的对象基本上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政府行政投入力度较弱的领域, 所以, 慈善事业事实上发挥了继市场分配、税收分配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分配的作用。市场分配、税收调节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而基于个人自愿原则基础上的慈善捐赠是捐赠者将手中掌握的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社会, 缩减因第一次、第二次分配而造成的社会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社会中的“仇富”心理, 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中国慈善事业的传统与现状

中国社会的慈善传统有悠久的历史和较独特的慈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 春秋战国时期孟尝君的食客冯驩“焚薛邑券书, 以捐之”的凿窟谋心义举;墨家“天下皆相爱”、“多财, 财以分贫也”兼爱的慈善观;儒家“仁”学, “仁政”对“大同”、“小康”社会的追求,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老吾老及人之老, 幼吾幼及人之幼, 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等政治道德伦理中蕴含的对社会弱势群体关爱的慈善理念对社会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慈善理念深入人心, 广为社会大众接受, 催生出古代富商、地主在地方自发主持修路搭桥、灾年减租免息。商人在传统义利观熏陶下义利兼顾或重义轻利的慷慨解囊救危济贫;宗教团体每逢灾荒, 慈悲为怀、普济众生、施粥赈灾、抚育弱幼;政府在赈灾救济中首当其冲、统揽全局地从上到下, 社会各阶层团体全面参与的中国式传统慈善事业, 培育出知恩图报、救危扶困、守望相济、广行善道的社会慈善意识与风尚, 形成一个个知善、乐善、行善, 社会重善、教善、举善的慈善事业发展的人文环境和独具中国风格的慈善理念风尚。

传统慈善理论和文化在历史上曾深深教育和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 培育出无数中华慈善人士, 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光彩的一页。在建设富裕型小康社会, 争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 传统慈善文化理论如何与现代社会实现对接, 怎样充分发掘慈善事业在凝聚民心, 消融社会矛盾, 缩减贫富分化, 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等作用,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如何呢?中华慈善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 中国慈善捐赠物款总额达50亿人民币, 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西方国家同类数字美国是2.17%, 英国是0.88%, 加拿大0.77%。 (1) 中国在所接受捐赠物款中, 近80%来自海外, 只有20%多一点来自内地。国内外捐赠数额反差巨大, 超出了许多民众的心理底线。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的脚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后,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将慈善事业列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 迈出了新的步伐。从2008年1月民政部慈善协调办公室、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第一份关于慈善捐赠的年度报告《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来看,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空间极为广阔, 近年来, 无论是慈善事业的大环境, 公众、企业界的捐赠热情, 社会慈善组织的发展等都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良好局面。报告显示, 2007年度我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 (款物) 总额达到了223.16亿元, 约占我国2006年GDP的0.09%。与2006年相比, 增长了123%, 而来自境外的捐赠 (款物) 总额达到86.09亿元。两项相加, 2007年度我国接受来自国内、国际的社会捐赠总额超过309亿元, 与2006年相比翻了两番。 (2) 另外, 根据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统计, 2008年我国的慈善捐赠总量达1070亿元, 是2007年的3.5倍, 占GDP总量的0.356%。短短五年时间, 中国慈善捐赠数额由50个亿剧增超过1000亿, 增长率高达2000%以上。 (3) 如此神速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展在世界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是殊为罕见的。

事实清楚表明, 中国人扶弱济困的优良传统从未曾远离, 中国社会的慈善爱心行为一经唤醒, 奇迹就会发生。

三中国慈善事业, 在路上

从现代慈善发展的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和社会富豪精英率先在慈善领域垂范是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提基础, 一个透明、高效、亲民的慈善管理运作机构则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美国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等慈善人士首开现代慈善风气后, 美国社会中大慈善家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经久不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国民经济三十多年来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 社会上一批新的富豪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的《2012胡润财富报告》, 截至2011年年底, 中国内地的千万富豪人数第一次突破了102万人。这些富豪认为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纳税是最好方式, 有近三分之一的富豪选择了这一项。其次是慈善捐款, 有24%的富豪选择了这一项。有12%的富豪选择以维护职工权益来体现企业家社会责任。在慈善捐款方面, 选择慈善基金的富豪占到将近一半;选择做直接项目的其次, 占34%。希望小学成为富豪最青睐的慈善项目。中国社会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前提基础已然具备。 (4)

从另一角度看, 中国仍处于世界发展中国家行列,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庞大的人口基数, 区域发展不均衡, 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贫穷人口绝对数量大, 慈善事业刚起步……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任重道远。现阶段, 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 亟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现代慈善意识培植问题

首先, 社会各界应当学习了解现代慈善意识, 认识到慈善是一种自主权利和自愿行为, 是基于人性光辉的自主选择。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可能地避免慈善事业异化为被权力绑架的义务的危险。其次, 要树立正确的慈善观, 解决好财富留给子孙还是反哺社会的问题。个人财富留给子孙或是捐赠社会, 其实任何一种做法都无可厚非, 不过两种选择所体现的是不同的理想和社会追求。大洋彼岸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倡导的亿万富豪身后“裸捐”引领新世纪慈善风尚, 国内“富二代”败家、“坑爹”、堕落的事件一再引起社会热议, 两者形成的反差映衬出中国慈善的困境。再次, 应当深入反思我们的慈善发展理念, 回答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慈善事业的现实拷问。从东西方对慈善的界定上能看出, 西方把慈善事业当作是一项毕生坚持的事业, 而国内社会更多把慈善事业理解为一时之需、应急之举。东西方在慈善事业理解上存在境界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使得两者在发展慈善事业的管理体制、依靠力量、受益对象、发展道路、运作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2. 中国慈善事业主体角色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 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清晰的定位。慈善的主体到底是谁?是民间社会还是政府?慈善事业是依法由民间组织自行选择和具体实施, 还是由政府主导、政府干预和直接管理。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共识。 (5) 西方国家慈善事业通行的模式是民间组织 (NGO) 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模式是否能移植到中国, 确实是值得商榷的问题。《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最大的特点在于, 政府始终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6) 虽然慈善本该归属于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域”, 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慈善事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状,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现阶段仍是不可缺少的。

近些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乱象表明, 中国慈善事业已经到了必须明确社会慈善事业主体角色的时候了。对于中国慈善事业而言, 人们既不希望看到慈善事业被少数官僚作风的机构把持, 形成所谓“善意”慈善垄断格局。同时也不愿意看到那些打着慈善旗号的公信力低、规模小、管理混乱、监管失察的慈善组织来主持。笔者认为, 在坚持政府在慈善事业中主体地位和作用的前提下, 应进一步降低慈善事业的准入门槛, 有步骤地放开慈善事业, 让慈善发展少一些官僚气息, 多一些人间烟火味道。应当给像“壹基金”这样中西合璧、运作高效透明的慈善机构以更自由、更充分的发挥空间和进一步加大对社会“草根”慈善组织的扶持, 积极壮大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新增长点。

3. 中国慈善机构管理机制问题

现阶段, 中国慈善事业的管理机构像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基会等慈善组织都有明显的官方背景。这种亦官亦民的身份一方面为其运作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政治身份, 机构可以依靠政府平台获得充足的社会慈善资源, 同时又丰富了联结政府与民众情感的渠道。但也因其官方背景, 民众对其社会行为是非常敏感的。近几年, 一些官方性质的慈善管理机构中先后爆发出的“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资金挪用事件”等一系列非常事件把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推到了社会舆论口诛笔伐的漩涡中, 而官方在处理这些非常事件过程中存在的多处令人联想翩翩的细节问题, 激起了社会民众对官方性质公益机构的更多的不满和质疑。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11年4月一份名为“北上广市民看社会慈善救助”的调查表明, 民众对官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最低, 仅一成受访者信任。2012年《潇湘晨报》联合大湘网调查的6000个样本显示, 遇到灾难发生, 60.19%的受访者只愿意通过纯民间慈善机构捐款捐物, 仅11.20%的受访者愿意与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合作。冰冷的现实说明体制内公益机构已经沦落到被社会民众唾弃的边缘。

为何民众会唾弃那些从事于神圣慈善事业的体制内公益机构呢?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公益机构管理机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病, 主要表现为机构官僚气息浓厚, 财务管理公开透明度低, 资金违规挪用多发, 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危机处理和社会公关意识淡薄等。这些弊端中所透露出的体制内公益机构对本职工作的不专业、不敬畏、不作为、乱作为, 对社会慈善资源的不珍惜、不负责的行为, 严重伤害了社会民众的感情。僵化错乱的管理制度让天使的慈善事业蜕化为势利群魔的狂欢。不深刻反思和改革现行慈善机构管理机制, 中国的慈善事业就不可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肩负起其历史使命。

4. 慈善机构社会公信力和透明度问题

现代慈善事业中, 慈善事业机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是缺一不可的相生相成的关系。公信力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软实力, 同时也是最脆弱的“软组织”。 (7) 透明度是慈善组织的生命力, 也是慈善组织的影响力。公益慈善组织如果能真正做到亲民、透明、高效的阳光运作和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就能够以其透明度赢得公众的信任, 不断提升其社会公信力, 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赢得更多的社会捐赠资源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反之, 公益机构就可能自毁形象, 被公众唾弃, 其社会捐赠资源急剧减少, 沦落至无人问津的境地。在这方面, 中国的慈善机构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汶川地震后, 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信息不透明的弊病, 不断引发渠道垄断和利益输送的猜想, 而这恰恰是不能获得公众信任的原因。”

据民政部《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显示, 全国有42%的慈善组织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办法, 37%的慈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 90%的公众不接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这无疑在警醒中国的慈善机构, 在提升其社会公信力和透明度问题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中华慈善基金会2004年统计数据

2民政部慈善协调办公室、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R].2008.1.31

3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R].2009.3.10

4胡润研究院、群邑智库联合发布.2012胡润财富报告[R].2012.7.31

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点看法 篇5

计划生育，又称一胎制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当初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在我的了解范围，是为了充分缓解就业的压力。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陈云、陈慕华为代表的计委系统首先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同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报告时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田雪原（中国社科院首批47位学部委员之一）1981年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在我看来中国的人口的确太多，如果在当初的历史环境下，不加以控制，是会导致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的。

那么到了当下，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依然适用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形势呢？ 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我国有望放开“单独”家庭生二胎政策。

以我的观点来看，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是简单的人口红利的问题，实际上代表着国力的强弱，一个国家人口老龄化严重、新生代人数少，会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制至此需要转变。

现在来看，面对该政策，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三个方面：第一，要使将来有充足的、补充的新生代的劳动力，不然将来的劳动力是短缺的。第二，二胎是可以的，三胎现在还不要急，以后根据人口情况再说。因为独生子女不容易教育，很多家长认为独生子女没有伴儿，家里有兄弟姐妹就有个伴儿，便于成长。第三，从国家来讲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如果不放开二胎估计将来越来越严重。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建议，放开二胎可以尝试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发展到进一步的时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十分同意厉老先生的观点，政府的政策若干年以后是必须要总结经验，譬如哪些成功的，哪些不成功的，哪些需要完善的，并不是说中国永远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二胎，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再看。

对中国财政政策的看法 篇6

5月9日，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呈“L”型走势，这是一个经济阶段，不可能很快过去。但由于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弹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不会出现大幅下降。言下之意，只要能维持6.5%左右的增速，就不必实行强刺激。

从权威人士的言论中，投资者可以得出未来5年的投资准则。

第一，无论股市还是期市，投资者不应期待某个重要市场的长期增长。2015年，股市经历了高杠杆，2016年期货疯狂上涨，不同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处于极度分化的状态。高杠杆引发的后遗症被充分关注，这意味着，以高杠杆推动某个市场的疯狂上涨已经不是重要选项。

第二，抓住能够引领未来的板块。在“L”型经济的低迷期中，无论是地区、行业还是企业都会出现分化。有关方面不会刻意扭转分化的趋势，反而会认为分化越快越好。因为，这意味着资源得到了高效配置，注入到了未来有盈利前景或现阶段还有不菲的盈利空间的行业。因此，高端制造、高端服务代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前景，投资者应牢牢握住这两个抓手。与此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群相对更安全，这些城市的发展速度更快，市场化程度更高，会吸引更多人的到来。

第三，不要进行高杠杆投资。权威人士明确表示，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是一种幻想。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对个人投资而言，高杠杆同样不是一种好的方式，除非你拥有与巴菲特同等的投资技巧，即便如此，你也没有巴菲特那么充裕的现金流。

第四，不要触碰产能过剩的企业，也不要对市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未来，“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处置“僵尸企业”。“减法”的色彩较浓，不可避免地将涉及人和钱，即就业和债务问题，难度和要求都相对较高。但执政者的决心很大，依靠过剩产能支撑的短期经济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承受的痛苦比去掉这些产能更大，痛苦的时间也更长。更好的解决办法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清盘”，这样既可以释放土地、信贷等稀缺资源，也使这些企业的职工在纳入社保、接受培训后走上新岗位。

对低效率的企业实施去杠杆，可以采取并购的方式，也可以用破产清算的方式。对于无药可医的企业，该关闭的要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进行“债转股”和“拉郎配”式的重组，这种自欺欺人的解决方式只会带来过高的成本负担。只要就业稳定，产能过剩行业的破产就不是大问题。

对中国财政政策的看法 篇7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教材,教材编写,“温故而知新”

近年来, 在“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 法学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 高校法学教育的理念、目标、模式、方法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基础理论课, 肩负着提高法科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重任, 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因学科内容时间跨度大、资料纷繁庞杂、与现行法制有较大差异等而导致学生学习兴趣减弱和出现畏难情绪等消极现象, 直接影响到课程的教学效果, 更是影响到法史研究人才的后续培养。要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编写成为重中之重。

一

自清末建立的法政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等高等学校里开设中国法史学方面的专门课程 (当时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国历代刑律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等名称) 以来, (1) 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律史)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而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历史则更为悠久, 可以远溯至历代史书之中的《刑法志》, 属于典制体史学范式。至近代, 西学东渐, 学法东瀛, 法史学教材体系和内容及研究范式发生明显变化。以沈家本《历代刑法志考》 (2) 为代表开近代中国法史学研究之先河, 一代大家梁启超更是以“新史学观”奠定了近代中国法史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范式。 (3) 与之相应, 中国法制史的教材编写体例及内容也渐趋稳定。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变迁发展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内容庞杂, 虽然自近代以来, 各种法制史教材删繁就简, 详略并重, 但总体上来看, 其内容仍显得过于厚重, 目前绝大多数教材字数都在40万字以上。

1949年以后, 受苏联影响, 法制史教材政治化, 强调阶级性, 其编写体例和内容均发生明显变化, 法制史研究陷入僵化的阶级决定论, 对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摒弃。因此, 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也就被简化成为一部简单的阶级压迫史, 忽视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科学性、民主性的特点。直到1978年以后, 法制史教材的编写及研究和教学才逐渐摆脱政治化倾向, 向着学术方向发展。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 法制史教材的编写及研究更是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 不论是教材的数量、质量, 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张晋藩、朱勇、叶孝信、杨一凡、范忠信等主编的教材, 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站在教材的最前沿, 成为教材编写的精品和楷模。但相比较而言, 绝大多数由于学术繁荣催生的大量法制史教材内容重复, 从篇章体例到形式、内容都在重蹈前人覆辙, 没有突破前人的成就, 甚至还有一些版本教材内容之间相互矛盾, 从而形成目前法制史教材泛滥而少精品的现象。

此外, 当前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大多采用按照朝代分编的编排方式, 虽然该体系便于学生以时间为线索掌握每个朝代的法制建设成就, 但对于具体制度的变迁却缺乏系统的阐释, 容易导致学生无法理解掌握具体法制的历史演变。且教材内容文言文较多, 文字生疏, 缺乏必要的图示或文字解释, 导致学生难以理解。同时, 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只满足于文本的撰

可见, 目前国内法制史教材从编排体例, 到知识内容均存在一定缺陷, 导致其既无特点, 又无新意, 趋于保守状态, 甚至于无法满足现代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需要。如此状况, 自然对当前渐趋边缘化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是当前法史学界应当深思的问题, 同时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二

与大陆法制史教学与研究相比较, 台湾的法制史教材编写在量上是远远不及大陆的, 但其教材的编写水平却丝毫不逊于大陆。虽然我并没有见到最新的教材, 但戴炎辉、李甲孚、张金鑑等人撰写的中国法制史却可以证实这一点。不可否认, 这些教材也有其不足之处, 但其体例和知识点的编排, 均具有自己的特点, 并能结合法学界的各项研究, 可谓是匠心独具, 令人耳目一新。下面就以戴炎辉先生所著为例略加比较分析。

戴炎辉, 台湾著名的法制史学家, 1909年11月28日出生于台湾省屏东县, (4) 1992年7月3日病逝, 享年84岁。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 获法学博士学位, 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1977年获韩国中央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学院, 其后又曾任“司法院”大法官、院长等职。一生著述丰硕, 有《唐律通论》、《中国亲属法》、《中国继承法》、《中国法制史》、《台湾省通志》、《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文物》等。戴炎辉先生的影响不仅见之于台湾的法学研究, 而且及于台湾的司法实务, 他是“一个处新旧交替及中外交会之际不可多得的法律学者”。 (5)

戴炎辉先生所著《中国法制史》最初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于1966年 (民国五十六年) , 先后再版多次。全书共分五编:法源史、刑事法史、诉讼法史、身分法史、财产法史, 凡三十二章。由戴著《中国法制史》的篇章体例安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浓厚的西学元素, 可以说完全秉承了梅因对古代法律制度发展的描述路径:“从身份到契约”。 (6) 戴著《中国法制史》不仅辟有专编“身分法史”, 从宗族、亲属、家属、婚姻、亲子、监护、继承等方面对传统中国的身分法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而且在第二编“刑事法史”中也对传统中国身份与罪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而在其他几编, 如“诉讼法史”、“财产法史”等之中, “身份”的影子也不时可见。非常明显的西化特征及独特的体例编排, 是戴著《中国法制史》与其他版本之间的显著不同, 同时也是其出彩之处, 充分展现了著者深厚的中西法学底蕴。虽然目前大陆也有一些法制史教材采用了部门法的体例安排, 但与戴著比较起来, 大多数显得有些简单和模式化, 只有极少部分能够将现代法原理融入传统法制, 予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总之, 戴著《中国法制史》按照现代部门法的体系及现代法基础理论对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所作的划分归类, 突破了以往以朝代相因的叙述模式。无疑, 这种模式并非万能, 也有其缺陷, 但却是对以往研究的创新, 拓宽了法史人的研究思维和叙述方式, 也使人更能深入地熟悉了解中国传统法制。将戴著《中国法制史》与大陆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相比较, 我们也许可以从中体会一二。

三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 都离不开该学科以往的研究成果, 中国法制史也不例外。自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奠定新史学以来,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始终未能脱离新史观的影响。1949年后,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代替新史观成为法制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不可否认, 唯物史观为法制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范式, 但因政治原因而陷入僵化的状态, 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这种状态直到1978年才被打破, 法制史研究重新步入正轨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由于历史的惯性, 大陆法制史研究在一片繁荣的同时, 也显露出诸多不足, 这种现象在法制史教材的编写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鉴于前述大陆法制史教材编写的困境, 我以为, 要想突破当前中国法制史编写及研究的困境, 必须做到“温故而知新”。

如何“温故”, 或者说如何看待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我们首要的是确立一个公允中正的态度。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制史研究, 或许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 或许也会有对错之分, 但这些成果无疑都是以往研究者的心血结晶, 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法制发展历史的态度看法, 代表了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历史发展轨迹;而在今天的我们, 是无权去指责或批评的, 所能做的只能是去汲取、去反思, 尽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只有如此, 才能达到“温故”的目的———“知新”。以史料的使用为例。史料是法制史研究的基础。以前的法制史教材编写, 所使用的史料基本上是以官方典籍为主, 很少使用其他史料。无疑, 官方的典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史料, 但就法律制度而言, 他们仅仅反映了国家制度层面的建构, 而对于法律的具体运行则殊为阙如。因此,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 充分利用近年发现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乡规民约、判例判牍、律学著述, 以及散见于各种史籍中的法制史料, 应成为我们当前法制史教材编写的重要任务之一, 从而使中国法制史这座庞然大厦的建筑基础更为坚实。

无疑, 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温故而知新”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众人皆知, 但如何在学术实践中真正贯彻和践行, 却非一日之功, 或只言片语就可实现。

牛顿曾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今天的法制史教材编写亦如此, 但我们不能仅仅站站、看看而已, 还必须将所看到的新的世界景象向世人描述。这一点在当前的研究和教材编写中也有所体现。诸如改变以往朝代兴替的叙述模式, 代之以法制史的发展线索、部门法体例或专题;尝试将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合而为“法律史”;将农民起义时期的法制史实、各少数民族的法制史实纳入教材内容;重视传统法的激励功能、组织管理功能和教化功能, 等等。毋庸讳言, 当前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仍未能脱离“用西方国家的法学术语套用中国法制, 用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套称中国法律”的窠臼, 要打破这一窠臼, 需要我们不断地“温故而知新”。

参考文献

[1]大清法规大全.教育部 (卷三) .大学章程.

[2]此书论述历代律法, 着重在汉律、唐律及明律, 全书共4册, 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出版。

[3]梁启超关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看法及其判断可参见梁启超著.梁启超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4]又说戴氏生于1908年。参见黄静嘉著.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206.

[5]黄静嘉.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220.

对中国财政政策的看法 篇8

关键词：声繁韵减,重演轻意,民族性,根植传统

一、声繁韵减

“声繁韵减”是现代筝乐创作的普遍现象。中国筝乐演奏从右手弹奏、左手按音,到50年代赵玉斋先生《庆丰年》 的问世和《战台风》等新作的出现,带动了筝乐的演奏技巧改革。左右手同时演奏连续的快速音型,大大丰富了筝乐的多声部织体。然而,左手技巧的日益繁复必然淡化了筝乐的韵味,甚至在近年来的现代作品中有忽视左手按弦的趋势。

潮州派筝乐大师高哲睿先生曾在其《略谈秦筝的以韵补声》一文中提出“韵”与“声”的依附关系,并在其中写道: “筝的特点是什么呢?在于其演奏中倚重的左手按音技巧的运用记忆由此派生的特有韵味。”1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语境的深入发展,现代筝乐独树一帜与传统流派并存,由于创作理念的截然不同形成了看似对立的两大筝乐体系。传统筝乐以民间音乐为创作源泉,汲取地方民间音乐精髓形成了带有“声腔化”特征的筝乐体系。而现代筝乐创作受到西方现代音乐观念影响,创作中追求调性和弦的多样化以及音响的新奇感,这样就使得现代筝乐打破了传统五声音阶和民族调式的创作规律,尤其像加入十二音技法的运用之后音响离奇古怪,更不适合揉按技巧的应用。

许多传统筝家认为,古筝艺术离不开民族音乐的土壤, 筝乐创作不能脱离旋律化的陈述方式,更应保持意蕴悠长的 “声腔化”创作模式。的确,古筝艺术已有的传统是伟大且不可忽视的,而器乐作品终是有异于声乐或其他艺术形式有其独特的本质属性,不能将“声腔化”作为其唯一的创作模式,这样即抑制了古筝在音响上的巨大张力,也影响了作曲家在探索古筝音色创新上的巨大潜质。“音韵”是中国器乐的内在灵魂,“韵”所表现的生动世界不但显示了民族语汇的博大精深,更体现着华夏民族血脉相传的气节与精神。任何艺术种类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艺术发展的大环境,我们应保留已有的传统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完善筝乐作品的各种形式,更好的展现古筝这件乐器的艺术魅力。

二、重演轻意

现代筝乐作品是一类改革性的器乐作品,更是一种新兴的演奏形式。由于现代筝乐中多表现丰富的情感或复杂的故事情节,所以音乐语言变化多端,不易揣摩。这就要求演奏者在演奏时能够迅速融入作品,表演更加有张力。而今年来在各类演出和大型比赛中我们发现,演奏者过度注重演奏技巧、无度使用肢体语言,使音乐表演失去自然流畅的艺术美感。

“重演轻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音乐“声繁韵减” 的创作影响,演奏者在演奏时过分追求速度和肢体的张力, 而不注重音乐意境的表达。比如在演奏作品《枫桥夜泊》时, 对于慢板的演绎过于夸张而失去了诗篇中清新秀丽、浓淡相宜的江南风格,甚至导致听众在欣赏时出现作品带有河南或陕西风味的错觉。再如演奏者对《林泉》这部作品的诠释, 多数人在速度处理上极度癫狂,令人眼花缭乱,错把清丽的泉水演奏成洪水,实在是南辕北辙。

现代筝乐创作在某些音乐语言的设计上的确常有非乐音或不规则的处理,但始终都未脱离筝乐艺术描述诗意与神韵的艺术特质,这与传统筝乐所要表现的意蕴异曲同工。无论演绎传统的还是演绎现代的,都不能抛开筝乐艺术的民族属性,更不能本末倒置将器乐表演归类为舞蹈表演。何占豪曾说过,只有运用完整的技巧、生动的语言、恰当的表演才能带来优美的音乐形象。

三、风格迥异

现代筝乐创作受到西方的现代音乐思潮的巨大冲击,中国作曲家曾在理性与非理性、自律论与他律论等观念的矛盾中经历过迷茫与困惑。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老庄哲学以及儒、释哲学或美学的推崇又将筝乐创作推向“玄妙”、 “脱俗” 的深奥境界,却与听众的审美习惯背向而驰。例如周龙的《空谷流水》、徐仪的《虚谷》、朱世瑞的《古风》 等一系列表现古典风韵的作品,作曲家意图运用独特的音响和新奇的非常规性的演奏技巧来诠释中国传统的艺术境界, 而其中幽静、淡远、飘逸的意境却被音乐本体部分的夸大所掩盖,作曲家的自我体验和内心感受加之新潮的现代作曲手法,更增加了听众的理解难度以致无法与听众取得共鸣。再如近年来《太阳的影子》、《肖像三首》、《猫嬉》等现代筝乐作品,这些作品无疑体现着民族音乐在多元化、高品质的世界音乐语境中追浪逐潮,整体显示出与传统相悖自立体系的创作观念。客观评价这些作品我们不得不说,它们身上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可贵的独创性,在很多时候能够给人以心灵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