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对农业投入

财政对农业投入（精选11篇）

财政对农业投入 篇1

在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四个湖南”、实现“五个发展”的战略背景下, 湖南省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 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财政手段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之一, 因此财政支农投入会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积极且不可替代的影响, 并在促进农业永续发展过程中担负重要使命。

一、现行湖南财政支农投入及其环保效应分析

1. 湖南省财政支农投入现状分析

从绝对数额上看, 2007年至2012年6年间湖南省财政支农投入从125.92亿元增加到447.74亿元, 增加了321.82亿元, 年平均增长53.64亿元, 与此同时, 湖南省农业GDP也呈现绝对增长的趋势, 从1626.48亿元增加到3004.21亿元, 如图一所示。在湖南农业不断发展的同时, 农村生产、生活污染, 生态环境破坏的趋势进一步扩大, 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政府充分发挥调节和引导作用, 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随着近年来财政支农投入总量的不断增加, 财政用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支出也随之增加, 这些财政投入主要用于物种资源保护、耕地地力保护、草原草场保护、渔业及水域保护、农业环境监测等方面, 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数据来源:2008-2013年湖南统计年鉴

从相对数额上看, 同其他主要财政支出项目相比, 做为一个农业大省, 湖南省财政支农投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如图二所示。虽然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7年的9.28%增加到2012年的10.87%, 但近几年该比重呈现明显下降, 特别是2010年较2009年下降了4.86%, 这无疑会使财政用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支出的相对比重降低。另外, 从图二中也明显可以看出, 湖南省在教育、科研方面的投入迅速增加, 2012年较2007年增加了606.76亿元, 年平均增长101.13亿元, 这对提高农业人口素质、加快农业技术改革、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进而加强湖南农业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促进农业永续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

数据来源:2008-2013年湖南统计年鉴

2. 湖南财政支农投入的环保效应

从湖南近些年来财政支农投入的实施情况来看,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正日趋明显。首先, 农业自然资源得到保护, 强化土地资源保护, 耕地总数增加;积极开展退耕还林, 提高林地保土、蓄水能力;全面保护农业野生动植物, 确保生物多样性。其次, 农村生产环境有所改善, 开展清洁生产技术培训, 包括测土配方施肥、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农药肥料综合管理等综合技术措施;新建农业生产有机废弃物发酵处理池、新建农业投入品固体废弃物收集池;安装频振式杀虫灯, 推广秸杆机收还田, 综合处理和利用禽畜粪便, 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同时, 农村生活环境不断净化, 分户或联户设置垃圾收集设施;以村为单位, 统一建设乡村物业综合管理站, 分类清运、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及农作物秸秆;以户为基础, 配套建设单户或联户生活污水净化池或沼气池, 消除农村污染源。

但与此同时, 湖南农业生态环境中一些仍然存在的、较为严峻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比如, 据湖南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湖南人均耕地为0.06公顷, 仅为全国人均耕地的59.2%, 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五分之一;相当部分耕地质量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 长株潭地区、湘南地区有部分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 不宜耕种, 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因开矿塌陷造成地表土层破坏, 已影响正常耕种。另外,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过多使用化肥、薄膜、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现象也较突出。据2013年湖南统计年鉴数据测算, 2007-2012年间湖南省化肥的使用量增加了9.63%, 同期农药的使用量也增加了12.74%, 农药、化肥的不当使用, 使土壤、水、大气等资源受到污染, 造成耕地、水体质量大幅下降, 酸雨迅速增加, 薄膜的使用量在短短6年间增加了16.91%, 地膜残留物严重破坏了土地的理化性能和土质, 使农作物大幅度减产。

二、制约湖南财政支农投入环保效应发挥的因素分析

近年来, 尽管湖南省各级政府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 投入也逐年增加, 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但也应该看到所实行的财政支农政策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财政支农投入的比重低

尽管2007年到2012年间, 湖南省财政支农投入绝对数量增加了4倍多, 但其总额占湖南省财政支出总额不足11%, 相对于一般公共服务、教科文卫、社会保障与就业等支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财政支农投入除了用于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外, 还需向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发展、社会事业发展、防灾减灾等方面倾斜, 因此造成财政对农业生态环境投入的资金不足, 制约着全省自然资源的保护、环境质量的改善。

2. 农业补贴结构及方式不合理

从各国农业补贴的范围来看, 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通常是多种类、多环节的, 不仅涉及水土保持、禽畜保护、退耕还林等有利于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方面, 同时还包括农药、农机、农膜、化肥等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传统农业补贴项目, 但另一方面这些项目又可能带来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诸多问题。而从湖南省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 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主要支出是化肥价差补贴, 虽然数量上有下降趋势, 但幅度不大。另外, 2004年以来我国大规模实施了直接补贴政策, 改变了传统的通过流通渠道间接补贴方式, 转为直接惠及农民。但从实施效果来看, 由于存在补贴价格、补贴对象难定等困难, 使得直补政策执行难度加大、效率大打折扣。

3. 资金投入渠道单一

农业生态环境投入的资金应该具有多元化的来源, 但从目前湖南的实际来看, 几乎全部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 地方财政特别是基层财政县乡 (镇) 对此投入“有心无力”。究其原因, 一方面, 县乡 (镇) 两级财政是我国五级财政级次中最为困难的两级, 根本无力承担本地区农业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的相应支出;另一方面, 驱动其他社会资金向农业投入的机制没有形成, 事后的优惠措施根本无法调动乡镇企业等主体环境污染治理的积极性。

4. 资金分散使用、缺乏监督

湖南省在财政支农资金不足的前提下, 专项用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偏低。同时, 资金的管理部门较多, 比如, 涉及到乡村清洁工程的多种专项资金, 至少包括农业、卫生、交通、水利等部门在众多项目上分散使用;除此之外还存在缺乏监督的情况, 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挪用、错用等以假乱真、以虚充实的现象。

三、加强财政支农投入环保效用发挥的对策

1. 加大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

根据湖南农业发展的现状, 当务之急应不断完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需要加大, 增加财政支农的投入, 进而保证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不论中央还是各级地方财政, 每年应安排相应的专项资金, 用于农业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与此同时省级财政还要继续增加投入力度, 主要支持规模化禽畜养殖场的污染治理, 推广新型垃圾处理模式, 面源污染防治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和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等。

2. 优化财政支农的投资结构

财政资金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基础, 但并不意味着财政就要“大包大揽”, 只能“有所不为而有所为”。在财政支农资金有限, 财政对农业资源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投入既定的前提下, 就应该将有限的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发挥最大效应。凡外部效应大的项目, 财政就应对其投资;而属于微观主体能够直接受益的项目, 就应引导社会资金流入, 财政无需对其投资。因此, 按照这样的原则, 湖南当前财政支农特别是支持农业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应集中突破三个方面, 即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与科技投入、重点扶持贫困地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3. 转变农业补贴方式

目前湖南省大部分农业扶持资金集中在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价格等直接补贴领域, 当务之急应该调整财政直补的重心。首先, 加大农业生态环境补贴, 避免以往一味追求农业产量而大量投入农药、化肥、农机、农膜的现象, 以期引导农民主动进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渔还湖等;其次,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改变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老化的现状, 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最后, 积极推广农业先进技术, 如因地制宜地开展绿色种植和养殖技术的免费培训等, 实现农业高效、环保的双效目标。

4. 创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融资机制

湖南省“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中明确指出:“创新环境金融产品, 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投资的优惠政策, 引导银行、企业和社会投资;及时公布环境保护投资治理工程、环保技术需求等, 完善有关政策, 引导社会资本增加对环境保护领域的投入。”农业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财政资金毕竟是有限的, 只能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 关键是迫切需要加快农业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投入体制创新, 拓宽投融资渠道, 运用诸如贴息贷款、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事前激励的政策措施, 引导多种社会资本向农业环保领域流动。

5.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创建“以政府为主导, 以规划为引导, 以统筹为核心, 以创新为动力”的资金整合模式, 统筹协调, 集中投入, 提高资金使用整体效益;同时, 鼓励政府采购, 对符合绿色消费标准或取得绿色产品标志的农产品鼓励政府进行绿色采购, 既可以节省政府支出, 又能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 促使农产品生产企业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转变。

摘要：财政支农投入是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加大生态保护建设力度的基本前提。本文通过对湖南省财政支农投入及其环保效应的调查, 分析了制约湖南财政支农投入环保效应发挥的因素, 探索了加强财政支农投入环保效用发挥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农投入,农业生态环境,经济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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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于海.基于生态约束谈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环保责任[J].经济前沿, 2006 (8) .

财政对农业投入 篇2

充分发挥财政职能确保经费的投入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2007-02-02 21:56:47

各位领导，同志们：

人口问题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财政部门如何发挥好自己的职能作用，确保财政资金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支持，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对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就×州财政局在积极推进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方面所做的一些

工作向大会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能够达到相互学习，共同交流的目的。

根据省人民政府××××年月出台的《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暂行规定》，我州×、×、×、×县市被列为全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试点县市。×州人民政府根据全州实际，及时下发了《关于转发云南省农业口独生子女奖励暂行规定的通知》（红政发［］号，决定除认真做好×、×、×、×个省级试点县市的工作外，在全州其余县也全面实施这一奖励政策。×州财政局作为组织实施农业人口独生子奖励政策的部门之一，充分发挥了财政的职能作用，积极筹措资金，确保了奖励经费和教育“三免费”经费按时足额到位，对奖励经费和教育“三免费”经费的管理使用进行了有效监督，确保了各项奖励经费专款专用，为全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资金保障。

一是从建立公共财政，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实

施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的重大意义。我州自世纪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多年来累计少出生万人，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但是，由于×州是一个人口大州，人口素质不高，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很大，因此，从更大的范围上建立起节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性机制，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变人口生态环境，提高人口质量，促进全州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州财政部门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必然要求出发，积极筹措资金，支持计划生育工作，加大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是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经费的投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从育龄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建立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实行“奖、优、免、补”的优惠政策，解除他们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这既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具体做法，又是财政工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有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实施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政策，是一项民心工程，是惠民之策，是德政之举，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利益导向，引导广大农户少生、优生，终生只生一个孩子，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减轻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财政支出的压力，加快全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今天财政多花点钱，是为了今后财政少花钱。

为此，×州财政局根据全州实际，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把实施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全力配合计生、教育部门做好此项工作，遏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提升全州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确保各项奖励经费及时到位，专款专用。

在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工作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是切实加强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工作的领导，明确责任。在州人民政府×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我局成立了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加强了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将奖励所涉及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分级承担的奖励经费和教育“三免费”经费及时足额到位，对经费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

其次是制定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金运行渠道。为保证×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工作的顺利实施，加强资金管理，州财政局会同州计生委、州教育局起草了×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并积极争取州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发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经费的涵盖范围。并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提出合理的资金补助配套比例。在个旧、开远、蒙自、石屏个

省级试点县市中，个旧、开远、蒙自由省级承担，州级承担，县市承担，石屏县省级承担，州级承担，县级承担；其余个非试点县，泸西、弥勒、建水县，州级承担，县级承担，×、×、×、×、×、×州边疆县，由州级全额承担。州、县各级财政部门，对同级计划生育、教育行政部门上报的专项资金预算审核后，根据《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暂行规定》，将本级承担的奖励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为强化奖励经费管理，确保经费及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各级财政安排的奖励经费由州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资金”专户，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并将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经费兑现执行情况，纳入计划生育、教育政务公开范围，在县、乡、村公示公开，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经费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虚报受奖人数、截留、挤占、挪用、贪污奖励经费的，依法追究有关单位负责人和责任人的行政和法

律责任。

第三是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的资金保障力度。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优、免、补”政策能否落实，奖励政策能否取信于民，关键在于各项奖励经费能否到位。×州财政局面对州级行政中心迁移等钢性财政支出加大的压力，突出公共财政职能，千方百计筹集资金，确保此项工作的开展。在××××年下半年州级财政预算调整中，一次性就安排了州级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配套经费万元和教育“三免费”配套经费万元。今年以来，州级财政在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在保证全州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经费万元的前提下，又一次性安排了州级配套资金万元和教育“三免费”配套经费万元。州委、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表示，不管州级财政如何困难，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经费要坚决保证。即使州级财政暂时拿不出来，贷款也要保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需要多少经费，州级财政就安排多少。

第四是严格办理资金拨付程序，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州财政局在资金审批过程中严把政策界限，严格按规定程序办理。各县市配套资金到位后，对奖励对象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兑现到人。州财政局还建立了资金使用的跟踪问效制度，与州计生委一道多次到各县市进行检查，深入农户家中，调查了解资金的落实情况，确保专款专用。

到××××年月止，全州个省级试点县市，共办理农业人口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人，兑现奖励资金万元；××××周岁以上农业人口独生子女父母生活补助人，兑现资金万元；××××年学年教育“三免费”小学人数人，初中人数人，兑现教育“三免费”经费万元。个旧市财政局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教育“三免费”标准，由省确定的小学阶段每人每学年元，提高到每人每学年元，初中阶段由省确定的每人每学年元，提高到元，同时决定，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高中阶段课本费、杂费、文具费实行三免，标

准为每人每学年元，提高标准部分的经费和高中阶段的“三免费”经费由市级财政承担。

全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工作，由于州、县财政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取得了显著成绩，仅此一项，××××年全州农村就少出生人口人，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个千分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工作的有效开展，为进一步优化计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对计划生育等公益性事业的保障程度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州财政部门在实施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励政策中结合自身职能做了一些工作，也积累了一点经验。我们认为，要抓好这项工作，一是财政部门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协调发展作为目标，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认真落实，抓紧抓好；二是财政部门要强化公共财政意识，找准工作切入点，当好政府的参谋，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出击，掌握工作主动权，处理好有限的财政资金和发展需

要之间的矛盾，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要建立财政保障体系长效机制，规范管理，科学运作，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四是协调各方，通力合作，演好“角色”，在工作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

财政对农业投入 篇3

农村教育财政支持不能以县为主

柯炳生说，过去，我们要解决让农村孩子上得起学的问题，尤其是义务教育。现在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上得起学，还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让他们上好学。从这方面来看，农村教育与城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缩小这种差距非常重要和迫切。

为什么这么说呢？柯炳生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虑，一个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需要。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重要一部分，但不能笼统地说教育公平，要把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开来讲。基础教育是实现整个教育公平的基础，没有一个公平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公平就很难谈得上。要实现教育公平，首先就要改善基础教育条件，包括学校建设、师资配备、教学条件等等。基础教育的部分——小学和中学，一定要建在农村。“虽然成本会高一些，但不可能把孩子都送到大城市，义务教育就有1200万教师，面太宽，只能就地解决。”柯炳生说，“基础教育的公平问题，主要是区域平衡问题，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的不同区域之间有差距。”

另一个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是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需要。柯炳生强调说，农村教育绝不仅仅是农村的事。现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已达1.4亿多。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大量农民的子女将来要到城市就业。如果他们都是文盲、半文盲，那国家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还从何谈起？所以办教育，不能光讲“县办教育”，管理上应该以县为主，但财政支持绝对不能以县为主。人才是为国家培养的，不是为县培养的，中央财政应当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现在已经拿出很多了，但仍然不够。

“农村教育问题是涉及整个国民教育的问题，是涉及国家整个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问题。现代化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不能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人口放在现代化之外。”柯炳生说。

扩大内需农村教育更应加大投入

对于如何解决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和农村教学水平低下的问题，柯炳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没有好的老师，再好的校舍，再好的条件也没有用。”所以，国家出台政策，按照相关法律的要求，切实保证义务教育阶段老师的工资标准和公务员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对稳定教师队伍有好处。此外，青年教师、城市教师到农村轮岗，鼓励大学生去农村“支教”，建立农村教师培训项目，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以及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等都是当前可行的办法。

“我个人认为，在一些地方随着交通、通讯等条件的改善，可以以县为单位，统一招聘教师，让教师在县城落户，平时在乡下工作，周末回城。这可能会有助于解决农村师资不足的困境。”柯炳生说。

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以及加强农村学校的网络建设等方面也是柯炳生列出的几项具体措施，“通过现代化的网络手段，不仅可以让老师和学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资料，还可以培养他们独立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此外，柯炳生强调，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农村学校必须适当集中。这需要有两个条件：平原地区要有校车制度，交通不便的山区要有寄宿制度。在当前扩大内需的环境下，农村教育更应该加大投入。建宿舍、买校车，这既能满足发展教育的需要，也能满足扩大内需的需要。而且这种内需不是消费性的，今后会持续不断的发挥积极作用。

谈到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享受公平待遇难时，柯炳生表示，农民工子女进城后，给不给平等上学待遇，这是一个“两难”：不改善很不公平，改善的话会导致“膨胀”。“如果城乡差距不缩小，农民工子女进城教育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发展农村。如果脱离这个大背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很难改变，这是一个‘死结’。”

建议对农科大学生实行免费教育

“高等教育也有公平问题，但它与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不一样。性质不一样，解决的途径和措施也不一样。”柯炳生说，“高等教育的公平是让只要考得上的孩子都上得起学，毕竟人人都上一个好的大学不可能，但人人都上一个良好的九年义务教育是可能的。”

柯炳生说，高等农业院校的服务对象是亿万农民，服务对象所处的弱势地位决定了高等农业院校自身发展也受到约束。由于受基础薄弱、试验田投入周期长、社会认知度低、社会融资能力不行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农业院校内部筹资的能力、发展的能力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而农业高校承担的包括培养人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职能在国家基础行业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国家重视和支持，加大投入。

柯炳生呼吁，国家要不带任何约束条件地给农科大学生免学费，提高学农对广大考生的吸引力。农业院校的学费尽管较低，一年3000元，但4年12000元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仍是一个负担。

“一个青年人把4年的青春献给农科专业，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做过一个调查，我们的毕业生有50%－60%还是从事与‘农’有关的工作。哪怕30%的学生从事农业工作也值了。”柯炳生说，“我算过一笔账，全国农科生33万人，全免每人每年3000元学费的话，国家每年投入10个亿。这10个亿值啊！学生受到资助后对国家是心存感激的，即使今后他不从事农业，他也对农村怀有感情。”

柯炳生认为，国家给农科学生免学费不应带有任何条件，不要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服务

几年，“国家不应在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

农业院校承担服务三农重要职责

我国三农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发展很快，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但仍然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柯炳生认为，应对挑战，解决三农事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农业高等院校承担着重要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但土地资源、水资源的日益短缺却影响却着农产品生产。柯炳生认为，土地资源、水资源受到制约，增加粮食生产的希望就是提高单产。怎么提高？只有靠科技。科技从哪来？农业高等院校占据我国农业应用研究的半壁江山，也是农业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光有科技还不行！柯炳生说，在开展创新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的同时，还要面向三农培养人才。具体到中国农业大学，学校在服务三农过程中突出地开展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全国性的产业服务，一是区域性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在农业部刚刚确定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农产品当中，中国农大有6位首席科学家、60位岗位科学家参与其中，为奶牛、葡萄、肉牛、牧草、蛋鸡、兔等产业进行全国、全行业、全局性的指导。

在区域服务方面的例子也不少。柯炳生说，20世纪70年代，学校主持了黄淮海改土治碱，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目前，学校与全国很多省市有着密切合作：北京郊区有肉牛、蛋鸡、蔬菜产业项目；在中国农大山东寿光蔬菜研究院，已经培育出了国产蔬菜新品种；此外，葡萄酒产业、转基因棉花，各种合作遍布全国各地。除了科技之外，还有区域性人才培养，柯炳生说，几天前学校刚刚为承德农业推广硕士授予学位，多年来学校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农业管理、科技人才。而在广西，学校则对全省农口干部进行了分批集中轮训，成为区域性农业人才培养的合作典范。

这种服务是与学校自身特点和优势所决定的，是一个自然的延伸，柯炳生说，农业高等院校具有育人能力，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教学和科研是基础，高校要推广创新成果，而不仅仅是推广已有的技术。

社会对农大认知度与其地位不相称

中国农业大学是中国农业高等院校的排头兵，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很多人不知道，与综合院校相比，它的很

多项指标也排在前列。无论是院士人数、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人数、人均科研经费数、获得国家奖数量，排名都在全国前10位左右。

但柯炳生却“自爆家丑”说，有一项指标不行，就是学校招生情况一度落后于其他高校，排名基本上在全国30名后。不过，近年来这一情况也大有改变：2008年中国农大录取新生平均超过一本线50分，在北京市则平均超过一本线80分。学校在北京的招生额比外地还多，为什么录取分数还这么高？柯炳生说，因为北京的考生了解中国农大在国内高校中所处的地位。

2008年9月，在与一批来自江苏、福建等沿海地区新生聊天时，柯炳生问大家对学校感觉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比我想像中要好很多。”柯炳生说，中国农业大学在社会上的认知程度是与我们地位很不相称，很多人不了解现代农业是怎么回事，还停留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认识上。

柯炳生曾在中国农业大学任职多年，后去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工作十年，2008年重返学校担任校长。“离开十年，很多事我也不‘明白’了”，柯炳生说。

柯炳生告诉记者，当他到学校兽医系去调研时，很惊讶地看到正在给动物做手术的一大半是女同学。在他的大学时代，兽医系里天天跟骡子、马打交道的都是大小伙子。“现在都变了，没有几个人需要跟骡子、马打交道。女孩子学兽医，将来搞动物检疫，是一项很好的工作。”

在国家重点学科排名中，中国农业大学有六个国家级一级重点学科均排名全国第一，一个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三、一个排名第六、一个排名第二十九。而学校科研经费也超过了六亿元规模。柯炳生认为，作为一所农业院校，这些都已很了不起了。

柯炳生说，曾经有一位知名专家说，他们这一领域的理想就是能在一个国际性大会做10分钟的发言。中国农业大学很多学科是世界大会的主办者，很多科学家是世界大会的主席、副主席。中国大学与国际知名大学相比较，农业学科的差距远远比其他学科要小。

财政对农业投入 篇4

一、财政农业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动态

目前, 国内外有关财政农业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为数不多。从检索的文献看, 研究主要包括:1、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郭玉清 (2006) 通过分析发现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最优规模为8.26%, 而实际投入规模要小于此最优水平。2、财政农业投入各部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李焕彰、钱忠好 (2004) 发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产出增长有显著作用, 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为负。李琴、熊启泉、李大胜 (2006) 从狭义和广义财政农业投入两个角度展开, 得出狭义财政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广义财政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村医疗卫生投入、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

本文从财政农业投入的结构的角度, 分析财政农业投入的不同组成部分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二、财政农业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框架。

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估计。考虑到本文从财政农业投入的结构的角度, 分析财政农业投入的不同组成部分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Y为真实农业生产总值, G1、G2、G3分别为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这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二) 数据搜集。

本文选取1 9 8 1-2004年的统计数据是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整理而成。统计年鉴上的“农林牧渔总产值”是名义值, 根据统计年鉴上的各年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可以计算得出每年的真实农业生产总值。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这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三部分的数据也全部经过以1980年为100的GDP缩减指数进行平减。

(三) 模型拟合与修正。

利用统计数据, 运用Eviews3.1统计软件得出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的都很大, F检验通过, 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和效果很好。但是, 所有参数的估计值不能通过t检验, 说明该模型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了克服多重共线性, 本文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 模型的DW值为d=0.62, 查D-W表得dL=0.96, dU=1.298, d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表明农业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为1.8。支农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等。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 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增加农业产出。通过模型估计结果得出的关于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并有显著贡献的结论与现实中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

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 财政农业投入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的部分所占比重较低, 仅占整个资金投入的23%左右。所以, 应加大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此外, 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人员机构经费所占比重大, 增长速度很快;而农业事业专项经费的支出比重较小, 增长速度缓慢。包括农业技术推广、良种推广示范等的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则对农民生产具有较高的产出弹性和较强的示范效应, 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增加农业产出。因此, 应适当减少农业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的支出比重, 逐步提高农业事业专项经费的支出比重。

为负值, 表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并未有效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反而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副作用。一般理论认为,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 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率增长中的作用要达到60%以上。但是本模型估计结果却得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业经济增长有反向相关关系。对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是:1、各项财政农业投入对农业经济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当期就能实现的, 会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 有的滞后期会很长。根据朱晶 (2003) 的推测, 农业科研投入须长达17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发挥作用。2、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仅占财政农业投入的0.76%。由于投入不足, 中国农业科研取得突破性成果不多。3、我国农业科研体制长期存在“产、学、研”脱节,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较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后可能会导致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负。

参考文献

[1]、肖新成:《财政资金支农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关联度》,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西部论坛) 》, 2005年10月。

[2]、李琴、熊启泉、李大胜:《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的结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2006.8。

[3]、何振国:《浅析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中国财政》, 2006.9。

[4]、周发明、田千喜、李晗飞、卿惠:《中国农业保护体系的关联度分析及加入WTO后的对策思考》,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0.11。

财政对农业投入 篇5

江安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左 江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农村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将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谱写新的篇章。我县迅速进行了学习和贯彻，特别是日前举办的江安县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理论培训班，将我县学习和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向了高潮。本人作为1名西部丘区县财政工作管理者，积极投入到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中，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理论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结合我县财政工作实际，认真进行了思考，深受启发，有以下体会和感受。

一、财力保障是农村改革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

当前，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是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县农村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部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迈出了关键步伐；实现免征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调整了财政收入再分配格局；加大了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增强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村社会事业投入等等。应该说，财政在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中正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财力保障是农村改革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

二、我县财力现状与存在的困难

近年来，我县财力有所增强。一是收支规模持续扩大。四年来，县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相继跨越4000万元、5000万元、7000万元、1亿元台阶，全县总收入相继跃上2亿元、3亿元、4亿元台阶，2008年已突破6亿元大关，四年平均增速达到41%。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相继跃上3亿元、4亿元、5亿元、6亿元台阶，四年平均增速达到40%。财政收支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保证政府公共支出需要、支持我县农村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财力水平不断提高。四年来，全县按财政供养人员计算人均财力比上年增长均在18%左右。

从近年我县地方财政收入与总支出相比可知，财政收支明显失衡，我县70%的财政支出是靠上级转移支付和各项专项补助来维持，说明我县财政面临很多困难。如：可支配财力有限，公用经费困难，债务负担沉重等。近两年我县虽工业发展有了一定的起色，但农村薄弱的经济基础所决定财力总量有限，中、省、市不支持就无法正常运行。主要原因：一是现行财政体制没有理顺。从实行分税制开始，地方财力特别是县乡财力不断层层向上集中，但各项职能和支出责任却不断下放，县财政承担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治理等诸多责任，使得地方财政负担较重；二是政府运行成本过高加重了县乡财政困难。机构臃肿，人员冗赘，公共财政理念淡薄, 转移支付制度管理不规范等等，使得政府运行成本较高；三是缺乏稳定可观的税源，目前我县纳税百万元以上企业较少，零星税源多，且依赖性强。乡镇企业不发达，农业板块没有上百万元的纳税户。

虽然我县财力有限，但近年来严格按照“三个继续高于”的要求，增加“三农”投入。2006年安排资金1.34亿元，2007年安排资金1.71亿元，2008年安排资金达2.7亿元。近三年每年“三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都高于35%，有力促进了农村发展，农民增收。

三、当前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大好机遇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方针，实施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公共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农村社会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可以说，当前我们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既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又有很好的政治条件和经济基础，面临着难得的大好机遇，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我们提出了农村经济体制、现代农业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基层组织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目标，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做出了长远的谋划，既符合国情又符合我县客观实际。

四、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并做出了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这既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的根本出路。作为西部欠发达县财政工作，应按照省委“两个加快”和市委“突破工作年”的要求，抢抓机遇，增添措施，立足县情，以工促农，加快我县县域经济发展。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任何一项改革成功的后面，都凝聚着无数的艰辛努力。如果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其结果也只能是止步不前，劳而无功。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紧紧围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来开展工作，以敢想、敢拼、敢于胜利的精神来指导财政工作，管好、用活财政资金，使有限的财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要树立抢抓机遇，花小钱办大事的观念。切实增强敏锐性和主动性，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牢牢把握中央扩大投资的重点领域和基本方向，有针对性地做深做细做实项目前期工作，要敢于加大投入，满足项目争取的前期费用支出，积极主动地争取国家支持，力争在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多落实一批项目，扩大内需，促进发展，从而达到“舍芝麻、抱西瓜”的效果。

（二）不断做大财政蛋糕，做实做强财政实力。一是以工业强县为战略指导，建立县级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以阳春工业园区的全面建设和阳春工业功能区的不断完善，推动了我县工业产业的拓展延伸；全力推进双赢公司的扩建项目、华夏酒业扩建1200吨／年基酒生产项目、高金食品有限公司总30万头／年生猪屠宰加工生产线和鸿源化工、蜀星纸业、金世界化工等企业项目建设，促进以上企业产销两旺，不断壮大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二是以工促农，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培植替代财源。在加大工业发展的同时，带动地方农业发展。特别是竹业、沿江蔬菜、畜牧业以及沿江物流等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村、农民自主创业，形成有规模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进一步加大粮食、水果、畜牧、林竹产业和江安县三江獭兔养殖等农业专合组织的财政补贴；加大以“阳光工程”为主的农民工培训力度，积极支持返乡民工创业增收。

（三）不断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支农投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完善财政支农投入保障机制，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同时，全力配合主管部门争取上级支农资金。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投入，切实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二是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投入结构，支持农村改革与制度建设，大力支持粮食生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突出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全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认真落实惠农补贴政策，让广大农民直接受益。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各项惠农补贴及时足额落实到农民手中；做好政策宣传与信息公开，使补贴政策家喻户晓，实现惠农补贴“阳光化”。四是转变财政支农方式，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在不断加大支农投入的同时，切实转变支农方式，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资金的调控引导作用。建立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担保体系建设，开展支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五是加大农村公共事业投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积极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村教育保障能力，继续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支持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事业发展，着力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努力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着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大力支持农村文化建设；加大农民培训投入，发展壮大农村劳务经济。

（四）改革农村金融体制，从制度上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农村；二是鼓励各种金融机构下乡入村为农民开展贷款服务，支持农业农村发展；三是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探索农业再保险和巨灾保险办法，稳步建立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四是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对财政农业补贴政策的思考 篇6

一、现行财政农业补贴政策的现状

国家出台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对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农业增产增收、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但也有以下不足之处：

一是补贴总量不大，缺乏稳定增长机制。像明光市这样的江淮分水岭地区，耕地面积本来就很小，人均耕地面积为1至2亩，种植粮食的面积更是有限，每年能够享受到的粮食直补亩均仅为几十元，农资综合补贴也仅为六七十元，而且缺乏稳定增长的机制，粮食直补标准自从政策实施以来，已有十几年没有变动了，综合补贴也几乎没动，而同时期我国的物价一路高歌猛进，此时的补贴与彼时的补贴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二是户均补贴不多，种粮积极性提高乏力。由于户均耕地不多，补贴项目过少，大多农户根本不能理解国家补贴政策的重要意义，只是把国家给予的补贴当成可有可无的零花钱，严肃的补贴成了人人有份的“胡椒面”，真正把补贴资金投入粮食生产的没有几人。这样的补贴显然有违制定补贴政策的初衷。

三是补贴对象不定，补贴矛盾增加。由于传统种植业收益有限，农资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特别是土地二轮承包后，大部分农户承包耕地规模小，收益有限，他们不愿对农业生产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土地的产出只能维持温饱，仅靠土地产出要达到小康只是奢谈。他们纷纷走出乡村，走出土地，奔向四面八方，成为日益庞大的候鸟式劳动者。家中的土地扔给老人、妇女耕种，土地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寄托。粮补政策对有的人来说，似乎变成了国家发给的福利。但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福利”，也成了一些地方矛盾与上访的隐患。在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提留、统筹并行，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心理，将承包土地或抛荒，或转让他人耕种，甚至弃之于村集体，明确表示放弃承包权，应上交的农业税，应负担的“三提五统”更是无从谈起，造成了当时实际存在的上清下不清，乡镇、村组负债累累，举步维艰。中央出台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后，那些当初不尽义务、转让土地、放弃承包权的农户纷纷从外地回来，目的就是要获得国家粮食补贴，过去十分融洽的邻里、朋友、亲戚关系，因为那点微不足道的补贴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对簿公堂。这一类的事情，在各地普遍存在，经常发生，成为现在乡村工作矛盾隐患的一部分。

四是补贴工作对象庞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由于补贴对象是广大农民，户户有份，大量农民外出务工，造成补贴信息更新不及时，很多资金无法及时兑付，发放不成功，又无法及时联系更改。加之很多农民文化程度有限，财政补贴“一卡通”对各种补贴项目都标注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们常常拿着补贴存折跑到财政所，硬说补贴没有收到，甚至凭空就说补贴得太少，补贴得不够，问他应该享受哪项补贴，哪项补贴少了，他振振有词地说：“我怎么知道，我要是知道，还会来问你们吗？”让人无可奈何，哭笑不得。常年累月，基层财政部门疲于应付络绎不绝的农户补贴资金咨询，不论工作日，不论休息时，没完没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严重干扰了基层财政工作的正常开展。

五是补贴项目繁多，发放时间不确定。现在涉及到的农业财政补贴项目繁多，仅通过“一卡通”发放的项目就达到45项之多，有很多项目名称相似，性质相近，例如计划生育方面的补贴就有七八项。发放时间不稳定，发放周期不固定，所有项目年度终了应该全部发放完毕，但有的项目往往要拖到次年，并且发放时间还不确定，引发农民群众乱猜臆想，询问上访频繁，造成基层工作的被动。

二、对财政农业补贴政策的几点建议

一是改革现行农业补贴政策，让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人收益。对那些已经离开土地，不以土地为生的人，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取消粮食补贴，重点补贴常年从事粮食生产者。

二是补贴对象向大户集中。对那些种植粮食面积达到一定规模者进行补贴，这样可以集中财力，扶持大户，扩大经营，稳定粮食生产。

三是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建成一大批高产稳产农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土地生产效益。

四是加强农村土地确权，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让土地向大户集中，粮食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扶持力度。同时，保护好转出土地的农民的切身利益，让土地成为他们参与市场经营的资本。

五是加强对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提高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引导、典型带动的作用，吸引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组织，共创农业辉煌。现在有一些人打着专业合作社的幌子，要项目，要资金，由于监督不到位，项目立项了，资金拨付了，这些合作社盖了几间房，圈了一片地，完事大吉，再也不见生产经营，持续发展。国家的补贴资金落进了一部分人的腰包，补贴政策成了一部分人发家致富的工具，寒了广大农民的心，国家应该对这部分补贴资金跟踪问效，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六是积极研究探索财政补贴农业资金发放的新思路、新方法，整合发放项目，简化发放程序，固定发放时间，提高发放效率。让财政农业补贴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产生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作者单位：安徽省明光市张八岭镇财政所）

财政对农业投入 篇7

关键词：支农资金,问题,增效增收

近年来, 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加大投入, 充分发挥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的导向作用, 按照“因地制宜、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 以支持现代农业、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为重点, 逐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业的范围,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客观地看, 支农资金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方面还存在以下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当前支农资金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农业项目实施方案编制粗放, 资金管理难度增加

同年度多数财政支农项目安排时间不一致, 但都带有指向性 (如建设内容、区域、投资结构等) 。由于项目申报时间紧, 且都要求在短时间内按规定申报资料, 作为亟待上级支持的农业县, 若不报将影响投入, 故个别项目申报单位只能在未完全征求村、组干群意见, 未实地进行考察研究情况下就编制方案、技术设计和工程概算, 编制较粗放、质量难以保证。项目批复后, 部分群众筹资投劳、县乡财政配套资金难以落实, 造成资金缺口大, 干群矛盾突出, 任务很难全面完成。有的项目只有通过调整实施地点、补助标准、补助方式等才能勉强实施, 造成工程质量缩水等现象, 这使项目实施与批复计划不一致, 相应地给项目和资金管理、项目验收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

(二) 农业项目管理多头, 投放渠道多样, 资金使用分散, 行政成本偏高

一是涉农资金管理、分配, 分属发改、农业、林业、水利、交通、农机、国土、畜牧等部门以及财政相关业务科室。各部门、各业务科室对资金的使用要求也不尽相同, 在资金分配上均自成体系, 不同部门在项目申报上政出多门, 部门之间各自为政, 各唱各的调, 相互之间缺乏配合。二是少数部门利用各自为政的优势, 交叉重复申报项目, 使得支农资金使用点多面广, 单个项目投资额较小, 造成支农资金使用分散, 点、线、面发展无法统筹协调, 造成使用效益低下。三是同类型项目及工程措施、补助标准不一致, 给项目实施带来诸多矛盾、问题和工作难度。如:国土部门制定的土地整理与标准粮田、农发土地治理项目的亩投资标准差距太大, 群众自筹以及投工投劳标准也不统一。四是由于多头管理造成投放渠道多样化。资金计划有财政各业务科室下达的, 也有主管部门直接下达的。不少部门在项目管理上是内行, 但在资金管理上却是外行, 造成资金管理缺位和漏洞。因多头管理、多头发放, 既不利于监督, 也给基层群众、干部带来成倍的工作量, 如: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退耕还林现金补贴等项目, 都是在不同时间下达任务, 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致使行政成本升高, 客观上造成人力物力浪费。

(三) 配套资金难落实, 资金运行难封闭, 会计核算不规范, 监督机制不完善

一是配套资金难落实, 项目运转经费无保障。没有县级配套就不予立项。为了争取项目, 一些县 (区) 往往不顾财力现状就对上承诺配套, 却又因县级财政困难, 致使项目运转经费无保障。承诺的配套资金严重超出了承受能力, 工程实施后, 工程量不能全面完成, 引发工程验收及决算不及时等新的矛盾和问题。二是资金运行难封闭, 专款难专用。专项工程均要求对每个项目实行单独核算、独立反映单个项目资金的收支情况。部分项目乡镇、部门未单独开设专户, 造成这些单位的涉农专项资金与经常性经费混存、混合使用, 导致挤占、挪用和跑、冒、滴、漏以及大额现金支付的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三是流转环节多。一些支农资金由财政拨到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再拨到实施乡镇, 最后由实施乡镇支付给施工单位, 中间环节多。从财政到施工单位要经过三至四次技术、财务以及项目分管和财务主管领导审批, 资金运行程序繁琐。四是会计核算不规范。一些单位项目较多, 项目之间未实行明细核算, 专项经费与经常性经费相互拆借、相互挤占;部分项目资金的使用范围、补助标准不明确, 核算混淆、不清晰, 随意性较大, 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监管困难, 查处违规行为的难度增加。五是监督机制不完善。涉农项目涉及面宽, 财政、审计部门日常事务繁、杂, 人手少, 导致对专项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督少。同时, 由于涉农资金监督管理制度、法规相对滞后, 对勘测设计 (预算) 工程量不真实、随意调整实施方案等问题缺乏规范的处理办法和措施。另外, 一些项目既要克服资金困难, 又要做好迎检、验收, 迫使实施单位虚增收支, 使得一些监督流于形式。

(四) 基层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一些决策措施与农民意愿存在一定差距

一是政府决策比农民的认识超前, 而宣传不到位, 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与合作。如县乡政府因地制宜大力推广双垄沟播地膜覆盖玉米种植, 无疑是帮助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 但农民由于对玉米销路存有疑虑, 在外出打工与种植玉米利益比较中更偏向出去打工。因此消极对待玉米种植, 虽然县乡政府对地膜和种子都做了最大限度的补贴, 但农民仍旧没有积极性;二是政府的一些决策与农民的能力脱节, 而技术培训和服务咨询跟不上, 无法得到有力地配合。如大力推行果树栽植, 但果树栽植管护需要一定的技术和劳动量, 大多精壮劳力外出打工后, 留守人员除部分已受益的老果农外基本上没有精壮劳力;加之果树栽培一般具有投入劳动量大、生产周期长、病虫害多、受气候影响大、收益不稳定等特点, 所以农民有顾虑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 尽管县乡政府无偿提供苗木甚至无偿投劳栽植浇灌, 仍有部分群众不予支持。三是基层政府的一些决策与市场没有有效对接, 只重视下达种养植计划而忽视了销售引导, 农民虽不怕出力但惧怕增收不稳或增收无望, 因此配合不力。

(五) 扶持项目缺乏典型性和规模效益

从目前扶持的项目来看, 各县虽有一定特色, 但特色不特、不优, 放在全省范围来看, 仍缺乏典型性, 真正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些农业产业由于种种原因仍旧未形成一定的规模, 不具备广泛意义上的示范作用, 如宁县的九龙金枣、黄干桃、早胜牛;环县的滩羊等。过分依靠财政扶持, 小打小闹的项目多, 自主发展做大做强的项目少。

二、创新支农投入机制, 实现支农资金的宏观调控, 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一) 创新财政投入机制, 确保农村投入稳定增长。

1.深化财政支农体制改革,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一是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政府由投资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二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改革, 提高基层财政自我保障能力, 确保基层政府正常运转, 防止基层通过乱收费和截流资金弥补财政不足。三是完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重点支持农业科技进步,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 扶持特色优势农业产业, 推动环保型农业、生态型农业和节约型农业建设,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繁荣农村经济。四是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面,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着重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整合教育资源, 提高教育质量,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投入力度;加快建立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加强领导衔接协调。建立由市级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支农投资领导小组, 负责制定全市农业和农村发展建设规划, 提出年度支农投资的安排原则和使用方向, 衔接各项支农投资的建设重点和项目布局, 统筹协调解决支农投资中的重大问题, 指导各部门支农资金申报及安排使用, 以解决政出多门、重复浪费问题, 严把资金审批关。六是创新资金运行机制。在资金拨付上, 通过设立专户直接运行。对上级下拨的财政资金, 由市财政直接划拨到项目实施单位;对上级有关部门下拨到县有关部门的资金, 采取由财政委托统一拨付的办法, 下拨到项目单位;防止“索拿卡要”, 减少“跑冒滴漏”, 保证支农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在资金使用上, 建议整合资金, 集中使用, 探索财政资金“打捆”使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 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门合力和资金合力, 以解决支农资金分散无效果的问题。六是创新监督管理机制。完善支农项目储备库管理制度。针对财政支农项目申报程序不透明, 项目质量不高, 把关不严, 重复申报, 多头申报等问题, 财政和农口部门应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项目库制度。财政部门应按照国家财政支农的有关政策和项目申报指南, 结合我市各县区有比较优势的农业项目, 分门别类建立财政支农项目库, 并将符合上级项目申报要求, 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辐射带动作用的项目, 经专家评审后可行的项目优先筛选上报, 以便上级部门筛选和使用。财政部门要按照科学合理、简单适用的原则, 采取“先易后难, 重点突破, 稳步推进”的工作方案, 对支农资金申报、评估、立项、监控和财政投资评审、考核管理的整个过程通盘考虑, 并建立相关配套的制度、办法及支持系统, 从而实现预算支出科学化, 项目决策数据化, 资料分析系统化, 信息处理网络化, 推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跃上新台阶。七是完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评价体系, 提高支农资金效果。面对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耕地逐年递减, 传统农业逐渐淡化, 各区 (县) 农业结构和产业特色也不尽相同的情况, 建议建立因地制宜, 鼓励地区财政支农资金从传统投入向“绿色农业、市场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等方面转移, 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评价体系, 避免损失浪费, 提高支农资金效果。八是创新农民增收机制。一要大力拓展农民增收空间, 构筑农民增收的承载机制。农业产业化是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形式, 要抓住中央和省财政对农业产业化发展及农业结构调整大力投资的大好机遇, 因地制宜, 着力培育一批上规模、上档次、具有典型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二要提高基层政府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能力, 构筑农民增收的服务机制。加快农业信息体系建设, 形成覆盖全市连接全省的农业信息网, 向广大农民及时准确提供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农业科技和农业法规等信息服务, 提供各种形式的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咨询服务。三要重视农业公共投入, 增强农业的防灾抗灾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根本保障, 所以, 财政支农投入要从单纯地对具体项目补助过渡到偏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上来, 为广大农民提供更为完备的基本发展条件。

2. 创新城乡投资机制, 建立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体系。

一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 以村庄整治和农村新社区建设为抓手, 以提高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重点, 促进县域内城乡基础设施共享共建, 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二是衔接好县域城镇规划建设与村庄布局规划建设, 按照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和“农民城镇农民建”的思路, 加快县城和中心镇的建设步伐, 增强城镇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三是加强城乡生态环境建设, 推进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

3. 创新财政支农方式, 确保支农补贴资金落到实处。

一是积极探索建立农民种粮收益综合补贴制度, 加强财政支农保护体系建设。二是加大支农补贴资金直补力度, 对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各种补贴资金, 探索建立“一册明、一卡统”直补制度, 由县级以上财政直接把补贴资金划拨到农户账户。

(二) 加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为农村投入提供金融支持

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需要大量资金, 不可能完全依靠财政投入来解决, 必须加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1. 放活农村金融市场, 构建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

鼓励吸引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积极参与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 构建各种机构体制健全、产权明晰、功能完善、分工合理、运转协调、竞争有序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 彻底打破农村信用社垄断格局, 真正形成基于竞争和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一是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按照行业种类或经济区域拆分国有商业银行, 建立众多具有行业特点或地域特点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二是深化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 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结构多样化, 建立地方性、社区性金融机构, 在县级、地市级、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的基础上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 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组建跨区域、跨行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三是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 开放农村金融市场, 允许外资金融机构介入农村金融市场。四是积极培育民营银行, 加大民营经济在金融业中的比重, 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

2. 充分调动银行支农积极性, 大力促进资金流向“三农”。

建立政策性金融财政补偿机制, 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社会资金及商业银行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是完善农业发展银行职能, 拓展业务范围, 允许开办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贴息贷款等政策性金融业务, 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纳入支持范围, 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 提高政策性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二是加快农业银行改革步伐, 重新确立农业银行支农主体地位, 推动农业银行立足县域实际, 着眼“三农”, 从“小”做起, 加大对涉农企业的信贷力度, 大力支持农村粮食深加工、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三是继续理顺邮政储蓄转存款机制, 引导部分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 可通过农信社将一定比例的新增邮政储蓄存款投向农村。四是积极引导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投资效益好、前景广阔的农业企业, 给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3. 推进农业保险业建设, 完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基础风险补偿机制。

一是发挥政策导向的指导扶持作用。从国家财政直补农民的补贴中划出部分资金建立农业基金, 为涉农保险公司提供补偿, 政策性和市场化两种手段并用, 实现优势互补, 提高保险公司承保农业险的积极性。二是探索建立“公司+农户”模式, 促进“三农”保险发展。由企业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种、养殖业和加工业, 提供技术指导并收购周边农户的农产品, 保险公司再与龙头企业合作, 形成公司、农户、保险公司三者的良性循环。三是不断创新农业保险险种。设置适用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生产自然灾害救助性保险, 畜牧业、水产养殖业自然灾害救助性保险, 基本农田自然灾害保险, 农业资源开发风险投资保险, 农业高新技术成果推广风险保险和农村中小企业财产保险等。四是加快农业保险立法步伐。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法律、法规, 明确政府、保险公司、涉农企业、农民在开展农业保险业中的职能和作用。五是创新农民增收的风险防范机制。一方面要开展农业保险, 降低农户及涉农企业的风险, 力争给农民一个稳定增收的环境, 解除其发展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市级政府可以筹划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农业经济合作公司, 其性质应该类似于农业发展银行, 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主要是协助政府为农户提供一个稳定发展的市场环境。比如, 政府推广苹果栽植, 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支农资金对公司进行补贴, 而不再对农户直接进行栽植补贴。该公司可以与农户签订一个阶段性协议, 承诺以一个稳定的价格向农户收购产品, 以确保农民创业阶段的利益不受市场过大冲击, 以解除农民栽植果树的后顾之忧。

4. 加快推进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 促进农村经济资源优化配置。

主要是通过放松利率管制, 进一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 实现农村利率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 促进资金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实现最佳配置。

(三) 建立非公资本参与建设机制, 促进农村投资主体多元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财政投入与金融支持, 更需要社会各界投入, 有人出人, 有智出智, 有钱出钱, 构建农民自主投入、民营资本广泛涌进、外来资本积极参与的多元投资机制。

1. 积极发展农户资金互助组织。

一是内部激活。更新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 调动农民积极性, 增强农民主人翁责任感, 强化农民自主创新意识, 变“要我建”为“我要建”, 变“等等看”为“主动干”, 变“不敢想”为“敢闯敢冒险敢试验”。二是积极引导农民对自身直接受益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工投劳。积极引导农民对农村道路、饮水、通讯、通电等设施建设提供义务劳动, 缓解财政投入压力。三是建立农户资金互助协会, 鼓励农民把富余资金存入协会, 为急需资金的农户或农村中小企业提供帮助。

2. 构建民营资本积极参与建设机制。

要建立民营资本参与建设激励机制。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减免税或“以奖代补”等多种方式给予鼓励, 积极调动民营资本广泛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大力培育由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放宽金融管理, 创建民营信贷组织与正规金融机构公平竞争机制, 保持民营资本信贷活力, 调动民营资本大量流向“三农”。要引导民营资本到农村创造社会效益。通过政策宣传或行政协调等方式引导民营资本把捐助给城市的资金转向捐助“三农”。

3. 探索外来资本参与建设的服务工作。

财政对农业投入 篇8

关键词：变系数模型,财政支农,金融信贷资金,农业经济增长

0 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财政支农和金融信贷资金是农业生产主要的资金来源,研究财政金融资金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财政金融资金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王丹等(2006)利用修正误差模型对安徽省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验证[1]。左晓慧等(2007)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可以部分解释其经济增长的差异性[2]。冉光和等(2006)利用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分析,不同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可能并无稳定一致的关系[3]。陆美娟等(2009)用数据面板分析了江苏省三个地区财政金融资金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4]。秦嵩等(2008)应用季节预测法对安徽省农业贷款额与财政支农支出进行了预测[5]。邓莉等(2005)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重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6]。以上研究为农业经济增长与金融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借鉴和帮助,但也存在以下不足:应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时,没有对选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形式进行检验,根据经验选择的模型对样本的拟合程度有限,直接影响分析的结果;选择一省为例进行测算,不能代表财政金融投入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全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固定影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财政金融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研究。一是运用协方差分析检验和Hausman检验法来判定具体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避免依据经验选择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提高分析准确性;二是从财政支农和金融信贷资金两种不同来源的资金对农业经济增长支持的分析,为选择农业经济增长的资金支持方式提供建议。

1 研究方法及模型检验

1.1 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是指具有三维(个体、时间、指标)信息的数据结构。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划分为三类:

(1)不变系数模型。假设在个体成员上既无个体影响也无结构变化。

(2)变截距模型。假设在个体成员上存在个体影响而无结构变化,且个体影响可用截距项αi(i=1,2,…N)的差别来说明。

(3)变系数模型。假设在个体成员上既存在个体影响,也存在结构变化,即允许个体影响由变化的截距项αi(i=1,2,…N)来说明,同时允许向量β1(i=1,2,…N)依个体成员的不同而变化,用以说明个体成员之间的结构变化。

1.2 数据变量及数据来源

因变量选择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生产总值GDP(y),自变量选择各省、市、自治区的财政支农金额(x1)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金额(x2),取对数消除异方差现象:1nyit=αit+βit1nxlit+γit1nx2it+uit(i=1,2,…29;t=1,2,…21)

数据来源1987—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省市统计年鉴中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青海数据缺失太多,故省略)的相关数据。

1.3 模型形式的设定检验

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又分别有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两种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应用的第一步就是选定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果模型形式的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会与经济现实偏离甚远。本文采用协方差分析检验和Hausman检验法来选定模型的形式。1.3.1协方差分析检验[7]主要检验H1和H2两个假设。

如果接受假设H2,则认定样本数据符合模型(1),为不变系数模型,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假设H2,则需要继续进行检验假设H1,如果接受假设H1,则该认定样本数据符合模型(2);如果拒绝H1则认定样本数据符合模型(3)。采用协方差分析检验判定面板数据模型需要构造F1和F2两个统计量:

其中S1,S2和S3分别是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如计算的统计量F2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2,继续检验H1;如果接受假设H2,则判定样本数据符合模型(1)。如计算的统计量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则拒绝假设F1判定样本数据符合模型(3),反之则选择模型(2)。

协方差计算的结果如下:

由于F2>1.3、F1>1.37,故模型选择(3),即变系数模型。1.3.2 Hausman检验法确定变系数模型后,应进一步确定是选择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随机影响模型[8]。用H表示Hausman统计量,H=28.216,相对应的概率是0.000 0,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影响模型的原假设,因此应建立固定影响模型。

根据以上协方差分析和Hausman检验,模型形式确定为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

2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划分标准,把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分成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大区域,利用EViews 6.0对1987—2007年各省区面板数据,分别进行分析。西部地区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四川和重庆;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黑龙江、吉林和安徽;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和福建。

2.1 西部地区分析

西部地区财政金融支农对其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西部地区截距项平均为6.02。最高是重庆为13.42,其次是四川和陕西。其他地区截距项较低,不足平均值。截距项不同说明财政金融资金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效应不同,截距项越高,基础效应越强;反之,截距项越低,基础效应越弱。

财政支农有效的省份有陕西、云南、广西、四川和贵州,说明这些地区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最显著的是云南和广西,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业产值分别提高0.93%和0.84%。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有效的省份有新疆、甘肃、宁夏、贵州、内蒙古,说明这些地区金融信贷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最显著的是新疆和内蒙古,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每增加1%,农业产值分别提高0.84%和0.78%。除云南和广西外,西部各省都存在财政支农和金融机构农业贷款资金年增长率越高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显明的现象。总体而言,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在总额和年增长率上比财政支农要高许多。

2.2 中部地区分析

中部地区财政金融支农对其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截距项平均为5.99,最高湖北为13.85,最低吉林为2.68。中部地区的平均截距项比西部低。

财政支农有效的省份有山西、河南、黑龙江、安徽,如河南省财政支农每增加1%,农业产值提高0.81%;金融信贷支农有效的省份有湖北、湖南、江西和吉林。如江西省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每增加1%,农业产值提高0.75%。中部与西部不同,存在财政、金融支农资金年增长率越低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的现象。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重庆的数据不全,面板数据为不平衡数据。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2.3 东部地区分析

东部地区财政金融支农对其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截距项平均为5.84,最高福建为11.97,最低海南为1.458。东部地区平均截距项比中部和西部都低。

财政支农有效的省份有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如辽宁省财政支农每增加1%,使农业产值提高1.12%;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支农有效的地区是北京、海南。除上海和广东外,东部地区和中部一样,存在财政、金融支农资金年增长率越低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明显的现象;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比金融资金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1)西部、中部和东部的财政支农、金融信贷资金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效应不同,就平均而言,西部最高,依次是中部和东部。

(2)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金融投入的农业经济增长效应存在较大差别,东部地区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明显;而中部和西部地区部分省份财政支农效应明显,而部分省份金融信贷资金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效应明显。

(3)西部地区存在财政支农和金融信贷资金年增长率高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而中部和东部地区则相反,财政支农和金融信贷资金年增长率低者农业经济增长效应明显。

3.2 政策建议

(1)财政支农、金融信贷资金在不同地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不同,不同地区支农资金的侧重应有所不同。如西部地区,资金的年增长率高即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中部和东部地区则相反,增长率高的那部分资金没有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减少投入并不影响对农业经济增长效应。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福建数据不全,面板数据为不平衡数据。

(2)西部、中部地区的各省份财政支农资金总额普遍比东部少,这也是财政支农资金在西部和中部地区支农的效应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为了进一步缩小中、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增加中、西部农民收入,在财政支农资金上,应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农业信息网络和农业生态建设的基础投入,为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生产提供基础条件。

(3)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区,应将鼓励多种渠道的资金引入农业生产中,如浙江、江苏和山东等省可提供相关优惠政策引入外资和民营资金投向农业生产,既能促进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可为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中、西部提供前提。□

参考文献

[1]王丹,张懿.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安徽省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6(11):177-182.

[2]左晓慧,张兴军.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3):413-419.

[3]冉光和,李敬,熊德平,等.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2):102-110.

[4]陆美娟,左平桂,张平.江苏省金融支持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13个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9(1):146-150.

[5]秦嵩,赵道致,王震蕾.安徽省农业贷支差异性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1-74.

[6]邓莉,冉光和.重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8):52-58.

[7]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04-306.

财政对农业投入 篇9

随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 县级地区间发展水平、政府财力的差距也在加大。同时, 分级财政体制、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农业税费改革对县级财力、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差距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地方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平等日趋明显, 而这种教育发展差距必将导致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 地区基础教育服务水平的均衡已经成为了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财政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实现区域教育公共投入的均衡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目标, 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我国, 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和其它筹资渠道取得的预算外资金。因而国内学者主要从地方教育经费和教育财政支出两个角度考虑基础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对教育经费地区间差距的研究多数以省级数据为基础。王善迈, 杜育红 (1998) 通过对我国20个省、直辖市1988-1994年的数据进行的聚类分析认为, 教育经费的区域性差异呈上升趋势。袁连生和王善迈 (2002) 对省际间义务教育经费的研究认为我国省际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 应加大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魏后凯, 杨大钊 (1997) 认为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是引起我国地区间教育投入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其中, 人均财政支出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影响教育经费的重要因素。从县级数据出发的研究较少, 其中王蓉 (2002) 对我国县级义务教育经费的不平衡分析后, 认为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不均等大部分是由省内差异引起的, 而非省际差异。沈百福 (2003) 对省级、地市级、县级地区之间教育投资的差异进行比较, 也证明了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全国各省之间的差异, 省内各县市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

教育公共投入差距是研究地区教育投入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蒋鸣和 (1999) 采用1753个县的数据, 用基尼系数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县人均教育投资的相对差异以及生均教育支出的城乡差异, 发现我国公共财政分配差异是引起财政教育投入差距的因素之一。同时教育经费的来源越来越多地依赖民间教育资金, 也引起了区域教育投资差距的扩大。“中国政府义务教育支出”课题组2005年的研究指出, 教育不平等源于政府教育支出的管理级次, 以县为主的教育投资体制使经费投入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密切结合起来, 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地区教育公共投入的差距。廖楚辉、张吕 (2005) 在分析我国政府教育财政体制的问题中指出, 目前的财政体制中教育财政管理权限的不断下移是财政教育支出总体不足、教育机会不均等加剧的主要原因, 教育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教育财政体制加以配合。

在公共教育投入不均等的影响因素分析中, 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基础教育投入的影响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杜育红 (1999) 指出教育转移支付是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前者包括税收返还和过渡时期转移支付, 对缩小区域间公共教育服务水平的差距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多用于一次性或临时性的项目, 不能从根本上减小地区教育投入差距。王善迈、袁连生 (2002) 认为, 建立规范的、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更大财政责任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是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的关键。李祥云 (2002) 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政策目标组合的研究中指出, 在不考虑财政纵向平衡的情况下, 配套补助是实现效率目标的最佳选择,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均等地方义务教育财政地位最合适的机制。张光 (2006) 以浙江、湖北、陕西省为例, 研究了县级净转移支付对生均财政教育支出的作用, 认为在不同的省区, 净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增加基础教育投入的刺激作用是不同的。

这些研究大多从省级数据出发, 但是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 县级政府是基础教育的主要负担者, 也是转移支付的基本单位, 基于县级数据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以往对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并没有进一步划分地方财力结构, 缺乏针对各项转移支付对财政教育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首先, 考虑到地级市辖区和直辖市所属区在一市之内有部分教育投资是共享的, 在研究县级教育支出时这一部分教育投资无法体现, 有必要将市辖区与一般县级单位区别考虑。因此本文仅包括了一般县级市、县区的样本, 考虑一般县级单位教育公共投入的现状。其次, 从地方财力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分析它们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尤其是对本级收入、各项转移支付对公共教育投入的不同效应进行了详细分析, 以此为基础提出平衡地区财政教育投入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和方法介绍

本文对教育公共投入不均等的描述运用了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内常用的极差系数、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为了理解总体不平等有多少来源于组间、有多少来源于组内, 我们对泰尔指数进行分解。

不平等指标的分解有很多种方法, 常见的有基于一定分组标准进行分组的分解 (GE熵指数) , 还有根据不同的收入来源进行不平等贡献的分解 (shorrocks, 1982) 。本文采用的是划分人口子集的泰尔指数分解办法。

假定总体可以分为J个组成部分, 并且假定每个组内各元素的收入都相等, 且等于该组均值时的不平等, 即满足人口子集的可加可分解性:

其中, I为总体的不平等指数, I (j) 为第j部分的不平等指数, Pj为第j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Sj为第j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表示组内的不平等;I (∏) 代表组间的不平等。同时满足以上性质的不平等指标组成通熵系数类 (the generalized entropyclass) :

对于通熵系数类, 分解的权重和组间的不平等为:

其中, 分别为总体和第j组的均值。当α=1时GE (1) 就为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的分解公式为:

为研究地方可用财力结构、各项转移支付等因素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 我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 采用弹性和非弹性分析两种手段, 令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进入模型, 对教育公共投入与地方财力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

所用数据来自于财政部预算司编写的2003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关于农村县级财政的数据。 (1) 包括全国27个省、4个直辖市共2056个样本。在进行统计分析前, 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整理。删除了辖区内总人口、在校生数据缺失的县区。同时, 财力数据缺失的县区共90个, 我们在对教育支出统计性描述时保留样本。根据研究需要, 我们对所有的县区按照省区、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区域划分按照东中西部的划分标准, 东部包括北京、河北、福建、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海南、广东11个省区;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区, 把湖南的湘西地区、湖北的鄂西地区和吉林的延边地区也划为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添加了区域、省区编码变量。考虑到教育投入的比较关系到一地区的学生规模, 我们用生均财政教育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教育支出的地区间差异的指标。

三、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均等描述及分解

我国2052个县级样本的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 2003年县级地区教育公共投入存在较大差异。全国范围内, 生均公共教育支出均值为1141.024元, 最高的县达到6117.813元, 而最低只有人均208.862元, 二者相差近30倍。县级人均教育财政支出的基尼系数为0.289。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 基尼系数在0.3~0.4是比较理想的, 0.4~0.5表示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基础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 各地区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水平是理想的财政协调目标。目前地方教育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政府的财政教育投入, 另一个是来自民间的筹资。我们所比较的是第一种来源。但富裕地区其他筹资渠道获得的资金更多。因此, 在包含了其他资金来源后, 教育公共投入的基尼系数将会增加, 王蓉 (2002) 的研究显示, 我国1999年预算外事业性经费的地区性差异大于预算内事业性经费。

教育公共投入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东、西部生均财政教育投入水平明显高于中部。2003年, 东、西部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均达到生均1220元以上, 而中部地区仅为908.025元。同时, 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较高, 中部地区则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分析这种问题的可能原因是,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水平较高, 进而财政教育投入多。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 西部得到的政策性财政支持较多, 加上人口较少, 生均教育支出水平相对较高, 但是中部很多不发达省份在政府财力水平低、人口多的双重压力下, 财政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教育公共投入的省际比较见图1, 其中第一部分包括11个东部省区, 第二部分为8个中部省区, 第三部分为西部12省区。由图可以看出, 东部的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的生均教育投入远高于其他省区, 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也较大, 河北、海南的生均支出与中部省区相当、甚至更低。西部地区西藏得教育投入水平与浙江、山东相当, 但重庆、贵州、陕西、广西、甘肃处于较低水平。中部地区除吉林、黑龙江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外, 其他省区均处于全国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较低阶层。

为了理解不同群组内部与群组间的不平等对整体的不平等的贡献, 我们对不平等指数进行分解。利用泰尔指数在组群间的可加可分解性, 从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及省际这两个角度划分人口子集。

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泰尔指数I1为0.149, 西部地区为0.14, 均高于中部地区的0.10, 这与基尼系数的比较结果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 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仅为5.44%, 而区域内部对整体不平等的贡献率高达94.56%。我国一般县级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区域内部不平等引起的。同时, 对省际之间的泰尔指数分解也有相同的结果, 省内部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贡献较大。

注:生均财政教育支出为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与在校生人数 (小学、初中在校人数总和) 之比。

注:横坐标中表示全国31个省、直辖市的简称,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纵坐标表示2003年各省区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均值, 单位为元。

四、地方财力与教育公共投入

基础教育的分级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使公共教育投入与地方财力有着紧密的联系。地方可用财力与财力结构如何影响教育财政支出水平、政府间各项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作用是替代、增加还是减少, 我们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一) 地方可用财力总量与教育公共投入水平

我们采用了三个衡量财政教育投入的指标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考虑地方可用财力总量与区域因素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因变量Y为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投入的三种标准, 分别是教育公共支出占当年县级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2) 生均财政教育支出、人均财政教育支出。其中, 教育支出比重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参与度、重视程度。随着基础教育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发展, 这一指标也反映了教育支出对政府财政的依赖性。生均、人均财政教育支出反映了该县级单位所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模型中的自变量FP代表地方可用财力, 即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3) 与得到的净转移支付 (4) 之和。X代表加入的控制变量, 包括地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东、西部虚拟变量, 选择中部地区为参照组。

表3报告了三组模型的主要回归结果, 我们看到三组模型都有较好的拟合度, 各自变量对教育投入的指标均有显著影响。

模型一中人均可用财力与教育投入相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即越是贫困的县区, 其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反而越高。以前我们用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衡量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 但是随着教育经费筹资的多元化发展, 越是富裕的地区筹资渠道越多, 财政性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慢慢降低。而贫困县区的筹资能力低, 教育经费严重依赖于政府财政收入, “吃饭”财政的问题越严重。

模型二、三考虑的是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绝对水平与财力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人均可用财力每增加1元, 生均、人均财政教育支出分别增加0.58元与0.11元。可见财力大的县区, 财政教育投入的绝对水平越高。而贫困地区有限的可用财力导致低水平的财政教育投入、高水平的财政教育支出比重, 从资金的机会成本角度来看, 将财政资金大部分用于教育投入, 势必会影响基础建设、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 将进一步拉大与富裕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注:Y1 Y2 Y3分别代表教育公共投入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生均教育公共投入 (单位为元) 、人均教育公共投入 (单位为元) 。FP代表地方人均可用财力 (单位为元) , Rural ration代表地方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east、west分别代表东、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

城市化的程度对财政教育投入有显著影响。农业人口比重上升1%, 财政教育支出比重增加0.09%, 生均财政教育投入水平降低2.57元。可见, 人口结构是教育财政投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其他变量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东部地区财政教育支出的绝对水平显著较高, 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也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比重低于其他地区, 但生均、人均财政教育支出的绝对水平高于中部地区。

(二) 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

政府的可用财力主要由地方本级收入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构成, 其中本级收入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税收能力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说差异是比较大的。净转移支付政府在政府间转移支付中得到的实际可用的收入, 政府间转移支付反映了中央政府为平衡地区财力、实现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水平而对财力低下地区进行的财政补助。为了研究政府本级财力、净转移支付如何影响财政教育投入水平, 我们建立了关于生均财政教育支出双对数回归模型, 同时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分别回归, 可以比较不同地区间那部分财政收入对教育支出的积极作用越大, 或者说, 地区教育投入的增加更加依赖于那部分财政收入的增加。

模型中Ln Y代表生均公共教育投入的对数, Ln LF、Ln TR分别代表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和净转移支付的对数, X代表农业人口比重。β1、β2反映了本级收入增大的百分比对财政教育投入增加的影响。

全国整体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本级财政收入与净转移支付对生均财政教育投入的弹性显著为正。即政府本级税收收入与得到的净转移支付的增加都会刺激政府增加财政教育投入, 同时, 净转移支付的弹性略高于本级财政收入。

在东、中、西部区域间, 财力结构的弹性系数有差别, 东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增加更依赖于本级税收收入的增加, 净转移支付的系数仅为0.25。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更依赖于转移支付的增加, 其中西部地区净转移支付的弹性最高, 达到0.56, 即净转移支付每增加1%生均教育投入增加0.562%。但西部地区本级财力的弹性系数仅为东部地区的一半。可以理解, 东部地区的财力雄厚, 教育投入的增加可以主要依靠政府财力, 而转移支付的作用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财力小, 教育投入更加依靠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补助。尤其是西部地区, 受到中央政府的很多财政政策的倾斜, 转移支付成为教育投入的主要来源。

(三) 教育公共投入与各项转移支付的关系

一般来说, 转移支付的增加对于地方财政教育投入的作用可能有三种。一是刺激作用, 即转移支付的增加会鼓励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即转移支付刺激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 政府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教育。二是替代作用, 即政府将增加的转移支付直接用于教育事业, 原本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用于其他事业的发展。三是减少的作用, 即转移支付的增加减小了政府发展教育事业的动力。例如有些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很小, 但要求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发展教育, 这种情况下, 转移支付实际上对财政教育投入的增加具有减少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划分转移支付的结构, 理解目前转移支付体制中各项主要转移支付对公共教育投入的作用, 我们对上一模型进行了扩展, 将净转移支付替换为各项转移支付。 (5)

其中, 为本级财力, 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包括五种主要的转移支付类型, 分别是税收返还 (6) (转移支付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 、专项转移支付 (7) , 一般目的转移支付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包括中小学教师工资补助) 。

回归结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在全国样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平均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增加1元, 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减少1.5元。东、中、西部分区域的回归结果也显著为负, 尤其是中部地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与公共教育投入的负相关系数达到了-5.321, 也就是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对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存在一种“挤出效应”。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是2002年我国免除农业税以后, 中央政府为弥补农村县级地区原教育附加费、农村教育集资减免而专门设立的转移支付类型。农业税的免除减轻了农民负担,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农村教育公共投入。很多学者有过理论上的研究。认为在农业税取消以前, 很多县级地区 (尤其是中部贫困县区) 农业税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大。税费改革以后地方财政面临很大财政缺口, 有的县区甚至80%的财力来源于上级补助.而新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并没有规定用于教育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 县级政府会将增加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首先用于行政事业费的补充, 勉强维持财政平衡, 减少基础教育投入 (陈维青2005) 。同时, 其他的可能原因是上下级政府之间政策执行的不相容。一般来说, 教育事业并不能在短期内反映地方政府的“政绩”, 对高效益的追求使县级政府在得到转移支付后更多投入那些短期产出高的产业, 从而减少了教育投入, 对基础教育的努力程度降低 (张光2006) 。我们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样的一种结果。因此, 提高县级地区财政能力, 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是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关键。

东部地区税收返还与教育公共投入的正相关作用显著。税收返还增加1元, 公共教育投入增加0.29元。但是在中、西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税收返还是中央对地方税收上缴的部分返还。越是经济发达地区, 其税收收入较高, 按比例所得到的税收返还也就较多。一般来说, 税收返还的目的是为了照顾地方的既得利益, 其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较小。因而, 财力充足的东部地区得到的税收返还较多, 对公共教育投入的增长作用明显。

注:LF为人均本级财力, X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TRi依次为人均税收返还TR1、人均专项转移支付TR2、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TR3、人均调整工资转移支付TR4、人均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TR5, 单位为元。

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生均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显著为正, 同时,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系数大于专向补助。专项转移支付的款项有严格规定的用途, 例如针对教育 (8) 、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专项补助。各省在使用这类资金时不得挪作它用。分区域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专项转移支付中、东部地区的系数大于1, 对财政教育投入有刺激作用较大。而西部地区的系数仅为0.50。目前专项补助的名目繁杂、分散, 很多专项资金的下发缺乏严格有效的管理, 地方政府“驻京办”、“跑部钱进”使得有能力的地区获得更多补助, 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补贴的效果被限制。同时, 专向补助中有部分是要求县级单位有配套资金, 因此对于贫困地区来说, 如果难以拿出资金与众多名目向配套, 专向补贴的作用将被弱化。与之相比,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根据因素法确定的转移支付, 它在规模、数量上的确定更加科学。其回归系数大于专项补助, 对教育财政支出具有显著刺激作用。同时, 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对刺激作用大于西部地区, 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 东部地区增加的生均财政教育投入为3.56元, 而西部地区仅为1.91元, 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不显著。

调整工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虽然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同, 都属于财力性转移支付, 但是, 他们都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某项政策、调整而专门推出的转移支付类别, 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专项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始于1998年, 直接分配给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模型回归结果与之相适应, 东部地区大多为经济发达地区, 这一系数为负, 而在中、西部地区,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对于财政教育投入具有刺激作用, 中部地区的系数达到了2.88。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第一, 我国农村县生均财政教育支出存在区域性、省际间的不平等。表现为东、西部地区教育投入水平高于中部。省际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均值比较中, 北京、上海、山东、浙江远远高出其他省区, 而中部的河南、安徽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同时, 整体不均等主要来源于区域内、省内, 组间贡献小。地方财力的不平等是教育投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财力越低的地区教育投入水平越低, 教育事业对地方财政的依赖性越高。同时农业人口结构也对教育投入有显著影响, 农业人口越多的地区生均教育投入水平越低。

第二,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更依赖于本级财政收入的增加, 而西部地区教育支出基本依靠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各项转移支付的作用分析显示, 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对于财政教育投入的作用为正,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政府增加教育投入的刺激作用最大。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各系数略有差别。但是, 目的在于缓解农业税费改革为县级政府带来的收入减少压力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并没有使县乡并摆脱财政困难, 农村教育经费仍然短缺。

这一结论促使我们对如何缩小地区间教育公共投入差距, 完善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 尤其是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首先,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解决县级财力不足的问题。农业税的取消使县级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持续、稳定资金来源。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采取转移支付等手段减少地区间财力的差距, 使基础教育公共支出具有稳定的财力保证。同时, 要关注中部县级地区财力、财政教育支出较低的问题。目前我们实行的转移支付对于西部优惠, 但很多中部的贫困地区被忽略。在地方财政较为困难的中部地区, 中央、省级政府更需要采取财政手段保障其财政能力, 实现教育财政能力的均等化, 促进基础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

其次, 完善各项转移支付, 提高转移支付资金在教育投入中的使用效率。教育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点, 政府间转移支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教育事业的。目前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中, 既包含目的在于照顾地区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 也包括针对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和因素法转移支付。但是各种转移支付对财政教育支出的作用有所不同, 有的甚至具有对教育投入的“挤出作用”。面对巨大的财政缺口, 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平衡地区间教育财力差距的作用。应在加大转移支付规模的同时, 科学地设定转移支付的项目与额度, 设立针对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

最后, 基础教育投资主体的重心上移, 使中央、省级政府负担部分基础教育发展的责任。分税制改革的进行, 是中央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 基本摆脱了负担基础教育支出的责任, 而县级政府的财力有限, 尤其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 丧失了大部分的财力来源, 但却成为了基础教育的主要负担者。这种财权与事权不相符的现状也是导致财政基础教育投入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应加大中央、省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责任, 形成中央统筹、省级参与管理模式。

摘要：本文利用我国县级财政统计数据, 对教育公共投入差异以与地方财政能力的关联性进行研究。统计性描述发现我国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和省际差异;泰尔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总体不平等主要由区域内以及省内差距引起。回归方法在控制地方财政能力总量、财力结构、政府间转移支付等因素对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后, 发现政府可用财力和财力结构是引起财政教育支出差异的重要因素, 而目前转移支付体制还没有充分发挥减小财政教育投入差距的作用, 部分转移支付甚至有减少财政教育投入的效应。

财政对农业投入 篇10

1 样本医院财政投入概况

1.1 财政投入情况

注:A代表人民医院,B代表中医院。如A1代表银川市人民医院,依次类推。以下各表同此,不再赘述。资料来源:卫生直报系统。下同。

表1可看出,人民医院的基本支出补助均大于中医院,这与人民医院人员较多、离退休职工较多,其所需基本人员开支较多有关;此外,因项目支出补助是定项支出,根据全年是否实施项目建设或购买大型设备补助,故各地区无可比性。就上级补助而言,因宁夏作为西部经济欠发达的省区,地区性卫生投入大多倾向于社区和乡镇卫生院等基本公共卫生方面,对公立医院的补助有限,甚至为零,使医院的运营成本主要靠本身支付。

1.2 人员经费情况

注:“—”表示数据缺失。

由表2可看出,无论人民医院还是中医院,超过一半医院其在职人员经费与离退休人员经费之和占财政补助的比例均高于1,吴忠市的两所样本医院甚至呈现了倍数关系。表明在公立医院中财政投入对人员经费的保障程度非常低,即使对离退休人员经费保障也很难达到50%,不利于减轻医院负担。

1.3 分类型财政补助情况

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院规模(主要为医院床位数和卫生人员数)的影响,对比较的内容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具有可比性。具体算法为undefined为要比较的项目值,其中X′为标准化处理后的项目值,R为标准化系数,B、A、n为不同地区对应的床位数、卫生人员数、医院数。对样本医院经标准化后进行均值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就绝对额而言,人民医院平均每所机构的财政投入额要高于中医院,但当考虑医院规模影响经标准化后,发现人民医院的财政标准化投入值要远低于中医院,且财政投入占机构总收入的比例也远低于中医院的21.72%。表明人民医院财政投入绝对值较高,但相对投入不足。

2 样本医院营运分析

2.1 收支分析

从下表可看出,样本人民医院收入构成中,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均在80%左右,尤其是吴忠市人民医院和中卫市人民医院其比例在95%左右,中医院这一比例相对较低,但也在60%以上。而不论人民医院还是中医院其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均偏低,其中吴忠市人民医院这一比例仅为4.96%。在政府投入少,技术与劳务收入又无法增加的情况下,药品收入成为了医院经费来源中的主力军。虽然宁夏2009年已实行药品零差价率改革,但在没有很好的途径解决公立医院资金来源的情况下,“以药养医”现象仍普遍存在。

2.2 营运效率分析

由表5可看出,除中卫、固原外,其他三市样本医院的资产负债率均较高,达到了50%左右,且资产报酬率均偏低,甚至有的医院为负值,究其原因为近两年医院尤其是人民医院受服务需求影响扩张医院规模,银行贷款多有关。人民医院的经费自给率要略高于中医院,即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能基本能维持运营。再者,从病床利用效率分析,一般认为病床使用率在85%-93%,病床周转次数≥17次/年为宜。但实际上,虽人民医院两项指标均高于中医院,但均不高,应该从病房管理、医疗技术、服务质量等方面寻找原因。

3 讨论及建议

从财政投入的总量分析,财政补助对人民医院的投入绝对量要大于中医院,但考虑到医院规模影响经标准化后,发现就相对量而言,对中医院的投入要高于人民医院。就医院营运情况分析,在财政投入不足、医院收入来源较单一的情况下,医院扩大规模只能靠负债经营,虽人民医院相对投入不足,但其营运效率要略好于中医院。总体而言,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院医疗收支不平衡,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营运效率低下,日常性营运难以维持。

3.1 优化财政投入模式,提高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水平

目前财政对医院的补助主要是对人员经费的补偿,该补助无论是占人员经费的比重或是占医院业务收入的比重,都是微乎其微的。以宁夏为例,如果财政补助的拨付能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结合医院的级别按效益、工作量进行补助,改变以往按人头拨经费的办法,这将有利于医院减员增效,并能使各医院根据各自的特色开展新业务,使医院更注重质量管理和成效管理,注重医院的内涵建设,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2 增强财政投入的透明度,提高公立医院资金利用效率,建立第三方购买机制或定期审查机制

目前,医院最大的问题是医院运行没有明确的导向主体和目标,被多头管理和领导,没有引导医院节约医疗费用的机制,没有将直接和间接引导相结合[3]。政府对医院众多创收收入的再投资没有任何监管,医院大量资金在体制外自行运转,不计成本和结果;医院作为公益性机构,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及财务审计,日常经营更多地是凭经验[4,5]。因此,要制定合理的投资决策、日常运营的人事制度、会计制度和工资制度等,增强财政投入的透明度,提高公立医院资金利用效率,以促使公立医院运营更加有效化、合理化、组织化和科学化。

3.3 医院要加强财政投入预算管理,提高资金的综合效能

加强预算管理,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根据医院发展计划和任务编制年度财务收支计划,预算遵循统筹兼顾积极稳妥地原则,对医院的收支进行统一管理在充分考虑医院实际和资金状况的情况下,进行设备等大宗物品的购买,严格落实集中采购的招标办法,经费集中结算;对重点建设发展项目在资金上给予有限安排,对不合理的支出结构进行调整,以实现医疗资源的科学配置。增强职工的成本意识,减少重复投资提高资源利用率,强化医院内部综合管理,合理调整医院收支结构努力降低各种消耗,有效地控制和降低医疗成本,使医患双方都得到实惠[6]。

3.4 探索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完善企业和个人捐赠机制,形成一个长效的社会补偿渠道。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给予捐赠者一定的荣誉或利益,鼓励和引导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自愿捐资、捐赠,支持卫生事业的发展。

摘要：目的:通过对宁夏十所医院2010年财政收支数据的分析,研究宁夏财政投入对公立医院的影响。方法: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比较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在财政投入上的差异。结果:样本人民医院的财政投入总量要大于中医院,但考虑到医院规模经标准化后发现人民医院(135.50)相对投入明显小于中医院(273.79)。整体而言,政府对样本公立医院的财政水平不足,医院长期负债经营,经费自给率低。结论:一方面政府应优化投入结构,另一方面,医院应探讨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关键词：公立医院,财政投入,营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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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苏云.公立医院补偿和运行机制分析:问题和对策[J].中国卫生经济,2006,07:11-23.

财政对农业投入 篇11

营业税重复征税现象明显, 会导致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中断,不利于增值税“中性”效应的发挥。而增值税不对经济主体“区别对待”,客观上有利于引导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做大做强,有利于打通二、三产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有利于完善税制结构,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对我国“十二五”期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实施“营改增”,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有利于转变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提高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增值税“扩围”是大势所趋,增值税将逐步覆盖到生产和服务的全部环节, 最终彻底解决生产和流通环节重复征税的问题。增值税“扩围”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其他税收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对地方财政收入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分步推进的过程中,部分行业和企业短期内税负有可能上升,“营改增” 对重庆市财政收入有何影响,对企业税负有何影响,值得研究。

二、“营改增”对重庆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

重庆市2010—2012 年财政收入呈增长趋势,营业税收入、增值税中地方分享收入不断增加,但营业税、增值税在一般预算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 2012 年重庆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总额为17 034 885 万元,其中地方营业税收入为3 680 455 万元,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21.61%;地方增值税为863 346 万元, 营业税和地方增值税两项合计达到了4 543 801 万元,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26.67%。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使得原来归地方所有的营业税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的增值税, 这无疑动摇了营业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地位,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

“营改增”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只涉及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 运用重庆市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这几种税收收入, 进而分析 “营改增”对重庆市财政收入的影响。投入产出表中全社会国民经济部门依据纳税情况分为增值税部门、 营业税部门和不征税部门,对原增值税应税部门,“营改增”前交增值税,“营改增”后还是交增值税,但应交增值税数额发生变化,原因是原增值税应税部门购入增值税“扩围”部门的服务时增加了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增值税下降;营业税部门“营改增”前交营业税,“营改增”后一部分扩围改征增值税,扩围行业“营改增”前交营业税,“营改增”后交增值税,一部分没有纳入扩围仍然交营业税,增值税“扩围”对其纳税没有影响;教育卫生等部门属于不征税部门,对财政收入没有影响,这里不予考虑。

增值税: 增值税纳税人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之分,理论上应对两类企业分别计算其纳税额,但由于可获得数据的局限及小规模纳税人所占比重较小, 预计对估算结果的影响程度不大, 本文没有对小规模纳税人进行单独处理,而是全部按照一般纳税人的方法进行估算。增值税税基计算公式如下:

增值税税基=总产出+进口-出口-存货增加-中间投入-机械设备投资

公式中总产出、中间投入、进口、出口、存货增加都可直接利用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机械设备投资数据利用《重庆统计年鉴2007》估算。 各行业机械设备投资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设备工具器具投资总额及按行业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即可计算出行业机械设备投资数据, 从而计算出购入机械设备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以生产者价格为基础,工业行业的数据中包含增值税,是含税价格,所以,应将含税价格还原成不含税价格,再进行相关计算。

营业税:营业税的计算根据投入产出表中缴纳营业税行业的总产出与其税率相乘得出。重庆市2007 年投入产出表中从47 095—92 143 部门属于营业税应税部门,总产出由中间投入加收入法增加值得到, 其中收入法增加值分为四个部分,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体现在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中,间接税则体现在生产税净额中,在工业部门以外的其他非农部门中, 生产税净额取自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以及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中其他属于生产税净额的部分。因此,工业部门以外的其他非农部门即营业税应税部门所缴纳的营业税是体现在收入增加值的生产税净额中,计算营业税时无需进行不含税换算。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按应缴纳增值税、 营业税的10%计算。

(一)“营改增”前税收收入

“营改增”前增值税计算行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采矿业、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批发业、零售业和新闻出版业共92 个行业。 “营改增”前税收收入等于原增值税应税部门缴纳增值税、 原营业税应税部门缴纳营业税、 增值税和营业税对应部分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之和。

增值税税率采用现行税法规定的税率, 进项税额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购进商品和货物支付的进项税额,这部分进项税额根据投入产出表资料换算为不含税价格计算得出, 计算进项税额的行业、 税率在计算销项税额用的行业、税率基础上,增加购进农产品按13%的税率计算,购进运输服务按7%的税率计算。 另一部分是购进设备工具器具支付的进项税额,这部分根据《重庆统计年鉴200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设备工具器具投资总额及按行业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得出,2007 年重庆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 615 147 万元,其中如设备工具器具投资4 438 013万元,占比14.038%。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增值税行业投资占比34.03%。 “营改增”前购进设备工具器具支付的进项税额估算为219 440.89 万元。

“营改增”前缴纳营业税的行业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邮政电信、住宿餐饮、旅游、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等共计42 个行业。

税收收入中归地方所有的部分包括全部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理论上,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部分归中央财政收入, 部分归地方财政收入,国税系统负责征收的铁道部和各银行总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及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归中央财政收入,除国税系统负责征收的归地方财政收入,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将全部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作为地方财政收入。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市2007年投入产出表》和《重庆统计年鉴2008》计算得出

从表1 中可以看出, 依据2007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在不实施“营改增”的情况下,2007 年重庆市增值税收入3 027 474.14 万元,营业税收入1 177 944.98 万元,对应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收入420 541.91 万元,三项合计4 625 961.03万元。增值税收入中地方分享增值税收入753 212.40 万元,“营改增”前归地方所有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三项税收收入合计2 355 355.43 万元。

(二)“营改增”后税收收入

“营改增”后增值税计算的行业,除 “营改增”前的增值税行业,还包括“扩围”行业。“营改增”后税收收入等于原增值税应税部门缴纳原增值税、“扩围”行业缴纳的增值税、未扩围行业缴纳的营业税、 对应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之和减去因增值税“扩围”原增值税行业增加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后的差。

“营改增”后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算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有增值税行业的销项税额,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采矿业、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批发业、零售业和新闻出版业共92 个行业。 另一部分是“扩围”行业的销项税额。 包括交通运输业以及包括研发、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鉴证咨询、广播影视等部分现代服务业、邮政电信业共21 个行业。

“营改增”后的进项税额同样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购进货物和服务支付的进项税额, 包括原有增值税行业的进项税额和“扩围”行业的进项税额,这部分进项税额根据投入产出表各行业中间投入资料计算得出, 一般商品和货物按17%的税率计算, 购进农产品按13%的税率计算,购进运输服务按11%的税率计算,购进研发、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鉴证咨询、广播影视服务按6%的税率计算,有形动产租赁按17%的税率计算。另一部分是购进设备工具器具支付的进项税额, 这部分根据 《重庆统计年鉴2008》中2007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设备工具器具投资总额及按行业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得出, 根据设备工具器具投资总额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估算各行业的设备、工具、器具投资数额,并换算成不含税价(按17%增值税税率换算)乘以增值税税率(17%)估算设备工器具的进项税额。 2007 年重庆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 645 147 万元, 其中如设备工具器具投资4 438 013万元, 占比14.038%。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营改增” 后的增值税行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7.16%,增值税行业包括原有增值税行业和增值税 “扩围”行业。 原有增值税行业购进设备工具器具支付的进项税额为219 440.89 万元,增值税“扩围”行业购进设备工具器具支付的进项税额为84 692.52 万元,“营改增”后购进设备工具器具支付的进项税额总计304 133.38 万元。

“营改增”后缴纳营业税的行业包括建筑业、住宿餐饮、旅游、部分服务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等共计23 个行业,与“营改增”前相比,有19 个行业进入增值税行列。营业税直接根据投入产出表中各营业税应税行业的总产出与其税率相乘。 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业、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不计算在内。

“营改增”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主要是 “扩围”行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营业税金及附加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分析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变化,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原增值税行业在“营改增”前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都是不含税收入,不影响企业所得税;原营业税行业“营改增”前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都是含税收入,也不影响企业所得税;只有“扩围”行业,在“营改增”前是含税收入、含税成本,“营改增”后是不含税收入、不含税成本。 营业收入的减少导致企业所得税减少,减少额为174 200.10 万元。营业成本的减少导致企业所得税增加,增加额103 966.76 万元。 其次,分析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变化,“扩围” 行业由原来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原来缴纳的营业税是价内税,计入了“营业税金及附加”, 是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项目,“营改增”后改为缴纳增值税,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得进行税前扣除,由于“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变化,将会导致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加。 “营改增”前营业税收入1 177 944.98 万元,“营改增”后营业税收入831 986.90 万元, 营业税减少345 958.08 万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减少24 560.92 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变化使得企业所得税增加92 629.75 万元。综合考虑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这三个因素使得企业所得税增加22 396.41 万元。 “营改增”后税收收入计算详见表2。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市 2007 年投入产出表》和《重庆 2008 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从表2 中可以看出,依据2007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在实施“营改增”的情况下,2007 年重庆市增值税收入3 127 823.03万元,营业税收入831 986.90 万元,对应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收入395 980.99 万元,同时考虑 “营改增”增加的企业所得税收入22 396.41 万元,“营改增”后重庆市总税收合计4 378 187.33 万元。

(三)“营改增”前后税收收入变化对比分析

税收收入的变化可以从重庆市总税收收入和归地方财政所有的税收收入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营改增”前后税收收入变化计算公式如下:

“ 营改增” 前后税收收入变化=“ 营改增” 后税收收入-“营改增”前税收收入±流转税变化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1.总税收收入变化分析。 “营改增”前后重庆市总财政收入变化对比见表3。

从表3 可以看出, 依据2007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在没有实施“营改增”的情况下,2007 年重庆市增值税收入3 027 474.14 万元,营业税收入1 177 944.98 万元,增值税和营业税对应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收入420 541.91 万元,增值税、 营业税、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收入共计4 625 961.03万元;依据2007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假如当年实施“营改增”,2007 年重庆市增值税收入3 127 823.03 万元, 营业税收入831 986.90 万元,增值税和营业税对应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收入395 980.99 万元,“营改增”导致企业所得税增加22 396.41 万元,“营改增”后考虑企业所得税变化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共计4 378 187.33 万元, 财政收入下降247 773.70万元(约24.78 亿元),下降5%。

单位:万元

单位:万元

“扩围”后增值税收入增加100 348.89 万元。 原增值税行业“营改增”前缴纳增值税3 027 474.14 万元,“营改增”后缴纳增值税2 931 582.19 万元,下降95 891.95 万元,“扩围”行业缴纳增值税196 240.84 万元,增加和减少的因素综合后净增加100 348.89 万元。 原增值税行业征收增值税减少的主要是因为增值税“扩围”导致原来缴纳增值税的行业增加了抵扣。

“扩围”前营业税收入1 177 944.98万元,“扩围”后831 986.90万元,“营改增”后营业税收入下降345 958.08 万元,即“扩围”行业少交营业税345 958.08 万元。“扩围”行业由缴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扩围”行业缴纳增值税196 240.84 万元,“扩围” 行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少交税149 717.24 万元,说明“营改增”减轻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税负,同时也造成财政收入的下降。

2.地方收入变化分析。 从归地方所有的税收收入来看,“营改增”前的增值税收入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营改增”后,原增值税行业缴纳的增值税分享比例不变,“扩围” 行业缴纳的增值税收入全部归地方财政所有,地方分享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增加的企业所得税的40%归地方所有。“营改增”前后重庆市地方财政收入变化对比见表4。

从表4 可以看出,“营改增”前重庆市地方增值税、营业税、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收入共计2 355 355.43 万元;“营改增”后地方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收入共计2 166 062.84 万元。 地方财政收入下降189 292.58 万元(约18.92 亿元),下降8.04%。

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一是“扩围”行业原来交营业税345 958.08 万元,现在交增值税196 240.84万元,减少149 717.24 万元,“扩围”行业少交的税收收入全部由地方财政承担;二是“营改增”后原增值税行业增加抵扣增值税190 325.03 万元,地方承担25%,使地方财政收入下降47 581.26 万元。 同时,“营改增”会导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减少、地方企业所得税略有增加。

三、研究结论

“营改增”使重庆市财政收入和地方分享财政收入均下降。

“营改增” 使重庆市财政收入下降247 773.70 万元(约24.78 亿元),下降5%。 主要原因:一是“扩围”后原增值税行业缴纳增值税下降95 891.95 万元,“扩围” 行业缴纳增值税196 240.84 万元,增加和减少的因素综合后净增加100 348.89万元。原增值税行业征收增值税减少主要是因为增值税“扩围”导致原来缴纳增值税的行业增加了抵扣。 二是“扩围”后营业税收入下降345 958.08 万元,即“扩围”行业少交营业税345 958.08 万元。 “扩围”行业由缴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扩围”行业缴纳增值税196 240.84 万元,“扩围”行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少交税149 717.24 万元, 说明 “营改增”减轻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税负,同时也造成财政收入的下降。

“营改增” 使地方财政收入下降189 292.58 万元(约18.92 亿元),下降8.04%。 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一是“扩围”行业原来交营业税345 958.08 万元,现在交增值税196 240.84 万元,减少149 717.24 万元,“扩围”行业少交的税收收入全部由地方财政承担;二是“营改增”后原增值税行业增加抵扣增值税190 325.03 万元, 地方承担25%,使地方财政收入下降47 581.26 万元。 同时,“营改增”会导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减少、地方企业所得税略有增加。

参考文献

[1]胡怡建,李天祥.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财政收入影响分析——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模拟估算[J].财政研究,2011,(9).

[2]张政.“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企业的影响研究[J].商业会计,201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