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

中国财政政策（共12篇）

中国财政政策 篇1

贫困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现象的总称。2010年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实施的最后一年, 也是扶贫工作承上启下的一年。按照最新的扶贫标准 (每人年收入1196元) , 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对象4007万人, 占农村总人口的4.2%, 绝对量依然庞大。按国际标准 (每人每日1美元) , 贫困人口数量更多。同时返贫问题也很突出, 短期贫困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比例的2/3。可见, 中国农村反贫困任务依然艰巨。本文从财政角度出发, 研究如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一、财政在反贫困工作中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政府作为市场的补充, 其职能主要被限定在公共品、外部性、自然垄断和宏观经济波动等市场失灵或失效的范围。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手段主要是公共财政。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追求的是效率目标。按照市场原则, 创造不同效率的人应该获得不同的收益, 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等应该按照其要素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 而各种原因导致的人们效率不同的客观差异却不被考虑。因此, 单纯依靠市场作用, 经济社会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现象。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引发社会动荡, 破坏正常的市场运行, 降低经济效率。可见, 市场无法依靠自身来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秩序。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政府发挥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的作用。财政方面可以通过所得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直接补贴等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 对贫困群体给予扶持, 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通过财政投资、政策优惠等引导资源向贫困地区配置, 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正是由于财政所具有的这种直接性和灵活性, 使其在反贫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当前农村反贫困工作的开展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二、中国农村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

1.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制约。

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地理、气候、水文、资源等客观自然条件, 地域自然环境差异是贫困产生的客观原因。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中西部等边远高寒地区, 这些区域自然条件恶劣, 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频繁, 使得农村人口更易遭受自然风险的冲击。另外, 由于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僻, 远离城市和经济中心, 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不足, 交通、通讯、电力、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 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短缺等原因, 经济发展难以启动。尽管近年来农村贫困地区的电力、通讯、广播电视、道路等基础设施条件已有很大改善, 但在普及程度及户均拥有量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因素都直接制约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教育水平落后。

长期以来, 政府对城乡教育投入实行不同的政策。城市里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 而国家在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则相当有限, 相当一部分由农民自己来负担。以义务教育为例,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占教育总投入的比例始终低于60%, 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30%, 农民人均年收入仅有城镇居民的1/4, 却要支付比城市更多的教育费用。地方政府承担着2.3 亿中小学学生和几百万教师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 而其财政收入又是极其有限的。教育投入的不足, 直接导致农村教育的薄弱和农民知识的贫困。据统计, 2003 年全国初中生辍学率为2.84%, 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为5.47%, 并且每年农村还有130万名儿童完成小学教育后不能进入初中学习。受教育水平低严重制约着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

3.农村保障体系不健全。

在社会转型时期, 要消除农村贫困, 缩小城乡差别, 我国的保障体系明显滞后。据统计, 目前有40%~60%的农民因为经济拮据、生活贫困和医药费的迅速增长而无法正常就医, 因病致贫的农村人口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另一方面, 农村公共卫生的长期匮乏使农村公共防疫体系处于极度脆弱的状况, 一些已经消失的地方病死灰复燃, 严重影响到农民的健康和发展。目前, 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三个方面。社会保障对农村的保障水平低、品种少、覆盖率不高。即使有的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由于社会保障工作中存在的缺陷, 使很多地区农村出现了“退保”的现象。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是农村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财政政策建议

综上, 农村贫困人口文化水平低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问题。要解决贫困问题, 就必须从多方面出发, 选择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反贫困路径, 将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结合起来, 一方面为农村脱贫创造所必须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自我脱贫所必须的技能和素质;同时, 还要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笔者认为, 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我国农村反贫困中的作用, 增加财政投入, 加大财政的反贫困力度, 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

1.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 为农村脱贫提供客观条件。基础设施是否完善, 直接影响着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效果。农村反贫困应针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 努力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通过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 为农民参与市场创造条件。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 这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 基础设施不完善,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要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就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当扎扎实实地办好实事: (1) 加强对大江大河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的治理; (2) 加大贫困地区公路建设力度, 基本实现乡镇通油 (水泥) 路, 进而普遍实现行政村通油 (水泥) 路, 逐步形成城乡公交资源相互衔接、方便快捷的客运网络, 方便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交通; (3) 加大贫困地区电网建设力度, 启动贫困地区电力设施建设, 力争使所有贫困地区早日通电, 扩大电网供电人口覆盖率; (4) 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建设, 争取实现“三网融合”, 积极发挥信息化的作用; (5) 健全农村贫困地区公共设施维护机制, 提高公共设施的综合利用效能。

2.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 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素质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内在因素。农民素质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 必须把它放到重要的位置加以解决。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1) 提高农村的基础教育水平。政府应该切实做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工作, 将农村的义务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不要把义务教育的责任推给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和贫困儿童的家长, 让农村的适龄儿童都有学可上, 从而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 (2) 加强对农村贫困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教育, 探索建立“市场引导培训, 培训促进就业”的劳动力培训与就业机制。为提高经费使用效果, 必须依托现有培训资源, 利用竞争机制选择培训机构:将资金分配与培训效果挂钩、培训与就业挂钩;完善资金补助办法, 使受训的农村贫困人员直接受益;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或实用技术的指导, 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使农民了解和掌握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和实用技术, 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 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 (3) 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村教育。财政可以通过安排贴息、专项补助、税收优惠等措施, 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农村贫困地区兴办基础教育或参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运用产业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办法, 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贫困地区教育。

3.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是贫困人口难以稳定脱贫的重要原因。健全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从以下着手: (1) 建立和实行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按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 既要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 又要防止保障标准过高而形成养懒汉的倾向; (2) 按照“风险共担、互助共济”的原则, 着力完善政府推进、农民互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加快建立以大病医疗统筹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不断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3) 进一步完善与城镇职工标准相一致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让失地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城市化建设的成果;做好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 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4.建立和完善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和完善农村贫困地区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 就是要使得贫困地区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先后的次序如何、需要多少以及利益诉求等, 均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充分表达出来, 并通过某种程序使这种需求变成官员决策的参考依据和行动目标。建立和完善农村贫困地区地方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对于保持地方公共物品供求关系的相对平衡、减少公共资源浪费、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贫困人口合理权益、改善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亚玲.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9 (1) .

[2]魏后凯, 邬晓霞.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评价与展望[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9 (2) .

[3]李瑞华.少数民族贫困县反贫困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 2009 (5) .

[4]胡绍雨.财政投资对我国农村反贫困影响效应分析[J].农村经济, 2009 (4) .

[5]李磊.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J].江淮论坛, 2009 (5) .

[6]张成福, 王耀武.反贫困与公共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 2008 (5) .

中国财政政策 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着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着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着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着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着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二)推进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及其原则

1、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本身就可以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有利调整。从根本上讲,上述主要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完成其实质是一个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市场机制决定了资源将优先配置于能够产生较高回报的经济活动领域。那么市场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对于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能产生的回报进行更为准确评估并按照这种评估不断调整其配置的过程。而这正是运用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所要实现的目标。

比如在确认环境产权的基础上展开污染物排放权交易,使污染行为形成成本而被排污企业内部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再比如,进一步放开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户展开资本合作以实现农业企业化经营,增强农民的市场地位和议价能力,就可以增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因此推动体制转型进程的财政政策可以间接地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

2、推动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不应该是总量型的,仅采取单一政策手段,而应该是结构化的,采取综合政策手段。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相对改变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配置所能产生的回报来实现的。总量型的财政政策是在同一方向上普遍改变了资源配置于各个经济活动领域的回报水平,其结构调整效应是通过不同领域回报率受影响的差异来实现的,结构调整效应的强度相对较弱。而结构化的、综合性的财政政策是推动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配置的回报率产生不同方向上的变化(有的提高、有的降低),并且可以有意识地调节不同领域资源配置回报率变化的幅度,所以其结构调整效应的强度要显着强于总量型财政政策。

比如推动高、低能耗部门资源配置结构调整,如果单纯采用放开能源价格的手段,资源配置于各个部门的回报水平都会降低,其结构调整效应是由高、低能耗部门回报率降低幅度不同来实现的。如果采取结构化的财政政策,在放开能源价格同时进一步对低能耗部门实施补贴,会显着地提升低能耗部门相对高能耗部门的资源回报水平,从而有效引导资源配置于低能耗部门。

中国经济呼唤积极的财政政策 篇3

有人说2008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流年不利，首先是雪灾，接着是“藏独”，然后就是地震。汶川大地震在两分钟之内令至少几百万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造成无数人间悲剧。出乎意料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强、团结和忘我的精神，转瞬间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起码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也逐步领悟到，再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今年也许是个多事之秋，但过了许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否发现2008年恰恰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起点呢？

汶川大地震以来的发展，实实在在地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各级政府竭力封锁消息。后来一个区里的干部坐着吉普车日夜兼程赶到中南海，才将实情报告给了最高领导人。这次地震发生仅仅2个多小时，总理已经在赶往灾区的途中。我们曾经批评决策当局过去几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缺乏决断，但过去一周多以来的经历再次证明，一旦危机紧迫，中国政府依然非常果断和有效。地震以来的全民关注、捐款和救援也直接否定了过去社会上“物质至上”的倾向。

快速、有效的救助不但减少了人员伤亡的数量，也有利于控制灾难对经济的冲击。考察地震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产损失和经济活动减少，二是投资重建。这次受到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主要是四川、重庆和甘肃的部分地区，但这些地区基本都不属于重要经济中心。我们估计，因地震减少的经济活动大约为750亿元，相当于2007年全国GDP的近0.3%。如果这些影响大部分集中发生在五六月，那么今年二季度GDP增长可能将减速1个百分点左右。

而损失中包括厂房、民居和基础设施等财产的价值，就要大得多。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四川、重庆和甘肃等地14000多家工业企业的直接损失大致为670亿元；全国的财产损失可能高达7500亿元，相当于2007年GDP的3%，损失惨重。但以后一旦开始重建，新增的投资则能够推动GDP增长加速。如果我们将上述经济活动减少和重建投资增加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地震对经济增长的净影响就可能不是非常显著。

但其实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并非地震造成损失的数量，而是帮助灾区重建的途径。过去一周来，国内外无数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纷纷慷慨解囊，捐助了上百亿甚至更多的资金和物资。毫无疑问，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将会用于帮助受灾百姓和企业进行重建，但这些还将远远不够。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下，政府必须在灾区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可能需要修正一些先前的政策方针，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实施数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呼吁政府执行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在流动性过剩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适当紧缩，以防范通货膨胀发生和蔓延。目前通货膨胀的水平连续创11年新高，中央银行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紧缩的方向。

但同时，财政政策可以适当放松。过去五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20%—30%的增长速度，国内外公共负债水平也非常低。因此政府完全有经济实力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目前现实经济也迫切需要扩张型财政政策的支持。

第一，救援受灾民众和帮助灾后重建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今年中国连续遭受一系列灾难，如雪灾和地震的冲击，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非常严重。可惜的是，中国既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缺乏发达的财产保险市场，因此政府已经成为灾民维持生产、生活的唯一可靠后盾。假设地震灾害的损失分散到今后3年重建，那么政府每年需要增加开支2500亿元，大约为2007年GDP的1%，或当年财政支出的4%左右。这样的开支既能够承受也有必要，况且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财政政策可以辅助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最近国内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工资、大宗商品价格、环境成本等稳步上升，原来一些充满活力的企业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在珠江三角洲，有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关门或迁移。这样的现象其实反映的是很正常的经济规律，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完全有能力帮助降低经济转型的成本。比如协助研发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或者通过再培训，辅助工人再就业。这样的政策最终也有利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第三，中国需要提高投资的质量，但不应减少投资的数量。现在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断言经济已经过热，其实这是个误解。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只有一个标准，即增长速度是否超过了资源和要素能够支持的水平。中国去年经常性账户盈余占到GDP的10%以上，意味着国内仍然有庞大的资源剩余，国内需求显然不足。如果像有些专家所建议的减少投资，可能会令经常账户盈余上升到GDP的15%甚至20%。

中国财政政策 篇4

与一般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相同的是, 能源财政政策对能源产业的影响也是从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两方面着手:促进能源供应的增加和抑制能源消费。根据已有的经济理论, 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税收对能源需求量的影响。

目前能源的市场价格仅仅反映了其经济价值, 而忽略了其环境价值, 因而能源的市场价格偏低。而单位和个人为了获取自身利润或效用最大化, 往往过度消费, 从而造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按照需求理论, 能源税收通过作用于价格以使具有外部性的环境价值内部化, 从而使能源消费的个人边际成本等于或接近于社会边际成本, 促使公众合理使用和配置能源。

2. 税收对能源消费量的影响。

税收对能源消费量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对商品征收间接税 (即我国所称的“流转税”) 。间接税通过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 从而影响商品的需求量。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税收与能源消费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民教授对七个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均耗能和耗油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 这七个国家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耗能、耗油模式: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为高耗能、高耗油模式, 英、法、德、意、日为低耗能、低耗油模式。这主要是因为美、加两国采取的是低税率、低售价政策, 而英、法、德、意、日五国采取的是高税率、高售价政策。

3. 税收优惠对节能投资的影响。

为了鼓励企业对节能项目进行投资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有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根据乔根森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可知, 政府对投资者和生产者的投资鼓励政策主要是作用于资本使用成本。资本使用成本越高, 企业想持有的资本量越少, 投资者投资的欲望就越弱。为了鼓励企业对节能项目进行投资, 或是鼓励企业使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设备, 政府一般通过财政政策来降低资本使用成本。

4. 税收差别可以改善能源结构。

税收差别是税收政策中较为常用的手段, 税收差别的应用对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会有所影响。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认为,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经济主体 (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 将会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条件下, 根据市场价格配置资源, 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据这一理论可知, 税收差别会影响消费者 (生产者) 选择商品 (产品) 的行为, 改变能源品与能源品之间及能源品与其他商品 (产品) 之间的相对价格。经济主体会在政府给予的税收差别待遇下, 重新配置资源,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 能源结构就发生了变化。

二、实证分析

1. 模型、数据与研究方法。

VAR模型是一种近年来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非结构化模型。同时它也被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向量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 建模时不必提出需要验证的假设。为了确保分析的可靠性, 我们采用传统的Granger检验法进行因果检验。

利用VAR模型分析我国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 可分为三步: (1) 定性分析和变量选择; (2) 检验变量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 (3) 采用VAR模型中的动态模拟技术———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来分析能源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能源财政收入和能源财政支出是能源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手段。能源财政支出是政府根据能源经济发展需要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具体安排, 它通过乘数效应对能源消费产生很强的扩张作用, 因此本文以能源财政支出的大小代表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我国能源财政支出主要有政府对能源的直接投资、财政补贴、政府购买、财政担保和国债投入。由于受能源结构、能源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影响, 目前只有政府对能源的直接投资发挥明显作用, 因此选用政府对能源的直接投资 (用INV表示) 作为能源财政政策的代表变量。能源消费总量 (用EC表示) 是反映我国能源消费情况的重要总量指标, 因此可作为能源消费的代表变量。

选择1993年为起始年, 2006年为终止年。其中, 1995～2004年的能源财政政策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财政政策研究》, 1993～1994年、2005～2006年的能源财政政策数据是笔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计算得来。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07) 》。

2. 实证检验。

(1) 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主要是检验时间序列的有关性质是否会随着时间变化。如果这些性质保持不变就说明该时间序列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由于INV和EC这两个时间序列均有上升的趋势, 因此对包含截距项和趋势项的线性方程进行检验。变量的滞后项由Akaike检验原则来确定。

注:△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分类一栏中, 括号外面的数字表示检验差分阶数, 括号中的数字是按照D.W、AIC和SC原则进行选择后的滞后期数;显著性临界值一栏括号中的值表示显著性水平。

从检验结果 (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 时间序列INV经过一阶差分后, 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单位根, 时间序列EC则一次性通过检验。这说明时间序列INV和EC均不存在单位根, 所以两者之间有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2) 协整检验。目前两种最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是Engle和Granger (EG) 的两步法以及Johansen和Juselius (JJ) 的极大似然法 (LR) 。本文使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协整检验。表2是对INV与EC关系进行LR检验的结果。

上述两种情况中, 似然比均大于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按照LR检验的基本原则, 可以否定两种情况中5%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假设。这说明变量通过了协整检验, 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 因果关系检验。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能够分别反映INV与EC之间的短、长期关系。

(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检验法对诸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由于模型的检验结果敏感地依赖于滞后期的选择, Granger检验法大多是按以下法则选取滞后期:以AIC和SC为原则, 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 根据内曼·皮尔逊提出的似然比统计量来确定滞后期。为了全面反映INV与EC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反映了滞后4期内的检验结果, 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 INV与EC表现出较强的因果关系, 但INV对EC的影响强于EC对INV的影响。就时效和强度来说, INV对EC影响的时效较长、强度较大, 而EC对INV影响的时效较短、强度相对较小。

(2)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下面通过建立能源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INV与EC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按照统计学的基本原理, 我们可以将国内能源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表示为下列方程:

其中, ecm是误差修正项, 反映INV与EC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

可见, 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长期因果关系。在数量上, 本期INV每增加1%, 会使本期EC约降低7.34%。按照此思路进行分析, 可得出相应结论。误差修正项的符号与INV系数符号相反,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4) 动态模拟分析。通过对INV和EC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 发现INV和EC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但无法衡量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下面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分解技术对两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进行动态模拟分析, 以期对两者的关系有深入认识。

(1) 脉冲响应函数的建立。脉冲响应函数是衡量当时间序列受到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时, 内生变量当前取值和未来取值变化情况的函数, 反映了INV与EC的动态关系。

图1表明EC对受到INV一个标准差信息扰动的响应;图2表明INV对受到EC一个标准差信息扰动的响应。从图1、图2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动态关系。

从图1中可以看出, 在经历五个周期的同方向变动后, INV的增加会促使EC先减少后增加;从图2中可以看出, 在经历9个周期的无序变动后, 两者表现出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INV和EC的未来波动对彼此均会产生冲击, 两者之间存在动态的相互制约关系。其中INV产生的冲击比EC产生的冲击更为强烈、效果更明显、持续时间更长。

(2) 预测误差分解技术的运用。以上分析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动态关系, 下面通过预测误差分解技术将这种动态关系进行分解, 以了解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表4和表5分别是10个预测期内INV和EC的预测误差分解模型;图3和图5分别是10个预测期内INV和EC的预测误差分解坐标图, 横坐标表示波动周期, 纵坐标表示INV或EC的贡献率。

从表4和图3中可以看出, 在1到10期的预测期间内, INV的变化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INV的预测误差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INV的预测误差中仍然有97.64%的比例由自己解释, EC对INV的预测误差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2.36%;到第3期, EC对INV预测误差的贡献率降为2.15%, INV自身的贡献率则上升到97.85%;之后EC对INV预测误差的贡献率不断波动, INV自身的贡献率随之升降;到第9期, EC对INV预测误差的贡献率达到最大, 上升为43.32%, 而INV的贡献率则下降到56.68%。到第10期, EC的贡献率只有41.63%, INV自身的贡献率还维持在58.37%。从图4中可以看出, 从长期来看, EC对INV预测误差的贡献率维持在41%左右。

从表5中和图5中可以看出, 在1到7期的预测期内, EC的变化开始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 到后来则主要由INV来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EC的预测误差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EC的预测误差中仍然有99.53%的比例由自己来解释, INV对EC的预测误差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0.47%。之后INV对EC预测误差的贡献率不断上升, 而EC自身的贡献率则不断下降。

从图6中可以看出, INV对EC的影响会不断变大, 到第20期INV对EC预测误差的贡献率达到了60%, 此后一直维持在60%的水平。

3. 结论。

能源财政政策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 且持续时间比较长;能源财政政策不仅外生于能源消费活动, 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 而且存在时滞性, 显示出明显的中期化现象。

三、政策建议

1. 由国家掌握能源的所有权, 开放能源产业市场。

我国能源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属于国家, 国有能源企业代表国家行使资源勘探、开发和销售权。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些能源企业大多实行了上下游一体化的战略。这虽然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但降低了能源的市场化程度, 抑制了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所以, 要抑制能源财政政策中期化现象的发生, 就必须保证在国家掌握能源所有权的基础上, 逐渐开放能源产业市场。

2. 制定一套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

政策内容与政策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 直接影响着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发挥。这主要是由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和内容上的不合理导致的。职能部门往往是在能源市场中某种现象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制定相关政策, 这就导致了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 使政策制定目的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产生偏差。到目前为止, 我国尚未形成健全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 政府缺乏利用公共财税手段促进国家能源战略实施的观念。为消除能源财政政策的外生性, 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 国家必须制定一套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徐明棋.欧盟能源政策特点及对中国能源政策和西部开发的借鉴意义.世界经济研究, 2006;11

[2].包全永, 苏明, 傅志华.健全和改进我国能源财税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经济研究参考, 2006;14

[3].邵诗利.利用财政政策实施能源战略的政策建议.经济研究参考, 2007;14

[4].孙磊.中国财税政策动态效应的实证分析:1998～2004.财贸研究, 2006;1

中国财政政策 篇5

论文题目：《浅析近十年中国的两次财政政策与对中国的启示》

课程名称：宏观经济学

授课教师：贾晓薇

论文作者：赵洋

系别：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10级班级：4班

学号：100160410

浅析近十年中国的两次财政政策与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由繁荣期开始进入相对低迷的调整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已呈逐季回落的态势，但全年经济增长率仍将达到9.5%左右，应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是好的，在清醒的认识我们面临的困难的同时，更应从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本文将通对近十年内中国的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对比两次较大的财政政策达到的不同效用，对当前中国的经济情况提出建议。一．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政策实施的背景：

在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增值的背景下，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亚洲国家出口不断下降。1997年7月，随着泰国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亚洲国家普遍出现货币贬值，爆发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出现外贸负增长、通货紧缩现象。国内，较全面的买方市场造成商品库存积压；“软着陆”后社会总需求疲软。虽然央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率，以期用货币政策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消费和投资需求均缺乏弹性，政策失灵。

（二）政策的内容

1.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田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等方面政策的内容

；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

2.调整税收政策：对涉及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减免；就增值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及科研机构转制政策等做新规定；对涉外税收政策做适当调整，鼓励外商投资；恢复征收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拉动居民即期消费需求。

3.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离退休人员待遇；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4.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直接投入国债资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三）政策收到的成效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有： 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和通货紧缩；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失业率上升趋势变缓；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均衡；总体上实现了经济增长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二．由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

（一）政策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

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

（二）政策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内容有如下四点：

1.控制赤字：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松紧适度，防止通货膨胀扩大和通货紧缩重新出现。

2.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变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增长为自主增长的长效经济增长模式。

3.调整结构：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财政支出总量基本不变。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应收尽收，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率。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所收到的成效稳健的财政政策服从也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了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起到了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作用。

三、2009 年重回积极财政政策。

（一）政策背景。

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国内出口行业承受巨大压力，加之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经历8 年快速增长后，于2008 年发生逆转：以当年前10 个月为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CPI 涨幅达到6.7%，故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增长速度减弱；当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长率为22.3%，出口增量比07年同期回落4.8%。

（二）政策内容

2009 年，面对经济下滑，中国政府重拾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扩大财政公共支出：用于“三农”支出、民生支出、保障性住房和灾后重建支出、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带动地方投资和消费。税收和减费政策：实施结构性减税，促进税收制度改革；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实施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推进减费政策。

（三）财政政策收到的成效

2009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中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放缓：2009 年增速

8.7%；国内需求强劲；出口总额由降转升。

四．对比两次积极的财政政策

1.2009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十年前的框架、逻辑都很相似，都是在自己主动“软着陆”过程中受到外部冲击的叠加而发生过快下滑，有必要实施宏观政策转

型，但与十年前那轮积极财政政策相比，这次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上次经验的基础上出台的，这次选择的重点比上一次更丰富，现在一开始就把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创新、民生事项通盘做了考虑；还有我们的市场条件比那个时候更有所完善和发展，所以在把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兼容等各方面有更好的客观条件。

2.两次政策出台的背景不太一样，这一轮遭遇的是结构性危机，而不是周期性危机；是一次全球性危机，而不是局部性危机；这一轮危机是最近十年全球经济模式的一种反思，美国只消费，中国只储蓄和投资，这样一种搭配的经济模式，造成全球经济越来越失衡，越来越严重，最后只能以一种危机的方式来调节，而且危机覆盖面广，冲击大，G3经济体整体衰退。而1997年是一个局部危机，G3相对很强，主要是东亚一些国家，特别是四小龙受到货币攻击以后发生危机。

3.另外，现在中国本身结构也不太一样，十年前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远远比不上现在，那时出口也就占GDP比重的 20%多，但今天，出口占到我国GDP比重的40%，所以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远远大于上一次。但两次政府出台积极财政政策，都是希望通过政府的投资刺激对抗经济的下滑，政策的选择理念两者没有差异。

4.两者投向上也有差异，1997、1998年主要是搞基建，公路和机场，这次主体虽然也是基建，但还是涉及了诸多政府提供基础公共品的领域，包括环保、安居工程，也涉及农村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包括乡村公路。1998年，当时政府发行 4000-5000亿元的国债，带动了大概两万多亿元的投资规模，而这次是4万亿，规模远远超过上一次。

5.1998年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妥的货币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不景气。这次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比1998年要大，但这些年中国经济中首先实体经济发展比较快，使得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过去强了很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五．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政策

不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当他在一定的时期发挥了他一定的作用，那么他就是适合那特定时期的财政政策，所以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之前，要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大的国际环境等加以分析。当下，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将更为复杂、形势将更为严峻。为切实做好2011年财政金融工作，各级财政金融部门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结合积极财政政策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做好全国财政金融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工作在2011年稳定人民币币值以及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制定以及执行将回归常态。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明确2011年如何铺开“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也至关重要。2011年经济工作在防通胀的同时也将围绕着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来展开。

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增加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同时缩小城乡差距。

城镇化建设有望成为2011年政府投资的主导方向。“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超过５０％，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人口将工作和生活在城镇。大规模城镇化建设的初期，必将以政府投为主导，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

对于已经明确的“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新兴战略产业，2011年中央应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从近期财政部宣布的对部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给予税收

中国财政政策 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家电下乡”政策；“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村消费市场

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世界贸易额下降12％，创下自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在拉动内需和消费上采取了强有力的刺激措施，但农村市场发展仍然滞后。2008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85万亿元，农村地区(县及县以下)仅为34753亿元，占全国总人口54.32％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32.03％的社会商品，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的比重过低，庞大的农民消费群体与相对较少的市场份额形成鲜明的反差，目前农村消费市场难以与城市消费市场和谐发展。

2008年12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搞活流通，健全农村流通网络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政府先后出台了有目的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包括“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这对于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促进城乡消费市场统筹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家电下乡”政策的绩效分析

2007年12月1日开始，山东、河南、四川三省成为首批“家电下乡”政策试点地区，在规定时间内农民购买包括彩电、冰箱(含冰柜)和手机三种补贴类家电产品，可得到产品售价13％的财政资金直接补贴。

以试点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2006年和2008年状况比较，每百户平均彩电拥有量，2008年比2006年增加，全国平均水平增加9.79台，河南增加11.29台，山东增加8.26台，山东增幅较小，是由于其彩电拥有量趋于饱和，四川增加10.33台；每百户平均手机拥有量，2008年比2006年增加，全国平均水平增加34.08部，河南增加40.35部，山东增加60.57部，四川增加35.38部；每百户平均冰箱拥有量，2008年比2006年增加，全国平均水平增加7.71台，河南增加11.57台，山东增加13.05台，四川增加14.47台。

从表1、表2和表3可以看出，试点省份农村居民家庭补贴类家电产品拥有量大幅增加，明显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实际数据说明，“家电下乡”政策已逐渐得到农民认可，带来了家电热，拉动了农村耐用品消费市场。“家电下乡”政策是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扩大内需一项重要举措，也是财政政策工具及运作机制的一项创新。

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绩效分析

2005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目标是从2005年起，力争用三年时间，形成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消费经营网络，在全国农村乡村两级建立和培育出25万家具有现代水平的超市型“农家店”。逐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解决农民消费不安全、不方便及不实惠的问题，财政部配套拨付“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补贴资金。截至2009年底，农家店已达41.6万家，配送中心1467个，覆盖全国85％的县、75％的乡镇与50％的行政村。

截至2008年底，河南省累计建成合格农家店32546万家，居全国第一位。“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显著拉动了农村消费增长，确凿数据表明，从2006年开始河南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增速(见表4)；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其他财政支农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城乡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增幅差距逐步缩小，2005年河南省城乡市场消费品零售额的增幅差距为4.89个百分点，2008年城乡市场增幅差距缩小到1.11个百分点(见表5)。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农村所需的生活用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开辟了“绿色通道”，改善了农村消费环境，提高了农民消费质量，将现代经营方式和理念引入到农村。随着农村居民保健意识的逐渐加强，其市场参与力、依赖力和选择力不断提高，对食物消费需求由温饱转向吃好，食品饮料烟酒类等也逐渐成为农村市场新宠，农村居民对生活必需品数量的扩张有相当的影响。随着“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全面展开和深入，农村消费市场容量会大幅增加，将最终内生经济的增长。

三、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比较

城镇居民以家电为代表的第二次消费升级已经基本完成，开始了以汽车、住房、通讯产品为代表的第三次消费升级，而农村居民正开始进行以彩电、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第二次消费升级。农村居民如果不能顺利填充城镇居民第二次消费升级过程中形成的消费空间，企业生产能力会相对过剩。

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5153.00元，潜在购买力已经提升到一定水平，具有了购置高档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通过城乡比较(见表6)，农民家庭家用电器低保有量以及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家庭，都说明了农村巨大的家电潜在需求。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还相对落后，但其消费欲望强烈，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而扩大内需，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财政政策是积极有效的。

农村居民家庭彩电和手机普及率较高，但冰箱和洗衣机普及率只有50％和30％左右，市场潜力巨大，“家电下乡”的重点应放在冰箱、洗衣机等产品上，尽快提高这类传统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程度。

四、结论和建议

(一)以上分析说明，继续为拓展农村市场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建立相应的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方面的中长期作用；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其在网点、资金技术与农村联系密切等优势；支持大型流通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大力发展农村连锁经营，促进现代物流向农村延伸，使我国农村流通体系能够融入到城市流通体系中，降低工业品下乡成本，努力增加农村市场工业品有效供给，消除城乡消费断层。

(二)深入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加强对农家店的后续支持，在固定资产投资立项、税收、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一律给予政策倾斜，引入现代流通业态；要把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与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小城镇建设，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三)继续稳步实施“家电下乡”政策，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简化补贴程序，加大补贴力度；规范“家电下乡”市场，营造价格合理、质量可靠、售后服务绿色通道和农民信赖的惠农工程，“家电下乡”的重点应放在冰箱、洗衣机等千元级耐用消费品上。

(四)农村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拉动农民耐用品消费的重要条件，扭转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我国城市流通资源是农村的3.24倍，政府要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水电、交通通讯和电视信号接转等。

(五)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据统计，占我国人口较大比重的农村居民家庭的社会保障，仅占全国保障费的11％。在农村实施更加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预期，提高消费信心，释放农村居民的有效需求。

参考文献：

[1]赵荣：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与思考[J].《农业展望》，2009(4)。

[2]郝爱民：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对农民消费的影响[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0(5)。

探讨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 篇7

(一) 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我国经济卷入一场浩劫, 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影响, 很多企业濒临倒闭, 社会失业人数增加, 经济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机持续了5年, 其影响规模巨大, 以至于众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 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经济, 虽然近几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 但依旧在动荡中前行。根据以往经济发展规律, 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 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 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 原来7、8年一次, 后来5、6年一次, 3、4年一次, 甚至是2、3年一次。为应对金融危机, 各国都开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 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 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没法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 因此, 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 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充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GDP增速持续回落

2011年我国G D P为473104亿元, 2012年我国G D P为519322亿元, 2013年我国G D P为588019亿元, 2014年我国G D P为635061亿元, 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国G D P整体呈上涨趋势, 但增长速度持续下滑, 2013年G D P增速为7.7%, 2014年下滑为7.3%。虽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 但G D P整体水平还是很乐观的, 2014年我国G D P水平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 这一结果虽然比美国要晚上13年, 但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截至2014年, 我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国家G D P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13年, 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 经济总量已于超过了整个欧元区;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 将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2014年的G D P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为7.5%和7.7%, 由于近几年我国G D P增长速度有所回落, 2014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高, 而是相对2013年有所下滑。

(三)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研究相当多,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讨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 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 有的认为呈W字型, 有的又认为是呈L字型, 但无论呈现何种规律, 都持同一种观点, 就是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 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 就是说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1%下滑到6%, 未来还是会从6%上升至11%, 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然而, 我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有周期性规律之外, 还呈现结构性发展特点, 并且这种特点的影响程度还超过了周期性特点。正如事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中国的经济亦是如此, 会有发展初期, 成熟期、发展期等结构, 经济增长也不例外, 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而言, 经济增长处于中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

(一) 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在经济低迷时期, 政府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 而具体的货币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 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高于去年, 货币供大于求, 理论上会导致利率下降, 物价上涨, 带动经济的发展, 但实际上, 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比以往下降了, 这是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两者之间中和了。这说明, 财政政策对经济格局的发展相对往年有所增长。因此, 2014年, 国家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 要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度有所增长, 要合理使用。

(二) 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就是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支出, 降低税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些, 并且二者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税收, 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 居民消费增长, 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的是转移到市场而非政府, 可以减少政府粗放型投资。政府的税收来自企业和个人, 个人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企业的缴税类型主要是流转税和间接税, 政府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降低税收时, 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税收结构, 明确哪些税收该减, 减税方面企业和个人减税比例多少更为合适, 能更有效地影响经济, 这都是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所要顾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但今年相比往年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主要是经济形式和政策布局发生了变化。今年, 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严厉调整, 要求各级政府要勤俭节约, 严惩贪污受贿官员, 将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项目之上, 增加对人民群众的补贴, 通过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降低贪污受贿带来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 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 保障性安居工程, 农业、水利、城市管网, 社会事业, 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这说明, 政府将政府支出重点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 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从两方面相互作用的, 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 另一方面, 通过缩减政府开支间接性增加政府对社会的支持, 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分析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虽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 经济一直处在复苏阶段, 但整体而言, 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逐渐增长的, 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 G D P逐年增长, 每年都有一定突破, 只是G D P增速持续回落, 另外,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 结合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 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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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志红.浅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J].现代商业, 2014 (9) :77-79.

论中国低碳能源发展的财政政策 篇8

一、中国能源问题分析

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 统筹协调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发展是一国经济的内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能源瓶颈。

一是能源消费的环境成本制约。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居首位。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消费是能源消费中的主要部分。清洁能源和生物质能源的消费才刚刚起步。化石燃料的燃烧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污染环境, 破坏全球气候。化石燃料中又以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为最多。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目前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来自国际社会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也愈来愈大。2008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 煤炭占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8.67%, 石油占消费总量的比重为18.68%, 天然气占消费总量的比重为3.77%, 水电、核电、风电共占消费总量的比重为8.89%。可以看出, 煤炭消费总量远远超过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中国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对能源消费需求居高不下, 且不断增长。而高碳能源为主的消费结构是制约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二是能源消费供应瓶颈。中国是世界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大国, 而且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对能源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中国能源资源总量丰富, 包含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煤炭储量居世界前列, 水力资源丰富。但是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 而且分布不均衡。煤炭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地区, 水力资源主要在西南地区。2008年, 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为76.7%, 原油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为10.44%, 水电、核电、风电共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仅为8.98%。由于化石燃料的储存有限, 中国的石油资源更多地倾向于依赖进口。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在2009年首度超过50%的国际警戒线。在未来发展中, 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十分重要, 必须依靠自身的能源供给, 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

二、中国低碳能源发展战略

首先, 发展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属于无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包含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海洋能、潮汐能和热对流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会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制造新能源发电设备时会产生碳排放, 如太阳能发电所需的多晶硅, 它的制造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中国目前应对以无碳能源发展为基础, 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新兴战略性产业。大力发展无碳能源利用技术, 如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 以技术革新推动产业革新。

其次, 提高化石能源利用率。发展低碳能源, 必须大力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率, 减少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提高化石燃料的利用率, 减少碳排放, 是短期内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措施。中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以化石燃料为主要能源, 能源结构的变化不会在短时期内有大的变化。只有将化石燃料利用率提高, 如提高碳捕捉和埋存技术, 才能在短期、中期内实现节能减排的预期目标。具体而言, 碳捕捉和埋存技术在当前尚不成熟, 需要建立大量的配套基础设施, 所以还需要加大技术升级力度。另外, 需重点开发的技术还有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率利用和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

最后, 完善低碳能源发展的政策激励体系。发展低碳能源, 无论是可再生能源还是高效利用的化石能源, 都离不开政策激励。政策激励需要一个系统的、合理的政策体系。政策体系主要有财政政策、金融市场政策和产业政策。财政政策是世界各国常用的基础政策工具。其中, 财政支出政策中的财政投资政策可以直接扩大总需求, 进而对总供求进行调节, 相对其他政策工具而言, 传导过程更为迅速。在低碳能源发展的初期, 较宜采用财政投资政策工具, 以公共投资支出直接推动低碳能源产业的发展。财政支出政策中的补贴政策也对初期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保护和激励作用。财政补贴政策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补贴较为普遍。政府对低碳能源投资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适当补贴, 可以激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积极性, 从而扩大总需求。税收政策也是各国经常采用的政策工具。对具有负外部性的高碳能源征税, 可以起到直接限制高碳能源发展并间接促进低碳能源发展的作用。低碳能源发展, 需要财政政策内部具有统一性, 需要财政投资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和税收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共同为低碳能源发展提供适宜的政策激励。

三、中国低碳能源发展的财政政策分析

(一) 中国低碳能源发展的财政投资政策分析

中国低碳能源发展, 必须推动低碳能源产业的发展, 如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能源工业属于基础工业。新能源技术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 这些均属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公共品属性很强, 基础工业又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上游, 为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提供必需品, 是产业链中基础性、关键性的环节。

中国政府必须对低碳能源产业进行财政投资。投资包含低碳能源产业的直接投资和配套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为例, 风力发电成本大, 投资回收期长, 政府可投资一批风力发电项目, 并对风力开发的研究项目进行投资, 以期尽早提高风能发电的利用率。目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非常活跃, 中国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清洁发展机制中的项目。清洁发展机制中的项目主要涉及到电力开发、能源开发和包含钢铁、水泥等重工业。政府可以在这些项目中进行直接财政投资, 也可以建设项目发展所需要的配套基础设施。低碳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重要, 建设低碳能源产业需要的道路、机场、港口、通信设施, 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必备的硬件和软件支持。这些具有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设施都需要政府的财政投资。

(二) 中国低碳能源发展的财政补贴政策分析

财政补贴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常用工具之一。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可控性和灵活性。一般的财政补贴工具有:对投资者的补贴、对产出的补贴和对消费者的补贴。关于低碳能源产业的投资者, 政府应当按照投资比例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能源产业属于基础产业, 处于产业链的上游, 获利周期长。政府对低碳能源产业投资者, 如对太阳能发电产业投资者、碳捕捉和存储设备投资者、取得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国内投资者给予一定补贴, 则会调动投资者的生产积极性, 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 进而降低企业投资风险。当然, 由于财政补贴政策的特殊性, 对投资者的补贴应在时间上和数额上把握适度的原则, 使政策效果更好地展现。对于处于成长阶段的低碳能源产业而言, 补贴政策是非常有益且必要的。

对产出量的补贴, 可以促进企业增加产量, 提高利润。对消费者的补贴, 可以扩大消费需求, 从而拉动企业生产。例如丹麦政府为国家公用事业公司购买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支付较高的价格。这一政策, 相当于对可再生能源的价格进行了补贴, 既保护了可再生能源企业, 也使电力消费者不受损失。丹麦政府的政策效果明显, 使丹麦成为世界风能和生物质能电力的生产大国之一。中国也可以设计针对低碳能源电力的消费者实施一定的补贴政策, 扩大消费需求, 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三) 中国低碳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分析

低碳能源发展, 离不开激励性的税收政策。当前可以采用的税收政策有:低碳税收的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和低碳能源设备进口关税减免政策。

碳税政策已经作为一项普遍使用的工具在全球展开。对于化石燃料含碳量征税, 分为生产部门和居民消费者部门, 按照不同税率、不同地区, 实行有差别的征收。征收碳税, 可以在短期内会使化石能源的使用量下降, 使高碳工业产量减少, 进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使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的外部性内部化。在中、长期时期内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实现低碳技术进步,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推广低碳能源的使用, 最终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同时, 对短期、中期内需要保护化石能源产业进行税收优惠, 也可以为这些产业的转型提供时间条件。如挪威政府对能源密集型生产部门免征碳税, 瑞典政府对生产部门征收的税率仅为居民消费部门的四分之一。

低碳能源产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也相当重要。所得税作为对企业征收的直接税, 一直都是企业税负的最大部分。如果设计合理的所得税优惠制度, 诸如针对低碳电力产业实行的两免三减半政策, 即新成立企业最初两年内免征所得税, 紧接着的三年内减半征收所得税。将低碳能源产业纳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范围, 使其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促进低碳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此外, 也可以设计对低碳能源企业实行加速折旧制度、加大企业研发费用的抵免额等, 这些均是值得参考和采用的实用政策。例如, 加速折旧制度常用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更新。使用加速折旧法, 会使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呈现前高后低的递减状态, 加快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 也会使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的现值总体减少, 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低碳能源设备进口关税政策, 对利用国内资金进口国外可再生能源的设备, 应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以确保国内企业的技术更新,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含量, 推动低碳能源产业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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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齐云, 商凯.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碳税减排政策设计[J].税务研究, 2009, (10) :41-44.

中国财政政策 篇9

关键词：城镇化,公共财政,调整优化

1 通过公共财政政策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城镇化进程本身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这就决定了城镇化建设难以通过市场调节来满足进展需要,必须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等相应的财政政策手段来调节。也就是说城镇化的建设发展,在根本上也需要公共财政政策的有力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带动城乡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其次,城镇化建设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公共支出的压力,特别是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由于人口、资本以及技术等要素的集聚,需要开展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而这些往往都需要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因而对于财政政策的制定以及财力保障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最后,城镇化建设的推进需要公共财政政策的激励引导,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常态下,国家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更加侧重于各种新材料、新技术等新兴产业,而促进这些新型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采取财政补贴、税收等措施进行引导。

2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公共财政困境问题分析

(1)与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配套公共财政政策不完善。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目前我国在城镇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财政预算必将是杯水车薪,因此主要是依赖于土地财政或者是地方性的政府融资,这就存在着融资渠道过于狭窄的问题,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具有较强的不可持续性,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政府债务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建设的后续开展。

(2)扩大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政策力度不足。确保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重要的保障措施之一就是有力的社会保障措政策。但是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在这方面的公共财政政策还不够完备,对于社会保障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不足,这就造成了在我国城镇化建设推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弱、产业支撑比较小的问题,进一步导致了农民进城的意愿也不强,城镇化进行的动力也不足,很容易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3)一些公共财政政策存在短期化的行为。有的地方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城镇化建设的进度,在制定有关的发展政策过程中,对于公共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不够重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上未实现合理统筹,存在着财政政策体系不够健全的问题。

3 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公共财政政策调整优化措施

(1)改革完善我国的土地财政制度。现阶段,我国很多地方的城镇化建设主要是依赖于土地财政上的资金支持。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稳步向前,必须对当前的土地财政政策进一步合理优化。首先,应该对当前土地资源的供给以及利用机制进一步的优化,重点在提高土地资源的流动性、利用效率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措施。其次,应该注重完善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对债务的控制,可以采取以土地资源作为杠杆来撬动地方融资,不断提高城镇化建设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

(2)拓宽财政融资方式。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在根源上需进一步拓宽财政融资的渠道,提供充足的资金动力。应该重点探索依靠市场化手段配置财政资源,充分发挥财政支持的动力,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乘数效应,拉动和引导社会资金、民间资本跟进,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在这方面,可以探索更多的财政投融资方式,也就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筹集资金,并按照政府发展的目标要求进行资金投放,通过这种利用财政投融资,直接吸引外界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方式,不仅可以有效保障城镇化建设资金的支持,而且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还可以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用好PPP融资模式。PPP融资模式作为一种运用比较成熟的投资模式,同样可以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PPP融资模式也就是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通过实现政府与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共同开展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或者是提供公共服务。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应当充分处理好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等关键要素,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以及境外资金等共同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进而解决政府资金瓶颈问题,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制定更有助于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政策。现阶段,在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更加强调的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尤其是提出了包容性、高效性、可持续性的发展要求。依靠公共财政政策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首要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城乡居民能够享有同等待遇。在公共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该注重加大保障流动人口权益,将基本公共服务向居民延伸,按照居住年限,在就业、子女就近入学、申请保障性住房、参加城镇职工社保等方面,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增加相关的资金投入确保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

(5)加强对地方公共财政的管理。推进城镇化建设,在公共财政政策体系建设方面,最关键的还是要依靠科学的财政政策体系。应该完善财政上的全口径预算管理,重点是将有关城镇化建设的收支纳入到预算管理范围,通过这种统揽调配的方式,确保各项财政资源在地方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能够真正的合理配置。在地方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应该重点加强对重点投资建设项目的管理,尤其是在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支出绩效评价、财政纪律履行情况等方面,避免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盲目融资或者是低效投资的行为,进而严格控制地方债务风险。此外,在公共财政政策的制定方面,应该重点加强对财政的审计监督,并定期对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担保情况等信息进行公开,以确保财政透明度,进而依靠更有效的公共财政政策来推动城镇化的建设发展。

4 结论

城镇化建设在我国国家战略规划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解决当前我国新常态发展时期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着力点。这就要求必须不断地调整改革我国相关的公共财政制度,进一步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逐步推动城乡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弥合二元经济,促进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

参考文献

[1]薛翠翠,冯广京,张冰松.城镇化建设资金规模及土地财政改革——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财政代偿机制研究评述[J].中国土地科学,2013(11).

[2]刘标胜,程曙.财政投融资参与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31).

中国财政政策 篇10

关键词：财政政策演化,演化动力,改革开放

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 财政政策业已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 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财政政策大体上经历了“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的演化过程。不仅实现了财政调控由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方式向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方式转变, 有力地维持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而且保证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文献综述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 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由“短缺时期”进入到“后短缺时期”, 财政政策取向由财政退让到财政进取的变化适应和推进了这一变迁, 使经济运行在不同的时期均趋向于良性循环的状态, 同时也实现了财政自身的创新 (吕炜, 2000) 。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 其变迁的方向不是随机的, 而是存在着路径依赖。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财政政策变迁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在于政府对财政目标的偏好与财政压力的叠加影响、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博弈均衡和较高的政策变迁成本的影响。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 其变迁的方向不是随机的, 而是存在着路径依赖。当财政政策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时, 路径依赖就会对其产生规范作用 (梁学平, 2007) 。财政政策发挥调控功能以国家财政拥有一定财力为基础。经验表明,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空间的变迁与经济体制、国民经济运行格局息息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真正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必须改善其赖以发挥作用的经济运行环境并加强两者之间的协调 (崔建军, 2008) 。而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在协调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探求国家整体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税收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冬梅, 2009) 。财政是各国促使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 但它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效果也自然会打折扣。中国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 但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所以目前的中性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 应注意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改革, 在政策手段上减少公共支出, 多运用税收调控方式。在这方面, 美国的财政政策对中国有一定的启示, 从罗斯福到里根, 到克林顿, 再到小布什, 社会性支出比重大幅提高, 将美国经济拖入了百年不遇的大危机。好的财政政策要做到财政政策服务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和寻求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 寻找中国财政政策演化的过程和动力, 探索它对未来政策的启示, 对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和实现经济得快速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本文的一个出发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演化

从改革开放到1992年, 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 中国财政政策延续着计划经济的“区别对待”政策, 并且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中国财政政策向“正轨”回归———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制定财政政策。1993-1997年所实施的“适度从紧”财政政策, 在坚持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 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 做到“紧中有活”。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期间, 中国实施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积极提高财政收入“两个比重”, 把与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 把与经济效益水平直接相关的所得税等作为地方的固定收入。这一阶段税收大幅增加。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 这是一种阶段性的适度扩张政策。在政策取向上, 不仅未坚持完全的扩张性方向, 还注重国内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这一阶段尽管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但中国税收收入却处于快速增长时期, 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 强调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以调整结构为主线, 适当减少扩张, “渐进”地实现中性目标, 最终达到保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自2005年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以来, 中国逐步加快了消费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制的改革步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普遍认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实现2009年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2009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处理好包括扩张总量与调整结构、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减税增支与增收节支、财政调控与市场机制等方面的重要关系, 继续加大“三农”投入, 提高中西部医疗补助标准和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演化的动力

(一) 宏观经济发展的反周期需要

中国财政政策演化和宏观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自1978年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来, 中国政府逐渐开始通过财政政策等间接经济手段来调控经济周期。1978-1997年间, 经历了1979-1981、1982-1988、1993-1995等4次不同原因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这段期间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为主。1996-1997依然是惯性紧缩, 表现出明显的演化适应性。虽然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但在1997年下半年,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东南亚发生严重经济危机, 国内市场出现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 需求不足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 加上东亚危机对出口的影响, 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谷期。所以1998年初以来, 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 决定将适度从紧缩政策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策一直持续到2004年。2005年以来, 国债投资已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现象, 而且中国经济又并非全面过热, 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而且没有强烈信号表明近期会发生高通货膨胀, 因此, 积极财政政策不宜突然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 而是实施稳健财政政策。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 即使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也没有改变这种政策取向。宏观经济发展的反周期需要, 使得中国财政政策适应宏观经济发展, 表现出明显的演化特征。

(二) 财政政策演化的自适应

财政政策变化属于政府主导的一种制度安排的变迁, 依据路径依赖理论, 财政政策变迁不可避免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如果存在报酬递增时, 自我强化机制同样适用于财政政策变迁, 路径依赖同样会对对财政政策变迁起着规范作用 (诺斯, 1994) 。这就是财政政策演化的自适应特征。从中国财政政策变迁的进程来看, 中国的财政政策变迁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如强调收入的制度安排、倚重国债和财政赤字工具、适度调节经济的政策安排等, 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引致的自我强化机制的规范作用下, 在政策变迁过程中持续得到自我强化, 形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惯性。

(三) 经济主体引致税改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鼓励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等非工经济, 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迅速, 逐渐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经济主体的变化引致税收政策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时是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税收差别逐步减少, 税负趋于公平, 私营、个体经济继续快速发展, 私营、个体经济缴纳工商税收的数额及其占全国工商税收的比重随之继续快速上升。中国财政政策适应经济主体变化的特征, 也是其演化动力之一。因此, 中国财政政策的演化, 不但是由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反周期的引致的, 更是财政政策自身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引致的自我强化。

四、中国财政政策演化的启示

从中国财政政策演化来看,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从长期来说, 中国应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所谓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主要是指通过增收节支, 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实现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并维持较低通货膨胀水平的政策措施。这也是政府做好“守夜人”, 让位市场的一种积极做法。虽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可是具体操作却应该着眼于熨平经济的短期波动。所以, 财政政策应尽可能地短期化和社会化, 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微调。此外, 政府必须在潜在的财政风险和短期的经济增长之间选择一条对于自己更合适的路。从政府风险最小化和国家义理性最大化的目标出发, 当前的政策选择应该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 同时注重劳动替代资本, 使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相适应。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培养新的税收源泉可能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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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中国财政政策 篇11

关键词：财政体制 政府 财政体系

财政体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问题。1994年的分税制的体制改革开启了财政体制改革的新纪元，它使得财政收入稳定发展，确定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并且建立了分级财政体制框架分税制改革，然而这次改革虽然标志着改革进程初始阶段的结束，但这绝不意味着整个财政改革进程的结束。分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实现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仍未实现。这表明政府间财政体系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也成为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

▲▲一、分税制体制下政府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职能及其在各级政府间的划分不明确

政府间职能的划分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础， 决定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影响其各自的財政权利和财政利益。分税制改革虽初步建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但仍保留了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导致各级政府间职责和事权范围的模糊不清，重叠交替。例如某些本应由中央承担的职责却交给了地方，如：国防和气象管理；某些本属于地方的职责却由中央承担，如：基础教育；此外政府职能不能准确定位还会加重了各级地缝政府的负担，不利于政府间财力的合理分配。

（二）政府间财权划分很不规范

由于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清，致使收入划分依据不足。政府间收入划分不合理，难以满足基层政府履行其支出责任的基本资金需求，也不利于政府间财力的均衡分配，造成地区间收入划分的不合理。企业所得税仍按隶属关系确定归属，直接造成地区间收入的不平等。再如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行中央和地方共享，但实际参与分享的仅上海、深圳两地，这也很不合理。

（三）税权在中央的过度集中

分税制改革之后，税种虽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划分，并分设国家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但从税收权限来看，仍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地方没有税收自主权，所有“地方”税收都是分配的，并且税率和税基都是由中央政府设定。税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既不利于充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不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税权划分体系。

（四）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1.转移支付结构仍不够合理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的财政状况，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问题，另外由于税收返还这种转移支付方式，使财政收入较多的省份获得的税收返还多，财政收入少的省份获得的税收返还少，不仅不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反而还扩大了这种差距。

2.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

目前的转移支付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对来说比较规范，专项转移支付中项目繁多、交叉重叠、随意性强，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而且部分专项转移支付有地方配套资金要求，给地方财政形成较大的压力。另外，除过渡期转移支付外，其他转移支付形式仍然采用基数法，导致对各地区的补助数额的确定带有随意性，达不到地区均衡的效果。

3.转移支付的监管未做到公开化

目前中央对各省转移支付不公开不透明，不仅严重影响到地方预算安排，还鼓励地方政府预算中留缺口，形成倒逼机制。而一些中央主管部门在审批过程中没有按规范程序操作，导致和地方“讨价还价”“买人情”等不良风气盛行。

▲▲二、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针对财政体制至今为止的问题，政府已通过一些财政政策来应对这些问题。然而，这样的改革始终是渐进的，以短期的修补应对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反应式增量改革在未来是否能够满足改革需要。例如，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在财政问题上采取渐进主义有时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事实上有时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对过渡性问题的过渡性修补有可能会对所需要的长期制度性变化产生永久性障碍。中国的经验表明：对复杂问题进行局部修补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问题需要新的修补，而新的修补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未来中国财政改革可能同过去一样遵循渐进主义道路，只有当危机发生时才对其作出回应。如此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政府间财政这一关键问题仍没能成功得系统性处理，旧问题的未彻底根除加上产生的新问题的累积，中国的财政体系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并且很有可能将减缓今年来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因而，政府成功地在财政体制的关键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改革影响显得尤为迫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未来的财政和未来经济。毫无疑问，中国一旦掌握财政问题，就能像之前解决其他问题一样没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无法预言财政体系将在什么时候变化、如何变化或者时否认有意愿去改变，但我们仍旧认为，如果中国的增长没有严重地脱离轨道，一些变革即将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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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积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研究[J]北京：中国民族法制出版社.2008.8

中国财政政策 篇12

关键词：农业,财政直接补贴,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 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 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 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 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 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 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 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 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 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 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 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 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 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 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 力度加大了, 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 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 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 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 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 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 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 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 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 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 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 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 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 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 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 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 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 其中提到, 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 在划分农业补贴时, 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 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 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 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 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 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 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 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 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 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 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 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 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 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 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 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 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 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 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 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 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 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 扩大良种补贴范围, 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 提高补贴标准, 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 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 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 增强科技支撑, 加大投入力度, 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改革创新, 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加大良种补贴力度, 提高补贴标准, 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 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 (场) , 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 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 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 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 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 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 (NRP)

NR P由Bela Balassa于1965年提出, 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 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 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 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 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 且NRP的绝对值越大, 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 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 且NRP的绝对值越大, 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 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 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tr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 △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 △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 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 △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 就能用Kt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tr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Ktr的值越大, 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 反之, 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 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 借助名义保护率 (NRP) 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 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 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 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 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 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 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 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国家对其进行补贴, 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 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 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 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 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 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 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 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 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 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 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注:资料来源: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09年财政状况, 经过整理而得。)

第二, 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 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 经过相关计算, 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 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 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 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 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 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 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 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 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 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 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 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 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 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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