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

中国政策（通用12篇）

中国政策 篇1

一、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起, 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 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2005年7月21日19时, 同时,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揽子货币汇率变动, 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 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概述

汇率政策是指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比价, 即汇率进行管理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规范以及行政法规的总称, 由汇率政策目标及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工具、手段所组成, 主要包括汇率制度的选择、外汇管理、汇率水平控制等一系列安排措施与规定。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信用及利率等变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一个完整的货币政策体系包括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货币政策工具体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具体执行所达到的政策效果。

三、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一) 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2005年7月21日, 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 并向上调整了人民币汇率, 即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中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并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本次改革保持主体汇率制度不变, 但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局部性的、关键性的改革, 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1.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2.增强货币政策的效力;

3. 减轻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与汇率风险;4.促进我国货币政策宏观目标的实现;5.扩大货币政策调控空间。

(二) 货币政策对汇率政策的影响

在了解货币政策对汇率政策的影响之前, 我们先分析商品市场达到均衡时, 商品量和汇率之间的关系。

当本国汇率 (P) 和外国的价格水平 (PH) 不变时, 本国货币的价格水平贬值 (E上升) , 使本国商品相对外国商品更加便宜, 出口的增加, 导致国内需求 (D) 增加, 产出 (Y) 也随之增加。如果汇率贬值, 从e0提高到e1, 则需求增加, 要使商品市场保持均衡, 产出 (Y) 也必须增加, GNP也从Y0增加到Y1.汇率升值, 则产生相反的结果。再来看国外价格水平 (PH) 的变化。如果PH提高, 国内商品相对便宜, 刺激了出口, 有助于提高国内的GNP水平。反之, 如果国内价格水平 (P) 上升, 国内商品价格相对较贵, 对出口不利, 需求便会下降, 经济可能衰退。由此可知, 在国外价格水平 (PH) 上升、国内价格水平 (P) 下跌和本国货币贬值时, 即使汇率不变, 也会刺激GNP的增加。现在, 我们来分析资产市场的均衡。资产市场的均衡由两个条件所组成: (1) 外汇市场的均衡:R=RH- (Ee AE) /E, 即利率平价条件; (2) 货币市场的均衡:Ms/P=L (R, Y) , 即货币的供给等于货币的需求。

当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 资产市场就达到了均衡。有了这种均衡, 我们就可分析货币政策对汇率地影响了。

货币政策的主要形式是改变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量。当货币供给发生变化时, 利率也随之变化。

四、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案策略

(一) 短期协调方案

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以及汇率、利率和资本市场等市场化改革齐头并进的特殊历史时期。金融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但有一些不良因素和倾向也值得警惕包括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 流动性过剩, 贷款增长偏快以及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股票市场持续暴涨等,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面临着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

1. 稳住汇率;2.全面紧缩国内市场资金的流动性;3.进一步加大央行窗口指导的作用。

(二) 中长期协调方案

1. 完善货币市场与利率传导渠道。 (1) 发展货币市场 (2) 发展利率市场。

2.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我们要做到的是让我们国家的汇率制度真正成为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以让汇率动起来, 这样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任务就落到汇率政策上。汇率稳定政策不能以扭曲市场机制为代价, 要通过更为市场化的干预和管理来实现汇率稳定, 同时应在人民币实现管理浮动的情况下慢慢增强对人民币的信心, 为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其他配套措施。 (1) 完善国内金融市场, 规避汇率风险; (2) 调整外汇储备, 促进外汇市场发展; (3) 加强政策国际协调。

参考文献

[1]孟建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与发展[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2]吴慧强.我国现行汇率制度的缺陷及改革建议[J].经济前沿, 2004.9

[3]谢平, 张晓朴.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J].国际经济评论, 2002.5-6

[4]孙建平.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中国的实践与理论新解[J].国际金融研究, 2002.12

中国政策 篇2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而要做好环境保护的具体工作,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那就是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要发挥竞争规律的作用,要支持资源的优化配置.1、组织措施 主要是建立环境保护的管理机构和监测体系。

2、经济手段 三废处理设施、除尘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噪声防止设施；绿化；放射性保护；环境监测设施；复垦造田等。投资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新建及改扩建项目的工程基建投资；主管部门和企业自筹资金；排污回扣费，即环保补助资金。

3、环保资金来源的政策性措施 为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制定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关于工矿企业治理“三废”污染开展综合利用产品利润捉留办法的逼知》、《关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的通知》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保证了环境保护与治理经费有一个重要来源。一些省、市、区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纲要》强调，要实行强有力的环保措施：一是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和各部门主要领导是本辖区和本系统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对环境保护主要任务和指标实行目标管理，定期进行考核，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根据生态环境的要求，进行产品和工业区的设计与改造，制订和实施循环经济推进计划，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三是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各级政府要将环境保护列入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内容并逐年增加，加大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环保试点示范及环保监管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四是加强环境保护监管。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健全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体系，防止特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严格执行环保法律法规，重点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严格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审核、强制淘汰、限期治理、环境标识和认证制度。五是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重大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公示等形式，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六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进一步提高环保装备技术水平。建立和完善污染治理设施投融资机制，鼓励各种社会资金投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七是扩大国际环境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先进环保技术与管理经验。参与国际公约和有关贸易与环境谈判，履行相应国际义务，维护国家环境与发展权益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由来 篇3

1850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中这样评论中国的人口：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长的过剩人口，早已经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这时的中国正走到人口增长的第三个坡顶：总人口约4.5亿，每年新增人数约为45万。

但和新中国建立后的人口增长相比，1850年实在是不足挂齿。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经历了两次人口增长高峰，城市的就业和粮食供应都成为问题。“因此出现了人口回流的倒退现象，”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马瀛通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城市流向农村。”

最早的生育控制是从地方城市开始的。60年代初，天津，上海，广东等城市地区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节育措施。1972年8月21日，卫生部在向国务院写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方针。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上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当时中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和网络体系，这个未经大肆宣传的生育准则却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以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衡量，1970年为5.81，到1979年则降为2.75.

生育控制从城市自发开始，或许可以印证人口学家梁中堂的话：计划生育的本质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给人类提供的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

但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等不及完全依靠生产力的发展来控制人口。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而目标是2000年达到1000美元，一位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员告诉记者，为达到这个目标，当时提出了几个测算方案：如果妇女总和生育率控制在1.0，上世纪末人口数为11亿多;如果控制在1.5，总人口为11.7～11.8亿;如果是2.0，则人口稍超过12亿。“为了达到必然控制，我们实行更严格的一胎政策。”这位前计生委工作人员说。

1979年12月中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时任副总理的陈慕华在会议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根据梁中堂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生育政策从“晚稀少”转为只生一个，决策时间非常短，但它的影响至今已30多年。

然而，从1981年到1983年，即“一胎化”政策推行最核心的三年，妇女总和生育率比之前、后的年代都要高出许多，1982年甚至达2.79，超过1979年的水平。

虽然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在各地推行都遇到很大阻力，但大部分地方政府依然倾向更严格的控制。据梁中堂的回忆，当时26个省、自治区中，同意允许生两胎的只有山西、辽宁、浙江、河南、广西、云南等6个省、自治区；北京、天津、内蒙、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均赞同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有实际困难的，可以批准生两胎；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等5个省市则主张不改变《公开信》的政策口径。

此后，对“有实际困难可批准生两胎”的条件控制上，也是几经进退。1982年规定了农村有十种情况可以生二胎，据测算，根据这一规定生二胎的只占一孩夫妇的5% 以下。争执的一个要点是是否放开农村独女户的二胎生育上。如果放开此条件，可以生育二胎的育龄妇女预计达到50%。争执一直持续到1989年，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彭云要求各个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有关生育二胎的具体条例，多数省才将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二胎写进条例并执行。

从公开的中央文件来看，1984年4月发布的7号文件是计划生育政策转变的又一个里程碑。文件中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现行生育政策”主要包括三部分：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第一胎生育一个女孩的农民允许生第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2～4个孩子。

论中国外汇政策 篇4

关键词：人民币,美元,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外贸出口

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协助市场的贸易与投资, 包括国际的贸易和投资。这是说, 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减低交易费用, 其他皆次要。但是很不幸, 现在有好些国家把货币政治化。

现在人民币是否该升值争议十分激烈, 有人说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是尊重自由市场规律。没有错, 自由市场的运作要让价格自由浮动。但是辅助市场运作的货币一定要有锚, 需要一个标准去牵制住人民币量的发行。很简单地说个例子:像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间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金圆券, 就是纯真的无锚货币,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一粒米的价格为130金圆券, 极度通货膨胀。

1 现在仔细的分析人民币为什么要下锚

(1) 从人民币的性质出发, 人民币是不兑现信用货币, 不跟黄金等贵金属挂钩。在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下产生了许许多多至今不能根本解决的新问题。如:通货膨胀问题。因为货币供应不受币材价值总量的限制, 是流通中的货币流通失去了自发调节的机制, 这就为通货膨胀奠定的基础;又如, 现金和存款对货币流通总量的问题。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投放是通过信贷渠道进行的。货款产生派生存款, 一方面会形成现金的支取, 另一方面又形成存款的转移, 而且现金和存款又可以随时转化, 这就给货币流通总量的确定增加了难度。那么, 既然币值的稳定和货币流通的适度, 不能自发实现, 就需要国家根据市场调节。那么就需要国家对人民币下锚, 以锚来确定并且调整人民币币值以及发行的适度。2003年中国使用的就是以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为锚——以美元的汇率为锚。

(2) 再考虑信用问题方面。如果实行无锚制度 (今天英美采用的) , 这制度弹性最大, 但间接地以物价指数及经济指数为锚, 调控的麻烦很大。中国今天不适用, 因为人民币币值偏低, 一旦放开不知会被炒家炒到哪里去。一旦币值被炒上去了, 必将导致一系列很严重的信用危机, 例如:房地产炒作过后就会产生泡沫经济, 一旦房价下跌、泡沫破开, 就会引起很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 人民币必须下锚来稳定自己的币值。

(3) 在抗击金融风暴能力方面。英镑 (无锚制度) 曾经在一天内波动八百点, 而一天内波动两三百点的情况常有。若以张五常教授所说的, 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 稳定了自己的物价, 稳定了人民币的币值, 外间的风风雨雨懒得管, 其它的发展中国家肯定都会拉住人民币, 很可能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货币。

(4) 当前现实方面与美元的问题。截止2006年10月底, 我国外汇储备又创新高, 达到一万亿美元, 巨额的贸易顺差使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 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扩大。以美元为锚, 人民币对其它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 非长久之策。因为: (1) 美国会不高兴, 说中国故意操作汇率造成了中美贸易的顺差。 (2) 美元走势不一定适合中国, 美元贬值没必要人民币也跟着贬下去。 (3) 最重要, 以汇率为锚, 为了保汇率可能引起外汇及其他管制, 得不偿失。所以人民币要下锚, 而且要脱离以美元为锚, 另选一个锚。

综上所述, 完全没有锚的货币是不可取的。市场物价要自由浮动, 但为了要减低交易费用, 货币不可以像尾飞砣, 或明或暗总要下个锚。

2 人民币以美元为锚的缺点

正如薛兆丰教授所说的, 现在可以让我们选择的外汇策略并不多, 原则上只有三种, 即:“联系汇率”、“自主汇率”和“管制汇率”。在这里我们不说“自主汇率”和“管制汇率”, 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外汇策略正是“联系汇率”。

所谓“联系汇率”, 就是本国货币与某国外币按固定汇率进行兑换。而我国长期采用的就是稳定与美元之间的汇率, 对其它外币自由浮动的外汇策略。实行这种外汇策略, 从一定程度上, 就是让人民银行放弃了人民币发钞量的酌情权。当美元大量涌入我国时, 就需要多发行人民币, 带来的必定是通货膨胀。近年来国内物价可以说是飞涨, 掀起一股股的投资热, 其实这就是为了保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而牺牲物价稳定的“联系汇率”带来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 很多专家都分析说是市场失控和信用机制出现了问题所造成的。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滥发了货币, 现在要接近一千美元才能兑换到一盎司黄金, 与原来比较起来, 美元稀释得很厉害, 美国通货膨胀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 会有更多的美元涌入中国, 如果还以原来的汇率兑换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发行更多的人民币, 这样就造成中国的通货膨胀。为了保住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而牺牲本国物价的稳定, 值得吗?美国的通货膨胀就像传染病一样传到了中国。

中国是个经济蒸蒸日上大国, 是个大的经济体。适合以稳定物价为己任, 而不适合以稳定汇率为己任, 不然会得不偿失。现在, 在美国很多东西都标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可以说是, 在中国进入WTO以后, 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质量上升的产品深受其它国家的喜爱。所以很多国家都竞相用美元来换人民币, 自然而然, 人民币需求量大了, 面对着升值的压力。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为了保住与美元之间汇率, 那么我们不得不再多发行人民币, 这时, 国内又会出现通货膨胀。

要抑制通货膨胀, 不能依靠行政干预, 也不能依靠宏观调控, 而只能靠收紧人民币的流通量, 即必须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

从政治上说, 在此次经济危机中, 美国想通过美元贬值来挽救自己的市场。若人民币死盯着美元, 美元一贬值, 人民币也相应的跟着贬 (为了保汇率) 。首先, 那岂不是美国这次自救行为没有起效, 而且这难免增加政治经济上的纠纷, 惹来一系列舆论, 例如:说中国操控汇率什么之类的。其次, 若人民币跟着贬值, 通货膨胀一定会在中国卷土重来, 而又因为人民币值偏低, 中国的通胀压力会高于美国的。这跟多发行了货币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是一样的, 在此时, 平时考虑的要通过外汇策略为老百姓谋福利就成为了空想。

不管怎么说, 人民币与美元或任何外币挂钩, 挂上之后没有更改的空间。长远而言, 这挂钩是一项硬性的约束, 失去了某时某事可能需要的弹性。导致一系列通货膨胀和政治方面的压力, 特别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不良方面的影响表现的特别突出。

3 中国外汇策略分析

最近看了张五常教授的一系列关于人民币下锚的文章, 其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新观点:以一篮子物品为锚。

以一篮子物品或者商品为人民币的锚, 中国有关当局是不需要有该篮子物品的储存的。最主要是物品的质量要明确, 其市价要清楚, 人们可以容易地在市场上用人民币按价购买, 由央行担保在小差价的范围内购得, 贵客自理, 央行不提供物品。再有就是以少量几种物品作货币之锚, 个别物价的大幅波动可能对经济有不良影响, 如果一篮子物品有几十至一百种左右就安全了。如果有一篮子的物品存在, 整篮子的物品比率是固定的, 最好用一个指数算价, 是一个可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 央行可以随时上下调整。

同时, 五常教授还提出了以篮子物品为锚的基本原则:

原则一。为锚的一篮子物品的类别不应该太多, 但决不能太少。为锚的篮子物价不要用银码, 因为下锚之后, 政府要提升或减低指数, 以没有银码的一百为基较为清楚明确, 增加或减少了多少个百分点, 市场非常清楚。

原则二。所有篮子内的物品要有标准而又要有容易量度的质量。这与期市的需要相同。也就是说, 常有变动或质量不固定的物品, 例如房地产之类, 一概不能用。

原则三。物品的价格及其变动要清楚明确。这也与期市的需要相同。价格要清楚明确, 不会常有争议, 除了质量有标准外, 市场要够大, 而物品的市场地点也要说清楚。与期市不同的, 是为锚的物品政府不用管交收。至于为锚的篮子内的物品的价格, 用现价, 不用期价。

原则四。选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 最理想的选择是顾及衣、食、住、行这四方面, 在比例上大略合乎中国民情的。不能用质量常变的制造品, 也不能用房地产等, 但衣、食、住、行这四方面还可用其它适当的物品表达。先求出中国人民在国民收入中用于衣食住行的大略分配, 跟着就要求出作为一篮子物品之内的每样物品对衣食住行的大略成分。不需要很准确, 大略地对就行了。

人民币是强币, 若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 放开外汇管制推向国外, 明智的发展中国家会跟着人民币的币值来处理自己的货币。

在五常教授提出了这个创意想法之后, 遭到许多专家的质疑与反对。其中反对的最主要原因是许多专家认为稳定物价和稳定币值是矛盾的。并提出了万金油似的货币政策不是好政策的说法。确实, 每种货币政策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 不能样样都兼顾。不同的国家有属于适合该国经济特点的货币政策。但是五常教授已经很清楚的指出适合当今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是以稳定物价为己任的货币政策, 外间的风风雨雨懒得管。这是我们都必须认可的。虽然做出进一步大胆猜想, 通过稳定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来稳定币值, 被指出有点太理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民币是强币, 当美元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贬值速度太快, 在世界失去信誉, 各国纷纷抛售美国债券的时候, 人民走向世界货币的时刻就到了。当我们的人民币上升为世界主要储备和流通货币, 人民币的币值将如何变动以及对我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关于这一点, 前景还很难料, 我们需要走一步, 看一步。

在此篇文章中, 浅析、综合了种种人民币需要下锚的必要性以及与美元挂锚的不良之处, 提出了只有与美元脱锚才能彻底抑制通货膨胀的结论。并且, 提出了张五常教授关于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新观念。到底什么样的外汇策略才是最适合中国呢?不得不说, 每种外汇策略都各自的优缺点, 只有找到了最适合中国此阶段的外汇政策, 才能真的利用外汇策略达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薛兆丰.是明确货币政策的时候了[J].董事会, 2008-1.

[2]薛兆丰.汇率策略的悖论[J].2006.

[3]薛兆丰.稳住了汇率, 引入了通胀[J].2003.

[4]张五常.怎么处理人民币才对-[J].2003.

[5]张五常.不要让人民币自由浮动![J].2003.

[6]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J].2007.

中国政策 篇5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崛起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但与此同时也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忧进而激发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一些矛盾。

一:我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相应的地缘矛盾也最多，我国与周边多个国家有领土和领海之争，除此之外，我国周边地区在社会制度，发展程度，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一）:日本

中日钓鱼岛之争继续僵持，而中国与日本的争端主要是东海问题，而东海不但涉及到主权问题，其下更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对我国更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来日本疯狂修改宪法而一度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而这更多的是针对中国，而美国的‘美日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更令这个问题复杂化。

（二）；南海

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与越南等国的海洋权益争锋不断加剧。近来菲律把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法庭意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且非法捉捕中国渔民，更使得中非关系陷入低谷，除此以外越南菲律宾还把当事国以外的国家引人，引入外国投资公司在南海开挖石油天然气，这一且都提醒我们南海问题的严峻性。

（三）：印度

中印关于藏南问题一直纠缠着。尽管这些年来两国都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但印度在军事上的耿耿于怀,以及政治上的莫名失落中印之间矛盾重重，使印度持续向中印边境增兵，欲打破这种局面出现了中印边境帐篷对峙。

朝鲜半岛作为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密切相关，但中亚的宗教极端注意和恐怖主义势力呈扩张之势，国家领导人的更新换代以及政局的不稳定时刻威胁着我国东北的安全。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要说美国，中国的崛起，相应的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为保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利益，美国处处围堵中国，防止中国替代或者削减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力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新战略。

二：我国周边存在着这么多的安全威胁，时代不同，对于这些威胁，一味的忍让只会无济于事，以前的那一套已经不完全适用的了，需要作适当的调整。

总的来说中国应对周边国家的威胁方法有：

（一）搁置外交：在领土领海问题上，搁置外交仍然不可弃用，毕竟打仗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如英阿马岛之战，英国虽然取胜，马岛问题实际仍未解决，以后仍然需要双方通过谈判来寻找解决的方法。但“搁置外交”同时，必须强调“主权在我”，且凡是涉及民族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是不能“搁置”的。还有一个就是当对方违反了这一约定是，我们必须作出反击或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绝不能是当越南菲律宾在南海开采石油天然气而我们却在“搁置外交”只有抗议时的憋屈。

（二）强化周边，维持稳定。我们要重视周边，加大投入和开发，对突发情况及时做出反应、积极引导，要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只有发展好周边，才能在维持周边局势稳定的同时有效维护我国的利益。对于争议领土领海，只有我们自己重视了，我们才有底气，才能有效维护权益。

（三）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同时设定底线且严格坚守。与主要大国美国，俄罗斯等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来自各方的挑战，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致力于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

中国宏观政策应对措施 篇6

从次贷危机到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中国经济状况及其对比

在欧洲主权债务不断恶化、全球经济可能滑向“二次探底”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出口增长的减速，并因此导致GDP的减速。但是，依然要看到，即使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中国当前面临的格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具体的应对政策及其重点必然会有所不同。

首先，当前中国对外依存度比起次贷危机时有明显的降低。从出口对GDP的贡献来讲，在2007和2008两年中，出口对GDP的贡献相当高，分别达到2.6和1.4，因此，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受外需迅速回落的影响非常大，这直接决定了通过启动以“四万亿”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政府需求来应对外部需求显著下滑带来的冲击。从当前的数据看，2011年一季度的出口同样是下拉经济0.7个百分点，而且外部经济目前正经历一个疲弱的增长阶段，因此即使本次外需下降，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也不会像2008年底时那么大，因此也不太可能再有另一个类似于“四万亿”这样的强烈的刺激计划推出。

其次，中国经济转型进程的启动也为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可能恶化，以及可能出现的二次探底提供支持力量。与外需部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外部市场动荡等多重冲击相比，中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增长劲头强势，同时从区域经济增长结构看，一方面表现为沿海发达地区增速明显回落，另一方面表现在中西部地区增速明显上升，从2010年以及2011年上半年国内各省区市经济增速来看，排名前十位的地区除天津外，基本都是中西部地区，而京沪浙苏等地区排名都很靠后。

第三，房地产各项数据在本次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始终比较强劲，对经济增长没有形成显著的冲击。到目前为止，销售开工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相比2010年持平甚至略有增加，从下表可以看到，2011年上半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了52,037.12 万平方米，比2010年同期的45,818.61万平方米略有增长。而2008年底，房地产迅速进入一个冰冻期，各方面指标陡降，因而对经济增长形成显著的冲击。

外部经济“二次探底”趋势下中国宏观政策的可能特点

第一，应对的力度和规模更加温和。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出台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推动经济迅速走出低谷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了诸如通胀、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的代价，所以这次即使外部需求明显回落，因为与2008年底的危机相比冲击相对有限，因此即使要推出刺激政策，力度和规模也会比上次要温和，而且更多会强调推动经济转型和扩大内需。

第二，宏观政策会立足于推动经济转型，强调推动由投资主导的增长转向由消费、服务、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中国的投资构成看，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等的投资，这几个方面的投资大致分别占到投资总量的四分之一。如果外部经济走向“二次探底”，即使推出应对措施，也很难再出现2008年底那样大规模的“铁、公、基”建设，一方面，在前两年的四万亿投资带动的大规模投资项目尚还在建设中，由此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引起了一些担忧；另一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找到像前几年那样有实际需求的优质投资项目，可见，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方向的重要性会明显降低，转以保障民生和推动消费为主线的投资，例如推动城市化质量的升级。制造业的投资目前来说还比较强势，主要动力来自于产业转移以及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资本劳动替代。从推动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如何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加快产业升级。可以预见，无论外部经济是否会走向“二次探底”，中国的宏观政策始终会强调从投资和消费中寻求平衡，以保障民生和推动消费为主线，辅以适度规模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从经济增长的趋势看，一个是外部经济如欧美经济有可能走向“二次探底”，内部经济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人口结构出现的重大变化，这使得中国应当有条件在外部冲击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研究者之所以高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关键还是关注经济增长所带动的就业，然而现在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为保就业去大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必要性降低。因此，在宏观政策的目标中，更多强调的是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短期经济波动或者滑坡，除此之外，面临外部冲击时适当调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是可以接受的。

货币政策需要寻求新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有效抑制通胀

货币政策需要寻找新的政策工具组合。当前的货币政策工具通常分为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前者主要是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后者则指利率和汇率政策，同时还包括一些创新型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相机运用。

在目前的外部和内部金融市场环境下，传统的数量工具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针对大银行）的历史新高，再加上此次保证金存款新规严格实施冻结的数千亿资金，已经导致一些小型乃至少数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再往上大幅提升的空间似乎已经不大。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现在较小规模的投放或者收回流动性，都可能导致公开市场利率的短期明显波动，显示市场流动性已经不是像2009年或者2010年时期那么宽松。因此，从趋势上看，货币政策组合应当在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之间取得平衡，避免过分单一地依赖数量型工具，并防止因此而对市场造成的冲击。从下一步的政策操作看，如何在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之间保持平衡，通过适当的政策组合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维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相对平稳、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应当是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挑战。在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和环保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将依然会维持从紧的基调。

正确认识影子银行的作用。观察货币紧缩力度不仅需要观察银行体系的资金松紧状况，同样需要关注企业等实体经济获得资金的成本上升幅度，因为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感受到的紧缩力度。在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下，民间金融和中小企业因为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金融资源的难度加大，因而感受到的紧缩压力比较大。而监管部门对民间融资机构的风险开始加强监管，目前的主要思路是防火墙理念，严格限制商业银行参与典当行、担保、小贷公司等业务，客观上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民间借贷的利率，一旦继续收紧，中小企业从这类民间融资平台或者说影子银行系统获得融资更难。在本轮紧缩政策下，民间融资利率已经高于2007、2008年，但当前实体经济的强度比2007年要弱很多，实际紧縮力度的把握值得关注。

防止货币政策出现局部超调。在中国经济紧缩的每一轮的经济周期波动中，最先回落的往往是GDP、M1、M2等较为敏感的指标，然后是CPI，最后是PPI。GDP与CPI的见顶回落的时间差通常为三个季度，从2006－2008年的这一轮通胀周期来看，GDP在2007年二季度见顶回落，CPI在2008年一季度见顶回落。而货币政策决策最为关注的始终是CPI，往往是只有当CPI出现持续回落时才可能会出现政策拐点，然而CPI本身是经济运行特别是宏观经济紧缩效果的滞后指标，这可能在使得宏观政策的紧缩力度与节奏的把握存在偏差，经济容易在特定阶段出现下行幅度过大的超调风险。

从2008年宏观紧缩的政策操作看，在2006—2008年的宏观政策紧缩周期，一共上调了19次存款准备金率，计1000个基点至17.5%；共加息7次，计189个基点，使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41%。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最后一次加息时点是2007年12月底，这时距离CPI见顶回落的时点为三个月，而CPI在3月份见顶回落之后，央行仍在4到6月保持了每月提存款准备金率一次的紧缩力度，而在最后一次即6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时，GDP已经连续回落了5个季度，直到2008年三季度，政策紧缩效应的集中释放叠加于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宏观经济出现局部 “超调”。

财政政策应当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并且以推动结构调整为重点

从政策工具的选择看，由于目前通胀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是由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成本推动的通胀水平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货币政策在较长的时期内可能依然会保持稳健的基调，财政政策应当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第一，在支出总量上可以加大财力，并积极引导消费和结构调整从上半年来看，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在外部经济回落时适当加大财政支出是有现实条件的。同时，要积极运用财政工具来促进内需的扩张，加快服务业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的转型。同时，也可以在进一步明确保障房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的基础上，定向支持保障房建设。

第二，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如果全球经济减速，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回落，对中国来说是又一次推进要素价格改革的时间窗口。

第三，化解地方债务的短期流动性风险，完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从总体水平评估，当前中国的地方债务压力依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严格来说，当前中国的地方债务面临的风险主要是流动性风险而非信用风险，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当前不能简单地拿中国地方债务与欧美等主权债务国家的债务相比，中国地方政府当前的债务形成的是用于支持城市化继续推进的资产，从以前的经验看，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这部分资产大部分可以变成优质资产，目前主要面临的是投资前期面临的现金流匮乏的问题；而欧美等债务压力则是主要用于社会福利等。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地方债务的问题由流动性风险转为信用风险，特别是现有债务大部分投向市政交通运输能源等行业，这些行业短期内难以产生现金流，但是贷款今明两年正好处于还款的高峰期。

中国政策 篇7

关键词：公共广播电视,公共性,广告

一、文献回顾

1. 公共广播电视的定义和特点

根据李书藏的梳理, 公共广播电视的英文原文是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Public Service一词指政府为其国民提供的服务, 这种服务最大的特点是公共性。有学者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特质做了总结, 认为公共广播电视的五项攸关概念是:“ (1) 对公众负担责任; (2) 公共财务; (3) 节目内容的管制; (4) 普及服务; (5) 管制进入; (徐帆, 2010) 。”据此, 我们总结出公共广播电视与商业电视以及政府喉舌的区别:首先是资金来源的独立性和收入的非营利性;其次, 媒体运营不受政府及其他商业机构的干涉;第三, 在传播内容上以公共服务导向为出发点。

2. 对于公共广播电视政策的相关研究

公共广播电视政策研究的主流在于政策的成因及其效果几方面, 针对欧美的研究包括对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变迁的意识形态分析 (李继东, 2007) , 认为意识形态的变迁是政策演变的重要原因, 并着重分析了不同时期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变迁的意识形态根源。另外, 有学者对当前公共电视所面临的困境和对策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一系列的解困政策 (王哲平, 2011) 。

针对中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的研究, 包括陈积银和彭金山对中国公共广播电视缺位的探讨和相关策略的分析, 认为数字电视的浪潮为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陈积银、彭金山, 2005) 。另外, 借助2011年重庆卫视的案例, 一些学者从公共广播电视角度进行了研究, 包括重庆卫视改版前因后果的探究 (叶晶晶, 2011) , 以及如何在重庆改革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公共电视 (孙艳君、邵薇, 2011) 。

3. 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如何发展

公共广播电视若要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 最重要就是保持其独立性, 而其资金的来源是维持独立性必不可少的条件。如何通过广播电视运营资金政策的调控, 提升其公共服务质量?笔者提出两个建议:首先, 寻找并合理调整新的运营资金结构, 能够让中国的广播电视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提供公众需要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其次, 广告限制政策能够削弱商业因素对媒体内容的影响, 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面通过列举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 为中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二、欧美公共广播电视运营资金政策的比较

1. 与欧美公共广播电视资金来源相关的政策

公共广播电视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政府支持、公众视听费、社会资助、广告收费。欧美公共广播电视资金来源各有不同, 广告政策也略有差异, 但都对广告有着不同程度的限制。

(1) 法国逐步禁止广告, 以税收补贴费用

法国人认为, 广告对于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侵蚀显而易见, 为了恢复公共广播电视的公共性, 对广告的限制势在必行。根据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2008年4月25日宣布改革计划, 从2009年1月1日起, 禁止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20时至次日6时时段播出广告, 从2011年12月1日起, 全面禁止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播出广告。与此同时, 萨科齐还决定对电信、网络运营商征收0.9%的所得税, 用于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取消广告后的补贴。

(2) 英国寻找广告之外的资金来源

英国BBC作为公共广播电视的典范, 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公众的视听费。在最近几十年, BBC面临了来自资金、新技术开发以及激烈的商业竞争等多重问题。BBC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虽然加入了商业运作, 以解决财政问题, 但并没有通过出售广告时段获得收入。BBC应对新环境的相关财政策略包括:裁减日常运作开支, 通过节省成本和裁减工作岗位等措施提高资金上的竞争能力;通过商业策略节省成本, 包括出售传输业务、低价购买美国的节目在黄金时段进行播放等;另外还包括在其他国家寻找合作者拓展市场、进行技术创新, 如投资新技术的卫星电视和数字电视公司, 通过这些商业策略改善财政问题 (洪浚浩、劳伦斯·舍里克, 2003) 。

(3)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政策———政府支持和公益捐赠

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是独特商业环境的产物, 它从未真正将广告作为其运营资金的来源, 而是通过政府拨款和各类团体的捐赠维持运作 (郭镇之, 1997) , 近几年美国公共电视正面临着商业电视和新媒体的冲击。根据王哲平的总结, 美国公共电视的困境之一就是运行资金严重不足, 针对该类问题, 美国公共电视需要继续寻求慈善事业的支持以及开辟新的自筹资金渠道, 例如建立PBS基金会, 为在全美范围内搜索、培养和接受特别的捐赠提供通道。

(4) 政策总结:限制广告, 另辟商业化道路

总结以上几个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政策, 我们发现即使公共广播电视融入商业运作元素, 也是经营主体根据市场需求, 通过节目的商业运作获得资金的合理利用, 而非通过广告收益来维持运营, 广告收益在其资金来源的考虑中总是排在末位, 以维持其公共服务的性质。

2. 中国目前的相关案例及政策

(1) 案例:重庆卫视改革

2011年3月1日, 重庆卫视全面改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全天候取消商业广告。没有商业广告是区别于商业频道的重要标志, 有学者认为“重庆卫视全天候不播出商业广告, 是向公共电视迈出的有利一步, 其示范作用和社会价值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孙艳君、邵薇, 2011) 。”取消商业广告后, 重庆卫视的运营成本将由重庆广电集团的其他经营收入和由重庆市财政埋单。

(2) 广告限制政策

2011年11月28日, 中国广电总局下发《〈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 决定自2012年1月1日起, 全国各电视台播出电视剧时, 每集中间不得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不少学者认为, 媒体会开创各种新的广告形式弥补因电视剧中取消插播广告而造成的损失。总之, 要想从根本上削减媒体的商业性, 必须从资金来源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重构。

三、中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发展途径解析

1. 分类运营———区分公共广播电视与商业广播电视

在中国, 早期的传媒由政府控制并提供运营资金, 而在媒体转企改制的过程中, 为了促进广播电视媒体自身的发展, 商业化的运营必不可少且尚在探索和推进中, 于是现实中针对广播电视媒体的公共服务职能调整, 只能从限制节目内容和限制广告上入手, 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限娱令”和限制广告策略的提出。只是, 这些都是政府强制的内容限定, 导致媒体本身商业属性的根本———运营资金来源, 并未有任何改变, 要从根本上将广播媒体从商业逐利性中解脱出来, 唯有拓展合理的资金来源, 让广播电视以服务社会和公众的利益为根本目标, 而不是以追求高额广告收入为宗旨。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建立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两个功能分明的广电系统。从更为根本的文化产业角度而言,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即是将事业和产业分开运作, 从而实现各自的公共服务和商业运作。降低媒体行业内部的矛盾, 如此中国需要建立专门的公共广播电视, 杜绝广告并为其提供公共资金, 进行公共服务就会变得更为简单易行。

2. 维护资金来源的独立性———多方资助, 引入社会公益资金

对公共媒体来说, 媒体的独立性和公共资金来源密不可分。对中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而言, 必须从政策上限制广告收益在其运营资金中的构成比例, 以促进广播电视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我们可以学习欧美的方法, 寻求多样的资金来源以维持运营, 保持媒体的独立性。

对于美国和法国来说, 政府的资金支持是其公共广播电视运营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 为了解决资金的困扰, 美国正积极扩大公益资金的渠道, 包括社会公益团体和慈善基金的支持, 以维持其独立性。而BBC则正探索着商业化的路径, 通过对节目的购买销售来换取自身的资金效益。

对于中国来说, 多元化的资金渠道是公共广播电视应探索的方向。借助中国媒体的多重属性, 可以合理整合各方面的资金, 让政府、商业以及社会公益资金进行一个合理的结构配比, 让社会公益资金进入公共广播电视。

四、中国公共广播电视发展展望

1. 独立的运营资金之外

寻找独立的资金来源非常重要,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其他手段以维护其独立性, 例如公众的舆论监督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需要针对政府干预进行一系列改革, 在公共广播电视中限制政府的力量, 以实现对政府的监督职能。

2. 数字电视

数字电视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因自身的运营模式和媒介特点而备受期待。一方面, 数字电视借助数字存储技术令受众可自主选择跳过广告;另外, 公众通过上缴视听费获取数字电视服务, 这种收费方式和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收费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为中国开设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机遇 (陈积银、彭金山, 2005) 。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可以借助媒介技术自身的发展, 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以克服公共广播电视在发展过程中因社会环境和政治形态而遇到的困境。

参考文献

[1]李书藏, 《欧洲公共广播电视的实质解读——以BBC为例》,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8年10月刊。

[2]徐帆, 《身份与路径的双重否定:“公共频道”对公共电视在华发展的影响》, 《新闻大学》2010年第3期总第105期。

[3]李继东, 《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变迁的意识形态成因分析》, 《新闻大学》, 2007年第3期总第93期。

[4]李继东, 《论英国公共广播电视理念的缘起与嬗变》, 《现代传播》, 2007年第3期总第146期。

[5]王哲平, 《美国公共电视的现实困境及其解困之策》, 《电视研究》, 2011年第9期, 总第262期。

[6]陈积银、彭金山, 《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的缺位与策略探析》, 《视听界》, 2005年第6期。

[7]郭镇之,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的起源》,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7年第4期。

[8]沈国麟, 《美国公共电视的生存空间——美国公共电视网 (PBS) 记者格温.艾菲尔访谈》, 《新闻大学》, 2008年第2期, 总第96期。

[9]叶晶晶, 《重庆卫视改版的“前因后果”》, 《传媒观察》, 2011年10月。

[10]孙艳君, 邵薇, 《浅谈公共电视在中国的发展》, 《今传媒》, 2011年11期。

[11]洪浚浩, 劳伦斯.舍里克, 《BBC与BSkyB之战:新环境下公共广播电视与商业广播电视的竞争及启示》, 《新闻大学》, 2003年冬。

中国政策 篇8

一、文化政策的含义

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政策分为政策“本身”和政策“展示”两部分, 并提出五种文化政策:国家形象放大政策、经济还原主义政策、公共经费资助艺术的政策、媒介调控政策以及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政策。其中, 前两种涉及政策本身, 后三种涉及政策展示。吉姆·麦圭根将文化政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指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 狭义指围绕文化问题的争论。

国内学者胡惠林认为, 文化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实行意识形态管理、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制度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体系的总称”。

综合上述几种观点, 本文认为文化政策是国家文化政策主体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发展的总体方针和具体政策。文化政策确保文化朝着既定方向发展, 实现国家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而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秩序。

二、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及其本质

1.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

关于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问题, 国内学者胡惠林曾做过分析。胡惠林提出, 在文化政策选择中存在着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的矛盾。国家文化意志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和目标追求出发, 在文化领域形成的文化要求和意愿, 具有强制性与权威性。公众文化是社会公众自主进行的文化选择, 这种选择是内心接受, 而非外在强加。当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不一致时, 国家文化意志的强制性与权威性便会导致二者间的冲突。此外, 文化政策选择中还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张力。此处的“文化控制”并非贬义词, 而更多指向中性含义。文化控制是指国家, 主要是政府通过相关文化政策, 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使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维持国家文化发展的稳定与安全, 文化控制侧重于国家宏观层面。而文化参与, 主要指社会公众个体、社会组织等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诉求、追求, 体现的是“个体文化自由”, 文化参与侧重于社会微观层面。显然, 文化控制的“约束性”与文化参与的“自由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内部张力。

2.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的本质

文化政策选择中之所以出现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选择的矛盾、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主要因为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 即政策主体可以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任务, 文化资源的配置等活动。而政策主体之所以掌握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 是因为其掌握国家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文化政策的选择体现出了国家意志对文化的控制, 而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内容的一部分。因此, 探讨文化政策的选择问题必然涉及“文化控制”, 而探讨“文化控制”必然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文化政策选择的矛盾运动实质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命题。这里的“国家”并非指与一定领土、人口、政府、主权相联系的特殊政治共同体, 而是特指国家的政治机构, 主要指政府。此处的“社会”, 亦非指社会学意义上的广义社会概念, 更多的是指“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有多种定义, 安德鲁·海伍德认为, 市民社会被用来描述一个由自治性团体和组织构成的领域, 如企业、压力集团、俱乐部和家庭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市民社会指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上述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阐述中, 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划分实际反映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

三、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1.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过程

关于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 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谢秋山、陈世香的《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一文, 认为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具体从“功能定位”“战略地位”“管理思想”及“政策话语权力配置”四个方面阐述了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其一, 功能定位方面, 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向国家“软实力”转变。其二, 战略地位方面, 文化从“边缘”向“主流”转变。其三, 管理思想方面, 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其四, 话语权力配置方面, 从垄断性“国家话语”向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转变。

而胡霁荣、张春美的《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一文在我国文化发展与转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文化政策的四种治理逻辑:“党的革命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市场经济理性”及“公民权益理性”。“党的革命理念”主要指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政策与文化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主要指国家如何运用文化政策引导与约束社会文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理性”突出市场的主体地位, 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引导社会文化的生产与消费, 核心是“工具理性”。“公民权益理性”强调以人民的文化权益为导向, 注重多元主体的沟通。

周正兵在《我国文化政策演变历史研究——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中, 把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如下概括:第一, “革命性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49-1977) 。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 即“文化政治化”。第二, “建设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78-2002) 。建设型意识形态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的同时, 还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的包容性, 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在建设型意识形态指引下, 我国文化政策逐步摆脱政治化思维框架, 文化政策进入市场化时期。第三, “和谐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2003至今) 。和谐型意识形态倡导以人为本, 统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既强调核心又关注多元, 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包容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在文化目标诉求上, 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政策的根本诉求。文化实现方式上, 强调核心与多样、政府与市场共生发展。

2.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 尽管关于中国文化政策演变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但仔细看来, 三者都反映了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如文化控制、国家文化领导权、革命意识形态、“统治”与“治理”及“国家整合话语”等。而无论是革命意识形态、文化管理思想的“统治与治理”, 还是文化政策的话语权配置问题, 都反映了国家层面对文化的领导、管理与控制问题。简言之, 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国家的“文化控制”始终是一条主线, 只不过不同阶段的表现程度、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 伴随这条主线的则是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因此, 可以推出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部矛盾——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 文化控制体现公共权力, 属于“国家”领域;文化参与体现社会个体和组织, 属于“社会”领域。因此, 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四、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调整

1. 塑造“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局面

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类型, 概括来说主要有“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及“弱国家—强社会”三种。这三种关系类型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间力量的彼此消长关系。“强国家—弱社会”体现的是国家对社会的完全覆盖, 国家强大, 社会弱小且无组织、自治能力;“弱国家—强社会”体现的是社会对国家的完全覆盖, 社会强大, 国家弱小且无管理、引导能力。显然这两种模式并非理想选择。而“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中, 国家在确保有效政治统治能力的前提下, 又为社会的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有利于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 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

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可以比较清楚的对“国家职责”与“社会职责”进行定位, 达到二者之间动态、双向的制衡与补充, 这既能克服各自的弊端, 又能促进二者在互动中相互完善。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后, 将会为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宏观背景与适宜土壤。

2.“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在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中,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值得借鉴。关于“文化霸权”, 葛兰西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已经发生转变, 之前主要依靠暴力来统治, 而文化霸权主张通过精神、道德方面的领导, 使社会公众自觉接受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的约束, 以此来达到社会统治的目的。文化霸权的实现以社会公众的自愿服从、接受和赞同为前提, 形成社会公众所接受的社会规则体系。文化霸权并非仅仅体现统治阶级的文化成果与文化理念, 还体现了对社会公众的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包容与接受。文化霸权体现了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文化霸权的实现也可以视为文化控制与文化协调之间较为理想的博弈局面。

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控制机制在社会文化运动和国家文化管理行为中的运用和体现。针对文化控制的这种特性, 胡惠林认为, “文化控制具有不可抗性。虽然对文化控制的手段、内容、程度、范围, 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的价值尺度, 但为了达到共同的文化目标, 社会需要其成员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文化行为, 并以此化解社会成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没有统一的文化控制, 社会必然是混乱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 若要实现文化的稳定发展与进步, 则文化控制是必须的, 也是不可抗的, 但这种“必须”与“不可抗”并非零和博弈, 不能借文化控制而强制剥夺社会成员的文化权利, 即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有社会成员的文化参与。文化也只有经过社会公众的参与并融入公众的文化生活中, 才能展现其生命力。

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 文化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文化人关注和争辩的焦点。但是文化问题又始终不是由他们决定的问题, 总是受到文化政策的影响和规定, 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们经常只能在书斋里发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文化政策问题逐渐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问题。

当前, 国内的文化研究以及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探索, 已经在有关学术研究部门开展起来, 同时也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支持。随着全面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 文化政策法治化的不断增强, 文化政策制定方式的逐步完善, 文化政策的透明程度的提高, 中国的文化政策将更加适应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现状, 并且推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向全世界辐射其文化进程。

摘要：文化政策作为社会特定时期文化运行规则的体现, 是国家对文化发展有组织的指导和管理的依据, 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它不仅是国家政策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且还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文化制度的一种显现。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一直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从更深层次来看, 这种矛盾实际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减少这种矛盾, 就要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此外, 还需要“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协调。

中国减税政策分析 篇9

2006年中国进行了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新一轮大规模的税制改革, 改革主要内容包括2008年中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 2009年三大流转税制改革、车辆购置税改革、连续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统一房产税法等, 还包括一些个别税收项目的调整。通过这次税制改革, 使我国税制更加体现税收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进而使税收体制对经济发挥更好的调节作用, 这样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 确保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与高效。值得注意的是, 2008年以来的税制改革呈现出减少税收收入的特点, 如增值税改革预计减少2009年税收收入1200亿, 企业所得税改革将减少33亿, 其他税种的税率下调也体现了减税特点, 但其原因和效果本文将做出进一步探讨。

2 减税政策的背景及现状分析

国家实行减税政策是多方面的, 其中涉及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合并中外资企业所得税, 税率统一为25%, 内资企业税率由以前的33%降到25%, 大大减轻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 (2) 流转税制改革, 其改革重点是增值税, 实现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 允许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抵扣, 企业税负得到减轻。 (3) 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 目的是刺激出口。 (4) 降低车辆购置税, 由10%下调至5%, 目的是为刺激汽车行业的需求。以上内容是国家颁布的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要指出的是, 国家在经济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时实行减税政策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 是完善税制改革的需要, 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可以统税收体制的重要一纳税, 公平税负, 为内资企业营造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而且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也是大势所趋, 是促进企业发展的要求所在。所以说, 这些改革是完善税收体制的重要途径。

其次, 这是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最直接的原因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 导致全球经济下滑, 致使全球范围内失业率提高, 美国达到9%以上, 失业率上升引起居民收入下降, 边际消费倾向也随之下降, 消费需求锐减, 中国作为出口大国, 出口依存度高达70%, 而且其最大的贸易对象是美国, 伴随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萎缩, 中国经济陷入泥沼, 众多企业纷纷因无订单而破产, 国内失业率上升, GDP增长率下降到6.1%, 国家为降低企业成本, 拉动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 便实行了减税政策。

3 减税政策的效果分析

3.1 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 减税政策可以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说明。第一个角度, 从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上进行论述。模型为Y=C (Yd) +I (r) +G+Nx, 其中C=Ca+bYd, Yd=Y-T+TR。推倒机制如下:减税可以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进而会提高消费需求, 使社会总支出增加, 拉动了GDP的增长。第二个角度, 从企业的投资决策上进行论证。假定企业的税率为t, 补贴 (或税收优惠) 占投资价值的比例为s, 利率为r, 资本品的折旧率为d, 则企业的预期收益为MPK× (1-t) , 预期成本为 (r+d) × (1-s) , 令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 即, MPK× (1-t) = (r+d) × (1-s) , 推出MPK= (r+d) × (1-s) / (1-t) , 从公式中可得出:当s>t时, MPK1k0, 从而投资I会增加, 产出也就相应增加。从这一推倒机制中可以发现减税的确可以给企业带来投资空间。

从以上两个角度的分析得出了国家减税政策对经济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 即减税政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3.2 实证分析

实证效果的判断主要是通过对2009年1-8月份我国的投资完成额和出口统计数据的观测中得出的。如下图所示, 2009年1-8月的投资额变动不大, 只是在短期内存在上扬现象, 但是时间跨度变大时, 投资额的增长趋势不明显, 即企业的投资并没有因为减税政策的实施而有明显的向好趋势。第二组出口统计数据, 出口总额均未超过14亿, 同期下降平均21%左右, 这说明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刺激作用也不如理论分析一般良好。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国家商务局网站。

4 减税政策的方向分析

首先, 从宏观经济理论上讲, 减税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存在两个模型, 其中一个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具体含义是指减少税收会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 从而提高消费需求, 可使社会总产出增加, 拉动经济增长, 顺利实现出口转内销。

其次, 从中国的现实角度来分析, 从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 我国在2003年进入经济繁荣期,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 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社会财富极大增加, 资本存量水平较高, 只是投资边际效率慢慢下降, 导致经济由繁荣走向衰退, 按经验分析来讲, 这个时间跨度是3-4年, 即从2003年到2007年, 2007年我国进入了经济衰退期, 社会财富和资本存量的较高水平与人们的相对贫困对比形成了生产过剩现象。因此, 按照目前社会发展现状来看, 减税政策若还是针对于投资, 而不着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减轻人们负担, 生产过剩还会继续, 减税政策是徒劳无功的。

再者, 从居民的自身角度来分析, 2008年中国居民储蓄额达20万亿, 居世界之首, 但中国居民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很低, 形成一种收入低的人群无钱消费, 中等收入的人群不敢消费的现象。这两部分人群占中国总人口的80%, 可见, 如果丧失它们的购买力经济增长也就无从提及了。所以使收入低和中等收入的人群都敢消费便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 也是减税政策的目标和方向。

5 启示

第一, 减税政策是有时滞效应的, 尤其是在扩大内需提高消费者购买力方向需要更长的时期。产生时滞效应的原因包括消费者的心理因素, 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时间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 减税政策在短期内扩大投资是可行的, 但长期投资的拉动作用还是会下降。而短期内扩大内需是不可行的, 但长期效果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第二, 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必要的。我国中低收入人群不敢消费和无钱消费造成贫困化程度日益提高, 贫困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而造成人们不消费的原因主要在于住房压力、医疗教育压力和养老压力, 这些均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减税政策即国家补贴政策, 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上, 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又可缓和社会矛盾, 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

综合全文论述, 减税政策实行方向应放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上, 发展民生是重点, 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是可持续的, 亦会是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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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政策调整 篇10

十七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机遇与风险并存的重要战略时期。而全会刚刚闭幕, 央行就做出了调整, 恰好又是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三季度数据的前两日。之前, 各方专家和机构均预计, 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可能放缓, 不过回落速度可能比几个月前更温和。实际情况基本如此。或许, 这次加息, 是为了加强通胀管理, 着力抑制物价上涨。9月底以来, 沪深股市一改以往进一退二的疲态走势强劲反弹, 据调查, 保险资金、公募基金、阳光私募以及国际热钱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或许, 这次调高利率, 是央行希望通过价格性手段, 来抑制因流动性过剩引致股市和楼市以及其他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从好的方面来看, 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已彻底摆脱了危机阴影, 经济全面回归高速增长轨道;而从坏的方面来看, 与GDP、进出口数据强劲反弹和固定资产投资急剧增加相应的一个后果就是, 公众关于通胀的预期也在不断升温, 此时若货币政策不做出及时调整, 则通胀势必会以比人们想象中更快的速度降临。

温家宝总理曾多次讲过, 今年是我国最复杂的一年, 三个季度的实践表明, 的确非常复杂。复杂到中国的货币政策同时面临诸多两难选择的地步。正因为此, 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选择上还是应当“两弊相权取其轻”, 并且要在纷繁复杂的政策选项方面理出头绪政策工具的选择一定要明确目标。应该说, 在当下选择加息这个政策工具是冒了不小风险的。因为, 尽管央行这次加息, 旨在管理或抑制通胀及国内资产价格快速上涨, 解决负利率对居民财富的影响。但现实情况是, 加息不仅不能解决当前供给不足型的通胀问题, 也解决不了流动性过剩型的通胀问题, 反而有可能会助推通胀。因为, 目前的中国, 是一个早已改革开放的大国, 传统的通过加息解决负利率的想法和做法不免有些勉强。更何况, 当前, 全球货币战愈发激烈, 此时央行反常规加息, 必然会造成国外热钱大量涌入中国, 加大并恶化流动性过剩, 造成粮食价格、蔬菜价格、水果价格、电价以及水价的不断上涨, 从而形成严峻的通货膨胀局面。央行6月份公布的一份季度调查却显示, 居民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的担心并非“隐忧”那么简单,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强烈, 认为物价“过高, 难以接受”的受访者比例达到58.9%, 刷新了十年以来该调查的最高值。其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年7月份以来, 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增幅多次突破3%这条公认的“温和通胀”红线, 并不断走高。9月份CPI数据虽尚未公布, 但从市场预期来看并不乐观, 其下限为3.5%, 上限可达3.8%。此时, “管理通胀”而非“管理通胀预期”已成为了一个更为迫切、更现实的议题。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 无可否认, 短期内对于股价和资金流入会有一定的负面冲击;但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 提前挤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泡沫, 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和下一轮牛市的到来又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铺垫。对于房地产市场和商品市场而言, 货币政策的适当收紧, 一方面, 有助于配合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房价的宏观调控,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 加息又不可避免地会被部分投资者解读为政府承认通胀已经来临, 从而有可能会激发他们通过购房、炒作大宗商品等来对冲通胀压力的动机, 而这就需要政府在出台调控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与货币政策的衔接, 利用更有效的手段来抑制未来新一轮房价和农产品价格的反弹。同时, 还要严格整顿市场秩序, 打击对农产品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的违法行为。还有, 加强对“热钱”的有效控制。

另外, 要坚持多赢的国际政策协调准则。在发达国家即将开启新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大门”之时, 我们不需要用加息相“配合”;在欧美施压人民币升值以及中国在IMF的份额有所增加的情况下, 我们也不需要用人民币大幅升值以及大量购买和增持欧美政府债券相“配合”。中国货币政策应坚持自己的方向, 本着多赢原则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央行此次加息, 最大的意义在于, 它表明了中国不再将货币政策调整与人民币升值这一沉重的十字架自我捆绑在一起, 从而摆脱了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被动依赖。当然, 当前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调整不同步的现象也带来了更为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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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的“中国政策”走向 篇11

目前，台湾“大选”选情呈现出胶着态势，如果蔡英文当选，其“中国政策”走向最让人关注。总体来说，蔡英文的“中国政策”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两岸政策，二是对外关系的操作。这两个方面相互承辅。就其两岸政策而言，蔡英文将奉行“和平的民主台独”路线；就其对外关系的操作而言，蔡英文则着力于重建与美国的信任模式，继续深化台日关系，以美日等国的支持谋求和平“台独”。

“和平的民主台独”路线

据笔者观察，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从政策理念上看，一是坚持“台湾主权独立”，二是坚持“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自决”；从利益取向上看，则要求台海和平，追求繁荣、发展。因此，其两岸政策将从陈水扁时期的“法理台独”路线转向“和平的民主台独”路线，并建构岛内“民主机制”以防范两岸走向和平统一。

具体而言，与陈水扁时期相比，蔡英文的政策将有两个新的特点。其一，其法律手段将不再主要强调 “台独”的法理性，而是转向“公投”等“民主机制”的建构上。蔡英文称，“美方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台湾民主机制的健全与否”，“台湾是民主社会并有多元意见，民间对国家前途有不同程度的关切，因此如何透过好的民主机制反映出来，讓人民可在自己的民主机制当中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是核心”。蔡英文指称，美方朋友有共识，那就是“保护台湾利益最主要靠台湾人民”；“社会对于主权流失有集体忧虑，民进党的民调也显示，超过五成的民众担心台湾已经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证明台湾社会有共同的警觉心”；“只要人民有警觉，共同监督，台湾就不会很快崩毁”。其二，在岛内民意的引领上，蔡英文的重点将放在把“台湾主体意识”引向“台湾共识”。以“台湾主体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台湾共识”一旦型塑完成，则其所谓纳入“台湾共识”的“一中各表”、“台湾前途选项开放”等，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无用的摆设，其功能不过是包装“台独”、欺骗民众而已。

因此，蔡英文如果当选，在其主导下的民进党维持两岸交往的同时，在修法方面会有较大的动作。目前可以预测到的有几点，其一是“公投法”修法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二是在没有形成终级的“台湾共识”之前，以其目前“台湾共识”是个“凝聚共识的过程”、是个“程序共识”的说法，可能会搞出一部涵盖两岸交流协商、“台湾前途人民自决”等内容的程序性法律法规。而这首先涉及一旦民进党执政，“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相关协议的生效、变更、废止的问题，也关系到ECFA后续作为。其三是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两岸交流、协商机制，民进党是否承认、延续，将如何运作，是否会将这些机制中存在的所谓政治风险做一法律上的防堵，也是需要观察的。蔡英文“中国政策”智囊董立文就认为，如果没有“国会”监督与协商透明化，“经合会”有可能向政治方向发展，成为未来两岸政治商谈的渠道。

体认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

民进党2008年下台后，为修补陈水扁时期的“冲撞外交”给台美互信带来的严重伤害，重新争取美国的信任与支持，为再执政做准备，民进党检讨了陈水扁时期对美关系的做法，通过频繁与美方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与重要智库的交流沟通，试图重建民进党与美国的信任模式。目前这个模式虽然尚未完成，但已显现出这一模式的主体框架或主要内容，笔者将之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民进党要体认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两个基本点”，一是将台美双方在两岸关系上的共识明确化，二是建构岛内“民主机制”以抵抗中国统一。

冷战结束以来，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国际影响力的提高，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对这样的现实予以尊重，并据此重新审视与大陆的关系，调整对大陆的政策，密切并更加重视与大陆的战略合作关系，以获取新形势下的国家最大利益；另一方面却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极为戒备，害怕中国崛起损害其自身利益，冷战思维再次集中突显出来。美国为延续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对中国采取日益鲜明的遏制政策，近年来围绕着区域影响力的争夺，美国公开宣扬“重返亚洲”，与中国的竞逐更加突出。日本则一方面保持与中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谋求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可以说，“以台制华”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主要政策之一。

鉴于武力保卫台湾已不可能，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台湾的支持更加强调两岸和平，并实质强化台湾的经济、自卫能力与国际地位，同时防止两岸走向统一。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之后，随着两岸军事冲突的危险性进一步降低，美日的亚太战略利益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也随之降低，而两岸政治关系的走向则代之而起，成为美日进行国家软实力扩张的新威胁。因此，美日等国不会对中国崛起下的两岸关系动向袖手旁观。2011年10月“维基解密”曝出，马英九执政后，美国首次在国防部之外，主动增设国务院的美台政军对话，主要侧重对台政治方面的关切。该对话机制在美国方面由东亚局、政军事务局共同主办，在台湾方面由“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率团与会，“显示美方对台政治关系的重视，以及双方关系的提升”。这给深具冷战思维的蔡英文提供了依靠美日抗衡中国的充分理由和绝佳机会。

为获得美国的支持，蔡英文极力迎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声称，ECFA“很可能导致东亚实力均衡遭到改变，使美国在此区域遭到边缘化”，希望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呼应美国所提出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并提出“台湾应建立包括美方在内的跨太平洋经济联盟”以“真正维持区域和平”；呼吁美国“须持续提供台湾适当的军售”，称台湾将善尽忠实盟友的角色，“民进党在追求台湾主权的同时，也会顾及和美国在内的其他友邦的共同利益并深化”。民进党前“驻美代表”吴钊燮称，民进党如果重新执政，“不会把与美国的关系放在两岸关系的后面”，会“比国民党政府更重视台美关系”。

强化对外沟通，找出共识

为预防台美关系可能出现的退步，蔡英文以其突出的危机防范意识和法律人的严谨，从厘清台美之间的共识与分歧入手，重新经营台美关系，确保双方交往透明化、稳定化。

蔡英文称，“美台之间没有无法解决的根本性歧异，因此重点在于如何经营”，“目前台美双方需要耐心与时间进行更多的沟通与讨论，以强化共同点以及针对歧异找出共识”。从民进党与美国沟通的内容上看，二者之间已经建立的共识包括：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不走“法理台独”路线；维持两岸现状的稳定，维持目前两会协商架构及协议，维持台海的军事平衡；美国协助台湾与区域经济整合，协助台湾在国际社会发声并参与国际组织；确保两岸问题能以和平方式解决；“让台湾人民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等等。对民进党比较有挑战的是美方提出“想出办法接受九二共识”。从蔡英文的上述“中国政策”内容上看，“台湾共识”应该是其坚持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解套之举。

此外，民进党将持续加强对日关系。加强与日本的交流与联系向来是民进党“国际”交往的重点。民进党执政八年间的台日关系被双方称为“台日关系最好时期”，凭借历史情感、政治军事同盟、“亲日远中”思维，民进党内老、中世代对日本政商界长年深入经营，日本亲台政客对民进党的信任、支持更甚于对国民党。民进党也认为，经营日本关系比经营美国关系更游刃有余。在2012年选举过程中，日本亲台势力对民进党选举的明显介入与支持，正说明民进党一旦执政，日本因素在两岸关系中的消极影响有可能会上升。

中国政策 篇12

关键词：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本土语言教育,少数民族语言

语言既是族群内部沟通、交流的媒介, 也是支撑和促进群体内部归属认同的重要工具, 更是凝聚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稳定的核心构件。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 不仅关涉语言本身的维存与发展, 还在民族文化传承、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国家的稳定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南非是一个从殖民主义走向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经历了殖民主义时期一语独大到民主共和国时期多元语言政策的演变。独立之后的南非民主共和国制定的多元化语言政策, 树立了本土语言的官方地位, 保护了本土语言多样性, 维护了国家稳定。这种从关怀本土语言为途径来促进国家文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语言政策, 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一、南非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

南非的语言政策在历史上经历了大致四个时期:荷兰殖民时期 (1652-1806) 、英国殖民时期 (1806-1948) 、荷裔非洲人统治时期 (1948-1994) 、民主共和国时期 (1994-今) 。

1652年, 约180名荷兰人抵达开普敦。在1652年到1795年之间, 荷兰占领好望角近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 殖民政府推行荷兰语为官方语言, 在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商业机构等社会高层领域, 都必须使用荷兰语。1795年, 英国人占领好望角, 荷兰人的执政地位受到影响, 荷兰语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的地位走向终结。此后, 荷兰人后裔在南非北部地区建立了南非共和国, 仍然实行荷兰语一语独大的政策, 规定当地生活居民必须接受荷兰语教育。19世纪初, 英国殖民者踏足好望角, 在开普敦地区建立殖民地, 推行英语化政策, “所有公共领域用英语替代荷兰语”, 所有政府职位为英语使用者保留。1822年, 开普敦总督颁布公告, 要求到1825年所有官方文件必须使用英语, 到1828年所有法律诉讼必须使用英语。在语言教育领域, 殖民政府也推行英语化政策。1874年, 殖民地议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明确规定高等教育使用英语授课。英语成为英国殖民时期官方学校都必须使用的教学语言。1948年, 荷裔南非人阿非利卡人领导的国民党上台执政。政府在语言领域则试图以阿非利卡语取代英语, 在一切行政机构、广播电视等部门中大力推行使用阿非利卡语。1994年, 南非民主共和国成立, 本土语言的地位得到了承认。1996年颁布的《南非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除了英语和阿非利卡语以外的9种本土语言都为官方语言;南非政府要采取积极行动来提高非洲本土语言的地位和促进其使用;各官方语言具有平等的地位和享有公平待遇。2002年颁布的《南非高等教育语言政策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在学校中推行多语制的政策。

语言政策直接影响了南非本土语言的存亡, 也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紧密关系。在荷兰殖民时期, 政府当局强制实施独尊荷兰语的语言政策, 对本土语言不管不顾, 导致本土语言的消失。南非原住民科伊人和桑人彻底丧失了他们自己的语言。英国殖民时期的英语化政策, 使南非本土语言受到弱化, 如广大民众使用的班图语长期得不到发展。阿非利卡人领导时期, 强制推行阿非利卡语, 遭到了黑人学生的抵制, 造成了学生起义。而在民主共和国时期, 多元化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多语教育的推行虽然遭遇困境, 但毕竟从官方层面承认了本土语言的价值, 为本土语言的维持和发展创造了机会, 为符合各民族利益、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南非语言政策及社会效应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启示

从南非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社会效应可以看出, 语言政策不单单是语言领域的事情, 还关系到本土语言的保留、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国家稳定的维护。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是否妥当, 是关系到国家政局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大事。在我国, 虽然还未像南非那样遭受帝国主义强制推行殖民语言, 但语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制定语言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一) 要处理好外语教育与本土语言教育的关系

我国全国上下掀起的外语热已经持续多年。英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独占鳌头, 许多城市地区中小学从一年级就已经开始了英语教育, 甚至一些幼儿园也以英语教育作为招徕噱头。其他少数通用的非英语语种, 如法语、德语和日语等, 也已经进入到基础教育领域。与此同时, 对中国本土语言的教育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汉字的拼写和意义的掌握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受到外语教育的排挤。以英语为主的强势语言已经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中国外语教育一边倒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汉语教育的发展, 影响到国民对汉语知识和汉语使用能力。我国虽然还未出现以英语为代表的外来语言压制汉语的现实情况, 但这种过度重视外语而忽略汉语价值的局面如果一直持续, 从短期来看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的汉语能力, 从长远上看则可能影响中国民众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 无助于国家文化认同的构建, 不利于民族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建立。

有鉴于此, 吸取南非殖民时期因荷兰语和英语等外来语言凌驾于本土语言而造成本土语言弱化的教训, 我国在制定外语政策时, 一定要注意到当前外语教育与本土语言教育的不平衡状态, 要注重两者的均衡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对外语的掌握是目前我们急需的国际化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外语教育需要得到重视。但同时应该意识到, 无论是国际化人才, 还是本土居民, 对本国语言的掌握都是人才素质的根本和基础。因此, 我国政府应该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 针对教育系统的现实情况, 积极展开宣传, 使人们认识到汉语的价值, 通过在基础教育领域加强汉语教育, 从青少年开始开展汉语的书写练习和意蕴学习, 感受与领会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与精致优美, 从而提升民众自豪感与自信心, 加强国家文化认同, 维护国家安全。同时, 国家还可以从考试制度、课程设置等方面入手进行立法和改革, 慎重思考和规范外语教育和汉语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所占比例, 将对汉语的掌握纳入人才培养的必修内容, 为国家培养和储备具有较高的本土语言素养的优秀人才。

(二) 要注重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许多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 有的民族语言, 除了有自己的发音系统之外, 还有自己的书写文字。然而,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正面临严峻形势, 不少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数量在急剧萎缩。据统计, 在我国发现的120多种语言中, 有大约有数10中处于濒危状态, 如仡佬语, 鄂伦春语, 土家语、满语等。一些地区少数民族语言, 仅有年长者才会使用。如云南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中, 占全县总人口17%的彝族人, 只有极少数老年人通晓彝语。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使用与传承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少数语言群体及其成员有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获得发展空间的愿望、主张与诉求”。加强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存与维持, 不仅有助于本土语言和文化的保持与创新, 也使少数民族民众感受到国家对本民族的尊重与重视, 体会到真正当家作主的尊重感, 重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体会到国家对少数民族的认同, 从而增加国家认同感, 从心理和情感上将自己纳入中华人民大家族中。语言的保护也是一种权利, 保障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在语言上的平等权利, 是真正保护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的平等权利的重要基础与重要内容。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有利于各民族间的团结和社会和谐。

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首先要加强立法, 制定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法规。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语言权力, 认真对待少数民族语言在构筑团结和谐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 就必须从立法上给予制度保证。以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法律法规, 来保证各机构和部门采取切实行动, 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其次, 还要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开展具体工作。如建立专门研究机构, 调查现存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 记录少数民族语言。对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的调查, 可以按照使用者数量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濒危性甄别, 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活动。以文字记载和语音录音的方式记录少数民族语言, 对少数民族的发音特点、文字符号进行语言学上的研究, 揭示其中的规律性和文化内涵。第三, 还要采取措施提高少数民族使用者的数量。要在民族地区教育系统开展双语教育, 鼓励少数民族本身学习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要扶持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人, 鼓励具备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能力的本族人民努力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 开办民族课堂, 传授本民族语言。需特别注意的是, 外出务工的少数民族成员, 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 子女常常无法得到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机会。因此, 在外出务工的民族家庭中, 要开展宣传活动, 提升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 鼓励他们在家庭内部使用本民族语言, 为下一代创造学习与运用民族语言的良好氛围。

结语

语言是人类的重要身份符号, 是社会稳定的要件, 是凝聚民族精神的臂膀。“语言可以显示我们所属的群体, 而且语言是我们区别一个与另一个社会群体的主要手段。”国家语言政策制定的适当与否, 直接影响着本土语言的存亡、关系着国内民族认同的构建和社会稳定的维系。南非历史上不适当的语言政策造成了本土语言的消亡和社会不稳定, 而民主共和国时期多元化语言政策满足了民族自尊心, 保护了本土语言, 促进了社会稳定。中国语言政策的制定, 要从南非语言政策及其社会效应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制定符合中国语言状况和使用现状的语言政策, 加强对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本土语言的记录、研究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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