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管理政策

中国环境管理政策（共8篇）

中国环境管理政策 篇1

1当前我国周边国际环境对发展的影响;

2国防建设与创新发展;

形势与政策论文——中国周边形势浅析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和平相处，提倡可持续发展，注重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形势并不容乐观，我们应该做好应对复杂关系形势的准备。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简单分析中国周边目前的形势。

首先是日本。

近几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和中日冲突的隐患。

其次是美国。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或延缓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对我国的威胁。

之后是朝鲜半岛。

半岛相关国家的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们必须积极关注之。

最后是俄罗斯。

北亚政治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是，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将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从以上几个国家分析来看，中国周边国际形势有好的发展，但是也有潜伏的危机，中国的周边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且挑战大于机遇。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应该勇敢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面对挑战，不断壮大自己。

中国环境管理政策 篇2

2009年3月9日,英国泰晤士报撰文《中国掌握技术未来钥匙》,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稀土金属供应的“最大垄断国”,这一主导地位将使中国控制消费类电子和绿色技术的未来[1]。以这篇文章为标志,国内外众多媒体对“中国稀土”给予了极大关注。中国限制稀土生产更是引起巨大影响。

纵观国内外媒体报道,国外媒体关注的核心是中国稀土出口政策也就是稀土出口配额制度,众多媒体表达了国外政府和公司对稀土稳定供应的担忧;而国内媒体则更多关注“丢失的稀土话语权”以及稀土开采与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稀土是否该限制出口。

稀土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稀土开采、冶炼分离和应用技术研发取得较大进步,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稀土行业发展中仍存在非法开采屡禁不止,冶炼分离产能扩张过快,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严重,高端应用研发滞后,出口秩序较为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行业健康发展[2]。为此,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都采取相关措施。2010年,国土资源部通过开展以稀土为主兼及钨锡锑等矿种专项整治行动,中国稀土等矿山目前已经从400个整合为116个,违法违规勘察开采行为得到有效遏制[3]。2011年,国土资源部划定了首批稀土、铁矿国家规划矿区。国家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了《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其对稀土企业的排放、能耗总量做了详细规定,并对从事稀土生产的企业资质进行了严格限制。

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11年2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因此,鉴于稀土资源重要性,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加大对稀土资源管理问题研究,运用多种方式加快转变稀土行业发展方式,促进行业整合,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确实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

二、中国稀土产业存在的问题

1. 开采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

由于稀土矿产品价格上涨,一些地方矿山生产企业无证开采、越界开采、乱采滥挖现象经常出现,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普遍存在主体过多、采富弃贫、资源综合利用率低等问题,这严重扰乱了矿产资源开发秩序。例如,中国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等省区中重稀土资源,由于管理不善,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营、集体、个人开矿一起上,都不同程度地造成采富弃贫、采易弃难、漏采弃矿压矿的现象严重,资源利用率只有20%~30%[4]。

包头白云鄂博自1958年实现工业开发以来,随铁矿采出的稀土资源至今已到1 250万吨左右,其中约200万吨在采选、冶炼及堆存等过程中损失掉,损失率在15%左右,实际利用仅有120万吨左右,利用率不足10%,其余900多万吨都被排入尾矿坝内。近年来,白云鄂博矿的铁矿开采规模仍在扩大,每年附带采出约50万吨稀土矿,其中仅有5万吨左右得到利用,其余均排入尾矿坝。

2. 环保意识薄弱,污染问题突出。

在相当长时期,中国稀土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一些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中国稀土的分布决定了南北在污染问题上有所差别,北方轻稀土主要是放射性物质排放造成的污染,分布在四川和内蒙古;而南方重稀土则主要是重金属污染,分布在江西、广东、福建、广西、湖南、云南、四川七省区。

例如,江西省赣州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起,在“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错误思想影响下,稀土资源陷入乱采滥挖、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几乎县县开采,最高峰时有采矿证的矿山就达1 035个。由于技术和思想观念落后,许多开采行为“吃一半扔一半”。这不仅严重浪费了资源,还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一片青山几个月后就满目疮痍,黄土一片。为保护环境,提高稀土资源利用率,从2003年起,赣州市全面停止了综合回收率不到50%的池浸工艺,2007年全面停止回收率不到70%的堆浸工艺,积极探索并全部采用回收率在80%以上的原地浸矿工艺。但是,业内专家指出,即使改进开采工艺,也无法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矿区地表植被一旦遭到破坏,恢复十分困难。

正是由于担心稀土开采、选冶等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美国封存本国稀土矿而从中国进口稀土。

3. 资源性产品成本构成不完善。

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要求科学制定资源性产品成本的财务核算办法,矿业权投资、资源开采、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安全设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退出和转产总计七项费用被明确列入了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构成。

但长期以来,中国稀土资源等资源性产品只反映了采掘、运输等开发成本,忽略了资源稀缺性、环境损害等成本,主要表现在: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过低,无法体现矿产资源稀缺性,损害了国家所有者权益;矿山环境治理的成本长期外部化;生态修复成本长期被忽略;大多数矿山,特别是小矿,安全生产支出投入不足,常常因此造成事故频发。至于为企业转产所准备的费用,矿山企业层面上更是很少考虑。成本构成不完善,没有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4. 稀土走私已形成“产业链”,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在加征出口关税和削减出口配额后,稀土走私问题日益凸显,导致中国战略性资源出现流失。近年来,中国稀土走私业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专人分别负责采购、收货、报关,走私主要是销往日本,韩国。由于国内稀土市场报价还比较混乱,以日本需求比较多的中钇富铕矿(国内市场价约13万元/吨)为例,走私200吨货,纯利一般在4 000万元左右(含“灰色”走私费用)。在南宁海关破获的稀土走私案中,涉案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69票,约4 196吨,案值约1.09亿元,偷逃税款1 300多万元。特别是国家出口退税取消后,走私者往往报关是一种产品,实际上是另一种产品。这样,他们不仅赚了成本和出口价的差价,还赚了低税收这个钱。

然而,生产企业对稀土走私和正常出口的“一视同仁”,让更多稀土走私者铤而走险。部分稀土原产地开采企业不管出口,只负责将原料售卖给客户,至于客户买稀土用来做什么就不得而知。

5. 监控管理困难。

中国稀土资源产地大多位于边远山区,而矿产资源监管机构又大多位于城市,这给监控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既得利益的驱动下,乱采滥挖的中小企业抓住这一特点,采用迂回游击战术,巧妙地避开管制。此外,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加之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也给监管带来了很大困难。

6. 高端技术滞后,自主创新不足。

中国稀土产品产量和消费量较大,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稀土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投入不足,导致稀土应用技术含量低,跟踪仿制多,独立创新少,开发应用滞后。中国生产主要是低端的稀土产品,在高端产品方面大大落后于美国、日本、欧洲。

三、政策建议

1. 完善稀土资源成本构成。

(1)政府要尽快通过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稀土矿产资源品的成本构成。国务院虽然在《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提出,但是尚没有对稀土等资源性产品在企业会计准则中加以具体化。因此,必须通过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加以明确,使其法规化、制度化,强调所有从事矿产勘察和开发的市场主体必须执行,各级矿管部门有责任加以检查监督。(2)加快矿产资源税费改革的进程必须在理论上明确,矿产资源补偿费是矿产资源所有权作为财产权的实现,不是行政收费。加快调整稀土资源补偿费费率,建立与资源利用效率挂钩的浮动费率制度;完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3)在稀土矿产品成本构成中,重点要抓好矿山环境治理、生态修复费用的到位。首先,必须坚持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明确成本支出的责任制,矿山企业是治理、修复的出资主体;其次,要从源头上做起,坚持矿山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建立落实矿山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不欠新账;最后,政府矿管部门要加强矿山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监督,建立和完善环境治理的保证金制度。对不按预定要求治理矿山环境的,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及时处理,并通报批评。(4)科学制定稀土矿产资源产品成本的财务核算办法,把矿业权取得、资源开采、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安全设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退出和转产等费用列入稀土矿产资源产品的成本构成,完善稀土生态补偿制度,防止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私人成本社会化。

2. 严格准入门槛,加快企业整合。

中国稀土产业企业构成上的特点是民营投资多,规模小,但数量上超国企,多年来形成了稀土企业散乱小的不利局面。众多企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造成供大于求,这是导致中国稀土价格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稀土资源,必须通过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淘汰落后产能,对稀土产业要素进行整合,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首先,要制定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法规的生产工艺、规模、设备、环保等标准体系。只要符合条件,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不论是地方国企还是中央企业,皆可入行;不符合条件,即使是大型国有企业,也要限期整改甚至淘汰出局。然后,要发挥地方政府部门的协调功能,尽快出台稀土企业联合、兼并、重组系列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区域稀土企业重组整合,引导稀土企业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互相持股、整合产能等方式进行战略重组,使区域稀土企业既有高度分工、又相互紧密协作,以达到优势互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稀土骨干企业规模的目的。其次,要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和良好的互动机制,促进资源流动和技术创新结合,使上下游相关企业切实在战略合作中获取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走出一条使稀土产业整体优势得到体现的新路子。最后,除了提高行业准入技术壁垒之外,还应将环保、能耗标准和技术水平等指标均加入行业执法之列,制定企业处罚制度。通过政府干预,行政立法,协会与企业配合,上级与下级政府,当地政府与当地开矿企业签责任状等多种方式,强化执法管理。对于达不到或违反行业标准的企业,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对其进行制裁。

3. 统筹各种因素,合理确定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推进生产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

2010年11月,商务部发出了《关于2011年稀土出口配额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的公告》,同时公布了2011年稀土出口配额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其中对申报出口配额的生产和流通企业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既有助于在合理确定年度稀土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的基础上提高企业经营集中度,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又有助于实行严格监管,防止非法开采的稀土流入出口渠道,最终达到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

未来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相关政策制定,要统筹考虑国内资源、生产、消费以及国际市场情况,合理确定年度稀土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推进企业生产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鼓励稀土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共同促进产业升级。当前应重点支持内蒙古、江西加快结构调整,实现从原料型基地向深加工及应用产品开发基地的转变,在条件具备的其他地区重点发展稀土深加工及稀土永磁电机等应用产品。

尽管稀土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资源,但是并没有有效地扼制稀土产量的增加。因此,应探讨综合利用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其他经济手段资源合理利用和产业升级转型。

4. 加快技术进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稀土行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较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创新意识不强,技术开发能力不够,产品技术含量还比较低。因此,中国稀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充分依靠科技创新,走出一条高起点、精产品、高质量、多品种、低能耗、高效益、可持续的内涵式、集约式的发展道路。稀土产业的发展动力主要依靠稀土新应用、新市场开发,也就是依靠稀土应用技术的发展来拉动。因此,稀土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稀土产业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是将中国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关键所在。

稀土企业应该从知识产权战略角度谋发展,加快技术进步:一是要加快稀土选矿和分离等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加强对稀土资源的综合利用、再生回收等技术研究,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企业生产成本;二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高技术新材料及其高附加值应用产品,比如高综合性能稀土贮氢合金材料、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新型发光材料、稀土催化材料、高性能电子陶瓷、高性能稀土光学玻璃材料、稀土纳米材料等等,并使之实现产业化,形成产业链,从而提高中国稀土产业的科技水平,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后劲。三是稀土企业要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为稀土工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

摘要：中国不但是稀土资源大国,而且是世界最大的稀土出口国。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稀土资源遭到过度和无序开采,这严重危害中国的资源安全,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为实现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从中国稀土产业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完善稀土资源品成本构成、强化行业管理,鼓励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稀土,管理,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陈占恒.中国稀土产业与科技发展的思考[EB/OL].(2011-02-17)[2011-02-25].http://www.cre-ol.com/_d271313088.htm.

[2]新华社.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N].人民日报,2011-02-17(1).

[3]王立彬.中国稀土等矿山从400个整合为116个[EB/OL].(2011-01-18)[2011-02-25].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3761102.html.

中国环境管理政策 篇3

关键词：二孩生育；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121-06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13

自2016年1月1日起，中国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回到了二孩時代。新中国成立后上一次中国人普遍生育两个孩子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尚未全面实施的时期。半个世纪之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迥异，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育龄夫妇是否会按照政策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

生育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是决策者为了实现人口目标、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所制定的社会准则和行动方案。政策环境则是指作用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涉及地理特征、人口变量、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限制和指引着政策的有效实施。本文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并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人口环境：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

育龄人群是承担生育行为、保证生育政策有效实施的主体。我们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次人口普查所在年份育龄妇女的人数和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较，2010年的育龄妇女呈现如下特征：①规模成倍增加（见表1）。2010年育龄妇女总人数（3.80亿）是1953年时（1.33亿）的2.85倍，是1964年时（1.52亿）的2.51倍。②结构明显老化（见图1）。最年轻的15-19岁组占全部育龄妇女的比例2010年为12.63%，分别比1953年（18.52%）和1964年（19.63%）时减少了5.88和6.99个百分点。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比例2010年为42.44%，也低于1953年时的46.34%和1964年时的46.12%。

虽然截至2010年的最近一次普查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总人数不断在攀升，但此后育龄妇女总人数将呈现下降态势。不考虑死亡率仅粗略估算，分别用2010年10-14岁、5-9岁和0-4岁人口队列逐步替代2010年45-49岁、40-44岁和35-39岁队列，便可知2015年、2020年和2025年育龄妇女的总人数将分别下降为3.63亿、3.34亿和3.11亿。育龄妇女中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此后还将不断减少。这一变化正是由于不同规模队列的替代作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全面实施的2016年，当年15-49岁的育龄人群是1966-2001年间的出生队列，其中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则出生于1981-1996年间；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新时期的生育主体。

二、社会经济环境：教育深刻影响生命历程及育儿成本

社会经济因素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虽然对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都有重要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的作用在减弱，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不断增强。过去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初婚的推迟、劳动参与的普遍性、消费方式的变迁、育儿成本的提升，这些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深刻影响了每个家庭及育龄妇女群体，也成为普遍二孩政策实施不得不考虑的环境因素。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环境的变化。

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适龄儿童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成为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阶段；1999年教育部基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的高校扩招实践，使高校招生规模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从2000年的4402万猛增到2010年的1.18亿。

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且对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育儿成本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育龄人群自身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育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仍是在校学生，且低龄组育龄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见图2），这无疑会推迟初婚年龄。事实上，婚姻推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79岁上升到2010年的24.85岁.同期男性和女性分别从23.57岁和22.02岁提高至25.86岁和23.89岁。研究发现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提高，对适婚的23-30岁年龄组人口的初婚推迟有很强的解释力，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近年来初婚年龄的上升趋势。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独立性的增强，使女性就业更为普遍，也改变了女性对于婚姻的态度和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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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子代培养的教育期望提高，并助长了育儿成本。育儿成本涉及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前者包括住院分娩的费用、婴幼儿各种用品支出，以及早教班、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接踵而至的教育培养费用等，如果再考虑月嫂、保姆开支，及孩子生病住院等可能的开销，养育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更高。后者则包括父母尤其是母亲为了生育和照料婴幼儿付出的机会成本，如职业发展机会、薪金收入损失等。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0-5周岁儿童问卷数据，生育每个孩子平均分娩费用为4365元：0-5周岁儿童年平均生活支出为5750元、教育花费为4250元、医疗支出为2493元，粗略估计养育一个婴幼儿的年消费超过1万元；教育支出仅次于生活支出。从儿童年养育成本标准差（1.36万元）来看，家庭间的差异相当大（见表2）。这还仅仅是针对婴幼儿的估算，并没有涉及学龄人口的教育费用。育儿的机会成本更是难以估算，无论是母亲因照料婴幼儿导致的机会成本，还是照料孩子引起的工作一家庭平衡的两难选择，都已成为养育子女的障碍性因素。

三、政治文化环境：生育观念已被重塑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塑造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得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成员；而文化则来源于代际传承和社会重塑两种途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然而，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社会制度的变迁主要反映为家庭制度和养老制度的改变。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家庭规模不断小型化、结构趋于核心化、功能日益简单化。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减少了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迁移流动则显著改变了人们的居住安排。一方面，家庭成员关系重心由纵向代际转为横向夫妻；另一方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逆转，子女对于父母的经济功效和养老功效逐渐减少甚至丧失。市场经济体制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参与社会劳动获得收入，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由积蓄、退休金或养老金而不是由子女来负担养老。事实上，由于工作方式、居住安排和生活观念的现代化，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养儿不仅不能够防老，甚至还要提防养儿“啃老”。

宣传倡导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实施的重要手段，移风易俗则是宣传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作为中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标志的1980年《公开信》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号召首先响应政策；此后的几十年间，被称作“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也是由于无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党团员的身体力行，政策才得以成功实施。几十年的浸润下，少生代表先进、多生意味落后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人们的生育观念在现代化和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悄然改变，少生文化形成气候。这一文化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生育意愿的变化。在全国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目前每个家庭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1.8个孩子；大多数育龄人群的生育子女数低于意愿子女数，且二者皆低于更替水平。

四、普遍二孩生育政策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作为迄今世界上人口仍居首位的国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始采取逐渐宽松的生育政策，这源于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尽管总人口规模仍保持惯性增长，但内在自然增长率已开始呈现衰减态势。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持续在低位徘徊，中国是否也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新的人口形势下，生育政策迅速实现了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普遍二孩”的三步走调整战略。2013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遇冷”說曾一时流传，申请生育和实际生育的夫妇规模也远低于预期；尽管可能存在政策效果延后、生肖年份影响等因素，但“普遍二孩”政策的急遽实施，不能不说是对上述观点的政策回应。

从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来看，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妇女其规模随出生队列的更替次第减少；母子两代人的生命历程都受到教育普及的深刻影响，养育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不断攀升：生育文化已被重塑，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都转向少生优生。这些都意味着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那是否应该进一步放宽政策，或取消生育政策？

关于上述问题，目前仍存在激烈分歧。笔者认为，辨析普遍二孩生育政策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实施普遍二孩生育政策是实现政策目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手段之一。中国严控型生育政策围绕“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原有目标，已完成了从目标确定、实现、稳定，到目标转移的周期；自2011年以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目标经过多方探索得以确立，中国进入宽松型生育政策新周期。如果说旧的政策目标可以用人口增长率这一指标加以量化，“降速度”一定程度上还是单维单向任务，那么新的政策目标则是多维复杂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包括多方面的均衡，如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要素协调发展的人口自身均衡，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等要素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但其基础和核心是人口自身的均衡。生育率是调节人口均衡发展最主要的人口杠杆；使人口再生产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生育水平也称作“均衡生育率”，从人口长期均衡角度看，均衡生育率水平应该是围绕着更替水平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遍二孩政策不仅更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顺利实施后的理想结果也更接近均衡生育率水平的理想目标。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需要多久才能实现？从严控型生育政策目标的实现周期来看，若分别以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作为起点，以1998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了10‰以下作为节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花费了近40年的时间。均衡型人口可以看作是在适度人口规模条件下的静止人口。因为就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而言，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保持不变，任何一个人口长期发展下去将会形成一个稳定人口：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与初始人口的年龄结构无关，因而可以摆脱惯性、克服任何结构性缺陷；但由于其具有增者恒增、减者恒减的特性，稳定人口的规模将在保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持续增加或减少；因而只有静止人口才可能兼顾规模与结构。然而，确定适度人口规模是一个难题，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人口大国，人口规模多少才算适度至今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稳定人口的实现则通常需要两到三代人的时间。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未来人口规模的减少以及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宽松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应该是一个渐进实现的过程。虽然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预示着，这一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然而，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已超过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是移风易俗人们生育观念的已然转变，这些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工作的显著效果，是我们努力要实现的境界，也是我们应该深感欣慰并为之自豪的成就。考虑目前的政策环境，我们需要做出的抉择是：应该加强，还是减弱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生育的影响？可以看到，中国人口不管是以往的惯性增长，还是今后的负惯性缩减，一定程度上都须归因于对于人口发展的失控或严控。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一代人的牺牲已经实现了原有政策目标的基础上，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的直接干预宜缓不宜急，宜弱不宜强，应该意识到结构问题的减弱和消除是长期的，均衡人口的实现也是长期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工作的重点需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通过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润物细无声地使人们安心、安全生育，保障现有政策的顺利实施，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中国环境管理政策 篇4

2005年，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146个国家中位居第133位。这一数据说明我国在环境的可持续性 发展 和管理方面相当薄弱。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 我国在水资源利用、空气污染、酸雨和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资源和废弃物管理、环境治理等方面都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根据价值 规律 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来调节或 影响 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从而实现经济 社会 发展与 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本项 研究 中，对环境经济政策的 分析 主要包括环境财政(投入)政策、环境收费与价格政策、税收政策、金融(信贷、保险)政策等(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在我国具体实施情况详见表1)。环境经济政策具有经济激励约束、筹集资金、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等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经济政策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

(一)财政政策。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和经济问题。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基础，环境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是经济学意义上典型的“共有资源”。共有资源具有明显的“无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无排他性”是指不可能排除那些不掏钱的人享受某种物品或服务的好处，即“搭便车”，从而导致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非竞争性”是指某一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影响该物品另一消费者的消费状况，即该物品提供给额外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环境保护与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环境保护与治理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往往难以进行，需要政府制定法规强制社会和 企业 施行，利用经济手段引导经济主体减少环境污染，实施污染治理。

财政投入是十分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环境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直接投资、财政补贴、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环境性因素的财政转移支付等。

1.预算支出政策。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直接投资主要是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十五”期间，财政部门按照“统筹兼顾、量入为出、确保重点”的方针和“分清政府和企业职责，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原则，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2001—2005年，中央财政对环境保护累计投入1100多亿元。

(1)逐年增加环保事业费，切实保障环保部门履行职能。“十五”期间，中央财政通过部门预算累计安排环保事业费10.6亿元，年均增长25.3%。除保障国家环保总局行政和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外，还重点支持国家环保总局开展环境监测、环保执法、环境标准制(修)订、环境与核应急处置系统建设、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联合执法检查和调查等专项工作。

(2)不断增加中央环保专项资金投入，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十五”期间，中央财政除继续安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外，还新设立了中西部地区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集约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以及排污费补助等专项资金。资金总额从2001年的0.3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9.3亿元，累计安排专项支出14.5亿元，不仅有力地保障了专项工作的顺利实施，也带动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参与环境保护。

(3)通过国债资金支持了一批重点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项目。“九五”后三年，在中央财政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中，有460亿元用于环境保护。因此1998年以后，环保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才有了较大的增幅。“十五”期间，中央财政通过国债资金，直接安排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方面的支出累计达1083亿元，主要用于京津风沙源治理、西部中心城市环保设施建设、“三河三湖”污染防治、污水、垃圾产业化及中水回用、北京环境污染治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项目。

2005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388.0亿元(比上年增加25.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289.7亿元(比上年增加13.0%)，工业 污染源治理投资458.2亿元(比上年增加48.7%)，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640.1亿元(比上年增加39.0%)。

近年来的环境预算项目支出主要包括：“三河三湖”、渤海等重点流域及海域水污染防治工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库区及影响区的城镇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及危险废物以及火电厂二氧化硫污染治理，南水北调及治污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和长江中下游重点防护林、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等工程，风沙源和水土流失治理，农村 面源污染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等。

总体来看，我国用于环境投资的公共资金相当有限，目前全国环保总投资仅为gdp的1.3%，这其中还包括企业投资、民间个人投资以及其他资金，真正的财政资金不到gdp的1%。尽管近年来环保投资不断增加，但远远不能满足治理环境的需要。国际上一般国家用于环保的支出约占当期gdp的1.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对环保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0.5%～0.7%之间，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2.政府采购政策。政府采购是以政府为主体、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采购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采购”。政府采购的这种特征决定了政府采购必须一切从社会公众的利益出发，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政府采购的性质决定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法规、政策达成更多的目标。实际上，世界各国政府采购都有明显的“绿色”特征，都有特定的节能与环保 法律 与政策规定。美国联邦政府以美国环境保护局的“全面性采购指导纲要”为主，规定政府采购必须贯彻节能环保政策和体现节能环保要求。联邦环境管理者对总统第13101号行政命令实施情况的监督也包括了节能与环境保护符合性评估。日本国会颁布《绿色采购法》，规定政府机关可以采用第三方认证体系或绿色产品信息系统作为绿色产品的 参考 依据。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政府采购节能与环保产品的法律与政策规定。

200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但是我国至今却尚未颁布《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相关的配套制度和管理办法也制定得较少，且缺乏统一标准。政府采购对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2004年底财政部与国家发改委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成为我国第一个政府采购促进节能与环保的具体政策规定。这一政策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环保采购标准，例如青岛市财政局和市环保局2005年12月27日发布了第一批《绿色采购环保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从有关职能部门认定的环保产品中筛选确定了该市第一批政府绿色采购环保产品清单。

3.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转移支付制度在生态补偿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着生态环境问题，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不断加大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援助，着力建立长效机制，把生态建设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结合起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牧民收入。1997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支付比例关系为100：54：57，2002年这一比例缩小为100：56：67。通过转移支付，西部地区的财力大大增强，增强了地方环保事业投入的能力。

4.设立环境整治与保护补助的专项资金。近年来，中央政府增加了环境整治与保护的专项资金，省级财政也设立了相应的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有关的专项资金。以浙江省为例，2000～2003年省级财政安排总数为17亿元的专项资金，涉及与生态建设有关的有“生态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生态公益林建设”、“万里清水河道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城镇建设”、“下山脱贫与帮扶致富”、“碧海建设”、“绿色文化建设”、“ 科技 支持与管理决策建设”等9大工程的23个类目，大大改善了浙江省的生态环境状况。

5.推行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试点工作。2001年，财政部与有关部门就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补助范围和标准、资金拨付方式、中央与地方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调研，并于11月启动了试点工作。这项试点覆盖了全国11个省685个县，共2亿亩林地，2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拨付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10亿元。2002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10亿元，支持11个试点省区加强对重点防护林与特种用途林的管理和保护。

6.财政补贴(贴息)政策。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通过财政补贴对相关企业予以支持。美国国家环保局从1978年开始对设置资源回收系统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根据不同的情况，补贴量为10%～90%；德国对于兴建环保设施也给予财政补贴，其补贴数额相当于投资费用的一个百分点，对建造节能设施所耗费用，按其费用的25%给予补贴；日本政府在《废弃物处理与清洁法》中规定，修建废弃物处理设施要从国库中提供部分财政补贴；仅在1984年，法国对清洁工艺投资约为5亿法郎，其后，提供的补贴数额逐年增加。

我国对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与治污的企业财政补贴仅限于少数几项间接补贴，如利润不上缴、减免税收、先征后返等，但对相关企业的鼓励与支持效果甚微。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照顾，例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目前 应用 广泛的补贴主要有对治污项目的补贴、对生态建设项目的补贴、对清洁生产项目的补贴、对环境科研的补贴、对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的补贴等。

中国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一定程度上还只是“问题”导向的应急投资。从总体上看，国家环境财政政策缺少连续性，效率不高，无法保障公共利益。

(二)环境税收政策。

1.我国环境税收政策沿革及现状。我国目前没有开征专门以环保为目的的税种，但在税制中采取了不少鼓励环保的税收措施，有些税种的开征也对环保具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意义。与环保有关的税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它们对保护资源和环境有着直接的意义；二是有些税种，如消费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虽不直接或并不完全针对环境保护，但对促进环境保护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有利于环保的各种税收措施主要反映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中。此外，消费税和一些地方性税种中都有所体现。

(1)增值税。涉及环保的增值税措施主要体现在与环保有关的诸多优惠政策之中，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鼓励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优惠措施，主要有：①对企业利用废液(渣)生产的黄金、白银，免征增值税(财税字[1995]44号、财税[1996]120号)。②对企业生产的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矸石、石煤、粉煤灰、烧煤锅炉的炉底渣(不包括高炉水渣)的建材产品(包括商品混凝土)，免征增值税，其掺兑比例既可以按重量 计算，也可以按体积计算(国税函[2003]1151号、财税字[1995]44号、财税字[1996]20号)。③对利用煤矸石、煤泥、石煤、油母页岩生产的电力，且煤矸石、煤泥、石煤、油母页岩用量(重量)占发电燃料的比重达到60%以上(含60%)的，减半征收增值税(财税[2004]25号、财税[2001]198号)。④对企业以林区“三剩物”和“次小薪材”为原料生产加工的国家列举的综合利用产品，在2005年12月31日之前由税务部门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办法(财税[2001]72号，此文件已废止)。⑤从2001年1月1日起，对利用煤炭生产过程中伴生的油母页岩生产加工的页岩油及其他产品，在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废旧沥青混凝土生产的再生产沥青混凝土，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产的电力且城市生活垃圾用量(重量)占发电燃料的比重达到80%以上(含80%)以及在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矸石、石煤、粉煤灰、烧煤锅炉的炉底渣(不包括高炉水渣)及其他废渣生产的水泥，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财税[2004]25号、财税[2001]198号)。⑥对生产原料中粉煤灰和其他废渣掺兑量在30%以上的水泥熟料，实行“即征即退”办法(国税函[2003)1164号)。⑦对燃煤电厂烟气脱硫副产品(包括：二水硫酸钙含量不低于85%的石膏；浓度不低于15%的硫酸；总氮含量不低于18%的硫酸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财税[2004]25号)。

二是促进废旧物资回收的优惠措施。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原来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70%的优惠政策，从2001年5月1日起，改为销售收购的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而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生产企业，购买废旧物资允许按普通发票注明金额的10%计算增值税抵扣进项税额(财税[2001]78号)。

三是鼓励清洁能源和环保产品的优惠措施。对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和列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新型墙体材料目录》(见表2)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包括非黏土砖、建筑砌块、建筑板材14类共23种产品，实行增值税减半征收。其中，西部地区企业生产销售“优惠目录”中的建筑砌块和建筑板材产品，即使达不到“目录”限定的生产规模要求的，在2005年12月31日之前也可享受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财税[2001]198号、财税[2004]25号)。

四是污水处理的优惠措施。自2001年7月1日起，对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自来水厂(公司)随水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免征增值税(财税[2001]97号)。

(2)营业税。营业税中与环保有关的税收政策不多，对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及其相关的技术培训收入免征营业税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环保意义(《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7条第5款)。

(3)消费税。消费税选择烟、小汽车、摩托车、鞭炮焰火、轮胎等为消费税征税品目，体现了国家的环保政策，收到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曾规定企业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限值标准(相当于欧ⅱ标准)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财税[2000]26号)，自2004年7月1日起低污染排放限值标准提高到相当于欧洲ⅲ标准(财税[2003]266号)，但由于“小汽车欧洲ⅲ号排放标准正在制定中，符合欧洲ⅲ号排放标准的车用油品质量尚未解决”，目前此项政策已暂缓执行(财税[2004]142号)。此外，调高含铅汽油税率(额)，即从1999年1月1日起，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由0.2元／升提高到0.28元／升(财税[1998]163号)，对“汽车轮胎”税目中的子午线轮胎免征消费税，对翻新轮胎停止征收消费税(财税[2000]145号)等政策都有利于环保。

从2006年4月1日起，调整现行消费税税目、税率等相关政策，提高了大排量和高耗能小轿车、越野车的消费税税率，对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纳入消费税税目，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4)所得税。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我国出台了一些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所得税专项政策。主要有：

一是企业利用“三废”免税政策。规定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5年内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财税[1994]1号)，具体包括：①企业在原设计规定的产品以外，综合利用本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在《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内的资源作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的所得，自生产经营之日起，免征所得税5年；②企业利用本企业外的大宗煤矸石、炉渣、粉煤灰作主要原料，生产建材产品的所得，自生产经营之日起，免征所得税5年；③为处理利用其他企业废弃的，在《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内的资源而新办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1年。

二是淘汰消耗臭氧层生产线企业所获得的“议定书”多边基金的赠款免税政策。为顺利履行“议定书”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义务和要求，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凡经国家环保总局通过招标确定需要淘汰消耗臭氧层生产线企业所获得的“议定书”多边基金的赠款，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可视为有指定用途的基金，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国税函[2000]228号)。

三是对专门生产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的免税政策。规定对专门生产《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内设备(产品)的企业(分厂、车间)，在符合独立核算、能独立计算盈亏的条件下，其净收入在30万元(含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超过30万元的部分，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国经贸资源[2000]159号、国经贸资源[2002]23号)。

四是对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实行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政策。规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凡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第一批)中的国产设备，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字[1999]290号)的规定，享受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并可实行加速折旧办法。

五是公益性捐赠扣除。原规定对纳税人向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捐赠，可纳入公益救济性捐赠范围，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捐赠额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13%的部分，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捐赠额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允许在税前扣除(国税函[2003]762号)。但自2004年1月1日起，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金额扣除(财税[2004]172号)。

六是对从事污水、垃圾处理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认定为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优惠(国税函[2003]388号)。

七是外国企业为 科学 研究、开发能源、发展 交通 事业、农林牧生产以及开发重要技术提供专有技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减按百分之十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或者条件优惠的，可以免征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其中与环保有关的可以享受优惠的技术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①改良土壤、草地，开发荒山，以及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②培育动植物新品种和生产高效低毒农药的技术；③对农、林、牧、渔业进行科学生产管理，保持生态平衡，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等方面的技术；④在节约能源和防治环境污染方面提供的专有技术；⑤煤的液化、气化及综合利用技术。

此外，对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

中国环境管理政策 篇5

1.法律部分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7年通过，2007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年颁布，2009年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法规、政策性文件部分

1)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财政奖励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2010年10月19日）

2)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2010年8月9日）

3)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需求及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2010年6月29日）

4)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0年6月3日）

5)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意见的通知（2010年4月2日）；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2009年全国建设领域节能减排专项监督检查建筑节能检查的通报（2010年3月30日）；

7)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2010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要点》的通知（2010年3月18日）；

8)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2010年3月14日）；

9)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2010年重点工作的通知（2010年2月10日）；

10)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供热计量改革工作的意见（2010年2月2日）；

1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2009年12月31日）；

1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2009年12月1日）；

1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节能监管系统建设技术导则》及有关管理办法的通知（2009年10月15日）；

14)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关于召开“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的通知（2009年10月9日）；

1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关于印发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的通知（2009年9月22日）；

16)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9年9月19日）；

1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2009年7月19日）；

18)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示范实施方案》的通知（2009年7月6日）；

19)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贯彻实施《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的通知（2008年12月4日）；

20)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系统深入开展节能行动和进一步加强节油节电、节能减排工作的通知（2008年11月7日）；

21)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水路交通节能中长期规划纲要的通知（2008年09月23日）；

22)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法制办关于贯彻实施《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的通知（2008年9月16日）；

2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2008年建设领域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意见（2008年9月5日）；

24)公共机构节能条例（2008年8月1日）；

25)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节油节电工作的通知（2008年8月1日）；

2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8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2008年7月15日）；

27)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的通知（2008年6月10日）；

28)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2008年5月21日）；

29)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建设管理与技术导则(试行)》的通知（2008年5月13日）；

30)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7年全国建设领域节能减排专项监督检查建筑节能工作检查报告》的通知（2008年4月14日）；

31）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高效照明产品推广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07年12月28日）；

32）财政部关于印发《北方采暖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07年12月20日）；

33)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07年10月24日）；

34)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2007年10月23日）；

35)国务院关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2007年8月26日）；

36)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印发煤炭工业节能减排工作意见的通知（2007年7月3日）；

37)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部关于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的实施方案》的通知（2007年6月26日）；

38)商务部关于开展“零售业节能行动”的通知（2007年6月4日）；

39)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通知（2007年6月3日）；

4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2007年6月1日）；

41)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2007年5月23日）；

42)建设部科学技术司关于印发《建设部科技司2007年工作要点》的通知（2007年3月30日）；

43)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2006年9月15日）；

44)建设部科学技术司关于发布“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建筑节能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三个重大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2006年9月13日）；

45)建设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实施意见（2006年8月25日）；

46)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2006年8月6日）；

4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等关于印发“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2006年7月25日）；

48)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一五”城市绿色照明工程规划纲要》的通知（2006年7月4日）；

49)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2006年4月7日）；

5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年3月14日）；

5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等关于加强政府机构节约资源工作的通知（2006年2月14日）；

5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2005年7月8日）；

53)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6月27日）；

54)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促进节约用电工作的意见（2004年11月23日）；

55)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的通知（2004年11月10日）；

5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2004年4月1日）；

57)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2001年10月12日）；

58)国家经贸委关于印发《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的通知（2001年10月10日）；

59)国家经贸委、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绿色照明工程”的意见（2000年3月16日）。

中国环境管理政策 篇6

【文件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政策性业务单独核算事宜的批复

(保监财会〔2006〕35号)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政策性农险业务单独核算的请示》（安农保字〔2005〕124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应当对政策性保险业务和非政策性保险业务分设账套，单独核算。

二、在单独核算的基础上，你公司的政策性保险业务可以免缴保险保障基金，但你公司的非政策性保险业务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三、你公司应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及时、足额提取各项责任准备金，提取的标准按照《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保监会令〔2004〕13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中国环境管理政策 篇7

“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是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新闻媒体、书刊杂志、政府文件上出现频率较高的术语。公共政策作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 往往是名词概念出现在前, 真正的研究、实践在后。虽然“公共政策”一词在人们口头上和书面中已经使用了一些年, 但是在中国真正的公共政策研究才刚刚起步, 就连有关公共政策的学科定位和自身概念在学界还存在着模糊认识;至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这些具体的环节上, 学者们的争议则更多。

近些年,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关于“公共政策”, 有哪些人在研究?都说了些什么?主要采用哪些方法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从而探寻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方向。

2 样本来源及指标设计

2.1 样本来源

本文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评述选取的刊物是《中国行政管理》, 选取的时间段为2004—2009年。剔除了非学术性的书评、会议综述等文章后, 最后所获得的总样本量为70篇。需要说明的是, 样本的选择标准是论文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取向或问题取向, 即主要从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判断是否符合样本要求而非标题中有“公共政策”字样。

《中国行政管理》是目前我国行政 (公共) 管理学科唯一大型综合性权威学术月刊。其理论成果反映了目前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较高水平, 从中我们可以对中国目前公共政策研究的现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2.2 指标设计

基于评估的需要, 本次评估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 包括:

(1) 论文发表年份。分析在不同的年份, 研究在数量上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2) 作者单位 (1) 与学术地位。分析哪些人在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我们将作者单位分为高等院校、行政学院、研究所/学会、党校/团委、其他或未标明五类;学术地位则划分为博士研究生、讲师、副教授 (副研究员) 、教授 (研究员) 、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五个层次。

(3) 资金支持。四个层次为:国家级社科或自然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高校或研究中心基金和无资金支持。

(4) 研究主题。我们将研究主题划分为基础理论、具体政策分析 (或政策选择) 、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过程、价值取向和其他。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 具体的分类标准在分析样本时还会进一步阐明。

(5) 研究方法。参照陈辉在《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中的分类方法, 把研究方法分为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非经验研究三类。

(6) 研究阶段。根据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实际状况, 本次评估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识别和变量分析四个阶段。

3 样本的分析

3.1 论文的发表年份

《中国行政管理》每年刊登的论文有近四百篇。这些文章涉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 而核心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从2006年的9篇到2009年的15篇, 呈稳步上升的状态。可见近年来“公共政策”的确是一个高频词汇, 也反映出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政策,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进行学术研究。

3.2 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

从图1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所处的机构部门比较集中。多达75.7%的研究人员来自高等院校, 这表明高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阵地。

从表1中可以看出, 多达32.8%的作者“未标明或无学术地位”, 而研究者中教授最多, 所占比例为28.6%, 其次是副教授。这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研究者是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同时, 讲师和博士研究生也达到了一定的比例, 这说明不少年轻的研究者正把目光投向公共政策领域。

3.3 资金支持

表2显示, 多达71.4%的研究都没有资金支持。获国家级社科或自然基金资助的研究论文有12篇, 占17.1%。获省、市级政府基金资助的研究占8.6%。样本中仅出现了2篇高校和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 且均见于2009年。这些都反映出资金来源单一且支持力度不够。

3.4 研究主题

有些研究主题不是很容易区分, 在此详细地说明分类标准。基础理论研究是指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特性和利益需求结构, 研究现代政府治理与政策系统的关系等。具体的政策分析是指基于具体问题 (如公共物品、产权、城镇化、NGO等) 进行的研究。政策制定既包括宏观政策的制定, 也包括具体政策的制定。政策执行是指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的研究。这里归为政策过程这一类别的文章, 其主题是宽泛地研究政策过程。研究主题涉及价值目标、公众认同等方面的, 姑且以价值取向来概括。

从图2中, 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具体问题而进行的公共政策研究最多, 占27.2%, 可见现阶段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是带有相当程度的问题导向性的。然后是政策过程, 占17.1%。另一方面, 样本中有3篇文章的标题直接提及“中国转型时期”, 不少文章在行文中也提到, 可见学者们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正在努力立足于我国国情, 以期更好的发展。

3.5 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是通过观察、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焦点团体讨论等方法来发现第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结果或理论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是运用统计技术考察“量”的规律性, 从而把握事物性质的研究方法。

如表3所示, 既非质化研究又非量化研究的非经验研究达到了81.4%。这些论文通常都按照概念界定、提出问题、分析对策这样的三段式结构来撰写, 研究方法滞后, 缺乏创新。

3.6 研究阶段

表4反映出, 在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中, 82.9%处于问题描述阶段, 这说明大部分公共政策研究仍处在研究的初始阶段, 重复进行着低水平的研究, 缺乏深度的挖掘。

4结论与启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 近6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研究者覆盖范围、涉及的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表面的繁荣无法掩盖内在的危机:理论体系缺乏创新;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方法亟待改进;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映在上面针对性的统计分析中, 表现为:概念化的研究停留在问题描述阶段;研究方法滞后单一导致知识的积累性不强;重复型研究众多, 缺乏影响力;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等。

以上种种问题,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公共政策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其生命力在于要回答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目前, 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对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理论进行介绍的层面, 还未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单一滞后。大多数研究者完全是埋头做研究, 采用的绝大多数是非经验主义的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但当此研究方法比重过高且流于形式时, 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会局限在基础理论层面。由于缺乏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机结合, 导致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结构性失衡, 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 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矛盾: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理论、轻实践, 大多进行“不出门”的研究;而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又重视实践经验、轻视理论的作用。这就造成我国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 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应用率和采纳率低。

因此, 首先我们要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 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从研究者集中在高校而鲜少有社会组织研究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其次, 研究者需要改进研究方法, 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研究水平。我们需要的不是只停留在概念界定、问题描述阶段的重复研究。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与其研究方法息息相关, 我们需要通过摸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再次, 还要重视公共政策学科建设, 加大研究基金的扶持力度, 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带着面对问题的勇气去反思已做的研究, 虽然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目前的环境下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但是政策研究多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是大势所趋, 绝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张金马.公共政策:学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0 (1) :7.

[2]丘昌泰.公共政策:当代政策科学理论之研究[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7:1-2, 35-49.

[3]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J].公共管理研究, 2007 (5) :21.

中国环境管理政策 篇8

一群活跃在中国政治最高层的文章大家,拟大国之策,破世界之局,他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为政府制国策,为苍生解悬疑。他们是中国高层文胆,目光如电洞明世事幽微,文思缜密谋划家国天下。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

据海外媒体透露,2005年7、8月间,美军战略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研究了中国军队在21世纪的战略走向,并写出了评估报告。报告说,21世纪中美之间是否会因为台湾宣布独立导致双方以战争形式摊牌的问题,是美国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美国认为,布什政府新的国家战略正向周边及中亚地区拓展,并以战争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如战略延续中断,美国利益受损;如战略部署不变,风险与危机并存。

报告说,为保障布什政府新战略的顺利实施,美国应积极应对中国的崛起,不能让大中华经济圈在亚洲占主导位置,要在大中华力量还来不及集结统一的时候,用发动战争的方法从战略上给中国以毁灭性打击。报告还称,要随时把中国国防力量牵制到与台湾进行军备竞赛上,防止中国将有限的国防力量重点用在与美国的战略均衡上;同时密切关注中国军方战略思想的转变,阻止解放军向现代化跨越的速度。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

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像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

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

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

我自己感觉有三点:

第一点,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它的干部制度,它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它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

因此,第一,它不犯错误,第二,它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它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

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圍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像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9 ·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

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

第二点,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

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随便烧的话,你再去焚烧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点,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

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

这样的民族,它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它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