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监管体制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通用8篇）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 篇1

分析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一、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概述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金融监管的职责和权利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其要解决的是由谁来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按照何种方式进行监管以及由谁来对监管效果负责和如何负责的问题。由于历史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各国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金融监管是指一国金融监管当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对金融业的经营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目前,世界各国及地区的金融监管体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为适应金融业的发展,我国政府一直在摸索符合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即所谓的“一行三会”)为主的金融业分立监管体制,并建立了银、证、保三方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国务院是金融监管的主体,它和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金融监管部门在国务院的授权下发挥监管的职能,发挥着核心作用。2003年10月,经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保留了中国人民银行为履行其央行职责所必要的金融监管权力。至此,形成了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目前,我国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并依据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银行业监管法的规定实施具体的金融监管。从体制上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应属于“一元多头”,即金融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金融主管机关和相关机关分别履行金融监管职能,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及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审计机关、税务机关等分别履行部分国家职能。在这种分业监管体制中,中国人民银行处于核心地位,是全国金融业的最高主管机关,它不仅负责银行业和信托业的监管,还要从宏观上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予以指导,以保证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银监会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证监会作为国务院证券监督机构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保监会负责对全国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的统一监管。同时,我国法律还规定有有金融业的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作为辅助监管。自律监管包括金融机构自我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社会监管主要是指中介机构的监管。

三、现在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的协调性不够

监管协调性差是分业监管体制的固有弊端,加之我国特有的行政体制和行政文化,导致三家监管部门之间以及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等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大,效果差。这些部门均为独立的正部级单位,自成系统,各司其职,条块分割,易形成部门利益,造成监管真空和磨擦,给跨业违规以可乘之机。此外,当发现问题时,由谁牵头,由谁做出最终决定等,都有一定难度。随着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将更为突出,并严重影响监管效率的提高。

(二)监管目标不够明确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宏观目标,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较为具体,突出强调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

(三)没有形成统一规范、连续和系统性的监管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是行政监管,并且在具体的运作中大多数是一次性的、分散的和孤立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全方位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金融监管体系,缺乏早期预警和早期控制,往往是忙于事后救火。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结合效率不高。信息的不对称,没有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信息库和信息网络,缺乏金融监管体系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分析系统,社会中介机构会计审计等社会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市场约束力薄弱,金融监管信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四)金融业开放缺乏整体战略,单纯的分业监管无法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首先,我国实行“一行三会”模式下的分业监管体制,在该体制下,以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为主,与其他一些监管部门如主要管理国债市场的财政部、管理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管理外汇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一起.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共同实现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完全有效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仍需加强的情况下,行业监管区隔和多头监管的并存,往往导致金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的难以避免,在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中尤其如此。其次,在金融机构产权监护人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作用相对薄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内控机制难以形成,金融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要求未能转化为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需求,从而使金融监管部门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提高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

中国环境监管体制 篇2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金融业日益融入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潮流,金融经济瞬息万变,给中国传统的分业金融监管模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一、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分析

(一)中国金融监管发展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伴着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深入,逐步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回顾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1、1985-1992年,中央银行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初始阶段

这一阶段是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初期,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金融。该时期人民银行的工作重心是放在改革和完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上,对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工作研究不多,重视不够。金融监管的作用发挥不是很理想。

2、1993-1994年偏重于整顿式、合规性监管的阶段

这一阶段以1993年中央银行提出整顿金融秩序、进一步发挥中央银行的监管作用为契机,针对当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地盲目扩张投资、竞相攀比发展速度,乱集资、乱拆借、用信贷资金炒房地产、炒股票及银行信贷资金体外循环的现象,强调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要转变职能,由过去侧重于管资金、分规模,转变到加强金融监管上来。1994年,各级人民银行按照中央指示,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严肃查处了一批越权批设金融机构、擅自提高利率、非法开办外汇期货市场及个别地方出现的非法集资等问题。这一阶段的监管方式主要是整顿式、运动式,监管内容以合规性为主。

3、1995-1997年,金融监管进入有法可依阶段

1994、1995年是我国金融法制建设大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国先后颁布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金融监管法规,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金融法律。我国金融监管开始走上依法监管的轨道。

4、1997年至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阶段

这一时期,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成立,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承担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银行与其所办的信托、证券业务相继脱钩。1999年,人民银行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了省级分行、建立了9个跨省区分行,中央银行依法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的独立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银监会,依法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以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形成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明确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的有关规定,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分立金融监管格局。我国现行金融监管组织机构除财政部、审计署等政府监管部门以外,主要由国务院派驻各金融机构监事会、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负责专门监管,直属国务院领导。其中,银监会负责监管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农村信用社等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负责监管证券公司,保监会负责监管政策性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主要负责制定并保证货币政策的执行,加强宏观调控。

二、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存在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现代化金融体系,金融结构趋于复杂,金融机构的业务边界逐渐模糊,分业多边监管的机构模式的有效前提受到挑战。

(一)从国内看,混业经营的现实要求已经使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发生变化

1、银行、证券、保险业具体业务的日益混合与渗透使分业监管的难度加大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商业银行可以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资基金托管、代理证券业务、代理保险业务等。这些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密切相关,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同时,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此外,在保险业方面,新的险种不断涌现,诸如投资连结保险、养老金分红保险等。这些保险业务,既具有投资功能,又具有储蓄功能。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业务的趋同性和可替代性,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

2、金融控股公司热潮的兴起,使分业监管的难度加大

目前,国内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的金融机构或非金融企业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以控股公司形式同时控股或参股多家金融机构,比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都同时拥有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平安集团旗下既有保险机构,也有证券、信托和银行机构。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与境外机构合资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又返回境内开展业务,比如中国建设银行与摩根斯坦利合资成立了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银行在香港都有从事存贷款以外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其中一些已经或计划在境内开办相应业务。三是由非金融企业同时控股多家金融机构,如青岛海尔集团、首创集团、上海国际集团、云南红塔集团等均在构建同时经营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的金融控股公司。四是境外多元化金融集团在境内不同金融机构中参股,形成境内多元化经营的格局,如花旗集团、荷兰国际集团等都在境内既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又参股保险公司,或与证券公司合资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业务关联非常密切,其横跨多个金融领域的现实已经决定了这种多元化金融机构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表明我国金融业的业务范围已开始从分业向综合领域渗透。在这种趋势下,传统分业监管模式也就必定面临新的挑战。

(二)从外部环境看,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使我国监管模式面临挑战

随着中国加入WTO,大量外资金融机构将进入我国。而外资金融机构多实行混业经营,一些银行集团的商业银行业务、证券业务虽然是两块牌子或两家机构,但同属一个集团,可以互通信息、人员,调拨资金,这使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其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如何将过去较少受官方监督的外资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纳入自己的监管范围。

(三)混业经营趋势使得我国现行分业监管体制所隐含的问题日益突出

第一,分业监管使得各监管部门自成体系,缺乏一套监管联动协调机制,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使被监管对象有可乘之机,产生分业监管与跨行业违规经营的矛盾;第二,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第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尚未理顺,同一级别的监管机构之间职权划分不明,监管合力不强,过于重视政府监管,对行业自律和社会外部监管重视不够。第四,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各监管者很难且往往忽视全面掌握经营多种业务的金融机构风险状况,整个监管当局也缺乏对金融体系整体风险的把握。

三、建立新型监管体制,实现功能性金融监管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混业经营已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随着我国加入WTO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也是大势所趋。金融业要实行混业经营,就必须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加以改革,以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取代传统的机构监管体制。

为适应功能性金融监管的要求,我国可尝试设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实行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监管,将金融监管权统一起来,为我国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提供有力的保障。

其总体思路是:组建一个新的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监管的权威机构,直属于国务院管理,全面执行对金融各业的监管职能。人民银行则不再涉足金融监管领域,专门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运用金融手段实施宏观调控。监管委员会下设四个局,分别实施对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业务的监管。另设一个独立的调查与惩戒委员会,专门负责对金融监管执行过程中的合法性、合规性检查,并受理外界投诉,防止和惩治监管腐败,保证监管效率。

这样一种全新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如下优点:首先,成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委员会,可以克服原来分业监管体制下多家监管部门各自为政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其次,新的监管体制既能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实施监管,又能通过其属下的各局对金融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分项实施专业化的监管,从而可实现整体监管与局部监管的并重。从而构造一个国家金融管理局领导下的多层次、有分工的金融监管体系。第三,调查与惩戒委员会的建立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是(下转第158页)(上接第114页)我国金融监管走上合法性、合规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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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 篇3

【摘 要】 金融，逐渐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但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金融--这把双刃剑也不曾让我们忘却它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苦难。要利用好金融这个经济催化剂，应当对其进行严格而谨慎的监管。唯有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国民经济才能稳定健康地发展。笔者拟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结合国际上各国立法类型，综合分析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以及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金融监管体制完善

Abstract ： Finance，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core of modern market economy， a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ut， finance-the rapier will not leave us forget the disaster it brought with to human kind while the economy are drastically promoting. To realize the finance of accelerated， it should be regulated strictly and seriously. Only a favorable financial order could be constructed， could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 steadily. The author plans to analyze the flaws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involved in finance regulation system of china， with considering the legislative type exists in the world in a historical angle.

Keywords ： Finance ；Regulation； InstitutionImprovement

1. 金融危机带来的关于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思考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危机，是指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多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倒闭相关联的金融市场的动荡。在给金融危机一个确切定义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采用了格德史密斯（R.W.Goldsminth）19821年的定义，即“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加个、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背后隐藏的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失业率长期低下的不到解决，国民经济泡沫严重，资本投机盛行等隐患，加之金融监管体制的真空，这些隐患在投机热的推动下，最终通过资本市场爆发。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金融市场，并进而使得多个国家的经济趋近崩溃。从2008年秋季二十国集团美国华盛顿金融峰会到2009年英国伦敦和美国匹兹堡金融峰会，如何“治未病”避免金融危机重演成为与会领导人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

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利用行政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规则和约束，促使金融市场依法文件运行的一系列行为总称。金融监管的目标是构建稳定、健全的金融体系，从而保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保护金融活动参与者的利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金融监管体制的形成和金融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正因为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存在着其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市场监管才油然而生；金融监管也是如此，正是因为金融业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的存在，所以金融监管也必然应该随着金融业的深化和扩展而变迁、深化、发展。

金融监管制度的形成和银行业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并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变迁、业务的发展和职能的完善而不断发展。政府对银行业和金融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方式就是设置一个专门的机构执行监管职能。这一专门机构主要是中央银行，有些国家专门设置金融监管委员会。由于金融监管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政策性较强，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委员会就必然要依据政府的意图来制定一系列金融政策和监管法律制度。同时，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和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监管实践的需要，又不断推动着金融监管制度的调整和完善。

2.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

2.1行政气息浓厚

我国的封建时代是世界上最长、最深刻的之一，封建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虽然经历了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事实是，我们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被推翻的只是封建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残余并未彻底消灭。自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开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了中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企业的市场独立地位逐渐得到确立，企业财产权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取得了跨世纪的成就，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趋势；但是旧体制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股份制改革后的国企仍然是国家一股独大，在董事会、监事会上仍然是由国家授权的机构拍案决策，绝大多数中小股东根本不能充分行使其重大事项决策参与权，因此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体现的其实并不是绝大多数股东的一致，而是国家一个股东的意志，实际上是政府部门的意志，行政性与经营性界限模糊，不少地区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成为了政府标榜业绩的大靠山。我国这种政企不分、行政性浓厚的不正常观念是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是受当时的高度集权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影响，其中不仅是受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影响的产物，而且是受“官工”、“官商”、“官农”不分等封建主义经济思想影响的结果。北京大学法律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攀教授在《金融法的“四色定理”》中论述了金融法制的四种主要影响因素：政府、市场、单位、个人。所以，这种根深蒂固，覆盖面遍及以上四种因素的封建残余思想会一直阻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以及作用的发挥，所以，在此，笔者把它谓之为贯穿历史的监管的弊端。

2.2分业监管的弊端

在2007年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对外资实行全面开放，尽管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受到中国法律的限制，也必须分业经营，但多数外资银行的母行实行的是混业经营，与实行分业经营的中资银行相比具有先天的优势，这对于只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某一领域的国内金融机构来说，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带来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因此，许多中资金融机构不得不谋求自身结构的调整，在行业间进行股权交叉等事实上的混业经营，突出表现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同时，多头决策、多头监管模式还会加剧各部门在设计宏观经济调控的货币政策制定、银行业改革、股权分配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与正义，增加了政策协调的复杂性，这就会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降低了决策效率和执行效果，损害政府公信力。如果不及时对现行的监管体制进行调整，还可能形成交叉监管、重复监管以及监管的空白地带和灰色地带，加剧金融业本身所带来的风险性。因此，如何在混业监管经验不足和分业监管的与时局不符之间谋求一个黄金分割点，是目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将会加大金融业的高危性。

2.3监管真空以及不协调

首先，随着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加深，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衍生品创新不断，金融机构业务的交叉不断增多，再加上混业经营的事实存在，专门的分业监管模式的监管效率日益低下，监管体制的设置不合理造成的部门监管界限不明确、含糊，甚至存在广阔的真空领域。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是按照行业领域进行的监管部门的划分，但是，随着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增强，为了能够适应国际竞争，我国已经出现了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所谓金融控股公司，按照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和保险联合会的定义，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框架内，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无论在法律还是实际层面上都具备其可行性。虽然我国采取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但是，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并没有禁止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虽然规定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之间互相不能持股，但是并没有禁止这些机构拥有共同的大股东。从1999年开始，金融管理部门陆续出台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同业市场管理规定》、《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业务管理规定》，为不同行业背景的金融企业彼此进入对方业务创造了条件，也为金融控股公司在分业经营框架下进行混业经营提供了政策依据。尤其是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交叉金融业务的监督和管理上，“三驾马车”分别对领域内的金融活动进行监管，设定不同的监管目标和监管标准，同一机构涉及不同的业务则需要向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业务审批，重复监管的现象凸显。

其次，在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中，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措施相对金融业的发展程度，是非常缺乏的，监管措施的不完善，对于本身就属于高风险行业的金融活动来说，犹如没有交通指示灯的十字路口，隐患越发加深，风险概率增高；同时由于相应协调措施的缺乏，也导致了部门间协调监管的成本增加。在笔者分析，中国的金融风险措施漏洞，主要是监管力度不均衡，监管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标准。我国的金融监管侧重事前审批程序，注重合规性审查，但是对于事后，特别是事中的风险监测管理力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监管机制；对国有控股银行的监管严密，但是对其他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测和风险控制都显得极其娇弱；重外资、轻中资，且对金融金钩的日常经营过冬的风险监测管理尚未形成一套较为全面的体制，由此，则较容易造成风险极易集中在部分环节，对于脆弱的监管体制来讲，这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2.4中国金融监管法制落后

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行为的监管是必须取得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以及对相关的监管权力进行界限的明确，以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本身能够权责分明，严格按照己身的权限范围来执行监管权，杜绝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随意性，维护市场经济的而客观性和所应具备的公正性，由此，才能确保竞争的有序进行，从而推进社会法治和经济的健康运转。没有健全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无法从权力源头保证金融监管的合理、有效以及合法实施，更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在执政党的有效引导下健康发展。虽然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多达四千多部，规章制度更是数以倍计，但是，我们在平时的法律学习中，可以知道，金融监管机构在依法监管时多依靠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等法律，由法律名称可知，这些法律基本上都是以监管机构主体的不同而进行的划分，尚未能形成以业务和职能划分的法律法规条文，以按业务功能来进行监管市场经济的法律、细则等都未能配套制定，单纯的上述几部按监管主体来划分而制定的法律不能够形成整体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脉络。

3. 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思考

3.1国外金融监管体制的经验教训

从目前的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来看，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调整改革，全球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有三种类型：统一监管模式、分业监管模式以及双峰监管模式。采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主要就有我国和法国；而同样是在分业经营的同时采取统一监管的有韩国；美国采用的则是综合经营分业监管；著名的金融帝国—英国采用的是统一监管的体制，采用同等模式的还有诸如日本、新加坡等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各种监管体制的融合趋势日益增强。

统一监管模式指由一个机构统一负责至少对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主要金融领域的审慎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统一监管主要是为了适应金融业务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而产生，也是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其利在于利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系数进行把握和控制，有利于规模效益，同时能够降低监管时不统一所产生的摩擦成本，减少了监管真空和重叠，对于在混业经营日益明显的当今，能够对整个金融集团进行风险评估，并做出有效的监管。不足之处则在于如果没有对监管目标进行清晰的界定，其监管效果反而会比分业监管更加低下，不能达到与其的一致性和监管效率；与此同时，集权统一的监管机制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并进而产生道德风险。

分业监管模式指在机构监管的基础上，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领域分别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对领域内金融活动进行全面监管。其利在于有明确的监管分工，能够避免单一金融领域的风险而产生连锁的金融危机；各监管机构能够集中部门经历对领域内的市场活动进行监控，专业性强。但是，随着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其不足之处也日益凸显，监管交叉重叠；金融法律不统一，冲突严重，影响权威；监管效率由于协调机制的不完善而日益低下；监管的分散容易产生“真空”地带，金融高危性增加；主要是在混业经营趋势的当今，难以对金融集团的集体风险进行把握。我国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代表国家。有些国家在回归综合经营后，依然实行分业监管。

双峰监管模式，指在功能监管的基础上，根据金融监管的两大主要职能，即审慎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进行监管，由此而产生两类监管机构，分别进行负责，这种监管模式的典型国家为澳大利亚。此种监管模式的利处在于能够较好的分别对金融机构的两个阶段的行为进行有效监控，能够保证在各自的监管领域内的监管目标一致，同时也避免了不同机构的存在同领域监管但是因为部门因素、体系因素而产生的监管交叉、真空。降低了监管机构之间的摩擦成本与协调难度；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衡机制，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但是同样也存在其天生不足的弊端，就是容易在两块监管领域之间产生“灰色区域”，没有能够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充分尊重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特色而进行监控。

总而言之，三种监管体制都存在其可取之处，但是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借鉴不同的监管体制的同时，立足于国情，取长补短，审时度势地构建符合我国金融现状的金融监管体制。

3.2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由分业型向功能型转变

在功能型监管理念在金融业国际化趋势增强的今天，笔者认为有着分业监管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第一，针对混业经营下的金融业务交叉，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跨国界的监管与风险预测，监管部门不局限于某一金融行业或机构内壁的金融风险。第二，功能型监管体制因为其依据金融机构所经营的业务职能来进行划分的监管体制，功能稳定，可以较好地对各种金融创新进行监管。第三，根据金融机构的各项社会、商业功能，如支付方式、资金融通机制、资源转移机制、风险预警监测制度等来对监管机构进行重组，对监管规则进行设置，以求监管匹配发展。第四，功能型的金融监管体制，其广度可以原则性地涵盖金融业的几乎一切领域，可以抑制商业银行的“套利”动机，减少银行的“监管套利”行为。第五，依据业务范畴来划分功能型的监管机制能够在对金融机构所经营的各种金融工具进行监控，减少监管机构之间因为重叠监管而形成的摩擦成本。

目前，金融业交叉经营已事实上存在，在不久之后的将来，混业经营将成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的必然趋势，统一的监管模式必将取代今日的分业监管，以避免因金融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更多的监管真空，以及因为监管协调所造成的高成本和明确监管机构的职责与权限。以此而改变多重监管体制下的监管重复，不公平竞争，监管冲突等市场异态，为此，要做好一下准备工作：

首先，要完成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需要把转型期间的关键问题把握好，才能避免因转型而导致的官商投机、权力寻租等情况出现。第一，在现有及金融监管机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协调机构，完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逐步地将原有的金融监管机构统一到作为过渡时期而建立的协调机构下属部门，并且再进一步将协调机构改为统领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委员会。跳跃性的合并无利于监管机制的转变，面对专业人才和监管经验的缺乏、监管法律机制的滞后以及群众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等问题，避免因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而带来的社会经济不稳定、客户不信任以及被监管者的套利投机等风险，过渡性的步骤是必须的。

其次，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功能型监管体制并不能取代市场的作用，要加强金融业的自律，培育成熟的金融市场，健全即溶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的内部自律机制，使其能积极配合金融监管机构的调控与检测，维护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与流动性，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预警机制，以危险监管为核心，合规性和事后救济措施为辅助，提高对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准。

再次，加强金融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自律性中介组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同时，也是国家监控市场的副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与金融机构有着天然的兄弟关系，所以能否引导其发挥应有的监控职责，关系着监控能否及时到位的发挥作用。固然，严格的行为守则，赋予其行业保护、协调、合作与交流等职能是必须的，让它能够维护行业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在政府的较宏观的监管之下，通过行业道德规范加以补充，形成市场多元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机制，由此全国范围内形成，在政府的统一监管之下，监管机构按照功能类型对金融业进行监管，自律性组织对行业进行微观的、道德性的引导与检测，更好地配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控，由此形成健康、稳定的金融业秩序。

3.3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完善与统一

完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立法是第一步骤，也是关键性环节，需确立统一、综合的金融监管体制法，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将金融监管纳入到法律框架内，严格禁止政府对金融经营的不当干预，防止一直以来都长存中国的企业行政干涉，官商勾结，政企不分等情况，防止因监管体制改革期间引起的权利过度集中于某个机构或部门而导致的权力寻租、政治腐败等问题，明确在改革过程中以及改革之后监管机构、部门的职责和权利，保证监管依法有序进行。对已经逝去的分业经营的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适应当今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针对原有的指导性的、框架性的金融监管法律，进一步细化，使其更加明确，可具操作性。例如接管、破产、兼并、清盘等市场退出方面，对事中风险监测管理进行严密规划，如金融机构组织管理办法、信息披露制度、网络银行机制、外资金融机构管理等方面，以形成全方位的风险监测监管业务风向标和相应的操作规则。

最后，建立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能盲目求宽求严，要给予一定的宽度和广度，适应市场条件的变化以便能及时做出调整。加强法律的透明度，解决有法不知等外资频繁出现的问题，同时也能增强社会对于监管部门的督和批评。防止孤立的对单部法律进行修改，应当在制定出统一框架，指导原则的同时，在原则精神的指导下金融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各项法律法规条款明确肯定，其中的专业名词进行详细解释，避免监管随意、法律冲突等社会问题。

3.4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

首先，中国立法机构应当参照国际惯例和借鉴国际经验，对已颁布的《外资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外汇法》、《期货法》、《证券交易法》、《信托法》、《外资财务公司法》、《金融处罚条例》等金融业专门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与完善，其中也应当包括《公司法》、《刑法》、《反垄断法》中涉及金融业的法律和文件，解决国内法律不能与国际法律有效衔接的尴尬局面，并进而形成一套符合中国金融国情的，又能与国际立法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要完成如此浩瀚的立法工程，必须从立法、改法、废法、借法、创法等层面出发，审时度势。

其次，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当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法规建设，对WTO运作规律进行预期把握，在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应对政策，以降低金融监管机构监管滞后性所来带的风险。同时，遵循WTO的解决国际争端的规则，从原本单一的政府角度转变为国际视野，因为金融市场已经逐步跨出一国国界，单一的己身考虑不能保证国际金融的安全；转“人治”为法治，转“人治之上”为“法律之上”，由此，才能保证国际监管的协调一致。

再者，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从根本上消除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之间的时空限制，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对各国经济影响日益深刻，金融风险的严重性、扩散性和危害性是前所未有的，从每时每刻的汇率波动到难以预料的金融危机，从全球性银行系统的风险到货币市场交易规则，都是任何单一国家力量所不可控制的。为了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在完善和加强本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同时，应该主动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并且签订相关备忘录，与各国互通有无，积极吸取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参照和依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1997年）和《巴塞尔协议III》（2010年）等，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我国要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诸如在信息提供、相互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要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利用国际协定和别国监管体制的优势完善本国监管体制欠缺之处。积极参加国际金融组织，广泛开展多边金融合作，增强本国在抗击国际金融风险方面的预测和防范能力，与其他国家开展信息交流、技术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互通本国金融发展状况，加强各国对于金融风险的预警能力，杜绝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同时，主动与世界各国建立统一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形成对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程监控和跟踪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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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任晶晶，女，1986年6月26日生，辽宁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法学）专业。

杨广顺，男，华夏银行 中小企业信贷部

谈中国足球的体制和环境范文 篇4

摘要

中国足球在近二三十年间取得的成绩可谓是屈指可数，不仅如此中国足球的水平越来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越来越跟不上国际的大潮流。本来还能够在亚洲排的上号的中国足球到现在已近彻底沦为亚洲三流。中国足球实力的不断下降和中国足球的体制和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 职业化

举国体制 足球环境 引言

中国足球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标本。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体育最早向国外学习，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领域，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全民“娱乐”的对象。有人据此说，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足球踢得越来越臭，和我国的足球的体制和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中国足球的体制

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停止了，近年来更是在狭隘既得利益的主导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国足球并不是市场足球、职业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绩足球；足球领域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一足球的主体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是伪市场化、伪职业化。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足球和某些领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俱乐部产生了，足球市场活了，球员富了，足协也富了。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蛮横和居高临下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于是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足球场没有成为运动场、市场，反而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当我们用伪市场化、伪职业化的足球去和国外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足球对抗时，输得是何其惨。

关于中国足球应怎样才能摆脱困境，走向光明这一问题，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根本途径是体制改革，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具体说来应如何改革体制，却有几种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认为中国足球当然应继续推进职业化，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应实行彻底的举国体制，取消职业联赛，即回到94年职业化以前那样。至于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的法宝，正是凭借它，我国体育水平有了飞速发展，从“东亚病夫”一跃成为奥运金牌第一大国，许多原本体育弱项，由于用了举国体制，现在也成了强项，这和中国足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在足球方面，朝鲜就是通过走举国体制之路，现在发展地很不错，比中国发展地好，部分媒体和专业球评人员甚至认为已超过中国足球了。如果他们国家的经济好一点，再开放一些的话，足球水平必定是很强的。07年又多了一个伊拉克足球的例子。现在更是又多了一个中国残疾人足球队的例子！而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后，在多数球迷眼里是还不如职业化前的（至少是没有进步），凭此就有理由走举国体制之路。

第二，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后，形象一直很糟糕。在实行职业联赛后，联赛中一直少不了丑剧，像假球、黑哨、赌球等，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这些使得竞技比赛的本质——公平性根本无从谈起，这样球员水平的提高就更无从谈起了。另外，球员、教练等的道德素质总体偏低，有些人有抽烟、酗酒、泡吧、打架等恶习。还有，球员收入过高也是一大问题，总被认为于水平严重不符，媒体和球迷也没少拿这来诟病，高收入也助长了球员的恶习。还有，中国球员经常被人说训练太少，训练不刻苦，比赛中也缺少拼搏精神。正是上述种种问题，使得中国足球不仅水平很低而且形象很恶劣，被大部分人看不起，说到中国体育时，经常会拿中国足球特别是中国男足做反面教材，而其它实行举国体制的项目即使水平低一些，也不会有这么多问题，形象也好些。对于这些问题并不能全怪球员，毕竟他们也是人，他们是有不少缺点错误，但那些大都是常人也会有的（至少在那种环境、氛围下）。如果换成你，即便你原来品德很高尚，到最后也难以不沾染。所以造成这一切的根源还是在于职业化。要想解决这些目前也只能用重回举国体制的方式。的确，在职业化之前，中国足球比赛不会有假球、黑哨、赌球，比赛还算纯净。球员、教练等的道德素质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低，由于管的严了处罚也严，出轨的事想做都做不成。球员的收入肯定也直线下降，降到和普通人差不多的水平，这不仅能减少丑闻，还不会因收入过高总被人骂。在训练上，训练量也不会少，比赛的精神也会好些。换句话说，中国足球如果不实行职业化，至少整体形象会明显变好，不会再有这么多问题。

第三，中国足球普遍有青少年时水平、成绩不错，但到了成年队后就不行了的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也是职业联赛的问题（至于虚报年龄问题并不是最根本原因，因为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现象甚至更严重），由于我国联赛水平低，又有相当多的丑闻。使得本来挺有希望的球员（他们早先就是通过举国体制培养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最终被埋没的结果。而如果实行举国体制，就能使他们少受恶劣环境影响，并多通过国外集训或国外联赛提高水平。

我觉得至少在现在，中国足球必须实行举国体制，才能逐渐摆脱困境，看见光明。因为目前职业化已被证实是不适合中国足球发展的。

3.中国足球的环境

中国足球的环境真的让人不容乐观。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足球在中国并非一直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排斥。刚刚实行职业化那几年，国内的足球学校异常红火，许许多多的家长都争相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足球学校进行锻炼。在大街小巷，随处可以看到踢足球的孩子们。然而，随着中国足球环境的愈来愈糟糕，足球渐已成为了一个令人唾弃的环境。在很多的家长们看来，把孩子送去踢足球似乎是在让孩子学坏。如今，很多足球学校已经不再受宠，很多的青少年也都不再向往着要去踢足球。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在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过程中，长期重竞技轻教育。孩子一旦练球就意味着只能往足球运动员方向努力，无法得到全面发展，家长自然不会支持。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水平意味着一个国家足球运动的未来，但是中国足协上任后都忽视了青少年这块的培养与发展。他们只会关心在任期内看得到的成绩，而不会去弄一个长远的在短期内看不到效果的项目。“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足协主席是从来不会去想的。足球群众基础好，这样球才有得踢。近几年，由于中国足球成绩太差，联赛又那么肮脏，因而现在家长已不愿再让自己的孩子踢球，足球人口就不断减少，现在我国青少年一个年龄段的足球人口只有一两百人（现有国少队年龄段更是只有109人），这是个低的可怜的数字！而且，目前越往后的年龄段踢球的人也越少，再这样下去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除了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后继无人，假球、黑哨、赌球等等问题也是中国足球环境越来越差的元凶。中国足协以及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提高打假的力度，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等人被警方立案侦查显示出中国足协打假的决心，但是我想中国足球的黑幕可能只露出了冰山一角。让职业联赛带来的那些糟粕都消失掉，同时尽可能先取得一些成绩，改善整体形象。这样，踢球的人自然会多起来，进而促进中国足球整体水平提升，实现良性循环。

4结束语

中国足球的出路就使要进行足球改革，找回原先的举国体制，让中国足球回到正轨上去。而且得净化足球环境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 篇5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

罗 琳 彭维琴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

中图分类号：F830.91

国内学者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大讨论，源于现行的 金融监管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一是由于国际金融业混业经 营大趋势下，国际金融监管模式的大变革；二是我国入世 后的金融市场开放力度的加大，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 从事混业经营给当前金融监管带来的难题；三是国内金融 业合作的日益加强和金融集团的出现，我国金融业出现了 混业的趋势。因此，针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我认 为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适合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模式——分业监管 我认为分业监管是适合我国当前金融环境的。首先，采用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 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 率。另外，在我国，金融各业的合作基本上是委托代理类 业务，金融产品的重合度、交叉度不大，而金融集团的混 业经营基本上是业务层次的，基本上不影响分业监管主体 的监管。再者，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混业经营必须具备三个 条件：一是具有控制风险的能力；二是金融机构的信息处 理能力；三是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这些正是国内金融所 欠缺的。从中国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有商业银 行还是其他商业银行，都没有完全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 求的有效风险控制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分业经营，银行业就有可能在高收益驱动下，利用现有的资讯和资金 优势把手中掌握的数额庞大的信贷资金投入投机性强、风 险高的股市或债券市场，造成证券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和剧 烈波动。同时，也加大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其次，从金 融监管的角度来看，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风险控制能力尚待 加强。

所以，考虑到金融业的发展现状，我国金融业在今后 一段时期内还有必要继 续实行分业经营，以后随着金融机 构风险管理能力和监管机构监管水平的提高，在规范经营 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再逐步放宽对混业经营的限制。

渐进式过渡性质的金融监管模式——混业监管

（二）和分业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

在面对 21 世纪国际金融业的挑战及超级航空母舰型的 “金融巨无霸”的威胁，特别是在我国自身金融业混业经 营逐步扩大的情况下，我们应逐步建立综合混业和分业监 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只是起一个过渡性 的作用。混业经营作为当今世界金融经营体制的主流也是 我国金融业今后的必然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发 展到现阶段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三大子行业互相分 割，不利于实现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对接和 协调发展，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例如，商业银行 的传统融资媒介作用由于直接融资的发展而影响同时，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07）04—0025—01

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如中信、平安保险）及其所带来的法 律问题，我国法律尚无规制。金融监管各部门之间监管如 何协调和分配也不够明确。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 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 及其立法提出了新的法律要求，中国金融将进一步嵌入国 际金融体系。2005 年 1 月 1 日起，外资金融机构便在服务 地域和服务对象上开始与中资银行平起平坐展开激烈地竞 争。而进入的外资金融机构无论从资金、技术、管理上都 是有很大的优势，由于其本身经营多元带来的高抗风险能 力，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补偿机制带来的灵活策略给我国金 融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应专门成立“国家金融监管局” 对金融集团实施统一监管,成为金融监管的总牵头人，他有 权对各专业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责权限和争议进行界定和裁 决，以有效解决我国在向混业经营转变过程中分业与混业 经营并存引发的监管难题。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 别对各类分业经营金融机构包括金融集团公司名下的子公 司仍然实施专业化监管。

（三）最终的金融监管模式——混业（统一或综合）金融监管模式

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体制一旦形成，金融监管模式将 变革为混业金融监管模式。丁俊(1999)、刘佳(2002)等 认为，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时代的到来，对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集中由一家综合性的监管机构负责。成立独立 的国家金融监管局，金融监管局内部根据需要设立综合监 管部、银行监管部、证券监管部、保险监管部等部门，按 “金融服务功能”的种类而不是按“金融机构的分类”实 施监管。对金融集团控股公司等综合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 综合监管部负责，对其他金融机构则根据其主营业务确定 主监管部门进行监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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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燕著，《构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金融投资》，2006年6月

[4] 刘康华著，《国内金融监管模式研究》，《新疆农垦 经济》，2006年6月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本身的缺陷 篇6

金融分业监管模式虽然可以发挥监管专业化分工优势，但在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后，标志着美国金融业实现了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这对现行的美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特别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更加彰显了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

一是监管机构过于复杂，易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冲突，降低了监管效率，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机构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拥有排他性的监管权，而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商品期货的交易机构和产品拥有排他性监管权，但是两者在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金融期货和金融期权的监管上存在交叉和冲突。此外，监管机构过多也容易造成监管缺位，如对投资银行的活动基本没有监管，而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恰恰是投资银行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多头”监管易造成监管标准不一致，加大了合作协调的难度，提高了监管成本，同时还容易导致监管信息交流不畅，从而错失处置危机的有利时机。如次贷危机从2007年年初显露迹象到7月份最终爆发，期间相隔了近半年时间。而在此期间，美联储、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并没有共同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危机愈演愈烈。

三是以机构性监管为重点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已难以适应混业经营的新形势。尽管美国的分业监管既是“机构性监管”，又有“功能性监管”，但两者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其重点仍然是机构性监管。功能性监管主要体现在金融控股公司上，所有类型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均由相应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例如，银行控股公司的证券子公司由证监会监管。另外，行业内的控股公司由各自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因此，银行控股公司(BHC)、储贷会控股公司(THC)与证券控股公司(SIBHC)分别由联储、储贷会监管局和证监会监管。

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有效性的思考 篇7

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金融业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同时作为一种风险较高的行业, 金融体系又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脆弱的缺点, 随着金融风险的日趋累积和膨胀, 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大增加。如今的金融大环境是要走金融全球化的道路, 在这种背景下, 唯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 才能保证我国金融业的高效、快速、安全地发展。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状况简介

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单层多头的分业监管体制。它以机构性监管和功能性监管相结合为特征, 这也是中国目前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三者进行分业监管, 监管对象分别为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职能于2003年分离之后, 我国中央银行决定把对商业银行的部分监管职能交由银监会负责。我国的金融监管的主要监管对象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外汇市场、各类投资基金、资本市场、短期货币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非存款货币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货币银行和保险业等等。

二、目前金融监管体制的问题及不足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及不足:

(一) 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够具体

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就是金融监管的目标, 认识和确定金融监管目标将会直接决定或影响金融监管效率, 并且对具体监管制度和政策的指定与实施也起主导作用。监管目标的明确性程度也是上文有效性评价标准的第一项。截至到目前,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中国银行业的监管目标做出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 规范监督管理行为, 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 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 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 中国的金融监管目标都在法律方面有着明确具体的规定, 但是这些规定还是显得过于抽象和宏观。制定好了金融监管的目标, 就要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并确保其被严格执行, 因此简答不具体的目标通常不能具体实施而可能造成目标自身被忽视。

(二) 金融监管控制力度不够, 自控性较差

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目前的控制模式过于集中, 所有权力由金融监管机构单独控制, 这就造成了金融机构内部的自我控制的力度不够。长此以往, 很可能出现监管越位的现象, 甚至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出现行政干预, 并且很容易就形成监管的依赖性, 即完全不存在自我控制而只依赖于监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但是现实中金融机构内部的自我控制对于形成良好的金融机构的管理体系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为自我控制不仅能有效地防御风险, 避免因金融机构自身内部的原因而酝酿出金融风险, 而且对于金融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的正常运行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信息不透明, 公开制度不合理

信息公开要求金融机构及时向社会大众发布该金融机构有关其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的信息。信息及时公开并被公众知晓, 将有助于增强金融系统安全性, 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金融系统的稳定。它信息公开会大大增强金融机构经营和金融监管状况的透明度, 从而加强了来自市场方面的制约, 对于存款人和投资人等利益相关者得利益维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金融机构一般不会主动公开经营信息,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金融秩序的不稳定。

(四) 金融监管立法不完备

我国目前对金融监管的立法依然不够完备。虽然此前颁布了《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 一定程度上规范了金融监管的法律保障。但是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此前的立法规定的都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而非实际的可操作的问题, 监管的内容也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 相对于金融业的发展现状来讲比较滞后, 因为金融业处在不断创新的进程当中, 原有的立法不能对一些新兴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做出相应的规定。另外, 现行的大量的行政法与金融监管的基本法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 有的甚至相互抵触和冲突。

三、对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思考与建议

针对以上缺点和不足, 我们提出以下改进措施和建议, 总共分为四点:

(一) 强化监管目标的具体化实现

我国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必须进一步确定金融监管的目标, 最好能将目标量化, 比如可以制定多层次的目标监管体系, 这些目标可以分为对外的目标和对内的目标, 近期的目标和长远的目标、简单的目标和具体的目标等, 并尽量做到使监管目标透明化, 最好能让市场参与者和一些社会大众参与监督, 让他们多多关注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进度和形式, 从而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期。

(二) 完善金融监管协调体系

为了加强对金融监管的控制, 必须完善金融监管协调体系。国家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多个部门组成的整合监管委员会, 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会都纳入其中, 中央银行的负责人也参与其中进行管理, 该整合委员会从法律上享有一定的决策权力, 必要时进行行政干预, 运用法律手段调解各监管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分歧与冲突。这样从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金融监管体系的执行力度。

(三) 培养优秀监管人员, 加强信息透明度

要提高金融监管的水平, 必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优秀监管人员。只有优秀的监管人员才能使金融监管措施得到有效的落实。另外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信息透明度, 例如规定必须定期汇报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让公众参与监督, 使金融监管变得更加透明。

(四) 加强金融监管的立法建设和改进

为了确保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实现, 必须对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加大金融立法的力度和执行强度, 确保各种金融立法被准确执行和落实。另外, 随着我国加入WTO组织, 我国的金融领域也对世界全面开放, 我们必须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方面的理论基础, 从一些国际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当中学到立法对策。另外要根据我国金融监管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将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规划, 使各个监管部门的权责得到明确具体的分配, 各方之间进行相互合作帮助, 消除一些监管不足和相互重叠的现象, 力争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相对稳定和正规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四、总结

总之, 随着金融深化步伐的不断加快, 金融业务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也不断加大, 中国金融业将面临不少挑战。中国必须重新审视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的有效性, 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在发现问题之后, 要积极地为解决问题寻找途径和方法, 以达到使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逐渐与金融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目的, 保障我国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地运行。虽然目前我国的金融业还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现在发现问题并对症下药及时改正还为时不晚。因此,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 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使得我国金融业快速稳定的发展。

摘要：当代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推进作用。要保证金融业稳定的、健康的发展, 就必须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而要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本文以当今世界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为视角, 对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状况做了总体的概括, 并结合现状进行分析, 从金融监管立法、金融监管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及其运营形式等多方面出发, 深入探讨了我国金融监管机制在运行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 对症下药, 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措施, 希望对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机制有所帮助。

关键词：金融,有效性,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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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漏洞导致中国环境污染频发 篇8

2010年7月，紫金矿业下属工厂污水池发生铜酸水渗漏，约9100立方米的污水进入汀江，造成上千吨鱼类的死亡。

7月16日晚18时许，大连市大连新港附近的一条中石油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至少造成附近海域50平方公里的海面污染，此次事故造成的不仅是资源浪费、海洋污染，同时也造成周边土壤和空气污染，并严重影响到海洋生物的生长。

7月28日上午，受洪水影响，吉林市永吉县新亚强化工厂装有三甲基一氯硅烷的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官方称，该事件“对松花江水质影响极微”。不过，恐慌的居民还是纷纷抢购矿泉水和桶装水。

10月22日，韶关冶炼厂从澳大利亚进口高含铊量矿石，在生产过程中近300公斤的铊排入北江，造成严重水污染。

为什么2010年中国污染、环境灾难频发呢?正如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吴所言，这些污染物之所以频频泄漏，最终都可归结为是管理和监督层面巨大的体制“漏洞”所导致。

体制漏洞谁来“织补”?

在《2010——体制漏洞，环境之殇》一文中，唐吴表示，2010年的环境灾害多发于国有企业以及与能源、矿产相关的产业，凸显了这些企业管理模式的陈旧，缺乏预警及罔顾公益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环境污染就不单纯是经济扩张的自然后果，而更像是一系列人为错误的结果。

“2009年度中国最诚信企業”紫金矿业，对汀江流域的污染实际上已有数年的时间，此次污染更是在其承认的9天前就已经发生。但其第一时间的反应却不是报告环保部门或采取措施堵漏，而是用“封口费”和人身侵害阻止调查报道。

事情败露之后，重庆绿联建议环保部依法起诉紫金矿业，而非行政处罚，但被环保部以“没有利害关系”为由回绝；民间环保人士冯永锋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取消紫金矿业“最诚信企业”称号，未得到回应。

大连石油泄漏事故后，8月2日，在清污工作收尾时，中石油大连分公司召开了“7·16”火灾事故抢险救援表彰大会，向公司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称号。但是，关于损害评估及污染赔偿事宜却一直无人提及。8月26日，近千名养殖户本拟集体赴京上访，却因警方打断未能成行。9月2日，邵德善与20多位养殖大户再次进京讨要说法，遭到中石油信访办有关负责人的推诿。

比大连早一个月发生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同样是因为企业唯利是图而忽视安全预防、政府监管不力而纵容隐患发生，但事情出了，犯错的几方谁也不敢怠慢。漏油发生后不到两个月，BP就承诺成立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4个月后，第一笔30亿美元的资金已经注入账户，BP董事长低头向受害者郑重道歉。与此同时，众多民间和官方机构迅速对事故调查和发布评估报告，政府建立专门网站公开详细调查结果、救济方案和联系方式，接受公众监督。

著名环保网站“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孟斯在《回顾2010中国环境：缺少公众参与》一文中质问：为什么“诚信企业”敢于瞒报重大污染事实?为什么破坏居民生计的国有石油企业非但不公开道歉，反而为自己的抢险庆功?为什么公众的关切不能加速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出台?

这主要是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比如紫金矿业与福建上杭县权力机关之间，就存在紧密的关系，以致在事件处理上，行政和司法部门也未能尽到管理和裁判责任。

在一些环境灾害中，新闻记者很难在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掌握真相，部分记者甚至因采访环境事件而被抓被打。地方政府以“维稳”的名义拒绝及时公布真相、限制媒体报道，使得社会监督力度大打折扣。

公众监督仍是雾里看花

但掩耳盗铃并不能解决问题。据环境保护部应急办的官员称，2010年1～7月份，环境保护部共接报并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19起，比去年同期增长35.2％。而7月底彭博新闻社的数据更为惊人——2010年前六个月中国的突发环境事件上涨了98％!

2010年1～11月，环境保护部共接报并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49起，其中重大环境事件4起，较大环境事件39起。这些环境突发事件涉及27个省区市，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西北等地区。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说，国内环境风险异常突出，环境污染事件总量居高不下，且类型多、发生区域广。因为污染事件诱因复杂，环保部门预警防范难，形成了事件危害大、处置难、社会关注度高的难题。此外，安全生产、交通事故等引发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也在持续上升，百年一遇甚至几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多发频发。

2010年，自然灾害频发、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的企业，特别是设防能力不足的尾矿库企业和化工企业，在大灾中成为威胁环境安全的“不定时炸弹”。重金属污染事件仍保持高发态势，也给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带来不小挑战。2010年相继发生了江苏大丰、四川隆昌、湖南嘉禾、甘肃瓜州、湖北崇阳、安徽怀宁等9起血铅事件，这表明目前铅冶炼企业造成的污染仍然很严重。

在官方体制格局下，民间无奈，只有翘首盼望官方为其代言。学者孟斯认为，解决环境问题，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也不能指望企业随时随地心怀社会责任。根本乃是政府改变“包办”思想，给公众以有效的参与权，让公众的声音成为真的声音、公众的压力成为真的压力。

2010年11月11日，山东省泰安市一份名为《吴家林村全体村民心声》的联名诉状送到某报记者手中，这封信状告当地利税大户——生产铅酸蓄电池用极板及蓄电池的山东超威电源有限公司，称由于该公司在与该村相隔不到200米处建厂，造成村民集体血铅超标，尤以儿童最重。在屡次与超威电源、村党支部、镇政府、县环保局接洽后，不仅没有引起重视，反而从10月底开始房屋被拆迁，使部分村民无家可归。

除了新闻媒体的舆论，2010年环保真正的亮点恰恰来自于公众参与的深化：4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34家国内环保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公布了《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向世界27家知名IT公司发出呼吁，要求其对供货商进行审查；5月，“绿色流域”和国内9家环保非政府组织联合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NGO(非政府组织)版》，倡导绿色信贷，减少对“两高”项目贷款；7月，环保组织向上海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出提示信，要求他们对紫金矿业故意延迟披露环境信息进行曝光。此外，环保组织“淮河卫士”给淮河沿岸农户安装生物净水设备、阿拉善生态协会开展“绿色领导力”培训等，更意味着民间环保力量从组织和功能上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