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政策（通用12篇）
中国旅游政策 篇1
一、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起, 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 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2005年7月21日19时, 同时,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揽子货币汇率变动, 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 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概述
汇率政策是指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比价, 即汇率进行管理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规范以及行政法规的总称, 由汇率政策目标及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工具、手段所组成, 主要包括汇率制度的选择、外汇管理、汇率水平控制等一系列安排措施与规定。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信用及利率等变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一个完整的货币政策体系包括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货币政策工具体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具体执行所达到的政策效果。
三、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一) 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2005年7月21日, 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 并向上调整了人民币汇率, 即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中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并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本次改革保持主体汇率制度不变, 但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局部性的、关键性的改革, 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1.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2.增强货币政策的效力;
3. 减轻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与汇率风险;4.促进我国货币政策宏观目标的实现;5.扩大货币政策调控空间。
(二) 货币政策对汇率政策的影响
在了解货币政策对汇率政策的影响之前, 我们先分析商品市场达到均衡时, 商品量和汇率之间的关系。
当本国汇率 (P) 和外国的价格水平 (PH) 不变时, 本国货币的价格水平贬值 (E上升) , 使本国商品相对外国商品更加便宜, 出口的增加, 导致国内需求 (D) 增加, 产出 (Y) 也随之增加。如果汇率贬值, 从e0提高到e1, 则需求增加, 要使商品市场保持均衡, 产出 (Y) 也必须增加, GNP也从Y0增加到Y1.汇率升值, 则产生相反的结果。再来看国外价格水平 (PH) 的变化。如果PH提高, 国内商品相对便宜, 刺激了出口, 有助于提高国内的GNP水平。反之, 如果国内价格水平 (P) 上升, 国内商品价格相对较贵, 对出口不利, 需求便会下降, 经济可能衰退。由此可知, 在国外价格水平 (PH) 上升、国内价格水平 (P) 下跌和本国货币贬值时, 即使汇率不变, 也会刺激GNP的增加。现在, 我们来分析资产市场的均衡。资产市场的均衡由两个条件所组成: (1) 外汇市场的均衡:R=RH- (Ee AE) /E, 即利率平价条件; (2) 货币市场的均衡:Ms/P=L (R, Y) , 即货币的供给等于货币的需求。
当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 资产市场就达到了均衡。有了这种均衡, 我们就可分析货币政策对汇率地影响了。
货币政策的主要形式是改变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量。当货币供给发生变化时, 利率也随之变化。
四、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案策略
(一) 短期协调方案
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以及汇率、利率和资本市场等市场化改革齐头并进的特殊历史时期。金融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但有一些不良因素和倾向也值得警惕包括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 流动性过剩, 贷款增长偏快以及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股票市场持续暴涨等,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面临着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
1. 稳住汇率;2.全面紧缩国内市场资金的流动性;3.进一步加大央行窗口指导的作用。
(二) 中长期协调方案
1. 完善货币市场与利率传导渠道。 (1) 发展货币市场 (2) 发展利率市场。
2.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我们要做到的是让我们国家的汇率制度真正成为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以让汇率动起来, 这样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任务就落到汇率政策上。汇率稳定政策不能以扭曲市场机制为代价, 要通过更为市场化的干预和管理来实现汇率稳定, 同时应在人民币实现管理浮动的情况下慢慢增强对人民币的信心, 为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其他配套措施。 (1) 完善国内金融市场, 规避汇率风险; (2) 调整外汇储备, 促进外汇市场发展; (3) 加强政策国际协调。
参考文献
[1]孟建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与发展[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2]吴慧强.我国现行汇率制度的缺陷及改革建议[J].经济前沿, 2004.9
[3]谢平, 张晓朴.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J].国际经济评论, 2002.5-6
[4]孙建平.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中国的实践与理论新解[J].国际金融研究, 2002.12
中国旅游政策 篇2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衍生问题
1、养老问题。计划生育政策会直接引起新生儿人口数量的减少，从而提高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加深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人口老龄化会加重社会负担，制约经济发展。尽管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与老龄化社会不相适应，如果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老年人口保障制度，养老问题将会在以后的几十年内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2、男女比例失调。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出生人口的限制，一些人便利用各种手段限制胎儿性别，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调的局面。《200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8日)显示，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20：100，大大偏离了联合国设定的正常范围[(103～107)：100]。《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报告》显示，[1]2007年中国男性已经比女性多出3700万人，其中，0—1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万人。男女比例失调会直接造成大量男性无法结婚，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婚外恋、卖淫嫖娼等，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3、独生子女问题。独生子女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二是独生子女夫妇负担过重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加之家庭的过分宠爱，在其成长过程中
[2]会造成集体意识淡薄、独立生活能力差等。另外，过多的独生子女会导致大量“四二一”家庭的出现，即四位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造成独生子女夫妇家庭负担过重，不利于社会安定发展。
4、流动人口问题。近年来，由于流动人口的增加，传统的户籍管理遇到很大障碍，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难度也日益加大，一些人的超生现象也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5、富人超生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见，对于普通公民的超生问题，政府主要是以罚款的形式进行处罚。这一形式对普通公民有一定效果，但对于拥有大量财产的公民却难以形成有效制约。另外，个别计生部门贪污受贿，不认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同样会导致非法超生问题。
6、劳动力问题。2000年至201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为0.57%，而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29个百分点[3] ,出生率的降低和0-14岁人口的减少，势必会引起未来劳动力的减少，造成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青壮年劳动力的社会负担也会加重。另外，由于性别分工的存在，一些以男性从业者为主的行业会产生较严重的就业压力，而以女性从业者为主的行业则会出现一定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7、社会资源的无效配置。我国农村地区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尽管同样积极落实“少生”政策，但因基础设施不完善，医疗、教育资源短缺，对于“优生”政策的要求，则难以完全达到。而在发达地区，丰富的医疗、教育资源，加上少年儿童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人口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8、其它衍生问题。如政府部门冗杂、滋生腐败、降低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等。
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衍生问题的原因
1、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目前我国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总体上看，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较低层次，难以保障占全国总人口13.26%的老年人口的生活，同时还出现了城乡分布不均的情况。
2、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很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对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极大危害。同时在农村，男性仍然是主要劳动力，这也导致了生育中对男孩的需求。
3、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出现失误。一些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地方性人口政策的制定脱离客观实际，盲目追求出生率的降低，加之相关的政策没有实施到位，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同时，对公民违反计划生育法规的处罚措施过于单一，力度偏小，难以对其形成有效遏制。
4、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偏重静态管理模式，重“籍”、重“户”„„缺乏流动性和公示性„„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名目繁多，既增加了管理工作的难度，而且容易造
[4]成人口统计的失实，同时也导致社会管理成本的上升。
5、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不完善。由于很多欠发达地区教育相对落后，导致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难以形成科学观念，易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制约。同时，教育、卫生资源的相对短缺，也不利于提高新生人口的素质，同时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6、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长期存在着制度性差别，形成了以城乡分隔为特征的二元社会结构。城市居民享有各种社会福利和离、退休金待遇，不必担心无人养老的问题。然而在农村，目前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老年人口自养和由亲属供养的状态，社会(集体)养老在发达地区刚刚处于试点阶段，大部分农村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后，无养老金作保障，如果没有子女，面
[5] 临的将是老无所养的处境。
7、其它原因。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相关部门贪污腐败等。
三、计划生育衍生问题的对策
1、建立起覆盖城乡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社会保障不发达，人们常常形成“养儿防老”的观念，从而影响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如果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人们“老有所养”，人口的出生率便会得到有效降低。
2、继续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打破传统生育观念。
3、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要密切关注本地实际，进行政策调整，加大对独生子女的扶持力度，落实相关奖励政策，同时加大对超生现象的处罚力度。
4、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要适应当前人口流动性大的特点，相关机构要简化户口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推进人口流动向自由迁徙转变，尽量避免户口异地管理的情况，以加大对计划生育落实情况的监督。
5、发展经济，完善农村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落实优生优育政策。同时加大对农民的科学技术培训，发展经济，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6、打破城乡二元制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坚持以城带乡，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同时推进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农村经济和社会保障事业。另外政府相关部门要转变观念，将城乡看做一个整体，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二元制结构改革。
7、其它措施。如加强廉政建设、提高相关部门办事效率、加大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等。
参考文献：
2005:中国的政策选择 篇3
陈东琪，经济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做特等生和博士后项目研究。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独立专著主要有：《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新土地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微调论》、《新政府干预论》、《宏观经济调控与政策》和《中国经济学史纲》等。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为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同年入选国家七部委“百千万人才工程”。
经济增长可以争取几个“9％”
记者：陈教授，首先请您对今年经济作一个简单评价。
陈东琪：总的看，中国经济本轮回升不错，今年是继续去年后的第二个黄金年，去年9.3%，今年大约9.2%左右，实现第二个“9”，和近25年年均9.4%的增长速度接近，既快又稳。当然，年内各季度、月度之间有一些波动，但这些季度、月度的小波动避免了年度大波动。1999－2001年经济增长是“七上八下”，这两年突破了这个“七上八下”格局，经济回升到一个较高的平台。经济界有“硬着陆”、“软着陆”的说法，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如果是从10%以上，比如前几次经济过热时的15%左右，跌落到5%左右甚至更低，跌掉一半或更多，那你可以认为是“着陆”了。现在不是这样，去年和今年都是9%多一点，怎么能说是“软着陆”呢？当然更不谈上“硬着陆”。
记者：明年会不会比今年低一些？
陈东琪：低一点有可能，比如8.5%左右。经济运行是多样的，会有一些波动，不会完全走直线轨道。但是，即使降到8.5%、8%，也还不能说是“软着陆”，9%左右是一个正常速度。
记者：据说，经济界提出了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多少？
陈东琪：看法不一。我看近25年平均增长9.4%可以看成是潜在增长率。即使考虑到长期增长下降趋势，估计也在9%左右。今后几年，如果每年不走太高，在9%左右，就有可能争取连续几个“9”，这样本轮经济周期的时间就延长了。
能过好“两难”关吗？
记者：您今年在8月提出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矛盾：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就要继续收缩货币信贷；而继续收缩货币信贷，又会使经济增长下滑。当前又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中国能过好“两难”关吗？
陈东琪：首先是要认真分析和判断物价形势的最新变化和特征。短期看，物价总水平上涨还有较大压力，今年全年要调控到年初定的3%左右，比较困难。其原因，一是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需求拉动影响，这里的重点是欺骗???总需求拉动；二是国际石油、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国内的传递，中国目前外贸依赖度在60%以上，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会在一定时滞后反映到中国来，尤其是，加速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加快汽车消费所需要的石油的进口大幅度增加，国际工业原材料和油价大幅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会在一定时滞后逐步向国内传递；三是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推动的影响；四是老百姓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当CPI在5%以下时，这种预期还不明显，当CPI超过5%时，通货膨胀的预期就放大了。
记者：您估计全年CPI多少？
陈东琪：可能略为超过4%。从月度趋势看，今年7、8月5.3%可能是全年月度的高点，9、10月还会在5%以上，但从11月开始可能明显下降。其原因，一是丰收后的秋粮上市，会逐渐促使粮价下降，由于粮价在CPI中的权重大，粮价降，CPI会降；其二，我估计，国际石油价格会在中国10月29日加息后得到明显抑制，乐观一点看，还有可能回到50美元一桶以下的水平，这会减少国际石油通货膨胀对中国的传递；其三，在10月29日加息后，投资和消费预期改变了，需求总章会减速，这会抑制需求对物价的拉动；其四，房地产减速会减少生产资料需求，价格会下降，这会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上升势头。
记者：这样看来，您前一段讲的“两难”中的物价压力会变小。对吗？
陈东琪：是的。但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多了。如果我们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只是考虑控制物价上涨，而且仅仅用抑制需求的办法控制物价，在控制物价过程中忽视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过早地中断这一轮经济的景气趋势。从今年2月以来，投资和工业增长速度保持下降趋势，分别从50%和20%左右降到27%和16%左右，虽然绝对水平还在比较高的位置，但呈现下降势头。尤其是货币供应量M1（狭义货币）、M2（广义货币）和信贷，最近两个月在13%-14%的位置上徘徊，不仅低于年初计划的17%，而且要比我们提出的“货币走廊（12－20%）”的中值15%都低，如果低于连续几个月低于这个“货币走廊”的下限12%，就有可能在一定时滞后形成通货紧缩压力，并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明年经济必然下降？
陈东琪：有这个趋势，但不等于“必然”，因为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可以有所作为。将这方面的因素考虑近来，明年实现8.5%或略高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CPI控制在3%左右，是有希望的。当然，现在来看，下一步过好“两难”关口的关键，是在控制物价下降同时如何保证经济增长不出现急剧下降，就是要防止“滞胀”中的“滞”，这里的关键是政策取向选择和措施操作如何。
明年的政策取向
记者：请您谈谈明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措施选择。
陈东琪：总的看，明年要巩固今年已经取得的两个成果，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成果，另一个是结构调整的成果。在总量政策取向上，继续保持倾向于中性、稳健的姿态。去年“非典”以后，本届政府的政策选择更为倾向于中性、稳健，比如财政政策方面，长期建设国债发行由前几年的1500亿元左右减少到1100亿元，今年实际执行估计不会超过1000亿元，同时出口退税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因此，前几年财政政策的“积极”姿态，已经实际上变成了“中性”或“稳健”姿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及时而有效的调整，实践证明是必要的、有效的。货币政策呢？年度来看，继续保持稳健姿态，但月度、季度有随机选择，这也是货币政策不同于财政政策的地方。总的看，是在走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道路，今年后几个月，明年甚至今后几年，都要走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路，因为经济在9%左右、物价上涨在3－4%左右，表明经济的景气度在一个中间状态，财政货币政策向上和向下的力度都不能太大，不能太扩张，也不能太收缩，这就是“中性”、“稳健”的政策姿态。
记者：除了政策取向选择要正确外，在改善宏观调控方式上如何做？
陈东琪：中央政府强调要注意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如何进行三个手段的组合运用，什么时候主要用这一种，什么时候主要用那一种，要看情况。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行政手段多一些，比如今年4－5月份，用行政手段较多；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经济手段多一些，比如10月29日的加息；而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就只是看一看措施的效果。所以，宏观调控方式在不同时点上，也有选择的空间，我们不能固定化我们的观念。当然，从中长期宏观调控机制的转换角度看，时时刻刻要注意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能源经济手段的地方、时候就要进可能用经济手段，而不用行政手段。
记者：如何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充当行为呢？
陈东琪：最终解决的途径当然是加快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这是治本之策。当前来看，要防止地方政府的投资反弹，货币信贷政策在年度“稳健”框架下，季度、月度操作可以偏紧一些。但是，又不能太紧，不能把货币信贷闸门关死了，要紧，也只能是采取微调方式。
记者：有哪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
陈东琪：在控制物价上涨时，要解决价格中存在的不是来自市场因素的上涨，特别是大公司“价格联盟”的垄断定价，以及政府在提价过程中的“条、块垄断”，解决价格形成秩序问题。我认为，要严格落实发改委的“两条控制线”，即当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CPI环比超过1%，或者同比累计连续3个月超过4%时，该地即暂停出台政府提价项目。现在CPI月度值已超过5%，比年初3％以下时的通货膨胀风险大大增加了，应将暂停调整为“在未接到通知前停止”。这样做，不仅可以控制物价总水平上涨，而且可以消除物价变动中的行政性影响，对地方政府和各垄断部门的非市场化提价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同时，还要灵活掌握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运用的技巧，特别是国际市场。在经历了国际油价市场的动荡之后中国已经开始调整原有的石油政策：在国际市场高企之时，相应地减少进口量，同时加快节油和替代能源技术市场的开发力度，以应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记者：央行10月29日出台了加息措施，您怎么看？
陈东琪：经济进入改革以来第三个十年周期，为了保持周期上升期平稳发展，加息是一个趋势。但是，我原来考虑不是10月，而可以在今年最后3个月再看一看，如果物价继续上涨，明年加息可能条件更成熟一些，效果也会好一些。
记者：听说您去年以来一直提“渐进升值”的看法，您能谈谈吗？
陈东琪：我赞同提“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基本稳定”不是一成不变，我主张多次小变。这也就是微调。假定人民币价值被低估50％，我们在调整时，不能一次性完成，可以考虑分几次比如十次完成，这样振荡就会比较小一些，而且微调时间长，投机资本赌博的空间就小，可以将外资留住。当然，调有一个条件和时机的问题。目前和最近一段时期条件愈益成熟。特别是在国内货物供应相对趋紧，通货膨胀和要求进口的压力增大，以及出口扩张较快，外贸盈余增长很快的条件下，通过放大浮动区间，改变汇率形成机制的方式促使人民币汇率小幅度上升，利比较多。
记者：有哪些利？
陈东琪：人民币小幅度、试探式升值，可在适当减少出口条件下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这是“利”之一；“利”之二是目前就业形势较去年和前几年要好，能够承受出口减少带来的就业机会减少的冲击；“利”之三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形势今年明显好于去年和前几年，消费快速增长可以消化升值带来的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压力；“利”之四是部分释放多年来累积的人民币内在升值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因升值预期引起的外汇投机；“利”之五是缓解近几年国外反倾销不断增加给我们在外贸上的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国际贸易谈判主动权；“利”之六是随着资本“走出去”，对本币币值低估做适当调整，可以使国内居民减少实际汇兑支出，这对向海外投资、旅游、留学的国民是有利的。
论中国外汇政策 篇4
关键词：人民币,美元,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外贸出口
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协助市场的贸易与投资, 包括国际的贸易和投资。这是说, 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减低交易费用, 其他皆次要。但是很不幸, 现在有好些国家把货币政治化。
现在人民币是否该升值争议十分激烈, 有人说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是尊重自由市场规律。没有错, 自由市场的运作要让价格自由浮动。但是辅助市场运作的货币一定要有锚, 需要一个标准去牵制住人民币量的发行。很简单地说个例子:像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间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金圆券, 就是纯真的无锚货币,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一粒米的价格为130金圆券, 极度通货膨胀。
1 现在仔细的分析人民币为什么要下锚
(1) 从人民币的性质出发, 人民币是不兑现信用货币, 不跟黄金等贵金属挂钩。在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下产生了许许多多至今不能根本解决的新问题。如:通货膨胀问题。因为货币供应不受币材价值总量的限制, 是流通中的货币流通失去了自发调节的机制, 这就为通货膨胀奠定的基础;又如, 现金和存款对货币流通总量的问题。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投放是通过信贷渠道进行的。货款产生派生存款, 一方面会形成现金的支取, 另一方面又形成存款的转移, 而且现金和存款又可以随时转化, 这就给货币流通总量的确定增加了难度。那么, 既然币值的稳定和货币流通的适度, 不能自发实现, 就需要国家根据市场调节。那么就需要国家对人民币下锚, 以锚来确定并且调整人民币币值以及发行的适度。2003年中国使用的就是以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为锚——以美元的汇率为锚。
(2) 再考虑信用问题方面。如果实行无锚制度 (今天英美采用的) , 这制度弹性最大, 但间接地以物价指数及经济指数为锚, 调控的麻烦很大。中国今天不适用, 因为人民币币值偏低, 一旦放开不知会被炒家炒到哪里去。一旦币值被炒上去了, 必将导致一系列很严重的信用危机, 例如:房地产炒作过后就会产生泡沫经济, 一旦房价下跌、泡沫破开, 就会引起很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 人民币必须下锚来稳定自己的币值。
(3) 在抗击金融风暴能力方面。英镑 (无锚制度) 曾经在一天内波动八百点, 而一天内波动两三百点的情况常有。若以张五常教授所说的, 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 稳定了自己的物价, 稳定了人民币的币值, 外间的风风雨雨懒得管, 其它的发展中国家肯定都会拉住人民币, 很可能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货币。
(4) 当前现实方面与美元的问题。截止2006年10月底, 我国外汇储备又创新高, 达到一万亿美元, 巨额的贸易顺差使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 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扩大。以美元为锚, 人民币对其它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 非长久之策。因为: (1) 美国会不高兴, 说中国故意操作汇率造成了中美贸易的顺差。 (2) 美元走势不一定适合中国, 美元贬值没必要人民币也跟着贬下去。 (3) 最重要, 以汇率为锚, 为了保汇率可能引起外汇及其他管制, 得不偿失。所以人民币要下锚, 而且要脱离以美元为锚, 另选一个锚。
综上所述, 完全没有锚的货币是不可取的。市场物价要自由浮动, 但为了要减低交易费用, 货币不可以像尾飞砣, 或明或暗总要下个锚。
2 人民币以美元为锚的缺点
正如薛兆丰教授所说的, 现在可以让我们选择的外汇策略并不多, 原则上只有三种, 即:“联系汇率”、“自主汇率”和“管制汇率”。在这里我们不说“自主汇率”和“管制汇率”, 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外汇策略正是“联系汇率”。
所谓“联系汇率”, 就是本国货币与某国外币按固定汇率进行兑换。而我国长期采用的就是稳定与美元之间的汇率, 对其它外币自由浮动的外汇策略。实行这种外汇策略, 从一定程度上, 就是让人民银行放弃了人民币发钞量的酌情权。当美元大量涌入我国时, 就需要多发行人民币, 带来的必定是通货膨胀。近年来国内物价可以说是飞涨, 掀起一股股的投资热, 其实这就是为了保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而牺牲物价稳定的“联系汇率”带来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 很多专家都分析说是市场失控和信用机制出现了问题所造成的。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滥发了货币, 现在要接近一千美元才能兑换到一盎司黄金, 与原来比较起来, 美元稀释得很厉害, 美国通货膨胀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 会有更多的美元涌入中国, 如果还以原来的汇率兑换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发行更多的人民币, 这样就造成中国的通货膨胀。为了保住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而牺牲本国物价的稳定, 值得吗?美国的通货膨胀就像传染病一样传到了中国。
中国是个经济蒸蒸日上大国, 是个大的经济体。适合以稳定物价为己任, 而不适合以稳定汇率为己任, 不然会得不偿失。现在, 在美国很多东西都标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可以说是, 在中国进入WTO以后, 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质量上升的产品深受其它国家的喜爱。所以很多国家都竞相用美元来换人民币, 自然而然, 人民币需求量大了, 面对着升值的压力。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为了保住与美元之间汇率, 那么我们不得不再多发行人民币, 这时, 国内又会出现通货膨胀。
要抑制通货膨胀, 不能依靠行政干预, 也不能依靠宏观调控, 而只能靠收紧人民币的流通量, 即必须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
从政治上说, 在此次经济危机中, 美国想通过美元贬值来挽救自己的市场。若人民币死盯着美元, 美元一贬值, 人民币也相应的跟着贬 (为了保汇率) 。首先, 那岂不是美国这次自救行为没有起效, 而且这难免增加政治经济上的纠纷, 惹来一系列舆论, 例如:说中国操控汇率什么之类的。其次, 若人民币跟着贬值, 通货膨胀一定会在中国卷土重来, 而又因为人民币值偏低, 中国的通胀压力会高于美国的。这跟多发行了货币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是一样的, 在此时, 平时考虑的要通过外汇策略为老百姓谋福利就成为了空想。
不管怎么说, 人民币与美元或任何外币挂钩, 挂上之后没有更改的空间。长远而言, 这挂钩是一项硬性的约束, 失去了某时某事可能需要的弹性。导致一系列通货膨胀和政治方面的压力, 特别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不良方面的影响表现的特别突出。
3 中国外汇策略分析
最近看了张五常教授的一系列关于人民币下锚的文章, 其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新观点:以一篮子物品为锚。
以一篮子物品或者商品为人民币的锚, 中国有关当局是不需要有该篮子物品的储存的。最主要是物品的质量要明确, 其市价要清楚, 人们可以容易地在市场上用人民币按价购买, 由央行担保在小差价的范围内购得, 贵客自理, 央行不提供物品。再有就是以少量几种物品作货币之锚, 个别物价的大幅波动可能对经济有不良影响, 如果一篮子物品有几十至一百种左右就安全了。如果有一篮子的物品存在, 整篮子的物品比率是固定的, 最好用一个指数算价, 是一个可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 央行可以随时上下调整。
同时, 五常教授还提出了以篮子物品为锚的基本原则:
原则一。为锚的一篮子物品的类别不应该太多, 但决不能太少。为锚的篮子物价不要用银码, 因为下锚之后, 政府要提升或减低指数, 以没有银码的一百为基较为清楚明确, 增加或减少了多少个百分点, 市场非常清楚。
原则二。所有篮子内的物品要有标准而又要有容易量度的质量。这与期市的需要相同。也就是说, 常有变动或质量不固定的物品, 例如房地产之类, 一概不能用。
原则三。物品的价格及其变动要清楚明确。这也与期市的需要相同。价格要清楚明确, 不会常有争议, 除了质量有标准外, 市场要够大, 而物品的市场地点也要说清楚。与期市不同的, 是为锚的物品政府不用管交收。至于为锚的篮子内的物品的价格, 用现价, 不用期价。
原则四。选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 最理想的选择是顾及衣、食、住、行这四方面, 在比例上大略合乎中国民情的。不能用质量常变的制造品, 也不能用房地产等, 但衣、食、住、行这四方面还可用其它适当的物品表达。先求出中国人民在国民收入中用于衣食住行的大略分配, 跟着就要求出作为一篮子物品之内的每样物品对衣食住行的大略成分。不需要很准确, 大略地对就行了。
人民币是强币, 若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 放开外汇管制推向国外, 明智的发展中国家会跟着人民币的币值来处理自己的货币。
在五常教授提出了这个创意想法之后, 遭到许多专家的质疑与反对。其中反对的最主要原因是许多专家认为稳定物价和稳定币值是矛盾的。并提出了万金油似的货币政策不是好政策的说法。确实, 每种货币政策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 不能样样都兼顾。不同的国家有属于适合该国经济特点的货币政策。但是五常教授已经很清楚的指出适合当今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是以稳定物价为己任的货币政策, 外间的风风雨雨懒得管。这是我们都必须认可的。虽然做出进一步大胆猜想, 通过稳定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来稳定币值, 被指出有点太理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民币是强币, 当美元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贬值速度太快, 在世界失去信誉, 各国纷纷抛售美国债券的时候, 人民走向世界货币的时刻就到了。当我们的人民币上升为世界主要储备和流通货币, 人民币的币值将如何变动以及对我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关于这一点, 前景还很难料, 我们需要走一步, 看一步。
在此篇文章中, 浅析、综合了种种人民币需要下锚的必要性以及与美元挂锚的不良之处, 提出了只有与美元脱锚才能彻底抑制通货膨胀的结论。并且, 提出了张五常教授关于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新观念。到底什么样的外汇策略才是最适合中国呢?不得不说, 每种外汇策略都各自的优缺点, 只有找到了最适合中国此阶段的外汇政策, 才能真的利用外汇策略达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薛兆丰.是明确货币政策的时候了[J].董事会, 2008-1.
[2]薛兆丰.汇率策略的悖论[J].2006.
[3]薛兆丰.稳住了汇率, 引入了通胀[J].2003.
[4]张五常.怎么处理人民币才对-[J].2003.
[5]张五常.不要让人民币自由浮动![J].2003.
[6]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J].2007.
西藏旅游政策 篇5
“十二五规划”勾画西藏板块投资宏图（2011-2015）
国家“十二五”期间，发展区域经济已被提上重要日程，尤其是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最新消息显示，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将对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开发、社会事业发展、区域开发、改革开放等重点任务进行具体规划。
十二五规划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可以预见，十二五规划将是中国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产业布局更为完善的五年。在今后五年中，作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整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
西藏 特色优势产业先受益
十二五规划将成为西部加速发展阶段的指导性文件。目前，国家已明确提出，在西部地区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为龙头，大力发展农牧业、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使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业内人士认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基础阶段已近尾声，投资品行业已经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随着生产活动大规模开展，贸易、物流等服务业将受益明显；此外，一些发展较快的西部省市，城乡一体化程度、农民收入增长加快，相关消费服务业将面临巨大发展空间，包括:房地产、零售、酒店餐饮、医药、家电、汽车将直接受益。
据悉，十二五期间西藏将继续加大交通运输的建设投资力度，规划投资498.9亿元，用于提升经济干线的通畅水平、农村公路和交通运输枢纽的建设。
结合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公路通车里程达到7万公里，5条国道全部实现路面黑色化，实现县县通油路，60％以上的乡镇通沥青（水泥）路，提升经济干线的通畅水平，消除省道断头路，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农林场通公路，初步建成拉萨及各地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完成8个货运枢纽站、50个乡镇客运站和300个停靠点的建设。
据悉，西藏“十一五”期间公路通车总里程从43717公里增加到5.8万公里，等级以上公路从10905公里增加到32049.85公里，沥青路面从3288公里增加到8194.53公里，乡镇公路通达率从76.4％提高到100％，建制村通达率从68.7％提高到81.24％。
对于西藏板块的投资，市场认为在国家加大对西藏策扶持中，西藏面临策性机遇，而首先受益于此的将是藏药、矿业、旅等特色优势产业。
民生证券认为，由于西部金融服务处于发展初期，市值占行业总体比例较低，PB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预计随着中央、地方策的陆续推出，西部消费服务存在上涨空间。
自治区旅游局局长巴珠说，西藏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它所蕴涵的新奇感神秘感、粗犷感和原始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这是西藏打造世界级精品旅游地的优势所在。
自治区旅游局局长巴珠介绍说，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就指示“民航、旅游这两个行业很值得搞”、“要开辟到拉萨的旅游线路”。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要求：“大力发展旅游业，提高整体服务水平和综合接待能力，开辟新的旅游景点、景区和线路，逐步形成旅游点、线、面相结合的格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更进一步要求“一定要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西藏自治区在旅游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出“力争经过5年的跨越式发展，初步建立起生态旅游大省区的框架，基本形成具有较强知名度和吸引力的世界旅游„热点‟、„亮点‟地区和国际精品旅游胜地之一”。2010年年初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使西藏成为“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和“做大做强做精特色旅游业”，让西藏旅游主管部门和从业人员备受鼓舞。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党组书记俞允贵说：“这一指示明确了西藏旅游产业怎样发展、发展什么的问题，为西藏旅游业描绘了一个辉煌的发展前景。”
西藏旅游部门将做大旅游规模，力争在“十二五”期间每年接待游客９００万人次，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２００万人次；完善和做强西藏旅游产业链，争取“十二五”期间旅游从业者达到３０万人，不断增强旅游业的接待能力、服务能力和就业能力；做精以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和雅鲁藏布大峡谷为重点的精品旅游景点和线路。
从西藏旅游业目前发展情况来看，总体上西藏旅游产业还存在规模小，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经济效益差等问题，与其凸显的资源优势和在全区经济战略中应有的地位严重不相称。据统计，2003年全区旅游业共接待国内外游客9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亿元，仅相当于全国各省区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实现利润只有3000多万元；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区GDP的6％左右，旅游产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西藏旅游由于开放政策、自然环境气候、起点基础和对旅游业的普遍认识程度而导致的机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制约日益突出，再加之市场需求形势的变化，国内外旅游市场竞争加剧，使西藏旅游业在发展中面临着交通“瓶颈”的制约、旅游发展资金投入不足的制约、旅游市场开发乏力的制约、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滞后的制约、旅游产品及线路开发不够的制约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根本上束缚了西藏旅游业的发展。
第四是突出特色、重点推进，建设世界级旅游精品。开发建设精·品旅游线路，以优先发展的旅游区为连结点，重点建设、提升、推出若干条精品旅游线路。并不断加强与周边省市的旅游合作，力争形成与四川、云南、重庆、陕西相连的西部大旅游线路网络。在时机成熟、条件许可和国家支持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与尼泊尔、印度等周边国家的旅游开发合作，力争形成连结西藏与南亚诸国跨国旅游精品线路。开发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产品。适应观光、假日旅游的发展趋势和不同层面消费者的需要，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开发条件和区位情况，因地制宜，积极发展满足不同旅游消费档次和国际、国内、区内、城市周边四个层面旅游需求的多样化旅游产品，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深入挖掘旅游景区文化内涵，提高旅游产品的档次和吸引力。
一些经济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严重制约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其中交通是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据调查，西藏旅游目的地不仅距离客源市场远，且主要依靠公路交通，公路等级低、路况差；民航运输是游客进出西藏的主要途径，但目前区内只有两个民用机场，航空运输航线少，特别是受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独家垄断经营的影响，机票价格高居不下，使游客进出藏的交通费用昂贵，严重制约着西藏旅游业的发展。总体上，全区的旅游综合接待能力较弱，旅游饭店特别是星级宾馆的数量相对太少，不能满足旅游经济增长较快的需求。
据自治区旅游局市场处处长赵淑娟介绍，西藏虽把旅游业作为全区重点培育的六大特色支柱产业之首，但作为旅游业的主管部门，西藏旅游局每年的财政拨款仅有200多万。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完全依靠西藏自身经济实力大力投入旅游业是不现实的，这方面应结合西部大开发和援藏工作的开展，国家在安排未来开发项目和援藏工作的时候，应向旅游业重点倾斜或专项扶持，特别是在安排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上要有较大的超前意识。西藏旅游产业发展协调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6月18日上午，西藏自治区召开旅游产业发展协调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协调委员会及其成员单位的主要工作职责及相关议题。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协调委员会主任白玛赤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协调委员会副主任吴英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根据自治区党委第十次常委会议要求，理顺旅游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协调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持、配合力度，促进西藏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自治区政府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协调委员会，成员由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区党委组织部，区党委宣传部，区发展改革委，国资委，旅游局等27个部门组成。
会议认为，西藏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协调委员会要研究西藏旅游发展问题，提出旅游产业发展重大政策建议，为区党委、政府决策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协调涉及旅游产业发展的重大政策实施，协调旅游人才培养、旅游企业改革、旅游景区建设和旅游市场管理与服务等工作，及时解决西藏旅游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统筹协调整合旅游资源，统筹协调旅游区域合作与对外交流，统筹协调打造“世界屋脊·神奇西藏”的宣传力量，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统筹协调成员单位整合资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统筹协调全区旅游环境建设等工作。
会议原则同意成立专门班子，起草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实施意见》，适时召开第二届全区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原则同意研究成立西藏旅游投融资平台、旅游人才、加大旅游宣传力度、加大旅游发展资金投入、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等议题，并按会议明确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工作方案。
白玛赤林在会上指出，旅游业是西藏的战略性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投资回报高、带动作用强、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明显优势。抓旅游就是抓发展，抓旅游就是抓稳定。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按照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关于打造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的要求，围绕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统一认识、密切配合、形成旅游工作合力，加大投入，切实把旅游业做大、做强、做精。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对旅游业发展的领导，做到党委决策、政府负责、各部门分工落实。各地（市）党政一把手要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组织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到打造重要世界旅游目的地的重大行动中来，切实把旅游发展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各有关部门要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加强协作配合，发挥职能作用，用实际行动推进西藏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要制定并落实支持旅游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各级政府要列出旅游发展资金，增加对旅游建设的财政性资金投入，增加对旅游市场开发、监管及救援的资金投入。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积极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旅游业。各级各部门要把发展农村旅游作为富民强区的重要工程，积极扶持、引导农牧民群众参与旅游接待服务。要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整合当地旅游资源，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创建旅游精品品牌。要建立农村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制定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农村旅游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具体困难。要切实加强对农牧区旅游和旅游富民工作的指导、管理、协调和服务，大力扶持和帮助农牧民群众以多种方式参与旅游接待服务及开发，推动西藏农村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各级政府要把旅游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大旅游开发项目的前期工作力度，依据经批准的景区规划，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对开发前景好、带动作用大的项目，要纳入自治区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对已有规划的一些旅游环线公路，要尽快统筹、优先安排建设，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各级各部门要简化手续，改善服务，进一步加大旅游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区外信誉好、实力大、管理强的旅游企业，拓宽旅游发展的投融资渠道。金融机构要用好用足国家赋予西藏的优惠金融政策，为西藏旅游发展提供更多的有效信贷支持。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旅游市场监督检查机制，加强旅游市场监管，特别是要提高农牧民参与旅游的规范化服务水平，切实维护好西藏旅游胜地的良好形象。
吴英杰就贯彻落实白玛赤林的重要讲话精神，抓好会议明确的具体工作，要求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抓好落实。2010.5.8西藏旅游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
8日上午，西藏旅游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吴英杰出席并讲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如龙、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庆慧出席会议。
会上，自治区旅游局局长巴珠全面总结了西藏2009年的旅游工作，并就如何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
吴英杰说，2009年，全区旅游部门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克服旅游事业发展面临的多重困难，及时出台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大宣传促销力度，优化旅游发展软环境，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真抓实干，超额完成了发展目标任务，保持了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吴英杰指出，当前，西藏旅游发展正面临新一轮强劲发展的历史机遇，年初中央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不久前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为西藏旅游工作发展明确了新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西藏各级旅游部门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努力开创旅游业发展新局面。
吴英杰要求，全区各级旅游部门和相关部门要结合西藏旅游发展的实际，统筹协调，着力打造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要努力将西藏旅游打造成富民、强民，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战略产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明确责任，狠抓落实，认真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为把西藏建设成为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做大做强做精特色旅游业而努力奋斗。
十七届五中全会
中国政策过程问题浅析 篇6
摘 要：任何公共政策议题的形成，政策窗口的开启到最后政策资源的聚集都是政策制定参与者相互博弈、相互妥协，最后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共识”的形成对于公共政策的形态、发挥作用的条件、所涉及的相关利益群体范围以及辐射范围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试图通过“共识”在政策过程各阶段中表现出来的具体方式和作用来探讨我国目前政策过程的运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解决的可能。
关键词：共识；政策过程；决策过程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46-02
引言
在研究和探讨政策过程时，我们首先要对其基本概念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政策过程的概念有多层含义，从宏观来看，意味着长期性的政策变化，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财政政策的变迁；从微观看，“可以意味着决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和模式”。本文所研究的政策过程更倾向于微观。陈玲认为，政策过程是指“将政策问题提上议程、形成政策决策、做出决定、实施政策内容、评估和反馈政策效果、政策做出修正等一系列政策循环周期的总和”。
本文所述的政策过程更倾向于微观层面，即本文的政策过程指的是形成公共政策决策、做出公共政策决定、执行公共政策、基于现实需求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和模式。
而在基于共识角度分析时，我们又需要对共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共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消除分歧”。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共识是“一个政治实体对某一个议题表现出来的意见一致的状态”。在公共政策领域，将“共识”作为核心概念引入公共政策过程的是陈玲。她在《制度、精英与共识：寻求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框架》一书中认为“共识是分析中国政策过程的核心理念，这是因为共识既是中国政策过程的制度目标，也是政策实践的现实目标”。
“共识”是民主政体的运行的基本前提。无论是基于议行合一制度下的协商民主运行模式，还是基于三权分立制度框架下的议会民主运行模式，最后的达成合意的过程就是达成共识的过程。而只有在此达成共识之后，政策层面才有延续下去的可能。
一、基于共识角度的政策过程问题
1.公共决策问题
首先，在形成公共政策决策阶段，在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缺乏共识制度保障。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可以转变为政策问题，也不需要将所有的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这就需要政策制定主体在社会问题中挑选、甄别和取舍，这种取舍或者转化机制可以从两个阶段来分析：
在转化政策问题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它分为政策窗口和政策舞台两个阶段。所谓政策窗口指的是政策议程开启的机会，包括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是上层官员认识或者听取信息咨询系统的建议，将社会问题提上政策议程。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主要指的是政策缺失或政策失当导致民众要求制定或者调整政策，而这种方式往往造成的代价较高，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胡伟认为：“当代中国促使和导致政策议程建立的因素及政策议程的“创始者”主要是政治领袖和权力精英的倡议、突发性事件或危机事件、广泛的民意、大众传播媒介等。”目前越来越多的政策窗口由后三项发起，这都属于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范畴。这也体现出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和社会互动的缺失，政府并没有和社会达成共识。但是，这一阶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策舞台阶段，因此，需要缓冲中立机构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出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和方法。
当政策窗口开启，大幕拉开，政策舞台也随之展现出来。在传统的决策方式中，舞台的参与者是固定、单一的。而在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舞台的参与者已经越来越多，相互博弈和互动的方式也更为多样。在传统政策舞台上，政策参与者仅仅是政府和其内部或外部的信息支持系统和咨询系统，并没有其他群体的参与，利益主体单一。
而这种政策决策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利益日益分化的社会，“在许多方面，21世纪的挑战和应对挑战的方式都要比以往更加纷繁复杂，各种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和地方化”。仅仅通过政府内部机制已经无法应对。所以，在政策舞台上需要增加角色。第三部门的发展使得这种需求变成了可能，甚至是必须。其使得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方式更加灵活，其作用包括为政府提供中立的咨询建议和更加全面的信息，接受政府服务和项目外包，为政策执行间断地反馈信息等等。而政策舞台角色的增加造成各自利益博弈的持续，政策迟缓往往不可避免。
而这种博弈目前来看，往往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来进行。如上访、暴力抗法、甚至爆发群体性事件。虽然在很多方面已经有了法律的保障，特别是目前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的环境和拆迁方面。但是，立法对于听证的具体适用范围、程序、违法的责任追究仍然十分模糊，行政机关往往自行规定听证的适用范围，排斥听证，以座谈会等其他形式取而代之。
2.政策执行问题
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向地方政府下达指令。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利益开始分化，纵向权力调整向地方倾斜。
随着地方行政裁量权和地方利益的扩张，地方政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的博弈更加激烈。由于公共事务的日益地方化，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有先天优势，他们比中央政府更了解地方事务，掌握了一定的地方社会资源。而地方利益的扩张导致地方政府在以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中不免掺杂政府私利，具体表现为公共政策执行不作为、选择性执行、替代执行等。
同时，在地方政府之间仍存在着相互博弈，共识难以达成。在以政绩考核指标为一切的官员升迁机制下，同级的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竞争。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省区之间的贸易壁垒高筑。加拿大著名政治学教授戴维·卡梅伦认为，“现代生活的性质已经使政府间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那种管辖范围应泾渭分明，部门之间水泼不进的理论在19世纪或许还有些意义，如今显得已经过时了……可见唤作‘多方治理的政府间活动越来越重要了。”多方合作的治理方式仍然任重而道远。
此外，在政府与社会以及公民之间的共识达成是目前中国政策执行环节中矛盾最为尖锐的部分。公共政策内容实质上是对于公民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制和限制，是公权力对于私权利的侵害，这必然在政策的目标群体中引起反弹。政府与政策相关者的博弈不可避免。由于公民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公民更加注重和保护自身利益，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影响那些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政策的执行。
在利益个体化的时代，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面对和处理的是大量个体公民的利益要求，与以前的依靠单位作为纽带将政府和公民结合在一起完全不同。网络的不断发展使公民不需要通过单位这一中介来相互联系互动，各种交互式平台前所未有地缩短了公众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公众之间思想的交流和利益碰撞。因此，政府在执行环节，所要面对的除了单个个体的利益诉求之外，还要面对的是具有相同或相似利益目标的公众群体。
3.政策反馈问题
最后，在政策反馈阶段，注重官方内部咨询机构，忽视第三部门的作用。政策反馈和政策执行阶段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科学的政策执行过程应该是边执行边反馈边做调整，以达到政府和社会双方的共识。
对于信息收集而言，无外乎两种方式。即政府内部信息收集和社会利益诉求。
从政府内部信息收集方面看，一是决策者通过到基层调查研究、视察工作等，直接获得有关政策执行情况的反馈。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政策信息，优点是反馈快，出现问题可及时得到解决。“但由于集权体制派生的‘突发晋升型，特别是‘印象晋升型机制的影响，一般来说，很难触及到存在的问题。”二是通过内部咨询调研机构收集信息。但是，这种信息经过过滤，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失真现象。从社会利益诉求来看，在利益表达渠道缺乏的情况下，社会公众主要通过信访来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由于信访体制的固有缺陷，其并不能完全解决公众的利益表达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静坐、示威等更为激烈的手段，往往引发大规模群众聚集事件。
对于信息沟通渠道而言，沟通渠道缺乏，沟通不畅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在传统政府组织内部的横向关系上，官僚制过分强调专业化和分工，根据职能不同而设置不同的政府部门，易于造成专业隔离，彼此之间壁垒森严，难以实现有效协调与合作，政府内部共识无法达成。
对于沟通参与者而言，政府管理理念落后，社会公众也未达到理性参与的程度。新公共管理的引进以及善治理论的发展，为中国政府由传统管理向公共治理方式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这种治理方式在目前仍然不十分普遍。政府仍旧沿用传统的政府规制形式，将自己和社会不自觉地区分开来，并没有把社会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政府回应性弱。“根据俞可平概括的善治的基本要素，善治需要回应，善治的政府应该是回应性强的政府。”同时，社会公众由于缺乏沟通渠道，有时也惰于寻找渠道，存在“小事小解决，大是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通过不合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二、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策过程中问题在于：第一，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阶段利益博弈缺乏达成共识的机制化制度，包括政府不同部门间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博弈；第二，政策参与社会化程度低，政策共识对象不足；第三，在公共治理背景下，政府治理创新治理机制匮乏，传统行政命令模式盛行。
中国旅游政策 篇7
关键词：公共广播电视,公共性,广告
一、文献回顾
1. 公共广播电视的定义和特点
根据李书藏的梳理, 公共广播电视的英文原文是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Public Service一词指政府为其国民提供的服务, 这种服务最大的特点是公共性。有学者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特质做了总结, 认为公共广播电视的五项攸关概念是:“ (1) 对公众负担责任; (2) 公共财务; (3) 节目内容的管制; (4) 普及服务; (5) 管制进入; (徐帆, 2010) 。”据此, 我们总结出公共广播电视与商业电视以及政府喉舌的区别:首先是资金来源的独立性和收入的非营利性;其次, 媒体运营不受政府及其他商业机构的干涉;第三, 在传播内容上以公共服务导向为出发点。
2. 对于公共广播电视政策的相关研究
公共广播电视政策研究的主流在于政策的成因及其效果几方面, 针对欧美的研究包括对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变迁的意识形态分析 (李继东, 2007) , 认为意识形态的变迁是政策演变的重要原因, 并着重分析了不同时期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变迁的意识形态根源。另外, 有学者对当前公共电视所面临的困境和对策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一系列的解困政策 (王哲平, 2011) 。
针对中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的研究, 包括陈积银和彭金山对中国公共广播电视缺位的探讨和相关策略的分析, 认为数字电视的浪潮为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陈积银、彭金山, 2005) 。另外, 借助2011年重庆卫视的案例, 一些学者从公共广播电视角度进行了研究, 包括重庆卫视改版前因后果的探究 (叶晶晶, 2011) , 以及如何在重庆改革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公共电视 (孙艳君、邵薇, 2011) 。
3. 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如何发展
公共广播电视若要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 最重要就是保持其独立性, 而其资金的来源是维持独立性必不可少的条件。如何通过广播电视运营资金政策的调控, 提升其公共服务质量?笔者提出两个建议:首先, 寻找并合理调整新的运营资金结构, 能够让中国的广播电视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提供公众需要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其次, 广告限制政策能够削弱商业因素对媒体内容的影响, 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面通过列举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 为中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二、欧美公共广播电视运营资金政策的比较
1. 与欧美公共广播电视资金来源相关的政策
公共广播电视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政府支持、公众视听费、社会资助、广告收费。欧美公共广播电视资金来源各有不同, 广告政策也略有差异, 但都对广告有着不同程度的限制。
(1) 法国逐步禁止广告, 以税收补贴费用
法国人认为, 广告对于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侵蚀显而易见, 为了恢复公共广播电视的公共性, 对广告的限制势在必行。根据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2008年4月25日宣布改革计划, 从2009年1月1日起, 禁止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20时至次日6时时段播出广告, 从2011年12月1日起, 全面禁止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播出广告。与此同时, 萨科齐还决定对电信、网络运营商征收0.9%的所得税, 用于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取消广告后的补贴。
(2) 英国寻找广告之外的资金来源
英国BBC作为公共广播电视的典范, 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公众的视听费。在最近几十年, BBC面临了来自资金、新技术开发以及激烈的商业竞争等多重问题。BBC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虽然加入了商业运作, 以解决财政问题, 但并没有通过出售广告时段获得收入。BBC应对新环境的相关财政策略包括:裁减日常运作开支, 通过节省成本和裁减工作岗位等措施提高资金上的竞争能力;通过商业策略节省成本, 包括出售传输业务、低价购买美国的节目在黄金时段进行播放等;另外还包括在其他国家寻找合作者拓展市场、进行技术创新, 如投资新技术的卫星电视和数字电视公司, 通过这些商业策略改善财政问题 (洪浚浩、劳伦斯·舍里克, 2003) 。
(3)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政策———政府支持和公益捐赠
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是独特商业环境的产物, 它从未真正将广告作为其运营资金的来源, 而是通过政府拨款和各类团体的捐赠维持运作 (郭镇之, 1997) , 近几年美国公共电视正面临着商业电视和新媒体的冲击。根据王哲平的总结, 美国公共电视的困境之一就是运行资金严重不足, 针对该类问题, 美国公共电视需要继续寻求慈善事业的支持以及开辟新的自筹资金渠道, 例如建立PBS基金会, 为在全美范围内搜索、培养和接受特别的捐赠提供通道。
(4) 政策总结:限制广告, 另辟商业化道路
总结以上几个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政策, 我们发现即使公共广播电视融入商业运作元素, 也是经营主体根据市场需求, 通过节目的商业运作获得资金的合理利用, 而非通过广告收益来维持运营, 广告收益在其资金来源的考虑中总是排在末位, 以维持其公共服务的性质。
2. 中国目前的相关案例及政策
(1) 案例:重庆卫视改革
2011年3月1日, 重庆卫视全面改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全天候取消商业广告。没有商业广告是区别于商业频道的重要标志, 有学者认为“重庆卫视全天候不播出商业广告, 是向公共电视迈出的有利一步, 其示范作用和社会价值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孙艳君、邵薇, 2011) 。”取消商业广告后, 重庆卫视的运营成本将由重庆广电集团的其他经营收入和由重庆市财政埋单。
(2) 广告限制政策
2011年11月28日, 中国广电总局下发《〈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 决定自2012年1月1日起, 全国各电视台播出电视剧时, 每集中间不得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不少学者认为, 媒体会开创各种新的广告形式弥补因电视剧中取消插播广告而造成的损失。总之, 要想从根本上削减媒体的商业性, 必须从资金来源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重构。
三、中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发展途径解析
1. 分类运营———区分公共广播电视与商业广播电视
在中国, 早期的传媒由政府控制并提供运营资金, 而在媒体转企改制的过程中, 为了促进广播电视媒体自身的发展, 商业化的运营必不可少且尚在探索和推进中, 于是现实中针对广播电视媒体的公共服务职能调整, 只能从限制节目内容和限制广告上入手, 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限娱令”和限制广告策略的提出。只是, 这些都是政府强制的内容限定, 导致媒体本身商业属性的根本———运营资金来源, 并未有任何改变, 要从根本上将广播媒体从商业逐利性中解脱出来, 唯有拓展合理的资金来源, 让广播电视以服务社会和公众的利益为根本目标, 而不是以追求高额广告收入为宗旨。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建立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两个功能分明的广电系统。从更为根本的文化产业角度而言,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即是将事业和产业分开运作, 从而实现各自的公共服务和商业运作。降低媒体行业内部的矛盾, 如此中国需要建立专门的公共广播电视, 杜绝广告并为其提供公共资金, 进行公共服务就会变得更为简单易行。
2. 维护资金来源的独立性———多方资助, 引入社会公益资金
对公共媒体来说, 媒体的独立性和公共资金来源密不可分。对中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而言, 必须从政策上限制广告收益在其运营资金中的构成比例, 以促进广播电视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我们可以学习欧美的方法, 寻求多样的资金来源以维持运营, 保持媒体的独立性。
对于美国和法国来说, 政府的资金支持是其公共广播电视运营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 为了解决资金的困扰, 美国正积极扩大公益资金的渠道, 包括社会公益团体和慈善基金的支持, 以维持其独立性。而BBC则正探索着商业化的路径, 通过对节目的购买销售来换取自身的资金效益。
对于中国来说, 多元化的资金渠道是公共广播电视应探索的方向。借助中国媒体的多重属性, 可以合理整合各方面的资金, 让政府、商业以及社会公益资金进行一个合理的结构配比, 让社会公益资金进入公共广播电视。
四、中国公共广播电视发展展望
1. 独立的运营资金之外
寻找独立的资金来源非常重要,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其他手段以维护其独立性, 例如公众的舆论监督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需要针对政府干预进行一系列改革, 在公共广播电视中限制政府的力量, 以实现对政府的监督职能。
2. 数字电视
数字电视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因自身的运营模式和媒介特点而备受期待。一方面, 数字电视借助数字存储技术令受众可自主选择跳过广告;另外, 公众通过上缴视听费获取数字电视服务, 这种收费方式和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收费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为中国开设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机遇 (陈积银、彭金山, 2005) 。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可以借助媒介技术自身的发展, 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以克服公共广播电视在发展过程中因社会环境和政治形态而遇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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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洪浚浩, 劳伦斯.舍里克, 《BBC与BSkyB之战:新环境下公共广播电视与商业广播电视的竞争及启示》, 《新闻大学》, 2003年冬。
中国旅游政策 篇8
一、文化政策的含义
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政策分为政策“本身”和政策“展示”两部分, 并提出五种文化政策:国家形象放大政策、经济还原主义政策、公共经费资助艺术的政策、媒介调控政策以及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政策。其中, 前两种涉及政策本身, 后三种涉及政策展示。吉姆·麦圭根将文化政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指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 狭义指围绕文化问题的争论。
国内学者胡惠林认为, 文化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实行意识形态管理、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制度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体系的总称”。
综合上述几种观点, 本文认为文化政策是国家文化政策主体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发展的总体方针和具体政策。文化政策确保文化朝着既定方向发展, 实现国家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而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秩序。
二、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及其本质
1.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
关于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问题, 国内学者胡惠林曾做过分析。胡惠林提出, 在文化政策选择中存在着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的矛盾。国家文化意志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和目标追求出发, 在文化领域形成的文化要求和意愿, 具有强制性与权威性。公众文化是社会公众自主进行的文化选择, 这种选择是内心接受, 而非外在强加。当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不一致时, 国家文化意志的强制性与权威性便会导致二者间的冲突。此外, 文化政策选择中还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张力。此处的“文化控制”并非贬义词, 而更多指向中性含义。文化控制是指国家, 主要是政府通过相关文化政策, 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使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维持国家文化发展的稳定与安全, 文化控制侧重于国家宏观层面。而文化参与, 主要指社会公众个体、社会组织等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诉求、追求, 体现的是“个体文化自由”, 文化参与侧重于社会微观层面。显然, 文化控制的“约束性”与文化参与的“自由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内部张力。
2.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的本质
文化政策选择中之所以出现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选择的矛盾、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主要因为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 即政策主体可以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任务, 文化资源的配置等活动。而政策主体之所以掌握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 是因为其掌握国家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文化政策的选择体现出了国家意志对文化的控制, 而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内容的一部分。因此, 探讨文化政策的选择问题必然涉及“文化控制”, 而探讨“文化控制”必然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文化政策选择的矛盾运动实质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命题。这里的“国家”并非指与一定领土、人口、政府、主权相联系的特殊政治共同体, 而是特指国家的政治机构, 主要指政府。此处的“社会”, 亦非指社会学意义上的广义社会概念, 更多的是指“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有多种定义, 安德鲁·海伍德认为, 市民社会被用来描述一个由自治性团体和组织构成的领域, 如企业、压力集团、俱乐部和家庭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市民社会指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上述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阐述中, 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划分实际反映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
三、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1.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过程
关于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 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谢秋山、陈世香的《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一文, 认为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具体从“功能定位”“战略地位”“管理思想”及“政策话语权力配置”四个方面阐述了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其一, 功能定位方面, 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向国家“软实力”转变。其二, 战略地位方面, 文化从“边缘”向“主流”转变。其三, 管理思想方面, 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其四, 话语权力配置方面, 从垄断性“国家话语”向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转变。
而胡霁荣、张春美的《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一文在我国文化发展与转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文化政策的四种治理逻辑:“党的革命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市场经济理性”及“公民权益理性”。“党的革命理念”主要指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政策与文化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主要指国家如何运用文化政策引导与约束社会文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理性”突出市场的主体地位, 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引导社会文化的生产与消费, 核心是“工具理性”。“公民权益理性”强调以人民的文化权益为导向, 注重多元主体的沟通。
周正兵在《我国文化政策演变历史研究——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中, 把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如下概括:第一, “革命性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49-1977) 。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 即“文化政治化”。第二, “建设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78-2002) 。建设型意识形态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的同时, 还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的包容性, 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在建设型意识形态指引下, 我国文化政策逐步摆脱政治化思维框架, 文化政策进入市场化时期。第三, “和谐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2003至今) 。和谐型意识形态倡导以人为本, 统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既强调核心又关注多元, 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包容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在文化目标诉求上, 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政策的根本诉求。文化实现方式上, 强调核心与多样、政府与市场共生发展。
2.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 尽管关于中国文化政策演变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但仔细看来, 三者都反映了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如文化控制、国家文化领导权、革命意识形态、“统治”与“治理”及“国家整合话语”等。而无论是革命意识形态、文化管理思想的“统治与治理”, 还是文化政策的话语权配置问题, 都反映了国家层面对文化的领导、管理与控制问题。简言之, 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国家的“文化控制”始终是一条主线, 只不过不同阶段的表现程度、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 伴随这条主线的则是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因此, 可以推出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部矛盾——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 文化控制体现公共权力, 属于“国家”领域;文化参与体现社会个体和组织, 属于“社会”领域。因此, 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四、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调整
1. 塑造“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局面
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类型, 概括来说主要有“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及“弱国家—强社会”三种。这三种关系类型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间力量的彼此消长关系。“强国家—弱社会”体现的是国家对社会的完全覆盖, 国家强大, 社会弱小且无组织、自治能力;“弱国家—强社会”体现的是社会对国家的完全覆盖, 社会强大, 国家弱小且无管理、引导能力。显然这两种模式并非理想选择。而“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中, 国家在确保有效政治统治能力的前提下, 又为社会的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有利于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 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
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可以比较清楚的对“国家职责”与“社会职责”进行定位, 达到二者之间动态、双向的制衡与补充, 这既能克服各自的弊端, 又能促进二者在互动中相互完善。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后, 将会为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宏观背景与适宜土壤。
2.“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在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中,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值得借鉴。关于“文化霸权”, 葛兰西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已经发生转变, 之前主要依靠暴力来统治, 而文化霸权主张通过精神、道德方面的领导, 使社会公众自觉接受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的约束, 以此来达到社会统治的目的。文化霸权的实现以社会公众的自愿服从、接受和赞同为前提, 形成社会公众所接受的社会规则体系。文化霸权并非仅仅体现统治阶级的文化成果与文化理念, 还体现了对社会公众的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包容与接受。文化霸权体现了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文化霸权的实现也可以视为文化控制与文化协调之间较为理想的博弈局面。
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控制机制在社会文化运动和国家文化管理行为中的运用和体现。针对文化控制的这种特性, 胡惠林认为, “文化控制具有不可抗性。虽然对文化控制的手段、内容、程度、范围, 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的价值尺度, 但为了达到共同的文化目标, 社会需要其成员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文化行为, 并以此化解社会成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没有统一的文化控制, 社会必然是混乱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 若要实现文化的稳定发展与进步, 则文化控制是必须的, 也是不可抗的, 但这种“必须”与“不可抗”并非零和博弈, 不能借文化控制而强制剥夺社会成员的文化权利, 即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有社会成员的文化参与。文化也只有经过社会公众的参与并融入公众的文化生活中, 才能展现其生命力。
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 文化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文化人关注和争辩的焦点。但是文化问题又始终不是由他们决定的问题, 总是受到文化政策的影响和规定, 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们经常只能在书斋里发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文化政策问题逐渐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问题。
当前, 国内的文化研究以及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探索, 已经在有关学术研究部门开展起来, 同时也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支持。随着全面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 文化政策法治化的不断增强, 文化政策制定方式的逐步完善, 文化政策的透明程度的提高, 中国的文化政策将更加适应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现状, 并且推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向全世界辐射其文化进程。
摘要：文化政策作为社会特定时期文化运行规则的体现, 是国家对文化发展有组织的指导和管理的依据, 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它不仅是国家政策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且还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文化制度的一种显现。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一直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从更深层次来看, 这种矛盾实际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减少这种矛盾, 就要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此外, 还需要“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协调。
中国旅游政策 篇9
关键词：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本土语言教育,少数民族语言
语言既是族群内部沟通、交流的媒介, 也是支撑和促进群体内部归属认同的重要工具, 更是凝聚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稳定的核心构件。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 不仅关涉语言本身的维存与发展, 还在民族文化传承、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国家的稳定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南非是一个从殖民主义走向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经历了殖民主义时期一语独大到民主共和国时期多元语言政策的演变。独立之后的南非民主共和国制定的多元化语言政策, 树立了本土语言的官方地位, 保护了本土语言多样性, 维护了国家稳定。这种从关怀本土语言为途径来促进国家文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语言政策, 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一、南非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
南非的语言政策在历史上经历了大致四个时期:荷兰殖民时期 (1652-1806) 、英国殖民时期 (1806-1948) 、荷裔非洲人统治时期 (1948-1994) 、民主共和国时期 (1994-今) 。
1652年, 约180名荷兰人抵达开普敦。在1652年到1795年之间, 荷兰占领好望角近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 殖民政府推行荷兰语为官方语言, 在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商业机构等社会高层领域, 都必须使用荷兰语。1795年, 英国人占领好望角, 荷兰人的执政地位受到影响, 荷兰语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的地位走向终结。此后, 荷兰人后裔在南非北部地区建立了南非共和国, 仍然实行荷兰语一语独大的政策, 规定当地生活居民必须接受荷兰语教育。19世纪初, 英国殖民者踏足好望角, 在开普敦地区建立殖民地, 推行英语化政策, “所有公共领域用英语替代荷兰语”, 所有政府职位为英语使用者保留。1822年, 开普敦总督颁布公告, 要求到1825年所有官方文件必须使用英语, 到1828年所有法律诉讼必须使用英语。在语言教育领域, 殖民政府也推行英语化政策。1874年, 殖民地议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明确规定高等教育使用英语授课。英语成为英国殖民时期官方学校都必须使用的教学语言。1948年, 荷裔南非人阿非利卡人领导的国民党上台执政。政府在语言领域则试图以阿非利卡语取代英语, 在一切行政机构、广播电视等部门中大力推行使用阿非利卡语。1994年, 南非民主共和国成立, 本土语言的地位得到了承认。1996年颁布的《南非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除了英语和阿非利卡语以外的9种本土语言都为官方语言;南非政府要采取积极行动来提高非洲本土语言的地位和促进其使用;各官方语言具有平等的地位和享有公平待遇。2002年颁布的《南非高等教育语言政策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在学校中推行多语制的政策。
语言政策直接影响了南非本土语言的存亡, 也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紧密关系。在荷兰殖民时期, 政府当局强制实施独尊荷兰语的语言政策, 对本土语言不管不顾, 导致本土语言的消失。南非原住民科伊人和桑人彻底丧失了他们自己的语言。英国殖民时期的英语化政策, 使南非本土语言受到弱化, 如广大民众使用的班图语长期得不到发展。阿非利卡人领导时期, 强制推行阿非利卡语, 遭到了黑人学生的抵制, 造成了学生起义。而在民主共和国时期, 多元化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多语教育的推行虽然遭遇困境, 但毕竟从官方层面承认了本土语言的价值, 为本土语言的维持和发展创造了机会, 为符合各民族利益、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南非语言政策及社会效应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启示
从南非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社会效应可以看出, 语言政策不单单是语言领域的事情, 还关系到本土语言的保留、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国家稳定的维护。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是否妥当, 是关系到国家政局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大事。在我国, 虽然还未像南非那样遭受帝国主义强制推行殖民语言, 但语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制定语言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一) 要处理好外语教育与本土语言教育的关系
我国全国上下掀起的外语热已经持续多年。英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独占鳌头, 许多城市地区中小学从一年级就已经开始了英语教育, 甚至一些幼儿园也以英语教育作为招徕噱头。其他少数通用的非英语语种, 如法语、德语和日语等, 也已经进入到基础教育领域。与此同时, 对中国本土语言的教育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汉字的拼写和意义的掌握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受到外语教育的排挤。以英语为主的强势语言已经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中国外语教育一边倒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汉语教育的发展, 影响到国民对汉语知识和汉语使用能力。我国虽然还未出现以英语为代表的外来语言压制汉语的现实情况, 但这种过度重视外语而忽略汉语价值的局面如果一直持续, 从短期来看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的汉语能力, 从长远上看则可能影响中国民众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 无助于国家文化认同的构建, 不利于民族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建立。
有鉴于此, 吸取南非殖民时期因荷兰语和英语等外来语言凌驾于本土语言而造成本土语言弱化的教训, 我国在制定外语政策时, 一定要注意到当前外语教育与本土语言教育的不平衡状态, 要注重两者的均衡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对外语的掌握是目前我们急需的国际化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外语教育需要得到重视。但同时应该意识到, 无论是国际化人才, 还是本土居民, 对本国语言的掌握都是人才素质的根本和基础。因此, 我国政府应该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 针对教育系统的现实情况, 积极展开宣传, 使人们认识到汉语的价值, 通过在基础教育领域加强汉语教育, 从青少年开始开展汉语的书写练习和意蕴学习, 感受与领会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与精致优美, 从而提升民众自豪感与自信心, 加强国家文化认同, 维护国家安全。同时, 国家还可以从考试制度、课程设置等方面入手进行立法和改革, 慎重思考和规范外语教育和汉语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所占比例, 将对汉语的掌握纳入人才培养的必修内容, 为国家培养和储备具有较高的本土语言素养的优秀人才。
(二) 要注重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许多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 有的民族语言, 除了有自己的发音系统之外, 还有自己的书写文字。然而,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正面临严峻形势, 不少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数量在急剧萎缩。据统计, 在我国发现的120多种语言中, 有大约有数10中处于濒危状态, 如仡佬语, 鄂伦春语, 土家语、满语等。一些地区少数民族语言, 仅有年长者才会使用。如云南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中, 占全县总人口17%的彝族人, 只有极少数老年人通晓彝语。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使用与传承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少数语言群体及其成员有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获得发展空间的愿望、主张与诉求”。加强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存与维持, 不仅有助于本土语言和文化的保持与创新, 也使少数民族民众感受到国家对本民族的尊重与重视, 体会到真正当家作主的尊重感, 重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体会到国家对少数民族的认同, 从而增加国家认同感, 从心理和情感上将自己纳入中华人民大家族中。语言的保护也是一种权利, 保障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在语言上的平等权利, 是真正保护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的平等权利的重要基础与重要内容。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有利于各民族间的团结和社会和谐。
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首先要加强立法, 制定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法规。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语言权力, 认真对待少数民族语言在构筑团结和谐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 就必须从立法上给予制度保证。以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法律法规, 来保证各机构和部门采取切实行动, 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其次, 还要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开展具体工作。如建立专门研究机构, 调查现存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 记录少数民族语言。对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的调查, 可以按照使用者数量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濒危性甄别, 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活动。以文字记载和语音录音的方式记录少数民族语言, 对少数民族的发音特点、文字符号进行语言学上的研究, 揭示其中的规律性和文化内涵。第三, 还要采取措施提高少数民族使用者的数量。要在民族地区教育系统开展双语教育, 鼓励少数民族本身学习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要扶持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人, 鼓励具备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能力的本族人民努力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 开办民族课堂, 传授本民族语言。需特别注意的是, 外出务工的少数民族成员, 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 子女常常无法得到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机会。因此, 在外出务工的民族家庭中, 要开展宣传活动, 提升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 鼓励他们在家庭内部使用本民族语言, 为下一代创造学习与运用民族语言的良好氛围。
结语
语言是人类的重要身份符号, 是社会稳定的要件, 是凝聚民族精神的臂膀。“语言可以显示我们所属的群体, 而且语言是我们区别一个与另一个社会群体的主要手段。”国家语言政策制定的适当与否, 直接影响着本土语言的存亡、关系着国内民族认同的构建和社会稳定的维系。南非历史上不适当的语言政策造成了本土语言的消亡和社会不稳定, 而民主共和国时期多元化语言政策满足了民族自尊心, 保护了本土语言, 促进了社会稳定。中国语言政策的制定, 要从南非语言政策及其社会效应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制定符合中国语言状况和使用现状的语言政策, 加强对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本土语言的记录、研究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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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税政策分析 篇10
2006年中国进行了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新一轮大规模的税制改革, 改革主要内容包括2008年中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 2009年三大流转税制改革、车辆购置税改革、连续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统一房产税法等, 还包括一些个别税收项目的调整。通过这次税制改革, 使我国税制更加体现税收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进而使税收体制对经济发挥更好的调节作用, 这样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 确保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与高效。值得注意的是, 2008年以来的税制改革呈现出减少税收收入的特点, 如增值税改革预计减少2009年税收收入1200亿, 企业所得税改革将减少33亿, 其他税种的税率下调也体现了减税特点, 但其原因和效果本文将做出进一步探讨。
2 减税政策的背景及现状分析
国家实行减税政策是多方面的, 其中涉及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合并中外资企业所得税, 税率统一为25%, 内资企业税率由以前的33%降到25%, 大大减轻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 (2) 流转税制改革, 其改革重点是增值税, 实现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 允许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抵扣, 企业税负得到减轻。 (3) 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 目的是刺激出口。 (4) 降低车辆购置税, 由10%下调至5%, 目的是为刺激汽车行业的需求。以上内容是国家颁布的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要指出的是, 国家在经济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时实行减税政策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 是完善税制改革的需要, 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可以统税收体制的重要一纳税, 公平税负, 为内资企业营造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而且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也是大势所趋, 是促进企业发展的要求所在。所以说, 这些改革是完善税收体制的重要途径。
其次, 这是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最直接的原因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 导致全球经济下滑, 致使全球范围内失业率提高, 美国达到9%以上, 失业率上升引起居民收入下降, 边际消费倾向也随之下降, 消费需求锐减, 中国作为出口大国, 出口依存度高达70%, 而且其最大的贸易对象是美国, 伴随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萎缩, 中国经济陷入泥沼, 众多企业纷纷因无订单而破产, 国内失业率上升, GDP增长率下降到6.1%, 国家为降低企业成本, 拉动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 便实行了减税政策。
3 减税政策的效果分析
3.1 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 减税政策可以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说明。第一个角度, 从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上进行论述。模型为Y=C (Yd) +I (r) +G+Nx, 其中C=Ca+bYd, Yd=Y-T+TR。推倒机制如下:减税可以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进而会提高消费需求, 使社会总支出增加, 拉动了GDP的增长。第二个角度, 从企业的投资决策上进行论证。假定企业的税率为t, 补贴 (或税收优惠) 占投资价值的比例为s, 利率为r, 资本品的折旧率为d, 则企业的预期收益为MPK× (1-t) , 预期成本为 (r+d) × (1-s) , 令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 即, MPK× (1-t) = (r+d) × (1-s) , 推出MPK= (r+d) × (1-s) / (1-t) , 从公式中可得出:当s>t时, MPK1
从以上两个角度的分析得出了国家减税政策对经济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 即减税政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3.2 实证分析
实证效果的判断主要是通过对2009年1-8月份我国的投资完成额和出口统计数据的观测中得出的。如下图所示, 2009年1-8月的投资额变动不大, 只是在短期内存在上扬现象, 但是时间跨度变大时, 投资额的增长趋势不明显, 即企业的投资并没有因为减税政策的实施而有明显的向好趋势。第二组出口统计数据, 出口总额均未超过14亿, 同期下降平均21%左右, 这说明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刺激作用也不如理论分析一般良好。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国家商务局网站。
4 减税政策的方向分析
首先, 从宏观经济理论上讲, 减税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存在两个模型, 其中一个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具体含义是指减少税收会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 从而提高消费需求, 可使社会总产出增加, 拉动经济增长, 顺利实现出口转内销。
其次, 从中国的现实角度来分析, 从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 我国在2003年进入经济繁荣期,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 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社会财富极大增加, 资本存量水平较高, 只是投资边际效率慢慢下降, 导致经济由繁荣走向衰退, 按经验分析来讲, 这个时间跨度是3-4年, 即从2003年到2007年, 2007年我国进入了经济衰退期, 社会财富和资本存量的较高水平与人们的相对贫困对比形成了生产过剩现象。因此, 按照目前社会发展现状来看, 减税政策若还是针对于投资, 而不着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减轻人们负担, 生产过剩还会继续, 减税政策是徒劳无功的。
再者, 从居民的自身角度来分析, 2008年中国居民储蓄额达20万亿, 居世界之首, 但中国居民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很低, 形成一种收入低的人群无钱消费, 中等收入的人群不敢消费的现象。这两部分人群占中国总人口的80%, 可见, 如果丧失它们的购买力经济增长也就无从提及了。所以使收入低和中等收入的人群都敢消费便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 也是减税政策的目标和方向。
5 启示
第一, 减税政策是有时滞效应的, 尤其是在扩大内需提高消费者购买力方向需要更长的时期。产生时滞效应的原因包括消费者的心理因素, 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时间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 减税政策在短期内扩大投资是可行的, 但长期投资的拉动作用还是会下降。而短期内扩大内需是不可行的, 但长期效果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第二, 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必要的。我国中低收入人群不敢消费和无钱消费造成贫困化程度日益提高, 贫困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而造成人们不消费的原因主要在于住房压力、医疗教育压力和养老压力, 这些均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减税政策即国家补贴政策, 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上, 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又可缓和社会矛盾, 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
综合全文论述, 减税政策实行方向应放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上, 发展民生是重点, 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是可持续的, 亦会是和谐的。
参考文献
[1]凯恩斯, 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2]萨克斯, 费方域译.全球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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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政策 篇11
关键词：二孩生育；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121-06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13
自2016年1月1日起，中国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回到了二孩時代。新中国成立后上一次中国人普遍生育两个孩子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尚未全面实施的时期。半个世纪之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迥异，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育龄夫妇是否会按照政策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
生育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是决策者为了实现人口目标、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所制定的社会准则和行动方案。政策环境则是指作用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涉及地理特征、人口变量、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限制和指引着政策的有效实施。本文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并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人口环境：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
育龄人群是承担生育行为、保证生育政策有效实施的主体。我们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次人口普查所在年份育龄妇女的人数和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较，2010年的育龄妇女呈现如下特征：①规模成倍增加（见表1）。2010年育龄妇女总人数（3.80亿）是1953年时（1.33亿）的2.85倍，是1964年时（1.52亿）的2.51倍。②结构明显老化（见图1）。最年轻的15-19岁组占全部育龄妇女的比例2010年为12.63%，分别比1953年（18.52%）和1964年（19.63%）时减少了5.88和6.99个百分点。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比例2010年为42.44%，也低于1953年时的46.34%和1964年时的46.12%。
虽然截至2010年的最近一次普查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总人数不断在攀升，但此后育龄妇女总人数将呈现下降态势。不考虑死亡率仅粗略估算，分别用2010年10-14岁、5-9岁和0-4岁人口队列逐步替代2010年45-49岁、40-44岁和35-39岁队列，便可知2015年、2020年和2025年育龄妇女的总人数将分别下降为3.63亿、3.34亿和3.11亿。育龄妇女中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此后还将不断减少。这一变化正是由于不同规模队列的替代作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全面实施的2016年，当年15-49岁的育龄人群是1966-2001年间的出生队列，其中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则出生于1981-1996年间；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新时期的生育主体。
二、社会经济环境：教育深刻影响生命历程及育儿成本
社会经济因素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虽然对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都有重要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的作用在减弱，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不断增强。过去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初婚的推迟、劳动参与的普遍性、消费方式的变迁、育儿成本的提升，这些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深刻影响了每个家庭及育龄妇女群体，也成为普遍二孩政策实施不得不考虑的环境因素。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环境的变化。
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适龄儿童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成为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阶段；1999年教育部基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的高校扩招实践，使高校招生规模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从2000年的4402万猛增到2010年的1.18亿。
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且对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育儿成本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育龄人群自身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育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仍是在校学生，且低龄组育龄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见图2），这无疑会推迟初婚年龄。事实上，婚姻推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79岁上升到2010年的24.85岁.同期男性和女性分别从23.57岁和22.02岁提高至25.86岁和23.89岁。研究发现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提高，对适婚的23-30岁年龄组人口的初婚推迟有很强的解释力，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近年来初婚年龄的上升趋势。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独立性的增强，使女性就业更为普遍，也改变了女性对于婚姻的态度和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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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子代培养的教育期望提高，并助长了育儿成本。育儿成本涉及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前者包括住院分娩的费用、婴幼儿各种用品支出，以及早教班、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接踵而至的教育培养费用等，如果再考虑月嫂、保姆开支，及孩子生病住院等可能的开销，养育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更高。后者则包括父母尤其是母亲为了生育和照料婴幼儿付出的机会成本，如职业发展机会、薪金收入损失等。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0-5周岁儿童问卷数据，生育每个孩子平均分娩费用为4365元：0-5周岁儿童年平均生活支出为5750元、教育花费为4250元、医疗支出为2493元，粗略估计养育一个婴幼儿的年消费超过1万元；教育支出仅次于生活支出。从儿童年养育成本标准差（1.36万元）来看，家庭间的差异相当大（见表2）。这还仅仅是针对婴幼儿的估算，并没有涉及学龄人口的教育费用。育儿的机会成本更是难以估算，无论是母亲因照料婴幼儿导致的机会成本，还是照料孩子引起的工作一家庭平衡的两难选择，都已成为养育子女的障碍性因素。
三、政治文化环境：生育观念已被重塑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塑造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得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成员；而文化则来源于代际传承和社会重塑两种途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然而，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社会制度的变迁主要反映为家庭制度和养老制度的改变。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家庭规模不断小型化、结构趋于核心化、功能日益简单化。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减少了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迁移流动则显著改变了人们的居住安排。一方面，家庭成员关系重心由纵向代际转为横向夫妻；另一方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逆转，子女对于父母的经济功效和养老功效逐渐减少甚至丧失。市场经济体制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参与社会劳动获得收入，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由积蓄、退休金或养老金而不是由子女来负担养老。事实上，由于工作方式、居住安排和生活观念的现代化，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养儿不仅不能够防老，甚至还要提防养儿“啃老”。
宣传倡导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实施的重要手段，移风易俗则是宣传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作为中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标志的1980年《公开信》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号召首先响应政策；此后的几十年间，被称作“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也是由于无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党团员的身体力行，政策才得以成功实施。几十年的浸润下，少生代表先进、多生意味落后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人们的生育观念在现代化和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悄然改变，少生文化形成气候。这一文化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生育意愿的变化。在全国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目前每个家庭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1.8个孩子；大多数育龄人群的生育子女数低于意愿子女数，且二者皆低于更替水平。
四、普遍二孩生育政策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作为迄今世界上人口仍居首位的国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始采取逐渐宽松的生育政策，这源于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尽管总人口规模仍保持惯性增长，但内在自然增长率已开始呈现衰减态势。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持续在低位徘徊，中国是否也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新的人口形势下，生育政策迅速实现了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普遍二孩”的三步走调整战略。2013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遇冷”說曾一时流传，申请生育和实际生育的夫妇规模也远低于预期；尽管可能存在政策效果延后、生肖年份影响等因素，但“普遍二孩”政策的急遽实施，不能不说是对上述观点的政策回应。
从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来看，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妇女其规模随出生队列的更替次第减少；母子两代人的生命历程都受到教育普及的深刻影响，养育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不断攀升：生育文化已被重塑，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都转向少生优生。这些都意味着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那是否应该进一步放宽政策，或取消生育政策？
关于上述问题，目前仍存在激烈分歧。笔者认为，辨析普遍二孩生育政策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实施普遍二孩生育政策是实现政策目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手段之一。中国严控型生育政策围绕“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原有目标，已完成了从目标确定、实现、稳定，到目标转移的周期；自2011年以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目标经过多方探索得以确立，中国进入宽松型生育政策新周期。如果说旧的政策目标可以用人口增长率这一指标加以量化，“降速度”一定程度上还是单维单向任务，那么新的政策目标则是多维复杂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包括多方面的均衡，如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要素协调发展的人口自身均衡，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等要素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但其基础和核心是人口自身的均衡。生育率是调节人口均衡发展最主要的人口杠杆；使人口再生产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生育水平也称作“均衡生育率”，从人口长期均衡角度看，均衡生育率水平应该是围绕着更替水平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遍二孩政策不仅更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顺利实施后的理想结果也更接近均衡生育率水平的理想目标。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需要多久才能实现？从严控型生育政策目标的实现周期来看，若分别以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作为起点，以1998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了10‰以下作为节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花费了近40年的时间。均衡型人口可以看作是在适度人口规模条件下的静止人口。因为就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而言，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保持不变，任何一个人口长期发展下去将会形成一个稳定人口：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与初始人口的年龄结构无关，因而可以摆脱惯性、克服任何结构性缺陷；但由于其具有增者恒增、减者恒减的特性，稳定人口的规模将在保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持续增加或减少；因而只有静止人口才可能兼顾规模与结构。然而，确定适度人口规模是一个难题，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人口大国，人口规模多少才算适度至今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稳定人口的实现则通常需要两到三代人的时间。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未来人口规模的减少以及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宽松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应该是一个渐进实现的过程。虽然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预示着，这一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然而，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已超过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是移风易俗人们生育观念的已然转变，这些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工作的显著效果，是我们努力要实现的境界，也是我们应该深感欣慰并为之自豪的成就。考虑目前的政策环境，我们需要做出的抉择是：应该加强，还是减弱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生育的影响？可以看到，中国人口不管是以往的惯性增长，还是今后的负惯性缩减，一定程度上都须归因于对于人口发展的失控或严控。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一代人的牺牲已经实现了原有政策目标的基础上，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的直接干预宜缓不宜急，宜弱不宜强，应该意识到结构问题的减弱和消除是长期的，均衡人口的实现也是长期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工作的重点需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通过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润物细无声地使人们安心、安全生育，保障现有政策的顺利实施，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浅析中国汇率政策问题 篇12
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走势分析
1、升值预期过高的原因主要是货币性因素
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后, 人民币汇率是不是按照国际投机者的预期, 持续不断地上涨, 如果不是, 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如此之高, 基本原因是什么?人民币确实存在小幅升值的压力, 但并没有外界舆论和预期的那么大,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币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压力?我们的基本结论: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 有实体经济因素, 但货币性因素远远大于实体经济性因素。
2、市场升值预期信号在减弱
人民币汇率改革正朝着浮动迈出了关键的、可喜的一步, 客观上相对稳定了市场的预期。此外中美利差保持了一定的差距, 美元短期内将较为稳定, 中国利用外资的增幅在减缓, 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实际大幅升值的压力不大
(1) 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不断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汇率机制改革前后, 中国人民银行 (外汇管理局) 出台了大量的政策。从目前看, 这一系列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其效应尚未完全发挥, 而且在外汇管制和外汇市场建设方面, 我国还存在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各种长期被压抑的用汇需求还可进一步释放, 因此完全有可能在继续实行资本管制的整体框架下, 进一步增加外汇资金需求, 不断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2) 中美利差在一个时期内仍将保持一定的差距
中国目前对银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外汇政策的“胶着”, 使货币市场利率一直走低, 可以说是处于历史的低位水平。另一方面, 近几年来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压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 企业利润增长幅度减弱, 物价上升速度减缓, 出现了对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为了刺激经济也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 中美利差趋于保持一定的差距。
(3) 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渐进性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限度内, 监管资本跨境流动还有相当的空间和较为成熟的政策经验。鉴于金融危机的教训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问题, 相信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项下完全可兑换的进程, 将会持有一个谨慎、渐进、连续的态度, 绝对不像市场预期的那么快, 更不可能按照国际游资预测的轨迹走。中国将会采取严格的资本流入管制, 并视发展状况出台新的政策, 尤其是对短期流动性资本的管制。随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经验的逐步积累, 必然会加大投资者的投资成本, 增加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直接冲击的难度。
二、中国汇率的国际环境分析
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相对较为谨慎, 但中国绝对不能单一来解决当今全球经济、贸易的失衡问题。全球经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是美国经济的失衡, 是美国多年经济政策的结果。由此评价美联储格林斯潘的政策和遗产, 对世界而言, 是福还是祸?需进一步认真研究。因为要解决目前世界经济失衡带来的全球汇率波动, 首先需要美国以大国负责的姿态来对待全球经济失衡, 主动对多年积累的已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同时, 鉴于美国经济“硬着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风险, 针对此结果, 最后无奈的选择, 只能是各国加强合作, 分别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 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
1、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是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
理论上贸易格局的变化与汇率的变动密不可分, 但全球近18年的贸易格局变化不是由汇率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世界贸易结构出现三大特点。一是跨国资本流动直接带动了东亚各国包括中国的国际贸易。二是当前世界的资本流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进行, 跨国公司引导了国际贸易的流向。三是世界三大区域的贸易差额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对其他两个区域的贸易从“一顺一逆” (对欧盟顺差, 对东亚逆差) 变成“双逆差”。
2、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在逐步弱化
由于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变化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 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经弱化。
(1) 汇率波动基本已由金融性交易主导
全球跨国货币交易量已远远超过全球贸易量, 跨境外汇日均交易量已达世界全年贸易额的10%左右。由于全球资产泡沫此起彼伏, 金融性交易经常脱离实体经济。汇率信息中存在噪音, 不仅不能自发调节贸易差额, 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即使汇率波动的方向与幅度较恰当, 其效应的显现往往还需相当时间。因此, 平衡贸易差额已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汇率的市场化调节。
(2) 部分汇率风险已被跨国公司内部化
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贸易主体后, 汇率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核算价格, 主要调节内部的利益分配, 并不严重影响整体利益。中美贸易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3) 汇率波动基本不影响产品最终售价
一方面, 产品最终售价中非贸易占比不断提高, 对汇率的敏感性下降。另一方面, 汇率大幅高频波动, 使国际贸易承受不必要的汇率风险。为保持市场份额, 出口厂商更倾向于自我消化汇率风险, 而不是转嫁风险, 汇率对需求的影响已经弱化。
(4) 贸易不平衡格局具有长期的内在稳定性
汇率对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力在下降, 经济周期的影响力也出现下降, 全球贸易基本格局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1996-2009年, 不但世界各国的汇率发生了较大波动, 各国经济也发生了较大的调整, 但国际贸易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3、世界货币体系失衡再次显现
美元本位货币体系的脆弱性:特里芬难题与汇率风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遭到削弱, 但仍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0%以上, 国际外汇交易的40%、国际贸易结算的50%以上。美元仍面临着“特里芬难题”, 即作为国际货币要求的货币坚挺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要求的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美元发行不受约束, 导致世界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不断。更重要的是, 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不再有黄金约束, 世界货币的发行往往服务于一国国内的经济需求。
4、美国近期政策的走势分析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 世界各国需求不足, 靠出口美国维持。目前在全球经济又一次失衡的状态下, 美国政府完全可能沿用过去的政策思维和政策手段, 解决美国的困境。历史上,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 美元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贬值和升值, 正是这种大起大落,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里芬难题。强势美元往往与巨额贸易赤字相关联, 同时引起货币的超额供给;弱势美元往往与贸易赤字改善相连, 同时导致货币的超额紧缩。
三、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
解决世界经济的失衡既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 也不能盯着中国的汇率。在上述世纪性难题背景下如何思考中国的汇率政策取向?尽管2001-2009年,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逐渐在上升, 但同期美国与日、韩、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下降了一定的比例。而且, 虽然美国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逆差额上升, 但比重却在下降。可见,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全局性的, 而不是地区性的。
近期, 中美应在加强磋商的基础上, 分别出台一些措施缓解美元贬值 (人民币升值) 压力, 从国际的视野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 同时, 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 主动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美国应逐步实行紧缩政策, 减少财政赤字, 提高市场利率, 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美国目前有能力通过缓慢的结构调整解决美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 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大国的责任。中方决策者应清醒认识, 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近期G20会议美方对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要求, 虽然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 但这仍不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性措施。第一, 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考虑中国结构调整尚需较长时间, 在继续主动保持人民币略有升值压力的状态下, 近期应该:进一步放开企业持有外汇比例的限制, 推行企业意愿结汇制, 逐步放宽银行结售汇头寸的限制, 提高金融机构在外汇市场上资金运用的自主性, 应不失时机地推进外汇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 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公开市场操作既可采取现货交易, 也可采取远期、掉期等方式。第二, 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无论是从金融危机教训看, 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 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国仍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要进一步改善外汇统计、监测工作, 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必要时可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 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同时, 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既稳定增长又不至于产生资产泡沫, 必须尽快出台有关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管理办法, 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第三, 坚持引进外资的质量, 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引入外资要有战略性安排, 应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 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因此, 首先要加快改善国内融资体系和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 让企业的资金需求尽可能在境内得到满足。其次要宣传和方便企业, 充分利用国内资金, 减少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替换后的收益代价。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引进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 实现平等“国民待遇”, 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最后是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 支持企业进行资源战略储备, 并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第四, 要确立放慢海外上市节奏, 积极发展本土资本市场的战略安排。中国优秀大型企业大量海外上市, 不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长期战略。当前, 我国要加快发展和健全我国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 积极鼓励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风险投资企业海外上市 (当然仍不排除在境内改善对其的相应融资环境) , 对于国有大银行上市筹资中, 面对是否“贱卖”的争论, 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发展境内私人股权基金作为第三方, 与境外投资者竞争入股, 包括筹集外汇资金入股, 在支持、调控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对房地产信托基金, 相关部门不能视而不见, 要提高工作效率, 尽快实现“与其放任不管, 不如发展中国的信托基金”。第五, 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手段。第六, 增加双边贸易协定, 提高亚洲区内货币的结算功能。第七, 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落实并长期坚持内需主导战略。
摘要：中国汇率升值预期过高的基本原因是货币性的, 而实际上实体经济层面升值压力并不大, 人民币将会在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 并在适当时机适度扩大浮动区间。当前, 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经弱化, 不能依赖汇率自发调整贸易失衡。中国应强化内需主导战略, 与亚洲国家一起在经济和货币上, 逐步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世界贸易格局,国际货币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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