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精选8篇）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篇1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依托的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长远看，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出现了很多现实问题。如贸易结构存在严重倾斜，在高、中、低产品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合理、均衡的结构，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等。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地位，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与现实

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替发展的历史。一国不同时期采用的贸易政策，往往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标：当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时，就会倡导自由贸易政策；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时，必然转向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基于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并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和层次上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理论基础。如从需求角度解释贸易发生的重叠需求理论，从供给角度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来阐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等。而保护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取决于政府要保护的目的，其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重商主义、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观点，以及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其次，根据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各国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明显抑制作用，当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并成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工具。最后，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标，从而成为继续或将来实施的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对外贸易经历了由国家统一经营、国家管理经营到放开经营的过程，贸易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不断深化，但是，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却在自由化进程中更加激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另一方面与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凸显出来，而这一变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调整分不开的。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注意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空间。

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阶段发展及其效果评析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又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

(一)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国在沿袭建国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主要采取的是“奖出限Jk"的政策，这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基础和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国际贸易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中心一外围”理论的观点。实施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主要是关税，以及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商品分类经营和国营贸易等较严格的、传统的贸易措施。伴随着我国外贸体制实践中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取消

财政补贴等改革进程，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为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采取了动态的、有条件的贸易保护措施，倡导的是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结果促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工业项目建立了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我国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的贸易结构，体现了比较优势行业和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实施上的不平衡，我国东西部贸易发展差距较大，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不配套，冲击了一般贸易下的设备进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资企业。同时设备的引进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较先进的设备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外汇。

(二)贸易自由化倾向的过渡型贸易政策

进入90年代到我国人世前，是我国对外贸易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提出了“外向型”发展和“国际大循环”战略，为此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大经贸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该时期对进口管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进口方面，1992年开始按照HS编码协调制度对225个税目进口税率下调，减少和取消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继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专门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特别是1994年外汇并轨制为代表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贸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减少进出口数量限制、鼓励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等，理顺了连接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的通道，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到200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5097.68亿美元，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1987年(206.4亿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亿美元)的三倍。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过渡型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重点鼓励出口创汇，甚至不遗余力地从事亏损出口创汇。结果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经济、引进技术所需的雄厚外汇资金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此外还存在出口贸易方式和结构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代工贸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资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中国处于全球低端生产环节，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刚性的出口收汇任务与国家资源收购方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外贸经营者之间对国内货源的争夺；优惠政策倾斜的目的与实施对象的矛盾。由于国家鼓励多创汇，原有专业外贸公司或国营外贸企业实力强，仍是受惠主力，与优惠政策扶植我国私营和民营等外贸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国面临着加入WTO后如何推进外贸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内外贸一体化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安全成为新时期中国外贸战略理念的核心。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由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移为重点。尤其是WTO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国采取的基本是相对较低的保护与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

合的措施，即运用关税、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保障、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实行动态的、以扩张出口为目标的保护；运用低估汇率、调整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出口鼓励措施。人世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上升，2004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下的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是人世时(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开放时(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该阶段“人世”的要求决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体现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具体体现在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政府从侧重宏观外贸战略向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实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贸易政策。而现实中我国与贸易国的摩擦却并没有因为入世后自由化进程加快而有所减少，相反我国遭遇了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引起贸易冲突的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调整现行贸易政策、保持贸易的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的长期问题。

三、新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导向与对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保护和发展本国产品的对外贸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业，而不是单纯强调对WTO承诺的兑现。WTO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比较利益理论是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但是其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参与贸易的各国面对的竞争条件应是平等、公正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工，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而且很难保持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独立地位。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实践来看，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无不利用了重商主义学派的观点，也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取向。

(一)贸易政策中性化趋势中的适度保护政策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引发了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我国出口额的增长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断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总额首次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受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保护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监测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国政府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贸易保护，高达84.6％，而在66例与贸易保护相关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执行。其中发达国家在最终执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升级，我国与贸易对象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我国应在中性化趋势中进行适度保护的政策取向。

我国面对贸易争端如果采取简单的贸易报复措施，引发贸易战是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但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对本国幼稚产业实施保护，是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还是中性，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人世后的贸易自由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实施开放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强调促进结构的转变、进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总体的贸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市场机制和国际环境的有效作用，货币、贸易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手段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但问题是对“幼稚产业”的选择和判断应避免出现最终演变为保护落后产业的失误。因此，采取的保护政策必

须注意以下的问题：一是扶持的范围必须是具有未来发展潜能的，达到保护是为了日后不需再保护的几个行业，因此所选定的行业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学习效应和动态外部效应；二是应该明确保护或扶持的时间，对被保护的企业和行业规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标，定位于能成为国际市场最主要的竞争者的这些产业，通过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业间高强度的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强调贸易保护，而主要是通过国内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加以规范、诱导和扶持。例如，可以考虑把汽车、半导体、数控机床和飞机工业列为幼稚产业，扶持时间定为今后的“XX个五年计划”，并对扶持目标和任务进行详细分解。

(二)扩大内需、以进促出，保持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发展

2007年我国GDP总量(按当时价格计算)为2.49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世界前列，预计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届时我国大国经济体的特征将进一步显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考虑到经济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我国的经济增长比较趋近于大国的经济模式，应更加强调内需的作用。同时，面对当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贸依存度带来的潜在风险，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有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可借鉴我国主要贸易市场的经验。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是在通过税收政策基本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且创造了“中产阶级”以后，才达到提高“内需”的目的，而这种“内需”又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就是依靠巨大的“内需”使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直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利用对中国投资的外商通过征收大量税金来缩小外商与中国平民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也没有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征收大量税收，以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中国能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帮助大量相对贫穷的消费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帮助中国消费者减少在“医疗、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另外，我国经济增长应依靠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要素的加强有赖于我国的进口结构和质量，因为进口中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作用，但将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从而提高GDP增长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以进促出”，保持适度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作为促进中国外贸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条件。

(三)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减少贸易摩擦

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美国强烈要求中国减少外汇储备，改变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而这一政策却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陷入两难：一方面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会造成出口受阻、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引发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国内的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从而产生与经济危机类似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不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4万亿计划”又可能引发通胀问题，从而加剧被美国套住和承受外汇储备大幅贬值的可能。因此，应当转变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从贸易结构来看，应逐步改善商品结构单

一、技术含量低的现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和重视程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税收、加工贸易等政策，改变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大部分处于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的结构性问题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要想减少贸易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威胁，需

要加强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来分散风险；针对长期以来大多出口产品采用贴牌的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品牌发展战略；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政策；规范出口竞争秩序和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秩序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同时应协调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外商的投资结构，减少外商低端制造业的投资，限制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缩小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应注意加强针对性。例如，美国轮胎特保案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国家干预不当问题。对于在国际上容易引起纠纷的传统优势产业，出口退税只要达到使出口产品以不含国内间接税的公平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即可，避免出口企业以退税作为压低报价的“优惠鼓励政策”，从而避免国外进行反倾销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市场不统一，存在国家干预的缺位问题。目前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相对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导致对内销售的报价偏高。三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的问题。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革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发展铁路交通。

(四)建立开放经济下的内外统一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

我国人世后虽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管理体系融合，但仍存在外经贸管理措施的单一性、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做法的差异性、市场化的措施和金融融资方式依然“内外有别”等问题。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体系。政府在管理形式上，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等间接管理手段为主，为我国企业平等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创造条件；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国内外商品流通；培育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包括生产商、贸易商、零售商，让中国企业更愿意在国内市场做生意，脚踏实地立足国内市场积累经验的同时参与国际跨国经营，形成具有世界“品牌”的生产型跨国公司、贸易型综合商社和跨国流通企业，这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更具有丰富的现实、政治和社会意义。

调整贸易政策必然带来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虽然会增加协调成本，但是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因此，必须实现贸易政策基础由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因此，需要尽快建立内外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形成连续性和承继性的贸易政策，使我国企业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同时尽可能注意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是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篇2

改革开放后, 中国对外贸易除采取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外, 还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出口的措施。

(1) 中国目前的关税政策: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中国经历了一个关税水平由高到低的转变过程, 到2005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降至10%以下。中国的关税政策也在逐步发挥其应有的调节进出口商品的作用。

(2) 中国目前的非关税壁垒政策: (1) 进出口数量限制; (2) 歧视性政府采购; (3) 技术性贸易壁垒; (4) 反倾销与反补贴; (5) 原产地规则; (6) 其他的非关税壁垒措施。

(3) 中国入世后贸易政策的调整及选择。当前, 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入世后, 中国面临的对外贸易环境主要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与非关税贸易壁垒并存。今后中国调整贸易政策的基本思路是:第一, 确定中国对外贸易的总政策。这就是中国要以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为方向, 以多样的政策措施为手段, 借助对外贸易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工业化,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 这一贸易政策也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第二,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措施。一是关税措施, 关税作为一种有效的传统贸易保护政策, 可以直接作用于有关的商品贸易, 起到限制或鼓励商品进口或出口的作用。二是非关税壁垒措施。非关税壁垒措施已成为众多国家实施保护贸易政策的措施, 中国也应顺应历史的要求或国际环境的变化, 有效地运用非关税壁垒措施。目前中国在入世后可以使用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有对进口实施数量限制、技术性贸易壁垒、“自愿出口限制”、政府采购原则、反倾销和反补贴等。中国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合理地使用这些措施。三是汇率措施。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汇率的下浮或在管理汇率下的某种程度的贬值,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商品的进口, 促进商品的出口。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也将进一步增大。另外, 中国还可在进口限制和鼓励出口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中国的某些企业也已经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参与国际竞争。但从总体上来看,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为此, 中国先后采取了以下政策:第一, 中国制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则。第二, 规范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 从1979年至今, 中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 并同10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 与80多个国家签订有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为中国企业到这些国家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 在项目审批和外汇资金管理方面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第四, 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惯例还制定了一些鼓励和扶持的政策, 鼓励中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取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过去的“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今后, 中国为更好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第一,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第二, 完善海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第三, 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第四, 放宽金融政策, 扩大海外企业的融资渠道, 减免税收, 积极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第五, 加强对海外投资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3. 中国制造业贸易与投资的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现出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正朝着自由贸易发展, 但还不是一个近乎自由的贸易政策, 它有着可以保护并希望在继续保护之下获得发展的制造业部门。因此对外贸易, 特别是制造业进口贸易设置障碍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政策选择。适当的制造业保护会刺激一些外商绕过贸易障碍, 在中国进行制造业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中保持一定的制造业保护不仅保护本国厂商的利益, 从而使由本国厂商为主体的某个产业获得发展, 更重要的是能促进在本国领土范围内的特定产业获得发展。

根据中国制造业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各国贸易政策的不同, 中国应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 选择鼓励和限制相结合的制造业对外投资政策, 对那些预期有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对外投资给予支持, 而对于预期不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对外投资进行限制和引导。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使得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开始从探索尝试阶段迈向初步发展阶段,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对外投资企业数目快速增加。

参考文献

[1]邹德玲, 谭晶, 从海彬.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比较优势下的融合分析[J].北京:学术交流.2004, (8) :115-117

[2]丛海彬, 邹德玲, 耿振韬.我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战略分析[J].哈尔滨:黑龙江科技信息.2004, 9:80

[3]朱廷君.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中国对外贸易产业政策的调控 篇3

关键词：产业政策；贸易结构；产业机构

一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是该国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外在反映，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产业政策的变化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我国外贸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1977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结构演进阶段

这一阶段是中国实行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来发展经济阶段，也是重工业的发展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很不稳定，产业结构有发生了四次转变：1952-1960 年：重工业发展畸形时期。建国初，在国家"砸锅卖铁也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倡导下，重工业迅速发展，最终导致三次产业的比例严重失衡。1961-1966 年：初步扭转产业结构的失衡阶段。这一阶段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使农业占比重新回到基础性产业主导地位。1966-1976 年：产业结构失衡稍微扭转，随后文化大革命，又使得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陷入长期不振状态，中国又重新偏向于发展重工业的道路。1976-1978 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国外成套设备。

（二）第二阶段（1978-1985 年）：以资源换外汇的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非常落后。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引进技术和设备都需要外汇，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十分薄弱。因此，这一时期，出口创汇的任务就责无旁贷的落在了当时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到了1985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转变为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劳动密集型出口的较快发展，是中国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大力引进技术和设备，改变了以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战略的结果。

但是，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远远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该阶段中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与制造业出口结构存在严重背离，即中国同时拥有高技术构成（即资本技术密集型）国家的生产结构和低技术构成（即劳动密集型）国家的贸易结构。尽管在制造业的生产结构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一直保持高水平。但该阶段，制造业产业结构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而出口却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三）第三阶段（1986-1993 年）：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取得巨大成功阶段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和显现时期。这一时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迅速上升，中国出口比重排名前五位的商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占总出口比重为 36.6%。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则迅速下降。这一时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说，出口导向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而为出口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奠定了基础。

1986年之前，该阶段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超过70%以上，基本上属于资源密集型出口。1984-1995年间，是中国比较优势产品即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显现并得到较快发展的阶段。期间近十年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始终维持在61%以上的高位水平。而国内产业结构方面，机械及运输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在产业总值中的比重始终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因此，该时期的产业结构整体水平远远高于国内出口结构水平，表现为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与制造业出口结构的背离十分明显。

（四）第四阶段（1994-2001年）：以市场换资金和技术的阶段

这一时期，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 间接反映出中国对外出口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升。这一阶段是产业结构变动速度明显加快时期。中国事实上开始将出口导向战略实施上升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理念是：充分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大力开拓国外市场，赚取外汇，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服务。

1995 年，以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为标志，中国实现了出口商品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为主的飞跃。期间国内产业结构始终处于平稳发展阶段，第二产业占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维持在 45% 左右。可以说，该阶段的出口结构水平在不断优化升级并逐渐与国内产业结构水平趋于一致。但总体上来说，出口结构水平依然滞后于产业结构水平。

（五）第五阶段（2001年以后）：贸易结构超前于产业结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总体上来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呈现出逐步递减的态势，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增加的态势。应该说，基本上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即第一产业份额下降，第二、三产业份额上升。

2002 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结构已经开始超越第二产业在总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并以较微弱优势在以后几年里领先于产业结构发展。不过还要考虑到该阶段外商投资作用的影响。而且，发达国家贸易结构超前发展于产业结构的表现则是通过自身创新体系形成超前错位，再以这种错位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体系。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以及考虑到外资的作用，应该说，中国还很难说已经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身贸易结构超前发展于国内产业结构。

二、对我国对外贸易产业政策的总结

中国早在"一五"和"二五"时期就确立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当时资本极为稀缺的情况下，要迅速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必须有一个和这个战略相配套的政策措施作为保障。这套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实行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工资、原材料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扭曲其他生活必需品和劳务价格的政策。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的目标虽有某种程度的修正，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环境未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动。在这种政策环境的制约下，即使中国己经明确宣布要走各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整个新积累的配置依然偏向于重工业。

现阶段，随着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力发展，其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不高，很难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一些能真正体现技术水平的高科技产品如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中国大多需要从国外进口。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以低技术产品为主，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市场完全由外商控制，在获取等量劳动的国际价值和国际分工利益上处于较低层次，其利润空间十分有限，也很难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篇4

【正 文】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8)11-0044-11 一 引言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成熟的西方援助”。①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向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约2000个援助项目，其中既包括受援国所急需的生产基础设施，也包括各类社会和公共设施，还包括免除友好重债国的债务以及向自然灾害发生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改善民生项目的援助力度。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在53个非洲国家建成了769个成套项目，大多数集中在与百姓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如铁路、公路、电站、水利设施、农场、学校、医院和体育场馆等。中国还派出了1.5万名医务人员，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2万多名各类人才，免除了109亿元人民币债务。②据统计，中国在2006年通过不同的机构向全球提供了82.37亿元人民币的援助。③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援助国，在接受外来援助进行自身发展的同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还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尚在建设自己的统计系统，改革自己的援外体制，因此难以就中国对外援助的定义、方式和数据与西方援助国的方式和数量进行简单和标准化的类比。因为中国是一个提供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有可能为世界提供独特的援助方式，进而丰富人类的发展经验，加深人们对于多样化发展道路的理解。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建国初期，第二个阶段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第三个阶段形成于21世纪初。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不同，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方式、方法和管理机制都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二 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出发点及历史经验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对外援助经历了近30年的历史发展，确立了以“八项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对外援助方针，体现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为中国对外援助事业后来的发展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

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是向朝鲜、越南、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此后又向亚洲和非洲友好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主义价值原则，这种价值原则体现为中国对于人类的责任，特别是对于与中国人民有着同样经历的人民的责任。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④“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⑤

周恩来总理对这种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吻合做出具体的解释，他说：“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⑥

具体地说，在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中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作为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中国在获得了独立以后，必须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这样才能打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锁，从政治独立走向经济独立；其二是作为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国对于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诉求和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帮助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改善自己的外部条件。所以，无论从国际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互助共同发展都是一项基本的政策。

（二）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会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⑦同年12月21日，周恩来再次提出：“在援外工作中，我们总结了多年来的实践，制定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按照这些原则，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与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今后，我们还将在实际工作中，补充和发展这些原则。”⑧

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中独树一帜，在亚非国家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中国援助，饱受殖民统治的前殖民地国家更好地了解并理解了中国，“中国援助”因而成为与其他西方援助截然不同的发展资源。有些受援国曾经建议把“八项原则”提到联合国，作为国与国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准则，有些受援国则发起了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两阿”提案。广交朋友的中国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一次国际力量对比的历史性转机：中国在遭受了来自西方各种势力挤压和围堵20多年后，被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们“抬进了”联合国（毛泽东语）。

中国对外援助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广泛的欢迎，这是因为在“八项原则”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平等互利；二是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条件。与此同时，“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的受援国不难发现这种援助与西方发达国家援助之间的本质区别。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经说过：“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⑨

（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及其弊病

援外管理体制的设立取决于援助国的基本制度和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政策、形式和内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历了“总交货人部制”和“承建部负责制”等适应计划经济和中国援外基本方式的管理体制。这两种体制都采取了中央负责制定援外政策、相关部委负责援外政策执行和项目管理的方式。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援外工作统抓统管，中央领导人直接过问援外工作，分管部委直接对中央负责，援外管理机构能够有效地利用行政指令的方法，实现全国一盘棋。各省及各部委均设有专门机构管理援外项目。上情可以下达，全局可以统筹，保障了援外政治任务的顺利执行。

然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这种援外管理体制当中。《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一书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承建部负责制和总交货人部制一样，单纯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援项目，财务管理实行预决算制，一切费用实报实销，项目投资多少，建设周期长短，工程质量优劣，同执行单位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不利于充分调动项目执行单位和广大援外人员的积极性。这些弊病在七十年代末暴露得更为明显。”⑩

除了行政管理手段的缺陷之外，对外援助的决策也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而偏向规模过大、承诺任务超重等由意识形态因素导致的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中国承诺将自己最好的技术和物资用于对外援助，结果却导致了大量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浪费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的援外规模也超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承受能力。随着中国国际舞台的扩大，要求中国援助的国家也迅速增多，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急剧扩大。1971～1975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增长过猛，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高达5.88%，其中1973年高达6.92%。(11)对外援助中应当体现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与平衡 被打破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并非没有看到对外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上述弊病。但是产生于计划行政体制内的弊病很难在同一体制下得到纠正。只有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之际压缩援助规模、改变援助方式、改革援外管理体制和方法才成为可能。

三 在改革中探索

对于任何一场重大的改革来说，首先需要回答的都是“改革什么？坚持什么？发展什么？”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对外援助的改革当中。

（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与邓小平的改革思路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世界角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后，国际交往不断拓宽。除了继续并扩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外，中国还相继恢复或建立了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对外经济交往面随之扩大。中国需要重新确定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国际援助领域里，这种地位和作用是双重的——既是受援国也是援助国。作为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借助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知识和经验，尽快地把自己的国家建设起来；与此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和伙伴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邓小平为中国设计的兼具受援国和援助国的角色直到他第三次回到领导岗位上以后才得到贯彻实施。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中国作为援助国的作用时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12)同年6月2日，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时，邓小平进一步表明了对于接受援助的态度：“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3)邓小平这种既接受援助又提供援助，接受援助发展自己之后提供更多援助的平等合作精神也反映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正式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会议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14)这种开阔的思路奠定了中国援外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参加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同志报告说，联合国每年用于援助的支出高达250亿美元，其中约50亿美元是无偿援助，援助项目涉及人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能够加以妥善利用，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国是联合国中重要的发展中成员，有权利用联合国的资源。这个意见受到中国高层的关注。(15)1979年，中国开始大量利用多边国际援助，接着又开始接受来自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双边援助，曾经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16)在成为受援国的同时，中国并没有终止对第三世界的援助。邓小平针对中国对外援助工作中力不从心的问题，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缓口气”的意见，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地通过修改援外的具体方法，“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邓小平提倡的是一种“少花钱、多办事”的援助方式，一种效率原则，即一方面削减中国援外开支，另一方面保证受援国能够从中国的援助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当时，援越（越南）和援阿（阿尔巴尼亚）工作中的浪费和弊端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对援外战略意义的怀疑。针对这些质疑，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17)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多次亲自做外国领导人和友人的工作，不断强调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他在会见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的时候指出：“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尽管自己发展了，还是要把自己看做是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忘记全世界所有的穷朋友。”“中国将来发展了„„还是把帮助穷朋友摆脱贫困作为自己的任务。”(18)自此，邓小平同志通过自己的工作使得国内外就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维护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减少援外支出的数量、提高援外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等方面，达成了广泛的理解与认同。

（二）坚持什么？

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立意改革的党中央对于中国援外的战略意义和所取得的成就的认识并没有丝毫改变和动摇。邓小平复出未久，就在1979年7月7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经济困难，但我们还得拿出必要数量的援外资金。从战略上讲，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要用相当数量来援助。中国发展以后不要忘记这一点。在援助问题上，方针要坚持，基本上援助的原则还是那个八条，具体方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19)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撰文指出：“要告诉我们的同志，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20)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也说，“援外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还是要援助的，这个方针不能变。问题是援助多少„„要把劲鼓起来，各部门要支持，地方要支持，企业也要支持，使援外工作做得更好，把有限的钱用得更好”。(21)根据上述精神，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在1980年重新确定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总方针。1980年3月，对外经济联络部召开全国外经工作会议，提出了坚持国际主义，坚持援外“八项原则”、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出有进、平等互利等主张。1980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的《关于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和援外人员的优良作风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政治声誉，进而伸张了中国对外援助中体现出来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该文件同时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总方针。援外工作作为外事工作的一个方面必须为这个总方针服务。”(22)1983年初，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23)其中的“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是“八项原则”的精髓，“讲求实效”来自于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而“形式多样”则是对邓小平效率原则的落实。归纳起来就是在原有的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增加了“实事求是”的内容。1983年9月27日，国务院主要领导在接见第六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很穷，但是个大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全党要统一认识。我们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又必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是指钱，尽力而为是指精神。我们为第三世界办点好事，虽然资金有限，但热心不能减退，精神不能减弱，能够做的事，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各部门、各地方一定要积极承担中央确定的援外任务，这是个政治任务。(24)应当说，中国的对外援助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笔不可缺少的战略支出”（邓小平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这种战略支出的意义就更加凸显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体制的解体使整个西方世界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西方的理论家们甚至宣称，由于东西方对峙局面的结束，历史也就随之“终结了”。在第二世界，不少国家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希望国际资本的力量帮助它们快速地脱离贫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富足起来。但是，国际资本力量无边界的发展，却未能自动地给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带来发展与繁荣。邓小平一直都关切的“南北问题”日趋 严重。在这种趋势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不同发展理念之间的博弈。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发展理念抹杀了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共识”即使在西方世界也并没有形成广泛的认同。在“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笔下，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第一定义”就是“多种发展模式”。他尖锐地批判道：“如果一种文明把自己的发展定义强加给另一种文明，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明确界定为文化暴力的典型例证”，因为它导致“文化灭绝”、“普遍异化”、“实质伤害”。(25)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需要通过对外援助这种国际战略工具，为中国创造长时间和平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在保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特殊的国情，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而不是先颠覆自己的制度，然后移植其他国家的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计，中国在国际上必须维护世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而要保证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与多样性，就必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特殊性，同时帮助它们发展起来。这种战略思维与周恩来提出的援外工作“八项原则”、邓小平强调的援外战略意义与效率原则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1993年7月12日，江泽民主席重申了这种战略思维，他说：“必须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26)2005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再次呼吁，经济全球化应当向着均衡、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应当包容各种发展模式，同时建立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这是邓小平关于“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7)观念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的具体化。

（三）改革什么？

关注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学者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弱化意识形态、拓宽交流领域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种转变。(28)从中国的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援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几种转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的改革是显著的，归纳起来，改革主要集中在对于政策、方式、管理和机构的调整等几个方面。1.改革政策

邓小平关于对外援助效率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减少数量，但是不影响质量，这就要求中国对外援助采取小型化和多样化的形式。1979～1982年间，在中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严格掌握了对外援助的支出和新签援款，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精神将援外的规模从占财政支出的6%～7%削减了下来。

为了达到确实使受援国得到好处的目的，中国援外改变了原有的做法，适当要求受援方支付“当地费用”，增加“象征性的”贷款利息。由于“当地费用”往往不可预测，在支出时难以封顶，所以当地费用由受援方支付的做法不仅能减轻中国援外的财政负担，同时更重要的是促使受援国学会对于建设项目进行“经济核算”，从而为受援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打下基础。

除了减少援外资金投入，要求受援国承担“当地费用”以外，这个时期中国援外的重大政策调整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从受援国的实际生产和管理水平出发，从援建生产性项目转向援建标志性建筑，援建了一批纪念碑式的项目，如会议中心、人民宫、体育场和医院等。由于管理标志性 建筑远比管理生产性项目简单，这种转变既减轻了中国的负担，又增加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第二，从援建大型项目转向因地制宜地援建贴近人民生活的中小型项目，如援建农业示范基地、乡村学校和一些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派遣专家到受援国讲学、传授技术，提供小型的示范性设备，邀请并资助受援国人员来华考察学习、进行技术培训等。

第三，开辟新的援外资金渠道，提供优惠贷款。

上述措施使得中国在1979年以后用于对外援助的支出比20世纪70年代前期有所减少，但是与受援国的接触面却扩大了，提供援助的内容比改革开放前更加丰富了，援助项目也更加贴近受援国的人民群众了。2.改革方式

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有赠款、无息贷款和低息贷款三种主要形式，如果算上免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向国际多边援助组织提供资金等西方“官方发展援助”概念不涵盖的援助形式，中国政府共通过六条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财政转移。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不是单纯的财政援助，而是通过实物援助实现的，也就是说将援款折合成在受援国援建的各类基础设施、提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派遣的医疗队和专家组、开办的培训班、发放的奖学金等等。

中国实施援助通常的做法是由受援国向中国驻外使馆经参处提出要求，然后在中国可能提供援助的领域里进行政府间商谈，以互利双赢为原则，根据可行性的研究结果，签订政府间经济技术援助协议，作为两国合作的法律依据。如果是采取优惠贷款形式，则贷款协议中需规定中国提供贷款的金额、用途、使用期限、偿还期限及偿还方法等。(29)中国援款的使用期通常为5～7年，可以延长使用期，还款期一般为10年。受援方如有困难，还可以推迟或延长还款期。此外，中国还提供少量无偿援助。上述这些基本原则并不是改革的对象，那么改革涉及哪些主要内容呢？

前面讲到，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根据有限的资源和能力，采取了援助项目因地制宜的方针而转向中小型项目，并且在与百姓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里扩大了援助的范围，援建了一大批农场、学校、医院、体育场馆、铁路、公路、电站、水利等设施。

除了援外工程的中小型化和多样化以外，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援外突出了平等合作的原则。成套项目援助一直都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中国负责项目的考察、设计，提供全部或部分成套设备、建筑材料，派人组织或指导施工、安装和试生产，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全面提供技术援助，采取就地培训等方式，将相关技术传授给受援国有关人员。这种援助项目往往被形象地称为“交钥匙工程”或者“授人以鱼”，也就是说，中国方面把一切都建设好、安排好，然后把钥匙交到受援国手中，把做好的“鱼”端到饭桌上。

随着中国建成的成套项目日益增多，有效地帮助受援国巩固项目成果成为对外援助工作中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中国援建的设施一般都比较先进，但是需要受援国配备相应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制定合理的制度和程序去维持这些设施的运转。(30)于是，中国方面在1982年11月提出，对于已经帮助建成的项目，应该主动向受援国提供管理服务，搞技术合作，一边参与管理，一边带徒弟，帮助受援国掌握技术和管理，从而体现中国对朋友负责到底的精神。(31)援建项目的后期管理不是干涉内政，而是帮助受援国获得自力更生的能力，是“授人以渔”，教会受援国的人民自己“下海捕鱼”。1984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发出的《关于巩固建成经援成套项目成果的意见》体现了这个时期援外工作的转变，提出加强项目建成后的技术合作，并且可以根据受援国的需要，参与援建企业的经营管理。此后，中国对外援助就又增添了管理合作的内容。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物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32)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迅猛，到1994年中国已有约90%的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33)市场力量不可阻挡地成为中国改革对外援助工作中的重要因素。中国对外援助除了体现中国体制的改革以外，还需要与受援国的体制相吻合。受援国体制的变化和中国作为援助国体制的变化都影响到援助项目的方式，例如，马里政府于1991年宣布对中国援建的纺织厂实行私有化改制，经过协商，马里政府将80%的股份转给中国海外工程公司，后者负责偿还马里政府欠中国政府的债务，两国政府为合资企业提供优惠，借此扶植市场化的合作。(34)市场因素的加盟使得该厂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管理合作增添了一种新的方式：参股合作。

此后不久，中国又采取了贴息优惠贷款的新援助渠道：即动员一部分银行的资金，利用政府援款作为利息补贴，使银行利率降低，借贷条件变得优惠，具有援助性质。后来又创建了合资合作基金，扩大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利用少量的对外援助资金，撬动更多的市场资金，使其“软化”成为优惠贷款，这是一种在西方援助国常见的做法。但是对于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贷款的性质，国际上却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最为集中的意见认为，因为国家“贴息”使整个贷款变得“优惠”，在优惠贷款里就体现了国家行为，应当将这类贷款定义为“援助”。但是，这样的计算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统计上的，不仅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额会大大提高，而且优惠贷款在援外资金总额中的比例也会大大提高；二是概念上的，进出口银行虽然是发展领域里的政策银行，但是其借贷方式却根据市场规则运行，倾向于投资大型发展性项目（一般在1000万美元以上），投资要求50%控股。与中国其他援外项目集中在社会和民生领域的方式不同，进出口银行发放的贷款一般投向有经济回报的领域，如能源、交通、信息等领域。

按照中国目前的计算，只有来自政府的直接财政转移才算是“援助”，包括政府“贴息”部分，但是不包括“贴息”带动的贷款。市场资金的运作有自己的规律，政府通过“贴息”鼓励市场力量参与发展事业，是在受援国受到广泛欢迎的一项措施。这是因为，国家发展只有在多要素（包括市场要素）、多领域（包括市场和社会领域）相互配合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市场力量虽然不能代表援助国政府，但却有可能被用于加速受援国的发展。

市场资金进入中国援外领域是一个新现象，因为它调动的不仅是中国银行和社会的资金，而且还调动了受援国的资金和资源，并且通过援、受双方在企业和金融机构层面上的合资合作，推动了受援国自身的发展及发展能力的建设，因此受到了受援国的欢迎。1993年10月，在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上，非洲国家代表提出增加外贸和吸引外资是比政府间的传统合作更加有效的发展方式。针对援外领域里的这些新现象，199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进一步改革援外工作的会议。会议明确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援助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会议鼓励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的方式，或中国企业独资经营的方式实施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进一步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对受援国的援助，如在受援国建立经济开发区等。会议认定，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在援助项目上的合资合作，“有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35)3.改革管理方法

改革开放以后，援外体制的调整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新时期援外工作的实际需要，二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方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缩减援外规模，改变援助方式和内容，政府援外工作量随之减少。与此同时，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国家直接控制经济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企业转变成市场行为主体，按照市场竞争规则和利润 原则行事。援外的行政主管部门难以通过行政命令调动专业部委执行援外项目，开始绕过承建部，直接到地方寻找愿意承担项目的企业。承建部制的行政网络体系逐渐被打破。援外工作的主管和执行部门开始尝试各种能够调动市场潜力的方式，探索了“投资包干制”和“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方向是转变政府在援外执行过程中的职能。(1)“投资包干制”

为了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从1980年起，对外经济联络部按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开始探索用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管理经援项目的途径，克服责任不落实、“吃大锅饭”等弊病。(36)1980年12月，援外主管部门颁发了《关于对外经援项目试行投资包干制的暂行办法》，对部分新上马的项目试行投资包干制，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承包。

这种改革的目的是“简政放权”，调动项目实施单位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援外工程承包单位多是各部和各省援外办公室改制的产业，它们或多或少享受行业垄断地位，同时由于市场体制尚未建立起来，它们也没有真正学会按照市场规则和价格规律行事，常常出现“包干费封不了顶”的现象，因此无法真正实现效率和公平。(2)“承包责任制”

由于投资包干制的不完善，1983年12月，“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1983年，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机关机构转变职能的改革也出现了新的进展，引进了更多的市场规则，许多承包单位由政府部门改制为各级政府下属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或其他具有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开、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援助也走出了低谷，开始扩大规模。1983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发了《对外经援项目承包责任制暂行办法》，改变了原有的投资包干制，试行承包责任制，由上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或者其他具有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竞标承包，根据对竞争企业的项目报价、合同工期、技术能力等因素的考核，择优选定承包单位，同时扩大了承包单位的自主权，并根据责、权、利统一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承包单位的经济、技术责任，对各项费用的计费标准予以明确规定。此外，承包形式和承包范围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允许对一个项目的考察、设计和施工进行分开承包，也可以对整个项目进行总承包。(37)在“承包责任制”的管理体系中，对外经济联络部负责根据中央的精神和财政部下达的财政指标，制定援外方针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并制订对外援助计划、编制预算，负责对外谈判并签订政府间的援款协议书，组织援外项目的可行性调查，安排招投标并向中标企业拨付援款，与受援国就援助事宜保持磋商，检查监督项目进展，代表中国政府举行项目移交仪式，负责各项统计工作并制定规章制度。承包单位负责项目的考察，协助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进行项目施工合同的商签并具体负责项目的设计、经费的概算和工程的实施，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向受援国提交竣工图纸和有关技术资料。承包单位有权决定施工方案、出国人员的管理，并且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所得收益。(38)就是与援外工程相关的事权、人权和财权都下放给了承包单位。

“承包责任制”通过根据市场规则设计的“招投标”程序，在中国援外工作中引入并借用了市场力量，不仅从根本上取代了承建部制时期的行政网络管理体系，而且带动了援外结构、方式乃至机构的大调整、大变革。4.改革机构

随着援外规模的缩减、援外方式和内容的改变以及援外行为主体从国家机构变成了市场行为体，政府援外管理的工作量在缩减，方式方法发生了变化，指令性和行政性工作相应减少，援外主管机构开始萎缩。1982年，受中央精简机构政策的影响，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两委（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合 并，此前主管援外工作的外经部合并到新组建的外经贸部中，成为一个司局级单位，同时成立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负责援外项目的执行。此后，对外经济贸易部根据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于1985年5月将一部分管理权限下放给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同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也将项目实施全部交由其所属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负责办理，从而简化了管理体制。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援外管理体制一直兼顾援外工作的实际需要和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不断进行调整。1992年，国务院决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中央主管经济的部门大都被“大砍一刀”，砍下来的一些部门和人员成立了行业协会和实体性公司。(39)根据这种“政企分开”的政策，原本承担着援外项目管理职能的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于1993年脱离外经贸部，实行企业化管理，援外成套项目的建设完全由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企业来承担。外经贸部对外援助司负责援外政策的制定并监管项目的执行。同时，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优惠贷款业务不断增多，1994年，成立了专门的执行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援外优惠贷款业务。

如果我们将援外领域里的市场力量和受援国因素全部加进去，再按照动议、考察、协商、决策、拨款、立项、招投标、实施的整个援外流程绘制一张图表，就会发现，此时的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在与受援国平等协商这个原则上没有改动，但是在其他程序和行为主体方面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见图1）。

图1 改革后的中国援外决策和执行程序

图1中实线代表政策制定过程，点线代表政策咨询过程，虚线代表援外资金拨付或项目执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仍然是在受援国需求基础上，通过适当的外交途径，并且经过专家实地考察认定以后进入决策过程的。在决策程序中，各相关部委之间存在着协商关系。在实施的过程中比较充分地引进了市场力量。

在援外资金拨付流程中，上述行政分权的情况和承包单位的重要地位就更加突出了（见图2）。

图2 改革后中国援外资金拨付流程图

我们看到，通过商务部向进出口银行和其他一些部委转拨的援款只是一种转账，这道程序解决了对外援助的统计归口，但是却无法保障政策归口。在图2中的所有部委（正部级）中，没有一个部委是专门从事对外援助工作的，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个部委能够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就对外援助进行总协调，并根据援外的需要形成一种网络化的管理。援外领域里的市场力量主要包括商务部直接管理的项目承包单位和相对独立的进出口银行（商务部负责资金转账，以利于统计）。

从改革后的决策和执行程序来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包容了市场力量的对外援助机制，但是如何使市场化的管理方法有效地服务于援外事业所负载的政治和战略任务，同时使政府有效地发挥科学决策和合理监督的职能，是中国援外体制改革至今尚在探索的问题。中国对外援助的决策部门包括了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等部门，它们通过分工和协商来制定对外援助的政策和措施，其中主管援外具体工作的商务部援外司和国际合作局还负责与其他各执行部委和企业的协作关系，但是这种协作关系只是停留在转账、招投标等工作层面，没有承建部制中的那种责任关系。从图2中的几道垂直而不交叉的资金流动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在援外领域中分头对外、各负其责的局面。5.改革的进程并没有结束

现行援外体制的优势是能够广泛地调动社会力量，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为中国对外援助事业服务，而需要通过发展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方式，按照市场规则设计的“承包责任制”不可能包揽对外援助工作中的所有事权，因为对外援助不仅仅是一项复杂的经济工作，同时还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工作，其意义之深远，远非承包责任制可以涵盖。以人员派出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总交货人部制根据援外项目的需要择优选调外派人员。改为承建部负责制以后，承建部根据同一精神，把援外出国人员的选派工作列为一项主要的行政工作。各涉援部门和地区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很多单位把选派人员出国援外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局部利益服从全局的需要。这种体制保证了中国援外人员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业务技术和身体条件都非常优秀，他们在受援国为中国赢得了“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美誉。(40)赞比亚甚至出现过群众自发集会游行，喊出了“中国医生不能走”的口号。由此可见，通过中国对外援助而在国际上形成的中国“软实力”远非仅仅产生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量，还包括了援外工程的质量，特别是在援外工作中展现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敬业精神、平等态度和管理水平等文化和文明的因素，而这些不是通过市场承包能够实现的。

中国对外援助赢得良好声誉的原因一是靠正确的方针政策，二是靠援外人员的平等待人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强调了进一步做好援外出国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但是，随着援外体制的改革，援外人员的选派成为承包企业的权利，虽然主管部门想方设法，通过建立专家库、组织培训、举行优秀人员表彰大会等形式，鼓励并引导中国援外 人员发扬优良传统，但这些措施相对于企业的市场行为来说都是软约束。因此，中国对外援助在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中不仅要进一步地调动和规范市场力量，而且还要平衡使用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使之能够相互配合，更好地为国家的国际战略服务。

总之，援外事业的发展给国家的对外政策增加了利用、引导和把握市场力量的内容。如何使市场在国家间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使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到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对外援助提出的需要继续加以解决的难题。

四 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援助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对外援助同时活跃起来。2005年6月，八国集团财长会议宣布立即免除包括18个重债穷国欠国际金融机构400亿美元的债务。随后，八国首脑在同年7月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上承诺，到2010年将对非洲发展援助每年增加250亿美元。三年过去了，人们尚在等待西方援助国兑现自己的承诺，而中国却以雷厉风行和言必信、行必果的风格开始了新时期的对外援助工作。2005年9月16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举措”。2006年伊始，中国政府又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建立政治平等互信、经济合作共赢、文化交流借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4月和6月，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相继访问非洲。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中非合作论坛(FOCAC)北京峰会盛况空前，48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齐聚北京，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措施”。(41)“五大举措”和“八项政策措施”标志着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开始了新的里程。在这个新的时期里，无论外界的舆论压力有多大，中国对外援助最本质的特征仍然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不为中国对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以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为主要目的，提供多种形式的对外援助，遵循发展的规律，(42)根据受援国和中国的比较优势，支持健康、教育、农业、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发展；坚持平等互利、“多予少取”、共同发展；积极推动受援国的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关注援助效果的可持续性和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国际经济规则的合理化。与此同时，上述举措与政策的实施也将使中国对外援助工作从数量、规模、质量到方式和机制等方面都继续面临着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大国的具体国情，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性。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对外援助探索了借重市场力量履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义务的道路，树立了率先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平等与和谐的理念。中国的发展观和发展援助方式正在通过对外援助的渠道对发展中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干涉内政”，因为中国对外援助从来没有负载强迫或引导他人做他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的使命，而是在尊重主权独立的原则基础上传播经验、创造机会、改善民生、促进平衡发展。

［收稿日期：2008-09-03］

［修回日期：2008-10-04］ 注释：

①Deborah Brautingam,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p.4.②《商务部对外援助司王世春司长谈中国对外援助》，参见http://video.mofcom.gov.cn/class_onile010671790.html。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④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⑤《毛泽东主席接见非洲朋友的谈话》，载《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

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⑦“八项原则”包括：(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对外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⑧《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李先念主席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5年8月20日，转引自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8页。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篇5

Xinhua News Agency:This year, China will host two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the Summit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CICA)and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Can you talk about these two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share with us your expectations for them?

王毅：今年中国外交的一大特点是“主场外交”，我们将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两场大型的国际会议。5月在上海举办的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峰会，这是亚洲一个十分重要的安全合作论坛。11月在北京举办的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探讨亚太经贸合作的一个主要平台。这两大会议一个聚焦安全，一个聚焦经济，都是今年中国外交的重头戏。作为东道主，我们将发挥主场优势，提出中国主张，汇聚亚洲智慧，同大家一道，为这两大机制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Wang Yi: A key feature of China’s diplomacy in 2014 is that we will play host to two maj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respectively.In May, we will hold the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CICA)Summit in Shanghai.CICA is a very important security cooperation forum in Asia.And then in November, we will hold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Beijing.It is a primary platform for discuss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So you can see that the two conferences focus on security and economic issues respectively.And both will be key priorities for China’s diplomacy this year.We will make the most of our role as the host country, put forward China’s proposals, pool Asia’s wisdom and work with the participants to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these two mechanisms.对亚信峰会，我们希望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形成新的亚洲安全观，共同建设和平、稳定、合作的新亚洲。

At the CICA Summit, we hope to advocate common secu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comprehensive security, bring into being a new Asian security concept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new Asia of peac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关于APEC会议，我们希望围绕亚太伙伴关系这一主题，在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制定互联互通蓝图以及促进经济创新发展三个方面取得新成果，尤其是就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实现新的突破。

At the APEC meeting, we will focus on the theme of “Shaping the Future Through Asia-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chieve new outcomes in advancing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adopting a blueprint for connectivity and promoting economic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In particular, we will strive for a new breakthrough in launching the process of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中，您认为中美关系发展得怎么样？您认为今年两国关系的发展会遇到怎样的挑战？两国将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将怎么本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以更加透明、更加协作、共同承担责任的方式维护亚太的和平与稳定？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US relatio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world.How do you ass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in the past year? What major challenges do you see this year? And how exactly do you propose to build the 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hip? Will there be more transparency and more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pirit of the 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hip and joint responsibility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王毅：2013年中美关系的最大亮点就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实现历史性会晤，双方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双方共同确定的努力方向，是两国向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战略预期，也是两国对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Wang Yi: The biggest highlight of China-US relations in 2013 was the historic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Obama at the Sunnylands.The two sides reached important consensus on working together to build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t the heart of this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is no conflict or confrontation,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This is the common direction the two sides have set.It is a positive strategic outlook the two countries show to the world and a solemn commitment we’ve mad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中美关系极为重要，也极其复杂。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35年的发展趋势是中美对话与合作越来越深入，合作的需求远远大于分歧。35年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相互尊重。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both very important and very complex.This year marks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Over these past 35 years, China-US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has increasingly deepened.And the needs for cooperation far exceed our differences.Our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past 35 years come down to one point, that is, we need to respect each other.如果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比作建造一座大厦，那么相互尊重就是这座大厦的地基。只要中美双方真正做到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个地基就一定能打得牢，就能抵御风吹雨打，真正建成一座合作共赢的宏伟大厦，不仅惠及中美，也会造福世界。If one compares the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a building, then mutual respec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at building.I believe when the two sides truly respect each other’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soci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 path, and core interests and major concerns, the foundation will be a solid one that can withstand storms and truly grow into an edifice of win-win cooperation.That will not just benefi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whole world.我们愿意同美国一起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这一地区实现良性互动。我们认为，亚太地区应该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验田，而不是相互争斗的博弈场。

We stand ready to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uphol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carry out positive interactions in this region.An in our view, the Asia-Pacific should be the testing ground of our commitment to build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rather than a competitive arena.Thank you.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中国的周边形势非常受到关注。有人认为，中国的周边问题很多，还有人认为，近来中国在处理与周边邻国争议问题上越来越强硬。请问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Lianhe Zaobao of Singapore: The situation in China’s neighborhood is closely watched by many people.Some people see many problems.Some believe China is more assertive in handling its disputes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at is your response to these views?

王毅：你提了一个有点尖锐但确实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中国的周边形势总体是好的，也是稳定的。

Wang Yi:This is a quite critical question but one that everyone is interested in.Let me first say that the general situation in China’s neighborhood is both positive and stable.去年中国首次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周边是中国外交的首要，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更加友善和包容的睦邻外交理念，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互利双赢的重大合作倡议，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高度重视。

Last year, China held its first neighborhood diplomacy conference.We made clear that the neighborhood tops China’s diplomatic agenda.We unveiled a whole set of diplomatic guidelines to show we are more friendly and accommodative.And we hav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major cooperation proposals aimed at delivering win-win results.This fully shows that China attaches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ce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中国与邻国打交道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历来秉持以和为贵，以诚待人，人敬一尺，我还一丈。今天的周边外交，我们将更积极地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让周边国家和人民更多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更好地理解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当然，我们也愿意倾听周边国家的声音，回应大家对中国周边政策的疑问。China has been interacting with its neighbors for thousands of years.And all along, we have valued harmonious relations and treated others with sincerity.When others respect us, we respect them even more.Going forward, we will more actively practice the guideline of “amity, sincerity, 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We will help ou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peoples benefit more from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We will help them better appreciate China’s commitment to peaceful development.We are willing to listen to voices from ou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spond to their doubts about China’s neighborhood policy.对于我们同一些国家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我们愿意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坚持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妥善处理，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我们绝不会以大压小，但也绝不接受以小取闹。在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而明确：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A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s with some countries, China would like to carry out equal-footed consultation and negotiation and properly handle them by peaceful means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historical facts and international law.There will not be any change to this position.We will never bully smaller countries, yet we will never accept unreasonable demands from smaller countries.On issues of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China’s position is firm and clear.We will not take anything that isn’t ours, but we will defend every inch of territory that belongs to us.中央电视台记者：最近这段时间，乌克兰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我们注意到，您一直在和一些国家的外长通电话讨论乌克兰问题。中方如何看待乌克兰局势？您觉得乌克兰危机应该如何解决？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The issue of Ukraine has been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recent weeks.We know that you’ve been on the phone with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some countries discussing this issue.Can you talk about China’s view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Ukraine and how do you think the Ukrainian crisis should be resolved?

王毅：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公正和客观的态度，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了我们的立场。

Wang Yi: First, let me tell you that China follows a just and objective position on the issue of Ukraine, and we have stated our position on multiple occasions.乌克兰的局势发展到今天，事出有因，令人遗憾，同时也折射出这个问题背后的复杂历史经纬和利害冲突。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慎重对待。

It is regretful that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has come to what it is today.Yet it is not by accident that the situation has reached this point.There is a complex history behind it as well as conflicting interests.The complex the problem is, the more necessary that it is handled in a prudent way.中方呼吁，从维护乌克兰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当务之急是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要通过对话协商把乌克兰问题纳入政治解决的轨道。中方正在继续与有关各方进行沟通，我们愿意为乌克兰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China urges that keeping in mi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all ethnic communities in Ukraine and the interests of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priority now is to exercise calm and restraint and prevent further escalation of the situation.The parties should carry out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to put the issue on the track of a political settlement.China is in communication with various parties, and we will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bringing about a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the Ukrainian issue.Thank you.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本月底，习近平主席将访问欧洲，他将带去怎样的信息？他还将访问欧盟机构，这背后有什么考虑？

Paris Match of France: Mr.Minister,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be in Europe.What kind of message does he want to deliver to the countries he will visit? And also, what will be the intention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when he goes to the European institutions in Brussels?

王毅：欧洲在今年中国外交议程中排在优先位置。习主席将于3月下旬对欧洲进行访问。这是中国为推进大国关系所采取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必将开辟中欧关系新的历史篇章。

Wang Yi:Europe has a priority place in China’s diplomatic agenda this year.As you said,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visit Europe in late March.This will be yet another major diplomatic action taken by China to advance major-power relations.The visit will open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Europe relations.中欧关系的关键词是“合作”，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力量、两大文明和两大市场，我们之间的合作理应是全方位和战略性的。尤其是在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启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当中，欧洲是我们极具潜力和空间的战略合作伙伴。“Cooperation” is the key word in China-Europe relations.China and Europe are two major forces in the world.We are two large civilizations and two big markets.So it’s only right and proper that our cooperation is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in nature.Particularly when China shifts its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embarks on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form, Europe is a strategic partner with whom our cooperation will have great potential.习主席的这次历史性访问，将会推动双方就各自的发展战略进行深度对接。双方将重点在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新型城镇化、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加强互利合作。我们还希望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并且着眼于今后的中欧自贸安排。当然，我们也愿意同欧洲加强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沟通，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进程。

俄罗斯对外贸易的最新政策 篇6

3.1.1 贸易主管部门

俄罗斯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是经济发展部、工业与贸易部、农业部、联邦海关署等。经济发展部、工业与贸易部主要职责是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和管理对外贸易，签发进出口许可证，管理进出口的外汇业务，制定出口检验制度，审批有关对外贸易的协定或公约等。海关总署执行俄罗斯政府的对外贸易管理政策，办理关税业务和报关业务等。

3.1.2 贸易法规体系

在俄罗斯，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有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活动国家调节原则法》、《对外贸易活动国家调节法》、《俄联邦海关法典》、《海关税则法》、《技术调节法》《关于针对进口商品的特殊保障、、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联邦法》、《外汇调节与监督法》、《在对外贸易中保护国家经济利益措施法》等。

3.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自1991 年起，俄罗斯对外贸管理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取消了垄断性外贸管理体制，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企业均有权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包括中介业务。除部分商品受许可证、配额等限制外，绝大部分商品已放开经营。【进口管理】（1）配额管理。俄罗斯对食用酒精、伏特加酒、烈性炸药、爆炸品、爆炸器材、烟火制品、原糖等实行进口配额管理

（2）许可证管理。对两大类商品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第一类属于特殊商品，包括化学杀虫剂、工业废料和译密码设备。第二类属于需要按俄总统和政府规定的特殊程序进口的商品、技术和科技信息，包括武器弹药、核材料、放射性原料、贵金属、宝石、麻醉剂、镇定剂、两用材料和技术、可用于制造武器装备的个别原材料和设备等。

（3）产品标识和认证。俄罗斯境内禁止销售无俄文说明的进口商品。对酒类制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设备等产品，禁止销售无防伪标志及统计信息条的产品。

对化学生物制剂、放射性物质、生产废料以及部分初次进口到俄罗斯的产品，尤其是食品，需在进口前进行国家注册；工业、农业和民用建筑等用途的进口产品需具备卫生防疫鉴定。

俄罗斯联邦海关2005年1月发布的《需强制认认证的进口产品名单》中主要包括动植物及其产品、食品、酒精和非酒精饮料、纺织原料及其制品、机器设备和音像器材等部分进口产品实行强制胜认证。

【出口管理】（1）出口配额和出口许可证。俄罗斯对国际协议规定要求限制数量的产品、部分涉及国家利益的特殊产品和国内需求较大的产品等类产品实行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出口配额的分配主要是通过招标和拍卖进行。配额如有剩余，亦可根据出口实绩进行增发。需持出口许可证的商品包括：野生动物、药材、译码器件、武器装备、爆炸品、核材料、放射性材料、贵金属、宝石及半宝石、矿产资源及矿床信息、麻醉剂、精神心理药剂、毒性物质、某些可用于飞制造武器装备的原料、设备、技术、信息等。

（2）对军民两用产品出口实行监督。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需申领出口许可证，颁发依据为出口产品是否符合俄罗斯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

（3）统一验证制度。俄罗斯对出口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实行统一的强制性验证制度，包括对石油、成品油、天然气、煤、黑色及有色金属、木材、矿肥等产品进行验证。

以上程序不适用于食品、兽医用品及壳类产品，此类货品的检疫及签证由国家检疫及卫生部门负责。

3.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俄罗斯对各类动植物产品实施进口检疫制度，根据2008年1月9日发布的关于《批准联邦动植物卫生监督局行使国家有关发放动物、动物源性产品、动物药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应检产品的进、出口和过境许可证职能的行政条例》，对应检货物进出口文件进行审核，并做出发放或拒绝发放应检货物进口许可证的决定。

【植物检疫】农、林、药用、观赏作物的种子、种植材料，植物和它的部分（接穗、压条、鳞茎、根茎、块茎、块根、盆栽植物、切花蘑菇等）；新鲜的蔬菜、水果和浆果；

食用、饲用和工业用的谷物、其加工品（稻谷、大米、核桃、花生、面粉、米粒、粒状咖啡、可可豆、干果和干菜、烟的原料和作料、茶、半成品糖、香料、椰果肉、麦芽、油粕、油饼、棉、麻及其他植物纤维），还有动物的皮张和毛等；危害植物、植物产品的真菌、细菌、病毒、线虫、螨类、昆虫及媒介生物；昆虫标本、植物病原体标本和种子收藏蜡叶标本；邮件和旅客携带行李中的植物产品；

容器、包装材料（合成材料除外）、木材及加工品（成品、半成品和零部件）、原状土样和土壤标本；饲料、藁杆综合饲料及来自应检地区的动物的铺垫材料。

俄罗斯准许进口的检疫物，必须具有俄罗斯联邦农业食品国家植物检疫机关签发的进口检疫许可证。在许可证中要注明经由俄罗斯国境进境的口岸、进口和使用这些检疫物的条件。每批检疫物均应随附输出国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机关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植物卫生证书应附在该批货物的运单中。没有相应机关的国家除外，但要求检疫物的卫生状况符合进口检疫许可证中的规定。

【动物检疫】2006年3月俄罗斯政府颁布了《关于活体动物进入俄罗斯关境时实施动物防疫措施的决定》，规定在通过《俄罗斯联邦技术调整法》之前，对部分活体动物和动物制品进入俄罗斯关境时，遵照执行俄联邦现行动物防疫规章中不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兽疫局颁布的《国际陆生动物卫生法典》相矛盾的部分规定。此外，在俄罗斯联邦现行动物防疫规章与世界贸易组织现行动物防疫规章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将遵照执行该决定第1条中提到的陆生动物法典的要求。

俄联邦只能从经俄联邦国家兽医卫生部门检查的、并列入可向俄联邦出口的企业名单的出口国的企业进口应检货物。

3.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俄罗斯海关监管由联邦海关总署依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法典》和《俄罗斯联邦海关税则》 执行。【管理制度】2000年4月1日起，俄开始实行新的进口关税税率（正式名称为《俄罗斯联邦海关税则》）。新税率表的商品编码由原来的9 位数字变为10位数字；对80种商品的税率迸行了调整，其中上调的30种，下调的45 种，另外5 种商品在从价税不变的情况下规定了从量税。

【关税税率】 俄联邦政府2000年11月27日发布第886 号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进口关税税率，大多数商品为从价税，但有的商品须计征从量关税和复合关税。新的关税政策将原7档进口税率（0%、5%、10%、15%、20%、25%、30%）减为4档，即5%、10%、15%、20%。

俄对不同类型国家按不同税率征收进口关税

税率表上所标税率为基本税率。凡从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进口的商品按基本税率计征关税；凡从不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进口的商品按基本税率两倍计征关税。

与俄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独联体国家及联合国贸发会议批准可享受普惠制的发展中国家均可在俄享受关税优惠。其中对产自与俄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独联体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免征进口关税，对产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按基本税率的75%计征关税。

3.2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有何规定？ 3.2.1 投资主管部门

俄罗斯投资主管国内和国外投资的政府部门有：经济发展部、工业与贸易部、国家资产委员会、司法部国家注册局、反垄断署、联邦政府外国投资咨询委员会、中央银行、财政部、联邦金融资产管理署等。3.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禁止的行业】 赌博业、人寿保险业

【限制的行业】2008年4月2日、16日，由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分别通过和批准，5月5日，由普京签署了《有关外资进入对国防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胜意义行业程序》的联邦法。该法第5款明确规定13大类42种经营活动被视为战略性行业，主要包括：国防军工、核原料生产、核反应堆项目的建设运营、用于武器和军事技术生产必须的特种金属和合金的研制生产销售、宇航设施和航空器研究、密码加密设备研究、天然垄断部门的固定线路电信公司、联邦级的地下资源区块开发、水下资源、覆盖俄领土一半区域的广播媒体、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等。

【鼓励的行业】俄罗斯政府鼓励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大多是传统产业，如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加工、建材、建筑、交通和通讯设备、食品加工、纺织、汽车制造等行业。

3.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跨国并购】俄罗斯允许外资并购本地企业，但对战略性企业的并购比重有明确的法律限制：对联邦级地下资源公司的控股权不得超过5%，对其他部门战略性公司的控股权不得超过25%-50%。

若外资企业希望在按法律规定具有战略意义的相关公司或地下资源区块项目中取得10%以上的控股权，必须向相关全权机构（之前为向俄联邦反垄断署）提交申请，并经由联邦安全会议牵头组成的跨部门专门委员会审核。【股票收购】俄罗斯《有价证券市场法》规定，外国投资者有权购买俄联邦境内企业的股份、股金、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购后必须在俄联邦财政部或其他授权的国家机构进行登记，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

3.3俄罗斯关于企业税收的规定是什么？ 3.3.1税收体系和制度

俄罗斯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几年酝酿，于1998 年和2000年分别颁布了《俄罗斯联邦税收法典》 第一部和第二部，标志税改取得实质性进展。此次改革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将个人所得税多级税率改为13%的单级税率；将预算外的退休基金、社保基金和医保基金合并为统一社会税，同时取消就业基金；改革公路使用税的征收办法，该税率原为销售额的2.5%，先改为按商品销售额与进货额之差额的1%征收；取消住宅及社会文化设施税；取消燃油和润滑油的销售税；取消车辆购置税；取消个别种类交通工具购置税等。

2001年，俄罗斯议会又修改补充了《俄罗斯联邦税收法典》其中将原35%利润税率下调至24 %；将消费税普遍提高12%；增加矿产资源开采税，代替原矿产资源使用税和矿产资源基地再生产税。

俄罗斯实行联邦税、联邦主体税和地方税三级税收体制。联邦税在俄境内普遍实行，但其税收并不统归联邦预算。联邦主体税由联邦主体的立法机关以专门法律规定，并在相应地区普遍实行。地方税由地力自治代表机关以法规形式规定并在所管辖区域普遍实行。

联邦税包括：增值税、某些商品和资源的消费税、企业和组织的利润税、自然人所得税、国家预算外社会缴纳、国家规费、海关关税和规费、地下资源开采税、动物和水生资源使用权税、林业税、水资源税、生态税、联邦许可证签发手续费等。

联邦主体税包括：企业和组织利润税、不动产税、道路交通税、运输税、销售税、博彩税、地区许可证签发手续费等。

地方税包括：地税、自然人财产税、广告税、继承或赠与税、地方许可证签发手续费等。

3.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企业利润税】在俄经营企业的利润税税率为24%，其中向联邦预算缴纳6.5%，向联邦主体预算缴纳14.5 %，向地方预算缴纳2%。各联邦主体政府有权对个别纳税户降低税率，但最低不得低于13.5%。2008年11月21日，俄国家杜马通过了《税法典》修正案，将企业利润税降低4个百分点，从原24%降至20%。利润税降税部分为联邦税收，联邦税部分从6.5%降至2.5 %，地方税仍然保持原17.5%的水平。

【增值税】俄联邦税收法典规定联邦增值税有三种，分别执行不同的税率。（1）一般商品增值税，税率为18%。（2）食品和儿童用品总值税，税率为10%。（3）个别商品增值税，税率为零。

探讨中国未来十年的对外贸易政策 篇7

中国外贸政策可以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两种。研究表明, 以改革开放为界, 之前, 中国采取完全封闭式进口替代政策;之后, 首先是渐渐探索开放条件下进口替代政策;然后慢慢形成开放条件下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政策;最后是实施了出口导向政策。据此, 中国外贸政策演进路径是:从内向的进口替代政策、到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政策、再到出口导向政策。

1. 进口替代政策

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我国实行了开放条件下进口替代政策。具体举措有:1.关税较高, 非关税壁垒较多, 严格限制一般工业品和消费品的进口;2.引进国外先进机器设备和高新技术, 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3.外汇管制严格, 控制用汇指标, 用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4.引进外资, 发展发展“三来一补”工业, 大力发展“出口创汇”型产业;5.开放沿海城市、设立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

2. 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政策

80年代后期到加入WTO之前, 我国实行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政策。1988年我国提出“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即沿海城市到国际市场“找饭吃”、发展“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产业。另一方面, 国内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 仍然实施开放式的进口替代政策。这样就形成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政策。

3. 出口导向政策

2001年加入WTO后, 随着我国关税水平的降低, 原先基于高关税壁垒的进口替代产业举步维艰。唯一的出路是, 保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 完善支持出口的各项财政、税收、金融等措施, 从而推动贸易便利化的进程, 进而形成国内产业配套、生产能力强劲、物流体系畅通的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政策。

二、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国内、外因素

1. 外需持续疲软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特别是欧洲经济处于衰退边缘, 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出口企业普遍反映, 在手订单与去年同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短单、小单比重偏高。此外, 国内投资消费需求放缓, 加工贸易增长明显减速,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扩大进口。

2. 企业生产成本上升

第一, 从国际看,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拉动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 致使中国制造业进口原材料成本上涨。

第二, 从国内看, 首先中国外汇储备超常规存量规模引致美国、日本等施压人民币升值, 致使人民币计价的国内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其次, 中国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最后是土地使用租金上涨, 企业环保成本上升, 经营压力加大等这些因素都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

3. 对外贸易环境趋紧

贸易保护一般都出现在国际经济波动之后, 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有加重之势, 直接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引发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尽管G20金融峰会上各国都承诺反对贸易保护, 但是20国之中的大多数国家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合法地运用反倾销、知识产权等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市场, 甚至直接出台购买国货条款等, 使得中国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 摩擦形式不断翻新, 涉及产业不断扩大, 发起国别不断增加, 体制机制性问题逐渐增多。

4. 全球环境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环境气候变化对世界贸易的影响越来越被关注, 导致未来几年中国外贸发展增加了需要不确定性。发达国家美欧操纵着全球气候变化的环境规则, 包括约束性减排义务、碳关税等, 占据着未来低碳经济和环保产业领域。中国也在2009年11月25日出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 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这对未来中国外贸发展形成强制性环境约束。

因此, 未来几年中国面临的国内、外贸易新环境可描述成:外需持续疲软、中国外贸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张力拉大、各种贸易壁垒继续被强化、全球环境气候变化制约因素日益凸显。这些因素决定着未来十年中国在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中需要做出重新调整和选择。

三、中国未来十年的对外贸易政策

1. 制定中国未来十年对外贸易政策的原则

外贸政策的制订不仅要考虑其目标和其实施过程中会带来的各种效应, 还要考虑到我国的宏观经济目标。综上所述, 制定我国外贸政策有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 符合并合理利用WTO相关规则。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 从那时起, 中国就应该遵守自己的承诺, 制定外贸政策当然要遵守WTO相关规则。同时, 作为WTO成员国, 中国自然可以利用WTO的相关规则为自身正确合理权利。另外,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履行一定的国际义务, 对最不发达国家予以力所能及的照顾。

第二, 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一直都在于廉价的劳动力, 世界银行估计, 直到2020年中国的比较优势仍会是廉价的劳动力, 其他要素虽然在总量上会得到提高, 但从人均来说仍处于落后状态。因此, 我们应继续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中国对外贸易, 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同时利用科学技术、机器设备等诸多要素改造传统要素, 优先选择、重点发展在国际上已拥有较强竞争力的纺织业及机电产品, 促进传统产业走向现代化, 此外, 应以企业为主导, 以国家力量为支撑, 大力发展包括高技术产业, 化工及航空航天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 以及先进技术装备, 高新技术产业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第三, 有利于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对外贸易得到的外汇既是本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也是其对外支付的主要来源。当国际收支为赤字时, 一国的国际支付水平就会降低, 广大发展中国家就无力进口经济发展急需的资本品;当国际收支盈余过多时, 会带来外汇资源的浪费。因此,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要有利于保持本国国际收支的平衡。

四、中国未来十年的对外贸易政策选择

1. 出口导向和挖掘国内市场齐头并进

各方面的问题例如出口导向政策本身的弊病、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国内经济压力, 要求我国必须实施新的贸易发展政策。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几年应该实行内外兼顾的竞争性协调战略, 在注重出口导的同时也应充分向挖掘国内市场。

内需不足是一国发展经济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存在巨大的内需潜力, 逐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拉动内需政策的配套设施、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等都是用来拉动内需的方法。

2. 优势转化

比较优势理论有着自身的束缚与局限。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外贸结构、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我国就必须要认识比较优势的束缚与局限, 完成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如何充分发挥我国的竞争优势,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基于比较优势,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所建立的产业, 基本都是在资源禀赋、生产成本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在国内或许有比较优势, 但在国际上未必有相应的竞争优势。此间逐步削弱和淘汰一些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技术含量低、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势在必行, 扶持战略性产业或主导产业也迫在眉睫;另外, 为了减少外部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减轻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

(2) 加大企业自身技术改革创新, 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金融危机主要是对低端产品产生影响, 而对于中高档的影响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因此, 外贸企业应把低端的产品结构往中高档方向调整, 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加大自身技术改革创新的投入与力度,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将产业链向着设计、研发、品牌、服务、营销等环节延伸, 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 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3)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政府在我国发展对外贸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表现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 制定优惠措施, 发展循环经济, 扶持一些企业发展。其次, 实施标准化战略, 制定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国家标准和技术法规。最后, 政府要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 培养中国的高新技术人才。

(4) 构建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如前所述, 我国遭遇到很多的国际贸易摩擦, 且这些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任贸易摩擦。相反, 应该采取各种措施避免贸易摩擦的产生、发展。而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是避免、抑制和消除贸易摩擦的各种措施中的重要一环。建立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是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最有效的方式。

引起出口产品贸易摩擦最多的是反倾销诉讼, 因此建立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首先就是需要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其次, 要建立完善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三者分工合作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最后, 从长期来看, 要大量培养应对贸易摩擦的专业人才。

(5) 关注环境因素, 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 全球贸易环境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绿色贸易”越来越被重视, 我国对外贸易若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关注环境这个因素。

(1) 确立环境出口导向政策、制定环境标准

当下, 我国企业必须扭转传统贸易观中的环境规避, 采取环境出口导向政策, 更全面的考虑出口产品的环境因素, 制定环境标准, 使之成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2) 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

进口贸易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国对外贸易一直都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观念, 进口贸易中的环境因素常常被忽略。按照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国际贸易必须立足于国家环境安全的高度, 引进环境友好型、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产品、技术和设备。严格控制进口, 例如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等。

(3) 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 建立环境税收制

由于环境公共性的特征, 造成了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在高额利润刺激下, 企业也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中, 生产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于社会成本的产品, 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税收制能够弥补这一缺失。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 按照产业特点分类征收级差性税收, 从重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 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要加强环境税收调控功能, 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 鼓励“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

五、小结

文章在回顾中国以往对外贸易相应政策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因素, 探讨了未来十年的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变化:中国应继续合理地推行出口导向政策, 大力开发国内需求, 二者齐头并进, 积极有效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中信出版社, 2010.

[2]胡昭玲.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3]张谦.战略性贸易政策论[M].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9.

[4]保建云.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 2007, (5) :3-9.

[5]刘力.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与对策[J].管理世界, 2004, (9) :73-80.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篇8

气候变化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与中国贸易政策选择

■ 沙 伟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本文作者为原中国对外经贸部局长、原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顾问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它将对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一系列可预期或不可预期的影响，是一个涉及到各国未来争取发展空间、选择发展途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问题。气候变化主要来自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引发的全球地表温度的升高，进而引发水资源分布变化，海平面上升，各种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威胁到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治理气候变化的基本要求是，要改变当前各国经济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生产消费体系所导致的高碳强度和低能效状况，实现贸易的低碳化高增长，把碳强度降低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能够有效配置和利用的程度，以保障和支撑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因而需要各国果断采取行动，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耗，发展低碳技术，转变发展模式为标识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作为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根本选择。

一、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

国际贸易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中显得尤为重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了改善本国气候环境，把大量污染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又以粗放的外贸发展方式扩大进出口，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全球气候变化。这是因为：

第一，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是在本国经济不断扩张基础上发展和扩大，经济的扩张不可避免地提高对能源的需求和消耗，加速资源的投入和废气排放，从而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特别是这种扩张呈粗放型态势时，贸易的扩张会加剧对资源过渡开发和能源不合理使用，破坏了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有效利用，有损于对气候环境质量的保护。

第二，当缺乏相应的环境政策时，大多数参与国际贸易的货物价格通常未包括环境成本，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退化没有反映在产品交易成本中，当企业处于市场竞争压力下时，优先考虑的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对环境的关注是在外界压力下的一种被动反映，这种不计环境成本的贸易扩张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无疑会加剧对能源过度消耗，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加速了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

第三，对内涵能源较高产品贸易的扩张，野生植物的盲目采挖和出口，矿物资源的大量输出，导致无限开采等等，均不利于对土地进行保护，加速了土壤中碳的流失；国际木材贸易和烟草贸易增长，助推了森林尤其是热带雨林的耗竭和退化，不利于通过植树造林增加自然碳汇来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

第四，经济全球化引起贸易和投资流向改变，推动贸易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海外投资者为了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和逃避本国高额碳排放的处罚，利用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标准，投资兴建高排放高污染密集型企业，使得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生产和出口能源密集型产品，进行了大量内涵能源贸易。对气候变化治理具有负面效应的贸易和投资的跨国流动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恶化，增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

第五，迅速有效地在发展中国家转让、传播与分享低碳技术对于全球气候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关低碳技术的国际合作和贸易进展相当缓慢。因为这些技术绝大部分掌握在私人企业部门中，在不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情况下，私人企业不具有技术转让的积极性，因而只能依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有利措施，增加财政支助推动建立低碳技术国际合作新机制。发达国家政府则借口私营部门在技术贸易和转让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低碳技术的国际合作只能依靠传统市场机制进行；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以优惠的价格转让相关低碳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双方分歧的实质就是技术价格和政府责任。国际低碳技术贸易和合作的进展受到市场、资金和政府政策等方面严重障碍，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增加了控制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目标的难度。

二、气候变化治理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

全球气候治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今发达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责任上，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并对其产品出口提出种种碳壁垒措施,节能减排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然而，能源消耗事关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事关各国对外经贸的生存利益和发展空间，因而，气候变化治理必然对国际贸易产生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

（一）削弱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目标是落实全球二氧化碳减排计划，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设立上限，进而为每个国家排放二氧化碳设立上限，二氧化碳减排量化目标使得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成为一种紧缺的资源。能源的碳生产率（即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GDP）成为同资本、劳动一样的稀缺生产要素，并将对各国竞争力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发达国家利用已有的资本积累进行低碳技术研发，依靠科技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由于其较高的能源效率和已经完成高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化进程，其碳生产率将大大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大量能源消耗为支撑，从整体上看，目前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发达国家，但由于资源利用率低、产品附加值低，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是发达国家的数倍。

发展中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提高能效以减缓碳排放增长速度，为此要大力推动清洁、高效化石燃料利用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一切都需要支付巨大成本。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则有较强的比较优势，随着全球治理气候变化行动的加大，从中短期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差距将会因此日趋扩大。

（二）对现行国际贸易规则提出挑战

在传统市场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是基于各国比较竞争优势而发展起来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国际贸易却带来了巨大能源安全和气候环境的挑战。在国际贸易领域，逐步建立相适应和恰当的政策和机制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国际社会长期坚持的奋斗目标。因而，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在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下必将会有所调整，但如何调整和协调，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有各自不同的立场。

目前，各国采取的气候变化治理措施在贸易领域主要有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碳排放贸易机制、边境碳税收、低碳产业财政补贴、低碳产品标准和标识等。由于这些措施会影响到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涉及到产品竞争力，因而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从而可能有悖于WTO相关规则。

WTO规则主要条款，如最惠国待遇条款、国民待遇条款、一般禁止数量限制条款、《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等都是针对商品贸易的。在气候变化治理中，一国对进口产品实施边境碳关税，有可能造成同类产品之间歧视待遇，，基于同类产品碳含量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产品之间的差别税负，但不能仅凭产品碳含量不同就界定产品属不同类产品。因而一国对从不同国家进口内涵碳和内涵能源产品征收差别碳税和能源税是有悖WTO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在，发达国家积极准备实施的边境碳关税措施，对WTO规则提出了挑战。

又如，产品碳标识认证所追求的目标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继而减缓全球变暖进程，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从这个意义看是符合《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简称TBT）相关规定的，但是一国如采取强制性产品碳标识以及严格低碳产品标准，就不能认为该成员仍是合理采取对贸易限制最小的措施。强制性产品标识属于销售产品的必需条件，它可能造成对产品进出口的限制或禁入，由于其标准过高，很多企业无法达到或者达到标准的成本代价过高，从而实事上起到限制或禁入的作用。这类强制性产品碳标识和标准措施就有悖《TBT》协定相关规则，也是属于《TBT》协定中需要调整的范围。

还有，提供政府补贴是各国所重视的一种经济手段。多数国家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补贴主要有：（1）促进碳减排，发展低碳能源；（2）提高能效和减少能耗；（3）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4）发展低碳经济并增加碳汇；（5）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等。政府提供上述各项财政补贴将有利于降低本国产品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但却削弱了其他未实施补贴国家的产品竞争力，扭曲了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按《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规定，很多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目的的补贴都可能被列为禁止性补贴或可诉性补贴，显然这将会阻碍WTO成员方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正当的、真实的财政补贴，也不利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要为各国推行正当性财政补贴创造一个法律环境，就必须科学地确定正当性保护气候环境补贴与贸易保护主义补贴的界线。

现有WTO规则应如何适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贸易措施，又如何通过现有WTO规则的解释来协调解决，尚存在很多难点问题，

（三）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增多

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时常采取单方面贸易措施，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提高外国产品准入门槛，由此引发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将会日益增多。

在碳排放贸易体制上，美国认为，欧盟的碳排放贸易体制把美国企业排除在外，指责此举不符合WTO非歧视原则；欧盟则认为，美国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构成了隐性补贴，违反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双方摩擦的核心都是想利用WTO规则来抑制其他国家采取对己不利的贸易措施。但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可能比较容易协调，因为他们的环保水平和环境标准比较接近，治理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基本趋同，采取的措施不断会趋于协调一致。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区域自由贸易的形式，以低于区域气候环境标准为由，将发展中国家产品排斥在巨大的区域市场之外。随着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将气候变化的治理应用于进出口贸易管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这种潜在的贸易纠纷转化为现实的贸易摩擦就会越加频繁。

（四）助长高污染行业的转移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为国际市场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发达国家实施强制碳减排政策，使其本国相关产业大幅增加生产成本，相对气候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因为其环境成本低，促使气候环境标准高的国家向其进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在本国实施碳排放强制管制下，企业把已被限制或淘汰的重污染高排放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而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污染避风港，并且越来越多地生产和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造成气候环境更加恶化，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受到影响。

问题在于参与强制减排行动的部分发达国家把这种所谓的“污染天堂”认定为是“碳泄漏”，即在其他未参与国际减排行动的国家增加碳排放，使得参与国际减排国家行动效果有所折扣，从而使其竞争力受到影响，这成为支持其征收碳关税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利用以高污染产业转移形成的“碳泄漏”为理由，对贸易中的内涵碳排放征收边境碳关税，这将在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引发新的不公平，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

（五）增加生产成本，企业面临新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贸易措施的实施必然会涉及从产品生产、销售直到报废处理的各个环节。降低能耗、节约能源、低碳技术等均运用到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报废等全部过程中，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低碳经济的环境管理体系，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支付高昂费用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和设备以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同时为达到进口国低碳标准要求，企业产品出口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测试、认证等手续，为此也必须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企业生产成本为此大大提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环保水平和标准都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会更高，经济效益会比发达国家企业所受到影响更为严重。

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以及由此而采取的贸易措施从中短期看必然会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长远看，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助于推动清洁、高效化石燃料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加快向可持续能源体系的过度和建设，促进低碳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以保持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安全气候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世界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中国贸易政策应更多体现低碳化导向

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措施背后的一个更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构建新的经济竞争格局，通过开展一系列低碳技术创新活动，为自己创造新的国际竞争力，以保持市场优势地位。

由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使其成为世界上的碳排放大国，这也成为发达国家挑起“碳壁垒”的口实。欧美等发达国家将会采取形式多样的绿色贸易壁垒，以削弱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面对新的压力和挑战，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趋势下，我们必须及时调整外贸发展思路，在适应世界贸易低碳化过程中，寻求应对之策。

（一）实施科学发展，推动经济贸易和生态环境良好互动、和谐相处

粗放型外贸发展方式促使地球资源和能源快速被开采耗尽，这不仅使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而且造成碳排放量增长。预测结果表明，到21世纪末，全球气候系统还将持续变暖，全球地表温度将上升1.1-6.4℃，全球平均海平面可能提高0.18-0.59米。这一切将对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重大挑战。没有一个友好生态环境，也就不存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外贸易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鉴此，我国对外贸易的运行必须立足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把贸易发展目标和生态文明保护目标科学的统一起来，不能为发展对外贸易而损害生态环境。

为此，我们必须妥善协调贸易和环境的关系，加强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调控，轻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中的内涵能源。

一要加快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推动节能减排，进一步降低产品生产的能耗，以减少现在比较高的总能耗量，逐步转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较高比例的净内涵能源出口状况。

二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加工贸易，避免我国成为“污染天堂”，减少高污染和高碳密集型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出口。

三要积极推进低碳产业的发展，努力把这类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先导产业，打造成出口贸易新的增长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报告称，中国实现未来低碳经济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而在这其中有42种是中国目前不掌握的核心技术。因此，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多渠道推进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国际合作。

四要树立低碳化生产理念，建立技术创新机制，推广清洁生产、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并积极向国际上先进的低碳环保标准看齐。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扩大服务贸易出口，优化和提升服务贸易结构，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五要进一步完善外贸低碳化发展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金融环境，以拓宽低碳外贸发展空间。利用世贸组织等多双边合作机制作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走向低碳化的助推器。

（二）把实现外贸低碳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构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体系的重要内容

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多年来都是以两位数增长，但为支撑这样的增长速度，付出的资源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代价是相当高的。相关部门曾计算过，2005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环境成本的代价占GDP的13.5%，而当年GDP增长只有10.4%。在13.5%中由于出口贸易增长造成的环境代价肯定占有相当比重。

我国外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低碳外贸发展道路，通过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鼓励高能效产品出口等措施降低碳排放总量，以改变长期以来出口贸易严重依赖资源、能源、土地和环境等要素大量投入和耗费的一种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其主要途径是：

一是，提高低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自主技术创新是对外贸易向低碳化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在外贸领域，需要建立、健全低碳技术自主创新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切实改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完善鼓励创新、引导投入和促进应用的政策体系。广泛地应用自主创新的低碳技术，改进传统出口产业，以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外贸优势产业。

二是，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目前，国际技术转让与合作的速度、规模和效果相对于我国低碳贸易发展的需要来说还有差距。现阶段，我国低碳技术创新重点要放在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学习和消化吸收上，进行第二次创新。我国出口产业如果不能尽快运用低碳技术进行有效的技术升级，将会造成大部分工业设备的“销定效应”，直接带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为此，我们需要投资新的领域，进行具有一定规模、高效率的国际技术转让和合作，但是单纯依靠企业的自发行为不可能完成这一违反其自身经济利益的任务。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在低碳技术转让与合作中的引导作用，通过与发达国家合作，为企业参与国际技术合作消除各种障碍而积极提供有效的激励。

三是，主动改善本国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对国外企业向本国转移技术应当提供适宜性环境，寻求发达国家帮助，对本国的技术需求进行合理评估，提出迫切的技术合作领域。企业在接受技术转让中，应当掌握如下原则：（1）转让和扩散的低碳技术确实在适应和加速低碳贸易发展中能发挥有效作用，具有稳定的技术功能，代表着未来可持续技术发展方向，而不应当是淘汰的落后技术；（2）转让和扩散的技术应当价格便宜和使用便利，让企业能买得起用得上，从而有足够的推广范围和规模；（3）技术转让应当包括处于技术发明、研发，到商业化应用的技术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技术，努力使先进技术迅速及时地得到有效应用，要在技术生命周期的任何一个阶段全面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

（三）建立完善碳足迹标签认证体系，制定相关认证规则

发达国家为了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压力，通过碳标签认证、规范碳排放技术标准等贸易措施提高进口商品准入门槛。现在，碳足迹标签认证已经和将要在很多国家普遍建立，这必将对我国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建立中国碳足迹标签认证制度尤为迫切，势在必行。

其一，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国际标准基础上，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碳足迹标签认证体系以及相关规则：（1）建立碳足迹标签制度的原则、标准及步骤；（2）制定《产品类别规则》以规范不同类别产品碳排放计算标准及方法，因为不同类别产品的碳排放具有差异性；（3）规范碳足迹标签设计、碳足迹标签认证申请、认证监管和管理等方面的规定。

其二，在起步阶段，可在现行环境标识认证体系中，增加有关碳足迹标签的内容。我国已制定并发布了70多项环境标识认证标准并已推广10多年，在广大消费者中已确立一定的地位，采用这种方法在初步阶段比较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和认可。根据目前现实情况，碳标签的认证还是以企业自愿认证为好，这样推行的阻力较小。企业树立了低碳经营理念，必将会踊跃申请碳足迹标签认证。

其三，在具备一定条件后，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产品碳标签的相互认可。各国制定并授于的碳标签在相互协商一致原则下相互认可和使用，可以避免和减少对贸易的不利影响，免除生产企业在多国进行重复认证的经济负担。发达国家认证标准条件较高，实现相互认可比较困难。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同我国无大差异，加强同他们深入磋商，探讨相互认可的可行性比较容易，由于各国环境标识种类、认证程序和技术标准的不同，实现国际性普遍共同认证比较困难，实现双边国家的环境标识相互认可比较现实。

其四，要加强自身环境标识制定的透明度，在碳标签产品种类选择以及标准拟定过程中，拓宽信息发布渠道，提高外国生产者参与度。及时建立相关数据库、信息中心和网站，以方便企业查询并为企业提供准确、快速的咨询服务。

（四）发挥双向投资在外贸向低碳化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在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把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作为应对经济衰退、创造就业以及占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制高点的新型战略产业，低碳产业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新方向。我们应当利用作为全球主要跨国公司重要投资目的地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在推动我国低碳贸易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外资企业在低碳技术市场化方面经验丰富，并拥有主要的核心技术，也有在这一领域投资的愿望。为此，需要深入研究和策划外商投资中国低碳产业领域新的合作模式，引进他们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技术服务型公司以及一些新的商业合作方式，例如建立“生态园”、“低碳产业开发区”、“工业园转型试验区”等新的开放载体，促使他们放开低碳技术的转移，帮助我国外贸产业向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迈进。

其次，支持外资企业参与中国科技兴贸战略的实施，在政策上进一步开放，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及其研发机构合作申请国家低碳技术开发项目和能力建设项目。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随着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在低碳技术领域双方进行联合研发的可行性是存在的。我们一定要创造条件，选择与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进行联合研发，双方共同出资研发先进的技术，双方按比例出资，共担研发成本，共摊研发风险，共享知识产权，共同推动低碳贸易发展。

再次，我国已是全球低碳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低碳产业某些领域与发达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例如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三大技术领域，相关企业已经掌握和形成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市场前景较好的专利技术，整体技术和产业化水平已有大幅提升。企业要把握新一轮国际产业向低碳化调整的机会，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外投资将产业链延伸至海外，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建立海外生产和经营基地。低碳产业的对外投资应是中国企业稳步开拓的重要市场。我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企业应高度重视清洁生产以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

另外，近几年全球新能源技术研发甚为活跃，美国、日本、西德等国跨国公司加强在我国新能源领域的专利布局力度，近5年海外来华专利申请大幅增加，而且几乎100%为发明专利。截至2011年5在全球新能源产业中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和生物质能发电三大领域，美国分别有28.7%、49.5%和52.8%的专利技术向美国本土之外进行了专利布局，日本分别有13.7%、16.1%和14%向本土之外进行了专利布局，而我国仅有2.3%、1%和0.6%的专利技术向海外布局。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要防范各种风险同时也要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重视新能源领域技术的海外专利布局。国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新能源企业积极稳妥地对重点技术进行海外布局，以占领国外新能源市场。

[1]施用海，沙玮，高耀松《标准化与国际贸易》，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年6月.

[2]《200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

[3]《气候变化相关问题对我国经济贸易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2009年11月.

[4]宋俊军《应对气候变化的贸易措施与WTO规则冲突与协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10月.

[5]刑继俊，黄栋，赵刚《低碳经济报告》，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7月.

[6]谢来辉，陈迎《中国对碳关税问题过度担忧了吗》，《国际经济论坛》，2010年第4期.

[7]张海玲，张宏《日韩两国建立碳足迹标签制度的共同经验及启示》《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2期.

[8]董超《跨国公司低碳战略与中国低碳发展》载《国际贸易》2010年第11期.

[9]《欧盟碳交易系统扰动国际航空业》，国际商报2011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