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研究（精选8篇）
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研究 篇1
导言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中，人们已经不再将贸易对象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范围之内，“文化产业”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国际贸易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带来的产值相当巨大，例如美国的影视、音像目前已成为仅次于航天航空业的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早在2000年其文化产业产值就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此外，英国的文化产业所创造的年产值接近600亿英镑，文化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32]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带来的产值仅仅占到非常微小的比重，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找出自身的不足，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实施改革，那么文化产业的对外贸易将带给我们的收益将是不可限量的。在本篇论文中，我选择了文化产业中的一方面——出版行业，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国出版行业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并不成熟，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分析贸易中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策略会对中国出版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篇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为中国出版业在对外贸易中遇到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策略。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曾经对我国出版行业的对外贸易进行过各种研究，特别在近些年中国加入WTO后，面临各种贸易政策的改变，中国出版业应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成为了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于中国出版业的特征贺剑锋在其文章中总结了如下特点：规模优势不明显，行业集中度低；运输成本过高；高库存。[1]除此之外，贸易版权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讨论。王燚在其文章中提到：近十年来，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推动图书及音像制品的版权输出，但由于受国内自身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版权输出一直处于停顿或缓慢发展的状况，无论是从输出规模、输出内容还是输出地域来看，都难尽人意，巨大的版权贸易逆差就一直存在。[8] 虽然原始的出版业技术起源并兴盛于中国，但是现代出版业的成熟与发展则发生在西方国家。借鉴外国出版业成功经验是发展中国出版行业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方法，李胜利在文章《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与战略选择》中分别对美、英、德、日四国的出版业从行政、立法、政府职能以及集团化运作等方面进行成功经验的总结，并介绍了全球四大出版集团贝塔斯曼、新闻、皮尔森、汤姆森的经营战略以及品牌树立经验。禹建强在其文章中介绍了著名出版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的历史以及发展过程，重点阐述了其集团运作中跨媒体经营和全球化战略的理念。
在本篇论文中，通过各种数据的搜集总结出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面临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并借鉴国外出版行业及出版集团的成功发展经验以及经营策略，以经济学及管理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作为理论支持，从中总结对中国出版业的对外贸易发展的启示。因此本篇论文的核心问题在于出版业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及外国成功出版业（或出版集团）的相应解决策略，在理论的基础上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
[13]2 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现状分析
2.1 我国出版业总体概况
从近些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国内出版业各种出版物的总量呈上升趋势。仅以2006年全国共出版的图书为例，总数达到233971种，这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5.17%。
出口方面从总体上看也有所增长。2006年全国各类出版物累计出口1597447种次、1113.11万册（张）、金额达到3916.43万美元，与2005年相比，除个别出版物（报纸、录音带）外，无论从出版物的种次、出口数量还是金额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具体数据如下：
表1 2006年我国各种出版物的出口统计
图书 期刊 报纸 录音带 激光唱盘 种次
数量（万册/
金额（万
种次增幅
数量增幅 金额增幅
万份/盒/张）美元）
1437462 49777 1341 64 58350
735.63 216.46 55.7 218 405395 237007 320402 90272
3191.99 305.58 133.87 0.05 69.43 64.92 87.49 63.1
+25.2% +9.86%-3.94%-71.43% +363.98% * +65.08% +4.19%
+42.1% +39%-5.6%-99.89%
+9.28% +33.52%-2.61%-99.89%
+113.72% +51.99% * +11.15% +35.13%
* +4.58% +79.97% 高密度激光视盘 18963 数码激光视盘 电子出版物 25560 5930
注：“+”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资料来源：全国新闻出版统计网 http://
[OL]
附录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中，人们已经不再将贸易对象的范围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贸易对象，“文化产业”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中，成为国际贸易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带来的产值相当巨大，而在中国，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积淀的国家，其文化产业带来的产值仅仅占到非常微小的比重。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中国本身的竞争优势来看，在文化产业这个领域还是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如果我们找出自身的不足，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实施改革，那么文化产业的对外贸易将带给我们的收益将是不可限量的。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包括很多方面：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网络文化；休闲娱乐业；文物保护；园林业等。在本篇论文中，我选择了其中一方面——出版业，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并主要研究中国出版业在对外贸易中遇到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策略。
追溯历史，书籍的出版和印刷技术都起源于中国，并兴盛于中国。但是现代出版业的成熟与发展则发生在西方国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也是我选择这个题目的意义之一：总结中国出版业面临的一些现实的问题。一个行业面临的问题包括诸多方面，宏观方面，例如：国家政策或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定；微观的包括一个具体的企业的具体经营策略等。
选题的第二个意义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论文中我准备借鉴国外出版行业及出版集团的成功发展经验以及经营策略进行比对分析，以经济学及管理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作为理论支持，从他们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对中国出版业的启示。
因此本篇论文的核心问题就是出版业的问题及外国出版业（或出版集团）的解决策略。在 19 理论的基础上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在探索“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问题”上有着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新的世纪中国出版业正处于全球化、电子化以及市场化的重要转型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出版业既缺乏宏观竞争力，产业组织存在诸多缺陷，同时也缺乏微观竞争力。传统出版物图书市场竞争力弱;加入WTO后国际资本的进入将使我国出版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从世界出版业发展的角度看，组建集团，壮大企业规模，提升整体竞争力，走出版产业化之路已成世界潮流。在我国，出版产业化还刚刚起步，组建集团、建设现代出版物流通体系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尚在摸索实践中。
（一）中国出版业存在问题
1、规模优势不明显，行业集中度低
贺剑锋在其文章《出版产业经济特征探析》中写到：“一个国家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水平，主要是由这个国家大型出版集团来决定的。我国出版业缺少的就是这种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因为图书制作并不需要太多的协同，组稿、审稿、排字、校对都是个体性很强的劳动，优势不明显，规模优势也不明显。多个人为同一木书组稿，可能反而会降低效率多个人为同部著作审稿，从总的社会劳动时，反而会多于一个人审稿所用时间，因为多头审稿以后，必须有人统稿。”
2、版权贸易问题
王燚在文章《版权贸易：出版业持续发展的新机遇》中提到：近十年来，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推动图书及音像制品的版权输出，但由于受国内自身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版权输出一直处于停顿或缓慢发展的状况，无论是从输出规模、输出内容还是输出地域来看，都难尽人意，巨大的版权贸易逆差就一直存在。
3、运输成本过高
贺剑锋在其文章《出版产业经济特征探析》中写到“由于图书是低价物品，所以发货时往往品种多、数量小、地域广，一般运输单位对图书也没有优惠政策，所以运输费用居高不下。由于图书的高运输成本，而社会化的物流体系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国的出版业地域特色非常明显，可以想象，如果社会化物流体系不能建立起来，出版社又不能均衡分布，全国许多老、少、边、穷地区可能没有图书供应。”
4、替代品抢市场
沈玲在其文章《论中国出版业提升整体竞争力的必要性》中提到：“我国出版业正在形成传统出版物图书比重下降，多种媒体出版物拼抢读者的新态势。除了图书这一传统出版业的主导产品外，还包括了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日益多元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快餐文化、立体阅读的需求呈增长态势，这势必对传统出版物—图书的需求造成相当的冲击。”赵立涛也在其文章《中国出版产业集团化及其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二）国外出版业成功经验
李胜利在文章《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与战略选择》中分别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四国的出版业从行政、立法、政府职能以及集团化运作等方面进行成功经验的总结。并介绍了全球四大出版集团贝塔斯曼、新闻、皮尔森、汤姆森的经营战略以及品牌树立经验。张勤在《版权产业与版权贸易的发展：从美国经验看中国》中介绍了美国出版业成果能够经验以及日本漫画产业的成功案例。夏卡莉在其文章《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研究》中举例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博洛尼亚等国例子，说明以国际合作为平台的版权合作如何取得成功。黄永华在文章《立足全球经营的英国出版业》中介绍了英国出版业在全球取得的成功，其主要经验在于立足全球市场计划；国家政府鼓励版权输出，增加版权收入；利用其语言优势进行扩张。
禹建强在《贝塔斯曼进入中国市场的经营战略》中详细介绍了德国著名出版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的历史以及发展过程。其中重点阐述了其集团运作中跨媒体经营和全球化战略的理念。胡凌霞则在《跨国传媒集团的全球化传播战略——兼析贝塔斯曼的实战案例》中介绍在中国发展的十 21 年历史。在贝塔斯曼的传播战略中，本土化的经营内容是其整个产业链的源头。2002年，贝塔斯曼与国内著名的文学网站——“榕树下”结成战略联盟，填补了在内容环节上的缺失。“借助“榕树下”这个文学网站上海量的本土化内容，贝塔斯曼可迅速地占有市场，扩大影响力。因此，只有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实施本土化，即实现全球化思维与本土化操作的融合，促进全球信息资源的互通、共享，打造一个全世界平等沟通交流的平台，才能真正完成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体的全球传媒事业，以达到“双赢”的目的。
（三）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的政策建议
1、出版业集团化
杨永龙在《我国出版集团多元化经营的思路与对策》中建议我国出版业要壮大企业规模，提升整体竞争力，出版走产业化之路已成世界潮流。出版在国外是比较完全的市场化经营，出版企业经历了从私人公司向公众公司的转变，出版企业的扩张也由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方式转变为发行公众股份联合兼并的发展方式。目前，收购与兼并己经成为出版集团扩张的主要方式。具体的措施可包括：人力资源的整合，激励机制的整合，文化的整合。
2、加强版权收入
夏卡莉在其文章《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研究》提出了我国应以各种方式加强版权贸易，以增加版权收入。并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培养“版权产业的概念，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版权的对外贸易，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第二，积极的营造品牌概念，增强核心竞争力，构造产业链。第三应该加强版权保护，提高全社会的版权意识，加强宣传教育。最后就是在相关方面的立法和执法。
3、经营中注意“本土化”问题
朱静雯在文章《中国出版业的全球化战略》中提到：“我国文化资源丰富而又深厚，是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中国出版业要以民族性为基点，立足国内市场，大力开发具有民族特征的出版资源，占领、扩大国内出版市场，积累强大的经济实力。”并建议中国的出版业“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开拓国际出版市场”，包括“积极开拓海外中文图书市场，实现中文出版多地化，22 占领全球中文出版市场的制高点；针对国际图书市场需求特点，与国外出版商共同开发适销对路的选题，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武术、中医、旅游与风俗类，适合外国工商界人士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类的选题；实施出版英文化策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积极参与世界出版经济大循环；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及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本论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资料，搜集相关的数据，找出与论文研究问题相关的资料进行总结与比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研究的重点及难点也是论文的核心，即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的问题及针对这些问题国外的政府或公司采取了怎样的解决方式，从而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以及这些其实是否对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将问题与经验及解决对策意义对应即为论文的重点。
四、论文内容的创新点
论文的创新点在于针对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提出策略，并分析国外出版集团成功经验是否符合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五、论文提纲
1.导言
2.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现状分析
2.1 我国出版业总体概况 2.2 我国出版业出口竞争优势
2.2.1 加入WTO后给我国出版业带来的机遇 2.2.2 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对出版业的积极影响 2.2.3 全球范围“汉语热”推动出版业对外贸易
3.中国出版业存在问题
3.1规模优势不明显
3.2版权贸易逆差严重，存在语言及文化壁垒 3.3 运输成本过高 3.4 其他问题 国外出版业成功经验与借鉴
4.1集团化运作
4.1.1 新闻集团 4.1.2 皮尔森集团 4.2打造品牌效应
4.3以本土化为基础的全球化战略 4.4 注重版权贸易收入 5.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的政策建议
5.1 出版业集团化，多元化经营，扬长避短 5.2 建立版权意识，加强版权收入 5.3 分析国际市场，打造品牌效应 5．4 完善物流体系
6．结论
致谢
通过半年多的努力，我的毕业论文《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研究》终于完成了。虽然其中的过程漫长，但是收获还是很多。首先，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刘小军老师的悉心指导，从选题到最后的定稿，刘老师在每一次指导修改的过程中都给了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每次的修改都很仔细，并且重点突出，无论文章的整体构架还是段落中的遣词造句，刘老师都给了我很多指点和帮助。
另外，论文的完成也离不开我在大学四年学习的专业知识。因此，在这里还要感谢经济学院所有的授课老师，尤其是国贸专业的所有老师。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许多老师教授的专业知识及研究方法都对我的论文完成有很大的帮助。谨此向所有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同学致谢！
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研究 篇2
一、软实力、国家形象与文化贸易
“软实力” (Soft Power) 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 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吸引的能力,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
20世纪90年代“软实力”被介绍到中国, 王沪宁教授对软实力资源的理论作了最初的评价, 作为软实力重要资源之一的文化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2007年“软实力”第一次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发展“文化软实力”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那么, 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对于国家而言,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硬实力在全球场域下的整体呈现, 是全球社会中公共信息传播和国家对外交往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形象是多层次的, 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构成, 目前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不断挑战着政治乃至军事高压的合法性, 文化恰恰具有赋予权力扩张合法性的作用。
于是, 全球范围内国家形象的建构重心从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开始转向文化话语, 积极打造中国文化国家形象,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在国际关系中, 如果一种政治思想和文化价值观被其他国家的人民普遍接受, 就会获得一种集体认同, 高度的集体认同影响着国际关系。而思想原则和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物质载体的强弱, 对外文化贸易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一个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的强弱决定了这个国家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能够走多远。
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以其凌厉的攻势将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理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冷战时期的苏联以潮水般书籍、电影等文化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影响着广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塑造着社会主义的集体价值观。可以说, 五十年代我国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贸易以及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与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版贸易和非贸易形式的文化活动在树立国家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苏联模式影响下的出版贸易机制
五、六十年代苏联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从“一边倒”的政策开始的。早在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公开宣布“一边倒”。
1950年2月, 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务约》, 中苏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 “一边倒”方针最终得以实施。全方位地学习苏联, 从理论到实践, 从政治体制、军事武装到经济、文化建设都全面学习苏联, 文化在这种巨大的集体认同感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全方位的学习苏联的社会氛围中, 苏联模式对新中国对外出版贸易机制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新中国开展对外文化贸易的初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又在体制结构上埋下了隐患。
建国初期我国对外出版贸易机构管理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苏联经济模式拘执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集中的经济”的原则, 强调中央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建国初期我国对外贸易机构的管理与调整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第一次对外发行体制调整, 是在1955年底完成的。当时调整的目的主要是把进口书刊的国内发行业务划出去, 以贯彻专业化分工原则。1949年国际书店成立, 1952年国际书店成为实际上垄断书刊进出口的贸易机构。1955年起将该店兼办的国内发行业务完全交由国内发行机构办理, 其中外文图书, 一律交由新华书店发行, 原由国际书店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外文期刊自1955年起统一交由邮局发行。
随着进口、出口业务的不断扩大, 特别是有鉴于书刊进口工作的性质、对象、渠道均不同于出口工作, 所以在1958年对外文委主管国际书店后, 就开始酝酿第二次体制变革, 强调国际书店“以出口为主”。
1963年, 经过对外文委和国家科委多次研究, 并经中央批准, 决定将国际书店书刊进口业务划出去, 另成立中国外文书店, 归国家科委领导。国际书店则专营书刊对外发行业务, 同时从对外文委划归新成立的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
1964年1月, 国际书店进出口正式分开。国际书店刚成立时, 归属于新华书店总店, 1952年三反运动前后由出版总署直接领导, 后来出版总署并入文化部, 即改由文化部领导, 此后就是对外文委、外文局。领导机构迭经变动, 因此方针任务也有了许多改变, 直到1964年机构基本定了下来才算调整完毕。这一系列的调整, 基本上没有脱离中央集权制的苏联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 即苏联模式。 (如图所示)
三、出版贸易 (包括非贸易发行) 软实力与国家形象的建构
五十年代的中国, 更确切的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版贸易的运行模式大概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学习苏联”的政策下, 大量的引入苏联作品。从马列主义著作、科技文献、社会科学著作到文学作品, 都全面引进苏联的, 并及时组织力量从俄文翻译, 总印数以亿册计。翻译苏联书籍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政府行为。
第二种情况是引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作品翻译成中文;中国的部分作品译成外文, 供给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这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出版贸易活动在团结各国人民, 重塑集体认同感, 构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 抗击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入侵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贸易运行模式的数量是不对等的, 犹如“洪流”和“溪涧”, 反映了社会主义内部的等级结构, 围绕着莫斯科向周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辐射。
我们以文学作品为例, 翻译俄苏文学在五十年代形成了一个高潮, 据统计, 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中, 除1952年出版译作为12种外, 其余年份均在20种以上, 1950年甚至高达38种。前六年中年均26种, 后四年年均也有12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静静的顿河》等优秀文学作品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 培养着一种跨国界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认同观。同时, 中国的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也被翻译到社会主义国家。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两部作品即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最系统翻译到国外去的文学作品, 除了显示本民族的荣耀和尊严, 也共享了社会主义世界的主题和精神, 促进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和凝聚。出版贸易活动构建了一种兼容民族和国际层次的社会主义的国际认同观。
1954年出版总署就对国际书店的性质、任务和方针有了明确的规定, 国际书店是统一书刊进出口的贸易机构, 原则上不应进行非贸易性的工作。但受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 对外文委在1958年提出:“国际书店应以出口为主。对外发行要配合国家外交斗争。”
在1962年又提出:“对外发行要配合国际革命运动”。“文革”期间, 甚至提出“对外发行要促进世界革命”。因此,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非贸易发行占了很大的比重。
60年代初期, 中国在第三世界亚非地区与苏联展开竞争, 试图取得第三世界文化外交中心的领导权的地位, 非贸易发行在加强对外宣传, 树立国家形象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宣传机器的扩大加剧, 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在海外人员的报告让莫斯科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中国的宣传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角落都已占据主导地位。
《共产党人》杂志的一名记者于1963年早期从北非旅行归来报告说, 在阿尔及利亚到处都有大量的中国宣传册, 而苏联的印刷品只能在阿尔及尔的书店中看到。即使在书店里, 中国的出版物也被摆放在中央的位置, 书店经理宣传说:“中国出版的小册子主题多样而又紧跟时代, 印刷精美, 版式简洁, 阿尔及利亚人都乐于购买。”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除了用广播电台进行宣传外, 中国用16种语言向外散发数百万份文献资料, 并以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编辑的《北京评论》作为主打刊物。中国除了利用诸如官方代表团这样常规途径散发材料, 还投资与当地小型出版社建立联系, 以获取更多的渠道进入当地传播网络, 并避免当地政府对外国文献的控制。
关于软实力, 约瑟夫·奈曾经说过, “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你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它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 (P.86) “软实力是一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期望的结果的能力。” (P.21) 也就是说, 软实力的方式应该是吸引, 而非强制。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传播者在输送传播主体意识的同时, 要考虑接受者的接受心理, 应该是一种“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而非强力输出, 文化征服。反观五、六十年代我们的非贸易输出基本上是以政治类书刊为主, 输出方式是一种电闪雷鸣般的宣传, 对外发行渠道主要是依靠各国共产党办的图书发行机构和进步友好人士开设的书店, 不少同家的统治当局对我国出版物往往存有不同程度的疑惧心理。比如, 1959年, 我国向叙利亚出口毛主席著作单行本《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三千册, 结果被当局扣押。
实践经验证明, 出版总署为国际书店制定的方针是正确的, 采用贸易发行可以在政治上避免授人以柄。
四、结论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客观状态, 从根本上而言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但它又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反映, 它是公众对一个国家的总体印象、评价、看法, 充满着主管情感和个体态度, 因此, 从本质上来说, 国家形象又是可以被塑造的。
建国初期在苏联模式影响下我国出版业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专业分工明确的出版贸易机制, 在这种体制结构下, 我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出版贸易, 与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展了积极的联系。这些文化出版贸易过程呈现一些特点: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只有一个或两个政府主导的垄断性的图书进出口机构;对外书刊贸易活动受党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影响比较大;这些国家都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的、多层次的国内发行网络, 网络覆盖能力很强, 社会主义国家的书刊在社会主义世界有着畅通的发行渠道。
这些贸易特点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文化生活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功效, 保障了社会主义世界公民共同的集体认同感的培养。
中国在亚、非、拉非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版贸易以及非贸易发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新中国的国家形象, 尽管对外传播的效果并没有最理想。
摘要：五十、六十年代中国对外出版贸易在构建社会主义集体认同感, 塑造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本文主要对苏联模式影响下新中国的对外出版贸易机制的形成进行了梳理, 分析了建国十七年对外出版贸易 (包括非贸易发行) 软实力在建构国家形象上所起得作用。
关键词：软实力,国家形象,苏联模式,出版贸易机制,非贸易发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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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志华, 李滨主编.杰·弗里德曼.196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世界的政策与中国的挑战.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3]Keohane, R.O., &Nye, Jr., J.S. (1998)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77 (5) .
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研究 篇3
[关键词] 出版业 对外贸易 影响因素 出口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5-0023-05
Research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ina Publishing Industry Foreign Trade and Its Export Policies
Lin Minghua Yang Yongzhong
（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 Business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Abstract] After the gravity model for publishing industry is built up， the factors which impact the export of China publishing industry are researched empirically by using import data of 32 ma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strength and resident purchasing power of trading partner play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ole in our publishing industry export；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s significantly hinder the export； and culture distances also hinder our publishing industry export but th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ly. Then， we put forward a market acceptance- market latent capacity matrix and further divide the 32 samples into four different zones and then different policies are proposed separately.
[Key words] Publishing industry Foreign trade Influential factors Export policies
新闻出版总署统计表明，2008年至2011年期间我国出版业出口总额环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最高达21.3%。虽然2012年我国出版物出口总额有所上升，达到2.16亿元，但与英美等文化产业发达地区的出版物出口规模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随着我国文化产业战略目标的提出，全国各地已把文化产业作为当地支柱产业加以培育，有些地区更是把出版业列为本地区重点发展的产业，这必然将增加我国出版物的总供给量，这样，有必要在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提高我国出版物的出口量。基于此，有必要探讨影响我国出版物出口的因素；并且，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更有必要明确哪些市场已经饱和，哪些市场还存在出口不足，哪些市场对我国出版物的认可度更高，哪些市场的认可度更低，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口策略。但梳理国内文献发现，针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因此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以期为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简述与模型构建
1.1 引力模型文献简述
引力模型源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62）为了说明国家之间贸易流量的不对称现象率先建立了贸易引力模型：。其中是 i国向j国的总出口；与分别为i国与j 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为i国与j国之间的距离，K，为常数，、、为参数。该公式表明，i国向j 国出口总量的大小与i国与j国的国民收入的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此后，引力模型在国际投资领域，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应用较为广泛。有些学者也利用引力模型对文化产业领域的国际贸易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马弗斯蒂和坎特伯雷（Marvasti & Canterbery，2005）构建了美国电影出口贸易引力模型；汉森和向（Hanson &Xiang，2009）采用引力模型解释了美国电影在19个欧盟国家的相对优势；舒尔茨（Schulze，2002）采用引力模型研究了艺术品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曲如晓等（2011）构建了引力模型就文化距离对我国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1.2 出版物引力计量模型的构建
影响出版产业出口的因素众多。在一般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出版物自身的特点，本文认为，出版物的出口取决于以下因素。
国家经济实力（SIZE）。众多研究表明，进口国的经济实力越强，该国对商品的需求将越强，从而促进其他国家商品的出口。因此，假设国家经济实力对我国出版业的出口具有正的影响。
居民购买力（CP）。居民购买力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决定性因素。经验表明，随着居民购买力的提高，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将逐渐提高。因此，出版物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居民购买力的增强将有助于提高出版物的购买量进而促进出版物的进口。为此，假设居民购买力对我国出版业的出口具有正的影响。
地理距离（GD）。工业区位理论表明，企业运输成本主要取决于运输距离和货物重量，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成本将随着运输距离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两国之间地理距离越远，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将降低。由此，假设地理距离对我国出版业的出口具有负的影响。
文化距离（CD）。文化距离是指两国之间人们享有的准则和价值观的不同程度。一般认为，文化距离将增加两国贸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进而减少两国的贸易流量。特别是，与其他普通商品不同，书籍等文化产品蕴含着特定地区的文化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是该地区道德观、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因此，两国之间文化距离越大，必将降低这个国家消费者对另一个国家文化产品的认同度，减少对其他国家文化产品的购买量，进而阻碍其他国家文化产品的进口（迪斯蒂尔等（Disdier et al），2007；舒尔茨（Schulze），2011；曲如晓等，2011）。因此，假设文化距离对我国出版业的出口具有负的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沿用上述贸易引力模型思路，构建如下出版物的引力计量模型：
（1）
其中，表示i国向j国的出版物的出口总量，为随机误差项。
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是考察我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因此（1）式中的i是指中国；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j国是指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法国、荷兰、俄罗斯、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韩国、巴西、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瑞典、泰国、阿根廷、新西兰、土耳其、伊朗、芬兰、智利、丹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奥地利等32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出版物的主要出口贸易市场，占我国出版物对外贸易总量的90% 以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本文用出版物的出口总值来衡量我国对各地区的出口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资讯网，选取第十类49章的商品，这些商品包括书籍、报纸、杂志等。国家经济实力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居民购买力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这两项数据分别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人类发展报告》。上述数据均为2011年的数据。
潘向东等（2004）认为，在测量两国之间地理距离时，如果完全采用两国首都之间距离，将会降低模型的拟合程度。因此，在确定中美之间距离时用旧金山作为美国的代表城市，原因在于中美之间贸易货物的交割地主要在西海岸，不在华盛顿；同样以汉堡、马赛、巴塞罗那、里约热内卢、温哥华、悉尼、孟买分别作为德国、法国、西班牙、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的代表城市。基于同样理由，参照阚大学和罗良文（2011）的方法，就我国而言，在测算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澳大利亚等临海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距离时选用深圳为代表城市，除此之外则选用北京为代表城市。地理距离数据通过空间地理科学（Geobytes）网站获得。
霍夫斯塔德等（Hofstede et al，2005）构建了度量文化差异性的五维度模型，这五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短期导向与长期导向。目前文化差异的五维模型已成为跨文化研究的权威观点，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和各领域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之中。因此，本文的文化距离度量也将以上述模型为基础。考虑到样本量的规模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权力距离、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这四个文化维度作为衡量文化距离的四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分别计算中国和其他32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距离，计算方法参照寇伽特和辛格（Kogut & Singh ，1988）提出的文化差异计算公式：，其中表示中国与j国的文化距离，表示j国第h个文化维度的得分值，表示中国第h个文化维度的得分值，表示第h个文化维度得分值的方差。由于各地区文化具有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短期内不易改变，因此本文33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维度的数据仍采用霍夫斯塔德等（2005）研究获得的数值。
本文是考察我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因此（1）式中的i是指中国；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j国是指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法国、荷兰、俄罗斯、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韩国、巴西、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瑞典、泰国、阿根廷、新西兰、土耳其、伊朗、芬兰、智利、丹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奥地利等32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出版物的主要出口贸易市场，占我国出版物对外贸易总量的90% 以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本文用出版物的出口总值来衡量我国对各地区的出口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资讯网，选取第十类49章的商品，这些商品包括书籍、报纸、杂志等。国家经济实力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居民购买力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这两项数据分别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人类发展报告》。上述数据均为2011年的数据。
潘向东等（2004）认为，在测量两国之间地理距离时，如果完全采用两国首都之间距离，将会降低模型的拟合程度。因此，在确定中美之间距离时用旧金山作为美国的代表城市，原因在于中美之间贸易货物的交割地主要在西海岸，不在华盛顿；同样以汉堡、马赛、巴塞罗那、里约热内卢、温哥华、悉尼、孟买分别作为德国、法国、西班牙、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的代表城市。基于同样理由，参照阚大学和罗良文（2011）的方法，就我国而言，在测算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澳大利亚等临海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距离时选用深圳为代表城市，除此之外则选用北京为代表城市。地理距离数据通过空间地理科学（Geobytes）网站获得。
霍夫斯塔德等（Hofstede et al，2005）构建了度量文化差异性的五维度模型，这五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短期导向与长期导向。目前文化差异的五维模型已成为跨文化研究的权威观点，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和各领域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之中。因此，本文的文化距离度量也将以上述模型为基础。考虑到样本量的规模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权力距离、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这四个文化维度作为衡量文化距离的四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分别计算中国和其他32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距离，计算方法参照寇伽特和辛格（Kogut & Singh ，1988）提出的文化差异计算公式：，其中表示中国与j国的文化距离，表示j国第h个文化维度的得分值，表示中国第h个文化维度的得分值，表示第h个文化维度得分值的方差。由于各地区文化具有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短期内不易改变，因此本文33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维度的数据仍采用霍夫斯塔德等（2005）研究获得的数值。
采用SPSS软件对（1）式进行逐步回归，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四个回归模型的DW值在1% 的置信水平上都通过了杜宾检验，说明四个模型都不存在自相关；从R2及调整后的R2看，模型四的拟合效果最好，说明这四个因素对我国出版业对外贸易具有比较强的解释力；除了文化距离CD外，其他变量的系数在不同置信水平上均通过了t值检验。
从表1看，ln（SIZE）的系数为正值，说明进口国经济实力对我国出版物的出口产生了积极影响，与假设相一致；进口国的GDP每提高1%，我国出版物的出口总值将提高0.932%。这可能是因为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将间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该国消费者将增加对出版物的需求总量，从而有必要从国外进口部分出版物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居民购买力Ln（CP）的系数为0.526，表明进口国居民的人均国民收入每提高1%，我国出版物的出口总值将提高0.526%。这意味着，进口国居民的购买力将对我国出版物的出口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与假设相一致。购买力的增强将提高出版物的进口量，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购买力的提高将增加出版物的总需求量进而增加出版物的进口总量；另一方面，随着人们购买力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消费呈现多元化（奥利维等（Olivier et al），2008），这种多元化需求将扩大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出版物的类型。
地理距离Ln（GD）的系数为负值且通过了t值检验，说明地理距离将显著地阻碍我国出版物的出口，与假设相一致。一般来说，随着两地区之间距离的增加，一方面将提高商品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将提高商品的运输风险。因此地理距离对我国出版物的出口产生了消极影响。
文化距离CD的系数为负值，但没有通过t值检验。说明文化距离虽然对我国出版物产生消极影响但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使得国内企业更加了解国际市场的出版需求；另一方面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的发展[1]强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使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对中华文化有所了解，甚至产生了兴趣，从而促进了其他国家消费者对我国出版物的购买。由此，在对中国文化认同和吸收的渐进过程中，必将弱化文化距离导致的消极作用。
参照程呈（2011）测算双边服务贸易潜力的方法，下面采用贸易引力模型估算我国出版物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潜力。依据最佳回归结果即模型四来测算我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预测值EX1，然后再与实际出口额EX相比较，得到出口潜力指数（EX/EX1）。如果该指数大于1表示“出口过度”，说明我国对该国出口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利用，我国对该国和地区继续扩大出口的潜力较小，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市场潜力小；反之则表示我国对这个国家和地区存在“出口不足”，这个国家的市场潜力大。我国对各主要贸易伙伴的出版物出口潜力测算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对越南等16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过度，市场潜力较小，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则存在不足，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笔者整理后发现，对于市场认可程度低的国家，我国在这些国家开办的孔子学院数量较少，平均为两家左右，并且大多数国家2007年或之后才开办首家孔子学院，有些国家还没有孔子学院；而对于那些市场认可程度高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孔子学院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平均达到15家左右，并且大多数在2005—2006年成立了首家孔子学院[2]。因此，作为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孔子学院，有助于增加当地居民对我国文化的认同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育这些国家和地区消费者对我国出版物的偏好，进而提高对我国出版物的认可程度。
综合市场认可度和用出口潜力指数表示的市场潜力，可以得到我国出版物的市场认可度-市场潜力矩阵，见图1。如图1所示，我们依据出口依存度中位数和出口潜力指数（临界值为1），把市场认可度-市场潜力矩阵分成四个区域。其中，Ⅰ区表示市场潜力大并且市场认可度高；Ⅱ区表示市场潜力小但市场认可度高；Ⅲ区表示市场潜力小并且市场认可低；Ⅳ区表示市场潜力大但市场认可度低。
对Ⅰ区的国家和地区而言，由于这个区域的市场潜力比较大即市场没有达到饱和，加上这个地区的消费者对我国出版物的认可程度比较高。因此，这些地区应是我国出版物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力度。对于Ⅱ区的地区而言，这个区域的消费者比较认可我国的出版物，但其市场潜力比较小即市场已经达到饱和，因此除了继续保持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外，重点是开发这个地区新的细分市场。对于Ⅲ区的地区而言，由于这个地区对我国出版物的认可程度不高，并且市场潜力达到了饱和，因此，应维持对这些国家的出口，短期内出口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化相近的出版物。对于Ⅳ区的地区而言，虽然这个地区对我国出版物的认可程度不高，但由于这个地区市场没有达到饱和，因此短期内可以增加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从长期来看，对于低市场认可度的Ⅲ区和Ⅳ区而言，我国应注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大范围地发展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使中华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从而提高这些国家和地区居民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培育消费者的消费嗜好，增加消费者的消费资本。
本文在修正经典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出版业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居民购买力对我国出版业的出口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地理距离对我国出版业的出口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而文化距离阻碍了我国出版业出口，但效果并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市场认可度-市场潜力矩阵，把这32个国家和地区分成市场认可度高且市场潜力大的Ⅰ区、市场认可度高但市场潜力小的Ⅱ区、市场认可度低且市场潜力小的Ⅲ区以及市场认可度低但市场潜力大的Ⅳ区。
总的来说，我国出版业的出口应关注经济实力和居民购买力强的地区，同时不能忽略运输路线和运输距离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向邻国出口。由于文化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对出口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应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的优势，进一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扩大孔子学院的文化影响，进而提高消费者对我国文化的认同，通过培育消费者偏好提高这些地区消费者对我国出版物的购买率和购买数量。此外，针对不同区域的出口市场，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对Ⅰ区而言，关键是提高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数量；对Ⅱ区而言，除继续保持对这些地区的出口规模外，应重点开拓新的细分市场；对Ⅲ区来说，除维持其出口规模外更重要的是挖掘消费者偏好和培育消费者偏好；对Ⅳ区来说，重点增加这个地区的出口规模，但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提高消费者的偏好。
注 释
[1]自2004年在韩国首尔成立第一家海外孔子学院以来，截至2010 年底，我国已经在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学堂，已运行的教学场地总面积达128万平方米；仅2010年就举办了10000多场次的各类活动，参加人数达500万人次。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数据来源于《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2010年度报告》，http：//www.hanban.edu.cn/report/pdf/2010_final.pdf。
[2]原始数据由笔者通过网络搜集获得，孔子学院（不包括孔子学堂、网络孔子学院）数量的统计截止日期为2011年12月31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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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ofstede，G. and Hofstede， G. J. 李原，孙健敏译.文化与组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Olivier J.，Mathias T. and Thierry V..Globaliz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Ident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8，76：356-370
[11]程呈.我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与潜力的实证与对策[J].江西社会科学，2011（6）
出版合同(对港澳台版权贸易) 篇4
甲方（权利人）：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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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出版者）：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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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就出版上述作品达成协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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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次性付酬：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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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事项，另一方可终止合同，并要求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第七条 双方因协议的履行或解释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请求双方同意的进行仲裁。
第八条 本合同有效期为_________年，自合同签字（或批准）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 本合同以中文写就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第十条 本合同签字日期为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甲方（盖章）：_________乙方（盖章）：_________代理人（签字）：_________代理人（签字）：_________
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研究 篇5
机电产品：是指使用机械、电器、电子设备所生产的各类农具机械、电器、电子性能的生产设备和生活用机具。尽管机电产品出口增势良好，但根据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对企业的调研显示：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增大、利润下滑。大部分企业认为去年以来导致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过快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并且增长速度均超过企业预期。综合考虑以上各因素，企业平均成本上升在10~20%左右。
摘要：中国与越南的经贸关系由来已久，两国是近邻，自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频繁。中国与越南又同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在自贸区建成后，两国之间的往来便更加密切起来。其中，机电产品是较为主要的贸易对象，对于中越机电产品的贸易不容忽视。通过对中越机电产品贸易数据进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对中越机电产品贸易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总结。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机电产品
一、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贸易的总体情况研究
―，中国与越南在机电产品领域的贸易往来密切，贸易额逐年攀升，贸易规模也在持续扩大。
，中国向越南出口机电产品的出口额为6.62亿美元，20，中国向越南出口机电产品的出口额为278.53亿美元，是20出口额的42.09倍。在，中国向越南出口机电产品的出口额为7.16亿美元，比的8.63亿美元减少了1.48亿美元，中国向越南出口机电产品的出口额降幅为17.11%，20也是中国向越南出口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唯一负增长的一年。在，中国向越南出口机电产品的出口额为42.00亿美元，比的21.97亿美元增加了20.03亿美元，出口额增长率达到91.18%，是近中，中国对越南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率最高的一年。
与此同时，中国自越南进口机电产品的进口额却稳步攀升。从整体来看，2000年，中国自越南进口机电产品的进口额为0.13亿美元，年，中国自越南进口机电产品的进口额为98.67亿美元，进口额扩大了747.57倍。在，中国自越南进口机电产品的进口额为76.38亿美元，比的34.35亿美元增加了42.04亿美元，进口额增长率高达122.39%，是中国自越南进口机电产品的进口额增长率最高的一年。然而在，中国自越南进口机电产品的进口额为82.91亿美元，比的76.38亿美元增加了6.53亿美元，进口额增长率为8.55%，是近15年中，进口额增长率最低的一年。
从双边贸易额的角度来看，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的双边贸易额绝大部分年份均呈现逐年递增的状态，仅年，出现了下降的状态。2002年，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的双边贸易额为7.56亿美元，比20的8.85亿美元减少了1.29亿美元，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的双边贸易额下降了14.55%。从总体来看，2000年，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的双边贸易额为6.75亿美元，到2014年，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的双边贸易额达到377.2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扩大了54.88倍。
根据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贸易情况，还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4年，中国在与越南机电产品的贸易中始终呈现顺差状态，这表示，中国在与越南进行机电产品贸易时，始终处于优势的地位。这样看来，越南不仅与中国的机电产品贸易越来越紧密，更是一个对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极为有利的国家，越南也将会成为中国未来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二、中国―越南机电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本文采用的公式为：
RCAij=Xij/jXijiXij/ijXij
式中，Xij表示i国j产品的出口;iXij表示i国所有产品的出口;iXij表示世界j产品的出口;ijXij表示世界总出口额。RCAij>1时，表示i国在j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则具有比较劣势;如果一国的.RCAij大于另一国的RCAij时，则表示该国在j产品上相对于另一国具有相对比较优势。
根据计算中国――越南机电产品贸易的RCA指数得出，见下表。在2000年和年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RCA指数分别为0.87和0.94。这两年，中国机电产品贸易RCA指数均小于1，说明这两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具有比较劣势，而自开始，中国机电产品贸易RCA指数均超过了1，这说明，自20起，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开始转为具有比较优势，且比较优势不断增强。但是，越南机电产品贸易的RCA指数却始终小于1，也就是说，越南在机电产品出口方面，始终处于比较劣势状态。这表明，中国相对于越南，在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中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且比较优势十分明显，这对于选择越南作为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国家，是极为有利的理论支持。
三、中国―越南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
产业内贸易的主要测度指数为G-L指数法，本文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GLj=1-Xj-MjXj+Mj×100
其中，GLj表示一国j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j、Mj分别表示这个国家j产业的出口额与进口额，并且0≤GLj≤100。那么GLj越接近100则表现为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根据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得出，2000―2014年，中国―越南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出现了上下波动的情况。其中，20，中国―越南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72.79，是自2000年到2014年间最高的一年，也就是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最为密切的一年。
从整体来看，2000年时，中国―越南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仅为3.91，2001年，中国―越南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也仅为4.82，这两年，中国与越南之间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相当低，说明两国之间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极少。但中国与越南之间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一直在不断地增加着，直到2012年，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达到72.79，超过了50，这表明，中越两国之间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超过了产业间贸易。20和2014年，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分别为58.24和58.32，虽然两国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所下降，但依旧大于50，这说明，中国与越南之间机电产品贸易依旧以产业内贸易居多，中国与越南的机电产品的贸易在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
四、结论
中国与越南是近邻，自1991年中越两国的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便迅速发展起来。中国与越南同是亚太地区经济较为活跃的国家，两国之间又有着互通的口岸，这些都为中越两国之间的经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后，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往来便更为紧密，中越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中国也连续9年，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其中，中越两国机电产品的贸易始终是贸易研究的焦点。
综合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和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在与越南进行机电产品的贸易中，始终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而且，中国相对越南来讲，在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些都可以证明，中国相对越南更具有机电产品的出口优势，而向越南出口机电产品，也是有利于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选择。
再来看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情况，更可以看出，近十五年来，中国与越南机电产品贸易在逐步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中国与越南的国情不同，在机电产品的贸易中，所具有的优势各不相同，因此，两国在进行机电产品的贸易时，会扩大自身的优势项，这也为中越两国之间进行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综上所述，对于选择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合作伙伴，越南是有利的选择，同时，中越的合作也在不断地推动越南机电产业的进步。加强两国机电产品的贸易，强化两国的贸易分工、合作，对于中越双方都是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梅怡.我国省域对外贸易形势及重点产品进出口情况分析：―2012[J].中国市场，2014(15).
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研究 篇6
【摘要】
对外开放，就是在立足于本国实际的前提下，面向国际，加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循环的全部运行过程。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始于毛，成于邓” ①。本文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以及战略措施，以及探讨了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时代意义，以及探讨了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怎样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实现人生价值。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里，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日益提升，研究与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不仅具有深远的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和认识中国对外开放所走过的光辉历程，而且能够让我们大学生在对外开放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政策下看准事态的发展，认清时代的脉络，审时度势，奋发有为，为实现我们的理想而不断前进。
【关键词】
对外开放；历史背景；历史进程；毛泽东；时代意义
【引言】
在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程之后，我们小组成员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对毛泽东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我们小组成员以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作为出发点对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和探讨。
【正文】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那么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是怎样开展的呢？有何深刻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有何重要意义？现在我们来一起探讨和研究一下。
一、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先说其历史背景，从国内自身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当时，整个政治局面处于混乱状态；经济情况实际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必须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要想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必须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要想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和世界各国进行友好合作。
现在来探讨一下其时代背景，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18世纪中叶，第一次产业革命就开启了世界市场。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国际分工和协作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为应对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各国政府为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大利益，纷纷实行开放政策，广泛进行经济交流和合作，积极利用国外市场、资源、信息、技术和资金。在开放的世界中不实行开放政策，只能限制自己的发展，甚至会给家和民族带来灾难。①
二、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以及战略措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局势总体趋于缓和，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抓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1、对外开放从试点推进到全方位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正式提出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飞跃。
（1）特区先行尝试、沿海重点推进的起步探索（1978~1991年）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允许广东、福建两省兴办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区。1980年，又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并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以鼓励特区积极利用外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经济，在经济活动中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对外开放的范围从特区逐步扩大到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沿海开放地带。
（2）纵深推进、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1992~2000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等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思路。1994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互接互补”的新要求。中央决定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实行沿海开放向沿江、沿边开放，使我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地纵深推进，进一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区域开放格局。2000年，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广大西部地区，至此，全方位对外开放地域格局基本形成。
2加入WTO，进入对外开放历史新阶段（2001年至今）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入新境界。从此，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有限范围、地域、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市场，转变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市场；由被动地接受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转变为主动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由只能依靠双边磋商机制协调经贸关系的开放，转变为多、双边机制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的开放。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开辟了新的道路，为国民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总的来说，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创办经济特区。第二步是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第三步是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第四步是开放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
三、毛泽东“对外开放”与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提出和力主对外开放的第一人，也是敞开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1、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发展于社会主义时期。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首次阐明了战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在外资、外贸和外债方面的开放政策。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在论述我国的对外关系时，他不仅首次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而且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一面。”虽然当时并没明确使用“对外开放”这个词，但“要搞建设，就既要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又要善于吸收和学习一切民族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个思想是十分明确的，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
毛泽东形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成熟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对外开放’，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我们应当不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根据具体的客观国际环境，来选择最适宜与我们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
第二、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是建立在与各国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的对外开放；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实现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
第三、对外开放必须以对内改革为前提；只有实行了彻底的国内改革，才会有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
2、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外交政策合理而必然的发展结果。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为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相关的实践、特别是对外关系的实践，也为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实践基础。任何政策都有它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在过去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的。没有第一代领导人为我国创造的各种国际国内条件，就不可能有今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所开创的“对外开放”的崭新局面。
总之，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在思想上、实践上以及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为我国实现“对外开放”进行了大量积极而可贵的探索和努力，这为我国后来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与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和必要的物质基础，并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③
四、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时代意义。
1、符合和顺应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已成为一种潮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才能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实施对外开放，我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国内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的关联性更为紧密。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综合运用贸易、对外投资、对外援助手段等，推进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
2、保证我国经济维持适宜发展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实施对外开放，并与国内发展相结合，达到相互促进的效果。首先，国内发展为对外开放创造良好条件，根据新形势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为融合；构建具有跨国经营能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优化，推动企业向国际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优势产品。其次，对外开放为国内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一方面为本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扩大出口规模，另一方面调整好进口产品的结构，优先进口国内发展必须的、重要的和紧缺的石油和矿产等战略性资源。这样，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相结合，使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3、提升我国经济总体运行质量。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还基本处于粗放型的状态，主要依靠低成本和拼数量的方式占有国际市场。这种以数量扩张为主的贸易增长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快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对外贸易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方向转变。实施对外开放，就能够与国内发展相结合，一方面，在国内发展中，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发挥本国的人口和资源等优势，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从对外开放来看，要根据国内发展的实际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推进国内产业升级。因此，通过对外开放，并与国内发展相结合，可以使我国经济运行与国际社会更为紧密地接轨，还可以从总体上提升经济的运行质量。
4、促进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还存在着很多缺陷。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很多不良的因素，越来越影响到对外开放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实施对外开放，并与国内发展相结合，一方面可以大力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为市场加速成长和完善提供物质基础，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具有中国特色和能够发挥本国优势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利用发达国家成功的市场管理制度和经验来改造和充实国内市场，促进我国市场的成长。
5、促进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
我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人口要素结构极不平衡，人均占有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状况是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通过对外开放，一方面根据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情况，发挥各地的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吸引外资，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农业共同开发，大大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其次，通过对外开放，可以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样就可以促进我国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五、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怎样在中国对外开放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实现人生价值。对外开放，使得人才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竞争日益突出，当代大学生要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发展变化，才能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实现人生价值，这就需要从自身的专业出发，加强对素质和知识结构的拓展。因为单一的专业知识结构已不能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占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大学生应是“T”型人才，“横”表示有扎实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竖”表示具有通览博学的知识，以此形成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所以，我们大学生应该努力锻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那么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要勇于创新。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灵魂和内在的驱动力。创新人才应具备的素质：（1）应具有创新精神，要养成打破常规和传统的观念，树立创新意识。（2）应学会创造思维，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使思维形成一种“超前性”。（3）应具有创造力，应有广博丰厚而坚实的基础知识，有宽广的视野和开拓新领域的能力，以及高度的知识融合力，增强对经济社会需求的适应性、实用性、全面性和发展性的能力。
2、要成为信息敏感型人才。
大学生要树立新形势下的信息意识，把自己培养成信息敏感型的人才。因为，对外开放是一个快节奏的大社会，各种机遇瞬时万变，所以要求这种人才应对社会的需求比较敏锐，机遇意识比较强。大学生为了适应社会的冲击和发展需要，应将自己培养成“渔夫式”的敏感型人才，不断地抓住机遇，不断地创造价值，使自己走向成功。
3、要充分展示个性，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大学生要重视自己的个性发展，个性是创新的基础，是参与竞争的载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大学生可根据自身的基础、兴趣、特长、能力方面的差异和志向的不同以及社会对人才规格的需求，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塑造。同时，要强化自身是学习和成才的主体观念，养成提出问题、独立思考、探索未知、积极主动的思维、联系社会实践的能力。主动设计课外受教育计划，积极参加大学生数学建模、电子设计、建筑设计、科技发明、参与科研实践，加强自己的知识面，培养自己创新精神和能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与加强竞争能力。
4、要充分认识到入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要放眼世界，着眼于国际大市场的供需状况，确定自己的成才方向，努力实现成才目标，要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改革和创新，改掉以前不好的毛病以及改正以前不好的缺点，学习、借鉴一切优秀的经验成果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充分利用国际学习资源，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不断的拼搏与奋斗。
【参考文献】
①夏建文．论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D]．
中国出版传媒并购发展研究 篇7
外国出版传媒在很早以前就采用了适应市场的运营方式,所以并购的历史长、体制成熟。研究外国出版传媒业的并购历史,对于我国的传媒业并购有很大的指导作用。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西方传媒业共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
(一)第一次并购浪潮(1898~1904)
第一次并购浪潮起源于19世纪末期,在1898~1902年达到顶峰,又在20世纪初结束。这次并购活动的特点是行业上多为传统工业,而且规模较大、范围较广,从而形成了很多的行业垄断。报业作为传统传媒的代表参与了这次资本主义世界的并购浪潮,并产生了最早的新闻传媒集团。报业的初始报社纷纷展开并购,建立新闻传媒集团,控制新闻传媒业。这次并购浪潮在1904年结束,结束的原因是1904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导致企业缺乏并购的融资来源,进而平息了第一次并购浪潮。
(二)第二次并购浪潮(1916~1929)
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不同于第一次为了垄断而并购,第二次并购是已经垄断的大公司主导的、为了形成寡头而进行的并购。在这次并购中,企业逐渐注重经营和盈利,被并购公司也从被动兼并转变为主动出售。企业并购体制逐渐成熟。许多企业进行跨行业合并,从而产生了综合性企业,加剧了市场上的竞争。
在第二次并购浪潮中,报团实力大大加强,大型报社顺势尝试跨行业的经营。其中赫斯特报的拥有者赫斯特将报团逐渐打造成一个庞大的媒体报纸、杂志、特写辛迪加、无线广播以及电影等,在1935年拥有26家日报。通过一系列并购,报业的垄断格局也逐渐形成。
(三)第三次并购浪潮(1965~1969)
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在二战战后时期。这次并购浪潮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在1967~1969年达到高潮,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这次并购以混合并购为主要形式,产生了一批更大、更全面的大型垄断公司。本次并购浪潮期间形成了大量的综合型企业,但这些并购并没有明显地加重行业的垄断。
在这次并购期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媒体发展迅速,不断地挤压着传统纸媒的利润。另一方面,美国通讯委员会(FCC)对传媒业的管制也不断加强,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垄断政策,比如:媒体不能相互持有股权;一家公司在一个市场只能拥有一个电视台;一家公司只能运营一个电视网,等等。
在这次并购浪潮中,除新媒体发展外,另一大现象是并购逐渐走出国界,放眼全球,出现了多个跨国并购的成功案例。1935年,加拿大人汤姆森进入英国传媒界经营电视业,吞并了肯姆斯莱报团形成“汤姆森集团”。1966年,该集团购入严重亏损的《泰晤士报》,轰动一时。20世纪60年代,斯克里普斯霍华德、赫斯特和纽豪斯成为美国最大的三家报业集团。
(四)第四次并购浪潮(1984~1989)
第四次并购浪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于1988~1989年达到高潮。在这次并购浪潮中,出现了弱者并购强者的杠杆并购形式。并购企业的范围逐渐扩大,目标也立足全球,放眼世界,发生了更多的跨国并购案。
在这次并购浪潮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并购方法,呈现了新的特征。投资银行的作用日益呈现,给并购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开始出现了垃圾债券。而且这次并购更具有策略性,单纯的无关兼并减少。并购活动逐渐规范并更加积极地进行资金的运筹。得益于债券资金的使用,小公司并购大公司日趋简易。并购活动的国际性日益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相互兼并,跨国大型企业的兼并案频频出现。同时,政府的政策行业管制逐渐宽松,促使并购活动进一步增加。这次并购浪潮的规模之大,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风起云涌的第四次并购浪潮中,传媒业随之进入加速并购发展期。从澳大利亚走出来的默多克疯狂发展,在收购了都市传媒的6个大型电视台后成了美国第四大电视网络公司。德国的贝塔斯曼也趁机进军美国,控制了美国22%的纸皮书市场。1989年,时代公司以151亿美元并购了华纳公司,组建了时代华纳公司。
(五)第五次并购浪潮(近期)
第五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次并购浪潮的政治背景是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国家进入战后最长的扩张期,政府的管制进一步放宽。在这次并购浪潮中,强强联合所占比例比较多,并购金额巨大。而且不同于以往,跨行业并购逐渐减少,垄断行为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这次并购极大地冲击了市场结构,大企业的优势日益明显,刺激更多的企业参与并购。
在第五次并购浪潮中,中国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过去几年,中国企业的并购数量一直以70%的速度增长。2004年,联想公司更是通过兼并IBM的个人电脑部分,跻身世界500强之列。
在这次并购浪潮中,传媒业也丝毫不逊色。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公司成功合并,一度轰动了世界。在这次并购浪潮中,传媒业的世界格局大体形成。第五次并购浪潮至今仍然持续,并购行为也更加成熟。
二、并购活动的类型
由于国外传媒业的并购活动要比我国成熟很多,所以了解外国传媒大业的常见并购经营方式十分有益于中国传媒并购活动的开展。经过分析,外国传媒业的并购经营有以下几种目的。
(一)以并购的方式获得新部门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综合型企业的优势逐渐体现,传媒企业也要随着自己的需求建立新的部门,获得新的能力。传媒企业获得新部门,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直接创建,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运营能力,并购其他企业来获得新的部门。自己创建虽然花费的资金少,但是从零起步,风险较高,时间较长,容易错过好的时间窗口。并购获得可以直接获取原公司的市场资源和品牌资源,降低了成本,缩短了时间,但是前期需要的资金较多,还要对新公司进行整改合并,难度也很大。从国外传媒业的经历来看,绝大多数传媒集团都采用了并购而没有通过自己直接创建的方式获得新部门。
(二)以并购的方式完善公司战略
公司战略给一个公司提供了发展方向。公司战略是设立远景目标并对实现目标的轨迹进行的总体性、指导性谋划,属宏观管理范畴,具有指导性、全局性、长远性、竞争性、系统性、风险性六大主要特征。很多公司的并购活动,都是服从公司战略的指导。
(三)干预行业资源,扩大经营规模
扩大经营规模常常是传媒企业实施并购活动的重要原因。在企业实现扩张之时,并购其他企业要比自身扩张要好很多。一般来说,如果合并后的新公司的总体实力高于原公司的实力总和,即可算作产生了“1+1﹥2”的效果,即协同效益。产生协同效益也是扩张型并购的主要目标。
公司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并购的目的会有所不同。若企业规模尚小,尚处于成长期,进行企业并购多是为了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若企业是已经初具规模的传媒巨头,其并购活动就会更多地考虑协同效应。
三、并购模式
并购活动中,被并购的目标公司类型也是购买方需要考虑的重点。根据被并购的企业类型不同,国外的传媒业并购可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混合并购几种。
(一)横向并购模式
所谓横向并购,指的是处于同行业中的公司之间的并购。一般二者之间多具有竞争关系。在传媒业中,横向并购一般体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同类媒体的并购,另一种是综合型集团之间的并购。进行横向并购的效果包括使经济更成规模、消除竞争、拓展市场、增强实力。在行业初期,并购多为横向并购模式。因横向并购可产生规模经济、消除行业竞争,故横向并购是各国反垄断的重点。如果并购的各方在合并后实力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其并购意向就会使政府非常的恐慌,并试图以反垄断为由破坏掉他们的合作。不过从近期各国的政策来看,政府对于横向并购的敏感度正在逐渐降低。
(二)纵向并购
纵向并购指的是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公司进行合并。纵向并购在传媒业中体现多为出版企业并购印刷、发行公司,或电视制作公司并购电视台。与横向并购不同,纵向并购多追求效率的提高,而非实力的直接增强。纵向并购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可以将上下游企业归入控制,以求生产、交易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和时间、企划的协作,将市场的影响因素降到最低。传媒企业的纵向并购,降低了成本,增强了稳定性。电影电视制作企业如果可以控制发行、播放渠道,无疑会让自己如虎添翼。另外,纵向并购还可以在扩大规模的同时避免政府部门的反垄断审查。
(三)混合并购
混合并购,就是既不并购自己的竞争对手,又不并购自己上下游企业的并购方式。传媒行业的混合并购一般是指媒体企业实施超出自己系统范围的兼并,以扩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通过这种方式实施兼并,可以实现多元化经营,还可以降低风险,增强稳定性。传媒行业通过混合并购整合资源,促进新媒体的融合,还可平衡营收。
(四)影响企业并购模式选择的因素
如果没有选择合适的并购模式,就不能获得足够好的效果。一般来讲,影响企业选择其并购模式有以下原因:企业的产权、企业的发展战略、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
在众多企业中,业主制与合伙制自然人的产权制度往往更倾向于扩大经营规模、获得更大利益,故实现并购活动较多。除产权制度的影响外,企业的发展状况也是影响并购活动的重要原因。传媒企业发展初期,多规模不大,规模较弱,故多采用横向并购的方式整合业界。而当企业已经获得一定发展时,就会转而选择纵向并购的方式,打通供给、产出、发售之间的隔阂,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延续自己的市场活力。
企业并购活动的进行,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制定的发展战略。传媒企业也是如此。发展战略多基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一旦确定便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企业的并购有很多也是服从企业发展战略的结果。如果说传媒企业并购的内因包括发展战略、发展阶段,那么市场结构及政府管制政策就是企业并购的外因。市场的自由度、政府的扶植与管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并购的实施。
四、我国传媒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展望
在我国传媒业发展初期,曾走过一些弯路,迷信了苏联的意识形态为先的理论,忽视了传媒业的市场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传媒业的发展也逐渐和世界接轨,传媒企业并购案也逐渐规范起来。
中国传媒企业通过并购发展,一大优势就是政府政策的扶植。早在2001年,政府就开始着重促进指导文化产业的发展。在2003年发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屮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中,明确指出国有发行集团、转制为企业的科技类报刊和出版单位,在国有投资主体控股的前提下,允许吸收国内其他社会资本投资;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文化企业,符合条件的申请上市。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我国的传媒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
五、结语
我国传媒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期间,有进步也有不足,有优势也有挑战。但是我国的传媒企业毕竟起步很晚,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外国传媒业的并购,从而制定我国传媒业的发展策略。相信通过对外国企业的透彻分析和对本国的摸索,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前途必将更加美好。
摘要：传媒业在现今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业的繁荣,不仅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促进传统行业的转向,还可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我国的传媒业在初期发展过程中过度注重意识形态的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性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传媒业逐渐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发展至今已小成气候。然而,我国的传媒业因发展过晚,不如西方传媒业经营经验丰富。所以,本文在分析外国传媒业并购历史及并购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传媒业并购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媒业,国外传媒业,并购,跨界
参考文献
[1]王菲.中国出版传媒并购发展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2]吴立斌.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1.
[3]张梅燕.从大并购到大融合:中国传媒业发展趋势[J].开放导报,2016(02):64-69.
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研究 篇8
借鉴国外的经验，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2004年中法文化年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资助法国出版机构出版法文版中国主题图书70种，受到了法国读者的欢迎。自此正式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成立联合工作组负责计划的实施与管理。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基本做法是对购买中国图书版权的外国出版机构给予翻译费资助，鼓励译者和国外出版机构将中文图书翻译成外文出版发行。在坚持必须由国外出版机构出版的前提下，根据“谁翻译，谁受益”的原则，资助国外出版机构或国内出版机构。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执行情况分析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进入第五个年头，陆续资助29个国家114家出版社出版18个文版的767个项目。目前国内参加该计划的出版单位达到29家，包括国内主要出版集团和重点出版社，他们是版权输出的主力军，占全国版权输出量的一半以上。
从所资助图书文种看，英文版图书占55%、法文版图书22%、德文版图书15%、其他18%。从国家看，前10位的分别是：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加拿大。从资助的内容上看，40%左右为科技类图书，60%为教育文化和大众类图书。从资助的国外出版社看，以专业出版社和中小出版社为主。
不断总结经验，实现持续改进和提高
尽管这些年中国图书对外版权贸易状况有所改善，输出量持续增加，政府和出版单位越来越重视图书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一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1．加强政府指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国内出版单位的积极性
中国出版“走出去”在现阶段更多体现的是政府意志和愿望，着眼国家长远利益，以提高国家软实力为主要目标，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出版单位只是执行者和实施者。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长远规划，以提高对外出版的规划性和政府的指导作用。
2．认真研究中外文化差异，寻找突破口
中外文化交流既是增加相互了解和信任的过程，又可能形成相互竞争与冲撞，特别是当这种交流蕴涵着政治、经济和特定民族的价值观时，问题会更突出。要以海外读者的兴趣点为突破口，在选题策划、图书编写和翻译处理上尽量符合他们的阅读口味，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中国的东西，而不是宣传品。
3．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走出去”步伐
中国出版的优势主要是区域成本低、本国出版资源丰富，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刺激了海外市场对中国图书的需求等等。但是在国际市场运作、渠道建设和推广宣传方面，我们的经验明显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学会利用自身的优势，有意识地采取合作、合资、独资和收购等多种方式在海外建立中国对外出版发行网络和基地，以重点国家和地区以及重点语种为基础，形成自己的产品线和市场份额，使中国主题的图书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4．不断扩大资助范围，全方位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
目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还仅限于资助图书出版。随着高新技术引入国际出版业，我们需要考虑兼顾及其他新兴出版形式，如数字出版、网络出版、音像出版等。
5．处理好深度与广度的关系，设立国家重点出版项目
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资助的图书看，除科技类图书外，大部分为介绍中国基本情况的图书，内容的深度还不够，经典图书不足。为此，需要组织有关专家有目的地选择一批重点图书，特别是与现代中国有关的、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图书，制订国家级出版项目规划。
6．建立稳定的翻译出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