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史

中国出版史（精选12篇）

中国出版史 篇1

汉代之前, 中国的土地上是不允许百姓随意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的。生活在秦代的百姓一直受到非常残酷的垄断制的管理。就这样一直延续到战国末年, 此时由于战争不断, 官方的监管松懈下来, 但是书籍的出版条件还未成熟。我们可以根据出版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把中国出版史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指从发现文字到秦汉之前, 是为中国出版孕育的时期;第二部分是指从汉到唐的这一时期, 出现了抄本出版的繁荣;第三部分囊括了五代十国、两宋到晚清, 这一阶段则出现和发展了雕版印刷;最后一部分是指晚清之后到现下, 是现代出版时期。

一、出版的概念及出版史研究方向

(一) 出版的一般概念

出版是指通过进行大量的文字内容的复制来实现信息文化传播的一种社会媒体活动。基于传播需要依靠文字这种介质, 所以出版史是指从文字出现之后发展的历史。从古代的金文、钟鼎文到中期出现的手抄本、雕版印刷, 这都是出版在古代的雏形。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是从印刷术的发明之后伴随而来的。发展到现代, 出版的意义更为广阔, 指包括文字在内的书籍报刊等纸质媒体的编辑复制和传播, 也包括音像、电子、网络等其他多种形式媒体对文化进行的传承和发行。

(二) 出版史的研究方向

要比较透彻明了地了解中国悠久的出版史, 就要从三元素出发, 按照四个划分阶段, 考察过去历史中包含复制发行等在内的出版现象, 再进一步研究出版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在过去印刷术还没完全成熟的古代, 出版就是简单的书籍出版, 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书籍, 研究的方向大概是顺着印刷的进步和官方政策的变化来的。

二、出版的作用和意义

(一) 出版的作用

出版作为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产物, 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和影响力。在现代出版成熟之前, 古代的出版大部分是指书籍的出版, 即出版的意义就是书籍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出版物——书籍汇集着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千年之间沉淀下来的文化影响, 不仅收录了较为齐全的文化知识、科学技艺和历史发展实践经验, 而且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简单地来说, 出版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因此, 出版的成熟发展对整个社会和人类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出版的意义

出版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出版物记载了过去优秀的经验和科学发明、实践技艺, 可以推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 而且体现在对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方面。人们通过出版物来了解过去, 感受文化, 学习科学知识和优秀的生产经验, 从生存能力和精神方面都提升人类, 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出版史研究的四个阶段

(一) 从远古到秦代

早在商周时期, 就出现了文字的踪影, 到晚期, 已经出现了在青铜钟鼎上刻写文字来记载大事件的情况。最早的书籍便是指在书籍和纸张发明之前, 中国古人用兽骨、玉石、青铜等来记载国家大事而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书、石刻文字和青铜铭文。书籍的雏形出现在最早的写在竹简、锦帛上的文字, 根据《墨子·明鬼》“书之竹帛, 传遗后世子孙”的记载, 可以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竹帛就已经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 文化曾经一度繁荣, 出现了孔孟等诸多大家, 但是受到秦朝“焚书坑儒”和“学术垄断”的限制, 信息的传播受到限制, 但是民间藏书、著书的情况还是应运而生。

(二) 汉唐出版的初期繁荣

据现代挖掘出来的文物遗存和传世的古籍可以明确知道, 是东汉时期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的发明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远古开始, 中国人民就已经懂得从丝帛中提取纸质所需要的植物纤维。早在我国的西汉时期, 就已经出现了麻质纤维纸, 到公元前105年, 蔡伦利用树皮、麻布等简陋的原材料, 经过脱水、捶打、烘干等技术, 制造出了成本较为低廉、制作相对简单的“蔡侯纸”。

蔡伦改进造纸术, 从根本上来看是书写材料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和技术上的革命。它促进纸质的发展和进步, 成本低廉、制作简单、方便取材和携带等众多优点, 也促进了中国、阿拉伯及欧洲等世界各国的进步。书写工具上的进步, 为文化出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纸张的流行和文化出版的雏形初现, 到了唐代, 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是将需要印出来的文字先反刻在木板上, 然后运用传统涂墨铺纸等手段, 成就影响后世和传承古今的经典作品。自公元前932年之后, 先后出现了《金刚经》《九经字样》等多部精美雕版印刷成品。

雕版印刷在出版发面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它精湛的技艺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现, 而是这种技艺使得文化的传承出版有了全新的载体。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字、纸张、传播等一系列问题, 使得文化的传承和出版的实物化成为可能和现实。它凝聚着多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技艺, 也为之后的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提供前提。

(三) 五代十国、两宋至晚清

到五代十国时期, 雕版印刷已经完全推行开来。政府发现通过雕版印刷可以起到控制舆论和稳定民心的巨大影响之后, 开始把控出版事业, 为宣传儒家思想, 这一时期大多刻印儒家经书。这一时期已从过去的简策时代过渡到卷轴时代, 书籍的增多, 文化种类的全面繁荣, 提高了封建文化的水平, 从生产力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发展到宋代, 过去的雕版印刷已经不能满足文化发展和出版事业的需求了。雕版印刷中出现的刻版时间长, 错别字不易更改和雕版的不可灵活使用, 都使得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成为可能。北宋的毕昇, 为改进雕版中出现的问题, 在总结回顾过去优秀的历史经验之后, 通过反复的思考和试验, 终于在1048年成功地制出了泥活字。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 关于毕昇创造活字印刷的事迹有着非常详细的记录。到后期, 宋代还陆陆续续出了陶瓷活字、铜活字等多种技艺。

活字印刷是印刷史上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它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也有利于书籍的加速出版和传承。

(四) 晚清之后至今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在给中国出版事业带来打击的同时, 也带来了现代化的印刷技术。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 出现了现代化的图书出版和报纸杂志, 打破了自古以来的旧模式。“五四”运动之后, 中国出现了人民出版事业的新萌芽。图书和报刊的内容更倾向于大众所喜爱和需要的部分, 也开始带有普及知识和开化的作用。经过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 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的出版事业才又开始走向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四、研究总结中国出版史的意义

通过对过去悠远出版历史的总结和出版经验的吸收, 在肯定了过去我们在文化科技成果的收集、知识的传承等方面的成绩, 回忆了过去出版史上的四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各自特点之后, 不难发现, 研究出版史的意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站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 运用科学唯物主义观点, 考量出版史研究的历史性和社会需求性的重大意义。单单从历史层面来说, 出版是保存历史记录的重大功臣;从文化层面来说, 出版给人们和社会带来不可计量的力量。

五、结语

研究中国出版史, 不仅需要对中国出版文化进行了解, 还需要结合新时代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 为出版史的研究和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范军.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 2010 (5) .

[2]肖东发, 袁逸.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 (3) .

中国出版史 篇2

1. 资助对象

申请项目的出版物限于图书，不包括音像制品(但随书配送的音像制品除外)。申报项目必须最终能够实现向非华语地区版权输出或与非华语地区的出版单位进行国际合作出版发行。输出方式主要是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在内地及港、澳、台市场销售的和以外国华语地区为输出方向的中文版图书，以及国内出版的外文版图书直接向外销售的，不列入申报范围。

2.资助方向及成果要求

资助方向：“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学”两个系列的高水平优秀选题出版物。前者主要涵盖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历史、语言、文艺理论等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后者主要涵盖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著等领域。

成果要求：能保证在三年内(自当年申报截止日起)完成出版工作的项目。

3.资助额度

总额度3千万元左右;一个品种一般可获得几万至几十万元的资助。

4.组织单位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总署外事司)。

中国出版史 篇3

本刊讯2006年5月，《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出版史料》中的现代部分5册于2001年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收集到部分新的有参考和保存价值的出版史料，为此续编了《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3册、80万字，所收集史料的下限时间截止2005年12月，仍由陈江、吴道弘、方厚枢辑注。

《中国出版史料》是中国版协老出版工作者工作委员会策划，由宋原放主编的，这套古今兼收、总计400万字的出版史料中，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出版历史资料。出版界老专家胡道静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本书在着手编纂之前，经过郑重周密的考虑，所以框架结构完善，收录有条有理，故名为《史料》，实际成为一部可阅读的信史。”

补卷今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时，宋原放主编已不能看到了。《史料》现代部分编辑组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后，谨将第一套书寄给宋老的夫人沈沁汶同志，借此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宋原放同志。宋老夫人在回信中说:“老宋离去已将近一年了，但他对出版史料工作的执着，并为此喜怒哀乐的情景仍常常浮现于我的脑海，他有时是那样的无奈……老宋如果在世看到补卷的出版，他不知道会怎样的高兴，怎样的喜形于色了。通过您们各位的努力，书出版了，我想他现在应该安心地安息了。” （芳群）

资深教师教家长怎样教育孩子

《对孩子的一生负责》引人关注

本刊讯近日，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引领父母踏上教育孩子之书——《对孩子的一生负责》。其作者詹文龄是教育部讲师团10位演讲者中唯一的一位来自民营学校的校长。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组成员、博士生导师朱小蔓对这本书这样评价：作者说的都是直击家庭教育乃至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症结的真话和实话。“问题孩子”是大人播种的“恶果”，本书中的这一观点也许有人早有耳闻，但到底“恶果”长什么样？家长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完成”的播种，那就不一定人人清楚了。从这个角度讲，人要讲出真话，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发现问题的敏锐，探寻真相的智慧。

（译徵）

揭开《蒙古秘史》的面纱

本刊讯近日，一本《蒙古秘史》（现代汉语版）悄然成为畅销书。《蒙古秘史》（现代汉语版）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人民社副社长、副总编特·官布扎布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阿斯钢历时数年翻译而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蒙古秘史》被中外学者誉为解读蒙古民族全貌的“百科全书”，198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名著。其成书于十三世纪，作者不详，其原本已经失传，现存为明四夷馆本，是用汉字语音拼写的蒙古文本，被称为像岩画般难以解读的“天书”，普通读者根本无法进行顺畅阅读。而《蒙古秘史》（现代汉语版）正好为普通读者揭开了蒙古民族的神秘面纱。

“史上最长奇幻小说”

斯蒂芬·金《黑暗塔》风暴“登陆”中国

本刊讯耗时30多年的“历史上最长的长篇奇幻小说”——美国“畅销书天王”斯蒂芬·金最负盛名的《黑暗塔》系列中文版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黑暗塔》系列共有七卷，300多万字。日前刚刚引进上市的是该系列的前两部——《枪侠》和《三张牌》。后面五部——《荒原》、《巫师与玻璃球》、《卡拉之狼》、《苏珊娜之歌》、《黑暗之塔》的中译本也将以两个月一本的速度陆续出版。

斯蒂芬·金在《黑暗塔》中融汇了传奇、西部小说和各类科幻小说的不同风格，使不同时空的人物与事件糅合在一起。其中有魔鬼、怪物绝处逢生和魔法的渲染，背景是“苍凉的世界，劫后文明，黑暗之塔，时空交错”。（杜晗）

温暖的生态启蒙读物

台湾版《小蓝鲸生态绘本》授权大陆出版

本刊讯近日，由台湾泛亚文化公司授权，中国书店出版的《小蓝鲸生态绘本》是“精致少儿绘本”系列之一，区别于其他的科普读物，以人性化的角度刻画自然生态的方方面面，融合文学和自然生态，让孩子不知不觉中听人与动、植物之间发生的温情故事。

该丛书包含了台湾本土原创的系列绘本的特征，精致的绘画、浅显的文字、原声音乐带给孩子审美视觉和听觉的享受。知名插画家彩绘出孩子的理想世界和想象空间，透过这些优美动人的图画，让孩子从想象的世界里，学会做人、学习大自然的相关知识，从音乐中体会最优美的自然声音。每本图画书都附有精致的音乐，导读CD都选取了与主题相关的音乐，其间再穿插各种生动有趣的声音，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征。

中国出版史 篇4

关键词：出版,中国出版史,社会责任

一、引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中国近现代出版经历了鸦片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在这一百多年风云动荡的历史环境下, 各派政治势力都充分利用出版业进行斗争, 其影响是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出版了许多关于科学共产主义方面的丛书, 在编辑出版史上是值得称颂的。

近年来, 随着出版社转企改制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网络数字化时代对传统出版业的冲击, 出版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 各出版企业全面进入市场, 通过市场竞争谋取生存和发展。但是不能忘记的是, 出版社仍有别于单纯的物质生产企业, 是精神传播与物质生产的统一, 其产品不仅是一种物质产品, 同时还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 因此, 出版社除了承担一般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之外, 还须承担一定的特殊责任。

二、近现代中国出版史上出版所担负的历史重任

(一) 近代出版

近代中国出版业经历了从印刷技术、出版形制到出版内容、类型, 以及出版机构乃至出版的社会作用的重大变革。从最初的教会出版到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的兴起, 出版业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各政治党派, 各种关心国家前途的爱国人士, 都以著书立说作为宣传主张、争取群众的手段, 从而极大促进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各阶层、阶级、党派都通过出版书刊来宣传他们的政治思想, 西方各种先进的文化与科学知识也通过图书这一载体得以传播。可以说, 近代几次大规模的运动以及西方文明的引进都是与编辑出版活动分不开的, 图书的社会作用得到了明显的发挥。

1. 教会出版时期。

这一阶段处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 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传教, 在客观上对中国出版事业的近代化历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了宗教用书之外, 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 还出现了近代的报纸和新式工具书。受时局和教会译书的影响, 当时国内也出现了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改革派, 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 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

2. 政府出版时期。

这一阶段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之前, 这一时期兴起的洋务运动, 使得洋务派期望在振兴传统文化的同时, 大量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寻求中华自强。此间的出版机构主要是官书局和译书馆, 出版了一批工艺制造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的书籍, 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同时也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3. 民间出版时期。

这一阶段处于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时期, 此时期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的图书增多, 文艺书籍的翻译出版也受到了重视。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 同一时期成立的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民营出版企业, 主要以出版新式教科书、新式工具书和西方学术著作为主, 其出版范围之大、类型多样化都是前所未有的。

(二) 现代出版

由于时代的动荡, 现代民营出版企业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经历了从繁荣到衰退的过程。各派政治势力充分利用出版业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进步力量充分发挥出版阵地的作用, 进行宣传并同时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图书、报纸、期刊, 最终赢得了革命胜利。

1. 现代民营出版业。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之际, 各种改革思潮和文化运动此起彼伏, 民众对各种出版物的需求大增,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民营出版企业, 在我国的编辑出版史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各出版社之间的激烈竞争, 也使得出版物更加多样化, 对编辑出版工作的开展具有促进作用, 在教育、辞书、古籍、文艺等各类图书的出版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书出版活动。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书出版活动主要是发行革命书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尽管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下,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进步文化团体始终坚守阵地, 秘密或公开地出版各种革命和进步书刊, 这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 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相比目前的出版业, 近现代历史上的出版业, 更多地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三、进入转企新时期后的现状及社会责任

目前, 我国大部分出版单位已转制为企业, 不再是事业单位, 在财务上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独立承担经济和民事责任。然而出版作为一种特殊行业——文化产业, 仍然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出版社作为党的喉舌的宣传阵地不会改变, 在进行企业自身经济发展、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 不能忘记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

(一) 在全球化时代坚持政治导向

新闻出版部门是党的宣传舆论阵地, 肩负着意识形态导向的使命。我国的图书出版实行审批制, 只有出版企业才能向社会提供大量的出版物, 能营造一定的思想氛围, 形成一种政治舆论导向, 影响着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向。因此, 图书编辑出版工作专门负责对精神产品的选择、审读和加工, 它必定为一定的政治服务, 具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倾向。尽管处在多元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下, 讲政治、讲大局是出版企业的首要责任。出版企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 为人民提供思想内容健康的精神产品,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编辑的一个重要社会职责正是向社会提供尽可能优秀的作品, 决不能“向钱看”, 不搞“唯利是图”。转企改制之后, 出版企业所肩负的严肃的政治导向责任是不能改变的。

(二) 在数字化时代的文化坚守

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网络技术革命对传统出版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博客、微博、微信等应用的普及, 人们发表见解和掌握信息变得更加容易, 当然其中也包含大量不加筛选的信息, 这也是要加强网络信息管理的原因。随着阅读内容的丰富多样化, 人们对信息和知识的阅读不再具有耐心, 纷纷转向“浅阅读”, 于是“快餐文化”盛行, 造成传统书业的不景气。一些出版企业为了追逐利润, 只好迎合市场的这种低俗阅读之风, 其实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 出版社即使在短期内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 但却严重败坏了出版的声誉, 使出版企业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科技的发展虽使得传统书业出现衰退, 传统出版行业也必须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 加快转型以寻求突破, 将传统出版业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起来。切不可一味追逐商业利益, 使出版的内容变得低俗化, 这与我们的出版宗旨是不相符的。某些图书尽管不能很快地给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 例如大型古籍类、学术类、文化类的图书, 但仍要本着文化传承、文化建设的思想, 对其进行认真整理和出版, 而不能拒之门外, 只图眼前利益。

四、结语

中国出版史 篇5

书香导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就2015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总体情况做了主题报告，指出数字出版产业近年来发展的产业规模、热点业态和几大趋势，干货满满，值得一读。

一、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分析 1．收入规模持续上升

2015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4403.85亿元，比2014年增长30%，数字出版产业收入在新闻出版产业收入的总比由2014年的17.1%提升至20.5%。其中：互联网期刊收入15.85亿元，电子书49亿元，数字报纸9.6亿元，博客11.8亿元，在线音乐55亿元，网络动漫44.2亿元，移动出版1055.9亿元，网络游戏达888.8亿元，在线教育180亿元，互联网广告2093.7亿元。数字报纸和博客的收入2015年比2014年有所下降。

移动出版和网络游戏的收入合计占比44.16%，接近全年总收入规模的一半,依然是拉动数字出版产业收入的主力军,也意味着休闲、娱乐类产品在数字出版产品形态中占据了相当比重。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比2014年增长了6.66%，在数字出版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1.69%，仍然比较低。互联网期刊的收入规模从2006年的5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15.85亿元，虽在11年间增幅出现过些微起伏波动，但总体依旧呈现增长趋势，且近两年来态势趋稳；电子图书（e-book）收入规模从2006年的1.5增长至2015年的49亿元，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幅度有所趋缓，说明在机构用户需求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与移动互联网相结合进行内容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的至关重要性。

在线教育是数字教育出版的核心部分，经过多年布局与市场竞争，产业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2015年收入规模为180亿元，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2．用户规模保持平稳

截至2015年底，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累计用户规模达到17.2357亿人（家/个）（包含了重复注册和历年尘封的用户）。其中在线音乐、网络游戏的用户规模数在2008年至2015年跨越式的大幅增长。博客的用户规模数有所回升，但经研究发现使用率却有所下降，主要是依赖博客和个人空间进行网络互动。另外，原创网络文学注册用户数也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

3．产品规模显著增加

电子图书产品规模从2013年的100万种增至2015年的170万种，增长率为70%，其中超星的电子图书超过120万种，当当电子图书种类也超过40万，海量电子图书平台逐步形成；互联网原创作品产品规模从2014年的201万种，增至2015年的256万种，这与网络原创作品平台自律机制的不断形成，以及政府引导与内容规范管理，IP价值得到进一步重视密切相关。

二、数字出版产业态势分析 1．规划绘制产业发展新蓝图

《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是数字出版的第一个专项五年规划，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规划实施五年来，总体情况良好，运行顺利。《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业已完成编制工作。2．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持续推进

2015年，新闻出版业在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突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闻出版业融合发展提出明确路径和发展要求。同时，总局于2015年7月公布了第二批100家转型示范单位名单，至此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示范单位总计已达到170家。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专业出版单位在专业知识服务模式探索方面卓有成效，已形成了特色资源数据库、专业领域在线教育、专业数字化工具书等多个产品形态。如今管理部门正通过部署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以推进专业出版的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教育出版单位和大众出版单位在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方面的成果也日益显著，发展模式和产品形态日趋丰富多元。2015年，信息内容生产与技术有了更为深度的融合。新华社在2015年11月推出机器人快笔小新写稿项目，大大提升了写稿效率，实现了编写发流程的数据化、智能化；新华社客户端联合百度机器人在今年的两会上大放异彩，为大众提供优质新闻服务；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新闻出版业也已形成了初步探索，特别是在科普、少儿图书出版领域，图书依托VR/AR技术，走出传统的纸张形态，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3．网络文学领域发展迅速

2015年网络文学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有数据显示，2015年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70亿元，用户规模达到3.5亿人。当前，网络文学已成为数字阅读内容和收入的主要构成。网络文学行业格局初步形成。继2014年底百度文学成立后，2015年腾讯组建阅文集团；阿里文学也于2015年4月成立；掌阅科技于2015年初成立掌阅文学集团；2015年4月，中国移动整合手机阅读基地相关业务，成立中国移动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中文在线也在2015年深耕网络文学市场，通过“产品线”，以项目制方式开展IP运作，通过“聚合众创”实现网络文学零门槛商业化创作。

网络文学行业管理进一步健全。有关部门加强了对网络文学的管理，开展了对网络文学内容进行不定期审读工作。同时，为提高监督网络数字出版情况，加强了网站内容编辑、网站审核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资质认定，规范了网络文学出版秩序。

网络文学主流化步入快车道。中国作家协会于2015年年底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十多个省市由作家协会牵头，陆续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等相关组织机构，意味着网络文学逐渐被主流文学领域所认可，网络文学作家找到了归属。4．数字教育出版初具成效

2015年，在国家持续大力推行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以在线教育为主要形态的数字教育出版领域热度持续升温。传统出版单位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来进行转型发展，开展跨界融合，探索初具成效。一是积极利用自身教育和出版优质资源，进行在线教育平台的搭建和数字教育出版产品的开发；二是积极开展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借助双方优势，实现互惠共赢；三是积极运用资本市场，借助资本力量，推进融合发展；四是成立独立的科技公司，以更加灵活的机制投入数字教育转型。

2015年，新兴出版企业也加大了数字教育领域布局力度。2015年12月百度成立了教育事业部；腾讯、淘宝积极开展与信息公司、教育机构的战略合作。此外，一起作业网等新兴在线教育企业也为数字教育出版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5．产业集群效应日益显现

2015年，江西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挂牌成立，至此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达到14家，进一步完善了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

6．数字内容版权运营备受关注

2015年被称为IP元年，《盗墓笔记》、《花千骨》、《琅琊榜》等一系列知名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大获成功，掀起IP改编热潮，激发了出版业的内容运作新活力，开拓了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空间。出版单位纷纷通过数字内容版权运营，促进优质内容的充分挖掘与运用，构建多元化商业模式。新兴出版企业加速对于原创IP的竞争。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等领域进行全面布局，原创内容版权产业链条已初步形成。

随着IP热度不断提升，企业对IP的运作重点从已实现纸质出版的网络文学作品，转向对有潜力IP的挖掘、培育和孵化，开展传统图书出版、动漫、网游、影视、周边衍生品等产品形态的同步、多元开发，围绕IP进行全产业链运作、全方位运营，打通各业务板块以发挥协同效应，从而缩短IP变现周期，放大品牌影响力，延长生命周期，实现市场价值最大化。IP概念带动文化资本市场的活跃，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国内市场共产生IP相关收购42起，其中披露收购金额39起，合计产生并购金额209.59亿元，被并购企业涵盖文学、动漫、游戏、影视等多个领域。7．产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

司法与行政保护力度加强，社会保障获得新进展。由搜狐视频、腾讯、优酷、土豆、凤凰视频、爱奇艺等互联网公司于2015年7月发起组建互联网视频正版化联盟；百度云盘和6家视频网站及权利人签署了云盘版权保护共同声明，携手抵制网络云盘上的侵权盗版行为。

三、数字出版产业趋势分析 1．顶层设计引领产业发展格局

进入“十三五”时期，国家对新兴文化产业的推动力度必将持续加大，为数字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新兴文化产业在“十三五”时期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具有较好的发展潜能。

同时，2016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较往年发生较大变化，实施方式确定为“基金化+重大项目”的模式。由此推断，中央财政资金对文化产业的支持重点将是“扶强扶优”，将会更加注重财政资金的杠杆和撬动作用，意味着国家财政对文化产业的扶持思路有了进一步调整，对于数字出版产业而言，既提供了更大的动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政府管理部门层面，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和数字出版及科技专项规划相继出台，都将会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2．产业创新机制渐趋完善

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驱动下，出版业创新创业良性环境正在逐步形成。

数字出版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众创空间”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涌现，为包括数字出版产业在内的新兴文化产业创新创业搭建了有益平台，将对企业孵化和人才孵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各类创新创业扶持基金为产业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持，创新项目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有力抓手。同时，在“互联网+”的加速推动下，科技与出版的融合程度将进一步加深，科技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加强。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出版业深层次应用，将促进出版业的内容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与业态创新，带动出版业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推进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不断深入。3．电子书领域将迎来新格局

过去一年来，有声读物和网络文学发展势头良好，未来原创电子书的比例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出版企业将加快包括有声书在内的电子书产品形态的多元创新开发，以满足日趋多元化的阅读需求。

在终端方面，电子阅读器近两年在我国的发展虽“不温不火”，但仍不乏有新企业进入。2016年5月，掌阅发布其第二代电子阅读器产品iReader Plus；京东通过众筹方式推出了其第一款阅读器产品JDRead。腾讯阅文集团也在3月宣布将进入电子阅读器终端领域。可以看到，新一代电子书阅读器外观设计更加注重细节，更加注重营造品牌的特色化。伴随从以“设备为核心”到“以内容为核心”的产业发展理念更新，适合电子阅读器发展的良性市场环境会逐步形成。4．出版与资本融合日益加深

近年来，出版资源与金融资本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掀起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的热潮，资本市场已渐趋成为出版企业转型升级借力的主阵地。

中文在线、读者传媒集团等文化企业相继实现上市。新三板逐渐成为文化企业，尤其是新兴文化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出版企业提供了一个吸引投资者关注，获得更多融资机会的平台，为其成长提供助力。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文化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的数量破百，达到114家，占全部挂牌文化企业的73%。

传统出版单位中，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旗下昊福文化登陆新三板为标志，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北教控股、中信出版集团也相继跟进，开拓融资及估值的新渠道。2016年5月，龙源数媒也在新三板挂牌。

出版业并购日益活跃，既有行业龙头通过并购拓展产业链，又有传统出版单位通过跨界并购实现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进而推动文化产业各垂直细分领域的整合加剧。同时，出版业以资本为纽带实现跨越升级的方式日趋多元。如：中南传媒在2015年11月发布公告拟成立出版传媒业首家基金管理公司。

5．自媒体发展步入新阶段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自媒体已成为互联网产业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生产者，在数量上已形成较大规模，仅仅是微信公众号就早已突破了1000万个，根据腾讯发布的数据，全国微信用户达到6亿，意味着每60个用户中就有一个人在运营着公众号。当前自媒体正步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迭代升级，主要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一是内容向精细化、专业化转变。数量的剧增，让同质化内容逐渐失去竞争力，加剧了自媒体行业生态的优胜劣汰，专注提供垂直领域下细分行业专业化内容的深耕细作成为自媒体内容生产的一大重点。二是运营模式向团队化转变。已形成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为保证优质内容的持续供给，开始向团队运营转变，甚至实现了公司化运作，专业的自媒体运营企业出现。

三是自媒体成为投资新宠。一些自媒体因优质内容和用户积累，发展潜力和商业价值得到投资者的认可。自媒体逐步迈入投融资快车道。

四是新形式、新热点持续涌现。网络直播是2015年下半年兴起的自媒体新形态，引发网络新热点、新事件，发展势头迅猛。有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已接近200家，用户数量已经达到2亿。6．出版营销模式有望实现突破

“互联网+”时代，内容的呈现形式和传播方式发生改变，也带来了营销模式的革新。特别是自媒体的兴起，在创造了内容价值的同时，通过聚集社群，向电商业务拓展。“电商+社群”也称网络社群营销，正作为新型营销模式，悄然转变着出版业的营销方式。出版单位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读者的实际需求，为出版社的选题策划、图书设计、产品形态开发、营销方案制定等方面提供重要参考。整个出版流程更具有方向性、针对性，面向个体用户的精准营销，以及针对精准用户的特殊阅读需求进行定制出版正在成为趋势。

作家社出版新中国最大文学出版 篇6

此前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中国文学界、出版界一直没有一套具有国家水准的汇集当代作家经典作品的文学出版工程，作家出版社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著名文学专业出版社，依托中国作家协会资源，以全国作家为视野进行全方位搜索，尽可能系统地、全面地汇集代表性作家，出版了这套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文库，它的实施，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事件，也是文学界和出版界对新中国建国60年的最好献礼，并受到广大文学工作者的拥护和支持。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本身也是对新中国文学的一次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共和国作家文库”是中国作家协会迎接建国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从策划到组织出版实施得到了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的肯定与支持，并已人选新闻出版总署“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选题目录。

(石开)

《生根者牛》拷问“成功之后路在何方”

本刊讯 (记者韩阳)近日，曾深刻影响一代创业者的《恩波智业》作者王力再出新作《生根者牛——闲话我与牛根生》。作为牛根生的启蒙老师和一直以来的兄长，该书所言既与牛相关，也与奶相关，但最终既非一味救牛，也非一味救奶，既非完全就人，也非完全就事，堪称引领成功者“从成功走向成熟”的醒世之作。王力首开中国智业先河与“民间智库”，22年职业生涯，除向联想、用友，伊利等提供顾问服务，同时还向北京市委市政府、奥组委、中华慈善总会等提供外脑服务，获誉“中国公关第一人”。近作《天大的小事》获评最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透过全书，作者的人格魅力留给读者无限遐想空间。面对现代生活的喧嚷与浮嚣，该书既是厚积薄发的回忆录，对“成功与成熟”，“嗓门与命门”等创新思辨的阐述更是惟妙惟肖。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10万册。作为重点书目，该社已成立跨部门项目组，除做对应宣传拓展之外，同时20万册“微型读本”也将免费派发。

浙教社推出原创少儿知识读物《动物梦工厂丛书》第一辑

本刊讯(记者张倩影)长期以来，人类一直俯视动物世界，有时甚至漠视动物的存在。其实，动物与人类是平等的。在千姿百态的动物世界里隐藏着许许多多的奥秘，有待人类去探索，去揭秘。浙江教育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原创少儿科普知识读物——《动物梦工厂丛书》就把目光瞄准了动物的神奇本领，把焦点对准了世界性意义的主题——“如何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度推出的第一辑包含6个分册：《动物也懂爱》《动物也善战》《动物也沟通》《动物也敏感》《动物也飙车》《动物也运动》。丛书在介绍动物世界的奥秘时，特别重视注入当代意识，将新奇的鲜为人知的动物行为放在人类文化大背景下来审视，让少年儿童从小懂得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与人类自身休戚相关的意义。

这套书并非动物的百科全书，也无意系统讲授动物的各种知识，而是切入几个很小的角度，讲述动物及动物界的趣事，讲述动物的个性特点，仿佛它们也具有了人的特点。孩子对科普读物的阅读，会经历一个“浪漫主义的阅读时期”，即他们更在意的是知识的趣味性。这套读物也抓住了孩子的这个特点。

那多新作《清明幻河图》上市

本刊讯(记者韩阳)日前，原创悬疑推理小说作家那多创作的《清明幻河图》由接力出版社出版上市，作者在该作品中继承了自《山海经》以来的东方想象传统，创造了一个和现实重叠的虚拟平行世界，是一部深刻探讨生命、心灵与自然界万物间相呼应，并在智慧的博弈中寻找答案的知识悬疑小说。该小说此前曾在《萌芽》杂志上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连载，拥有一批忠实的拥趸者。

《中国文学通史》出版 篇7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 百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十五年编撰,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科研成果之一———《中国文学通史》 (12卷本) 推出。该丛书由该院荣誉学部委员张炯、邓绍基、郎樱任总主编, 共600万字。据介绍, 该书贯通古今, 将历代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都纳入编写的视野, 包括当代56个民族的文学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学, 并论述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学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的关系。同时将古今各种文体, 包括古代神话、歌谣、史诗、历史纪事、小说、散文、戏曲和当今的童话、小品、随笔、杂文、科幻小说、电影文学以及历代文学理论都纳入通史书写。 编写组介绍, 全书对文学史实的论述力求实事求是, 客观公允, 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兼顾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 分析仔细而中肯。

《中国基层选举报告》出版 篇8

本书以1998年山西省河津市城关镇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为开卷，展示农村民主选举的恢宏场面和惊心动魄的竞争态势，反映基层民主“从法律到实践”的艰难起步;以2002年山西省运城市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为题材，分析农村民主选举中斑驳陆离的选举万象，回答基层民主“从理念到程序”的必由之路;以2003年轰动中外的共和国村民选举第一案——“老窑头230万元‘贿选’村官”为素材，曝光贿选内幕、重现竞选的千姿百态，替无语的主人道白，为亿万村民争辩呐喊，揭示基层民主“从现象到本质”的内在逻辑;以2006年运城市凤凰小区“锅炉房事件”为背景，反映社区居民矢志不渝的维权精神和选举风云，阐明基层民主“从农村到城市”的并进之势;以2007年一则新闻报道为引子，以一桩扑朔迷离、震惊中南海的人大代表贿选案为线索，撩开贿选神秘面纱，披露鲜为人知的“官场”秘闻，“启迪”基层民主“从文化到法治”的哲学思考。

全书将基层民主选举发展的3个阶段以“抉择后起步”“探索中前进”“文化上反思”三幅历史画卷一一向读者展现。

这是一卷基层民主选举的真实记录，一部中国村民自治历史的缩写，它将发源于基层、根植于民众、上升为国家法律、符合我党一贯方针的基层民主选举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读后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端，掩卷长思，浮想联翩。这部巨著的出版，也将对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提供最宝贵的基层实践经验。

该书涉及中国当代最重要的领域——政治，围绕中国当代最前沿的课题——民主，直面中国当代最直接的民权——选举，剖析中国当代最受关注的选举程序和政治规范——制度。

该书见证基层民主，记录选举全程，代言基层民众，鞭挞社会不公，颂扬党的政策，讴歌民主精神，畅言强国之策，弘扬法治理念。

正是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他以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亲身经历，并用铁的事实做出这样的回答：认为中国国民素质差，不适宜搞民主选举的说法当休;以为中国民主可以一蹴而就，急于求成的想法当停;某些脱离中国实际，全盘照搬西方选举模式的建议当止!

《中国蚕业史》出版 篇9

经国家茧丝绸风险基金立项, 由浙江大学与农业部全国蚕业信息网共同组织国内蚕桑专家, 历时5年编纂的《中国蚕业史》已于2010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记载了从养蚕起源至公元2006年间, 中国蚕桑产业的生产和技术发展, 内容全面详实。按历史年代, 将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史作为上篇, 纵向叙述各朝代的蚕桑生产情况。鸦片战争以后直至现在的近代、现代、当代史作为中篇, 横向叙述各省、市、自治区的蚕桑产业发展历程。全书共计167万字, 1 520页。该书对蚕业系统管理、生产、科研等部门的工作均有较好帮助。 (欲购者, 请与中国蚕业信息网办公室联系, 电话/057186971299)

中国出版史 篇10

关键词：《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大出版观,技术要素,经世致用

2008年底, 在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下, 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具体组织协调下, 历时8年, 由200余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撰写的出版史集大成巨著——《中国出版通史》终于出版了。该《通史》包括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 (上) 、清代卷 (下) 、中华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等9卷, 洋洋洒洒400余万字、800余幅图片, 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出版业的源流、演变和发展脉络, 深入总结了我国出版业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 系中国出版史学的里程碑。其中, 近40万字的《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作为《中国出版通史》的压轴之作, 由北京大学知名出版专家肖东发教授领衔撰写, 此书表述了该卷乃至《中国出版通史》各卷的基本撰写思路, 回顾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基本历程, 勾勒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活动, 探索了文字的产生、原始图籍的出现, 以及出版的概念与起源, 其内容涵盖商周时期原始编辑出版活动的出现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版文化环境、编辑出版活动的兴盛原因和形制特点, 秦朝的文化政策与编辑出版活动, 两汉时期的出版历史背景、文化政策及其图书编校与出版活动、图书的流通与贸易活动, 两汉时期所编辑出版的哲学、文学、史学、科技、字书与工具书、宗教著作, 以及两汉时期的出版物形制和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 先秦两汉时期的著名图书编撰家, 以及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思想、出版特点及其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 等等。总之,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对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概貌及其规律进行了较为精深的考证和全面系统的总结, 可谓填补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史的学术空白, 具有开创之功。纵观是书, 其主要特色有:

大出版观的开阔视野——以文化史、社会史为视角, 注重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与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出版史家叶再生先生曾说:“出版史是文化的一部分, 又与政治、经济和时代的变革密切相关……应该从文化积累、推动社会变革、促进人类进步的角度来对待, 了解和分析历史上的各种有关出版现象、事件和人物。” (1) 出版是文化保存和传承的最重要手段、最重要载体, 也是各个民族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生态。因此, 出版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现象密不可分;出版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意识形态、造纸、印刷等密切相关, 与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立意高远, 视野广阔, 以文化史、社会史为主要视角, 作者把先秦两汉出版史放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文化传播活动的大背景下, 既尊重先秦两汉出版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 又结合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社会变革史、思想史来加以观照和分析, 把视野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技乃至社会生活的层面, 特别是强调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把“图书史、印刷史、文字史等出版分支学科整合到‘出版史’的框架内, 由此在立意、结构、行文等方面形成出版史研究所独有的学术风格, 初步确立了出版史研究的新范式”。 (2) 比如, 该书开篇即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活动的宏观视角切入, 把中华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曙光中进行比照, 以文明的起源托起我国早期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方式, 而这正是出版得以萌芽和产生的基础, 接着转入本书主题, 论述萌芽时期的出版活动, 如汉字的起源、原始图书典籍的出版等, 开篇布局即彰显出与众不同的立意和宏大视野, 为出版史研究引入了新的范式。

本书还借鉴考古学、文物学、人类文化学方面的成果, 深刻地剖析了文字的起源与产生、出版的起源与概念、出版载体、编辑出版活动、出版文化传播等出版现象、事件和问题, 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动因、特点和社会作用, 这不仅大大增强了该书的思想性, 而且无疑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当时的出版文化活动、出版文化成就, 展示了一个多维的窗口。

吸纳学界最新研究成果, 以主流观点为主, 并融入个人创见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的领衔作者肖东发教授系出版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 在该书编写过程中, 他和其他作者借鉴和利用前辈在史学、出版史学、印刷史、文化史及其他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成果, 不仅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并蓄, 而且善于吸收中外学界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 (比如考据发掘方面的新成果等) , 融入个人的创见, 既有所师承, 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使《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洋溢着新世纪的新鲜气息。比如,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出版思想的萌芽及出版的首创和奠基时期, 在该书第十章《先秦两汉的出版与社会》中, 作者从教化、美刺、尚用、流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五方面论述了先秦两汉的出版思想, 并把先秦两汉出版的特点归结为“创新性”、“从封闭到开放”、“从自发到自觉”、“从零散到系统”四点, 颇具个人创见。同时,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以历史的客观性为先秦两汉出版史研究的基础, 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 对于先秦两汉出版史上一系列重大史实及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研究, 并力图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3)

学术观点分歧问题是学界的常见现象, 《通史·先秦两汉卷》一书中牵扯到一些学术观点争议问题。如文字的产生、出版的起源、造纸术的发明, 等等。如何处理这些争议问题, 作者坚持学术民主的良好风气, 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并蓄, 求大同存小异, 以主流观点为主, 链接与融合不同的学术观点。例如, 关于出版的起源问题, 外国的学者讲到出版起源的时候强调出版产生的三大因素:文字、纸张、印刷。这三个要素和出版的发展紧密相连, 不可或缺。需要说明的是, 这三个要素是渐进发展的, 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国学术界有三种代表性的不同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字的产生和甲骨、龟甲、简册、帛书等载体的出现是出版的开端, 即先秦说;第二种观点认为纸张、抄本、书肆的出现是出版的标志, 即汉代说;第三种观点认为有了印刷术才有真正的出版, 即隋唐说。对这三种说法,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没有简单地把这些观点对立起来, 而是立足于先秦说, (4) 将“出版”作为一种从萌芽到成熟, 从不完整到完整的发展过程加以叙述, 而不以现代的出版概念“规范”古代的出版活动, 从而巧妙地将这三种观点衔接融合起来。

强调出版载体、形制等技术要素对编辑出版活动的推动作用

任何出版物都是以特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特定的载体制作技术来支撑的, 出版技术因素对出版物形制、文字载体及其他出版新范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出版业的发展, 一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之需要, 一则取决于时代提供的技术条件, 一则取决于对以往出版经验的继承”。 (5) 出版史的特点是同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紧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比如,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 不仅改变了图书的介质形态与复制方式, 也改变了人类信息的存储与传播方式, 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传播知识的梦想, 使出版逐渐成为重要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手段”。 (6) 可以说, 任何出版物都是以特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特定的载体制作技术来支撑的。《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强调科技因素对出版业的推动作用, 强调技术在出版历史演变进程中的地位。诸如文字的起源和流变、原始图书典籍的制作、竹木简牍的制作技术、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等, 均有专门的章节记述。比如, 在该书第八章中, 作者通过原始文献考证, 专门详解了两汉时期出版物的形制与文字载体, 记述了两汉竹木简牍的发现及其特点, 如竹简呈细长薄片状、出版物形制丰富多样 (简、牍、札、策、检、方、两行、椠、符、削衣、笺、檄等) 、简册长度因出版物内容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别等, 剖析了两汉竹木简牍的制作方式及其形式, 如刮削政治、编简成册、长度内容、书写字体、收卷等, 以及两汉时期缣帛的发现及其种类、制作方法 (如行格、尺寸、收卷、折叠等) 和特殊用途, 等等。

论从史出, 史从考出, 史料严谨、可信

叶再生先生说:“一部出版史著作必须根植于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上。历史资料的搜集、鉴别、考证, 既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基础, 又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前提, 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 并在此基础上导出符合实际、符合历史的史论, 才可能使出版史著作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 (7) 出版史的写作, 需要论从史出, 需要建立在翔实而准确的原始文献史料之上, 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解读出版史料, 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和历史规律。《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广征博引文献典籍和考古发现及前人研究成果, 书中所有的引文论据都尽可能地注名出处, 注释力求翔实准确, 引文意义完整, 没有断章取义现象。该书对在出版史料的挖掘、梳理、整合方面用功颇深, 考证、补充了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的出版史料, 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和严谨的学风。作者在行文中大量引用并考释《论语》、《尚书》、《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说文解字》等经典文献史料和其他时人著述, 并借近人王国维、柳诒徵、郭沫若、钱穆、顾颉刚等大师和今人李学勤、裘锡圭等大家的著述中的可信史料考订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史实, 并善于运用考古发现来加以证明。以该书第一章第二节《汉字的产生》为例, 作者运用大量原始文献史料考证、论述了汉字的产生过程, 从结绳记事、契刻到图画符号、仓颉造字, 从《周易》、《庄子》、《古文尚书》到章太炎的“造字缘起说”、于省吾的《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唐兰的《中国文字学》, 作者广为引用、考释, 其中对原始图画的论述多有独创之处。同时, 作者又一一列举和分析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90年代原始文字的考古发现。这些新史料、新发现比较权威、可靠, 对于拓展出版史研究的视野, 对于中国文字史、文化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 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史为鉴, 注重经世致用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因而编写出版史, 应即站在当下的角度, 用当今史学话语体系、思想体系作为语言载体和工具理性分析, 以“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学术理想和学术实践服务于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以现代视角为出发点, 既注重研究先秦两汉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对当时出版文化活动的影响, 又研究文字的产生、出版物载体的变革和图书的编纂、出版、贸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总结其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 突出先秦两汉时期出版文化的历史感与时代感, 以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比如, 作者在论述“两汉时期的图书流通与贸易活动”时, 考察分析了书肆产生的历史因缘与现实基础、槐市的特点, 以及其他流通形式, 于今仍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 该著内容丰富, 史料翔实, 考证精深, 创见迭出, 填补了先秦两汉出版史的研究空白, 系一部先秦两汉出版史的奠基之作。当然, 金无足赤, 此著也有不足之处, 比如, 一方面, 对我国出版史的起源、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出版的比照分析, 以及当时出版业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等, 有待进一步挖掘新的史料, 获得更加科学的认识;另一方面, 有些观点不一定完全妥当 (比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思想及其特点等) , 由多人撰写而产生的文风不够统一等, 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注释

1 (7)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第一卷) ,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1页, 第10页。

2 (3) 肖东发:《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 《前言》,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3页, 第10页。

中国出版史 篇11

泥沙俱下的出版界

2012年的日本出版市场关于中国的书可谓琳琅满目，各专门机构按年发行的中国经济预测、中国经济年鉴、教育年鉴、科技年鉴、中国日企总览、中国日企地图、中国信息手册、中国投资法律、当地法人财会知识、合同管理、创业经营、创设合办企业等，都很热卖，一些书的封皮上大书“不能理解中国人思想的日企必定失败”。光看这封面，足以让有发财梦的企业家耳热心跳。

8月以后，由于中日间围绕钓鱼岛问题引发争端，中日关系危机也反映在出版市场。日本三大经济杂志社的动向就很能反映这一点。一向倡导对华投资的日经BP社首先推出《中国以外的亚洲》（2012.10），介绍中国之外亚洲国家的投资环境。一月后日经BP又推出《彻底预测中国商贸（2013）》，对过罩预言日资撤出中国有了某种反思，通过解读新旧交替时期中国商业机会，提出日企在中国新对日政策下的方略。但为了面子，最后还是要企业“看看东南亚吧”。周刊宝石社倒是旗帜鲜明，推出特集《中国——撤退还是坚持？》（2012.11.5），为竞争力降低又逢钓鱼岛事件打击的日企提供撤退方略，这话也说得有些亏心，毕竟损失不是自己的。另一大经济周刊东洋经济连续推出两个特集《中国燃烧——深化的体制矛盾，两难的日本企业》（2012.9.24）、《中国风险——领土、景气、反目、政争——做好应对对立长期化准备》（2012.11.5）。有趣的是，这位只说日子可能很长，你们扛着吧！倒没提撤退的事。可能是因为这主儿和三菱东京UFJ银行9月份刚出版了鼓动对亚洲投资手册，总不能前脚劝人好好活着，转头又兜售耗子药吧？

政治世界的大事，会在一个时期内引导组稿倾向，在过后一段时间反映在出版物的主题中。每当大变动到来，真正的研究并不会很快出现、大出版社也在静观市场如何变化，总是要既占风气之先、又免授人以柄。这一时期恰恰成为一班夹缝求存的小出版社、怀着怨妇之恨的“先知”、一肚子车轱辘话的“评论家”、专为补缺的“枪手”的机会，文化垃圾就这样“大量生产”出来了。此时出版界，倒有几分像煮肉的锅，残渣浮沫翻涌着涌上锅沿，大有掀翻锅盖奔流之势。此时，聪明的主妇必先撇去浮沫，才进入真正的调制过程。在日本，判断一出版物是否垃圾倒也容易，出版一年内在旧书市价格跌至原价几分之一的书皆是也。

9月以后的日本一般书市，热闹的程度有点像刚煮沸的肉汤锅。面临中日关系变局，真正的研究尚未出现，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右翼出版社和躲在角落满怀怨念的人突然冒了出来，什么“2014年中国崩溃”、“做好与中国对立的思想准备”、“中国真正的权力精英：军队、谍报、治安机构”“中国商业的崩溃”、“中国经济不久将减速”、“中国社会开始崩溃”之类的书开始出现在书市。如同面对强大对手极端恐惧却又无计可施的可怜人，祭起了远古“诅咒”的法宝。

相反，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从军事上、政治上如何应对中国抗议活动、领土争端、探究中国政治军事内幕的书，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幕》（2012.10）、《网络攻击——日美对中国》（2012.9）、《“反日”的真身——如何与中国、韩国、朝鲜对峙？》（2012.8）、《来取尖阁的中国海军实力——自卫队该如何对抗？》（2012.8）、《中国权力斗争共产党三大派阀抗争》（2012.9）之类的书的出版。倒显得很正常。因为毕竟面临着国家间的对抗。

但总体上，一般出版界有关中国的书籍中，对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中国古籍、中国茶、中国武术、中国旅游景点的介绍和探究书籍的出版占有绝对分量。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成长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对中国当代政治构造的探究，也是写书人喜欢关注的问题。

稳重的学界

2007年以后，随着中日关系缓解，日本政府系统的研究机构、民间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首的各政府研究机构、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再次掀起热潮，两者相互间签订合作研究协定、设立共同研究课题、召开共同学术研讨会的动向一直在持续。

大学研究机构中，影响最大的联合研究是2007年启动的、由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支持的“当代中国区域研究基地联合项目”，这一项目由早稻田大学牵头、集结东京、京都、庆应、爱知、法政各大学，以及东洋文库、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等联合进行，从2009年每年发行《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年刊，2012年出版的《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1》中，包括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研究的各方面的论文。其背景是侵华过程中形成的有关中国的大量历史资料积累，大学研究者以此为基础从事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及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研究，因为雄厚的资料积累和比较公允的研究态度，其成果逐渐受到关注。

民间和企业研究机构所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未来中国走向对世界的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等问题。浦田秀次郎与金坚敏等《印度对中国——两大新兴国实力比较》（2012.2），通过比较中印经济发展条件，对日本应取对策作出建议。金坚敏等《变化的中国经济和日企作用》（2012.7），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贸易及技术、消费市场、企业构造的转换，对中国向以环境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日企的作用提出政策建议。柯隆《中国成为一般大国之日》（2012.10），从作者设想的变化趋势中对日企提出投资战略建议。埋桥孝文《中国的弱势层与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光与影》（2012.5），探讨1990年后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任哲《中国的土地政治一中央政策与地方政府》（2012.6）与毛里和子等《上访——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报告》（2012.7）聚焦于土地开发政策和上访等普遍的社会问题。

历史研究中，大东亚共荣圈与战后对华关系的研究又热门起来。玲木仁丽的《满洲国与内蒙古——由满蒙政策到统治兴安省》（2012.5），《历史上亚洲地区联合》（2012.6）、松村史纪、徐显芬等《东亚的两个“战后”》（2012.4）、平川幸子的《“两个中国”与日本方式——解决外交困境的起源和运用》（2012.8）、《大东亚共荣圈与日本企业》（2012.10）、《开拓亚洲市场——零售业百年与市场全球化》（2011.12）等，看似不同的研究题目，其实都有将“大东亚共荣圈”演绎为所谓“亚洲联合”的倾向。尤以《东亚的两个“战后”》为代表，作者本意是想通过对伪满统治到冷战后日美安保再定义过程的整理，找出一个国际秩序头绪，但最终却落在了日美安保和将中国作为假想敌国的套路中，无法索解。这也反映了后冷战时代对国际关系认识的矛盾。

实力乎、抑制乎、势力平衡乎、敌乎、友乎？在脱离了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格局中，种种学说基础，不外是利益的考量。日本与其想站在正义的一方，不如说想站在胜利者的一方。看看日本的出版市场，也许正能印证这一结论。

中国出版集团化研究 篇12

1、出版集团的含义。

出版集团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集团,是一个以少数(也可以是一个)具有法人地位的大企业为核心,以一批具有共同利益、受这个核心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的法人企业为外围,通过资金及契约等不同形式的利益联系而构成的经济联合体。出版集团的构建不是几个出版企业的简单叠加,将若干出版企业进行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形成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建设出版集团品牌才是出版集团化发展的重要目标。

2、出版集团化的模式。

从世界出版集团化的发展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即“欧美模式”和“日韩模式”,见表1。

从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历程看,计划经济色彩较浓,中国出版业缺乏实行“欧美模式”的条件,完全由市场主导是不适合的。在出版集团化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集团组建初期,政府的主导作为、政府所发挥的扶助支持作用将非常显著,探索属于中国的出版集团化发展模式是必由之路。

3、中国出版集团化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出现的集团初级形式——出版发行联合体,到90年代初以行政区域为基础的紧密型出版发行集团,再到90年代末以来按照母子公司模式组建的集团,中国出版业进入了集团化发展的快车道。截至2005年底,已组建的试点集团共有69家,包括报业集团39家、出版集团16家、发行集团12家、期刊集团1家、印刷集团1家。此外,非试点集团的建设也在积极进行。出版集团化是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改革与深化,在政府主导和支持下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见表2。

二、出版业集团化的必要性

1、出版业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的出版改革一直是以划小核算单位、缩小经营模式为取向的,这种改革适应于当时的行业发展状况。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原有的发展成果在近阶段逐渐显现出问题,见表3。从现存问题看,目前的行业现状不仅不利于出版社的优势发展和规模经营效益的形成,还将导致出版竞争的加剧和资源闲置与浪费并存现象的出现。

2、出版业集团化的趋势。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出版业在垄断保护下均衡发展而形成了结构性矛盾,使得出版单位的规模普遍不大,缺乏龙头和骨干,出版业的质量和效益普遍不高,缺乏发展潜力。出版集团化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深层矛盾而采取的一种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从国际发展来看,西方出版业也经历了集团化的重要阶段(见表4),并通过这一发展阶段稳固了出版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促进了行业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

3、我国对出版集团化的政策支持。

新闻出版总署将“集团化战略”作为新世纪我国出版业发展的“三大战略”之一。200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地提出了媒体集团化的内容,集团化的改革目标在政策中有所涉及。2004年4月初,中国出版集团正式改名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为第一家以企业身份出现的出版单位。这意味着国家行政出版部门明确了出版社的性质,今后将完全把出版社作为与其他企业一样的经营主体来看待。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为出版集团化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使出版业改革获得了支持的力量。

(资料来源:蒋丽君《中国出版集团的整合模式》。)

三、出版业集团化现存的问题

1、认识误区。

近年来,中国出版集团已经越来越多,在数量上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出版业发达国家。很多出版集团的组建已经超出资源整合和获取规模效益的范畴,出版集团被看作改革的标志。事实上,组建出版集团是出版改革的方式之一,但不是全部,不能用组建集团来代替出版改革,特别是出版体制改革。只有出版集团竞争力的提高、竞争优势的构建才是真正需要的改革成果。

2、市场集中度不足。

中国出版社数量虽多,但市场集中度不够。据2000年数据统计,我国出版码洋排在前四位的出版社的总定价仅占市场总额的5%,同样指标在美国则为24%。以地区指标来看,前四个省份(上海、江苏、山东、广东)仅占19%。目前的出版集团基本上以省的地域区划组建,尚未形成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因此以地区指标计算的市场集中度,基本能反映出我国出版集团目前的市场集中水平。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出版企业分散,资源配置也随之分散,难以形成规模,资源难以得到有效利用,行业竞争力不足。

3、现代企业制度作用不够。

中国出版业更多的是“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理清出版集团各成员单位的产权关系,政企分开等工作尚未到位,难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团治理结构。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管理工作中,集团的投资者和经营者都缺少法律的规范与保障,更缺少现代企业制度的激励与制约,管理层问题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另外,一些出版集团的发展战略和资源整合方向不明确、制度不匹配,使出版业发展面临重重问题。

4、缺乏核心竞争力。

企业集团的经营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企业的产品、市场结构,本质上取决于其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发展并成功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很多出版集团还存在“跟风”现象,这也是一些出版集团大而不强的原因所在。

四、出版业集团化发展的建议

1、正确认识出版集团化。

出版集团化是出版业调整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规模优势的重要改革,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集团化是出版业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模式,改革不等同于集团化。一方面,出版业集团化的改革目标是培养行业领先者,而不是要求所有企业都通过改革实施集团化经营,一些中小企业可以通过特色化经营形成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创新体制,单纯去追求集团化只是对现有资源的简单堆砌,达不到资源的有机整合的目的。

2、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出版集团是一种新型的出版组织,它既不同于出版社、杂志社、书店,又不同于出版总社、出版管理机关,必须制定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出版集团的社会地位、市场地位和法律地位。立法部门和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应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制定切实可行的出版集团化法规。在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中,适当发挥行政手段的扶持、引导、约束、制裁作用也必不可少。

3、实现资源整合。

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企业横向一体化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一是同质企业间的合并,目的是追求出版机构的影响力和在目标市场上的高份额;二是异质分销企业的联合,目的是追求优势互补可能带来的综合收益。另一方面,中国的出版集团内部包括印刷、出版、发行等企业,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通过资源整合使出版集团形成最佳产业链结构,这就是纵向一体化方式达到的良好效果。

4、建立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出版产业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集团化的出版企业中应该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实现资产授权经营,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管理替代行政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出版业企业化、市场化,一些规模小、经营水平低的出版企业会逐渐被规模较大、经营水平较高的出版企业兼并,形成真正意义的出版集团。

5、培育核心竞争力。

出版业的发展需要行业中的领先者首先提高竞争力。根据我国出版业的实际情况,出版集团可以把行业从资源分散、优势不明显的无序发展态势下引领到资源集中、优势突出的发展状态中。集团化建设的核心是培育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独立负责的市场竞争主体,造就市场竞争中的行业领先者。出版业的集团化发展是发达国家出版业的重要形式,也是我国出版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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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封延阳：出版集团化：体制改革比规模扩张更重要[J]．中华读书报．20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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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荣水、林姿蓉：出版集团化研究的价值和它的议题结构[J]．出版科学，2007(3)．

[5]师增志：我国出版产业化、市场化发展中政府的作用[J]．中国出版，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