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史研究概述

中国出版史研究概述（共5篇）

中国出版史研究概述 篇1

汉代之前, 中国的土地上是不允许百姓随意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的。生活在秦代的百姓一直受到非常残酷的垄断制的管理。就这样一直延续到战国末年, 此时由于战争不断, 官方的监管松懈下来, 但是书籍的出版条件还未成熟。我们可以根据出版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把中国出版史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指从发现文字到秦汉之前, 是为中国出版孕育的时期;第二部分是指从汉到唐的这一时期, 出现了抄本出版的繁荣;第三部分囊括了五代十国、两宋到晚清, 这一阶段则出现和发展了雕版印刷;最后一部分是指晚清之后到现下, 是现代出版时期。

一、出版的概念及出版史研究方向

(一) 出版的一般概念

出版是指通过进行大量的文字内容的复制来实现信息文化传播的一种社会媒体活动。基于传播需要依靠文字这种介质, 所以出版史是指从文字出现之后发展的历史。从古代的金文、钟鼎文到中期出现的手抄本、雕版印刷, 这都是出版在古代的雏形。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是从印刷术的发明之后伴随而来的。发展到现代, 出版的意义更为广阔, 指包括文字在内的书籍报刊等纸质媒体的编辑复制和传播, 也包括音像、电子、网络等其他多种形式媒体对文化进行的传承和发行。

(二) 出版史的研究方向

要比较透彻明了地了解中国悠久的出版史, 就要从三元素出发, 按照四个划分阶段, 考察过去历史中包含复制发行等在内的出版现象, 再进一步研究出版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在过去印刷术还没完全成熟的古代, 出版就是简单的书籍出版, 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书籍, 研究的方向大概是顺着印刷的进步和官方政策的变化来的。

二、出版的作用和意义

(一) 出版的作用

出版作为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产物, 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和影响力。在现代出版成熟之前, 古代的出版大部分是指书籍的出版, 即出版的意义就是书籍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出版物——书籍汇集着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千年之间沉淀下来的文化影响, 不仅收录了较为齐全的文化知识、科学技艺和历史发展实践经验, 而且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简单地来说, 出版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因此, 出版的成熟发展对整个社会和人类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出版的意义

出版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出版物记载了过去优秀的经验和科学发明、实践技艺, 可以推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 而且体现在对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方面。人们通过出版物来了解过去, 感受文化, 学习科学知识和优秀的生产经验, 从生存能力和精神方面都提升人类, 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出版史研究的四个阶段

(一) 从远古到秦代

早在商周时期, 就出现了文字的踪影, 到晚期, 已经出现了在青铜钟鼎上刻写文字来记载大事件的情况。最早的书籍便是指在书籍和纸张发明之前, 中国古人用兽骨、玉石、青铜等来记载国家大事而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书、石刻文字和青铜铭文。书籍的雏形出现在最早的写在竹简、锦帛上的文字, 根据《墨子·明鬼》“书之竹帛, 传遗后世子孙”的记载, 可以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竹帛就已经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 文化曾经一度繁荣, 出现了孔孟等诸多大家, 但是受到秦朝“焚书坑儒”和“学术垄断”的限制, 信息的传播受到限制, 但是民间藏书、著书的情况还是应运而生。

(二) 汉唐出版的初期繁荣

据现代挖掘出来的文物遗存和传世的古籍可以明确知道, 是东汉时期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的发明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远古开始, 中国人民就已经懂得从丝帛中提取纸质所需要的植物纤维。早在我国的西汉时期, 就已经出现了麻质纤维纸, 到公元前105年, 蔡伦利用树皮、麻布等简陋的原材料, 经过脱水、捶打、烘干等技术, 制造出了成本较为低廉、制作相对简单的“蔡侯纸”。

蔡伦改进造纸术, 从根本上来看是书写材料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和技术上的革命。它促进纸质的发展和进步, 成本低廉、制作简单、方便取材和携带等众多优点, 也促进了中国、阿拉伯及欧洲等世界各国的进步。书写工具上的进步, 为文化出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纸张的流行和文化出版的雏形初现, 到了唐代, 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是将需要印出来的文字先反刻在木板上, 然后运用传统涂墨铺纸等手段, 成就影响后世和传承古今的经典作品。自公元前932年之后, 先后出现了《金刚经》《九经字样》等多部精美雕版印刷成品。

雕版印刷在出版发面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它精湛的技艺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现, 而是这种技艺使得文化的传承出版有了全新的载体。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字、纸张、传播等一系列问题, 使得文化的传承和出版的实物化成为可能和现实。它凝聚着多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技艺, 也为之后的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提供前提。

(三) 五代十国、两宋至晚清

到五代十国时期, 雕版印刷已经完全推行开来。政府发现通过雕版印刷可以起到控制舆论和稳定民心的巨大影响之后, 开始把控出版事业, 为宣传儒家思想, 这一时期大多刻印儒家经书。这一时期已从过去的简策时代过渡到卷轴时代, 书籍的增多, 文化种类的全面繁荣, 提高了封建文化的水平, 从生产力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发展到宋代, 过去的雕版印刷已经不能满足文化发展和出版事业的需求了。雕版印刷中出现的刻版时间长, 错别字不易更改和雕版的不可灵活使用, 都使得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成为可能。北宋的毕昇, 为改进雕版中出现的问题, 在总结回顾过去优秀的历史经验之后, 通过反复的思考和试验, 终于在1048年成功地制出了泥活字。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 关于毕昇创造活字印刷的事迹有着非常详细的记录。到后期, 宋代还陆陆续续出了陶瓷活字、铜活字等多种技艺。

活字印刷是印刷史上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它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也有利于书籍的加速出版和传承。

(四) 晚清之后至今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在给中国出版事业带来打击的同时, 也带来了现代化的印刷技术。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 出现了现代化的图书出版和报纸杂志, 打破了自古以来的旧模式。“五四”运动之后, 中国出现了人民出版事业的新萌芽。图书和报刊的内容更倾向于大众所喜爱和需要的部分, 也开始带有普及知识和开化的作用。经过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 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的出版事业才又开始走向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四、研究总结中国出版史的意义

通过对过去悠远出版历史的总结和出版经验的吸收, 在肯定了过去我们在文化科技成果的收集、知识的传承等方面的成绩, 回忆了过去出版史上的四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各自特点之后, 不难发现, 研究出版史的意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站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 运用科学唯物主义观点, 考量出版史研究的历史性和社会需求性的重大意义。单单从历史层面来说, 出版是保存历史记录的重大功臣;从文化层面来说, 出版给人们和社会带来不可计量的力量。

五、结语

研究中国出版史, 不仅需要对中国出版文化进行了解, 还需要结合新时代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 为出版史的研究和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范军.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 2010 (5) .

[2]肖东发, 袁逸.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 (3) .

中国出版史研究概述 篇2

诺曼的这种方法，基于对前人话语分析成果的综合梳理。他既吸取了语言学对话语文本本身和话语生产过程及解释过程的研究方法，又采纳了福柯对话语在社会意识上建构属性的观点。同时，他指出福柯在固化的权力结构中探讨话语的政治性的研究缺陷，认为权力斗争的动态过程应在话语实践中具体分析。

话语与社会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又有助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助于改变社会；同时，话语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政治实践，建立、维护和改变权力关系及权力关系实体，这是作者论证的基础性观点。在三向度分析框架中，文本分析主要侧重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来进行。话语实践作为中间向度，将文本分析和社会实践联系了起来，侧重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关联到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文本的生产和解释建立在内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基础上的。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则将话语置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中，揭示意识形态和霸权以各种方式对话语的介入，和话语对意识形态和霸权的维护、批判和重构作用。

给出话语分析的大体框架后，“互文性”成为“特别有成效”的分析重点。在话语实践研究方面，互文性被列为专章论述，“互文性”是文本的一种属性，它描述文本与文本间、文本与话语习俗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作者认为，互文性非常有助于对语言变化的研究。互文性是对历史性文本的继承和改造、创新过程，它受到霸权环境的限制，并体现为一种形式的霸权斗争。互文性存在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环节中，生产环节的互文性体现文本的历史性，分配环节的互文性涉及不同话语类型的转换，这种转化过程往往体现着隐性的权力关系。消费环节的互文性，强调了消费者带入解释过程的文本对解释的建构作用。可以说，作者对互文性的概念的深化，更为透彻地揭示了文本与社会环境的深层互动关系。

为了详细阐述文本分析的不同方面，诺曼大量采用了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的谈话实例、以及媒体的报道，从互动控制、阐释、情态、礼貌、普遍特质、关联词与论证、及物性与主题、语词意义、语词表达、隐喻等角度，分析文本中哪些细致的技巧和策略，以怎样的方式建构了话语主体与社会现实，并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无形介入。

本书的结尾，综合前文，提供了话语分析的具体指南，这对于从事话语分析的读者，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谈到当代社会话语变化的民主化、商业化、技术化趋势时，作者也表现了他的忧虑：那些用于重新设计话语实践的“话语技术”，有可能被有权力、有资源、有金钱的人所窃用。他预见到，话语分析者面临着“紧迫”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揭示话语实践的复杂社会和霸权结构，另一方面，“像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一样，话语分析者日益面临着被整合到官僚主义和管理性的议程的危险”。（刘津）

解读电视节目的跨文化效应

DD读利贝斯、卡茈《意义的输出DD<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

（华夏出版社208月版，译者刘自雄）

美国的电视节目具有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能力，或许这就是传播学批评学派常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吧。在美国电视节目的包围中，被浸淫了这么多年的观众，对此似乎已经无所谓了，以致很少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来解释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背景中美国电视节目何以取得这样的成功。

《达拉斯》是一部在20世纪80年代征服了全世界的美国电视连续剧。从美国到以色列， 从南非到澳大利亚，不同角落的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一起追随尤因家族的传奇。它在90多个国家获得成功，而仅在少数几个国家遭到失败。那么不同地方的观众是如何理解这部电视剧的？会激起相同的卷入和反应吗？两位以色列的传播学专家，泰玛•利贝斯和埃利胡•卡茈，在他们的这部专著回答了这些问题。

概述2009年台湾地区出版业 篇3

出版业长时间繁荣但近年有下滑趋势

根据台湾地区书号中心统计结果显示:从1989年起至2008年12月底,已累计有18000多家出版单位出版了597047种图书,累计取得674799个ISBN编号。以近几年来申办ISBN的情况来看:2006年共有4362家出版机构申请的ISBN申请数量为46740,比2005年增长了0.175%,而当年新书出版数量是42281;到2008年底则有4667家出版机构申请ISBN数量达到44684,虽然参加ISBN的出版机构略有增加,但申请新书的种数比前一年度减少600多种,下降幅度为1.62%。2008年实际运营的约2189家,其余2478家申请ISBN出版,并未实际发行。截止到2009年7月份,ISBN申请数量达到22347个。

总体上说,近20年来,申请ISBN的出版机构为1990年的10倍多,取得ISBN图书品种为1990年时的2.7倍。1999年发生的九·一二大地震给台湾地区带来了重创,但也未能阻挡新书数量的猛增,当年新书出版量仅比1998年少了206本。就连2004年的SARS,扣除整整4个月全台湾地区各大书店卖场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几乎停业的时间,一年下来都还有44777本新书登记出版。可以说台湾出版业新的出版机构层出不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活跃的出版社并不多,出版品在百种以上的为数不多,每年有新书出版的出版社约是2000-3000家,每年平均出版新书超过4本以上的,约有1000家,从一个方面也反映出台湾地区出版社竞争的激烈程度。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来看,台湾地区图书产业每年达到300亿的营业额,似乎也只是出版社和经销商的一厢情愿的激情演出罢了,而最终的消费者即读者似乎并没有很乐意买单。

台湾发行渠道现状

台湾地区有60多家图书发行商。发行商是图书出版业流通通路中的中间商,说到台湾的图书发行商,就必须追溯到金石堂的崛起。台湾出版业最早期的发行工作,通常交由地区性的中盘商代为将书籍发配到该区的书店,一个地区通常有许多家中盘商,因而竞争特别激烈。自从上世纪80年代台湾第一家连锁书店(金石堂)成立并开始迅速发展以来,为了让经营效率化及减少对应的供应商,图书发行商开始渐渐演变成总经销或者总代理,后来为了求取经济规模,连锁书店一家家陆续成立,对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发行商为免于被淘汰,纷纷走向总经销的路线。此外,这20多年来新成立的出版社不断增加,而总经销具有出版品全台发行的实力与配销网路,传统地区中盘的生存空间更加受到挤压,而在90年代,台湾网络书店(博客来)兴起与蓬勃发展,这两种通路在图书市场的店销通路角色越来越重要,甚至占零售市场的30%-40%。其他重要网络销售通路还有新丝路、博客来、华文网、金石堂、诚品、新学友、何嘉仁等,也包括不以图书销售为主业务的网络商城,如PChome在线购物、商店街、PMO商城、Yahoo购物中心等。同全世界情况一样,网络书店虽然蓬勃发展,但实体零售门市书店仍是图书销售的最主要战场,包括大型连锁店(金石堂、诚品、何嘉仁等)、大中型书店(诺贝尔、垫脚石、敦煌等),另外特殊销售渠道包括了学校通路、量贩店、便利超商、图书馆项目、漫画小说通路、海外市场、网络书城等。

自从连锁书店与网路书店日益壮大,其对于成本的控制、经营的效率等方面也越来越重视,因为营业额及连锁家数、网路书店的成长不断扩大,其所产生的经济规模,形成对产品议价能力的增加,为求进货价格的降低,连锁书店及网路书店有跳过发行商直接向出版社接洽业务的打算,这个趋势从连锁书店及网络书店不断发展本身的物流系统即可得知。

台湾图书发行系统分为总经销、地区中盘商、特殊渠道的经销代理等,透过这些经销层级使得台湾图书发行覆盖面几乎遍及台湾所有地区。总经销一般具有布满整个台湾地区的发行能力,具有较完整的物流系统,掌握其所代理的出版社第一手的图书信息。比如,台湾老牌经销商农学社,凭借在图书中盘环节的多年耕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上下游资源,其物流系统借助于日本最大的图书中盘“东贩”的经验和技术支持,不论是设备的先进性还是管理效率,在台湾均位于行业前列,其经营规模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发展中。另外,一些大型出版社也具有自办发行的能力,它们把握最大与主要的通路,直接面对市场与消费者。比如,台湾人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属于自办发行的大型出版社,公司利用其自身的发行渠道,借助台湾交通的便利、物流发达的优势,将本版图书在出版48小时内分送到各个销售渠道。而且,由于其有自身的针对各种卖场的发行渠道,使其在出版门类扩张上可以毫无顾忌,从最初的儿童出版商,发展到近几年的健康保健以及文史类,无不彰显其自办发行的便利和优势。

台湾图书发行商基本上承载了5项基本功能:商业物流、物流流通、信息流通、金融流通、支援服务。台湾地区的发行商在销售渠道上分别与下游书店及上游出版商形成交易关系,而资金在渠道中是否能稳定流通,做到长久且平稳的互相合作关系模式,有赖于发行商收取下游厂商账款及支付上游厂商进货成本的能力,因此各大发行商都在不遗余力加强债权与信用管理、加强资金的流通性。由于经营的环境不断变动,商业资讯又变化多端,多数书店所收集的资讯不完整,出版商的资讯因为距离末端市场有一段距离而无法有效掌控。图书出版发行商不论上、下游均服务着众多顾客,一方面汇集市场全面性信息,一方面又较接近末端市场,对消费者及市场的实际需求有十分完整的资讯。因此发行商担负起了支援及服务其上下游客户的机能,协助提升顾客的经营层次,并提供相关资讯,协助做好行销、促销活动,进而提升整个出版流通通路的经营绩效。

相较于大陆拥有庞大的图书市场规模,台湾是完全无法与大陆总体产值相提并论,但是就商业运作机制上,大陆目前仍然欠缺一个整合的力量,单单就账款回收问题更是各家出版社和发行商的难题,空有很高的发书码洋,但是账款回收不易的问题,也容易致使资金积压沉重而导致经营困难。但台湾因为整体图书发行的商业运作已经非常完善,账款回收也有成熟的规范可以依循。一般来说,出版社在图书交货日的次月五日前送交对账单给发行商,发行商应于收受对账单的次月十日前开立票期90天的支票支付账款,如出版商要求发行商给付现金,则出版商得以货款95%支付之(例:当月货款为10万元,若以现金支付则为9.5万元)。

与大陆合作交流

台湾图书市场虽然远远不及大陆出版图书总体营业金额,如果能有效结合两岸资源与优势,则更有利于抢占华文繁体市场占有率。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在两岸推动协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过程中,除了所有的商务往来和交互投资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外,更有了法律上对彼此的保护。这种环境下,如能进一步加强图书贸易往来,并找到优质的合作伙伴、共享两岸的出版资源定能创造双赢共享的合作荣景。

无论在台湾业界所开玩笑的“在台湾是等死,进大陆是找死”或者是现在的“烧船理论”,两岸的图书版权成交量猛增是不争的事实,从版权交易也能看出两岸出版业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深的现状。根据新闻出版总署2006-2008年三年的版权统计数据,在版权引进数量上,台湾地区已经超过美国、英国等传统版权引进地成为大陆的最大合作伙伴。2008年,大陆从台湾引进版权数量达到6040种,占当年版权引进总数的38.29%,而该比例在2007年仅为8.72%,增长了近30个百分点。从版权输出上看,2008年大陆版权输出到台湾地区的数量为603项,虽然继续以24.71的比例领先,但在绝对数量上比2007年减少了27项,比2006年减少了近100项。但实际上两岸出版社之间的图书合作数量远不止总署的统计数量,有相当的大陆工作室以及个人的书稿到台湾出版并没有通过大陆的出版社。因为两岸语言共通,交流方便,而且随着大家版权意识的加强,相当的版权权利人将繁体版版权没有授予大陆出版社,而自行交易。同样,在出版社的自投稿源中也不乏台湾作者。

总之,目前全球出版业正经受着一场出版革命,而这场全球性的出版革命是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而出现的。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业也不能“幸免”,经济信息化、全球化正深刻影响着两岸的出版生态环境。因此,两岸出版社更应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加强合作和交流,不仅要立足本地区市场,更要立足于整个华文市场,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华文图书的市场与商机。抢占海外华文图书需求的商机,坚固获利能力才能使两岸出版社运作能力与世界接轨,打造大集团的规模,为与欧美出版集团竞争厚植实力。

世博会与中国博览史研究概述 篇4

关键词：世博会 中国博览史 上海世博会

1.世博会概述

1.1世博会的含义与特点

博览会起于18世纪中期后英、法两国国内的商品及艺术品陈列活动，旨在刺激本国工商业的繁荣[1]（P1）。博览会包括各种类型的展览会、陈列会、劝业会 、劝工会等，在近代中国，一般称为“赛会”、“赛珍会”、“炫奇会”或“赛奇会”。但与古代迎神赛会或庙会有所区别，近代博览会与商品经济相联系，侧重于出品的展陈，兼有促进销售、扩展市场之意，因此又叫商品赛会或商品博览会 ，它是近代文明发展和近代化的产物。

“博览会”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首次将“Exhibition”翻译为“博览会”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意指欧西国家借由此种新器物的陈列，以带到相教相学，取他人之长以利己，有如“智力功夫之交易”[2]（P312）。

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会，是国际性的博览会，世界博览会（World Exhibition or Exposition，简称：World Expo）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世界展览会的会场不单是展示技术和商品，而且伴以异彩纷呈的表演，富有魅力的壮观景色，详细正确的解说,设置成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充满节日气氛的空间，成为一般市民娱乐和消费的理想场所。[3]世博会是全球最高级别的博览会。其特点是举办时间长、展出规模大、参展国家多、影响深远。[4]

1.2 世博会的历史由来

在古代农耕社会，人们往往在庆贺丰收、宗教仪式、欢度喜庆的节日里展开交易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定期的、有固定场所的、以物品交换为目的的大型贸易及展示的集会。这就是世博会的最早形式。公元5世纪，波斯举办了第一个超越集市功能的展览会。[5]

18世纪，随着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人们逐渐想到举办与集市相似，但只展不卖，以宣传、展出新产品和成果为目的的展览会。1791年捷克在首都布拉格首次举办了这样的展览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展览会规模也逐步扩大，参展的地域范围从一地扩大到全国，由国内延伸到国外，直至发展成为由许多国家参与的世界性博览会[5]。

19世纪中叶，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为了显示其伟大和自豪，英帝国于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内，一改当时盛行的石头建筑风格，动用了整个英国工业界的技术和力量，耗用4500吨钢材和30万块玻璃，建成了一座长1700英尺（518.5米）、高100英尺（30.5米）的“水晶宫”。这是一座新颖而独特的建筑，它向人们展示了钢结构、玻璃装饰的大空间，预示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维多利亚女王始创了通过外交途径邀请各国参展的传统，接受邀请参展的10个国家，集中了1400余件各类艺术珍品和时尚产品向世人展示，最令观众瞩目的是引擎、水力印刷机，纺织机械等技术产品。在160天的展期中，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贸人员、社会名流和旅游观光人士约630万人次到会观赏。英国人自豪地把这次盛况空前的“集市” 取名为Great Exhibition，意为“伟大的博览会”。自此，伦敦博览会被世人确认为首届世界博览会[6]。

1.3 世博会的类别

世界博览会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类。[7]综合性世界博览会是由参展国政府出资，在东道国无偿提供的场地上建造自己独立的展览馆，展示本国的产品或技术；专业性世界博览会是参展国在东道国为其准备的场地中，自己负责室内外装饰及展品设置，展出某类专业性产品。按照国际组织的规则评定，综合性世界博览会分为一般博览会和特殊博览会两种；专业性博览会分为A1、A2、B1、B2四个级别，其中A1级为国际园艺博览会，A2级为国际专门展示会，B1级为国内园艺博览会，B2级为国内专业展示会[8]。 A1级是专业性博览会的最高级别[3]。世界园艺博览会是最高级别的专业性国际博览会，也叫世界园艺节。[8]

1.4世博会的作用

世界博览会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9]。主要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展示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成就；探索解决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的方法；促进各参展国家间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举办国家和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传播、普及科技文化知识。[10]

2.中国博览史研究概述

2.1中国早期博览会史概述

从l851年英国伦敦大英万国工业博览会以来，世博会已在近30个国家共举办了124次[11]。世界博览会1851年创始于英国，后被许多西方国家仿效，成为旨在展现工业革命成果和各国的特色产品，促进彼此经济贸易的一项国际交流活动，是近代资产阶级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表现[12]。

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博览会应该始于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当时的中国政府即清政府并没有参加博览会，但参加首届世博会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国人是上海的商人徐荣村将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装成12捆，托运往英国终于质压群芳，脱颖而出，独得金、银大奖。[12][13]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为他颁发金银大奖的奖牌和奖状。徐荣村迈出了中国人走向世博会的第一步。

1867年，清政府首次被邀参加法国巴黎世博会，但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清政府却置之不理，未能组成国家正式代表团参展。[12][14]与1851年英国伦敦世博会相同，仅有一些民间商人以私人身份参加了这一时期的博览会[14]。

1873年应奥地利维也纳博览会一再邀请，清政府勉强同意参展，然而却没有积极筹备，作为中国代表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包腊 （Bowra）。他是由当时清朝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委派。[11][12]中国的参展方式本身也成为了“赛奇会”中的一“奇”[11]。

中国政府第一次自派代表，以国家身份参加的世界博览会是187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当时作为中国工商业代表的人叫李圭，他是一个有智、有勇、有谋、有骨气的中国人，但淹没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李圭写了一本书叫《环游地球新录》，记录了187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虽然他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但毕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踏足世界博览会[15]。

直到1904年，清政府绕开了海关，派出由亲王溥伦带队的政府代表团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并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15]。此次可视为清政府正式登上世博会的大舞台。清政府的重视从经费、组织等方面保障了此次官方活动的进行，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工艺品、戏剧、茶道等仍不失为博览会上的一大亮点。但由于当时中国国力衰弱，思想观念落后腐朽，参展时受到列强的欺凌以及展览时政府本身不合时宜的举动等带来的负面效果却与政府的重视成严重的反比。[12]

1915年，中国又一次参加巴拿马世博会。在这一次世搏会上，中国的茅台酒和张裕酿酒公司的“可雅白兰地”获奖。茅台酒被评为世界第二名酒。“可雅白兰地”获金质奖章和最优秀奖，由此更名为“金奖白兰地”。[17]

2.2中国近代博览会史概述

近代中国社会朝野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炫奇”、 “邦交”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18]。

回顾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近年来海内外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历史已有所研究，但就总体而言，似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相关领域尚未涉及[18]。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看不到专题研究论文 ，80年代起，随着大规模的商会档案整理和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者注意到商会组织参与博览会这一重要经济功能，利用新整理的商会档案，开始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 。

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以后，由于战乱与动荡，中国在世博会中消失，直至1982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在诺克维斯克举行的“能源”世博会。[17] 1982年后中国先后15次[19][20][21][22][23]参加世博会，通过世博会这个大舞台向世界展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

4.结束语

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且已经近在眼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展开，这是中国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证明，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证明。办好本届世博会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笔者期待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办成最好的一届博览会。

参考文献:

[1] 乔兆红.一切始于世博会：博览效应与社会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

[2] 福泽谕吉：《西洋事情》，永井道雄集编：《日本名著•33：福泽谕吉》，东京中央公社论1975年版，第312页

[3] 新华网.世界博览会知识全面介绍［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expo/2003-02/14/content_729801.htm，2003-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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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梁茜茜.中国与早期的世界博览会[J].世纪桥，2008年第10期

[13] 世博几大看点让人眼馋 将成全世界“嘉年华”[N].东方今报，2009-5-19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网.晚清时期中国海关统管出国参展世博会始末（1867～1905年）［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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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世博网. 中国政府何时第一次以国家身份参加世博会［EB/OL］．http://www.expo2010.cn/

[16] 王珍.中国与世博会：跨越历史的牵手[N].解放日报，20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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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马敏.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J].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9] 许懋彦.世界博览会年表（1851—2000年）[J].世界建筑，2000年第11期

[20] 世博网. 历届世界博览会一览表［EB/OL］．http://www.expo2010.cn/

[21] 杭州网.历届世界博览会举办情况统计表［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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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06中国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圆满落幕［EB/OL］．www.SHENYANGEXPO.com，2006-11-2

[23] 中国新闻网.新中国参加历次世博会情况［EB/OL］

中国出版史研究概述 篇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首先对李载昊院长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魏玉山回顾了我院与韩国出版界的友谊和长期的合作历史，详细介绍了研究院的历史现状、工作职能、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等情况。魏玉山指出，在出版研究方面，研究院正逐步从过去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向与科学技术研究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一系列重点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目前，研究院已经成为研究、出版、会议论坛等多方面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希望今后能够与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院长李载昊介绍了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的主要情况。他表示，中韩两国近年来在文化领域交流合作更加频繁，未来在文化产业方面可以有更广泛、紧密的合作，希望双方共同探讨，寻找中韩合作的机会，共创两国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

会上，双方还就课题合作、出版交流、学术活动等具体事项进行了商议，并初步达成了一些合作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