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精选8篇）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篇1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

1.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努力在下个世纪将充分显现出来。1950年，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1998年为21%，到2050年将下降到15%，亦即中国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降到七分之一弱。同期，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从1950年的32%下降到2050年的17%，或者说，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到2050 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将戴在印度的头上，我国计划生育的成效可谓不言自喻。

2.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和生育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我国人口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长转向低增长，人口增长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属于较低之列。总和生育率已接近目前发达国家水平，当人口惯性增长消除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倍增时间如果包括中国为40 年，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为35年。我国对减缓世界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

3.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转变时间缩短，人口乘数降低

人口转变是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经历的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由于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时间和速度不同，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的转变增长。人口乘数是用来刻划人口转变增长特征的一个综合指标，它指的是转变结束时的人口规模与转变开始前人口规模的比。人口乘数受转变的时间长度和转变的高度即人口峰值增长率两个因素的制约。生育率下降越晚，下降速度越慢，人口乘数越大，反之，加速生育率下降，缩短转变过程，则人口乘数就会大大降低。同样，转变乘数与峰值人口增长率成正比。我国在人口转变的早期没有采取控制人口措施，因而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例如，1963年达到3.3%）。如果不采取急刹车的办法降低人口生育率，缩短人口转变的时间长度，我国的人口乘数将非一般之高。然而，事实是，我国推行了快速降低人口生育率的政策，大大缩短了转变时间，把人口乘数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表5的数字表明，我国人口乘数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位于最低，甚至低于某些发达国家。研究表明，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推迟10年或20年实行，则人口乘数将会高达5－7，人口规模就有可能高达25亿以上，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卫，1996）。计划生育使我国避免了由人口转变增长可能带来的人口灾难性膨胀，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宝贵时间。

4.稳定低生育率有利于减低人口的增长惯性，削减人口的峰值高度

如果把人口转变开始到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增长称为转变增长，则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到人口实现零增长时的人口增长即为惯性增长（陈卫，1995）。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所用时间长，峰值人口增长率低，因而，人口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和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几乎同时。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情形。由于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生育率下降迅速，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因而，在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仍要继续滑行30至40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停止增长。世界银行曾计算过世界各国的人口惯性值，其结果为：发达国家均低于1.3，新兴工业国家为1.3－1.5，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1.5－1.7户，中国为1.5，拉丁美洲国家在1.7－1.8，西亚和非洲国家则高达1.8－2.1。如果我们把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则我国的惯性值将降到1.2，峰值人口将不是世界银行估算的17亿而是15亿以内，这对于已经严重超载的我国，无疑是较好的结局。对于不堪重负的地球来说，也是一大幸事。

5.从老年人口乘数看计划生育产生的未来老年人口队列效应

同计算总人口乘数一样，我们可以计算老年人口乘数。结果表明，下世纪中叶前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乘数将大幅度上升，2050年达27.6。而老年人口中80 岁以上的老老年人口乘数增长更是惊人，2050年将高达115.17。下世纪中叶前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时期。然而，这正是过去人口高增长的结果。低生育率对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长远效应将在低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时充分显现出来。100年后我国的少儿人口乘数、老年人口乘数和老老年人口乘数将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口现状：http://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篇2

倡导联盟框架 (ACF) 由美国政策学者萨巴蒂尔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ACF有五个基本的理论前提: (1) 理解政策变迁过程需要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 (2) 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分析政策变迁问题, 最好的分析单位是“政策子系统”; (3) 政策变迁研究需要关注政策分析及技术信息的“启发功能”; (4) 子系统内参与者的类型应加以扩展; (5) 公共政策或项目可以被概念化为“信念体系”, ACF详细描述了政策变迁发生所在的广阔的“背景环境”, 并将其分为“相对稳定参数”与易变的“外部 (系统) 事件”两部分。

2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

我国计划生育自1949年至今, 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变迁, 可以分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1949-1970年的放任阶段。在该阶段, 毛泽东提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在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 这办法就是生产”。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以后, 我国的人口出现了补偿性生育, 中央及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以限制人口增长。

(2) 1971-1999年的计划生育落地及严格实施阶段。在毛泽东发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后, 我国加强了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然而在该阶段, 独生子女政策与农民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 政策遭到了抵制。后形成了“一孩半”政策:如果第一孩是女孩的农村户口家庭可再生育一个。

(3) 2000-2010年的稳定低生育率阶段。在该阶段, 我国保持着较低的生育率。2002年颁布《中国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并提供了晚婚晚育的相应扶持政策。

(4) 2011至今。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一起公报中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3 基于ACF下的中国计划生育变迁过程中的“相对稳定参数”和“外部 (系统) 事件”的分析

第一阶段1949-1970年的放任阶段。毛泽东指出“在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同时这时的农民吃大锅饭, “人多力量大”被认同。这样的基本社会价值和社会经济环境下使得放任生育成为可能。

第二阶段1971-1999年的计划生育落地及严格实施阶段。该阶段我国的基本国策和政治方向更倾向于发展经济, 社会主语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极速增长的人口数量也使得计划生育迫在眉睫。

第三阶段2000-2010年的稳定低生育率阶段。21世纪以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也逐渐得到改善。

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 在该阶段我国人口的出生情况也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迈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时代。

4 我国各阶段计划生育的倡导联盟及信念体系分析

笔者将计划生育联盟分为具有国家意识为代表的政府联盟和具有自我意识, 怀有自我生育意愿的群众联盟。

第一阶段1949-1970年的放任阶段。该阶段的政策子系统中两个联盟的博弈属于矛盾较小的情况。以政府意识为代表的政府联盟和以自我生育意愿为代表的群众联盟达成的协议较为统一。在该阶段的后期, 政府联盟针对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数量变化, 提出了违反群众联盟意愿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二阶段1971-1999年的计划生育落地及严格实施阶段。该阶段是政府联盟和群众联盟博弈较为激烈的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与群众联盟对于生育方面的信念存在较大出入, 因此, 政府联盟对计划生育政策修正至“一孩半”。

第三阶段2000-2010年的稳定低生育率阶段。该阶段政府联盟提倡晚婚晚育。在群众联盟方面, 尽管部分群众还是会超生, 但整体达到平衡。

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我国的人口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却面临生育率过低的情况。在此背景下, 政府联盟应对未来社会发展和经济变化, 提出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孩”的政策。

5 结论

总体看来倡导联盟框架理论在我国具有一定适用性, 但很多方面仍需要一定的本地化调整, 需要考虑到我国的社会发展情况、政策制定流程及执政体系等各方面。

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过程的分析, 笔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和实施以及政府联盟和群众联盟信念博弈进行了初步的预测: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 我国的人口数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 并且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从长远来看, 随着经济的发展, 群众信念的变化,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人口增长水平还将有降低的可能。政府联盟在应对这一变化时, 与提高人口增长率方面的相应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增加群众联盟响应提高人口增长率的意愿, 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方便。

参考文献

[1]张婉苏.倡导联盟框架视野下的房产税法改革的政策过程评议[J].求索, 2015, 10:115-119.

[2]杨洋.倡导联盟框架 (ACF) 及其在科技政策变迁分析中的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 10:114-118.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由来 篇3

1850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中这样评论中国的人口：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长的过剩人口，早已经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这时的中国正走到人口增长的第三个坡顶：总人口约4.5亿，每年新增人数约为45万。

但和新中国建立后的人口增长相比，1850年实在是不足挂齿。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经历了两次人口增长高峰，城市的就业和粮食供应都成为问题。“因此出现了人口回流的倒退现象，”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马瀛通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城市流向农村。”

最早的生育控制是从地方城市开始的。60年代初，天津，上海，广东等城市地区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节育措施。1972年8月21日，卫生部在向国务院写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方针。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上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当时中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和网络体系，这个未经大肆宣传的生育准则却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以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衡量，1970年为5.81，到1979年则降为2.75.

生育控制从城市自发开始，或许可以印证人口学家梁中堂的话：计划生育的本质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给人类提供的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

但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等不及完全依靠生产力的发展来控制人口。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而目标是2000年达到1000美元，一位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员告诉记者，为达到这个目标，当时提出了几个测算方案：如果妇女总和生育率控制在1.0，上世纪末人口数为11亿多;如果控制在1.5，总人口为11.7～11.8亿;如果是2.0，则人口稍超过12亿。“为了达到必然控制，我们实行更严格的一胎政策。”这位前计生委工作人员说。

1979年12月中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时任副总理的陈慕华在会议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根据梁中堂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生育政策从“晚稀少”转为只生一个，决策时间非常短，但它的影响至今已30多年。

然而，从1981年到1983年，即“一胎化”政策推行最核心的三年，妇女总和生育率比之前、后的年代都要高出许多，1982年甚至达2.79，超过1979年的水平。

虽然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在各地推行都遇到很大阻力，但大部分地方政府依然倾向更严格的控制。据梁中堂的回忆，当时26个省、自治区中，同意允许生两胎的只有山西、辽宁、浙江、河南、广西、云南等6个省、自治区；北京、天津、内蒙、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均赞同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有实际困难的，可以批准生两胎；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等5个省市则主张不改变《公开信》的政策口径。

此后，对“有实际困难可批准生两胎”的条件控制上，也是几经进退。1982年规定了农村有十种情况可以生二胎，据测算，根据这一规定生二胎的只占一孩夫妇的5% 以下。争执的一个要点是是否放开农村独女户的二胎生育上。如果放开此条件，可以生育二胎的育龄妇女预计达到50%。争执一直持续到1989年，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彭云要求各个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有关生育二胎的具体条例，多数省才将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二胎写进条例并执行。

从公开的中央文件来看，1984年4月发布的7号文件是计划生育政策转变的又一个里程碑。文件中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现行生育政策”主要包括三部分：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第一胎生育一个女孩的农民允许生第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2～4个孩子。

中国是时候应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篇4

人口政策的实施事关民族命运、国家安全。从毛主席的“人多力量大”的著名论断到马寅初的“计划生育刻不容缓“的伟大前瞻性，中国在人口问题上也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国过去人口太多，制约了国家发展。但从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30年。30年来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 但是其弊病也越来越明显。

有人说；“中国的人均资源少，要实行计划生育。”这是他们的主要理由。现在让我们理性的分析下，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中国的很多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因为：世界上存在几个人均资源远远超出世界人均水平的大国，如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打个比方，在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国家里，极少数富人拥有大量的财富，那么绝大多数人的人均收入都低于这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资源并不算低。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应该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那么最应该实行计划生育的是那些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例如沙特阿拉伯，它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石油，现在沙特有2000多万人口，如果人口减少一半，那么沙特的人均收入肯定比现在高得多。

而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不同，主要经济来源并不是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而是依靠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产业，因此，如果日本和美国的人口都减少一半，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基本上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加拿大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人均收入反而比美国低一些。

中国现在已经有13亿人口，这个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依靠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来致富之路。人力资源丰富是中国的最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依靠提高人口素质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而不是靠减少人口来使这个优势消失。

目前中国人口数量表面上看好像仍然太多，但出生率已大大降低、总人口已呈下降趋势，并且人口结构已经不太合理，如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如果继续实行已实行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人口将大幅缩减，可以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子的后果是什么。

变成老人社会，多数家庭结构为：小孩1人、小孩父母2人、小孩祖辈4人，这将大大加重作为青壮年的小孩父母负担，不但影响物质生活质量也将影响家庭情感生活质量。同时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活力。这样的家庭抗风险能力很弱，一旦作为家庭主要支柱的青壮年一代倒下，会使整个家庭、家族几代人马上陷入困境。

在中国传统观念影响下，性比例将更加严重失调，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兵源将成问题，试想一下，会有多少1：2：4 结构的家庭会愿意让自己的子孙辈奔赴前线。

人身在世，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如果人过中年、到了无法再生育、或无力再生养小孩的年龄，而自己的独生子女却意外死亡或伤残，可想而知这对一个家庭是多么残酷的打击。独生子女政策不利于家庭和睦，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因为生女孩而造成不和的家庭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因此导致夫妇离婚或酿成家庭悲剧。

将改变少数民族地区民汉比例，使得汉族人口比例不断减少，而少数民族基本不受计划生育限制从而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加大诸如新疆这类少数民族地区分裂的危险。此外，少数民族家庭因子女多、负担重，因而生活水平低于受计划生育约束的汉族家庭，也容易造成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满。

不利于提高人口素质，没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容易被娇生惯养，缺乏应有的锻炼，如此长大的人，很难肩负重任。到了某个阶段，大部分家庭结构为1:2:4 甚至为1:2:4:8，人口会以出生一个、死亡4到8个的速度迅速缩减。这时如果发生特大天灾人祸，将会对中国及中华民族造成重创甚至致命打击。

人口的生产、成长周期很长，一代人从出生到能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社会作贡献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到了出现人口危机时再去调整人口政策，很可能为时已晚。随着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形态、观念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且不论这些变化是喜是忧，对多数人来说，恐怕最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压力的加大，即使不限制生育，很多人也无力供养两个以上的孩子。为避免将来出现因人口问题带来的各种社会危机，中国应该从现在起实行不论民族一对夫妇生育两胎、限制第三胎的生育政策，将平均生育率（或称总和生育率）控制在2.0的水平上。这个生育率低于公认的2.1零增长水平，将使总人口缓慢下降，同时有利于使中国人口结构趋于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中国家庭的幸福指数，有利于社会稳定，从而不至于给今后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湖南商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

经济0902 丁柏华 090110084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篇5

一、前言

（一）食物与营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食品生产以及人群的营养与健康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1992年全国营养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人均热能日摄入量2328千卡，蛋白质68克，脂肪58克，已达到基本满足人体营养的需要。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群营养知识的不足，致使我国居民中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营养不良问题。

国家统计局1992年进行的中国儿童情况抽样调查表明，我国5岁儿童体重不足检出率为10%-20%，生长迟缓检出率平均为35%，个别贫困地区高达50%以上，即全国约有2160万儿童体重不足和4200万儿童生长迟缓。另外，儿童中因铁、碘、维生素A、D缺乏等造成的营养性疾病也较多。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儿童的健康和智力的发育，甚至导致儿童死亡率的升高，进而将会影响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营养过剩或不平衡所致的慢性疾病增多，并且成为使人类丧失劳动能力和死亡的重要原因。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天约有15000余人死于慢性病，已占全部死亡的70%以上，而且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惊人。

（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膳食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居民对动物性食品的需要不断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对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项调查表明，1992年城乡人均谷类和薯类消费与1982年相比，分别下降了10.9%和49.4%，而肉、蛋、奶和水产品的消费分别增加了81.1%、200%、323%和97.4%，这种对动物性食品需求的显著增长直接影响到粮食生产和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和发展。目前，我国城乡食物消费正处于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时期。这为调整和引导食物生产和消费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制定合理的营养政策，科学调整食物结构，不仅能有效地控制慢性病的发生，而且能正确地引导我国的食物生产，促进我国居民尽快形成合理的食物消费习惯，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三）1992年12月在罗马召开的全球性部长级营养会议通过了《世界营养宣言》和《世界营养行动计划》，包括中国在内的159个国家的代表作出承诺，要尽一切努力在2000年以前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要实现这一目标，尽快改善我国居民的营养状况，特制定《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二、目标

（四）总目标。通过保障食物供给，落实适宜的干预措施，减少饥饿和食物供给，落实适宜的干预措施，减少饥饿的食物不足，降低热能--蛋白质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预防、控制和消除微量营养素缺乏症；通过正确引导食物消费，优化膳食模式，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全面改善居民的营养状况，预防与营养有关的慢性病。

（五）具体目标。

1、全国人均热能日供给量2600千卡，蛋白质72克，脂肪72克。贫困地区人均热能日供给量2600千卡，蛋白质67克，脂肪51克。

2、孕妇和儿童的缺铁性贫血患病率较1990年降低1/3。

3、提高4-6月以内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到2000年，使母乳喂养率以省为单位达到80%。4、5岁以下儿童中度和重度营养不良患病率较1990年降低50%。

5、基本消除5岁以下儿童维生素A缺乏病。

6、到2000年，全国消除碘缺乏病。

7、减缓与膳食有关的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的趋势。

8、2000年全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目标： 农产品名称 产量（百万吨）粮食（含大豆）490-500 大豆 17.8 肉类 68 禽蛋类 22 奶类 8 水产品 40 油料 25 糖料 90-110 蔬菜 260 水果 62

9、加工食品在食品中的比重由现在的30%提高到40%。

10、增加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富含微量营养素的粮食加工品和营养强化食品。

11、全民食盐加碘。

三、方针与政策

（六）将提高居民的营养水平作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力、技术和物质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为实现国家目标打好基础。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营养改善工作，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力求实现：减少贫困和消除致贫原因；增加食物的供应量及实现消费量，特别是婴幼儿食品消费量；提高医疗保健服务质量；增加生产能力和促进经济增长。

（七）加强部门间的合作。计划、财政、农业、轻工、贸易、卫生、教育、技术监督、工商管理、统计、盐业等部门要密切协作，以确保计划的实施、监测和评估。

（八）进一步加强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以科学引导生产，因地制宜，不断扩大农作物品种，提高产量和质量。在保证市场需求的同时，实施相应的食物生产结构调整政策，大力发展草食家禽，加快发展禽、蛋、奶、牛羊肉的生产、加工，继续提高水产养殖和淡水产品比重，积极而有计划地开发食物新资源。

（九）实行引导消费和鼓励生产相结合的政策，从调整食物生产结构入手，促进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同时引导城乡居民适度消费，使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和膳食营养结构配套协调。

（十）重点解决贫困地区的营养改善问题。在坚持从经济开发入手开展扶贫工作的同时，重视健康及营养问题并将之纳入扶贫计划。在营养改善行动中，应特别注重改善儿童、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及低收入人群的营养状况。

（十一）继续推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保持人口、环境与食物供给的平衡。

（十二）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和《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等与营养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加强预防保健工作，努力降低食源与水源性疾病的发病率。

（十三）加强对粮食、肉类、水果、蔬菜等食品流通渠道的管理，提高食品保鲜质量，建立合理的流通体系。

（十四）加强对食物生产、食品流通、食品工业、营养与健康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及研究机构和科技队伍的建设，同时加强对各类人员的营养知识培训，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

（十五）加强营养科研事业的建设，特别是营养基础科学研究的建设，重点扶持一批营养和食品工业与流通研究所，增强其开展基础研究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大力推广研究成果和促进技术转让。

（十六）加强信息工作，促进营养知识尤其是母乳喂养、科学育儿、膳食平衡等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十七）有计划地加强非政府组织机构的参与活动。

四、策略与措施

（十八）将营养目标纳入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计划。

1、将有关营养政策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财政部门应视情况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2、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计划要体现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营养目标和措施。

3、各地要依据本计划并结合有关部分的工作计划，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营养改善行动计划，将营养目标列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十九）加强有关营养与食品卫生工作的法制建设。

1、认真实施《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

2、制定《特殊营养食品专用标志管理办法》。

3、制定《营养标签管理方法》。

4、制定与营养和公共营养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

5、制定《婴幼儿食品管理办法》。

6、制定《儿童营养不良防治方案》。

7、进一步完善食品卫生的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到2000年，使我国食品卫生法规接近国际标准。

（二十）增加食物生产及改善家庭食物供应。

1、农业部门在继续抓紧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质量的同时，加快发展耗粮少，转化率高的畜、禽和水产品的养殖。到2000年，猪肉量占肉类总量的比重为67%，禽类和牛羊肉的比重分别为19%和12%，水产品人工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从目前的56%上升到60%以上。大力发展豆类产品的生产，并开辟其他增加蛋白质资源的途径。积极促进绿色食品生产，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2、进一步完善国家粮食及农副产品两级储备体系，重点扶持商品粮等生产基地。加强国家对粮、肉、蛋、奶、水产品和蔬菜、水果等食品价格的宏观调控，稳定市场，保障低收入人群及遭受自然灾害地区人群的基本食物供给。

3、积极发展食品加工业，使加工食品在膳食中的比重由目前的30%上升到40%左右。

4、不断改进保鲜和保藏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食物在加工、运输、销售和贮藏中的营养损耗。到2000年，使粮储技术及鲜肉、鲜菜等储运技术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扶贫政策，鼓励贫困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国家扶持下，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合理安排家庭食物生产与消费，解决食物供给。

6、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推广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提高农、牧、渔业产品的产量，丰富家庭食物的品种，提高膳食质量，继续搞好菜篮子工程，丰富城乡农副产品市场。

7、调整酒类产品结构，实现粮食酒向果类酒转变，蒸馏酒向发酵酒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在适度满足市场需要的同时，大力节约酿酒用粮。

（二十一）提高食品和饮用水质量，预防传染性疾病。

1、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依法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的活动，逐步扩大食品卫生监督覆盖率。到2000年，餐饮业（街头食品除外）餐具消毒合格率达到90%。

2、完善各类食品生产卫生规范的制定工作并在主要食品行业全面推行。建立健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质量控制与管理体系，在各类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推广使用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HACCP）系统的方法。对肉类食品生产、贮藏、运输和销售的卫生管理与冷链化程度的提高要予以特别重视。到2000年，城市肉类食品冷链化程度达到80%。

3、加强对食品餐饮业和食品生产企业的管理，逐步建立并实行营养师（士）制度。

4、加强对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检验人员、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和检验人员的培训，做到合格上岗。

5、加强对街头食品和卫生合格率较低食品的卫生管理与监督，大幅度降低食物中毒与食源性疾病发病率。到2000年，使食品卫生总合格率达到88%。

6、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减少农药使用量，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管理与监督，做好农药使用技术培训，降低农作物中的农药残留量。

7、加强化学品管理，防止或减少有毒化学品对食物的污染。

8、搞好环境卫生，进一步加快农村改水步伐，保护水源，减少城乡生活饮用水污染，降低水源性传染病的发生。

9、降低腹泻病死亡率，使80%的腹泻病患者能得到口服补液治疗。

（二十二）提倡母乳喂养，改善儿童营养。

1、由卫生部门编制母乳喂养、辅助食品添加及婴幼儿科学喂养等方面的培训教材和健康教育材料，对卫生保健人员进行培训并通过他们对社会和婴幼儿家长进行健康教育。

2、推进爱婴医院计划，在所有医院的产科和家庭接生中推行母乳喂养。

3、提倡科学的家庭化辅助食品的制作，防治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和缺铁性贫血。

4、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学生营养午餐。

5、食品工业部门要加强对断奶食品、儿童营养食品、强化食品及学生食品的开发和生产，卫生部门要加强对这些食品的卫生监督和对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自制食品的监督指导。

（二十三）预防微量营养素缺乏症。

1、卫生部门要针对人群微量营养素缺乏情况，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和建议。

2、制定微量营养素缺乏病防治规划。

3、落实全民食盐加碘措施。

4、食品工业生产和加工部门要适应广大消费者需求，发展具有优势的营养强化食品和粮食加工品。居民家庭菜园应大力提倡种植富含微量营养素的蔬菜。

5、对3岁以下儿童实施补充维生素A的干预措施，由卫生部门在试点基础上扩大实施范围。

6、加强防治儿童佝偻病。

（二十四）保护处于困难条件下的人群。

1、采取有效行动，保障遭受自然灾害人群的食物供应。

2、对老年人营养予以足够重视。供应营养丰富的膳食并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健康状态人群的需要，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降低营养缺乏性疾病的发生。

3、有关部门制定帮助残疾人改善营养的计划。

（二十五）加强营养人才培训及营养教育。

1、加速培训营养人才，在办好正规的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有关营养类专业教育的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发展营养学教育，逐步在农业、轻工、商业、粮食等院校开设有关营养科学课。

2、加强培训在职营养专业人员，制定培训计划和作出相应的规定，使营养人才得到合理的使用。

3、有计划地对从事农业、商业、粮食、轻工、计划等部门的有关人员进行营养知识培训。

4、将营养知识纳入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教学计划要安排一定课时的营养知识教育，使学生懂得平衡膳食的原则，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提高自我保健能力。

5、将营养工作内容纳入到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中，提高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的营养知识水平，并通过他们指导居民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当地食物资源改善营养状况。

6、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营养宣传教育活动，推荐合理的膳食模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纠正不良饮食习惯。

（二十六）评估、分析和监测。

1、在现有卫生防疫机构内，设立营养监测系统和营养监测与信息中心，所需人员内部 调剂解决，完善营养调查和评估制度，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2、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将营养指标纳入本地区经济发展统计指标体系。

3、卫生部和国家统计局在做好年度监测的同时，每5年和10年分别组织一次全国中等规模的营养抽样调查和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或普查。

五、组织与领导

（二十七）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内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轻工总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协同组织实施本计划。卫生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二十八）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负责提供信息、建议，供有关方面实施本计划参考。

（二十九）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当地的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三十）各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工作计划并检查执行效果。

计划生育政策 篇6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2、、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3、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对于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国家、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规定：

1、伪造、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明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不按照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经其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通知后，逾期仍拒不补办或者拒不交验婚育证明的，由其现居住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3、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和个人拒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的，由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4、用人单位和雇主拒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的，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5、招用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成年流动人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6、房主拒不配合做好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新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篇7

第一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想准备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没有明确的人生育政策, 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状态, 人口自然增长率1952年达到20‰, 以后的几年有增无减。1955年3月中央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上指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 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 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 (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 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标志着我党由反对节制生育到赞成节制生育思想认识的转变, 第一次把节制生育上升到党的重大政策的高度。

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要提倡节育, 要有计划地生育”。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7月《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影响广泛, 成为当时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行。1962年12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批示, 主要在城市、农村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县不同程度地开展计划生育试点。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行, 计划生育工作被停顿, 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 1966年至1969年这四年间, 年均人口出生率都在34‰以上, 年净增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

第三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形成和全面推行 (“晚、稀、少”生育政策) 。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 1974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和河北省的有关报告中, 肯定了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1978年10月, 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的内涵, 具体提出晚婚为女23周岁, 男25周岁, 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对职工和农民接受节育手术以后的福利待遇问题作出了规定, 要求城市住房和农村口粮、自留地分配等社会经济政策和其他一些规定, 都要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基本形成, 在城乡逐步得到落实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3, 人口出生率由33.43‰降至18.21‰, 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83‰下降到11.87‰, 净增人口由2321万减少到1163万。

第四阶段: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 (“一孩”生育政策) 。1989年9月2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第五阶段:逐步稳定完善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 政府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在“合情合理, 群众拥护, 干部做好工作”的原则指导下, 逐步放宽了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 并完善了各地方的具体计划生育条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2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取得的成就

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实现了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 使中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同时我国人口健康和教育水平也得到了一定提高,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全国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为9.54%, 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经过努力中国人民的总体健康状况也有极大改善, 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均有显著下降, 人均寿命值由解放前的35岁增长到71.4岁;随着人口增长速度减缓, 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迅速上升, 抚养比下降1/3左右, 劳动力资源供给丰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宝贵的“人口红利期”, 人力资源优势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3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3.1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生育的自然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 人口的发展既要避免过高增长, 也要避免负增长。上世纪70年代末人口学家运用略普诺夫稳定性理论, 计算出符合人口自然更替水平的妇女总和生育律的临界值为2.14。目前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 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生育自然更替水平时, 人口增长惯性稳定一定水平后总人口规模增长缓慢, 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 按目前公布的妇女总和生育率1.8及下降趋势, 学者预测2030年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如表1中所示, 五次人口普查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 2008年达到80%左右;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由1953年持续增长, 2008年为8.3%;青少年人口比重却逐年减少, 2008年为19.0%。由此形成的中国人口金字塔的顶部 (老年人口数量及其所占比重) 不断增加中间膨胀, 而底部 (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及其所占比重) 呈现不断收缩的明显态势。

计划生育政策引发的人口问题凸现, 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一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养老问题。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已于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按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使社会供养矛盾突出。实施计划生育前养老问题多是由子女分摊,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使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比例, 从以前的多个子女照顾一对老人变成现在的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位老人, 为子女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同时也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越来越多的养老保障问题需要社会和政府解决。

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第三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男女性别比为108.5, 而2007年上升为120.2, 按此速度发展下去, 据有关专家预测, 2020年我国处于适婚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将多出4000万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这一思想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偏差的存在, 在政策执行中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问题的监管不力, 导致一些家庭为了达到生育男婴的目的, 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到医院做胎儿性别检查, 一旦检查发现所怀女婴, 立即中止妊娠。

我国人口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出生约1500万新生儿, 严重出生缺陷的占1.3%。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医疗卫生水平的落后孕婴死亡率较高。同时农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较低, 全国4.97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1%, 初中程度的占50.38%, 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 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7%;全国文盲、半文盲的90%以上集中在农村。

3.2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设想

任何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稳定的调整。当前适度稳健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很现实的选择,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 提高人口质量为主。

设想一:适度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 逐步放宽生育“二胎”政策。包括, 落实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的政策;调整农村地区现行的“一孩半”政策, 允许农民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这样有效地避免了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带来的人口总量的负增长, 缓解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社会问题。

设想二:第一胎和第二胎之间应有一定时间的生育间隔, 准许生育两个子女, 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尽量拉长两胎间的生育间隔, 减轻家庭抚养孩子的压力的同时也可以避免每胎孩子在成长中的遇到的人口问题带来的影响。

设想三:在稳定人口数量的同时, 还要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国民生活水平, 完善医疗保健制度, 力争使我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达到76岁以上, 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80岁以上。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提高全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

4 强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路径选择

政策宣传方面:加大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 普及计划生育知识。结合“五五”普法, 借助媒体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法制宣传, 深入开展国策、国情、人口形势教育, 让群众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广大的农村地区要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促进计划生育惠民政策深入人心。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主体建设。完善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准入、选拔、培养、交流、退出机制, 加强计生队伍职业化建设。推进计划生育工作从“强制式”到“自愿式”的转变, 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计划生育工作者应摆脱传统思维观念的束缚, 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尽量给予满足, 随着群众的意愿和社会的要求逐步完善, 做到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建立和完善利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政策环境。 (1) 健全计划生育的奖罚政策。一方面, 设立专门账户管理计划生育罚款, 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给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户, 作为奖励;另一方面, 计划生育奖罚的额度标准应该定在能弥补家庭为遵守计划生育而付出的成本上, 这样才能起到奖罚的作用。 (2) 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后盾,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落后的生育观念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 但是在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情况下, 养儿防老、人多力量大就成为农民的选择。农村违法生育现象必然不断涌现, 性别比指标居高不下。立足于现实从长远看,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实施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 (3) 建立稳定增长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各级财政逐年增加投入确保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奖励优惠政策、县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基本建设和队伍建设、计划生育经常性工作、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等经费的落实。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向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投入。积极运用市场机制, 采取建立基金、开发险种等方式, 吸引国内外资金。加强监督检查, 严肃查处在奖励优惠资金发放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使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我们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稳定低生育水平, 提高人口素质, 适时的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解决人口问题, 以适应未来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三十多年的实践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进入新时期我国国情和人口形式发生变化,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本文通过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提出调整设想及强化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演变历程,成就,调整设想,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王海燕, 张传武.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概论[M].济南:济南出版社, 2000.

[2]张纯元.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0 (1) :48.

[3]李晓波.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否定[J].学习月刊, 2009 (7) .

[4]黄信杰.浅析G市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实效的原因及对策[D].复旦大学.

中国生育政策演变的正弦规律 篇8

关键词：正弦；生育政策；演变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82-04

一、引言

根据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要求，按照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撤并卫生部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就意味着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职使命已经完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展也进入了全新阶段。

2013年11月11日晚，新华社刊发题为《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40余年，我国少生4亿多人》的报道称，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而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单独”二胎政策被启动，开始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计划生育的话题又一次成为热点。

回首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生育政策发展曲曲折折，在不断的经验积累和教训吸取中慢慢成长。

本文就是从纵观角度，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希望可以找到政策发展的规律，为未来的生育政策的选择提供参考。

二、问题提出

结合对中国生育政策发展历史的回顾，笔者发现，该政策的发展历程符合正弦函数的变化规律。另外，结合正弦函数的周期变化，笔者大胆预测，中国生育政策也可能会呈现出周期性变化规律（如图1所示）。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生育政策的主体，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与计划生育的发展基本相当，所以本文主要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的讨论。

三、中国生育政策历程回顾

（一）1949年—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政府工作的重点是巩固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1]，依旧薄弱的社会实践经验还不具备提出一项明确的生育政策的条件。再者，当时人口的迅速增长后果的滞后性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未受严重影响，无法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警惕。

另外，在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下，新中国选择外交“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新中国的建设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生育政策也不例外。当时，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这种做法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广。恰好这种鼓励生育的做法不仅符合中国五千年传统社会传承下来的“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而且也迎合当时全国上下营造的“人多是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政治气氛。更主要的是，1950年—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让中国元气损伤，国家需要鼓励生育，弥补人口损失，也要为工农业生产壮大劳动力队伍。

这一阶段的发展正如正弦曲线的正值部分，如图1，从1949年—1953年鼓励生育力度是正值，而1951年抗美援朝开战后达到鼓励生育政策的力度顶峰。而后，力度逐步减弱并向第二阶段过渡。

（二）1953年—1959年，节育酝酿阶段

1955年3月，对《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族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1956年底，党的“八大”会议上，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这是我国控制人口的思想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布于众。

为什么从建国初期的鼓励生育话锋一转而要适当地节制生育呢？原来，1953年，我国组织进行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58260万人，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所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大致算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要增长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这样的增长率下供应问题会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再说，稀缺的耕地和庞大的农业人口，有限的工业设备和急增的城市人口，高达20‰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党和政府领导人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这一阶段发展正如图1中1953—1959年的这段曲线，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鼓励政策力度值渐渐为负，也就是慢慢开始节制生育。

1957年，时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提出他的人口观点“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他主张计划经济的同时应该也要有计划生育。但如此先进的人口思想并没有掀起计划生育的浪潮，反而在反右斗争中，马寅初和《新人口论》被批判，收到极不公正的谴责。而由于对马寅初的批评，中国人口继续增长3亿，“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三）1959年—1969年，节育探索阶段

1962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提出“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主要内容的人口生育政策，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次年10月，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计划生育问题，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慢慢被提上日程，蓄势等待着破土而出。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形成的过程困难重重，跌跌撞撞，但是政策从无到有的整体发展趋势还是乐观向前的，正如生育政策正弦曲线（图1）中1959—1969一段，节制生育的力度在慢慢加大，依旧在摸索中前进。

20世纪60年代节制生育人口政策产生的两大动因：第一，1958—1960年，拔苗助长式的“大跃进”运动使城镇人口迅速增长，从而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为了克服人口增长和粮食紧缺之间的尖锐矛盾，国家一方面主张减少城镇人口，另一方面主张控制人口的增长，节制生育[2]；第二，1959—1961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发生，中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灾难之后的补偿性生育，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6.99‰，人口总和生育率是6.02， 1963、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继续攀升，196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33.33‰和总和生育率7.50均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2]。

为了更好地推进节制生育工作，1964年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但是，好景不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实施节制生育工作的社会政治环境已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也陷于瘫痪状态，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人口又一次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中。

（四）1969年—1980年，节育推行阶段

从图1我们看到，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力度逐渐加大，鼓励生育值逐步减小，节育力度值在逐步增大。

20世纪初，瑞典的经济学家威克塞尔、英国经济学家坎南和人口学家卡尔·桑德斯提出了“适度人口理论”，提出“环境容量”“人口承载量”等概念。在中国，人口居住相对较差的地理环境和人口过度增长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2]。人口增长的巨大分母效应愈演愈烈，即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算，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使得资源相对紧缺的格局愈演愈烈。人口的持续增长对有限的耕地面积又提出严峻的挑战。考虑到自然环境、技术水平、民俗习惯和其他因素，以“提供按人平均的最大收益”来计算的人口“适度数量”和“适度密度”已经没有满足条件。另外，“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六个年头，这期间人口盲目增长，1966—1970年的5年间，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2700万之间，全国净增人口超过1亿，1969年，中国人口总量突破8亿，1970年达到82992万人，已经远远超出1956年孙本文根据我国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就业情况而认定的8亿最适应人口数量。

面对如此挑战，国家已经到了必须推行计划生育的地步。197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第四个五年计划中，这预示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式开始。“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想法渐渐形成了我国这一阶段“晚、稀、少”的人口生育政策。“晚”指的是男25周岁之后、女23周岁之后结婚，女24周岁之后生育，有这样一种说法，女24周岁生育比20周岁生育的最大好处在于，每100年里可以少出生一代人；“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同时，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有具体的处惩规定，比如，人事、劳动、教育部门应把实行晚婚节育作为考核干部、职工、学生的内容之一。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1980年秋党中央、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止。

为了使“晚、稀、少”政策有效落实，国家开始组建计划生育组织机构。1973年，国务院批准恢复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随后，各地区也相继恢复或成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五）1980年—1983年，节育紧缩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紧急“加速”，当时的计划生育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就像路上稳步前进的汽车，为什么会如此紧急地“加速”前进？原因是：一，为了实现1980年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0‰以下，为了争取全国总人口在20世纪末不超过20亿。按照当时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2个子女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20世纪末达到13亿，在2020年左右超过15亿；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生活水平较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欲望也有所扩张，“多子多福”的观念依然盛行；三，“大跃进”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在这一阶段开始进入育龄阶段，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会有所反弹；四，1978年，天津医学院44位女教职工发出的《独生子女倡议书》，这是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产生契机；五，我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以上这些原因决定了我国会在这一阶段推动计划生育的“加速”前进，采取“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办法，尽管这个方法有些激进。图1中看到，这一阶段，节育政策力度达到最大值，实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紧缩计划，正弦函数也实现了它的最小值。

激进的方法推行效果实现的同时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出现。比如，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方法略显粗暴和不当，有些地方出现强制孕妇引产等现象，致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部分地方出现严重的对立冲突情绪。

1982年9月，实行计划生育确定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宪法》中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自此确立起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由此可见，国家已经将计划生育政策力度加到最大，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恰好符合图1政策正弦曲线的最小取值。

（六）1983年—1990年，节育调整阶段

面对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过程中在农村的窘境，为了缓解干群矛盾和冲突，为了解决决策者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国家不得不对独生子女政策稍作调整，因此，提出了“开小口，堵大口，刹歪口”的调整策略，正如图1中1983—1990年的曲线变化，生育政策已经越过了最严格的“低峰”阶段，略作宽松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力度稍有减少。

这一阶段的政策调整主要内容有，一是在农村有控制地把“口子”开的稍大一点，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第二胎，也称“一孩半”；二是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三是严禁徇私舞弊，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坚决予以处分。计划生育政策不但要抓紧，而且要抓好，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就这样，计划生育政策已基本形成现在的政策框架。

计划生育政策摸索推行中总有磕绊。这一阶段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标准”，即放宽生育政策忽略了“开口”的大小标准，忽略了一胎政策和“一孩半”政策之间衔接，出现了“抢生、偷生、超生”的现象，人口控制出现波动。

这种局面下，国家吸取山东省的经验，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允许农村独女户夫妇再生一个孩子。1986年12月，中央再次明确指出，农村应该有个长期、稳定、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除过去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外，要求生育第二胎的独女户间隔若干年后允许生二胎[2]。

（七）1990年—至今，节育稳定阶段

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低生育水平已成为现实。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03年3月9日，胡锦涛在第13次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努力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独女户可以间隔几年之后生二胎，这基本确定了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框架。

生育政策变化正弦曲线（图1）在这一阶段的计划生育力度慢慢放宽，在人口增长率控制很有成效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重点渐渐转移，抑制生育的力度也在慢慢减小。

四、由现在及未来

“放开生二胎”政策已经在山东长岛实行30年，虽因二胎政策的放宽，出生率一度反弹，但是不久人口就进入到负增长，且持续至今。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东省莱州市2010年的常住人口数为88.39万。而莱州市在2000年的常住人口数为88.9361万人。10年的时间，常住人口减少了5461人。

根据田雪原的中方案预测结果，全国总人口可由2000年的12.62亿，增长到2020年的14.44亿，2030年达到峰值14.65亿，随后人口规模有所减少，2100年会减少到5.56亿[3]。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同时也验证了我国生育政策向图1未来段发展的前景。

现在，我国已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各省市自治区也陆陆续续出台相关实施办法。就目前二孩准生证的办理情况看，全国上下申请比例较低，并没有出现出生堆积的现象。符合条件生育第二孩的独生子女并没有蜂拥而上地办理准生证，可见生育行为不仅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经济、观念、受教育程度等。一直在计划生育政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80后、95前已经相继进入要育龄年龄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代人的思想里留下很深的印记。另外，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房地产价格的一再飙升，年轻人的生活成本与收入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从孩子养育成本的角度考虑，更多的年轻人只想生一个孩子，有的甚至愿意成为“丁克”。长此以往，人口出生率会降低，相信在未来中国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趋势。当零增长或负增长持续发生，劳动力出现紧缺，老龄化愈发严重，那时，生育政策会再次出现鼓励生育的倾向，正如正弦曲线的未来段（图1），鼓励生育力度值会慢慢为正。

“单独二孩”政策只是生育势能的探路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育政策必定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笔者可以大胆的推测，未来中国的生育政策会出现类似于历史变化的过程，呈现出近于正弦函数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五、结语

回首中国生育政策六十多年来的演变，可以看到，生育政策一直“摸着石头过河”，呈现出类似正弦函数周期变化规律的生育政策具备中国特色，并一直在经验教训中努力完善自身体系。

参考文献：

〔1〕乔晓春，李建民，陈卫，段成荣，穆光宗，朱国宏.人口学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汤兆云.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3〕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汤兆云.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形成与稳定[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5-50.

〔5〕田雪原.新中国60年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J].学习论坛，2010（2）：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