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

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共12篇）

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 篇1

一、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作用

(一)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容

国际支付原则, 即一国货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如何确定, 一国对外支付是否受到限制, 一国货币可否自由兑换成支付货币;

国际储备货币, 即一国政府应持有何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 用以维护国际支付原则和满足调节国际收支的需要;

国际收支调节机制, 即一国国际收支不平衡时, 政府应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调节以及各国之间如何进行协调;

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使国际贸易和投资最大化, 并使各国能“公平地”得到来自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的利益。

(二)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1.“特里芬难题”的存在。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美元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为满足世界经济增长对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增长需要, 美元的供应应当不断增长;而美元供给的不断增长, 又会导致美元同黄金的兑换性日益难以维持。美元的这种两难, 被称为“特里芬难题”, 其本质可以概括为: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不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当前的货币体系下, 这一问题仍然存在。

2. 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

在牙买加体系下, 逆差国只能靠发生国自行平衡, 而现实情况是, 多数国家根本无法靠自身的能力来平衡收支, 因此, 在制度设计上牙买加体系存在缺陷。

3. 缺乏对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对大量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监控和管理的有效机制, 资本大规模频繁无序流动必然会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

(三)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1.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

未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变革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性是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从当前世界上几种主要储备货币看, 美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美国经济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其他储备货币依然难以在短期内取代美元。

第二种可能性是国际储备货币更加多元化。未来中国的人民币, 印度的卢比, 俄罗斯的卢布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当然也有可能出现新的区域性货币, 如“亚元”。

第三种可能性是创造一种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这就要逐步扩大SDR的作用, 使之发展成为理想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2. 调整国际收支失衡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调整国际收支失衡。

2008年金融危机本身既说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同时也说明新兴市场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也同样难以持续。因此, 发达国家要增加储蓄, 减少赤字, 新兴市场国家必须增加消费。

3. 加强国际金融监管

在全球金融危机应对过程中,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明显不足。现在一个主流设想是在未来一个时期, 把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 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

(三) 中国如何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作用

1.积极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市场发展。尽管目前亚洲尚未达成正式的货币合作协议, 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在货币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应推动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自己的中央银行, 未来甚至推出“亚元”。

2.积极参与IMF改革。在IMF的治理结构改革方面, 鉴于中国目前是全球外汇储备的最大持有国, 其他国家对中国向IMF注资抱有很大希望。中国政府应抓住这一机会, 要求将对IMF的注资与IMF的份额重新分配相挂钩。

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与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 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未来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并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BIS、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多边组织的活动, 尽快融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中去。

3.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建。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加快了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 开展人民币结算试点, 推动货币互换, 扩大人民币发债规模, 人民币区域货币地位明显提升, 人民币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跨境边贸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未来要继续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 建设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成本分析

(一)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获得可观的铸币税。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收益是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的收入。国际铸币税是指当一国货币国际化后, 该国货币当局凭借其发行的特权, 从外国非居民那里所获得的可量化的发行收益与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人民币国际化将给我国带来可观的铸币税收入。

2. 有利于节省外汇储备。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有助于解决外汇储备所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这一问题, 主要是因为:一方面, 我国具有了逆差融资的能力, 即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 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增发人民币而自我取得融资, 不必进行代价较大的内部调整;另一方面, 我国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筹资能力也将大大增强, 因而平时不用备有大量外汇储备。

3. 额外金融性收益。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 为国外的央行以国债和存款形式持有成为境外储备资产。虽然中国必须向境外银行支付国债和存款利息, 但这些储备资产为国内银行体系和政府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 并通过国内银行体系和政府财政机构转换为可贷资金并创造收益。由此可见, 除了铸币税收益, 货币国际化还为发行国带来了额外的金融性净收益, 其大小等于发行国运用境外储备资产的收益和成本之差。

4. 降低汇率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之后, 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手段, 进口直接用人民币支付, 节约了外汇, 出口也不受其他货币波动的影响, 减少了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同时, 人民币国际化使得我国企业以较低的成本从事对外直接投资, 有利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此外, 还有利于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减轻外债的汇率风险。

(二) 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 它将使我国享受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也付出成本。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和可能带来的风险,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使国内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

依据“三元悖论”,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三者无法同时实现。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 就必须要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 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 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面临很大的挑战。

2. 遭遇“特里芬困境”。

前文已经提及, 任何国别货币都会面临国际清偿力和信心的矛盾, 这就是“特里芬困境”, 人民币国际化也将面临此困境。

3. 人民币汇率政策受到约束。

当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我国针对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的阻挠。以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不愿承受人民币贬值后的储备资产损失, 势必会干预人民币贬值政策的执行。同时, 人民币贬值也将损害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声誉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因此, 人民币国际化后, 我国的汇率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约束。

4. 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 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货币国际化后如果本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 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 都将给国际投资者以套利的机会, 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

三、结语

在目前各国综合实力此消彼长的较量中, 总体而言, 人民币国际化收益大于成本。当前, 人民币国际化还处于初步阶段, 而且,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些条件, 如本国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接轨等问题都需要时间。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 需要主动规划稳步推进, 也是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最终目标。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并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进行展望。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应发挥的作用, 并且从收益和成本两个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收益,成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从金融危机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J].国际融资, 2010, (2) .

[2]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及中国的参与[J].国际经济评论, 2010, (1) .

[3]王华庆.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 .

[4]武艳杰.全球金融危机下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审视与展望[J].上海金融, 2009 (, 3) .

[5]李钢, 谢臻.国际货币体系评述[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2) .

[6]许祥云, 李一丁.货币及人民币国际化成本收益的研究综述[J].金融教学与研究, 2010, (1) .

[7]赵娜.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成本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7, (6) .

[8]张浩.浅议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J].黑龙江金融, 2010, (2) .

[9]宋建方.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09 (, 8) .

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 篇2

中国抑制消费的成本分析

从抑制消费到刺激消费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大制度变迁,而抑制消费日益增大的.成本导致了人们对这一制度的不满意,因而成为制度变迁的诱因.以定量配给制为例分析了抑制消费为政府管理所带来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通过观察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购买过程和购买行为,分析了抑制消费发生在消费者身上的成本.

作 者：李通屏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商学院,河南,郑州,450052刊 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年，卷(期)：22(2)分类号：F014.5关键词：制度成本 抑制消费 刺激消费 消费制度 制度变迁

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 篇3

关键词：非传统货币政策；影响；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8年雷曼倒闭后，美联储为应对金融危机，实行非传统货币政策，投放大量流动性。美联储非传统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效果怎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又如何?本文基于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特点，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本文主要从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对美国通胀及失业的影响等方面分析该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从该政策对中国通胀影响等方面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研究现状

现有对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研究主要針对早期日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此次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实施效果。

对于日本，多数研究者从考察政策实行后日本一系列的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例如：考察货币、金融指标、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分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对于美联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美联储的政策有助于稳定金融体系，但是刺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作用有限。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依据美联储实施非传统货币政策后的美国经济数据及相关的中国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三、样本数据

样本数据选取从2007年1月到2012年4月的月度数据，美国的经济数据是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M2存量数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中国CPI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数据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中国出口数据根据商务部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路透社商品价格指数CRB数据根据和讯网财经日历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

四、美联储非传统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模型中使用的所有数据都经过季节调整以消除季节因素影响，模型滞后阶数采用AIC与SC最小原则。统计分析用EViews软件处理。由于篇幅所限，以下实证分析中略去VEC模型结果，只分析由估计模型得到的脉冲响应图。

（一）美联储非传统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1）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及失业的影响。稳定物价和促进就业是货币政策的两大目标。建立2个VEC模型分析美联储实行的非传统货币政策降低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效果。

模型：模型选取3个变量：有效联邦基金利率，记为EFFR，通货膨胀是对数形式的城市消费者消费物价指数，记为LNCPI，失业率记为UER。首先，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CPI，UER是I（1）序列，JJ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存在1个协整向量，因此估计如下形式的VEC模型：

Dyt=αβyt-1+■ΓiDyt-i+εtt=1，2，…，T

（1）

其中，yt=（EFFRt，LNCPIt,UERt）′，α，β分别是调整参数矩阵和协整向量矩阵。

分析由模型得到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1中，a图中，联邦基金利率变化对通胀有正冲击，说明低利率稳定了通胀。b图中通胀变化对失业有负冲击，说明低通胀伴随高失业。c图中，联邦基金利率变化对失业有增强的负冲击，说明低利率没有降低失业。d图中，失业变化对通胀在4期内有增大的负冲击，说明较高的失业率降低了通胀。

模型2：模型2选取的3个基本变量分别是货币供给量，采用对数形式的M2存量，记为LNM2，通货膨胀是对数形式的城市消费者消费物价指数，记为LNCPI，通胀预期采用美国密歇根大学通胀预期，记为MIE。建立VEC模型，yt=（LNM2t，LNCPIt,MIEt）′。

分析脉冲响应图。图2中，a图中M2变化对通胀有正冲击，说明增加货币供给量，长期内通胀水平上升。b图中通胀变化对通胀预期有较正冲击，说明美国现期低通胀，使通胀预期水平较低。c图中M2变化对通胀预期初始冲击为负，但很快变为正，说明货币供给量扩张提高通胀预期。d图中通胀预期变化对通胀有正冲击，说明通胀预期水平提高会使通胀上升。

（2）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对利差的影响。

模型选取3个变量，对数形式的货币供给M2存量，记为LNM2，通胀预期，记为MIE，期限利差采用美国10年期固定期限国债利率与1年期固定期限国债利率之差，记为TSP。估计VEC模型，yt=（LNM2t，TSPt,MIEt）。

脉冲响应函数图分析。图3中，a图中M2变化对期限利差有正冲击，说明扩张货币供给量没有降低期限利差，反而由于担心未来通胀水平上升，期限利差扩大。b图中，期限利差变化对通胀预期有正冲击，说明期限利差扩大提高通胀预期。c图中，通胀预期变化对期限利差的冲击影响为正，说明期限利差是通胀预期的反映，通胀预期水平上升会扩大期限利差。

（3）美联储非传统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选取3个变量，有效联邦基金利率，记为EFFR，对数形式的美国商业银行贷款总额，记为LNTLOANS，对数形式的美国城市消费者消费物价指数，记为LNCPI。建立VEC模型，yt=（EFFRt，LNTLOANSt,LNCPIt）′。

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图。图4中，a图中，利率变化对贷款有正冲击，说明低利率能够刺激信贷扩张。b图中，贷款变化对通胀有负冲击，说明信贷扩张没有提高通胀。c图中，通胀变化对贷款初始冲击为负后转为正，说明低通胀促进信贷扩张。

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 篇4

关键词：股利政策,代理成本理论,代理成本

代理理论是股利分配理论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理论, 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是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西方, 代理成本主要发生在经理和股东之间, 所以其股权分配中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多发放股利从而抑制经理人员和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我国的上市公司因其特有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制度, 使其股利分配也呈现出自己的特征。本为就主要从代理成本理论出发, 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特征。

当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 股东与经营者、债权人之间往往会出现利益冲突。这表现在:股东、债权人、经营者都基于自利行为, 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 而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会损害到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利益。这种利益冲突反应到公司股利分配决策过程中, 即表现为不同形式的代理成本。

一、基于代理成本的股利政策的表现形式

关于股利决策的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第二种是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第三种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第一种的代理成本主要反映在两类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类的代理成本发生在公司内部具有管理权的经理人员与外部拥有所有权的分散投资者之间;第三类的代理成本反应的是占主导地位的大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

1. 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

企业股东在企业的投融资决策的过程中, 可能会基于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而做出一些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决策。如股东通过发行债券支付股利, 就会导致企业负债水平增加, 财务杠杆提高, 使原债务人的风险加大。同时, 企业若为发放股利而导致企业的流动性不足, 使定期付息发生困难, 也会增大债务人的风险。所以, 当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发生代理冲突时, 债权人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 而在贷款合同上做出一些限制性条款。如, 在企业流动性不足时不允许发放股利等。总的来说, 债权人希望企业少发放股利多留存。

2. 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在很多情况下, 经营者都会牺牲股东的利益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了减少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降低代理成本, 股东则希望将企业的剩余现金流量以股利的形式发放, 以减少经营者控制企业资源的能力, 经营者可自由支配的现金越少, 就越难以投资净现金流量为负的项目。因此, 代理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应采用高股利政策, 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 降低代理成本, 增加企业价值。

3.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在上市公司的资本构成中, 除了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外, 基本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和所有权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股东手中, 大股东可以通过对公司资源的控制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从而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控股权的集中使得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日益成为中小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 法律对于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中小投资者的维权意识也比较薄弱。这些都使得大股东可以采取各种手段侵害小股东的利益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从而会使大股东忽视中小投资者基于所有权的正常股利分配。而股利分配又是中小投资者获得基于所有权利益的唯一方式。但对公司有绝对控制权的大股东却可以通过直接占用资金、关联交易、股权转让等方式获取控制权收益。正因为如此, 有些企业为了向外部中小投资者表明企业自身盈利前景与公司治理的良好状况, 就通过多分配少留存的股利政策向外界传递声誉信息。

二、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特征

1. 现金股利分配相对较少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 定期分派现金股利的很少。即使是在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之后, 上市公司的派息意愿仍然不强。股利分配政策本是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它的制定和实行除应考虑企业的经营情况和未来的投资需求外, 还要考虑到公司的资金供给者即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然而, 实际情况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收益分配权却经常被忽视。即使是分配股利的企业, 其股利形式也往往是多样化的。如将配股作为股利分配或者是大量采用股票股利的分配方式。单纯发放现金股利的企业较少。

2. 股利分配政策波动性较大, 缺乏连续性

在我国, 上市企业对股利分配往往没有很好的规划性, 通常是临时决定分配股利的形式和数量。其股利政策的施行有很强的随意性。这使得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很难预测股利的变化, 其收益也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3. 股利分配行为极不规范

股利分配是上市公司重大的融资决策之一, 而中国的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却极其的不规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股利分配方案的制定缺乏严肃性, 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经常凭个人原因而随意更改分配方案, 造成二级市场的波动, 影响公司股价;二是在分配股利的过程中同股不同利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征的代理成本理论诠释

对现在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进行分析时, 应该围绕社会公众股——国有股———管理者这种关系进行分析, 而不能完全按照发达国家那样以债权人———股东———管理者为中心来分析代理成本。因为我国上市公司有比较特殊的股权结构, 国有股所占比重过大, 形成“一股独大”的现象。在中国这种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 拥有占绝对控股权的大股东, 对中小股东 (大多数为流通股股东) 权益的侵害是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股利代理理论指出, 控股股东可以通过高额薪水、转移定价等方式侵占公司利益, 或者用公司的资产进行只能使他们自己获利的投资。这种严重的代理问题或者说内部人控制问题阻碍了公司的股利分配。而产生代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的缺陷。在我国, “代理大股东”一股独大、国有股比例过高使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严重,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均处于大股东的控制之下;外部治理机制也存在缺陷。那么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存在内部人滥用资金进行盲目投资营造“企业帝国”或直接从上市公司转移利润等代理问题而不分配现金股利是如何体现的呢?对于存在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来说, 企业是否分红, 最终的决定权由企业的控股股东掌握, 由于投资项目中可能隐含着对控股股东的独享利益因素, 控股股东的盈利分配决策可能被其单方利益所扭曲, 即使控股股东手中没有盈利的投资项目, 控股股东也有可能对盈利不分配转而投入亏损的项目中。假设一家上市公司年末有数量为P的盈利, 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为b, 并掌握了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权, 由他来决定是将P分配给各股东还是投入新的项目a中以扩大生产规模。假设项目a是一亏损项目, 总价值V<0, 但是项目a对于控制方股东而言存在着正的独占利益, B>0, 如果下列不等式成立, 该上市公司将投资于亏损项目。b (V-B) +B>b P将该式作一些变形, 得P

中国是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 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经济格局, 作为中国最大的企业主体的上市公司, 如何管理好现金股利政策的激励作用和管理人的代理成本是解决中国上市公司重要政策和方法之一, 同时, 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 来管理现代企业。

参考文献

[1]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J].财经研究, 2001

[2]吕长江.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股利分配及管理股权比例相互作用机制研究[J].会计研究, 2002, (3) :39-48

[3]应展宇.股权分裂、激励问题与股利政策——中国股利之谜及其成因分析[J].管理世界, 2004, (7) :108-126

[4]肖珉.自由现金流量、利益输送与现金股利[J].经济科学, 2005, (2) :67-76

中国旅游产业政策分析 篇5

来源：奥古特咨询机构 苍石

“十二五”期间，我国旅游业进入大众化的全面发展阶段，面临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

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调整，民生基础更加稳固，国际国内旅游市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更加稳固，这便为旅游商品市场的繁荣打下了经济基础。

第二、近年来我国旅游法制化进程加快，与时俱进，颁布实施及修改一些列旅游法律条文，有效促进了旅游产业的规范性，为旅游商品市场的发展打下了法制基础；

第三、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影响下，一些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展旅游的积极性将更加高涨，为旅游商品市场发展打下了坚定的群众基础；

第四、资源和要素短缺的矛盾将得到有效的缓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高速交通体系的完善、信息化在旅游业的普及应用等，这都使游客的旅行、居住和相关消费变得更加方便，为旅游商品市场的发展打下了社会基础；

第五、“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十二五”规划对于旅游业的部署，加之今年新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这无疑为新时期旅游商品市场的发展带来的政策基础；

第六、不断加强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国际合作的深化等，也都为旅游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支撑，进而促进旅游商品市场的发展。

与此同时，旅游产业对环境的变化很敏感。在今后的五年，我国旅游既要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持续增长且不断变化的旅游休闲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旅游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也面临后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不稳定、全球气候变化等中长期挑战，以及各种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公共卫生等不利事件对旅游业的阶段性冲击，这些问题的应对及解决又将影响到旅游商品市场的发展。可以说，“十二五”期间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是战略性的，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也是空前的。

（一）、国内旅游业发展机遇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以及各省市区根据《意见》精神出台的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旅游业发展营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

1、“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2、我国将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产阶层的绝对规模和相对比重，为旅游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城镇化有利于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为旅游消费提供新的增长空间。

4、“十二五”期间，政府支出中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这也将有利于居民消费预期的形成，促进旅游消费需求的增长。

5、高速交通体系的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等配套支撑体系不断完善，将提供更加稳固的发展基础。

6、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以及现代商业模式的创新，将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我国旅游业的开放水平也不断提高。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旅游交流合作蓬勃发展，我国已提前兑现“入世”关于旅游业的各项承诺，目前国际上著名旅游集团几乎全部进入中国，外资进入中国旅游业呈加速态势，并向二三线城市纵深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出境旅游持续快速增长，也将推动我国旅游企业更快地“走出去”，使得中国旅游业越来越融入全球化发展的大格局当中。

（二）、国内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自助出版政策与法规环境分析 篇6

关键词：自助出版；电子书；政策；法规

自助出版是指不经过第三方出版商，由作者自己出版图书、网站、电子书、小册子、音乐或视频等媒体形式的行为。①从历史上看，自助出版并非一种新生事物，然而较大规模自助出版的出现，却是市场需求、商业需求与互联网等技术结合的产物。近些年来，随着按需出版（POD）技术、在线零售商、电子阅读器以及平板电脑的出现，自助出版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从2008年开始，欧美国家自助出版首次超过了传统出版，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据美国书目信息管理机构鲍克公司（Bowker）的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自助出版书目增长到了391，000多种，比2011增长了59%，比2007年增长了422%，②呈现出爆炸式增长。

自助出版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内容原创。即作品或者内容出自作者原创，而非他人创作。二是自主权。这是自助出版有别于传统出版的最重要的特征，即作者拥有如何完成出版过程的决定权，并最终为自己所出图书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必须亲力亲为每一出版环节，很多时候作者可以将出版流程全部或部分外包。这里强调的是作者对整个出版过程的决策权。三是自主出版包括自费出版，即虚荣出版在内。四是自助出版范围不限于图书，可涵盖各种媒介形式。本文内容以图书为主，不包括网站、音乐、视频等媒体出版。

比之传统出版，自助出版具有门槛低、周期短、作者自主控制、版税高等优势，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版选择，也因此成为数字时代发展最迅猛的新兴出版业态之一，冲击着传统出版业的生态环境。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对自助出版的出现予以高度重视。目前，国内关于自助出版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欧美国家，而较少关注中国的自助出版情况。本文旨在简单梳理中国自助出版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自助出版特征及政策法规环境进行分析。

一、中国自助出版的基本情况

考察中国市场，自助出版已经大量存在。其一为纸书自助出版。用百度搜索“自助出版”，会出现一些平台推广链接，如北京时代铭语、北京出书网（兼营电子书出版）、天一出版网、中国出版交易网、钟书国际出版网与“来出书”等民营或国企网站，这些网站都是纸书自助出版平台，其基本运营模式是，平台为用户提供文字编辑、策划包装、书号、印刷等服务，有的还兼顾发行、推广，然后靠收取服务费盈利。其主要业务类型是职称出书、老人出书、名人出书、企业出书、公费出书等。由于这类出版的市场需求很大，因此数量并不少。其二为电子书自助出版。就形态而言，电子书包括已出版纸书的电子版、原生态电子书以及增值型电子书三种类型，即所谓电子书1.0、2.0、3.0。③由于纸书的电子版是已经出版的书，不能归于自助出版，加强增值型电子书的制作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此处所说的电子书是指原生态的电子书，即通过网络平台出版、销售的电子书。目前，中国电子书自助出版的主力为网络文学，即以网络为载体而发表的原创文学作品。中国网络原创文学起源于1997年的榕树下网站，之后不断发展，在VIP制、线下出版、版权拓展机制等运营模式之下，经历了一个从纯文学走向商业化的过程，④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目前，除了占据80%市场份额的盛大文学之外，一些大型网站，如百度、网易、搜狐、新浪、腾讯、京东、淘宝也都看好这个市场，纷纷跻身其中。此外，各大出版集团也有一定动作，如中国出版集团的大佳网、广东出版集团旗下的吸墨网也都开辟了原创文学版块。

网络文学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以手机阅读为主，这与西方国家售卖整本电子书的自助出版经营模式有所不同。在中国市场上，类似西方的自助出版亦有一些，但数量不多。如艺派（www.epub360.com）自助出版平台。该平台专注于视觉艺术领域的自助出版，主要发布摄影图册等版权内容。由于影响力较小，这些网站一般都会借助Appstore等第三方平台来进行售卖。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些零星的电子书自助出版，如多看书城会出版《知乎周刊》等书刊，并免费供应，豆瓣网于2011年11月也启动投稿系统，并于2012年5月推出“付费书店”，又于2013年开启豆瓣阅读专栏和连载推出个人作品投稿售卖。这些都是电子书自助出版领域可贵的探索。

二、中国自助出版政策法规环境分析

从形态上看，中国自助出版的类型与美国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发展却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技术、商业模式、内容供应问题，而是政策法规环境问题。无论是纸书还是电子书，中国自助出版都是在一种不完备、不清晰的政策、法规环境下进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灰色地带：书号与合法性问题

书号相当于图书的身份证，对书号进行管理是图书产业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与电子书不同，在世界范围内，实体书都必须要有书号。所不同的是，美国采用的是书号登记制，中国采用的是书号审核制。在美国，书号便宜，几乎没有成本，任何人都可申请，而在我国，书号是一种稀缺资源，需要申请与审核。按照总局规定，只有正规的出版单位才能获得国家批准的书号和出版号。而自助出版的主体基本都不是官方认定的出版机构，由于没有出版资格，他们只能靠向出版社购买书号出书。“买卖书号”成为纸书自助出版运营中最重要的环节。而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面，或者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的”都是违法行为，因此，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自助出版类网站的经营也是非法的。

电子书自助出版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电子书书号方面，国际上的管理制度也不一致。亚马逊目前并不要求自助出版作者有ISBN国际标准书号，但Barnes & Noble和苹果的iBook书店都已经要求ISBN。目前在中国，根据《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21条，电子出版物也必须有标准书号，但在实际管理操作中《规定》只实施于有物理实体的电子书，如光盘等音像制品，实际并未涉及本文所说的自助出版。这首先是因为《规定》中所涉及的出版单位指的是那些有条件得到认证的国有机构，而自助出版的主体，都不具备成为出版单位的条件，因此无从得到书号；其次是由于网络原创文学、自助出版电子书数量巨大，即使有出版资格，在书号数量有限制的情况下，网站也没有能力为每一个作者申请到书号；再次，自助出版电子书类型、格式多样，如网络原创文学以连载形式出现，在整本书没完成之前属于不定型状态，对其进行书号管理是有实际困难的。基于各种原因，目前中国电子书自助出版并未施行书号管理，但无论是从作者、读者、出版商还是管理者的角度看，对电子书进行书号管理都是必须而迫切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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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合法书号是图书出版的基本标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并无真正的自助出版。但就事实层面上看，自助出版已然存在并形成一定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助出版就只能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灰色状态中靠“打擦边球”生存，处境不可谓不尴尬。

2.内容和版权审核

自助出版的出现，虽然满足了市场的需求，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总结起来，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版权和内容两个方面。防止盗版、色情、暴力以及各种违法内容的出现是图书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在中国，实体图书出版这方面的审查职责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承担，而总局则将此权力下放给各官方认定的出版社，⑥出版社通过审、编、校环节，对将出版的图书进行自我审查，审查合格后申请书号，进入出版、发行环节。在网络时代，数字出版要求“从根本上重新设计传统出版的编、印、发业务流程”，进而要求内容审核方式的改变。⑦

依照这一要求，实体自助出版以及电子书自助出版的版权和内容审核应由出版主体——网站负责具体施行。在美国，内容和版权的审核就是由网站负责的，例如，亚马逊和苹果公司会用专门的软件来对自助出版的电子书进行审核，对某些图书还采取了人工审核的流程。中国有些网站也在进行类似的尝试，例如，豆瓣网就成立了编辑团队，对作者的写作能力、投稿作品进行严格审核，编辑审读通过后才能发布作品。

目前，国家也出台了一些网络出版审查政策，其中有些倾向于下放权力给经营企业。目前出版业的最高法规是国务院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颁布，2011年修订）。此外原新闻出版总署还发布了《图书出版管理规定》（2008）。针对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2002）、《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8）、《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网络出版服务管理办法》（2012，征求意见稿）等政策文件，文化部也颁布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03）、《网络文化经营单位内容自审管理办法》（2012）等。其中，《网络出版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指出原新闻出版总署、工信部负责网络出版服务监管工作，实行出版物内容审核责任制度、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等，保障出版质量和内容合法，但《办法》却缺乏具体细则，正式文件也还未出台。而由文化部颁布的，从2012年底开始实施的《网络文化经营单位内容自审管理办法》规定，网络文化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内容审核制度，审核权将交由企业自审，目前先从网络音乐、移动游戏行业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范围。⑧2014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决定对网络文学的内容进行不定期审读，监督网站出版业务情况等。⑨总的来看，在网络出版审查制度方面，政府还没有出台特别明确的规定。

由上述可知，目前中国针对出版的法规很多，其中虽然也涉及网络出版，但这些政策法规零散、粗疏，缺乏完整性、系统性，远远不能满足数字出版发展的需求，更无法满足自助出版的实际需求，很难解决实际问题。此外，多头管理、多头领导，也导致法规政策缺乏一致性，实际操作性不强。

自助出版代表了一种扁平化的出版格局，是互联网时代的自然产物，其生长态势是无法阻挡的，也正因如此，中国各种各样的企业，无论是大型互联网企业，还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乃至大型出版集团、正规出版社都有意进军这个市场，但目前整个自助出版行业却处于无法规、无政策、无监管的状态，导致经营者无法可依，始终处于裹足不前、进退维谷的状态。这种状况对自助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高度依赖法规政策是中国出版业的基本特点，因此，出台一套针对自助出版行业规范与发展的标准与法规是十分必要的。当前比较迫切的任务是，相关部门应针对中国自助出版的实际状况，对自助出版的范围、合法性予以明确界定，使从业者有法、有章可依，同时建立清晰、符合实际的电子书书号管理制度与内容和版权审查制度，以应对已经兴起的自助出版浪潮。

（安小兰，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 Self-publishing[EB/OL].[2014-08-15].http：//en.wikipedia.org/wiki/Self-publishing.

② Self-Publishing Movement Continues Strong Growth in U.S.， Says Bowker[EB/OL].[2013-10-09].http：//www.bowker.co.uk/en-UK/aboutus/press_room/2013/pr_10092013.shtml.

③ 安小兰.电子书概念辨析及其意义[J].出版发行研究，2012（12）：52-54.

④ 周志雄.对原创文学网站的观察与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4）：92-96.

⑤ 李镜镜，张志强.国内外电子书号管理现状及建议[J].中国出版，2013（21）：39-43.

⑥ 《出版管理条例》和《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规定，重大选题还需向新闻出版署报批备案。

⑦ 张晗.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下的美国数字出版业[J].新闻界，2013（20）：68-74.

⑧ 文化部“松绑” 网络文化内容自审 10大概念股解析[EB/OL].[2013-08-21].http：//kuaixun.stcn.com/2013/0821/10692031.shtml.

⑨ 胡建辉.新闻广电总局将不定期审读网络文学内容[N].法制日报，2014-01-09.

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 篇7

一、偏好伪装的内涵

偏好伪装是指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压力下,一个人隐瞒自己真实欲望的行为。[2]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中,必然要遇到许多价值和利益选择。生存必然是最基本的需要,但是人不能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他还要从事人类的各种创造活动,追求尊严而体面的幸福生活,享受生命中的各种价值,为自我实现而努力。然而,在利益分化、资源有限的现代社会里,对于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价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各种价值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那就不可能二者兼得,每个主体都需要对他的价值进行排序,这种对于生命中价值的排序就是“偏好”,它既是个人对于利益的一种理智地权衡,又是个体对于需求的一种情感倾向,但是当一个人不愿表达自己的真实偏好,或者由于某些原因被迫隐瞒自己的价值排序时,就会出现“偏好伪装”。

每个个体的偏好都是不尽相同的,偏好的差异正是协商得以进行的现实社会条件。对于单个个体来说偏好无所谓好坏,它只是个体对于人生价值的排序与选择,它的性质只是个人行为。假如我仅仅是数百万选票中的一票,我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收集候选人的详细信息呢?因为我个人的选票或意见根本无足轻重。但是当个人诉求汇集在一起,需要对公共事务做出决策时,群体内或群体间偏好的分歧与利益的不一致就成为需要借助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手段加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但是,群体的共识并非来自个体偏好的简单叠加,社会偏好也决不是个人偏好的简单汇集。在各种偏好的竞争中,公众的个人偏好表达会由于本身固有的政治冷漠或投票信息的不充分以及人性中的从众心里而被轻易转换,这种由于各种原因而被迫予以伪装的偏好必然将对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协商民主下偏好伪装的可能

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源于英美传统的自由宪政主义。自由主义将偏好看作是固定的,认为投票就是偏好的聚合过程,投票结果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协商民主论者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偏好聚合提出了批评。首先,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埃尔斯特就指出“事实上,从直接可观察的意义上讲,偏好从来都不是“特定的”。人们的偏好可能受到那些相同偏好的影响。更有甚者,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可能伪装自己的偏好。在两种情况下尤其如此:第一,存在各种涉及风险的预期遗憾;第二,真实偏好本身可能完全依赖于可行的背景。“偏好可能受到适应什么是可能的、其他人会做什么或者人们在过去做了什么的影响,或者它们可能会受到尽可能与这些相区别的期望的影响。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偏好变化的来源不在于个人,而在于个人之外。”[4]如果偏好是变化和隐藏的,那么投票所聚合的是否是公民真实的偏好就值得怀疑了。对于同样一张选票来讲,人们所持有的偏好表达的需求是不同的。一项提案受到大多数人的微弱喜爱,却遭到少数人的强烈反对,那么仅仅按照民主的多数规则来通过它,就难以体现对于公民身份的平等的尊重。民主决策的宗旨在于形成公意,而公意的概念不仅是数量上的,它要给予每一个参与决策的人以公平的表达机会,以及以自己的偏好影响公共决策的权利。冷漠偏好的多数并没有容忍强烈偏好的少数人的义务,而拥有强烈偏好的少数被迫认同群体目标的惟一伦理动机,也只有屈从于“更好理由”下的协商的讨论结果。如果不是这个伦理意义上的转变,那么被忽略的少数就会成为民主稳定性的潜在威胁。

实施协商民主必然要面临三个问题:统一或共同政治共同体的缺乏;文化多元主义的存在;现实社会中巨大的不平等。协商民主的核心假设是,在参与集体决断过程中有效的平等,这种“平等”在解释为机会平等的同时也应是一种对政治共同体相同的责任感和认同感。但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可能使某些团体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没有责任感和认同。公共协商要求参与者的认知和道德框架是完全相似的,必须有一套共享的基本认识观念和信念。但关于现实性的信念和假设、规范原则和实践、多种族、多文化现实方面存在的差异可能会使得这种共识很难达成。不同团体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认识资源的不平等,严重地阻碍了某些团体有效参与协商过程和平等维护自身需求和利益的能力。选民之间存在各种完全异质的偏好,这使得他们的选择将导致一种循环传递,从而使所产生的民主决策被随意处置和操纵。因此一些政客就可以利用这些随意性误导或间接胁迫公众,使得个人利益变为群体利益,导致了公众被迫进行偏好伪装。

三、政策制定下偏好伪装的成本与利益分析

为了在给定的问题上迎合不同观众的口味,一个善于印象管理的人可能有多个公开偏好。在消费者选择理论中,经济学家用无差异曲线代表偏好,在假定提供给消费者的是两个不同的组合中,他会选择最合适他嗜好的组合。如果两种组合同等程度地适合他的偏好,则认为消费者在这两种组合之间是无差异的。一条无差异曲线上任意一点的斜率等于消费者意愿用一种物品替代另一种物品的比率。由于消费者更多偏好于某种物品,所以在获得相同效用的组合中,消费者会选择他所喜爱的物品偏多的组合,因为这才符合他的偏好。

偏好伪装对于政治舞台的“演员们”意义重大,每个人都在内心中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暗示。在政策制定中公民一般会有三个价值考虑:从社会中获得满足感;与他选择的偏好相联系的回报或惩罚;来自真实自我表达的好处。一般来说,一些人在自我表达带来的好处和认为别人才具有的正确的偏好中权衡,在第二种利益占主导的时候,我们个体选择者通常进行偏好伪装,选择与自己的个人偏好不同的社会偏好。根据偏好理论,公开偏好会引起两个不同的回应:内在效用和名誉效用。从个人的收益与成本来讲,内在效用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在政策选择者中遵循自己内心的观点而获得的内心平和。与之相较的名誉效用主要是指个人为了迎合社会口味而获得的安全感或者由于害怕受到群体排斥而被迫隐藏自己的观点,即获得外部的平静。

在表达公开偏好时,任何理性人都会选择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偏好,即首先考虑成本问题,然后选择是否进行偏好的伪装。在政治领域里,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另一个偏好的容忍是因为这符合其自身利益。偏好选择的问题提出了个人要在内部和外部平静整权衡,强迫人们在他们的名誉和个性中进行选择。为了节省成本,有些人选择了沉默,它避免了因采取一个冒犯他人的立场而受到惩罚,同时也减轻了偏好伪装带来的内部成本,当然他也放弃了“选择”偏好所带来的收益。在协商民主制下,任何政策的制定过程都会出现“争论观点的不平衡性”和“社会对比反应”,而公众很容易趋同于呼声很高的一方,压缩自己的内在效用转而去寻求更多的名誉效用,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个体更希望获得群体的情感安慰。由于政策出台往往是标榜出于“群体意志”因而个体在表达个人偏好时是往往会考虑依附于某一群体。如果个体认为全体观点已经做出,便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在选择公开何种偏好的成本,是选择内心平和还是选择肉体完整。群体意志在进行整合时往往会在胜出可能性与意见包容性中做出权衡,即团体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往往会面临是选择更易被采纳的观点还是选择更能体现每个个体利益的观点。该群体的组织在代表团体利益的同时也要实现自身的政治价值,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就有可能会涉及权力寻租进而导致腐败滋生。

四、偏好伪装的原因与解决

偏好伪装的原因并不仅仅来源于群体的外在压力,更有个体在价值排序中的一些主观失误。偏好伪装的原因可以分为被迫和蒙蔽两种。被迫是人们在外在的压力下主动地隐藏自己的个人偏好。而蒙蔽则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隐藏了自己内在的看法,或者说是在假象面前迷失了自我。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四种:①专业性不够。每个个体都不是全知全能的,有些政策的制定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由于知识、阅历和专业的限制普通民众可能无法了解一项政策本质信息,或者根本不知道该政策会对自身以及国家产生效用②信息不充分。在政策制定中由于信息的稀缺性,有些个体可能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进而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某些利益既得者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得以实现完全可以掩盖某些重要信息放大对竞争者不利的信息,竞选中互相揭丑闻便是最好的例子。强烈支持某项方案的少数人反而会击败安静支持这项方案的多数人,这种信息的混杂性往往可以混淆视听,使个体在选择中受到蒙蔽。③压制少数人的话语权。民主在汇集群体意志的同时常常会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少数的反对者在阻碍方案实施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修正方案中的不足,每减少一个反对者就会多体现一个支持者的利益。④政治效能过低,影响参与热情。当人们不能实现某些所欲的目标时就会逐渐上升对目标的期望,由高期望值对比而来的低回报,必然会挫伤参与者的积极性。

针对以上原因,我认为在政策制定中应在协商民主中对以上原因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就是保证政治效能的实现效率,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渴望,防止出现因少数人的鼓噪而损害群体利益的行为,增加个体的收益预期,降低个体表达内在偏好的名誉成本。保证少数群体的话语权,减少少数人表达偏好的顾及。第二,在协商民主中引进精英代理,把直接民主的实行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把更专业的人才引入政策的制定中来防止专营者利用公众的无知曲解政策,使政策的制订更为规范和全面。第三,建立有效的信息公开机制,减少信息壁垒,使公众可以更全面的了解政策信息,表达自身最真实的想法,进而避免由于信息不足而产生的蒙蔽。

摘要：每个个体的偏好都是不尽相同的,偏好的差异正是协商得以进行的现实社会条件。协商民主力求在平等的协商下使得个人的偏好均可得以充分的表达,但由于某些原因个体总会在内心平和与肉体完整中加以权衡,最终选择进行偏好伪装。本文主要从个人和集体的成本与收益这两方面来分析偏好伪装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协商民主,偏好伪装,政策制定,成本收益

参考文献

[1][澳大利亚]约翰·S·德雷泽克著丁开杰等译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

[2][美]第默尔·库兰。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 3

[3]陈刚毅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学习时报/2004年/01月/05日/第100版/

[4]薛洁:《偏好转换的民主过程》,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20页

[5]《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第37页[美]第默尔·库兰著

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 篇8

关键词：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财富效应

一、引言

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日益紧密, 资产价格往往有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资产价格由膨胀到崩溃的急剧变化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因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破裂而爆发, 并蔓延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此期间, 中国A股在2007年10月16日达到6 124.04点的历史高点, 但到2008年10月竟跌至1 700多点, 跌幅逾70%。股市暴跌, 引发了政府该不该救市的激烈讨论。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 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条件下, 股票价格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重要渠道。但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 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很不成熟。现阶段, 中国证券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究竟如何, 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对此作一定的探讨。

二、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机制理论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指标, 进而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依据货币政策的不同传导渠道, 可分为利率传导机制、资产价格传导机制、信用传导机制和汇率传导机制。资产价格渠道主要是通过企业的投资效应、家庭的财富效应、非对称信息、预期效应来实现的。

1. 企业的投资效应渠道。

托宾的q理论中的q值是指企业市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如果q值较高, 则意味着新的厂房和设备成本相对于股票市场价格更为低廉, 企业进行实物投资, 增添新设备, 扩大生产规模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股价的上升, q值增大, 从而刺激投资增加, 最终引起总需求扩张以及产出增加。M↑==>P↑==>q↑==>I↑==>Y↑

2. 家庭的财富效应渠道。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消费者的消费安排取决于其终生收入, 而不是取决于本期收入。金融资产是消费者终生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普通股又是金融资产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张的货币政策引起股票价格的上涨后将促使家庭的财富增加, 消费者的终生收入相应增加, 消费支出随之增加, 最终促进产出增长。M↑==>P↑==>消费者终生收入↑==>C↑==>Y↑

3. 非对称信息渠道。

货币政策影响股票价格, 股票价格的上升提高了企业净值, 使企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 银行的放贷增加, 从而使得投资和产出增加。M↑==>P↑==>企业净值↑==>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贷款↑==>I↑==>Y↑

4. 预期效应渠道。

在经济繁荣时, 资产价格上升, 经济主体对经济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投资规模增加。在资产价格下降的时候, 经济主体对经济的发展持谨慎态度, 投资规模的增长受到限制。

三、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金融资产价格传导的实证检验

1.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分别用M2、C、I和SZ分别表示货币供应量、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上海综合指数的月末收盘指数。对各时间序列分别取对数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采用月度数据, 样本区间为1995∶01~2008∶12。其中, 由于每年1月末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数据缺失, 为了不影响数据的完整性, 采用1—2月份累计数的平均数作为1月末的样本数据 (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统计年鉴》、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2. 单位根检验。

利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时间序列ln (M2) 、ln (C) 、ln (I) 、l (SZ) 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E-VIEWS5.0软件检验结果表明:四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 具有时间趋向。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5%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序列, 即四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

3. 协整检验。

协整关系的基本思想是,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 但它们却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 表示一种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 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如下:零假设为没有一个协整关系时, 变量lnM2和lnSZ的迹统计量55.66371>5%水平临界值20.26184, 变量lnSZ和lnI的迹统计量28.85015>5%水平临界值20.26184, 均拒绝原假设。当零假设为至多有一个协整关系时, 变量lnM2和lnSZ的迹统计量7.475508<5%水平临界值9.164546, 变量lnSZ和lnI的迹统计量7.098479<5%水平临界值9.164546, 均接受原假设, 说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 M2与SZ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SZ和I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零假设为没有一个协整关系时, 向量lnSZ和lnC的迹统计量16.85695<5%水平临界值20.26184, 接受原假设, 说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 SZ和C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4. 因果关系检验。

在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 利用因果分析 (Granger Causality Test) 对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进行研究。格兰杰检验结果如下:零假设为M2不是SZ的格兰杰原因、SZ不是M2的格兰杰原因、I不是SZ的格兰杰原因时, F统计量分别为0.00834、1.33404、1.35897, 零假设成立概率分别是0.92737、0.24990、0.24554, 均接受原假设。零假设为SZ不是I的格兰杰原因时, F统计量为5.40470, 零假设成立概率是0.02141, 拒绝原假设。

故M2和SZ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而SZ和I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即SZ是I的格兰杰原因, 但不是SZ的格兰杰原因。

5. 实证结论。

以上实证检验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 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在现阶段, 中国金融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阻滞, 即央行的货币政策在第一阶段不能通过货币供应量有效传导至证券市场影响上证综指。第二, 股票价格水平与投资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第三, 股票价格水平与消费水平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即没有财富效应。

四、原因分析及建议

由上述实证分析表明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尚未成为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一条渠道, 主要原因有:

1.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低, 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相关性不强。中国上证综指自1997年至今出现了几轮牛市和熊市的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97年股市的下跌低迷至2000年的逐步回暖。第二个周期是2001的股市下跌以及长期低迷, 至2005年逐步升温并非理性的持续上涨至2007年的最高点。第三个周期是2008年以来的股市暴跌。中国货币供给量M2的走势一直很平缓, 相比上证综指的巨大波动, M2的变化对上证综指几乎不能起到作用。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较小, 在2003—2005年的增速较大, 在2004年的增速高达37.47%, 但此时的上证综指处于低迷状态。而在2006—2007年的股市大牛市阶段,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比2004、2005年有所放缓, 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和上证综指在有些年份是呈现反向关系的。在股市低迷时, 政府只能采取控制股票上市规模、降低印花税等权宜之计试图推动股市的上涨, 扩张货币政策的货币供给增量很难通过股票市场渠道传导。

2.目前, 中国银行间接融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股票直接融资的比重很低, 股票市场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较低。

3.理论分析中财富效应渠道有两个假定条件。第一假定金融市场是完善的, 第二假定金融财富在居民总财富中占较大比例, 金融财富的变动会使居民总财富有较大的变化。但目前,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还很不规范, 金融财富占居民总财富的比重还比较小。财富效应渠道实现的前提条件在中国现实情况中得不到满足。

在现阶段, 中国应不断深化和发展证券市场, 以期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

第一, 加快货币市场建设, 打通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联系, 使资金在整个金融市场内自由流动, 使股票市场成为传递货币政策信号的一个重要载体, 积极推进培育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关条件建设。

第二, 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之日起, 股市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筹集资金, 通过股市发展来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国有企业的行政色彩浓厚, 不是完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个体。而且由于股票价格的失真, 不能真实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业绩, 严重影响投资者和银行房贷部门的预期和决策。所以必须规范股票市场, 加大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力度, 同时引导商业银行正确处理风险防范和信贷关系, 疏通q效应传导渠道。

第三, 疏通财富效应渠道。推动股票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健全股票市场的监管机制和服务机制, 加强有关信息披露、审计等方面的工作, 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健全股票市场参与机制和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 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 使得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能够真正反映上市公司的业绩, 弱化投机和“跟庄”。使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能够真正感受到股价上涨对其总财富的影响, 并形成良好和稳定的预期, 从而影响其消费。

我们认为,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物价, 防止通货膨胀, 在股票市场完善的前提下, 央行关注资产价格变化, 将金融资产价格作为参考指标, 从而有效发挥金融资产价格的指示器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学峰.中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微弱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 2003, (3) .

[2]刘忠勋, 张英杰.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实证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05, (4) .

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 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产业结构,最优货币区

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总量调节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 从宏观层面调节国家经济, 具有明显的统一性。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产业机构与生产水平是不同, 每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存在差异。所以货币政策这种统一性政策难以兼顾到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导致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面对货币政策冲击时会出现不同反应。这种区域差异性会对部分地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一、货币政策地区效应与区域划分

货币政策地区效应是指统一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不同区域的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大小。定义的出发点有两个:其一是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将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与各分区的经济产值状况与不同产业结构发展状态等信息联系到一起, 就可以反映出货币政策的地区效应。其二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建立在货币政策有效性上。传统观念认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由是否影响系统的产出, 影响是不是稳定的, 以及货币当局是否能够控制货币供给量, 三个方面决定。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物价的基础上, 促进经济增长。若货币政策缺乏有效性, 设定任何货币政策都是没有意义的。

自1978年,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以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增长, 缩小与他国之间的经济差距, 制定了率先发展部分区域经济的经济战略计划, 将我国划分为内陆经济区与沿海经济区。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层次性, 促进内陆地区经济水平提高, 对我国经济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 形成东、中、西与东北地区四个区域。

二、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一) 最优货币区角度分析

最优货币区是指一种最优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中, 其常见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者几种货币之间存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在经常交易与资本交易中, 兑换汇率通常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在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是浮动的。我国的通用货币是人民币, 不存在其他与人民币之间有无限可兑换性的货币。最优货币的后一种情况常出现在使用欧元的国家。

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基础原因是地理位置限制与历史长期发展结果。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着重打造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忽略中西部发展。导致各区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 从一个简单直观的数据现象就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全国从东往西价格逐渐下降的阶梯式房价。东、中、西、东北地区在产业结构、经济开放程度、金融体系构建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本部门结合最优货币标准, 主要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标准与产品多样化标准判断我国是否是最优货币区。

1.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标准。

生产基本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与土地。首先从资本角度观察我国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经济政策的引导与地理位置优势发挥, 我国东部地区的资本量远高于其他地区。迫于压力与追求经济增长, 政府对资本外流进行了干预与约束。观察我国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市场又受到户籍管理制度、外来人员管理条例、政府对某些行业设定了就业准入限制等众多因素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性也缺乏效率。虽然我国的户籍改革活动仍在不断进行, 各城市的户籍政策也在不断改革中, 但是收效甚微。例如经济发达地区担心开放户籍管理, 外来人员会占据地区的教育资源, 从而影响地区原住户的利益。出于种种考虑, 户籍改革活动收效甚微, 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东部地区为劳动力净流入地区, 中西部为净流出地区, 流动人口绝对值较大, 但是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受到我国土地政策显示, 我国土地不能实现自由流转, 而且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限度也非常小。因此生产三要素角度来考虑, 我国离最优货币区有较大的差距。

2. 产品多样化标准。

凯南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基础是产品多样化标准。凯南在《一种折衷主义观点》一文中提出以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此条标准也被纳入最优货币区标准中。“一个国家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 也将出口大量的不同产品”。能够较其他国家更好地抵消外部冲击对于就业和产出的影响。

衡量产品多样化, 通常选用产业结构指标 (各产业产值与当年GDP之比) 衡量。

通过产业结构对比数据, 就会发现我国四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产业结构并不相同, 其产业结构侧重点也不相同。在四个地区中地位最高的是东部地区, 主要发展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近年来, 为了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 获得较好的效果反馈。而且多年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影响下, 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众多以工业为主要中心的经济圈, 具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是其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在四个地区中比较低。

中部位于我国内陆中心, 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料材料基地, 对推动我国能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限制, 造成中部地区的经济状况较差。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发展原材料与能源工业, 为其他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能源动力, 其工业发展较东部地区缓慢。

西部地区的优势与中部地区有些类似, 经济发展重点也是原材料与能源工业。东北地区本身具有深厚的重工业生产基础, 但是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济发展重心放置在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的工业发展逐渐衰落, 工业产品在全国工业产品市场汇所占比重也在越来越低。其他产业发展也较缓慢。

三、总结与思考

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产生不同冲击效果。例如对于资本要求较高的产业, 货币政策的微小变化都可以对它产生巨大冲击力。通过最优货币政策标准分析, 我国并不是货币最优区, 仍需要不断努力, 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斌.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及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 2001, 7.

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 篇10

2001年至2010年,美国和中国面临两个主要经济问题: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2001年至2003年美国为了刺激国内经济的增长多次下调利率,2003年6月25日联邦基金利率已降至1.0%。2004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出现强劲增长势头,但同时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明显上升等不安定因素,美联储立即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至2006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分别上调至5.25%和6.25%,紧缩的货币政策直到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后才发生了转变。次贷危机后,美联储迅速调整战略,立即下调了利率,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12月16日联邦基金利率已调至0-0.25%,贴现率至0.50%的历史低位。2000年至2002年中国为了减轻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刺激国内经济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1997年10月我国存款利率是5.67%,2002年2月存款利率已低至1.98%。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隐患,2006年初国内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显现,以此同时,央行执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断上调存贷款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9月25日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7.5%,2007年至2008年9月10日前,存款利率一直保持在4.14%的高位。2008年中后期中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关经济指标出现了下滑,央行又迅速将紧缩的货币政策转变为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四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和五次下调了存贷款利率。

从两国货币政策调整可知,两国近几年在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美国、中国在应对通胀和危机的态度大致相同,解决膨胀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危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国在货币政策调整方向上虽有一致性,但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大有不同。美国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贴现率、联邦基金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信贷政策等。表1中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的调节非常频繁;中国近几年虽加强了利率对经济的调节,但仍以存款准备金率作为主要工具。两国在货币政策常规工具的选择上显著的特点是:美国注重从利率政策角度进行调控;中国侧重从存款准备金角度调控。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和美联储网站数据整理.

2 美国与中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原因与效果分析

2.1 美国与中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原因分析

2.1.1 利率市场化的差异

中国与美国利率市场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两点: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利率机制作用的不同。美国从1970年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到1986年完成,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利率市场化程度很高;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从1980年开始至今仍在继续推进,未完成利率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的货币政策主要以利率传导机制为主,建立了以利率为中心,包括汇率、通货膨胀率、综合资产价值和货币供应量在内的一揽子综合指标[1]。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实际效应主要是通过利率机制直接传递的[2]。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通过对联邦基金利率的调节进而影响市场利率、资产价格等最终实现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目标。利率机制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主导地位主要得益于美国健全的利率传导机制。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包括:货币供应量、信贷机制、利率机制等,但是利率机制并不是我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利率政策在调节我国实际经济中存在阻滞因素,使其无法正常发挥效应。国内许多学者也通过研究论证得出,利率机制在我国不起主要作用,而信贷传导渠道和货币渠道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从以上两点的差异分析可知,利率市场化的完成是运用利率政策调节的基础和前提,通畅的利率传导机制是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有力保证。

2.1.2 货币政策目标设定的差异

中国与美国在货币政策目标设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中介目标设定的不同、单一目标与多目标的差异。1993年7月后美联储以“泰勒规则”为指导设定实际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3]。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但是三个变量中货币供应量是主要的中介目标。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贷款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并于1996年正式将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同时以M0、M2作为辅助参考[4],现在关注的是M2。再者,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上,早在1977年《联邦储备系统改革法》中,美国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三个目标。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逐渐将多重的货币政策目标转为控制通货膨胀此单一目标[5]。中国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包括四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多目标的体系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由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可知多种货币政策目标在实施中往往无法同时实现,并会影响货币政策整体的实施效应。目前,我国很多学者提出将多重的货币政策目标转为单一的目标。从以上因素分析可知,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确立决定了一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偏好,最终目标的不同往往体现了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效果。

2.1.3 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

中国与美国在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上差异明显,美国已建立起了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中国未建立。一国货币政策工具不同偏好的选择往往反映了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一般而言,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高的国家会选择更具市场化的工具;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会采用行政干预较浓、力度较大的工具。在美国,完备的金融体系具有发达的市场传导机制,成熟的市场机制可以自主发挥效应使得利率机制能够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对就业、产出和物价水平产生更加直接稳定的影响[6],这也是美联储选择将利率政策作为调控经济的主要原因。利率是美国市场体系中的内生经济变量,而利率在中国只是外生变量。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备,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的行政干预色彩较强,市场机制的主导调节作用受限。完备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良好的货币制度环境会进一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机制的形成,从而为我国利率政策发挥效应提供条件。但是市场中的行政色彩往往会破坏货币政策意向的信号,使得市场无法自主调节最终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

2.2 美国与中国货币政策选择的效果分析

从2001年至2010年美国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可知,美联储运用利率政策都以微调为主,每次调整大多在25个基点左右,并且调整频繁。利率政策的适度微调会避免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大起大落,从而减少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7]但是有学者认为美国利率政策在2002年至2007年存在失误,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迅速爆发是由于利率政策不适当的调节引致,表现在:2002至2003年低利率刺激了美国次贷产品的创新和业务蔓延;2006年至2007年高利率促使了次贷危机的形成。[8]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利率政策在调控美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总体而言,美联储利用利率政策发挥了应有的效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迅速对利率政策进行调整并配合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解决危机,最终促使美国经济在2009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2009年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达5.7%。

2001年至2010年中国利用存款准备金率这种强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了调控,也走的是微调的路线,但是由于存款准备金率本身具有调控力度大、快速等特点,使得中国的微调并未实现应有的效果。2001年至2010年我国货币政策总体趋势是上调,上调主要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控制过高的经济增长率、稳定银行超发的流动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货币政策出现“反转”,但是从2004年至2010年我国紧缩货币政策的调整分析,央行利用存款准备金效果甚微,通胀依旧是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经济结构的矛盾依旧突出。有学者指出我国货币政策在2008年后存在两大失误:一是08年从紧的货币政策过紧;二是放松过晚。[9]

3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方式对中国的启示

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受到的影响颇大,中国金融体系脆弱,外贸依存度高达60%以上,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出现障碍,国内经济面临很多问题。因此,中国应该在发展中不断反思政策的效果,从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的经验中学习并不断改进。

3.1 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仅要依据本国经济的具体情况,而且应该注意各国政策的互动性

近几年我国主要的问题是控制通货膨胀,但是解决通货膨胀不能仅盯住CPI的变动,应该关注通胀现象之后的根本原因,从本源上制定策略。注重别国政策的互动效应,主要是为了警惕主要经济体国家由于相反的政策导致货币政策失效的现象。中国从2006年至2008上半年实施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与中国经济紧密度高的美国在07、08年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资本的趋利性和流动性,使中国市场备受国外资本的青睐,增加了中国市场的流动性,使得国内市场在由于外来因素的影响变得异常复杂,输入型通胀就是最好的印证。

3.2 中国应该继续加强利率市场化进程,顺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我国应该继续深化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利率机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非常重要的机制,货币政策要更好的发挥作用,就应该进一步提高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过程,因此我国应该按照规划进行逐步实施。另外,我国的利率政策应该保持适度的稳定并注意对利率机制结构的优化,从而使利率这种调节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方式,能够正常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

3.3 我国的货币政策调节应该注重敏感性,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敏感的货币政策是指货币政策在实施中受到影响时能够适时调整并反映环境变化。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的主要变量敏感性不强,敏感性弱就会导致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货币政策突然转变的外在因素,但是危机中发现我国缺少风险预警和风范机制,风险预警防范机制会把可能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和国外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衡量,从而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做出正确引导。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加深后央行立即启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时间的时滞效应会使中国前段紧缩的政策效果受到宽松政策的影响进而导致央行政策无法正常释放调整信号的结果。可见,建立我国风险预警机制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王朝晖.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演化[J].商业研究,2009,(4):208-210.

[2]王芳.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历程[J].国际经济合作,2010(9):88-91.

[3]张永辉.美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之演变及其启示[J].大众商务,2010,(6):41.

[4]胡芸,刘明彦.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及影响—基于国际经验的分析[J].银行家,2011(5):102-105.

[5]宁杰.对美国、欧元区和中国货币政策的比较[J].经济管理者,2010,(20):13.

[6]曾宪久.国外货币政策传导模式借鉴之一——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模式.西南金融,2004,(7):7-9.

[7]唐世超.90年代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的特点[J].消费导刊,2008,(7):46-48.

[8]肖立见.美国近年利率调整失误的教训与启示[N].证券时报.www.stockstar.com 2008-11-17,7:38:54.

中国货币政策成本分析 篇11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94-02

自2009年3月以来，美联储为刺激经济，推出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量化宽松政策不可避免地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小的影响。而且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很有可能成为触发各国纷纷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导火索，摩根士丹利跟踪研究显示，在其研究覆盖的33个央行中，自2011年11月以来已有16家央行采取了宽松措施，10个发达经济体中有7个宽松，23个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也有9个采取了下调基准利率或存款准备金率的宽松政策，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情况。

量化宽松政策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美国出现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流动性大幅萎缩的情况下，美联储于2008年11月25日宣布，将购买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标志着首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开始。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情况下，通常美联储会采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即购买市场的短期证券对利率进行微调，从而将利率调节至既定目标利率。而量化宽松政策的调控目标是长期利率，央行直接开动印钞机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因此相对于利率政策而言，量化宽松政策是开了一剂猛药。

自2009年3月以来，一般认为美联储实行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分别购买了1.725万亿、6 000亿美元资产。随后又在2012年9月13日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即实行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计划，同时配以卖出短期国债、买入长期国债的“扭转操作”，并继续把到期的机构债券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QE3与之前两轮的不同在于QE3没有封顶，直到美国经济数据出现好转都会一直持续下去。由于有限的短期国债储备，美联储又在2013年1月推出了每月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购买计划，被认为是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

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量化宽松对中国的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引起我国外汇储备的缩水。近年来，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到国外很受欢迎，但一直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国际收支始终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从而积累下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数据显示2006年2月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中国目前拥有高达三万亿的外汇储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美元持有的，泛滥的美元使美元贬值，使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不断缩水。

第二，量化宽松政策还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在短期内技术水平较难有突破，大宗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较小，供给量稳定，因此价格就主要由需求决定。随着商品期货市场的建立，大宗商品的需求不仅反映在实质需求上，也反映在期货交易中的投资需求，大宗商品逐步演化成为一种金融产品。因此，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也将受到各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美元指数与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走势。美国多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并且不断升级和长期化的趋势将导致美元的贬值预期形成，国际投资者将抛出美元，选择持有大宗商品，那么短期内以美元计价的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1]。量化宽松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另一个途径是刺激美国投资和消费。当量化宽松最终带动美国经济复苏时，对大宗商品的实质性需求的上升也会推动价格上涨。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阶段，对能源、基础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在国内大宗商品产量无法满足经济增长需求的情况下，我国必须要大量进口大宗商品，对国际大宗商品的依存度很高。然而，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对我国物价水平造成很大的冲击，构成了一定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影响了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第三，量化宽松还会引起外资的大量涌入，引发经济泡沫。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民币被低估，许多国际贸易争端对人民币提出加速升值的要求，量化宽松也不断强化了美元贬值的预期推动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目前美国是把利率定在0到0.25%的极低水平，而中国的基准利率已达3%。汇差和利差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稳健的经济增长速率以及较高的资产回报率，全球流动性过剩所产生的投机性资本无疑会流入我国，流入我们的农产品市场、股市、房市等，导致资产泡沫。而一旦美国经济复苏，热钱撤离，资产泡沫破灭，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伤害。

第四，量化宽松政策还会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由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理论，在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完全独立、汇率稳定三项目标中，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项。我国长期的贸易顺差为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增加必然带来外汇占款的增加，央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被放大，使得国内货币供应量被迫增加。为冲销过量的流动性以及量化宽松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不得不采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调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措施。但是高利率又将进一步扩大了套利的空间，引起更多的热钱流入，而存款准备金的上调又限制了我国商业银行的放贷空间使我国的货币政策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缩小了我国为保增长而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影响国家的经济效益。

第五，量化宽松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将削弱我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面对日益上升的工资成本，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使出口行业遭受重创。人民币升值一个百分点就可能使很多原本盈利的企业逼近盈亏平衡点甚至亏损，尤其是对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机电行业，而这些部门往往又是吸收大量就业的主力军。当这些企业迫于形势开始裁员或是破产时，将会导致我国失业率的大幅上升。此外，中国对外商的吸引力将下降，一些低附加值产业会因此提前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区，提前剥夺了我国广大西部地区承接这些产业的机会。

二、应对措施

第一，加强对热钱的监管。目前热钱主要通过借助正常贸易的幌子或绕过法律规定隐蔽流入。因此，中国首先应加强对外汇流入流出的监管，健全外汇管理机制，合理运用税收、行政、法律等手段对流入境内的热钱进行打击。其次，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建立一个合理的引导各种途径流入的热钱的渠道也是必要措施，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池子论”，即央行通过总量调控对冲热钱，把短期投机性资金放进一个“池子”，等撤退时将其从“池子”里放出，从而避免冲击。

第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目前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在浮动汇率下，面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要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难度相当大，因此我们也许应选择一种更安全、稳健的储备货币。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和英镑显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此最可行的方法是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2]。在各种对外贸易结算活动中广泛使用人民币代替美元，减少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数额，改变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被动调控的状态。目前而言，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且有升值趋势，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被人接受并广泛使用。而我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保证了其满足随时发生的兑换要求的可能性。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需加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不断扩大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先促进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的“亚元”，再推进国际化进程，还必须协调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最终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第三，多元化外汇储备。据估计，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65%左右，日元约为10%，欧元和英镑约为25%，比重如此大的美元资产导致美国政策、经济的变化直接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的安全性、营利性。为规避风险中国应当多元化外汇储备，减持美国国债资产，综合考虑，优化外汇储备结构。比如，黄金就是一个很好地选择。黄金作为一种硬通货，风险低，而且当美元贬值时，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有上升趋势，能起到一定的对冲风险的作用。中国近四年内收购了454吨黄金，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其次，应改变对居民持有外汇的管制，多年来我国政策不鼓励我国居民持有外汇，居民海外投资渠道狭窄。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拓宽投资渠道，推动境内资本市场开放和资本流出，通过藏汇于民的方式，放宽对居民境外投资的限制，鼓励居民持有外汇，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居民和企业的外汇储备[3]，防止储备规模过度膨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第四，为应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应扩大我们的能源储备，既可以减少对外部能源供给的依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价格的作用。以美国为例，为了防止产油国突然中断石油供应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美国很早就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其石油储备可供之用150天，而中国只够用7天，能源储备较匮乏。另外，还可以利用减税、放松市场准入等措施，降低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供给面带来的负面冲击。

第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以来，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出口“中国制造”产品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如今随着国内工资的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已不在，再加上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已不能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因此这也成了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契机。现阶段刺激内需扩大消费也成了中央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应健全各项保障制度，鼓励人们多消费，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其次，我们的贸易结构也有待改善，由于我国的贸易模式以出口手工纺织品，进口高科技产品为主，所以在对外贸易中谈判能力较弱，不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我们应通过产业政策方面的宏观调控支持高新科技的发展，改善我们的贸易条件。

参考文献：

[1]余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J].金融经济，2012，（2）.

[2]刘昊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人民币的国际化[J].南方金融，2011，（6）.

[3]彭泉.“藏汇于民”：化解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负效应的理性选择[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

中国NGO的成本收益分析 篇12

一、NGO的假设条件就是存在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

市场只有在完全竞争下才能发挥其最大功能, 但完全竞争是一个不现实的假定。当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状况发生时, 如信息不对称、寡头与垄断、交易费用、外部性、规模不经济, 特别是当经济不稳定隐含巨大风险、需求量过小时, 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企业没有诱因进入市场, 就发生了市场供应状况失调的现象, 从而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表现在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政府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经常被忽视与牺牲;同时由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失误, 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以及政府“寻租”。因此, 经济社会中存在非政府组织NGO得以发展的“外部利润”。由于这种“外部利润”的存在表明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 从而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改进的结果就是设立一种独立于市场和政府组织之外的非政府组织, 使这种“潜在的利润”内部化, 使现存制度下的“潜在利润”转化为真正的能够获得的“利润”, 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二、帕累托改进情况下, NGO的发展轨迹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 模型的基本假设

1、资源的稀缺性假设

2、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假设

3、外部效应普遍存在

4、存在交易费用

(二) 分析工具: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当交易费用>0时, 有限理性人只有在其行为的预期收益>预期成本 (即R>C) , 才会采取行动。而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即M R=M C) 时, 实现了最大的净收益 (N R=R-C) 。

收益主要有N G O的发展过程接受的捐助、补贴与财政拨款, 激励水平上升而导致的NGO产出收益 (如观念、时间、服务) 的提升, 社会效应等;成本主要有创立成本、脱序成本、改善成本、适应性成本、消除N G O变迁中的阻力的费用等。

(三) 、理论基础:“统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递减”

1. 模型描述:

当一种效率趋向性的NGO生成之后, 由于其遵循同一轨迹下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 导致NGO总收益、边际效益的变化可能如图一所示。净收益曲线TR在曲线边界之下, 当上升到一定的水平时就呈下降的形态。由于NGO的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互补程度和环境适应性决定了其最高收益水平, 所以净收益曲线M E曲线重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而且NGO得以继续发展, 其收益肯定是大于成本的, 所以收益曲线TR一般位于TC的上方, 据此得出净收益曲线TE=TR-TC, 由此得出边际收益曲线M E, 在E点的边际效益最高, 在F点的边际效益为零, 此时净收益达到最大, 其发展效果最好。

(四) 制度变迁边际效益ME变化原因的理论分析

1、边际收益的上升。

制度的边际收益曲线在E点之前上升较快, 斜率的绝对值较高。这主要是因为:⑴当同一轨迹下的NGO制度变迁成本一般而言是比较高的, 在这一期间主要是创立成本、脱序成本等。⑵NGO成立之后, 变迁的转换成本成为“沉没”成本, 制度的运行成本成为最主要的成本模式。而制度的运行成本在制度的变迁是效率取向的前提下不会很高, 此时所付出的主要是新旧制度的摩擦成本, 而此时的制度运行成本不会很高, 主要是一些改善成本和适应性成本。⑶随着NGO的不断完善, 上述成本逐渐被分摊完毕。同时, N G O能够给予人们更大的激励, 制度收益的生成速度提高, 净收益水平也随之急剧上升。因此制度边际收益曲线呈现急速向上的形态。

2、边际收益的下降。

制度的边际收益经过E之后趋于下降。制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丧失激励的新鲜感, 投入水平会趋于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制度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互补程度和环境适应性越来越差。在E点非政府组织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和环境适应性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此时再增加NGO制度的供给, 其激励水平的产出下降,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会越来越不适应与环境的变化, 与环境的摩擦成本升高, 从而其边际收益下降。

三、我国现阶段NGO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

中国N G O正处于其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 发展极为不完善, 而且内外部效率的缺失, 造成了中国的NGO的交易费用太高, 收益很低。因此, 从总体上来说, 中国N G O经济模型中收益曲线要比帕累托改进状况下的收益曲线要低, 而中国N G O经济模型中的成本曲线要比帕累托改进状况下要高。

(一) 成本收益模型的建立

(二) 中国NGO模型具体分析

1、成本较高因素分析

⑴, 其创立成本、脱序成本相对而言比较低, 但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导致更高的交易费用。⑵, 政府对NGO管理体制, 很不到位。中国政府对NGO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双重管理体制。⑶, 有关于N G O的立法很不完善, N G O的立法层次和质量不高, 缺乏可操作性, 导致我国非政府组织资源失效配置, 产权不分, 组织行为的不确定性。⑷, 中国NGO自主性很差, 对于政府主导地位的依赖, 引致了第三部门严重的“寻租“行为。⑸, NGO专业化特征不明显, 缺乏科学的管理和组织策划, 造成了更大的资源浪费。

2、收益较低因素的分析

内外部效率的缺失以及外部的低效率导致中国N G O的运行的收益较低。

中国N G O在其内部运行机制上面临的问题:⑴缺乏人才, 具有较高学历和高技术人员的比例还是很低, 使得NGO迈向现代化与专业化的进程依然是很大的挑战。⑵缺乏资金, 中国NGO社会号召力和社会公信力不足, 导致中国NGO获取资源的能力较低, 收入来源渠道狭窄, 收入结构及不合理。这样就会导致中国NGO不能提供充足的、持续的、稳定的产品与服务, 造成公益产品的严重不足。⑶目前中国的NGO组织依然采用的是旧的管理制度, 在组织内部缺乏民主和监督, 公益对象和公益方案的制定与履行具有浓厚的个人偏好, 这样就会导致运营策略会出现失误, 同时组织的凝聚力不高, 组织的运作效率低。⑷, 组织目标错位, 一些非政府组织为个人谋取私利,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造成公信力下降, 支持率下降, 更加不利于获取社会资源。

中国N G O在其外部运行机制上面临的问题:⑴经费来源, 目前经费来源大多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 很多都是在为政府政策、理念服务, 独立从事公共事务的程度有限, 其社会性、公共性就不足。⑵严格的准入制度和双重管理体制, 严重侵害了NGO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使运作灵活性受阻。⑶社会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不足, 导致其自身的募款模式和途径比较单一, 获取资源的能力有限,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⑷立法工作滞后于NGO的发展, 公益行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⑸对政府主导路径的依赖。政府主导地位的N G O在初始阶段有助于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建立, 有助于推动诱致性NGO的变迁, 但是在后续过程中政府主导作用制度的变迁有存在很多弊端。这样, 建立组织内部科学的管理体制, 健全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完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的运行成本, 改善成本, 适应性成本以及消除变迁中的阻力费用颇高。

四、提高我国NGO效率的措施

要想改变我国非政府组织低效率的现状, 我国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 通过制度的完善, 来提高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效率, 降低成本, 提高净收益, 实现F’点向F移动。

1、控制NGO变迁成本进行合理的成本分担。

针对中国NGO的特殊性, 因该采取合理的措施降低交易中的交易费用。⑴内部制度化, 将NGO制度变迁中尚未制度化的制度重新用制度来规范, 有组织自行承担, 其主要内容就是建立组织内部科学的管理体制, 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和组织策划机制, 完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NGO内部监督机制, 降低其创立成本和改善成本以及额外的交易费用, 提高组织绩效。⑵外部制度化, 外部内在化主要是由政府承担, 通过科学与规范的管理制度、提高NGO立法层次和水平以及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 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 使NGO充分发挥其公共性, 真正享有生存与发展的实质空间。⑶加强中国NGO机构的监管。监管主要是主要是指组织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 其中外部监管主要是指政府部门的监督以及社会力量的监督。政府要加强对NGO的行政问责制度, 同时加强捐赠者的监督、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督以及媒体的监督。

2、努力提高非政府组织变迁的收益。

一个有效率的组织的制度安排关键在于把组织个体的努力收益接近于社会收益。⑴应该保证服务对象的公平, 在此基础上在增加中国NGO服务的多维性, 提高服务质量。⑵建立合理的NGO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对内部人约束的机制组织自律和内部人控制的约束机制, 避免资金的无效使用和以权谋私的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另外还应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内部管理, 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流程, 同时全方位的对其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制定合理的运营策略, 培养专业化的人才, 努力提高NGO的运作效率、获取资源的能力、组织的凝聚力。⑶建立和完善NGO激励机制, 积极开展一定形式的的“促销活动”及适宜的公共关系, 并不断改善自身的形象, 追求效率, 追求社会效益和行动效益的最大化, 努力提高中国N G O的公信力。

3、有效选择N G O制度变迁的方式。

对于我国而言, NGO的制度变应该采取诱致性变迁的方式。这是由于中国NGO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而且NGO制度诱致性变迁的条件已经具备。在中国NGO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中, 通过降低变迁中成本及阻力费用, 将使中国NGO的净收益增大, 这将使得NGO的诱致性变迁更加容易。同时通过政府给予NGO适当的补贴或其它优惠, 政府的号召、引导和组织, 相关配套制度的设计和创新, 建立清晰的产权和权利标准, 提供选择性的激励, 引导NGO和个人走上公共利益的轨道。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 对公益服务需求增加, 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益性产品的“供给价格”, 增加了变迁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赵黎青.非政府组织发展问题初探, 《中共中央党校》;1997年第4期

[2]、王振轩.非政府组织的议题与发展[J], 鼎茅图书出版;2005年02期

[3]、黄少安.制度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2008年6月

[4]、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设及一个验证,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