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通用5篇）
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 篇1
1 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1 有利于建立区域金融危机的预警、解救机制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国际投资的增强，金融全球化蓬勃发展。然而，在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金融的全球化趋势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在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总量大量增加。伴随着国际游资规模的扩大，其影响也越来越大，各国的金融监管都受到了国际游资的巨大冲击。同时，金融脆弱性向金融危机的转化速度大大加快，单个经济体受到冲击 (尤其是投机性冲击) 的可能性急剧增大。不仅如此，金融全球化还意味着全球的金融风险发生机制也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已达到24小时无休止且无国界的程度，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又越来越高，因此，一旦出现问题，毁灭性的经济崩溃就会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传染效应”在区域性金融危机中的危害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已经反映出来。
当一国遭受货币危机时，如果缺乏必要的区域货币协调机制就会使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加剧经济损害，形成所谓的“传染效应”。“传染效应”可分为通过市场预期传导的“纯粹传染”和“溢出效应传染”，虽然改革国内金融体系可以消除“纯粹传染”，但“溢出效应传染”必须靠区域货币合作来解决。有研究表明，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合作架构无法有效地解决CAFTA区域性问题。因此，加强CAFTA区域层次的货币合作和建立合作体系，共同利用CAFTA区域内金融资源，会更加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未来可能发生在CAFTA的金融危机。
1.2 有利于解决CAFTA各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困境
CAFTA各经济体在1997年之前实行的汇率制度是单边实际钉住美元，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这种汇率安排存在弊端，不适合CAFTA自身经济周期的要求;日元/美元汇率波动会引起各经济体经常账户的剧烈变动。因此，危机过后钉住汇率被多数国家和地区放弃了，转而采纳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当然，除了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但是浮动汇率制度不一定能够避免外部冲击而稳定产出。因为其本身国内市场狭小、金融资源有限、本币信誉不足，一些CAFTA的小国货币的内在的脆弱性，经常导致不得不从国际市场借入短期外币资金，从而造成“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所以浮动汇率本质上说无助于发展中国家避免投机的冲击。
另外，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 (包括货币局制度或“美元化”) ，不仅本身存在着一些固有缺陷，而且还要求严格。它要求一国当局必须完全放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导致该国无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并且还可能承担持续失业的成本。采用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条件是，本国与该大国之间必须具有特别密切的贸易联系，相似的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率，并且国内还要拥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严格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CAFTA各经济体大多数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多变的财政货币政策，多元化的对外贸易特征，无法长期维持这种汇率制度。
更适合CAFTA地区贸易结构多元化的CAFTA国家货币篮制度，也具有容易诱发投机冲击等内在缺陷，而且，当各国都独立地钉住货币篮子，那么就无法保障CAFTA地区内部双边汇率的稳定性。
1.3 有利于促进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贸易规模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
中国一东盟区域内部经济不断发展，目前区域内的出口占出口总额比率已达50%～60%之间，大大高于欧共体决定实行货币联盟前区内贸易比例。加深联系的贸易和投资，却与区域内货币的多元化产生了矛盾，贸易区各国出口商品时都必须先低价抛出自己的货币去购买美元或欧元货币再进行交易，导致了区域内各国经济交往中的高交易成本。实行区域内货币一体化，可以大大减少这种交易费用和交易成本，有利于扩大区域内贸易规模。另外，中国一东盟区域内各国商业周期相关性和经济冲击的对称性的增加，更加要求尽快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
2 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2.1 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基础
从货币联盟所需的金融基础来看，中国一东盟从区域货币合作到共同货币区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基础。现阶段，中国和东盟十国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1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整个欧元区现期外汇储备大约为6000亿美元。因此，中国一东盟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来提供应急干预之需，当然也就不用再屈就于IMF的苛刻援救条件。这样，逆向互动的结果会促进中国一东盟各国更加依赖于相互间的货币合作，为过渡到共同货币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基础
从经济特征和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与东盟区域都是高度对外开放，尤其是香港特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菲律宾和泰国的对外开放度也很高，都在60%以上。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基本上类似于小型开放经济，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因而它们更加迫切需要稳定汇率，对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更强的内在的动力。近年来，随着东盟经济的发展，从经济特征和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与东盟经济相互趋同性逐步增强，这些构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货币合作乃至建立货币联盟的经济基础。
2.3 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具备了相当程度的贸易基础
从商品贸易市场一体化来看，一个成功的货币区必须具有高度的内部开放性，即区域内商品的广泛交流。因为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共同货币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才会显现，从而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才会越大。自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以来，中国-东盟区域内相互间贸易额占区域GDP的比重呈递增趋势，并且与欧盟在欧元启动前区内贸易额占区域GDP的比重近乎相当。所以，从贸易市场一体化角度来看，中国—东盟自贸区适宜建立一个共同货币区。
2.4 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
从区域货币联盟的内生性来看，东盟新兴市场经济整体上面临着两难抉择：如果全球的主要货币之间是稳定的，则将其汇率固定于某种主要货币 (美元或者欧元) 可能会是最优的。但是，一旦美国和欧元区想利用双边汇率灵活性，导致欧元对美元汇率不固定，则东盟必须要准备应对来自第三种钉住货币的汇率变动性。避免这种两难的最佳方式是构建独立于主要货币的货币联盟。据此，经贸关系密切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理应考虑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当前，不一致的东盟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导致采用钉住美元汇率制已不是最优的选择，东南亚货币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到一定阶段，区域货币合作必将走向货币一体化，因而建立中国-东盟共同货币区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
3 中国一东盟货币合作的对策分析
3.1 克服中国一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的障碍
现阶段，中国—东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直接阻滞了货币联盟的形成。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中国加上“四小龙”占绝大比例。所以各国经济上的很大差距，远远大于欧洲各国的差距。因此，应该促进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克服经济趋同障碍。
从欧洲实现货币一体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建立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是共同关税壁垒以及商品、服务、劳动力及资本在共同市场内的自由移动，而中国—东盟各国与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差。因为各国与地区之间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即使是流动性最强的资本生产要素的流动也受到各国的限制，有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开放，对人力资本的流动限制更为严格。
3.2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发现，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监督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良好的金融机构是筹集储蓄和将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关键，金融抑制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的中国，金融瓶颈正成为其发展进程中最主要的障碍。中国应该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发展金融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实行利率市场化。
3.3 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目前在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数量已达3000亿元，人民币在东亚地区已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性货币，要考察它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本身的稳定性。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货币使用人数及稳定性来看，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在亚洲货币危机中，人民币保持稳定的政策抉择，使人民币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信誉的同时，也使得其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成为可能。
应适时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要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自由兑换，即政府取消对商品和服务贸易等的交易限制。第二阶段是实行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即政府取消对投资和金融交易等需要的限制，也就是取消对资本流出、流入的汇兑限制。目前人民币实行的是有较严格限制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为了推进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中国实行了渐进式的资本项目可兑换，遵循了先流入后流出，先中长期资本后短期资本，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的开放顺序。第三阶段是中国政府推动本币的国际化，促使其他国家接受人民币的交易、投资、结算和储备货币。第四阶段是中国政府取消对并不发生跨国交易的、境内居民的本外币自由兑换的限制，即达到充分的可兑换阶段。目前情况下，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是中国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也是目前中国主动适应涉外经济发展的选择。
摘要：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区域货币合作, 有利于建立区域金融危机的预警、解救机制, 解决CAFTA各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困境, 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贸易规模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由于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基础, 经济基础和贸易基础, 应当克服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的障碍,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中国,货币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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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 篇2
1994年1月, 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1996年12月, 人民币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2005年7月21日, 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货币, 从而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这标志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边境贸易和境外旅游服务活动当中, 人民币已经成为受欢迎的货币, 我国与俄罗斯、朝鲜、越南、老挝、巴基斯坦、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贸易已广泛使用人民币结算。同时, 在我国居民的旅游目的地中, 韩国、东南亚各国、欧元区国家都欢迎直接使用人民币消费。在我国港澳地区, 人民币更是与其他国际货币具有同等的流通效力。可以说, 人民币已经是区域性的国际货币。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随着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范围的扩大, B股市场对境内投资者开放, 合资证券机构出现, 资本的流入流出规模在不断扩大,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程需要加快。
但是, 无论是WTO协定, 还是IMF协定, 都没有明确要求成员国做出货币完全自由兑换的承诺。IMF协定中的第六条第三节规定:成员国应对国际资本运动采取必要的控制, 但是任何成员国对这类管制的实施不得限制经常性交易的支付或者过分延迟资金转移以及各项承诺的交割。人民币自由兑换应当视我国金融深化与发展的进程以及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而定。
近年来, 我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境经贸往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 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已逐渐认可和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和国际清算工具, 大量人民币在境外流通。由于周边国家国情及经贸往来形式的差异, 因此形成了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动的区域性特点和差异。从使用上看, 一类是在中蒙、中越、中缅、中老、中俄等边境地区, 人民币主要在边境贸易和旅游消费中充当流通工具;另一类在我国港澳地区, 人民币的流动主要随人流或以单纯的资金流方式进行, 主要往返于两地的资本市场之间, 以及用于两地人员往来的旅游、购物消费。而且, 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和办理人民币其他业务。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自由流通已受到“第二美元”的待遇,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还把人民币作为一种储藏手段。可见, 在官方层次上, 人民币区域化的安排已经被提上了日程。
因此, 人民币实现区域化必然从在边境贸易中履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起步, 进而不断扩大边境贸易计价的范围, 在达到一定的规模和信用度之后, 转而到一般贸易中履行结算功能。这一过程基本上还是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进行的。只有国际贸易达到相当的规模, 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完善, 人民币自由兑换即将完全实现的时候, 人民币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和投资货币, 进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二、理论回顾
Mundell (1961) 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Mckinnon (1963) 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开放度的标准。Kenen (1969) 强调产品多样化的重要性, 指出一个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国家对抗部门差别冲击的能力更强。Tavlas (1993) 提出最优货币区的国别标准, 用以判断一国是否具备加入一个货币联盟的条件。Eichengreem和Bayoumi (1997) 提出最优货币区的联盟标准, 用以判断数个给定的国家是否能组成货币联盟。
GG-LL模型提出若一国与货币区之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一体化程度, 那么在其加入货币区时, 就可以避免货币区内的固定汇率结算、交易成本损失以及浮动汇率带来的不确定性。Dixit (2000) 将政策一体化程度和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中。Frankel和Rose (1998) 指出, 根据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不能根据历史数据来判断欧洲国家是否适合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因为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很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Jarko Fidrmuc (2004) 利用欧洲国家的数据检验了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假设, 结果表明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并指出贸易结构对于经济周期的一致性有重要作用。
Kwan (1998) 认为, 人民币不可能成为亚洲的关键货币。这主要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通过贸易和投资与我国建立的经济关系还很脆弱, 而我国是亚洲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王立军、陈增灵 (2004) 指出, 虽然建立最优货币区对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最具有吸引力, 但是现阶段东亚地区既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经济条件, 也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政治条件。巴曙松 (2003) 认为, 目前所讨论的人民币国际化, 基本上局限于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作为支付手段而履行结算功能。姚仲枝 (2004) 指出, 人民币的亚洲战略目标应该是谋求人民币在亚洲的关键货币地位。同时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使人民币在维持亚洲汇率稳定方面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是人民币成为亚洲关键货币的最重要的战略部署。
综观最优货币区理论衡量标准的整个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在一般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 大多数文献都强调潜在最优货币区成员国内部资本要素流动的深入性, 成员国之间的资本要素的流动程度越大, 那么成员国就越适合采用共同的货币。
三、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依据
我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 我国就已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1993年, 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此后, “10+3”和“10+1”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起来。与此同时, 我国也积极推进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以及澜沧江-嵋公河次区域合作, 并参与了《曼谷协定》的签署。2002年5月, 我国和东盟十国先后举行了经济高官会议和谈判委员会会议, 这意味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式启动。2002年11月, 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决定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届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创造一个拥有18亿人口、1.7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和1.23万亿美元贸易规模的自由贸易区。据东盟秘书处测算, 到2010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时, 区内总人口将增至20亿,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 区内贸易额将接近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额, 经济总量将增至3.5万亿美元, 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届时, 我国向东盟国家的出口将增加55%, 东盟国家对我国的出口也将增加48%。
对于我国来说, 目前应当通过积极推进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使人民币参与到区域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当中, 成为区域性的关键货币。另外, 我国既应借鉴欧元模式的局部推进与系统整合相结合的成功经验, 也要吸取其他国家货币国际化失败的教训, 使人民币区域化与经济贸易合作同步推进、分层次推进, 最终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目标。
四、资本要素流动程度分析
以资本为主的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是实现最优货币区的基础。要素的流动性越强, 出现经济的非对称性冲击时, 放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冲机制的成本就越低。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货币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 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 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另外, 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维持固定汇率并且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就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的转移机制, 而这个机制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来实现。只有这样, 货币区内各国的货币之间才能维持固定汇率制度, 以确保实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在这一部分, 对于诸多最优货币区的讨论标准, 笔者将从资本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资本要素流动是经济体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之一, 它反映了各国宏观经济形势、财政和货币政策、汇率变动等。资本要素流动的目的是, 资本要素最大化逐利的本性和规避风险的特性加剧了各方利益相关者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引起资本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动, 从而导致资本要素从收益低、风险高的国家流向收益高、风险低的国家。资本要素的逐利运动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所以资本要素运动也是永恒的, 只有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资本要素收益或风险大体相等时, 资本要素流动才会出现相对静止的状态。在生产要素流动性的标准中, 资本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劳动力流动。资本要素能够跨国家自由流动, 这个流动性比例可以消除供求不对称冲击的负面影响。
单位:百万美元
注:表中n.a.表示数据不可得到, 下同。
为了测算我国与东盟的资本流动性, 本文运用我国对东盟各国FDI增量与GDP增量之比来表示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比例。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是从需求角度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 它由最终消费 (消费需求) 、资本形成总额 (投资需求)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流出) 三部分构成。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V为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比例, 它代表资本的流动性。该比例越高, 流动性越强;反之, 则越弱。FDI增量为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的比率, GDP增量为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比率。从上式定义的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的比例来看, 在当期FDI增量不变的情况下, V与GDP增量成反比例关系。在GDP增量不变的情况下, V与FDI增量成正比例关系。
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 可以把我国与东盟各国资本流动性分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显著流动性 (局部年份的|V|值在1以上, 即|V|>1;大部分年份的|V|值在0.5到1之间, 即0.5<|V|≤1) , 我国与新加坡、泰国、越南属于这一类型;二是低度流动性 (大部分年份的|V|值在0.3到0.5之间, 即0.3<|V|≤0.5) , 我国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属于这一类型;三是弱流动性 (大部分年份的|V|值在0到0.3之间, 即0<|V|≤0.3) , 我国与柬埔寨、文莱、老挝、缅甸属于这一类型。
可见, 从FDI流动性指标来看, 东盟十国的资本要素流动性较弱。这一结果表明了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具有低资本流动性。这样, 资本要素流动程度会成为影响货币区政策决定的重要变量。这表明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资本要素流动程度较低,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
五、结论
人民币区域化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后必然要走的道路。通过我国与东盟十国的资本要素流动性分析, 本文认为我国与东盟的大部分国家的资本要素流动程度较低, 这表明我国与东盟的经济对称性特点不突出, 区域内经济环境并不具备人民币区域化的前提条件。因此, 在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中, 要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流动的改革, 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实现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 资本要素总是因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流动着, 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一定会加速区域的经济增长。
当然, 我国正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 这将成为人民币发挥区域货币功能的客观基础。从东盟国家贸易结构调整的趋势来看,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 区域内贸易逐渐向产业内贸易转变, 这将有利于我国与东盟的资本要素流动。但是, 人民币成为区域化货币的条件并不充分, 其区域化的基础还比较薄弱。除了经济实力的因素, 我国的资本要素市场的发展也制约了人民币的区域化。人民币区域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国应顺势而为, 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
摘要：本文借鉴国外最优货币区的实证研究方法, 从资本要素流动的角度对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期对人民币未来的发展路径及人民币区域化的研究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资本要素流动,东盟,人民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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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 篇3
2002年11月4日, 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中, 中国和东盟同意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由此展开。2005年7月, 中国——东盟货物贸易降税计划启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2010年1月1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 标志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上升到新的历史水平, 推进了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加速了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 必将为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合作增添新的动力, 对促进世界贸易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1 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需要
(1) 有利于提高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包括贸易投资部门自由化目标, 还把政治目标作为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内容。因此,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和经贸关系, 使中国和东盟睦邻互信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 在国际事务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实施, 不仅会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 还会提高双方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2)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日本经济的衰退使得“东亚奇迹”风光不再, 东盟各国迫切需要对内调整产业结构, 对外加强经济合作, 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加入WTO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前景为东亚经济的复苏带来了希望和挑战。东盟各国为了尽快摆脱困境, 必须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3) 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趋势。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 世界大部分国家在采取积极措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 又积极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既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地缘条件加快自身的发展, 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中国与东盟也只有融入经济一体化之中, 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从而提高自己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
2 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第一, 政治体制的多样性。东亚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多种多样的, 当今世界的基本政治体制类型都可以在东亚找到。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一是人民代表制的国家:中国、越南、老挝, 三国都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议会共和制国家:新加坡;三是总统制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是君主制国家: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文莱;五是军政府国家:缅甸。政治的多样性会使各国的决策有着复杂的考虑, 对采取的措施产生不同的影响, 甚至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磨擦, 阻碍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第二,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又有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如老挝、柬埔寨等。这使得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承受能力不尽相同, 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一些东盟国家担心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 大量廉价的中国商品会涌进东盟市场, 对东盟国家的一些工业造成冲击, 他们需考虑如何处理好促进区域内贸易与保护本国产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 东盟各国可能会依据自己的情况和特点来运作和发展, 从而会对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增加不少的困难和障碍。
第三, 文化差异较大。东亚各国民族众多。东北亚以东方文化为主。东南亚则长期受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西方宗教和文化等外来宗教和文化强烈的影响, 所以其文化是多样的。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 主要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方的儒家传统文化。中国、越南和新加坡3国, 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主;东南亚大陆北部的4个国家: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 地理上它们连成一体, 均是以佛教为主的国家;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和马来半岛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3国, 它们的居民则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其中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国家;菲律宾则是一个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思考问题和理解问题的方式是有较大差异的。加上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差异, 中国同东盟各国要相互了解和理解, 达成共识, 一致行动, 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四.中国与东盟在经济上存在一定的竞争性, 贸易结构雷同, 贸易依存度较低。中国和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 国与国之间、国内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产业阶层及总体发展水平类似, 产品存在同构性, 基本处于相同的国际分工阶梯之中, 使得双方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一定的竞争。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构来看, 双方的贸易依赖度还相当低。并且目前双方贸易还都处于低水平状态, 多数产品仍为初级产品, 科技含量低。
第五, 来自外部的因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启动, 使日本感到近40年来在东南亚的经济主导地位将受到威胁。日本希望通过构建日本与东盟的合作框架, 包括日本式的自由贸易区方案, 建立更广泛的紧密经贸关系, 来平衡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除此之外, 美国对东盟各国事务的插手, 势必也将影响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向东亚转移生产技术和开放本国市场, 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试图通过扶持中国周围的中小国家经济增长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近年来,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提出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加强经贸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东盟有些国家感到自己处于中心位置, 存有中国不满足其要求就与其他国家谈的心态, 要价过高。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和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
3 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有利因素
首先,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 东盟国家已经逐步意识到启动新的合作层次、构筑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以及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东盟国家因出口受阻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 对中国出口的持续增加对这些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其次, 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与东盟的经济联系, 表现出极大的诚意。2001年中国主动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的可能性。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了全面经济合作的框架协议, 中国率先向东盟开放自己的市场, 包括农产品市场, 这对东盟国家来说是重要的机遇。中国还决定减免越、老、柬、缅等新成员国的部分或全部债务, 并宣布从2004年1月起, 向老、柬、缅大部分对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这样可以减少它们对华贸易逆差, 也是中国帮助东盟新成员经济发展和支持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具体行动。这些均表现了中国对于加强双边合作,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极大诚意。
最后, 中国与东盟经济的互补性可望进一步挖掘。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 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主要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 随着产业分工与交流的发展, 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 比如信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 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
4 推进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4.1 循序渐进, 多渠道、多形式推进
目前, 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不断推进的同时, 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在推进。日本——东盟经济合作谈判于2003年3月正式开始后, 9月3日双方经济部长会议便就谈判日程和自由化方式达成了框架协议, 10月8日, 在“10+1”会议上正式签署了《日本——东盟经济合作的基本框架》。由此, 双方就经济合作的目的、基本原则、实现框架性经济合作的措施、先期实施措施、自由化、最惠国待遇、协商、时间表等, 进一步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根据该《基本框架》, 双方将于2004年初正式开始进行商品、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谈判, 2005年将正式开始进行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 并争取尽快达成协议, 在2012年前开始自由贸易。
这样, 在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 东亚各方应充分利用每年“10+1”和“10+3”的机制和渠道。
4.2 进行货币金融改革推进统一货币
当前, 中国与东盟之间在货物和服务方面的一体化进程已经明显加快。但是金融货币一体化进程的滞后无法满足货物和服务的一体化。金融货币一体化的障碍依然存在。在金融开放的外部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 中国可以借助与东盟业已存在的良好的经济关系, 试行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推进人民币在自由贸易区内成为结算货币, 可以自由兑换。
2000年5月, “10+3”财政部长会议在泰国清迈达成《清迈协议》, 所涉及的金融合作内容主要有:
(1) 充分利用“10+3”的组织框架, 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
(2) 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 同时在东盟与其他3国 (中国、日本和韩国) 之间构筑双边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
(3) 研究如何将“10+3”各国的外汇储备用于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 以稳定亚洲区域内的货币市场。目前, 东盟10国已全部加入东盟多边货币互换协议, 中、日、韩3国已经分别相互缔结货币互换协议, 中、日、韩3国与东盟成员国缔结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工作也在分别进行之中。这为今后建立东亚乃至亚洲货币同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发行和使用亚元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终将要走的一步, 东亚各国应该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上, 成立由各国官员和专家组成的专家组, 进行货币金融改革, 研究进一步货币合作, 制定一个长远规划, 到时机成熟时即发行和使用亚元。
4.3 推举东盟牵头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大国, 哪个出面牵头, 都不容易为各方所接受。东盟牵头的好处有一是东盟一体化进程已有一定的经验, 而更重要的是调动东盟国家的积极性。近几年, 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框架有一些重要特点, 那就是:
(1) 东盟一直奉行吸引大国注意和大国力量在东南亚平衡的战略;
(2) 中国和东盟、日本和东盟的关系不断深入;
(3) 正是由于这一点, 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和东盟三边互动关系在形成。
中国、日本和东盟三边互动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新特征, 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更加均衡, 中日之间相互制约但又相互联系。东盟居于中日两国之间, 中日多了一条间接联系的桥梁。这如同一个三角形, 缺了那一边都不行。现在, 中国东盟和日本东盟这两边都在加强, 中日这一边缺了一些。但中日关系中的“东盟因素”迟早将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比如, 中日也逐步走向自由贸易关系。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中应运而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 将对亚洲经济的发展, 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就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进程中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兰丹丹.论东盟贸易政策体系及实施[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7.
[2]朱辉.东盟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战略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7.
[3]闻哲.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货币合作[D].东北师范大学, 2006.
[4]查菊红.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D].河海大学, 2007.
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 篇4
旅游服务贸易一体化是指具有一定地缘关系的一直国家或地区, 以共同的旅游经济利益为基础, 以实现旅游服务贸易高度自由化、便利化为目标, 本着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原则, 建立起共同的旅游产品市场和旅游生产要素市场, 实现旅游商品价格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 并协调各国和地区的对外旅游服务贸易政策及宏观政策, 实施由旅游服务贸易的局部一体化向区域一体化阶段过渡, 建立一体化组织机构的动态过程。
1、中国赴东盟国家出境旅游的情况
除印度尼西亚和老挝两国外, 与东盟入境旅游情况相似, 中国赴东盟旅游目的国的人数排在前三位的依旧是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其中, 赴马来西亚旅游的人数增长最快, 由2007年的43.52万人次 (第四位) 上升到2012年的173.78万人次 (第一位) ;从2009年开始, 其中国游客人数每年都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另外赴柬埔寨的中国游客人数也增长很快, 由2007年位于第七的8.23万人次, 增长到2012年的121.55万人次, 排在第三位。另外, 2009年中国赴印度尼西亚旅游人数为32.87万人次, 赴老挝旅游人数为18.96万人次。2010年中国赴印度尼西亚旅游人数为46.88万人次, 赴老挝旅游人数为19.52万人次, 2011年赴印度尼西亚旅游人数为57.86万人次, 赴老挝旅游人数为17.28万人次。
纵观前后三年时间, 自从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后, 除越南外和老挝外, 赴东盟其他八国的中国游客都逐年大幅增加。依旧是马来西亚, 自贸区建成前三年, 2007、2008、2009年三年中国游客总人数只有210.77万人次, 但后三年的总人数便达到了338.05万人次, 同比增加了127.28万人次, 增长率高达60.39%。即使是图中排名最末的文莱, 前三年总人数只有46.1万人次, 后增长到后三年65.61万人次, 同比增长率高达42.32%。
多来年, 除欧盟外中国一直都排在东盟入境旅客的主要来源国的前列。紧随之后的还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的两年, 中国前往东盟国家旅游的总人数多达1273.15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405.83万人次, 增长率高达46.79%。
2、东盟国家来华旅游的发展情况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 来华入境旅游人数排名前十五位的国家中, 东盟国家占据五位, 依次分别为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2007至2012年间, 上述五国来华旅游人数总体都呈现上升态势。
纵观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的前后三年时间, 前三年来华旅游的马来西亚游客总数达316.15万人次, 后三年增至372.58万人次, 增长率约为17.85%;前三年来华旅游的新加坡游客总人数为268.73万人次, 后三年为309.44万人次, 同比增长13.48%。五国差不多都保持较平稳的年增长率, 且各国增长幅度相当。
二、中国-东盟旅游服务贸易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中国与东盟各国旅游服务贸易不平衡
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总体呈现上升态势, 但中国和东盟十国各自发展不均衡, 整体水平不高。十国中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的来华旅游人数最多, 与中国之间互为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国。文莱、老挝等国的每年不足十万人次。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 各国对旅游业的投入也会不平衡、旅游合作时步调不一致, 这给开展区域旅游合作造成一定的困难, 一些合作项目难以开展。通常经济发达国之间开展合作较为容易, 而经济落后国之间要开展合作, 投入资金建设项目就较为困难。
2、中国与东盟各国旅游资源要素禀赋差别大, 竞争力不等
区域内各国旅游资源禀赋不同, 开发条件千差万别。中国地域广阔, 历史悠久, 旅游资源丰富;东盟国家面积较小, 切旅游资源分布不均。东盟国家虽历史人文景观别具一格, 但部分国家旅游资源开发少, 旅游产品组合缺乏创新, 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 旅游行业竞争力小, 容易成为被游客忽略的旅游孤点。例如, 柬埔寨、泰国以风格迥异的宫殿和寺庙著称, 印度尼西亚有丰富的热带岛屿风光, 但是如文莱、老挝等国土面积狭小, 可供旅游者旅游的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相对较少。
3、中国与东盟各国旅游开放程度不均衡
中国以服务员工为目的入境旅游的东盟游客比率不高。从中国来看, 旅游服务贸易及相关领域的双边合作多于多边合作。因此中国赴东盟各国旅游的人数及其发展水平不均衡。游客进出境手续比较复杂, 手续费比较贵;货币兑换问题;对旅客携带的货币数量的限制, 超过规定数量需要向海关申报等。从前面东盟各国对旅游服务的开放承诺就可以了解到一些国家的开放承诺是有限制的。例如越南对于外国旅游服务商在境内的服务在业务范围方面有明显的限制。只允许外国旅游服务商接待外国团, 不允许接待本国团体。对于自然人移动, 东盟各国的承诺水平最低。
4、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往来的交通不便捷
中国与菲律宾互为邻国, 但隔海相望, 由于乘坐飞机出入境旅游的成本泰国, 于是游客较多选择的交通工具是船舶。目前, 中国的汽车可以开进越南北方边境城市, 但未能进入越南内地城市, 而大多数中国游客的主要目的地是河内市, 更不能经越南到其他的中南半岛国家。许多游客只能分段行走, 成本高、时间长, 很不方便。
5、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政治文化差异较大
东盟十国中就有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文莱四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在文化习俗方面, 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 中国游客在这些国家旅游的同时, 要注意并尊重改过的风俗。另外, 除新加坡、菲律宾等国英语比较普及外, 其他国家在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大都使用本国语言, 由于学习使用这些小语种的人很少, 游客较难找到通本国语言和当地语言的导游。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旅游与其相关领域的管理和服务人员流动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困难。
三、加快中国-东盟旅游服务贸易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1、建立信任机制, 发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带动作用
信任机制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旅游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发展的基础, 贯穿于发展的始终。它可以加强区域内各国的合作和信息沟通, 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 避免因利益冲突造成的损害。要建立起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首先要建立起能够促进相互信任的产生机制。另外,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 旅游要跟其他领域的发展充分衔接、深入融合、共享信息, 并积极研究与采取促进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跟其他领域相关联和互补共生的政策措施, 实现与相关领域的协同发展和共同推进, 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带动作用。
2、建立信息交互机制, 联合开发跨国旅游线路
信息交互机制是发展旅游服务贸易的另一个基础性机制, 中国与东盟各国旅游合作关系的形成和巩固, 首先要求参与各方经济信息的对称。由于旅游主体的行为决策通常取决于所掌握的相关信息, 信息不对称通常是旅游管理无序、开发无序和竞争无序的直接原因。为了使区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首先要克服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缺陷, 尽量公开各地政策措施, 可使任何一方增加在旅游贸易发展发展中的可预测性, 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信息交流不畅导致的风险。
3、建立旅游利益补偿和旅游行为约束机制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旅游发展进程中, 各方着重关注的是自身的现实和未来利益。由于各国的面积与人口差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资源数量及品质差异、开发序列和基础差异、市场影响差异、投入产出比差异、旅游综合效益差异等, 使得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存在诸多变数, 仅靠信任机制是不能维持长期合作局面的。因此, 需要有一种促进合作的利益补偿机制, 在认识到自身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对方的生存发展前提下, 各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商议利益补偿问题。同时, 为了防止旅游发展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需要建立旅游发展的行为约束机制。
4、构建跨国旅游联盟发展机制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涉及到多层次的诸多相关“主体”, 比如负责规划、指导、协调等相关工作的政府及其管理部门, 旅游经营管理单位与旅游运营企业等等, 以及其他在旅游发展中的辅助配套部门或企业。在推进旅游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中, 必须广泛组织所有的主体积极投入才能取得应有的功效。让各相关主体拥有更好的合作与发展平台, 极其需要大力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跨国旅游联盟机制。
5、构建合法化的制度规范机制
目前, 中国与东盟已相继签订了各国主观上认同并愿意服从的多个制度性安排的双边或多边协议。随着中国-东盟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发展, 将不断重新建构各成员国的身份和利益, 并以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形式加以制度化, 从而为中国-东盟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形成提供某种合法化的规范机制。
四、结语
旅游服务贸易一体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 其经济意义也不仅仅是指旅游服务贸易经营部门本身从旅游者的直接消费所获得的外汇收入。世界很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对一国的对外开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 国际旅游业的开放不仅对国际收支起到平衡作用, 更重要的是对国际间的各国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进行发展, 其发展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因此, 我国和东盟应抓住机遇, 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旅游服务贸易一体化的现状进行深入的探索与分析, 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原因并及时提出对策, 使区域内的旅游服务贸易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能够迈上更高的台阶。中国和东盟若能针对自身的不同情况及时进行改革调整, 将会在世界旅游服务贸易的激烈竞争中拥有更强劲的竞争力, 也是一场中国与东盟双赢的博弈。
摘要：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 中国-东盟自贸区正脱颖而出, 这是一个被称为“未来世界第3大经济体”的自贸区。旅游服务贸易在中国-东盟国际贸易及服务贸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紧密围绕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 分析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旅游服务贸易一体化的现状、存在问题, 并提出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旅游一体化机制, 推动区域旅游服务贸易一体化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东盟,旅游服务贸易一体化,现状
参考文献
[1]田里, 牟红.旅游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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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 篇5
为增进政治、经济合作及地区稳定, 1967年8月, 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成立。20世纪80年代后, 东盟从小到大, 不断发展, 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5国先后加入东盟, 使这一组织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 形成一个人口5.7亿、面积达450万平方公里的10国集团。东盟以集体的形象面世, 以经济合作为基础, 建立起一系列的合作机制, 正日益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事务中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 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和东盟各国均为发展中国家, 同时东盟与中国地理位置邻近、文化相通, 有利于大力发展经贸合作, 充分发挥相互间的地缘经济优势。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中国和东盟各国已经形成良好的政治关系, 这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 双方不但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互补性主要体现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 由于双方在此方面各有千秋, 使得双方经贸合作的潜力无限。纵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建立历程, 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等三个阶段。
1. 萌芽期
萌芽期出现在1999年,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铭基就曾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 中国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这一提议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
2. 发展期
发展期主要是以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朱熔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标志, 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贸区进程正式启动。
3. 成熟期
成熟期主要指2007年1月14日, 中国与东盟在菲律宾宿务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 双方在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高于世贸组织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开始一直到现在。2009年8月, 中国与东盟10国在泰国曼谷举办的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共同签署了自贸区《投资协议》。双方开始开放投资市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 自贸区将如期在2010年正式建成。2010年1月1日, CAFTA正式建成。CAFTA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障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强劲,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亚洲区域合作的重点,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重要标志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促成双方的经济合作,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然而,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也存在诸多障碍性因素, 阻碍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1. 政治主导下的经济驱动式合作使中国-东盟区域内部矛盾尖锐
(1) “中国威胁论”导致双方存在互信障碍, 难以实现双赢
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 吸引外资以及出口的巨大额度, 客观上使得“中国威胁论”颇有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所需要的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和社会稳定等政策目标相矛盾,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东盟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 而且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同时, 许多原在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外资企业纷纷将业务转向中国。面对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吸收外资的增多以及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涌入本地市场, 东盟成员国内部以及周边许多国家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如果“中国威胁论”继续存在, 那么对中国的提防心理就会存在, 不利于双方开展健康稳定的经济合作。
(2) 出口产品的竞争性阻碍经济一体化进程
经济优势的互补性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先决条件, 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 而中国及东盟各成员国出口的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其贸易国别分布也较为接近, 都以美国、欧盟、日本等居多。
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 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成熟及在国内经济中地位的下降, 东亚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在东亚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一条特殊的产业转移链。亚洲四小龙作为中间环节, 接受工业发达国家转移来的产业, 同时将自己失去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和中国。于是, 制造业在中国与东盟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并成为世界中、低档制成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因此, 中国及东盟各成员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由于出口商品与市场结构的相似性, 双方出口产品在第三国有重叠现象。例如, 在美国、日本及欧盟市场上, 泰国出口的主要产品 (美国18项、日本19项、欧盟13项) 中, 分别有6项、6项、5项也是中国出口至该市场的主要商品。据一家综合研究所统计分析显示, 东盟国家中仅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相关系数为负。中国与东盟产业结构的相似性极大地阻碍了双方贸易的发展空间, 尤其是各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这也不利于CAFTA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2. 东盟内部向心力不足彰显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壁垒较高
亚洲区域向心力不足, 多层次的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并存的状况, 削弱了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有学者评论:“东盟在和我国签署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后, 又与日本和韩国签订相似的自由贸易协议, 同时还在与美国修订和建立新的合作条约, 这虽是其惯用的平衡外交战略, 但其中也隐含着欲借重美、日牵制和防备我国的某种意图。”即使是在东盟内部的向心力也受到侵蚀, 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些国家先后与区域外的国家建立双边的自由贸易安排, 试图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例如新加坡就同时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 菲律宾也与日本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安排, 不仅不利于东盟整体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也增加了阻碍因素。
东盟内部缺乏一个能作为核心力量的强大的经济体, 以及某些成员国面临一定程度的社会政治不稳定, 导致东盟内部“离心现象”的产生。由于“东盟方式”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各成员国在许多问题上难以统一, 使其难以在地区争端中发挥作用。虽然《东盟宪章》已经生效, 但东盟各成员国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如在讨论《东盟宪章》时, 菲律宾、泰国等一些老成员国主张“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表决制”、对违规成员国“实行制裁和取消成员资格”, 遭到新成员国的反对。最后, 这两条没有写入宪章。
核心经济领导力量的缺乏以及内部成员矛盾使得CAFTA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布满坎坷。
3.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中的大国博弈问题严重
以东盟为主导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逐渐成为大国之间角逐的一个重要平台, 东亚的地缘政治因素也决定了其对整个亚洲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所以, 在美国、日本等亚太大国纷纷融入该自由贸易区后, 大国之间的战略较量和利益平衡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东盟的困境是既担心被卷入大国的实力游戏之中又需要借力打力。东盟各国都希望日本能在美国与日益崛起的中国之间, 发挥平衡器的作用。而中日关系一直都是很微妙的, 所以中日关系的友好与否对东盟成员国也是个时好时坏的因素。随着中美日都加入到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欧盟处于自身的考虑, 也不想被排除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之外, 也已经与东盟谈判。早在2007年欧盟就提出以“区域对区域”的方式推进双方的谈判进程。但是, 鉴于东盟和欧盟在经济实力上的巨大悬殊, 谈判就呈现了一种不对称的状态。区域内大国之间的博弈结果是很不确定的, 随着成员的不断加入, 短期内中国在其中很可能是处于不利状态的, 而大国博弈的状态如果处理的不好, 势必会成为发展的障碍。
三、加速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分析
1. 加强贸易自由化谈判, 实现各领域自由化
按照中国和东盟此前达成的协议, 中国和东盟将依次完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谈判, 并最终达成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政治、经济、地区保护主义的影响, 贸易谈判进展缓慢, 要想加速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 必须加强贸易自由化谈判, 实现各领域自由化。
(1) 货物贸易
目前, 中国和东盟就货物贸易的“一揽子谈判”搁浅, 中国和泰国的双边谈判也因此中止。按照此前的协议, 中国和东盟有关货物贸易的谈判要在2004年6月30日前完成。但截至目前, 这项协议依然处于“最后的冲刺阶段”, 且中国和东盟地区国家间的一对一谈判还没有展开。出现“僵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盟的一些国家正在进行大选, 并导致中国和东盟在“一些敏感商品上的谈判”出现一件分歧。今年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进行了大选, 这些国家的政治势力为了能获取国内工商业特别是制造业人士的支持, 纷纷打出保护本国产业的“政治牌”。这无疑造成了双方在敏感商品上讨价还价的力度, 从而增加了双方的谈判难度。
加速货物贸易谈判进程和力度已经刻不容缓。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的货物贸易自由化, 可以就某个领域、某种产品逐一展开谈判, 哪个领域、哪种产品双方的立场比较接近, 容易达成协议, 就先进行哪些, 逐步实现相互间的自由贸易。
(2) 服务贸易
2012年初, 中国与东盟新签署的《关于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具体承诺的议定书》已经生效。自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后, 这是双方第二次就服务贸易相互开放做出具体承诺, 成为中国与东盟在自贸区建成后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此举将有效提升自贸区的自由化水平, 推动双方服务贸易的互利共赢发展。
中国在第二批具体承诺中进一步开放了公路客运、职业培训、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等服务部门。与此同时, 东盟各国的第二批具体承诺涵盖的部门也明显增加, 不仅在其WTO承诺基础上做出更高水平的开放, 许多国家的承诺还超出了WTO新一轮谈判出价水平。
根据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业的特点, 中国和东盟的服务贸易开放应遵循渐进式发展, 未来双方还应就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开放问题继续进行磋商, 以逐步实现本地区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3) 技术及知识产权
随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由一般贸易向全面合作快速发展, 双方应逐步拓宽技术与知识产权合作, 挣脱传统货物贸易的枷锁。加强双方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 能够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健全、完善与协调发展,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从而为双方经贸合作营造良好的区域投资环境, 促进经济繁荣与经贸往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 双方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 经贸往来将越来越频繁, 相应地商会、企业和个人之间知识产权纠纷也会增加, 这必然会导致利益冲突, 并进而上升到国家、地区之间的摩擦, 成为双方经贸往来的不确定因素。因此, 必须加强双方知识产权合作, 不断提高双方区域知识产权一体化程度, 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沟通, 扩大知识产权法律领域的交流, 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开发, 开展知识产权自动化与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完善知识产权对话协调与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东盟应尽快在以上领域展开实质性合作, 拓展知识产权合作的范畴和深度, 提高知识产权商业化服务合作的成效, 从而推动中国和东盟经济交流及快速发展。
2. 优化区域内投资环境, 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应致力于改善国内投资环境, 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开放度, 开辟新的投资领域, 降低外资进入的成本:开放或者扩大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领域, 放松商业、汽车、能源化工等领域对外资的限制。中国应继续加强投资环境建设, 在保持系统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投资政策与法规, 提高政府服务的效能;同时, 应加快要素供给的市场化改革, 加速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 增加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在吸引外资的同时, 中国正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利用东盟国家的要素比较优势和引资政策, 在合理的投资领域因地制宜地开展对东盟各国的投资。通过改革和完善现有资金扶持政策、放开各类金融工具, 来解决企业对东盟投资中出现融资难的问题。此外, 中国可适度放松对海外投资领域的外汇管制, 积极研究鼓励和支持“走出去”的税收政策, 增加中国企业参与对东盟投资的动力。
3. 开展区域特色发展, 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
东南亚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是以地理上相近或相邻的地方经济为主体, 为实现经济互补和取得比较利益而形成的小范围跨国 (跨地区) 的多边经济合作, 并通过区内产业、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相互协作, 形成一个内部市场。
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东盟“东增长三角”以及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为代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 双方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和解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下一步发展的规划。例如,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在已完成的第二个十年的合作后, 于2011年第四次GMS领导人会议上通过的第三个十年计划 (2012-2022) 。早在2010年的部长级会议上就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和研究;中国已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三份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报告。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一经提出, 就得到了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将相关内容纳入到中国-东盟合作的相关文件中, 而由中国广西所主办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也得到了越南、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国的领导人和东盟与亚行的重视, 这充分显示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地位和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 必须要建立相应的规范与制度。在这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次区域地区的大国, 应该承担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同时应该提升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省区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 在澜沧江-湄公河的综合开发与治理问题上形成一套具可操作性的规范与相关政策措施, 保证避免对下游国家造成重大的生态和经济安全隐患。我国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从资金和技术方面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可以考虑创建次区域合作发展基金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以帮助次区域地区的发展。
4. 保证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东盟国家内部一体化协调发展
目前东盟也在积极致力于东盟共同体的建设, 争取于2015年实现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目标。为此东盟内部也在积极地促进东盟内部的一体化建设, 缩小东盟内部的发展差距。在促进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一体化建设方面, 中国政府多年以来都积极提供的信贷和资金的支持。在支持和促进东盟一体化建设的同时深入加强双边自贸区建设、推动互联互通的合作、促进海上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可持续发展, 从而强化中国-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5. 发展区域内金融体系
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金融市场发育存在明显的阶梯式发展态势。新加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东盟区域不可动摇的金融中心。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文莱等国也在不断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国对金融体系实施了多项重大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相关法律的确立, 银行体系的改革, 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开展区域金融合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宽松。中国国内金融资产的迅速增长、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逐步开放的金融市场, 给包括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金融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各国金融当局的双边或多边交流, 进行积极有效的政策沟通。在双边支付协议的基础上, 在代理、结算、贷款、担保、咨询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为更深层次银行业务合作奠定基础。进一步加强汇率政策协调, 稳定区域内双边汇率以及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双边通过构筑货币协作平台, 协商解决货币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当区域内出现较大汇率波动时, 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为主要政策手段, 稳定区域内各国汇率水平, 最大限度地预防金融和外汇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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