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会计协调

中国—东盟会计协调（共8篇）

中国—东盟会计协调 篇1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和投资的不断增加, 中国与东盟各国企业在贸易及投资过程中, 双方需要按照对方的要求调整各自按本国会计准则 (或会计制度) 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 以便评价、掌握各自的资产实力、经营和财务状况, 作出正确的经营、投资决策, 这将加大交易成本, 降低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这一问题可能将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因此, 有必要了解与东盟国家有商务往来的企业, 在跨国经贸往来中所使用的会计信息中因各国会计准则不同所产生的差异, 以及会计信息不可比对各国企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进而比较中国与东盟各国会计制度和会计体系的差异, 研究中国与东盟会计区域协调机制, 建立适用于中国与东盟各国会计协调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 缩小各国财务会计信息的差异, 提高中国与东盟各国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排除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往来中的会计信息障碍, 降低交易成本, 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本文选取与东盟国家有经贸往来且提交了有效问卷的36家云南企业为研究对象, 对其在跨国经贸往来中会计信息可比性障碍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对36份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评价如下:

一、关于与东盟国家有经贸往来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在36家提交有效问卷的被调查企业中, 与缅甸有经贸往来的企业有18家, 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50%, 与泰国有经贸往来的有16家, 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44.4%, 与越南有经贸往来的有14家, 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38.9%, 这表明在东盟10个成员国中, 缅甸、泰国、越南3国是与被调查企业有经贸往来的主要东盟国家。

二、关于中国—东盟各国经贸往来双方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存在的差异及实现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的意义问题

对中国—东盟各国经贸往来双方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存在差异的程度、会计信息存在的差异对双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程度、双方经贸往来中是否存在, 一方要求另一方按本国会计准则调整会计报表以及实现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的意义问题, 本文根据调查结果作如下分析:

(一) 对于中国—东盟各国经贸往来双方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存在差异的程度问题。有1份问卷表示很大, 11份较大, 15份一般, 9份表示没有差异或不相互提供信息无法比较, 加权平均的总评价值2.89, 表明现阶段中国—东盟各国经贸往来双方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存在差异并不大或不相互提供信息无法比较。

(二) 对于会计信息存在的差异对双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程度问题。有3份问卷表示很大, 7份较大, 14份一般, 12份没有影响, 加权平均的总评价值2.97, 表明现阶段会计信息存在的差异对双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程度也不大。

(三) 对于双方经贸往来中是否存在一方要求另一方按本国会计准则调整会计报表问题。有5份问卷表示经常存在, 6份不时存在, 15份偶尔存在, 10份不存在, 加权平均的总评价值2.83, 表明现阶段双方经贸往来中较少存在一方要求另一方按本国会计准则调整会计报表的问题。

(四) 对于实现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的意义问题。有19份问卷表示很有意义, 9份比较有意义, 7份有一般意义, 1份没有意义, 加权平均的总评价值1.72, 表明大多数被调查企业认可实现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 对于缩小各国会计信息之间的差异, 避免各国企业在投资、融资和贸易过程中经常性调整各国会计信息之间的差异,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经营效率,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

综合上述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可以看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 尽管从总体上看, 现阶段中国—东盟各国经贸往来双方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存在差异并不大或不相互提供信息无法比较, 会计信息存在的差异对双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程度也还不大, 且双方经贸往来中也较少存在一方要求另一方按本国会计准则调整会计报表的问题, 但是各问题回答的次数还是发生了变化, 只有1份问卷表示中国—东盟各国经贸往来双方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存在差异的程度很大, 但有3份问卷表示会计信息存在的差异对双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程度很大, 有5份问卷表示双方经贸往来中经常存在一方要求另一方按本国会计准则调整会计报表的情形, 而且有19份问卷表示实现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 对于缩小各国会计信息之间的差异, 避免各国企业在投资、融资和贸易过程中经常性调整各国会计信息之间的差异,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经营效率,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很有意义, 9份问卷表示比较有意义, 两者合计28份, 占收回的有效问卷总数的77.8%, 说明由于现阶段中国—东盟各国经贸往来双方企业相互提供会计信息的情形还不多, 总体上会计信息存在的差异对双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程度也还不大, 但还是有近八成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实现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 对于缩小各国会计信息之间的差异, 避免各国企业在贸易和投资过程中经常性调整各国会计信息之间的差异,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经营效率,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有意义的, 因此, 研究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问题, 实现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仍然是现阶段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关于会计报表主要需要调整的差异问题

在收回的36份调查问卷中, 有10份表示不存在调整会计报表的情形, 在调查表中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只有26份对会计报表主要需要调整的问题在调查问卷中作出回答。这26份问卷中, 有19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作出回答企业总数的73.1%, 14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53.8%, 13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资产的定义、确认和计量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50%, 9份回答由于负债的定义、确认和计量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34.6%, 7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坏账的核算和计提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26.9%, 7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存货发出成本的确定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26.9%, 6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固定资产的折旧范围、折旧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23.1%, 6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各国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列报和披露的规定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23.1%, 4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15.4%, 3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可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范围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11.5%, 2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固定资产减值转回的会计处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7.7%, 2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7.7%, 1份回答主要需要调整由于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占3.8%。此外, 有一份问卷还注明其主要需要调整的问题是由于汇率变动而产生的差异, 另有一份问卷注明会计报表披露存在较大差异。

从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存在调整会计报表的情形下, 会计报表主要需要调整的问题依次是收入和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资产和负债的定义、确认和计量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坏账的核算和计提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存货发出成本的确定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固定资产的折旧范围、折旧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各国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列报和披露的规定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可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范围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固定资产减值转回的会计处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和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从这些需要调整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到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会计准则在诸多方面还存在差异。研究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问题和实现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过程中, 应重点关注这些需要调整的主要问题, 使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问题的研究更有针对性, 以利于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的顺利实现。

四、关于应在推进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中发挥作用的机构问题

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需要相关的会计协调机构来负责实施, 才能保证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的顺利实现。关于在推进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中发挥作用的机构问题, 有22份问卷表示各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在推进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 占收回问卷总数的61%, 2份表示各国会计职业团体应在推进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 占收回问卷总数的5.6%, 9份表示专门的会计协调机构应在推进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 占收回问卷总数的25.1%, 3份表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应在推进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 占收回问卷总数的8.3%。

从上述问卷调查的结果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我国的会计准则历来都是由财政部制定并颁布实施, 会计准则委员会只是会计准则的咨询机构, 加之我国的民间会计职业组织尚不十分成熟, 因此当前由各国政府有关部门作为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机构是企业界可以接受的。

中国—东盟会计协调 篇2

管理员 发表于： 2017-12-08 10:27 点击：29 2017年12月5日至6日，主题为“深化法治交流合作，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强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法学法律界创造了广阔舞台。要更好发挥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和法律论坛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法治合作，增进法治共识，完善机制建设，推动中国—东盟法治交往迈上新台阶。

12月5日至6日，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在南

宁举行

会议现场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主持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显明、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柬埔寨司法部部长昂翁•瓦塔那、印度尼西亚总检察长穆罕默德•普拉赛特约、文莱首席大法官基弗拉维、越南法学会副会长杨诚北、东盟法律协会秘书长雷吉娜•帕蒂利亚•格若兹、马来西亚马来亚首席法官丹斯里艾哈迈德•马洛、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院长苏维查•娜加瓦拉、新加坡最高法院大法官艾迪阿都拉、缅甸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钦貌基、老挝最高法院副院长坎帕•森达拉等东盟国家法律界高层官员出席论坛并分别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辞或作主旨发言。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王乐泉在致辞中指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促使中国和东盟各国经贸与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彼此之间的法治合作需求不断增大。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明年我们将迎来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我们共同举办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共商中国—东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法律问题，共话中国—东盟法治合作长效机制，可谓恰逢其时。

王乐泉强调，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把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系统部署，开启了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征程。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增加，相互需求也在增加。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法治合作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应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对话，增进理解与信任，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国计民生、区域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契机，全面深化法学研究、法律服务、信息交流、人员往来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东盟法治交往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主持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

陈冀平在主旨发言时指出，法治互信是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内容，是中国—东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深刻认识法治在对接“一带一路”与东盟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发展中的作用;不仅要强调法治的保障作用，而且要强调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既要重视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也要重视国内的法治建设;既要加强经贸领域的法治建设，也要加强其他领域的法治建设和法治自身的发展;既要注重法治对“一带一路”的推动作用，也要注重“一带一路”对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要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商法一体化进程，建立健全中国—东盟法律冲突协调机制、风险法律防范机制、民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法治信息共享机制，助推中国—东盟合作发展乘风破浪、“一带一路”扬帆远航，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担当。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彭清华在致辞中说，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此次论坛从法治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广西更好地服务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机遇。广西将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以及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法律论坛等重要平台和渠道的作用，从法学法律信息沟通、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加强执法司法交流、防范贸易投资法律风险等方面与东盟深化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鲍绍坤出席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鸣起出席并主持主旨发言，宣读《法治

合作南宁共识》并作闭幕致辞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姜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姜伟在致辞中指出，作为互信、互谅、互利、互助的战略伙伴，中国与东盟国家司法界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提升合作水平，为优化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法治环境、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和保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徐显明强调，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迈入起点更高、内涵更广、合作更深的钻石十年之际，中国检察机关愿与东盟法学界司法界一起，深化合作共识、深挖合作潜力、加强法律政策对接，为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提供更为优质高效的法律保障和服务，为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刘振宇表示，中国司法行政机关将通过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机制、加强理论研究和数据信息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促进法律和司法领域交流合作等措施，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为“一带一路”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鲍绍坤、张鸣起，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连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世勇，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胡焯，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自治区法学会会长温卡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克，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智友，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法学会会长散襄军，山西省法学会会长左世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大法官赵宏等出席。

张鸣起在闭幕式上指出，本届论坛是在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举办的一次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高水平对话。此次论坛代表层次多元、范围广泛，议题丰富、成果丰硕，在深化法律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方面达成了新共识，形成了新思路，提出了新对策。将对推动中国—东盟国家法治合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强大的智力支持，为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论坛上形成的《法治合作南宁共识》成为中国与东盟法律界人士开展未来合作的行动共识，将与之前论坛通过的其他文件一道，为助力中国—东盟法律论坛转型升级，推动中国—东盟全方位、常态化法治交往与合作指明方向、引领道路。

本届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学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西南政法大学承办。论坛上，中国和东盟国家30余位发言人围绕“中国—东盟经贸发展与合作法律问题”“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保障机制”“中国—东盟法律资源共享机制”三个主议题及十二个相关分议题展开讨论。

来自中国与东盟十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务工作者及专家学者200余人出席论坛。论坛结束后，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第十一期研修班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研修班为期两周，来自东盟国家20多名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等将参加研修班，学习中国法律制度。

中国与东盟税收协调机制研究 篇3

关键词：东盟,税收协调,机制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大趋势下,为了应对外来竞争,许多国家选择与其地缘相近的周边国家抱团合作,这一合作模式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东盟国家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为了在地区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中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开启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经济一体化的过程通过这种交往从而使得相互之间往来程度加深。为了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必须去除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其中障碍之一就是税收差异。由于各国税收对于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的规定各有不同,上述要素跨国流动时面临的税收问题和在国内流通时完全不同,可能面临着诸如恶性税收竞争、国际重复征税等问题。这些问题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建立税收协调机制成为必要。

一、中国与东盟建立起税收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一)什么是国际税收协调机制

国际税收协调机制,在东西方财政税收学界的表述及含义各不相同。部分西方学者认可下述观点,即国际税收协调机制是指国家间通过建立起双边或者多边的合作,通过此种方式来解决各国之间的税收差异问题,从而避免税收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即避免双重征税和双重不征税的问题。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国际间的税收协调可以考虑两个思路,一是消除税制差异,各国如果推行一致的税法,那么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将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另外的一个思路,是尊重各国的税法现状,因为各国的税法乃是基于其特定的传统文化、经济、政治等环境而形成,推行统一的税法缺少现实基础,因而应该允许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税法,但其大体制度应该趋同,即在制定具体制度时,应该考虑共同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尽可能地减少税法规定上的差异。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国际税收协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建立和保护共同的市场,从而消除基于税收的原因带来的对商品、资金、技术、劳务等流动的障碍,而对税收管辖权产生的冲突进行协调的行为。

尽管,对于什么是国际税收协调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定义,但是这种协调根据各国的经济背景不同从而有若干种不同层次的协调。但无论如何,不管哪一种层次的税收协调均有助于经济一体化。

(二)税收法律规范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是资本要素的跨国流动。商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并不完全在同一个国家,甚至产品的设计、生产都不在同一个国家。以苹果手机为例,商标是苹果公司自有品牌。公司自己负责产品设计,产品的主要零部件包括显示屏主要由三星公司提供,在中国组装,全球发售。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国家的管辖权,其中包括税收管辖权。税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在财政领域的体现,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代历史上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要素的全球流动,使得税收关系由完全的国内法律关系开始发展为跨国际法律关系。

国际贸易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固然是基于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则因为存在比较成本。也就是说价格才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关键节点。税收是商品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价格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生产成本、利润、税收以及流通费用。税收在整体价格中所占的比例依各国法律法规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别。就我国而言,附着在价格上的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间接税,增值税的税率有6%、11%、13%和17%,消费税税率为3%至56%不等,关税则具有更大的弹性。所以,考虑到税收对于价格具有扭曲作用,出于加强高出口商品及服务在外国市场上竞争力之目的,各国大多采取出口免关税并将该商品或服务在本国已经缴纳的国内税退还给商品或者服务的生产者的政策,甚至部分国家或者地区可能会对出口的产品进行补贴。

税收法律的差异给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带来了挑战。一方面,由于税收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通常他国不能对此进行干涉。由此,当一国有需要限制外国进口商品的需要时,常用的技术措施就是对该类特定商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或者按照较高的税率征收进口税或者进口附加税,或者对进口商品施行较高的产品标准等,上述措施被称为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关税壁垒,资本的跨国流动依然会面临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税收管辖权,税收“雁过拔毛”的效应,使得跨国资本所面临的税收成本远高于国内资本。无论是上述那种情形,本质上都会对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建立国际税收协调机制是跨国贸易中相当重要的问题。

二、中国与东盟建立税收协调机制面临的主要障碍

(一)各国法律差异巨大,法律冲突的协调机制不足

中国与东盟各国政治及法律文化差异很大。比如文莱,国王不仅是名义上的首脑,也是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泰国和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中国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的不同带来法律体系选择的不同。从法系上来说,新加坡是判例法国家,遵循先例是其传统。中国、越南则属于较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判例仅具有指导不具有约束作用。

中国与东盟各国国家经济总量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域都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我国2015年广东省名义GDP为72812亿元,西藏自治区为1026亿元,二者相差约70倍。各国家甚至各地区之间均有可能存在经济利益冲突。这种经济冲突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税收竞争。中国以及东盟各国目前基本都在实施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投资。虽然有证据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并非外资进行投资决策时考虑的最主要因素,但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确是吸引投资立竿见影的措施。因此,成员国或者地区倾向于通过放弃一部分税收权益,比如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等方式形成税收洼地,以侵蚀他国税收权益,并造成资源的错配。该种行为并不符合区域整体的利益,同时也给纳税人留下了避税空间,客观将鼓励国际资本的避税行为。

上述税收竞争在东盟各国税收法律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尤其2008年以来,为了振兴本国经济,各成员国几乎都对税率进行了调整。有实证分析表明,由于税收竞争的存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存在投资转移的现象,“近年来东盟在吸收外资中的弱势表现与中国的强势情形密切相关,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原本流向东盟的投资。”

因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建设议程中,建立双边税收协调及合作机制以避免恶性税收竞争并取得共赢是重要的议程之一。但这一工作从目前来看进度未能达到预期。目前,东盟各国与中国的法律协调主要是适用统一实体法。实体法中最主要的是WTO协议和自贸区框架协议下关于货物贸易以及服务贸易等方面的协议,上述协议共同组成了各国相互交易过程中应共同服从的行为规范。其中,各方取得的比较有意义的进展就是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货物贸易协议》。在上述协议中,各方承诺进行关税削减和取消。另外各国就可能发生的争端订立了《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具体争议提供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

但是,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上述法律规范已经不能满足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限制了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二)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协定数量较少,协作范围有限

所谓税收协定,全称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一般来说,其目的主要在于维护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消除双重征税,包括双重征税和双重不征税,以实现贸易主体的税收公平,从而鼓励从事跨国业务。同时,国家之间应设立一系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以顺利平息跨国税收争议。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双边和多边税收协定对于走出的企业和个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截至2015年12月,我国已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101个国家正式签署了主要针对所得税的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其中97个协定已生效。除此以外,还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签署了税收安排。我国与巴哈马、英属维尔京、马恩岛、开曼等10个国家和地区正式签署了税收情报交换协定。同时,还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就国际运输收入(空运及海运)互免企业所得税或者互免个人所得税或者互免间接税的税收安排。

目前东盟十国中与中国签订了税收协定的只有四个国家,分别是:越南(1995年5月签订,1997年1月1日执行),老挝(1999年1月签订,2000年1月1日执行),印度尼西亚(2001年11月签订2004年1月1日执行),文莱(2004年9月签订,2007年1月1日执行)。就国际空运运输收入,我国与菲律宾互征不超过总收入1.5%的企业所得税,与签订协议的四国则互免企业所得税,与越南、老挝、文莱三国互免上述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四国互免与上述交易有关的间接税。就国际海运运输收入,我国与菲律宾互征不超过总收入1.5%的企业所得税,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则减半互征企业所得税,与签订协议的其他三国越南、文莱和老挝则互免企业所得税,与马来西亚、越南、两国国互免与上述交易有关的间接税。

上述税收协定在避免我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的单项税收重复征税意义巨大,但就其性质来说仅限于特定范围,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避免重复征税主要是针对所得税。众所周知,一国的税收种类多种多样,形态各异。对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而言,所得税之类的直接税税源不稳定,国家更加倾向于间接税。例如我国尽管经济总量排名世界前列,但增值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高于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对间接税的互免主要局限于特定国家的特定行业,主要是国际空运运输和国际海运运输,其他的行业未被考虑在内。因此可以说,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上述税收协定已经不能满足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限制了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三、建立税收协调机制的一些思考

(一)通过双边税收协定将避免恶性税收竞争及双重征税的范围进一步拓展

恶性税收竞争及双重征税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我国应尽快与尚未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其他东盟国家签订税收协定。在签订双边税收协定时,我们应该坚持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基本原则。

1. 坚持所得来源国与居住国共享征税权的原则。

坚持该原则,首先应明确各类所得的性质。根据所得性质确定所得来源。不同类别的所得,其来源地依据不同。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销售货物所得,按照交易活动发生地确定;提供劳务所得,按照劳务发生地确定等。跨国贸易,是由各国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什么是交易活动地、劳务发生地难以确定。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交易方通过网络即可以完成整个交易,对于交易活动地等更加难以确定。其次,关于居住身份的问题,基本按照行为地国家的法律进行认定。在援引法律进行认定过程中,常设机构、永久性居所、重要利益中心、习惯性居住等一系列概念均存在标准难以确定的情况。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该原则总体上有利于实现资本输出及资本输入的中性,有利于投资有效配置。因此,应该坚持所得来源国与居住国共享征税权的原则。

2. 灵活对待税收饶让的原则。

所谓税收饶让,是指我国的居民企业从与我国签订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或者地区取得的所得,按照该国家(地区)税收法律享受了免税或者减税待遇,该减税或者免税的金额视为在该国家(地区)已经缴纳相应的金额,从而可以在我国办理相应税收抵免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相关解释并未规定税收饶让,该制度主要见于双边税收协定。税收饶让制度对于资本输入国是有利的。一国为了引进某些技术或者吸引投资,往往会规定各种各样税收优惠政策,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但一旦将利润分配回投资国,利润将面临投资国的税收。如果投资国对于本国居民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不给予税收饶让的待遇,而是一视同仁地征税,那么投资人则并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所带来的好处。对于税收饶让这一制度,各国基于其立场不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支持该制度,认为这项制度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投资、转移国内多余资本以扩大本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中的份额,对于增强国力非常有利;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该制度有违税收中性原则,损害了税收公平的基础,容易导致有害税收竞争。因此,税收饶让抵免制度本质上是各国税收主权利益平衡的问题。各国不能够仅从保护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一问题。否则,这一制度根本无法生存。我国一方面作为国际资本的输入国,同时也是对东盟各国进行投资的资本输出国,我国既要考虑本国的税收利益,同时也应兼顾考虑对东盟各国发展的扶持。因此,在对待税收饶让这一制度时,应持有灵活的态度。

(二)建立健全税收协调的保障机制

1. 建立统一监管机构及法律框架

从全球税收协调机制的发展来说,该种协调主要是双边或者多变的协调,其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签订双边税收协定,或者多个国家之间签订多边税收协定。通过税收协定进行税收协调属于微观层面的税收协调,因其规定的条款均为直接规范纳税人权利义务,纳税人可以援引该税收协定的具体条款向税收部门要求享受相关的税收待遇。这种税收协调在很多方面相当有效,但是从协调层次来说属于比较基础性的协调,缺乏共性化的协调。由于各国的法律规定差异较大,且双边税收协定的条款一般比较简单,解决实际争议的成本很高。因此,建立较高形式的国际税收协调机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这种协调形式是各成员国通过让渡部分主权成立区域性组织。该区域性组织作为超越国家的组织,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相对统一的税收法律规范。同时成立专门解决税收矛盾的监管机构,比如欧洲法院就是可参考的范例。目前,自贸区缺少统一的税收规范,也没有专门解决税收争议的机构,因此各国之间的涉税争端事实上没有办法解决。因此,非常有必要在自贸区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以及法律框架。

2. 建立税收福利补偿机制。

国与国之间由于法律规定、执法力度、文化背景等不一致,在对待区域税收协调这一问题存在不同观点。虽然这一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于自贸区整体来说会带来税收利益的增加,但具体到各国,则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统一协调存在巨大难度。因此,成功的协调需要彻底贯彻“平等互利、自主自愿”这一基本原则。税收问题涉及国家财政,财政乃国之基本,在税收问题上更应贯彻这一原则。欧盟税收协调之所以能够取得欧盟各国的支持,是因为在税收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一致通过的原则。为了达到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部分成员国在让渡一部分税收主权后必然会面临资本外流、销售减少等致使国家税收利益减少的情况。如果在协调时不能充分考虑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则各国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即使达成一致意见,将来执行时也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为了保障税收协调机制的建立及顺利运转,有必要建立福利补偿机制,即协调税收利益增加的国家对利益减少的国家给予一定的税收补偿。通过该种补偿保障没有国家会因为区域税收协调机制受损进而分享该机制带来的好处。

中国—东盟会计协调 篇4

从税收协调的步骤来看, 大体可以遵循关税—间接税—直接税的协调路线。

在关税协调模式上,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采取的是封闭式区域内优惠关税措施, 实行类似于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 (CEPr) 的税收协调模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就关税削减计划达成一致, 到2010年原东盟6个成员国全部实现进口零关税;2015年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四个新成员国执行零税率。从2005年起,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降税, 到2010年和2015年先后与东盟6个老成员国和4个新成员国绝大多数商品实现零关税, 实现自由贸易。到目前, 关税削减计划正常, 有些项目已经提前实现。

在直接税协调上, 重点在于企业所得税的协调, 协调的重点在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逃避税收, 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协调则最好只限于避免重复征税方面。中国已分别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8 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在间接税协调上, 主要是增值税与消费税, 重点是增值税协调, 旨在解决阻碍商品跨境流动的重复征税和限制优惠范围问题。目前在间接税协调方面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 中国—东盟税收协调效应的一般分析

2.1 将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协调将使各国税制日益趋同, 这种税制上的趋同所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突出地体现在企业实际税率、投资成本的降低上, 从而提高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效率, 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则表现在贸易不断扩大等方面, 这种贸易的扩大将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2.2 保障各国税收筹集财政资金功能的正常发挥, 防止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发生

根据罗斯托 (Walter W.Rostow) 的公共支出增长发展模型,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政府投资在社会的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较高、政府需要提供基础设施, 这是促进经济起飞到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所必需的。在经济成长的中期阶段, 政府仍需增加支出, 但这一时期的政府投资是对私人投资增长的补充。在经济达到成熟阶段, 政府支出的构成将从对基础设施的支持转移到不断增长的教育、保健和福利的支出。东盟10国除了文莱和新加坡是高收入国家外, 其余各国和中国都属于中下收入国家, 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早、中期阶段, 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此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完成国家职能。

过度的国际税收竞争往往是以大幅度降低税率水平, 滥用税收优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这通常会侵蚀国家的税基, 减少税收收入。此外, 过度的国际税收竞争还会导致国家税收主权的弱化。这样必然会影响这些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 影响国家职能的发挥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各国的税收协调能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

2.3 税收协调可以使资源配置更为有效

税收中性原则要求税收应尽可能减少对经济运行的干扰, 但在大量发展中国家竞相出台各种各样的税收竞争条款的情况下, 生产要素在各地的配置要受到各地税收政策的影响, 其结果是, 资源从最能得到有效使用的地区流出, 流到其他使用效率不高但税收政策优惠的地区, 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损失。通过税收政策的协调可以使各国的税收政策趋同, 从而有利于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2.4 税收协调有利于规模经济效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形成一个近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量的经济区, 若以人口计算, 它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各国大多存在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 如周边邻国的缅、老、越是世界银行评定为世界最贫穷国家中的几个, 他们正处在农业落后、资源待开发、工业基础尚无基础的准备起步阶段, 与我国产业形成垂直分工, 有很大的互补性和贸易的要求。税收竞争往往会导致市场分割, 难以实现规模经济, 国际资本等生产要素过多的流入到低税率、多优惠的地区, 导致这些地区出现大量重复建设项目, 并且会出现产业结构趋同化、产业规模小型化的问题。而税收政策的趋同将更好地体现税收的中性原则, 使贸易更加方便自由。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可以进行专业化生产, 扩大生产规模, 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对于东盟而言, 互补性商品生产的扩大还可以带动国内企业资金的投入, 使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

2.5 税收协调使区内福利水平得到提高

从1968年欧洲自由贸易区提出建立共同市场的设想, 关于税收协调福利效应的研究最早是Keen (1987, 1989) , 他认为欧洲自由贸易区的间接税协调具有正福利效应。此后的研究最终的结论都表明税收协调具有正的福利效应。一些持市场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要求主权国家支付应该立足于国际效率与国际福利的角度来制定税收政策, 而协调的税收政策可以提高国际范围的福利水平, 因此, 主动的国际税收协调是必需的。如果国际税收协调有可能导致一些国家获益而另一些国家损失, 则可以建立某种补偿机制使所有的国家都实现福利增进。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学者认为可以考虑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建立超国家的税收机构, 成员国将相当部分税收权利让渡给这一机构, 由这一机构统一组织收税, 并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

2.6 税收协调能有效贯彻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竞争会把税收负担转移到流动性弱的要素上, 各国为了确保税源, 必然对流动性大的要素如资本减轻税负, 而对流动性较弱的要素如劳动、财产、消费等课以重税, 这样势必导致税制的新的不公平。从中国和东盟十国的情况来看, 除新加坡和文莱外, 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较低, 如果再承担较重的税负, 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 现已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将会日益严重并更难以得到解决。而税收协调能有效避免这种过度的税收竞争, 确保各国的税收利益, 有利于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实施。

摘要：近年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日益加快, 商品与要素的国际流动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 因国内税制的差异而造成的税收障碍也将日益突出, 从而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地区税制及国际税收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要求与挑战。本文介绍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税收协调现状, 并重点分析了税收协调的效应。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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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世旺.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J].东南亚研究, 2008 (4) .

[4]杨鹤, 刘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经济效应分析[J].财经界, 2007 (2) .

中国—东盟会计协调 篇5

一、中国与东盟国家协调税种税制概况

1、中国与东盟国家税收收入结构

东盟国家税收收入结构分两类: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文莱的6个老成员国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 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基本都在50%以上;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这4个新成员国, 经济相对落后, 仍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 这与我国的税收收入结构大体相同。但我国与东盟国家相同的一点是, 各国基本上实行流转税与所得税并存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2、协调税种税制设计特点比较

就流转税而言, 中国和东盟国家除关税以外开征流转税的情况可概述如下。

从图1可以看出, 单就增值税而言, 国家间的差异仍颇多。但我国的课征范围仅限于货物销售阶段, 而大部分东盟国家则扩大到货物销售和劳务服务, 同时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属于生产型增值税, 其他东盟国家则为消费型增值税;马来西亚政府已计划把销售税和服务税合并为具有增值税性质的商品劳务税;新加坡所实行的商品和劳务税, 采用的是进销相抵的计算方法, 具有增值税的特性;其他东盟国家或开征了不同性质的间接税, 或只征一种商品和劳务税, 还有一部分国家同时开征了消费税。

就所得税而言, 中国和东盟成员国都开征了企业所得税, 而且大多开征了个人所得税, 还有部分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

企业所得税方面, 越南、老挝、缅甸、菲律宾等国家仍是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 即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 优惠不同, 且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比内资企业优惠。如越南的外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是25%, 优惠税率是10%、15%、20%;内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是32%, 优惠税率为15%、20%、25%。老挝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0%, 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5%, 个体经营企业适用10%~45%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的企业所得税实行单一税率, 其税率分别是30%、24.5%、28%、30%。其他成员国的企业所得税, 都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适用同一标准。

个人所得税方面, 中国、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实行的是分类课征模式, 其他国家都是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分类税制国家中, 中国的分类最复杂。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所得分为工资、薪金所得,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偶然所得和经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11项。在使用税率上, 我国的累进级次也是最多的, 而且不同的所得适用不同的税率,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最多的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而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还对国内居民和非居民适用不同的税率。此外, 各成员国间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扣除项目的规定等都有较多的差异。

另外, 还应注意, 在所得税制的发展阶段上, 由于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中, 发展中国家较多, 因而许多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 诸多内容尚待规范与完善。

二、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中的税收协调进展

税收协调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建立共同市场或经济集团, 消除税收上对商品、资金、技术、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 采取措施使集团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 (包括税种、税率) 互相接近或统一, 以减轻彼此间的冲突和摩擦。税收协调的内容涉及税收管辖权、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和税务合作等方面。

根据双方2002年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下称《协议》) ,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分为两个阶段, 即2010年把文莱、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建成自由贸易区;2015年把东盟新成员国建成自由贸易区。为使自贸区能按照时间表推进和建成, 2010年以前, 我国已与东盟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税收协定与协议, 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关税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在税收方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关税减让。其中主要成果是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 于2004年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 使得除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和少量敏感产品外, 双方的其他约7000个税目的产品关税得以下降。随后2007年1月1日起,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关税减至5.8%, 2009年1月1日起减至2.4%。到2010年后, 我国自东盟进口的商品中约有93%可享受零关税的待遇。二是在直接税方面。中国分别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8个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同时东盟国家也出台了相关对应的措施。

三、2010年后中国—东盟税收协调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思路

1、2010—2015年:规范本国税收制度, 缩小税制差异

(1) 增值税制的协调与完善。首先看已引入增值税制度的中国和东盟六国。为了进一步避免中国与东盟六国间商品和服务的双重征税, 其中印度尼西亚可以考虑实施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方案和措施;我国应加快将运输、建筑、服务业列入增值税纳税范围的步伐。其次是文莱和4个东盟新成员国 (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 。这五个国家中除越南外, 建议根据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 适时引入增值税。此外, 已经确立增值税的各成员国还应考虑在货物和劳务的征税范围上趋同, 拓宽增值税税基, 减少其对税收的扭曲作用。同时不断完善小规模纳税人管理和出口退税管理。

(2) 所得税制的协调与完善。自由贸易区内所得税协调首要是公司所税 (即我国所称企业所得税) 的协调。除文莱外, 东盟老成员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和公司所得税税制比较完善。而我国自2008年正式实施两税合并后, 普通税率降为25%, 与东盟六国的税率趋近, 减小了双方差异, 从税制协调方面看, 也为自贸区建立第一阶段中的所得税协调发挥了作用。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从前一部分对各国税制的概述可知, 各成员国在征收方式、税率设计等方面差异较大, 协调时可以考虑以下步骤:一是逐步统一对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确定、征管等方面的税收政策;二是在税率上, 特别是最高边际税率上进行协调;三是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上进行协调。

2、防止非关税壁垒的滥用

各成员国由于经济总量小, 与国际市场连接紧密, 因此对国际经济形势反映敏锐, 成员国政府的各项税收决策也常常会为了某些市场波动而有所变化。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有关条款也有如下规定:2003年自贸区启动后, 东盟中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及文莱等6个成员国, 一旦发现本国的产品在自贸区市场中受到影响, 进而导致相关领域及行业的亏损, 该成员国可以采取紧急措施予以保护。如早在2002年的4月23日, 马来西亚政府已对来自中国和香港地区的自行车开展过反倾销调查。2003年1月18日做出决定, 对来自中国深圳宝安自行车厂 (国内唯一应诉企业) 的自行车征收11.83%的反倾销税, 对来自香港地区其他企业的自行车征收高达186.09%的反倾销税。

目前由于赤贷危机造成的严峻经济形势, 也使得东盟各成员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滋长。东盟成员国虽然政府层面已经形成了合作共识, 但如何在促进国内产业发展与维护成员国家间的协议仍需进一步掌握平衡。对此, 东盟各成员国一方面应加强国内政策与自贸区政策的衔接配合, 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宣传引导, 使其国民充分了解东盟自贸区成立的长远意义, 避免短视造成的过激情绪对政府推行自贸政策带来的不必要阻力。

3、严防赤贷危机影响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在全球经济不振的情况下, 贸易保护主义在跨国公司削减成本、消费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下开始抬头。东盟区已有所表现, 据国内媒体转载菲律宾《马尼拉旗帜报》2009年5月18日的报道, 菲律宾贸工部长法维拉还曾提出为了保护经济不受全球经济危机损害, 东盟应推迟执行今年年底前取消进口关税承诺的建议。虽然2010年1月1日东盟自贸区及有关协议还是按计划启动, 但是可以预期类似的贸易保护问题今后难免再出现。如各成员国不能继续站在自贸区整体角度考虑, 进一步减少贸易障碍和摩擦, 则难免出现合作的停滞甚至倒退。

对此, 强调团结一致并加强成员国各方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同时, 面对危机成员国之间还应发扬互助精神, 特别是对一些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刚刚实现和平, 有待进一步稳定的成员国, 经济实力较好的中国和老东盟六国应予以特别扶持。只有以合作共赢为理念, 才能形成整个自贸区内稳定的经济贸易发展环境。

四、促进中国适应自贸区新贸易环境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玉主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有利于我国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但是走出去要做好适应新环境和新挑战的准备。

一方面是理论上的准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欧盟的实现“统一大市场”的目标不同, 其形成是以“自主决定、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因此我国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 还应该鼓励各界站在现有的欧盟经验的基础上, 重于对东盟自贸区的特殊性进行理论研究。同时, 我国理论研究的加强也增强了我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商中的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是实践上的探索。中国与东盟大部分国家已经承诺开放金融、医疗、教育、建筑及工程等服务业市场。在这些行业的税收上, 东盟6国对金融、保险、医疗、不动产租赁等服务业类免征增值税, 中国对金融、保险、不动产、建筑安装作业等服务业征收营业税。随着服务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开放, 中国面临着营业税对服务贸易自由流动形成障碍的问题, 应逐步将营业税应税劳务改征增值税。这两种税制如何过渡和转换, 中间还有许多制度安排需要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1]王国华:外国税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黄绥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税收协调[J].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26 (5) .

中国—东盟会计协调 篇6

2002年,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生效, 此后, 一系列推进贸易发展的协议相继签订, 2010年, 这个由发展中国家组建的贸易区建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这使得区域经济合作紧密联系, 贸易输入输出频繁, 区域资本流动加速。在这种有利的背景下, 会计作为一门国际性商业语言符号, 在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委托和代理成本、提高投资决策效率、引导资本跨境流动等方面势必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会计是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 很容易受周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 进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别性和束缚性。因此, 比较中国与东盟国家会计差异是会计协调的基础, 通过差异性研究, 对于中国与东盟区域贸易合作, 无论是战略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深远意义。

一、会计环境比较

(一) 经济环境。

泰国以农业为主, 素有“东南亚粮仓”的美誉, 矿产资源丰富,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 制造业兴起, 利用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发展食品加工制造, 拥有旅游城市曼谷、清迈等。马来西亚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 盛产棕油、橡胶, 经济结构调整后从农业国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旅游业已发展为第三产业。新加坡是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 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性很大, 国土面积狭小, 主要依靠金融业、服务业和制造业。文莱以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经济支柱, 近年来致力于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 但受碍于缺乏劳动力、市场狭小等因素。菲律宾以农业和工业为主, 有丰富的经济作物, 如今旅游业也成为一种主要的外汇收入。印尼是群岛国家, 其首都雅加达是著名的海港, 所以经济发展以港口为依托, 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发展较快, 农业发展缓慢。越南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大米和咖啡是主要作物, 工业得以发展但效率缓慢, 经济处于落后地位。老挝、缅甸和柬埔寨都是传统的农业国, 森林资源丰富, 工业基础薄弱, 可以利用资源和劳动力向制造业发展。

(二) 法律环境。

在学过的课程中, 税法和经济法在会计活动中的应用最广泛, 也是会计行为的重要依据, 可见法律对会计影响的深远性。会计法也是约束和规范会计从业人员行为的重要法律, 我国在这方面有相对完善的体系。另外, 会计准则虽然没有很强的约束力, 更强调自律本身, 但也是构成法律的一部分。国家间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有的国家有殖民历史, 还有宗教影响, 这些都在会计准则中渗透出来。在宗教、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 各国在税法等法律上的趋同相比于会计趋同任重道远。不过, 中国及东盟各国加大了开放本国市场的力度, 制定一系列有利政策, 推动了法律趋同的步伐。中国-东盟的政治体制是多元化的, 总体上分为五种, 以新加坡为代表的议会共和制, 以印尼为代表的总统共和制, 包括中国在内的人民代表制, 泰国代表的君主制以及以缅甸为代表的军政府国家。从发展进程和发展程度来看, 东盟各国有关外资立法的发展进度也不一致,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等国家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外资法律体系, 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外资立法相对比较滞后, 这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法律和经济的发展是亦步亦趋的。在以上国家中, 有些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投资关系, 有些国家来往较少, 缺乏合作。

(三) 政治环境格局。

政治因素是影响会计的根本因素,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 受战争的影响, 经济萧条, 会计发展缓慢。80年代后, 冷战结束后两极瓦解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削弱了政治影响。政治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以法律为依托, 不仅仅是政治环境, 战争状态、政治倾向等都会影响会计发展。

(四) 人文环境。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不断深入, 各成员国都意识到人文环境对于吸引外资的重要性。人文环境是根深蒂固在国民的性格中的, 它会影响行为与判断, 这种影响是直接或间接的。新加坡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素质好, 菲律宾有丰富的劳动力向我国输入, 我国的广西、云南等地与越南、老挝等国家接壤, 有相近的生活习惯, 语言相通, 这些为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

(五) 会计环境。

东盟十国和中国同属于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和越南加入了世贸组织, 但经济地位在国际市场中并不突出, 老挝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目前正处在改革的进程中。中、越、老三国均是社会主义国家, 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作用更突出。其他同盟国如泰国、柬埔寨等并非社会主义国家, 但在经济发展中仍然体现政府干预经济的特点。同为发展中国家, 但是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首先, 中国的GDP均值远大于东盟国的总值;其次, 东盟国内部GDP均值也表现出不均衡, 柬埔寨、老挝相对落后。此外, 从人均GDP来比较, 中国并不占优势, 新加坡和文莱较高, 这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有关。

(六) 资本市场发育程度。

从各国的情况分别来看, 金融业在新加坡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新加坡的资本市场有着透明度高、公开交易、高效率的特点。马来西亚在东盟中的人均GDP较高, 资本市场也相对完善, 建立了专门的政府证券市场和私人债券市场。菲律宾在20世纪八十年代其市场得到的发展不容小视, 但现在其限制的条条框框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泰国的证券交易所不断完善, 并且逐步开放资本主义市场。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与泰国相似, 成立交易所, 1989年成立店头市场, 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越南股票市场模仿中国的模式, 也存在相似的弊病, 例如股权分配问题, 国有企业治理不严格等, 但近年来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上证所和深交所的成立, 为中国证券市场翻开崭新的一页, 资本市场更加开放, 表明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上的坚定决心。

二、会计准则比较

(一) 比较研究。

会计准则能够给会计人员的行为带来导向, 是会计工作应该遵循的规范和方法。会计趋同未实现之前, 不同国家受经济和法律等因素的影响, 用不同的准则来规范会计行为。我国更是采取了准则和制度并行的方法, 为日后国际会计趋同做衔接准备。随着新会计制度的颁布实施, 原有的会计制度慢慢被取代。国际会计趋同后, 研究的重点转为不同国家会计准则趋同程度, 而不再是会计准则的差异体现,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先后引入马氏距离、欧式距离等方法进行研究。

(二) 中国-东盟各国会计准则差异。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修订完善时, 各国的准则内容都无法与其同步更新, 有一定的滞后性。国家与国家中, 准则的趋同程度和发展速度并不协调, 存在差距。经对比, 新加坡的会计准则已接受毕马威亚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 政府宣布其在2012年能够实现与IFRS的全面趋同。马来西亚有很多特有准则, 如人寿保险企业、房地产开发活动、一般保险企业、水产业会计等, 其他准则虽然与IFRS对应, 但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差异。马来政府宣布, 2012年1月1日实现与IFRS的完全趋同。2005年, 菲律宾早已将IFRS作为自己的财务报告准则, 并应用于上市公司。但在化为己用的过程中, 也做了一些改动, 如IASB的年金、租赁准则等。现行的泰国会计准则里, 存在六项是IFRS所没有没有的, 包括疑账和坏账、房地产企业的收入确认、投资公司会计等。印度尼西亚的会计体系构成较为复杂, 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以IFRS为基础, 发展形成;二是以美国的会计原则委员意见书为基础;三是印尼自己制定研究的。由于构成体系的复杂性, 印尼的会计准则与IFRS存在较多差异, 主要表现在及时性, 资产负债表格式上, 权益变动表格式上, 对流动资产、负债定义的差异等。越南现行的准则中, 有8个准则与IFRS相一致, 其他存在差异的准则是以IFRS为基础, 考虑到本国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但IFRS现行的准则中, 仍然有很多准则并没有在越南的准则中得到反映, 如员工福利、退休福利计划的会计报告、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等, 这些准则大多数与公允价值、金融工具有着一定的联系, 由此可见, 越南在会计趋同的道路上还是相当谨慎的, 选择准则上是有取舍的。柬埔寨会计准则共22个, 这些准则在要求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里广泛应用。但与40个IFRS相比, 相差甚远, 这也是符合柬埔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在现行的缅甸会计准则中, 依然看到一些被撤销或取代的国际会计准则, 如折旧会计、终止经营等, 缅甸并未采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老挝没有成套完善的会计准则, 目前使用的是以纳税申报为目的制定的老挝会计手册, 相比之下, 在会计准则建设道路上有待加快步伐。文莱没有独立的会计准则, 财政部只是修订了相关公司法的章节, 可以说, 会计趋同道路漫漫。中国于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整体框架的一致, 但对比内容, 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财政部计划已于2010年修订准则, 基本准则不变, 补充具体准则, 通过全面趋同机制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

(三) 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及其趋同的相关争议。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1976年由美国提出, 旨在通过相关的体系, 处理会计准则在运用上的问题, 现已被广泛接受。

完全趋同是一种理想, 但理想实现后是否如人们所愿, 被人们接受仍然需要显示给出一个答案。比较不同国家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反映出不同国家间的会计理念和会计差异, 是十分必要的。但目前发展中国家没有选择性地全盘接受西方国家的会计框架, 是存在争议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本国的国情, 考虑政治、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选择合适的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并驾齐驱的会计框架。

三、会计准则制定模式

(一) 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比较。

国际会计趋同的大背景下, 不同会计模式下的技术差异逐渐缩小, 使得会计模式不再是界限分明, 特点并不突出。针对公平和效率的不同, 制定会计准则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公平导向型, 民间组织制定准则更注重相关方参与的程度;二是效率导向型, 显然是政府凭借职权优势来提高准则制定的效率;三是公平效率兼顾, 民间组织制定, 政府出面监督管理, 虽然充分考虑效率和公平二者的平衡关系, 但很可能事与愿违。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是衡量一个国家会计准则质量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东盟而言, 加强区域内的会计合作与发展是大势所趋, 顺应会计趋同的趋势。

(二) 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比较。

会计准则的质量和它的制定程序是密不可分的, 透过颁布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国家会计准则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新加坡、越南、中国的准则由政府颁布, 具有法律的约束性, 印尼、马来、菲律宾的会计准则是行业规范, 并未上升到法律层面。

四、区域会计合作的发展

(一) 东盟会计合作与发展的经验。

东盟成立之后, 各成员国的对外贸量明显增加, 优化了区域内的商品结构, 有助于贸易重组和结构调整。但是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利益分享并不均衡, 有些国家个别部分甚至蒙受损失。此外, 成员国间的国民产业结构类似, 缺乏贸易互补性,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却是竞争激烈, 这也是东盟成立已久但一体化进程迟迟滞后原因, 其进程的滞后性也使区域会计准则的建立缺乏利益推动。制度层面上讲, 东盟的经济合作更多的是愿望和美好希冀, 缺乏执行力、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始终是发展路上的阻力。合作协议方面, 很多事项都是用“应该”来表述, 充分说明并没有法律一样的约束力。虽然会计联盟在会计协调推动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但这一组织得到国家的法律授权才能更好地发挥效力。东盟成立已久, 但各国领导人考虑本国利益, 加强与区域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对发达国家有很强的依赖性。

根据上文的种种总结, 不难发现, 中国-东盟的会计发展应该与国际接轨, 在国际会计趋同的背景下寻求合作与发展的道路, 如何更好地实现国际会计趋同是首要任务。东盟缺乏一个核心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核心国, 中国的加入也未能改变这一现状, 从数据来看, 我国GDP只处于中等水平。

(二) 东盟会计合作发展的不利因素。

尽管东盟有着长久的合作基础, 但也存在阻碍发展客观因素, 会计环境差异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使得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需求不同, 在其推动下生成会计准则。追本溯源, 会计环境的差异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引起的。

(三) 东盟会计合作与发展的前景。

首先, 应该考虑多种因素建立合理的合作发展层次和策略;其次, 建立区域会计组织, 目的是加强会计合作与交流, 为低会计水平的国家提供帮助。另外, 不断推进国际会计趋同, 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各国应该以自身为基本点, 关注财务报告准则的发展与修订, 借鉴欧盟国家的经验加快趋同的脚步;最后, 提供会计的跨国服务和发展区域交流合作也是有力举措, 可以开展会计培训, 加强各国之间的了解。

五、结束语

会计准则会影响宏观经济, 从而影响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利益分配, 这是在会计趋同道路上每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应该了解到形式与实质上会计趋同的区别。各国应该致力于建立强有力的机制来执行国际会计准则, 加强政府间的合作, 建立区域会计组织, 趋利避害。以政府为背景建立的组织更具有权威性, 决策更具有执行力而不流于形式, 这样可以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相信, 通过各成员国的不懈努力, 区域经济发展能够翻开一个崭新的篇章, 书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梁淑红.中国-东盟各国会计完全趋同分析[J].会计之友, 2012.4.

[2]陈红, 谢华, 唐滔智.中国-东盟会计准则质量评价及其协调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0.2.

[3]李江涛.中国与东盟一体化合作展望:趋同增长与制度建设[J].广西石油化工学院学报, 2013.3.

中国—东盟会计协调 篇7

(一) 有效改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服务的区域环境

东盟10 个成员国中, 由于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 导致各国会计发展水平也不相同, 在东盟10 国中除菲律宾、 新加坡和泰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程度稍高以外, 其他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还较低, 对东盟各国会计准则进行比较研究, 有利于协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会计准则, 有效改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服务的区域环境。

(二) 有利于降低会计服务成本和提高会计服务质量

自2002 年中国率先与东盟签署了“10+1”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以来, 东盟地区掀起了参与区域贸易合作的热潮, 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 更是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区各成员国的贸易往来。 2011 年, 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 628.5 亿美元, 增长23.9%;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经济越发展, 会计越重要, 协调同一贸易区内的会计准则, 有利于区域会计信息的相互可比, 降低企业之间的贸易成本, 大大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进而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发展和双边经济关系的深化。

(三) 有利于我国融入东盟会计服务市场

会计作为一门国际商业语言, 不仅是我国与东盟各国企业之间进行交流合作的桥梁, 还是各国在提供会计咨询、会计培训、核资验资、审计、资本市场进入审核等会计服务的工具。 会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实现, 为实施我国企业“招商引资”及为我国企业融入东盟资本市场提供会计服务支持, 它有利于我国企业融入东盟, 有利于我国融入东盟会计服务市场, 进而为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利。

(四) 有利于完善会计比较理论体系

在区域经济贸易往来中, 会计规范究竟如何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关系的深化作用? 什么样的会计规范才能真正地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关系的深化作用? 区域会计规范有无趋同的基础? 目前的会计比较侧重于英美等国, 而对于东盟会计比较的研究较少, 东盟各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很多与会计准则相关的亟待讨论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对东盟会计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完善会计比较理论体系, 更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东盟会计准则的现状, 促进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二、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环境下会计准则趋同与发展的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会计准则趋同与发展的研究, 国外的研究成果甚少, 国内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 仅广西、云南两省高校作了相关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中国—东盟区域会计协调方面的研究

其一, 充分论证了中国—东盟会计协调的可行性。会计属性为中国—东盟会计协调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为中国—东盟会计协调奠定了市场基础, 中国—东盟各国会计改革的发展和成就为中国—东盟会计协调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国—东盟各国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态度为中国—东盟会计协调奠定了思想意识基础 (蒋峻松、卢漪, 2009) 。

其二, 肯定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环境下区域会计协调框架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长, 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贸易、投资以及资本流动的不断加强, 协调同一贸易区内的会计规范, 有利于会计信息的相互可比, 并会降低企业之间的贸易成本, 大大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梁淑红, 2004) 。

其三, 明确中国—东盟区域会计协调应以国际趋同为目标。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会计规范方面, 近十多年来才逐步借鉴国际会计准则。 其目的是为尽量缩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会计规范差异, 早日实现同一贸易区内金融市场的统一 (梁淑红, 2004) 。

(二) 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会计准则进行了比较研究

1.中越会计比较。 越南原会计制度体系是在参照中国会计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运作的。 同时按照原苏联的会计模式进行了调整, 几十年来, 所走的改革之路与我国大致相似。目前, 越南仍采用会计制度及会计准则并行的体系, 它是东盟10 国中唯一采用会计制度作为会计规范的国家, 越南会计准则的制定晚于我国, 我国于1997 年开始制定具体会计准则, 而越南于2001 年12 月31 日才颁布了会计准则, 越南会计准则的制定与颁布, 成为越南财务改革的里程碑, 而建立于国际会计准则基础上所制定的内容, 对越南投资环境的改善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周英虎, 2002) 。在中越会计比较方面的研究既涉及到基本准则, 也涉及到了具体会计准则的比较。 如中国—越南会计比较 (李家瑗, 2008) , 中越会计规范趋同研究 (池昭梅, 2008) , 中越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比较分析、 中越中期财务报告准则比较评析 (池昭梅、李莎, 2011) 等。

2.中新会计比较。 新加坡的会计准则主要对会计核算行为做出规范, 民间机构在遵循《公司法》规定的基础上制订会计准则。 而对企业会计工作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新加坡的《公司法》 中, 《公司法》 规定了对公司财务会计和报告的要求, 并且强调会计报告的真实与公允。 新加坡允许采用全球公认的准则, 避免了外国投资企业因为准则不同而造成的准则调整成本 (蔡晓颖, 2005 年) 。 新加坡会计准则与我国会计准则、 国际会计准则的相似度均较高, 但仍然存在国家化之间的差异 (罗志忠, 2002) 。

3.中泰会计比较。 泰国作为东盟最早的5 个成员国之一, 会计发展水平比较高, 有着较完整的会计体系, 并相当程度地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准则协调成果。 泰国一直致力于东盟会计协调工作,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东盟会计协调活动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研究比较中泰会计准则制定模式, 有助于深入了解中泰两国会计的差异和趋同点, 有助于促进中国—东盟区域会计协调的进程 (陆建英、刘卫, 2011) 。 此外, 在中泰会计比较方面的研究既涉及到基本准则, 也涉及到了具体会计准则的比较。 如中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比较研究、中国与泰国收入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刘卫, 2012) ; 中泰租赁会计准则比较探讨 (池昭梅、庞峰, 2011) 。

4.中马会计比较。 马来西亚早在1978 年就首次采用了部分国际会计准则, 到1997 年马来西亚发布了财务报告法, 成立了财务报告基金会 (FRF) 和会计准则理事会 (MASB) , 并确认了由MASB来制订会计准则 (佘晓燕, 2010) ;马来西亚1979 年已加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其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比我国早, 国际化程度较深, 积累了一定的准则制定经验。而且马来西亚与我国同属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情况比较类似, 通过对中马会计准则体系的比较研究, 试图为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孔晓春, 2011) 。 此外, 学者还对中马各准则作了比较研究: 中马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比较研究 (池昭梅, 2010) ;中马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比较、 中马或有事项会计准则比较 (阳春晖, 2011) ;中马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比较、 中马租赁会计准则比较、 中马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比较 (吴清, 2011) ;中马油气准则比较 (柏思萍, 2011) ;中马关联方披露准则比较及启示 (黄维干、覃红, 2011) 。

综上所述, 国内的学者已开始进行东盟各国会计准则的协调及趋同研究, 这些研究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越、中马、 中新、中泰比较方面, 但没能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 这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国家战略地位是不相称的, 且涉及到各东盟国会计准则的具体内容较少, 不了解其国家化差异所在, 也无法找到其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路径。

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环境下会计准则趋同与发展的研究思路

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趋同与发展问题划分为区域会计协调、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区域会计发展三个层次, 并注重各个层次相互结合。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决定了会计国际化趋同的必然性, 而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发展又决定了会计准则区域化与国际化趋同相结合。

(一) 区域会计协调

首先, 明确区域会计协调的目标。 立足于尽可能地缩小东盟各国重要会计准则的差异, 促进早日实现该区域内金融市场的统一, 以逐步推进全球范围内会计趋同。其次, 确定区域会计协调的主体。 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的过程实际上是有关国家及其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方博弈的过程, 它需要一个专门权威机构来负责。 这个专门权威机构必须在整个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层次中得到明确的体现和授权, 并得到各个国家以法律形式给予的认可, 才能实现对区域会计协调的强有力的促进。最后, 确定区域会计协调的客体。 会计的国际协调之所以困难重重, 主要是由于各国会计准则存在差异。因此, 中国—东盟会计协调的客体便是中国与东盟各国重要会计准则的重要差异。

(二)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

对中国与东盟代表性国家的会计准则从会计环境及会计准则制定背景、基本会计准则 (或概念框架) 、具体会计准则等方面进行比较, 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会计核算基本程序上的差异, 并在分析差异原因的基础上, 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化的相应建议和措施。

(三) 区域会计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要真正成为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3 大市场, 成为参与制定国际会计准则博弈的具有相当实力的区域集团, 必须对上述构建的会计协调、趋同思路采取积极措施, 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 增强中国—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中的实力, 从而提高其对国际会计协调的影响力。

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环境下会计准则趋同与发展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 将研究放在全球制度变革背景下展开

当今世界经济有两大显著特点: 一是经济全球化, 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 对中国—东盟会计准则趋同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应放在全球制度变革背景下展开, 既要正确地看待中国—东盟会计准则区域差异存在的现实, 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又要站在全球的会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高度, 注意区域化协调与国际化协调相结合, 在正视东盟国会计的区域性特色的同时, 加快各国的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步伐, 并最终实现全球的会计准则国际化趋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环境下会计准则的趋同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 扩大双方贸易和合作规模, 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

(二) 依据东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异同准确选取研究对象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会计发展受各国不同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所影响, 所形成的会计体系有较大的差异。东盟最早的5 个成员国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由于其长期的殖民地背景, 深受英美会计体系的影响。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受美国会计模式影响;马来西亚、新加坡受英国会计模式的影响。 此外, 东盟的10 个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综合上述因素, 我们选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作为研究对象, 并将四个东盟代表国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

(三) 准确把握研究思路

对中国—东盟会计准则趋同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纵横双向展开。 一是纵向方面, 把握区域会计协调、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区域会计发展的三步曲, 从区域到国际再回到区域, 由协调至趋同再至发展, 层层深入, 并注重各个层次相互结合。 二是横向方面, 从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四个基本环节入手, 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四个东盟代表国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 找出差异寻求趋同, 使研究内容更为丰富, 研究层次更为分明, 研究思路更为清晰。

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 给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但东盟各国会计准则存在的差异势必会降低会计服务质量和提高会计服务成本, 会影响区域内的合作。因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的趋同是一项艰巨却有意义的任务。本文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趋同与发展研究的意义、现状, 提出了研究思路和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趋同与发展,研究框架

参考文献

[1] .梁淑红.关注中国—东盟会计协调[J].东南亚纵横, 2004, (07) :12-14.

中国—东盟会计协调 篇8

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拓展东盟会计服务市场的机遇

《服务贸易协议》的生效, 特别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双方在货物贸易和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 必然进一步增大对物流、金融、保险、会计等服务的需求, 这将为会计服务提供者 (会计师事务所) 带来新的机遇, 主要表现在:

(一) 有利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拓展境外会计服务市场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从1980年开始恢复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 30多年来, 虽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由于起步较晚, 执业时间短, 积累经验不足, 在经营规模、资本实力、质量控制、人员素质、内部管理、竞争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等方面与国际公司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越来越多国际公司进入我国会计服务市场开展业务, 国际“四大”会计公司加快拓展我国会计服务市场的步伐, 逐渐在国内的中心城市设立办事处, 以高水平的会计服务与国内的事务所争夺会计服务市场份额, 在国内业务中的比重迅速提升。此外, 我国发行B股、H股公司的审计业务、上市公司的鉴证业务, 以及各国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的业务也几乎均被“四大”国际会计公司尽收囊中。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10年发布的《201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会计服务市场前百家会计师事务所2009年度总收入中, “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收入占前百家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的44.3%;“四大”各会计公司2009年度总收入均占前百家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的10%以上, 而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中最高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仅为4%;从人员规模来看, “四大”各会计公司从业人员占前百家总数的百分比均在8%以上, 而国内规模最大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的比例仅4%;从收入结构来看, 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收入仍来自于报表审计业务, 而从国际平均水平看, 会计师事务所报表审计业务占事务所收入的37%, 其最大的部分来自于咨询业务, 约占事务所收入的43%。可见, 无论从业务收入规模、收入结构还是执业人员数量, 我国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与“四大”国际会计公司相比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我国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海外会计服务市场更是处于弱势,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拓展会计服务市场无力与“四大”竞争, 处于竞争不利的地位。

201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创历史新高, 贸易额达3 628.5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了23.9%, 东盟首次年度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继续保持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截止到2011年, 我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已经超过了800亿美元, 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有100亿美元。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之间进行贸易和投资的过程中, 迫切需要会计师事务所等会计服务机构提供审计、会计咨询、管理咨询和税务咨询等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生效后,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会计服务市场的开放将成为必然。我国又具有与东盟各国比邻、我国企业与东盟各国经贸往来较多的区位优势, 这一切都有利于目前在海外会计服务市场中处于弱势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拓展境外会计服务市场。

(二) 有利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非审计业务, 改善业务结构

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的比重, 是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实力的重要指标。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会计师事务所的实力不断提高, 但从整体上绝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还没有摆脱业务结构中传统审计业务占主导的局面。根据《2010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表》的统计资料, 2009年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事务所2009年度总收入2 061 051万元, 其中审计收入1 698 927万元, 占年度总收入的82.4%, 审计业务在事务所的业务结构中占较大比重。中国-东盟会计服务市场发展的初期, 大多数想走进东南亚的企业迫切需要了解的是东盟各国有关投资、金融、会计、审计、税收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对财务咨询、纳税筹划、信息化服务、管理咨询等高端业务的需求较大, 这也为我国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咨询等非审计业务, 提供非审计业务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调整业务结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有利于改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结构。

二、对拓展中国-东盟会计服务市场的思考

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的逐步实施而带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服务市场的开放, 为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而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者。具有区位优势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面对这一发展机遇, 应在信息、人才、行业理念、法律环境和行业对接等方面做好如下准备:

(一) 做好东盟各国金融、会计、税收等法律、法规和政策信息收集

会计师事务所无论是开展审计业务还是咨询等非审计业务, 都需要了解东南亚各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 信息收集工作除了应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外, 有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建立东南亚国际业务部或在国际业务部成立东南亚业务组, 积极主动开展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信息的收集工作, 并采取走访、调查表等方式, 着手客户需求的调查研究工作, 了解走进东南亚的我国企业对审计、会计咨询、管理咨询和税务咨询等服务的需求方面的信息, 建立东盟国家的相关资料库, 为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和研究东盟国家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服务市场提供信息, 为未来在东南亚会计服务市场开展业务提供基础信息。

(二) 加快人才开发和培养力度, 提高会计师事务所人才队伍素质

会计师事务所是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是知识密集型行业, 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才的竞争。提高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力, 首先要提高国内注册会计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为此, 应继续加大注册会计师专业人才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支持会计师事务所与有优质师资的大专院校合作培养注册会计师人才。同时, 语言是进行国际交流的工具, 注册会计师走进中国-东盟会计服务市场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语言问题, 在我国注册会计师培养中, 一般强调英语等通用语种的教学, 掌握东南亚小语种的注册会计师专业人才很少, 走向东盟会计服务市场在语言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东南亚小语种教学师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应利用这些高校这些优势, 在大专院校中的会计专业 (包括注册会计师方向) 、注册会计师专业的教学中增加开设东南亚小语种课程, 为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拓展中国-东盟会计服务市场提供后备人才;另一方面在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培训中, 应增加东南亚小语种的培训, 提高现有注册会计师东南亚小语种的语言水平。同时, 还要加大与东南亚国家会计同行的交流, 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或会计师事务所主管部门定期组织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赴东盟各国, 与东盟国家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事务所交流和学习, 了解东盟各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和会计服务市场的基本情况, 提高会计师事务所人才队伍整体综合素质, 为“走出去”提供会计服务奠定人才基础。

(三) 倡导规模和质量并重的行业理念, 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无论何种行业, 质量永远是企业的生命。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主管部门要以市场为导向, 继续积极引导、推动具有一定规模、实力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 积极探索各种方式, 通过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乃至跨国的改组、兼并和联合, 对会计师事务所现有资源进行整合, 实现规模化服务;同时, 会计师事务所还要加强内部服务质量的管理, 推进专业标准建设, 以提高会计服务的质量, 努力打造核心服务产品, 树立服务品牌, 做到规模和质量并重, 以提高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会计服务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四) 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服务市场的开放, 营造良好法律环境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的相关条款, 尽快采取各种途径和方法, 着力推动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服务贸易有关协定的签署, 确定会计服务市场开放的时间、地点和限制, 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服务市场开放的步伐, 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拓展东盟会计服务市场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 中国-东盟各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对对方行业了解不多, 因此应加快双方注册会计师行业对接的步伐, 双方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应召开对接会议, 交流、探讨行业合作, 并探讨建立相应的行业对接机制, 如行业合作委员会。另外, 双方要积极探讨中国-东盟自贸区行业合作规划。

总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的逐步实施, 有利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拓展境外会计服务市场, 开展非审计业务, 改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结构, 具有区位优势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应做好东南亚各国有关金融、会计、税收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信息的收集工作, 为“走出去”提供服务奠定信息基础;加快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人才开发和培养力度, 为“走出去”服务奠定人才基础;倡导规模和质量并重的行业理念, 深化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改革, 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加快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服务贸易有关协定的签署, 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服务提供法律环境。

摘要：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的逐步实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服务市场的开放将有利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拓展境外会计服务市场, 开发非审计业务, 改善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结构。我国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应在信息、人才、行业理念、法律环境和行业对接等方面做好准备。本文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拓展东盟会计服务市场的机遇加以探讨, 并对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会计服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拓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