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研究

2024-07-16

东盟研究(共12篇)

东盟研究 篇1

一、研究背景

全球化和区域化成为当今世界齐头并进的两股力量。区域化立足于构建合作与互补的竞争力,而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更具有合作优势。东盟(ASEAN)多数国家与中国毗邻或隔海相望,地缘联系紧密,交往历史悠久,加之当前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时期,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双方加强交流合作的共同愿望,推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的建立,为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注入了新的力量,其影响正受到广泛关注。

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农业被确定为新世纪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五大重点领域之一,基于农业在中国和东盟大部分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位置,双方始终都将农产品贸易作为开展合作的重点。

然而近几年来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在特征和趋势上存在着多变性与复杂性,为更好把握当前的贸易形势和格局,应继续思考如何更好地提升和促进与东盟的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因此,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对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内在结构与作用机制的分析将是研究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基础。本文将就此作出分析:

二、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结构分析

一个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结构对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产品结构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即一个国家农产品的出口能否集中在那些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以及出口的去向是否分布在那些需求增长较快的国家或地区。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的贸易结构如何呢?是否有效切合东盟需求市场的基本特征呢?

另一方面,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多元化(或多样化),包括产品多元化和市场多元化,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规避因需求波动而导致的出口风险。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的风险程度又如何呢?

1.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市场结构

近几年,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取得了较快发展,东盟是我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双边贸易额已从2002年的38.1亿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139.1亿美元左右,增长了2.7倍。

东盟各国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各国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不同,东盟10国中,除文莱和新加坡外,农业均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农业发展比较落后,尤其是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农业发展速度较慢,农业技术落后。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是我国农产品主要出口市场国。从中国对东盟国家农产品出口结构来看,在2008年和2009年第1季度,这五个国家占中国—东盟农产品出口总额的87.9%和89.7%,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的市场集中度高。从中国与主要东盟农产品出口国市场结构来看,中国与其在市场结构上存在很高的相似性,欧盟、美国、日本都是主要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出口目的地。

2.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

随着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额的增长,农产品贸易结构也呈现出一定的特征。

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指南—东盟(2006)》和重要农产品出口月度统计报告(2006-2009)

根据表三我们可以看出,2003年至2009年中国对东盟平均出口金额最大的前三类农产品是蔬菜及其制品、水果坚果及其制品、水产品及其制品。蔬菜和水果、坚果制品一直保持强劲势头,出口金额增长稳定,这些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农产品,符合我国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说,2003年~2009年期间中国出口东盟的农产品主要有大蒜、苹果、烟草、柑橘、梨等,而且均有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在此期间大部分农产品出口具有明显增长,个别年份有所起伏,猪肉、虾制品、食糖等少数农产品出口额逐渐下降。总体而言,出口份额较大的多是初级农产品,包括水果、谷物、蔬菜等,出口的加工农产品所占份额较小,比如食糖0.05亿美元,苹果汁0.05亿美元,猪肉、鸡肉、植物油等出口额也都较小,且年际之间有明显的波动。

由上述特征推断可知: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主要农产品是基于两地区资源互补的现实选择,中国所出口的农产品立足于自身资源禀赋、生产条件和经济水平,出口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进一步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进行着农产品出口结构的多元化,以满足更多样化的需求,但主要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仍很低,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亟待提高。

由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分析和产品结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出口总体上呈现出较强的资源-市场互补性格局,此格局有利于在今后日益完善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更大的发挥农业出口的潜力。

三、结论与讨论

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给双边地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框架,农产品贸易合作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了显著的特征。

通过对近几年来农产品贸易总额的攀升和贸易逆差拉大的趋势的把握,对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在农产品贸易上形成了竞争与互补并存的双重格局。

从互补关系的层面上来讲,由于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国与东盟在农产品生产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尤其是中国的温带水果如苹果、梨等在东盟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关税的减免和降低意味着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这将进一步增强中国产品在东盟市场上的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大市场份额,带来发展的良好机遇。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扩大农产品的出口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因此,随着出口的增加,农业、农民的收入也会得到提高,这又会促使农民进一步扩大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生产,反过来再促进出口。

从竞争关系的层面上来讲,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自由贸易区域内和自由贸易区域外两个维度。在自由贸易区域内,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主要是基于互补性展开,但互相之间仍然存在竞争,比如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中国海南热带水果生产商面临来自更具竞争力的马来西亚等热带水果生产商的竞争。在自由贸易区域外中国与东盟都是农业生产和出口大国,而各自向第三方的出口结构非常相似,具体表现为较高的市场相似度指数和产品相似度指数。

在自由贸易区制度框架下形成的双重贸易关系的格局使得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如何积极主动地应对呢?

1. 积极发展特色农业

产品差异性是构成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优势特色农业指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明显的区域特征、特殊的产品品质和特定的消费市场、相对商品量较大、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明显的农业产业。积极发展特色农业才能充分利用互补优势,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因此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加盈利的重点在于培育良种、发展特色。

2.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生产合理布局

农产品进口增加,使得我国农业在国内市场上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加大,这样会促进政府加快采取各种措施发挥中国各地的地域优势,因地制宜地进行结构调整,加速并扩大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

3. 促进农业先进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在肉类加工、水产养殖、种植业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而东盟在动养殖、水果生产及加工方面的技术优于中国,通过更多的农业合作计划,可以促使双方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双方的农业生产率。

4. 加快农产品出口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现状是农产品市场发育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分割现象严重、农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落后。这种不良状况不仅不利于农产品国内市场的流通,也不利于农产品及时快速地输往国际市场。因此,要加快西南地区农产品出口的流通效率就要打破地区封锁与垄断,减少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降低流通费用,这就需要强化道路、通信网络、市场、仓储等基础。

5. 建立健全统一的进出口检验检疫标准体系,促进贸易顺利开展

由于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之间还没有统一的进出口检验检疫标准,导致双方在检验检疫技术问题,特别是农产品的化学残留问题上极易产生分歧,因此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可能会因此面临各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双方可能会在农产品贸易上产生一系列摩擦。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一些部门必须建立起合作磋商机制,尽快建立健全统一的进出口检验检疫标准体系,保障中国—东盟贸易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吕玲丽: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相似性分析口,《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培祥:《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特征及结构变化趋势》,《财贸研究》,2007年第4期

[3]孙林等:《中国和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7期

[4]孙笑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出口结构比较研究》,《当代财经》,2003年第3期

[5]杨亮吕耀:《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及其影响分析》,《资源科学》,2009年第10期

东盟研究 篇2

基于语料库的东盟博览会翻译研究

语料库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而且扩展了翻译的研究范围,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本文从翻译语料库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入手,重点介绍了基于自建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行语料库的翻译批评研究,通过Antconc、Wordsmith等语料库软件分析得到中文文本和英文文本这两者的.词频、字数、词汇类别等信息进行双语间的比较,找出两种语言文本的差别,以及其中的翻译现象.作者认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批评方法不仅有助于在整体上比较客观地把握文本,而且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

作 者:何正国 连建峰 史忠志  作者单位:何正国,连建峰(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史忠志(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14) 分类号:H3 关键词:东盟博览会   平行语料库   翻译批评   文本  

中国-东盟文化贸易对策研究 篇3

【关键词】文化贸易;东盟共同体;区域经济一体化; 电视节目

一、引言

早在唐朝,中国便与东南亚国家有了文化方面的官方交流和往来,主要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与当地的人民居住在一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东南亚国家在宗教信仰等方面也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便已开展了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可见,中国-东盟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为今天的中国-东盟文化贸易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附加价值,提升了经济的内涵;同时,经济贸易作为文化的载体,使文化实现了不断的传承和创新,因此,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不能完全脱离文化因素而存在。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文化正强有力的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并呈现与经济加速融合的一体化趋势。

二、中国与东盟共同体文化贸易现状

1.中国-东盟文化贸易的特点

(1)政府推动文化贸易发展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扶持国内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如: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支持文化企业拓展文化出口平台和渠道、支持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加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支持力度、对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产品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等;中国国家文化部也提出了一系列文化“走出去”的扶持项目。

(2)边境省市占文化贸易主导地位

由于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的区域地理优势,在宗教信仰、习俗等方面这些地区与大多数东盟国家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和共通之点,这使得双方在文化产业合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产业交流主要以云南等边境省市为主导。

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和深圳文博会等平台,双方在民族文化创意、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文艺演出、文化旅游业、文化娱乐业、广播影视业、新闻出版业、文化信息业、会展广告业等诸多文化产业领域开展了交流与合作,不断促进双方的文化贸易发展。

2.中国-东盟影视剧进出口现状

从数量上讲,在中国进口的国外电视节目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东南亚国家的作品。据统计,2013年中国进口东南亚地区的电视节目总额共达8557.01万元,仅次于香港12626.49万元(如:图1)。

据统计,2013年中国出口东南亚国家电视节目总额共达1966.99万元,在亚洲地区,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总额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台湾。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的不同,中国电视节目在欧洲和美洲的传播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尤其是美国,其电视节目等相关领域发展较为成熟,很少进口或引入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所以中国主要的出口对象就集中在亚洲地区。由于文化接近性,中国电视节目的内容和所体现的价值观更易被在文化上具有一定同源性的亚洲国家所接受,而在亚洲国家中,又以东南亚国家为主。

三、中国-东盟共同体电视节目贸易存在的问题

1.文化认同感尚需加强

东盟国家民众特别是华人华侨,大多来自中国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因此,当地华人与中国香港、台湾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比较小,语言相通,港台的电视节目更切合他们实际生活,更能为他们所接受。因此,文化认同是国际间文化融合、发展的基础,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桥梁。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宗教信仰、儒家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渊源,双方的这些文化共通之處蕴藏了巨大的文化产业资源,也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也不断影响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从而致使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文化交流和贸易等方面与中国渐渐疏远,对中国文化的进入持谨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进入东南亚国家的脚步。

2.电视节目本土化和多样化不足

虽然中国已经向东南亚国家大量出口本国电视节目,但是总体上电视节目都鲜明的反映了中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特色,与当地受众的文化和习俗以及欣赏角度具有一定的差异,对于观众来说,他们会首先选择或偏好语言、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相同或相近的电视节目。然而,我国出口到东南亚的电视节目仍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收视群体仅限华人圈。随着华人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对于中国电视节目所传递的中国文化已经逐渐降低了亲近感。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他们不再将兴趣局限于美食、功夫等,而是更希望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等这些更深层次的方面。除了要以历史剧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品牌之外,我们还要积极地拓展其他电视节目题材,例如现实题材电视剧要更多地表现大众的日常生活,综艺节目要更容易让东南亚国家的受众接受,满足观众新的文化消费需求。

3.重视程度不足

中国电视节目“走出去”存在的重要问题,即缺乏对走出国门的电视节目的重视程度,对电视节目的翻译和本土化改编存在明显不足。所以,很多电视剧从制作之初就缺乏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准备,没有国际声道,没有优秀的字幕、配音,以至于当市场机遇来临时,直接丧失了走出国门的机会。而国内的优质电视剧仅靠国内市场,向电视媒体、网络等新媒体出售播映权就可以获得较好的收益,所以国内电视剧往往在国外市场上缺乏主动性。

四、中国-东盟文化贸易发展对策

1.健全文化产业管理制度

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要稳定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及时地制定和出台一些有关文化产业管理的法律法规,更好地规范文化产业市场,对于不涉及太多政治色彩的竞争型文化企业,如动漫行业、游戏行业,要实行相对宽松的产业政策,健全和完善文化企业产权制度,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

2.树立中国-东盟特色文化品牌

中国与东盟各国应该注重高科技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开发区域特色,寻找新的文化产业项目合作点,形成具有自身竞争力的创意文化品牌,增强国际竞争力。当今的文化贸易市场不再是单一的文化产品争夺市场份额,品牌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影响力在文化贸易、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重庆杂技团《木兰传奇》的成功出口是“北京马戏”与“凤凰马戏”两块牌子共同运作影响市场的结果。“‘中国杂技在中法文化交往中有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北京马戏”,无论哪家中国杂技团来演出,法国观众认的就是‘北京马戏这个品牌,就像京剧一样。因此,品牌形象的树立不仅可以使中国-东盟的特色文化更易在国际市场推广,也可以形成中国与东盟的品牌文化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3.实现跨界融合发展——OSMU理论

OSMU是英文“One Source Multi Use”的缩写,意为“一个来源多个用途”,即一个内容原型以电影、游戏、音像、动漫、玩具、出版等方式销售,这些子项目各自獨立又紧密联系,在投资、上市时间、宣传推广计划上互相配合,互相推进。在这种运作模式下一个创意就可以形成一条产品链,从而最大化的实现其附加价值。也就是企业本身利用基本的文化内容制造出人气高、竞争力强的商品。再将此商品通过多种媒体和商业手段将其流通范围扩大,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OSMU模式的作用有三:第一,拓宽投资和盈利渠道;第二,延伸产品和利益链条,融资渠道多元化;第三,各子项目产权所有人不同,各有发展空间,不存在绝对影响。OSMU是目前发达国家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广泛采用的项目管理模式。运用这种方式可以区分各个产业之间的传统界限,彻底打破内容产品成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4.构建中国-东盟文化保税区

由于文化产品兼具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并且文化产品既存在有形商品,也存在无形商品,涉及民族、宗教信仰、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具有“文化例外”、知识产权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重要特性。因此,文化产品往往不能与一般的有形商品相提并论,文化贸易也因此涉及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相对于一般的国际间的货物贸易而言更加复杂,难以用一般的保税区的管理方式。所以,建立文化保税区也是国际文化贸易的一种发展模式。

中国-东盟文化保税区除了具有一般文化保税区的共通性之外,其特殊意义在于:一方面,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及其升级版建设;另一方面,是探索国际文化贸易模式的先行途径,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增强运营实体的国际性和联合性。

五、结论和展望

文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和东盟所包含的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继续推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文化认同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也应对东盟国家开展积极有效的文化外交,使东盟国家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从而使其了解中国,并支持中国的政治、经济活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国家文化战略全面竞争的时刻,通过进行国际文化贸易来获取国家战略利益,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战略的主要竞争方式。因此,中国要走在世界前列,就必须加强文化产业方面的建设,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跨界融合发展,加强与东亚国家的文化往来和联系,使更多国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了解中国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真谛。

参考文献:

[1]杨虹.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经济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胡惠林.构建和谐世界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J].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3]施惟达.民族文化: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J].民族艺术研究,2006年6月.

[4]陈显汹.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J].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

中国-东盟会计比较研究综述 篇4

一、越南

越南的国情与中国极为相似, 有54个民族, 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党的指导思想, 经济上也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谭小平 (2008) 分析了中越两国的会计改革历程, 指出了两国的共同之处有三:一是都属于强制性的制度改革;二是会计职能与角色的演化相同;三是都以计标准国际化为改革方向, 以国际会计准则作为本国制定会计准则的基础。但同时也指出两国在国际化策略和整体规划上存在不同。池昭梅、李莎 (2011) 分析了中越两国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指出中越在会计科目、会计报告、报告编制期间、报送期限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 中越两国虽然情况极为相似, 但会计依然存在着差异。

会计准则是会计活动极为重要的内容, 包括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黄毅、包磊、韩婷婷等 (2009) 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两国基本准则的差异, 并从宏微观两方面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而基本准则对具体准则具有统领作用, 使得两国具体准则也存在差异, 纵观学者已有的研究发现, 该部分研究主要从定义、范围、确认、计量和披露这几个方面来比较, 学者们的重点落在差异的表述上, 并没有将差异原因纳入研究重点, 如李凌秋、李家瑗 (2007) 分析了有形及无形固定资产会计准则;何昊 (2008) 指出中越在成本费用会计处理上的差异;李保婵 (2008) 对中越或有事项进行了比较;池昭梅 (2008) 比较了中越企业经营成果及利润分配的差异;李莎、池昭梅 (2011) 评析了两国中期财务报告准则。另一部分学者则是站在会计宏观的角度, 对中越两国会计模式进行了分析, 而所谓会计模式, 即是指关于特定经济环境下会计实务的标准形式 (范式) 就是用一些抽象化和定型化概念, 对一定社会环境下会计活动的各种要素按照一定逻辑进行综合描述, 反映其各种要素基本特征和本质联系的有机整体, 是对一定特定会计的主要特征所作的综合表述、反映、概括和描述 (吴革, 2005) 。从定义中便可发现其涵盖的范围很广。冯俊萍 (2010) 概括比较了中越两国会计模式的不同, 得出以下启示:中越两国要借鉴并选择适合本国的会计模式;坚持向国际化趋同方向靠拢;改革会计管理体制;加强会计立法;明确会计目标;扩大财务报告的内容与领域。池昭梅 (2008) 把重点放在中越会计规范趋同的外部环境和动因的分析上, 从差异的深层原因上进行分析。而其他大多学者则缩小范围, 仅就会计模式的某一方面进行了研究。何昊, 李家瑗 (2008) 比较两国在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差异, 总结出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所有制结构;二是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三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四是法律手段的调控作用。何昊 (2008) 分析中越会计信息管理体制差异, 指出两者总体相似, 仅在信息质量要求目标和信息质量披露存在差异。何昊 (2009) 对中越会计规范体制进行了比较, 发现两国的会计规范体制均由三个层次构成, 但具体内容却存在着差异。

二、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经济基础比较稳定, 资本市场比较发达, 金融体系比较健全, 因此, 在会计体系的构建上也比较完整。马来西亚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在2012年实现马来西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全面趋同。可以看出马来西亚的会计国际化程度高。池昭梅 (2010) 在比较中马会计国际化历程中, 也指出马来西亚会计国际化程度较高, 发展势头也很迅猛。而学者阳春晖 (2011) 则比较分析了两国会计准则制定模式, 指出马来西亚准则制定机构独立性更高, 制定过程更完善。

马来西亚借鉴美国相关经验, 制订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而中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由会计基本准则担任。池昭梅 (2010) 全面分析了两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差异及原因, 并提出中国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必要性以及相互借鉴的启示。在对具体会计准则的比较研究中, 学者们比较的内容集中在定义范围及会计处理的差异上。池昭梅 (2009) 对中马财务报表列报准则进行了研究, 指出中马两国的财务列报准则在发展历程和内容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黄维干 (2010) 分析了两国的所得税准则, 发现马来西亚国际化程度高, 这也为其参与所得税准则的修订与国际趋同提供了机遇。通过柏思萍 (2011) 对资产减值准则和黄兰 (2011) 对存货准则的比较发现两国在这两个准则规定上大同小异。但是中马两国在一些具体准则上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比如黄维干, 覃红 (2011) 指出两国关联方披露准则的目标和范围, 关联方关系的界定及披露上具有重大差异。吴清 (2011) 分析了企业合并准则的差异及原因。柏思萍 (2011) 对中马油气准则进行了比较, 并指出两国准则趋同的努力原则与方向。

三、新加坡

20世纪60年代, 新加坡大量吸引外资, 促使经济飞速发展, 与韩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合称“亚洲四小龙”, 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会计的发展。成政、丁吉晶 (2007) 总结了中新两国会计发展阶段性特征, 并就会计国际化模式, 剧烈程度及主导力量进行了深入分析, 发现新加坡会计国际化程度高, 发展速度快。

目前, 对中新两国的比较会计研究方面的成果较少, 只有李保婵 (2008) 通过对固定资产的定义、确认、计量和披露作了比较分析, 指出尽管两国对于不同事项规定的详略不同, 两国对于固定资产的规定都比较全面, 但总的来说新加坡准则更为科学, 更能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缅甸

近年来, 缅甸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多, 蒋峻松、卢漪、马静秋等 (2009) 指出中国与缅甸历来在经济上有着高度互补性, 缅甸有丰富的资源, 中国有先进的技术和完备的产业, 这将会促进中缅投资与合作的深入开展, 但就目前已有研究成果来看, 其文献数量较少。

蒋峻松、卢漪、马静秋等 (2009) 对中缅收入会计准则进行比较研究, 发现两国在收入的定义、商品销售收入和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条件、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方法、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条件、商品销售收入和提供劳务收入的计量依据等方面相同, 为中缅会计协调奠定了基础, 但也在准则的适用范围、确定提供劳务交易完工进度的方法、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和商业折扣情况下的销售收入计量等方面存在差异。蒋峻松 (2010) 对中缅存货会计准则进行比较, 发现两国在概念、适用范围、确认、计量和披露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五、泰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泰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与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合称“亚洲四小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 泰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发展本国经济, 目前对中泰两国会计比较的文献资料也较少。

陆建英、刘卫 (2011) 对中泰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了比较, 指出两国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人员以及制定程序上存在差异, 并指出我国应提高会计准则制定人员的代表性, 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提高准则制定的公开性。另外刘卫 (2010) 通过对中泰高校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比较, 针对我国现状提出以下改进方法:一是明确培养目标, 以能力为本位, 深化教学改革;二是建立实训基地, 探索产学合作, 校企合作的教育途径;三是以学生为主体, 实现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改变。刘卫、陆建英 (2011) 指出, 改革会计专业课程设置, 是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环节, 并就中泰两国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课程设置进行了深入分析。

虽然相对其他各国之间的会计差异比较研究, 中泰研究较为匮乏, 但是随着2009年以来泰国对其会计准则的修订和不断完善, 中泰会计比较研究的价值将逐渐凸显, 势必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针对中国—东盟会计比较研究,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准则影响因素两方面。正如埃文斯、泰勒和赫尔兹曼在其合著的《国际会计于报告》中指出, 国际会计中的比较是针对财务会计的, 而比较会计研究的主体内容是各国会计原则与实务以及这些原则和实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吴革, 2005) 。在此两方面的比较分析中, 学者们各抒己见, 在理论层面上予以一定创新, 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引领了会计比较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通过对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分析, 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性的创新研究: (1) 深入分析差异原因。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 会计协调基础性工作—比较会计差异是研究的焦点所在, 其涉及的范围很广。但这种静态层面的差异分析只是会计协调的第一步。在此分析基础上, 有些学者开始探寻差异背后的原因, 但对原因的剖析大多认为是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综合造成的, 并未就单一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分析, 普卫明 (2011) 基于多元文化视野角度, 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趋同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由此, 可以设想在比较各国会计差异研究领域内, 也可针对某一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这种层层剥离剖析的研究方法将对会计协调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2) 协调措施多样化。一些学者在会计比较研究的分析上只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内容作差异化研究, 并从中探寻对我国会计发展带来的启示。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协调的途径是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但是, 笔者认为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达到国际趋同, 这是会计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就目前各国之间的环境差异而言, 实现这一目标还很遥远, 如何在当下解决这一问题, 使各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顺畅, 笔者认为可以从技术层面加以改进, 比如采用XBRL, 对会计准则差异性研究予以技术支持, 从而暂时实现信息的可比性。 (3) 增加实证性研究。透视已有研究, 可以发现其几乎都是规范性的研究, 实证性的研究支撑相对缺乏。因此,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欧盟会计协调的经验和方法, 利用马氏距离法, 欧氏距离法, 平均距离法等方法, 来比较研究各国会计差异, 从而更直观的了解东盟各国会计差异程度。

参考文献

[1]吴革:《国际会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谭小平:《中国与越南会计改革比较研究》, 《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3期。

[3]黄毅、包磊、韩婷婷、方艳:《中国与东盟国家会计制度对比——基于中越基本准则的比较分析》, 《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9期。

[4]李凌秋、李家瑗:《有形及无形固定资产会计准则的中越比较》,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5]李莎、池昭梅:《中越中期财务报告准则比较评析》,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4月第24卷第2期。

[6]何昊:《中越会计信息管理体制比较》, 《财会通讯》2008年第6期。

东盟研究 篇5

管理员 发表于: 2017-12-08 10:27 点击:29 2017年12月5日至6日,主题为“深化法治交流合作,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强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法学法律界创造了广阔舞台。要更好发挥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和法律论坛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法治合作,增进法治共识,完善机制建设,推动中国—东盟法治交往迈上新台阶。

12月5日至6日,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在南

宁举行

会议现场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主持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显明、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柬埔寨司法部部长昂翁•瓦塔那、印度尼西亚总检察长穆罕默德•普拉赛特约、文莱首席大法官基弗拉维、越南法学会副会长杨诚北、东盟法律协会秘书长雷吉娜•帕蒂利亚•格若兹、马来西亚马来亚首席法官丹斯里艾哈迈德•马洛、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院长苏维查•娜加瓦拉、新加坡最高法院大法官艾迪阿都拉、缅甸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钦貌基、老挝最高法院副院长坎帕•森达拉等东盟国家法律界高层官员出席论坛并分别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辞或作主旨发言。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王乐泉在致辞中指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促使中国和东盟各国经贸与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彼此之间的法治合作需求不断增大。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明年我们将迎来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我们共同举办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共商中国—东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法律问题,共话中国—东盟法治合作长效机制,可谓恰逢其时。

王乐泉强调,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把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系统部署,开启了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征程。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增加,相互需求也在增加。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法治合作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应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对话,增进理解与信任,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国计民生、区域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契机,全面深化法学研究、法律服务、信息交流、人员往来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东盟法治交往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主持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

陈冀平在主旨发言时指出,法治互信是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内容,是中国—东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深刻认识法治在对接“一带一路”与东盟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发展中的作用;不仅要强调法治的保障作用,而且要强调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既要重视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也要重视国内的法治建设;既要加强经贸领域的法治建设,也要加强其他领域的法治建设和法治自身的发展;既要注重法治对“一带一路”的推动作用,也要注重“一带一路”对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要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商法一体化进程,建立健全中国—东盟法律冲突协调机制、风险法律防范机制、民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法治信息共享机制,助推中国—东盟合作发展乘风破浪、“一带一路”扬帆远航,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担当。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彭清华在致辞中说,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此次论坛从法治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广西更好地服务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机遇。广西将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以及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法律论坛等重要平台和渠道的作用,从法学法律信息沟通、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加强执法司法交流、防范贸易投资法律风险等方面与东盟深化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鲍绍坤出席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鸣起出席并主持主旨发言,宣读《法治

合作南宁共识》并作闭幕致辞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姜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姜伟在致辞中指出,作为互信、互谅、互利、互助的战略伙伴,中国与东盟国家司法界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提升合作水平,为优化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法治环境、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和保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徐显明强调,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迈入起点更高、内涵更广、合作更深的钻石十年之际,中国检察机关愿与东盟法学界司法界一起,深化合作共识、深挖合作潜力、加强法律政策对接,为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提供更为优质高效的法律保障和服务,为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刘振宇表示,中国司法行政机关将通过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机制、加强理论研究和数据信息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促进法律和司法领域交流合作等措施,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为“一带一路”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鲍绍坤、张鸣起,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连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世勇,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胡焯,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自治区法学会会长温卡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克,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智友,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法学会会长散襄军,山西省法学会会长左世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大法官赵宏等出席。

张鸣起在闭幕式上指出,本届论坛是在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举办的一次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高水平对话。此次论坛代表层次多元、范围广泛,议题丰富、成果丰硕,在深化法律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方面达成了新共识,形成了新思路,提出了新对策。将对推动中国—东盟国家法治合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强大的智力支持,为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论坛上形成的《法治合作南宁共识》成为中国与东盟法律界人士开展未来合作的行动共识,将与之前论坛通过的其他文件一道,为助力中国—东盟法律论坛转型升级,推动中国—东盟全方位、常态化法治交往与合作指明方向、引领道路。

本届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学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西南政法大学承办。论坛上,中国和东盟国家30余位发言人围绕“中国—东盟经贸发展与合作法律问题”“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保障机制”“中国—东盟法律资源共享机制”三个主议题及十二个相关分议题展开讨论。

来自中国与东盟十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务工作者及专家学者200余人出席论坛。论坛结束后,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第十一期研修班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研修班为期两周,来自东盟国家20多名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等将参加研修班,学习中国法律制度。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及其成效研究 篇6

关键词: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 博览会

一、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现状分析

在“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和深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自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双方相继于2005年7月、 2007年1月和2009年8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确保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1]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它建成后将成为继欧洲经济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将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自贸区的建成不仅可以使东盟和中国相互之间取消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增大贸易额,还可以在东盟成员和中国之间建立一种共同体意识,为东亚经济稳定提供一个重要机制,使东盟和中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贸易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2009年4月,中国宣布设立总规模达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向东盟提供150亿美元信贷支持,并向东盟欠发达国家提供2.7亿元人民币的特别援助,以鼓励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和协助东盟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公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此项业务的启动,顺应了中国与东盟市场对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需求,对促进双方贸易发展和促进中国企业到东盟投资有积极作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到2010年,在这一阶段主要要求中国与东盟最早的六个成员国建成自贸区,彼此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并签署投资协议,逐步开放投资领域以实现《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第二阶段初定为从2011年到2015年,在这阶段要促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同时要求中国与东盟另外4个成员国建成自贸区,以在自贸区里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基本自由化、便利化。第三个阶段为2015年以后,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则是巩固发展自贸区,使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同样是以出口外向型为特点,且主要出口欧美市场的中国和东盟,将具有共同改善、调整贸易结构的潜力。从2010年1月1日开始,中国和东盟6个老成员国——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之间,将有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将下降至0.1%,东盟6个老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则将降至0.6%。而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也将在2015年对中国实现90%的产品零关税。关税壁垒的逐渐消除,为中国与东盟企业创建了更加便利的发展平台。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深化也面临着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2009年,由于担忧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印尼纺织、钢铁等多家工商会发出了暂缓与中国减免关税的呼吁。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声音,担心中国的一部分优势产品将在关税减免后冲击本国产业。而对中国市场而言,东盟某些低价产品已经开始给国内一些地区产业带来了竞争,2009年广西南宁的水果业就受到了较为明显的外来挑战。目前,越南和印尼等东盟国家的制衣、造鞋、玩具等产业正在蓬勃发展,这对中国的同类产业必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中国与东盟在经贸领域实现互补、合作和共赢的目标,将是一个渐进和探索的过程。

目前,中国与东盟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彼此高层互访频繁,并且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创造了一种区域间合作的全新模式,自贸区的建设并没有采取一揽子整体推进的办法,而是采取先易后难、区别对待的方法,充分考虑到了东盟各国的基本国情,也确保了自贸区建设的成效。随着东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东盟已经成为推动东亚合作和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并将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将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大方针指导下,继续加强和深化与东盟的关系,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及主要成效

伴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和东盟双边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合作快速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双边贸易上显现出巨大潜力。例如,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与泰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644.4亿美元,增长0.5%。其中,泰国对中国出口268.3亿美元,增长0.4%,占泰国出口总额的11.9%;自中国进口376.1亿美元,增长0.7%,占泰国进口总额的15.2%。中国已为泰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超过日本,成为泰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据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统计,2013年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额为920.6亿美元,增长10.7%。其中,新加坡对中国出口483.7亿美元,增长10.0%;自中国进口436.9亿美元,增长11.4%。新方贸易顺差46.7亿美元,下降1.9%。中国为新加坡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可见,受益于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双方实施的一系列互惠措施,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基础牢固、动力强劲,具备长期发展与深化的条件。2011年,东盟已超过日本,晋升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2013年,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量占中国当年贸易总额的10.7%,成功突破两位数大关,显示双方贸易联系愈加密切,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正在由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互补分工。除了初级产品以外,高新技术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和手机部件等的贸易也得到了加强。从国别分布状况来看,在2013年中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的贸易额依然占中国—东盟贸易总额的近九成,但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已经超过菲律宾成为东盟十国里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

过去十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额呈现上涨趋势(见图1)。不过,这种上涨趋势中同样存在震荡。2013年1至3季度,中国与东盟在进出口额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方面是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际金融环境如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市场的冲击造成,未来有待进一步跟踪分析。

此外,在中国—东盟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推动下,双方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服务贸易有望成为今后双边经贸发展的新引擎。对中国来说,电信、旅游、交通及建筑等领域将在未来获得更大的优势。目前双方开展服务贸易的方式以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为主,随着东盟国家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难得的机遇。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也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金融领域加快合作步伐。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公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提高了人民币在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中的区域化地位。在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中方明确表示愿意就本币结算、债券发行等金融服务与东盟进行合作磋商。共同着手研究推进金融服务体系合作的方法有助于自贸区建设的推进,有利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

三、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中国的经济外交

中国与东盟在经贸方面的合作,不仅仅体现出经济成果,同时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的最佳范例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还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例如,60年代中国与菲律宾的经贸关系就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而完全中断。1975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总贸易额仅为5.23亿美元。[2]中国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建设,不仅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取得的丰硕成果,也表现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外交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对中国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的集中体现,代表了中国经济外交工作的独特优势,也折射出今后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方向。

其中,中国—东盟博览会便是在自由贸易区成立和建设过程中双方良性互动的一大产物。十年前,为了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加入WTO后对其经济产生冲击的忧虑,中国主动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时在自由贸易区筹划和建设的过程中,针对亚洲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特点,中国采取了多措并举与友好协商的合作方式。一方面,主动对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实行债务减免,并提出由本国先向东盟各国开放市场,然后东盟6个较发达的国家向中国开放市场,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其他4国最后才向中国开放的步骤。2004年中国开始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使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新成员国能够充分享受货物关税优待,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姿态。[3]另一方面,在高层领导的提议与共识下,自2004年开始,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的稳步推进,中国—东盟博览会发挥的影响力和作用正越来越大。从2004年开始已有10届博览会成功举办,为中国和东盟提供了一个双向互动、竞争开放的合作平台,也为继续深入推动双方在产业与经济上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新机会。

在前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主体皆是各类参展企业和商业团体,体现出博览会务实的风格。中国与东盟以博览会为契机,举行各类商务与投资峰会、签订国际经济合作项目,在商业交往、农业合作、金融合作及产业结构调整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高,也提高了中国的外交软实力。一方面,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市场的发展完善,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的合理调配,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国家硬实力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促进中国西南部欠发达地区和边陲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力地拉动国内经济向平衡方向前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参与东盟次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展现出更加开放和具有竞争力的姿态,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将带来更多的机遇而非挑战。中国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过程中表现出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积极主动以及负责任的态度,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向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和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能力,丰富和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外交实践。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开展,带动了多方位的、多层次和多领域的交流和互动,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完善具有重要作用和启示。

参考文献:

[1]何茂春主编.中国经济外交(2007)[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123

[2]傅骊元.东亚经济与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61

[3]陈思玉.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看中国经济外交[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2):14

(朱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过去十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额呈现上涨趋势(见图1)。不过,这种上涨趋势中同样存在震荡。2013年1至3季度,中国与东盟在进出口额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方面是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际金融环境如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市场的冲击造成,未来有待进一步跟踪分析。

此外,在中国—东盟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推动下,双方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服务贸易有望成为今后双边经贸发展的新引擎。对中国来说,电信、旅游、交通及建筑等领域将在未来获得更大的优势。目前双方开展服务贸易的方式以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为主,随着东盟国家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难得的机遇。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也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金融领域加快合作步伐。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公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提高了人民币在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中的区域化地位。在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中方明确表示愿意就本币结算、债券发行等金融服务与东盟进行合作磋商。共同着手研究推进金融服务体系合作的方法有助于自贸区建设的推进,有利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

三、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中国的经济外交

中国与东盟在经贸方面的合作,不仅仅体现出经济成果,同时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的最佳范例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还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例如,60年代中国与菲律宾的经贸关系就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而完全中断。1975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总贸易额仅为5.23亿美元。[2]中国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建设,不仅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取得的丰硕成果,也表现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外交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对中国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的集中体现,代表了中国经济外交工作的独特优势,也折射出今后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方向。

其中,中国—东盟博览会便是在自由贸易区成立和建设过程中双方良性互动的一大产物。十年前,为了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加入WTO后对其经济产生冲击的忧虑,中国主动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时在自由贸易区筹划和建设的过程中,针对亚洲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特点,中国采取了多措并举与友好协商的合作方式。一方面,主动对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实行债务减免,并提出由本国先向东盟各国开放市场,然后东盟6个较发达的国家向中国开放市场,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其他4国最后才向中国开放的步骤。2004年中国开始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使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新成员国能够充分享受货物关税优待,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姿态。[3]另一方面,在高层领导的提议与共识下,自2004年开始,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的稳步推进,中国—东盟博览会发挥的影响力和作用正越来越大。从2004年开始已有10届博览会成功举办,为中国和东盟提供了一个双向互动、竞争开放的合作平台,也为继续深入推动双方在产业与经济上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新机会。

在前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主体皆是各类参展企业和商业团体,体现出博览会务实的风格。中国与东盟以博览会为契机,举行各类商务与投资峰会、签订国际经济合作项目,在商业交往、农业合作、金融合作及产业结构调整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高,也提高了中国的外交软实力。一方面,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市场的发展完善,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的合理调配,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国家硬实力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促进中国西南部欠发达地区和边陲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力地拉动国内经济向平衡方向前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参与东盟次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展现出更加开放和具有竞争力的姿态,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将带来更多的机遇而非挑战。中国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过程中表现出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积极主动以及负责任的态度,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向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和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能力,丰富和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外交实践。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开展,带动了多方位的、多层次和多领域的交流和互动,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完善具有重要作用和启示。

参考文献:

[1]何茂春主编.中国经济外交(2007)[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123

[2]傅骊元.东亚经济与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61

[3]陈思玉.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看中国经济外交[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2):14

(朱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过去十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额呈现上涨趋势(见图1)。不过,这种上涨趋势中同样存在震荡。2013年1至3季度,中国与东盟在进出口额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方面是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际金融环境如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市场的冲击造成,未来有待进一步跟踪分析。

此外,在中国—东盟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推动下,双方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服务贸易有望成为今后双边经贸发展的新引擎。对中国来说,电信、旅游、交通及建筑等领域将在未来获得更大的优势。目前双方开展服务贸易的方式以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为主,随着东盟国家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难得的机遇。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也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金融领域加快合作步伐。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公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提高了人民币在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中的区域化地位。在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中方明确表示愿意就本币结算、债券发行等金融服务与东盟进行合作磋商。共同着手研究推进金融服务体系合作的方法有助于自贸区建设的推进,有利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

三、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中国的经济外交

中国与东盟在经贸方面的合作,不仅仅体现出经济成果,同时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的最佳范例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还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例如,60年代中国与菲律宾的经贸关系就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而完全中断。1975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总贸易额仅为5.23亿美元。[2]中国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建设,不仅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取得的丰硕成果,也表现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外交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对中国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的集中体现,代表了中国经济外交工作的独特优势,也折射出今后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方向。

其中,中国—东盟博览会便是在自由贸易区成立和建设过程中双方良性互动的一大产物。十年前,为了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加入WTO后对其经济产生冲击的忧虑,中国主动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时在自由贸易区筹划和建设的过程中,针对亚洲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特点,中国采取了多措并举与友好协商的合作方式。一方面,主动对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实行债务减免,并提出由本国先向东盟各国开放市场,然后东盟6个较发达的国家向中国开放市场,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其他4国最后才向中国开放的步骤。2004年中国开始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使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新成员国能够充分享受货物关税优待,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姿态。[3]另一方面,在高层领导的提议与共识下,自2004年开始,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的稳步推进,中国—东盟博览会发挥的影响力和作用正越来越大。从2004年开始已有10届博览会成功举办,为中国和东盟提供了一个双向互动、竞争开放的合作平台,也为继续深入推动双方在产业与经济上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新机会。

在前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主体皆是各类参展企业和商业团体,体现出博览会务实的风格。中国与东盟以博览会为契机,举行各类商务与投资峰会、签订国际经济合作项目,在商业交往、农业合作、金融合作及产业结构调整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高,也提高了中国的外交软实力。一方面,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市场的发展完善,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的合理调配,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国家硬实力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促进中国西南部欠发达地区和边陲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力地拉动国内经济向平衡方向前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参与东盟次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展现出更加开放和具有竞争力的姿态,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将带来更多的机遇而非挑战。中国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过程中表现出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积极主动以及负责任的态度,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向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和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能力,丰富和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外交实践。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开展,带动了多方位的、多层次和多领域的交流和互动,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完善具有重要作用和启示。

参考文献:

[1]何茂春主编.中国经济外交(2007)[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123

[2]傅骊元.东亚经济与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61

[3]陈思玉.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看中国经济外交[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2):14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研究 篇7

一、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简称东盟, 其前身是由马来亚 (现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截止2011年东盟由最初的5个成员国发展为10个成员国, 除了2002年才正式成立的东帝汶为东盟候选成员国外, 东南亚地区其他10国家全部是东盟成员国, 其人口达6.01亿, 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近年来, 东盟积极开展多方位外交,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历史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历史悠久。早在汉代, 随着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的提高,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 东南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朝廷派遣黄门 (汉代皇帝近侍内臣的衙门) 中官, 率领招募来的商人水手携带大批黄金丝绸, 远航海外购买海外的珍珠宝石和各种珍奇异物, 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贸易正式开始。

在随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里尽管中间经历了明朝的海禁和清代的闭关锁国等情况, 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一直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 战乱频仍, 东南亚成为中国人大批迁移的目的地。在很多描述中国近代历史的影视作品中,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某某又去南洋发财。”新中国成立后,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原因, 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中断。1975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总额仅为5.23亿美元,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到七十年代末,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中国与东盟各国政治关系的改善, 双边贸易得到迅速发展, 到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创历史新高突破4000亿美元, 同比增长10.2%。

三、中国与东盟经贸现状

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到2011年, 东盟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第一大市场, 其中中国与东盟十国中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次是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

与此同时,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向投资也快速增长。由于东盟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相邻, 文化背景相似而且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促进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 同时也引进了许多东盟国家的优质企业。TCL集团、海尔、力帆、长虹、华为等中国著名企业均在东盟一些国家组建生产线或分支机构, 成功进入东南亚市场。同时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也逐渐的进入中国市场。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先后投资入股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股权。新加坡港务集团在大连福州和广州投资经营集装箱港口。还有众所周知的百盛连锁商场是由马来西亚金狮集团投资建立的并成为中国最大的时尚百货之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也是由马来西亚的郭氏集团投资运营。

四、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的阻力

1. 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议。

中国南海大部分岛屿被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占领, 并时常发生逮捕中国渔民的事件, 这对双方政治关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会引起双方人民的相互敌视, 极大的阻碍了双边贸易往来。比如,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挑衅, 到2012年4月黄岩岛事件将南海问题推向顶峰, 这些都严重伤害了两国人民感情和正常的经贸关系。由于菲律宾对我国领土的侵犯。中国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由于中菲关系紧张, 中国国家旅游局为保障人民安全, 发出公告:“中国游客应暂缓前往菲律宾旅游。”各旅游公司都暂停赴菲旅游项目。各大旅游网站也下架了菲律宾旅游线路。赴菲游停摆后, 菲律宾股市连续大幅下挫。同时菲律宾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减少。

2. 西方某些国家利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

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是东盟的主要出口和投资国。其跨国公司基本上垄断了东南亚的经济。对于我国企业进军东盟国家产生不小的阻力。

3. 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

由于国别不同, 东盟国家有各自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些难度会使双方经贸往来产生一些问题, 使经贸往来便利化程度大大降低。

五、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前景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 双边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将更加紧密, 尤其是在服务业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领域, 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正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首先中国的市场进一步开放, 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将为包括东盟在内的国外投资者提供广阔的商机。依据中国与东盟WTO成员国的谈判承诺, 对东盟产品的关税水平在5年之内将削减34%~47%, 快于中国关税平均削减的速度。其次是2010年l月1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加快建设无疑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经验与参照, 进而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第三, 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上台, 一定会合理的解决南海问题, 改善双边政治关系。

随着双边的共同努力,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会把握走势, 积极合作, 加大经济合作范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持续稳定繁荣。

摘要: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双边经贸往来愈加密切, 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阻碍, 面对持续低迷的世界贸易, 中国与东盟应加紧联系排除阻碍, 加大经济合作范围, 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持续繁荣。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林钰.涉外经贸关系—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发展对策研究 篇8

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发展现状

(一)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东盟自搭建自贸区建设以来,通过不断削减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保持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东盟双边进出口总额从2004年的1 058.8亿美元扩大到2015年的4 721.6亿美元,短短十二年间,双边贸易规模增长了3倍;在201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同比增长速度达8.23%,较我国整体对外贸易增速高出5.93个百分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2%。

(二)各成员国的贸易发展不平衡

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导致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贸易发展不均衡。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而对柬埔寨、老挝、文莱的双边贸易量非常小。在2015年,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进出口贸易量达到972.9亿美元,约占中国对东盟进出口量的21%,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出口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贸易量最小的文莱为15.1亿美元,仅占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量的0.3%。东盟各成员国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自贸区贸易中各取得贸易利益的不同不利于成员国之间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相互协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自贸区的进一步建设。

(三)服务贸易发展落后于货物贸易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内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双边在旅游、交通运输、电信、金融等服务行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中国—东盟的服务贸易起点仍然很低,仍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2015年双边的服务贸易总额只占货物贸易总额的10%。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在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制约因素就是双边的服务贸易逆差都很严重,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主要逆差来源于旅游、运输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领域等。但随着中国及东盟成员国逐步意识到服务贸易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和相关贸易政策措施的不断完善,中国—东盟的双边服务贸易将成为未来强劲增长点。

二、加快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优势互补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逐渐减弱,据波士顿制造业成本指数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已高于大部分东盟国家,这也是发达国家陆续从中国撤离加工制造企业转而投向东盟国家的直接原因。市场的合理分工需要双边的共同努力和大力合作,中国应抓住机遇,将不再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产业部门转移至东盟国家,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可以利用本身的人力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基础工业,积累资源。同时,东盟国家应瞄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为其剩余产品找到可靠、稳定的出口方向。

(二)加速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摩擦

在推动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中,虽然各成员方都积极降低关税、开放市场,推动自由化进程,但为了保护本国的比较优势,各成员方的贸易壁垒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从未消失,同时也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发展。2015年2月,马来西亚对产于中国、印度尼西亚的热轧卷材、格子花纹卷材和酸洗涂油卷材做出反倾销终裁,供应热轧卷材的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被征收12.19%的反倾销税;而印尼所有出口格子花纹卷材的企业均被征收高达25.4%的反倾销税。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贸易摩擦不利于各成员国双边贸易的顺利发展,严重的情况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样的结果只会两败俱伤,阻碍自贸区的发展。加速推进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摩擦是实现中国—东盟自贸区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作为涉案的当事方也应该严格审视自身问题,吃透贸易双方的合同要求,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减少贸易摩擦的发生。

(三)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

服务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必须有健全的服务管理体制做保障,目前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虽然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但在执行上仅仅限于成员国内愿意开放的服务部分降低市场进入标准,在执行上随意性大,操作性不强,存在体制上的漏洞;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相关部门应积极磋商,完善服务贸易相关的制度措施,让更加有效力的管理制度保障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应站在比较优势的角度上有目标有方向地发展双边的服务贸易,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东盟成员国由于国内资金投入不足和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要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大量地吸引外资企业投入国内的生成性服务领域,如通讯、运输等,这就成为中国向东盟投资的机遇;而中国由于具备巨大的消费者市场,同时也处在产业结构升级关键阶段,东盟国家可以瞄准消费者实时需求,大力发展旅游、商业服务等。

参考文献

[1]王峰,梁楚云,盛少钦.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结构、原因与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12,(3):121-128.

[2]张海冰.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与问题[J].国际问题论坛,2005,(38):25-27.

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研究 篇9

1.1 有利于建立区域金融危机的预警、解救机制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国际投资的增强,金融全球化蓬勃发展。然而,在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金融的全球化趋势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在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总量大量增加。伴随着国际游资规模的扩大,其影响也越来越大,各国的金融监管都受到了国际游资的巨大冲击。同时,金融脆弱性向金融危机的转化速度大大加快,单个经济体受到冲击 (尤其是投机性冲击) 的可能性急剧增大。不仅如此,金融全球化还意味着全球的金融风险发生机制也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已达到24小时无休止且无国界的程度,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又越来越高,因此,一旦出现问题,毁灭性的经济崩溃就会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传染效应”在区域性金融危机中的危害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已经反映出来。

当一国遭受货币危机时,如果缺乏必要的区域货币协调机制就会使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加剧经济损害,形成所谓的“传染效应”。“传染效应”可分为通过市场预期传导的“纯粹传染”和“溢出效应传染”,虽然改革国内金融体系可以消除“纯粹传染”,但“溢出效应传染”必须靠区域货币合作来解决。有研究表明,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合作架构无法有效地解决CAFTA区域性问题。因此,加强CAFTA区域层次的货币合作和建立合作体系,共同利用CAFTA区域内金融资源,会更加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未来可能发生在CAFTA的金融危机。

1.2 有利于解决CAFTA各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困境

CAFTA各经济体在1997年之前实行的汇率制度是单边实际钉住美元,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这种汇率安排存在弊端,不适合CAFTA自身经济周期的要求;日元/美元汇率波动会引起各经济体经常账户的剧烈变动。因此,危机过后钉住汇率被多数国家和地区放弃了,转而采纳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当然,除了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但是浮动汇率制度不一定能够避免外部冲击而稳定产出。因为其本身国内市场狭小、金融资源有限、本币信誉不足,一些CAFTA的小国货币的内在的脆弱性,经常导致不得不从国际市场借入短期外币资金,从而造成“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所以浮动汇率本质上说无助于发展中国家避免投机的冲击。

另外,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 (包括货币局制度或“美元化”) ,不仅本身存在着一些固有缺陷,而且还要求严格。它要求一国当局必须完全放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导致该国无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并且还可能承担持续失业的成本。采用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条件是,本国与该大国之间必须具有特别密切的贸易联系,相似的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率,并且国内还要拥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严格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CAFTA各经济体大多数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多变的财政货币政策,多元化的对外贸易特征,无法长期维持这种汇率制度。

更适合CAFTA地区贸易结构多元化的CAFTA国家货币篮制度,也具有容易诱发投机冲击等内在缺陷,而且,当各国都独立地钉住货币篮子,那么就无法保障CAFTA地区内部双边汇率的稳定性。

1.3 有利于促进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贸易规模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

中国一东盟区域内部经济不断发展,目前区域内的出口占出口总额比率已达50%~60%之间,大大高于欧共体决定实行货币联盟前区内贸易比例。加深联系的贸易和投资,却与区域内货币的多元化产生了矛盾,贸易区各国出口商品时都必须先低价抛出自己的货币去购买美元或欧元货币再进行交易,导致了区域内各国经济交往中的高交易成本。实行区域内货币一体化,可以大大减少这种交易费用和交易成本,有利于扩大区域内贸易规模。另外,中国一东盟区域内各国商业周期相关性和经济冲击的对称性的增加,更加要求尽快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

2 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2.1 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基础

从货币联盟所需的金融基础来看,中国一东盟从区域货币合作到共同货币区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基础。现阶段,中国和东盟十国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1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整个欧元区现期外汇储备大约为6000亿美元。因此,中国一东盟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来提供应急干预之需,当然也就不用再屈就于IMF的苛刻援救条件。这样,逆向互动的结果会促进中国一东盟各国更加依赖于相互间的货币合作,为过渡到共同货币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基础

从经济特征和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与东盟区域都是高度对外开放,尤其是香港特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菲律宾和泰国的对外开放度也很高,都在60%以上。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基本上类似于小型开放经济,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因而它们更加迫切需要稳定汇率,对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更强的内在的动力。近年来,随着东盟经济的发展,从经济特征和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与东盟经济相互趋同性逐步增强,这些构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货币合作乃至建立货币联盟的经济基础。

2.3 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具备了相当程度的贸易基础

从商品贸易市场一体化来看,一个成功的货币区必须具有高度的内部开放性,即区域内商品的广泛交流。因为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共同货币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才会显现,从而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才会越大。自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以来,中国-东盟区域内相互间贸易额占区域GDP的比重呈递增趋势,并且与欧盟在欧元启动前区内贸易额占区域GDP的比重近乎相当。所以,从贸易市场一体化角度来看,中国—东盟自贸区适宜建立一个共同货币区。

2.4 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

从区域货币联盟的内生性来看,东盟新兴市场经济整体上面临着两难抉择:如果全球的主要货币之间是稳定的,则将其汇率固定于某种主要货币 (美元或者欧元) 可能会是最优的。但是,一旦美国和欧元区想利用双边汇率灵活性,导致欧元对美元汇率不固定,则东盟必须要准备应对来自第三种钉住货币的汇率变动性。避免这种两难的最佳方式是构建独立于主要货币的货币联盟。据此,经贸关系密切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理应考虑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当前,不一致的东盟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导致采用钉住美元汇率制已不是最优的选择,东南亚货币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到一定阶段,区域货币合作必将走向货币一体化,因而建立中国-东盟共同货币区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

3 中国一东盟货币合作的对策分析

3.1 克服中国一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的障碍

现阶段,中国—东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直接阻滞了货币联盟的形成。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中国加上“四小龙”占绝大比例。所以各国经济上的很大差距,远远大于欧洲各国的差距。因此,应该促进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克服经济趋同障碍。

从欧洲实现货币一体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建立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是共同关税壁垒以及商品、服务、劳动力及资本在共同市场内的自由移动,而中国—东盟各国与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差。因为各国与地区之间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即使是流动性最强的资本生产要素的流动也受到各国的限制,有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开放,对人力资本的流动限制更为严格。

3.2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发现,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监督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良好的金融机构是筹集储蓄和将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关键,金融抑制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的中国,金融瓶颈正成为其发展进程中最主要的障碍。中国应该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发展金融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实行利率市场化。

3.3 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目前在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数量已达3000亿元,人民币在东亚地区已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性货币,要考察它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本身的稳定性。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货币使用人数及稳定性来看,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在亚洲货币危机中,人民币保持稳定的政策抉择,使人民币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信誉的同时,也使得其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成为可能。

应适时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要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自由兑换,即政府取消对商品和服务贸易等的交易限制。第二阶段是实行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即政府取消对投资和金融交易等需要的限制,也就是取消对资本流出、流入的汇兑限制。目前人民币实行的是有较严格限制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为了推进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中国实行了渐进式的资本项目可兑换,遵循了先流入后流出,先中长期资本后短期资本,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的开放顺序。第三阶段是中国政府推动本币的国际化,促使其他国家接受人民币的交易、投资、结算和储备货币。第四阶段是中国政府取消对并不发生跨国交易的、境内居民的本外币自由兑换的限制,即达到充分的可兑换阶段。目前情况下,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是中国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也是目前中国主动适应涉外经济发展的选择。

摘要: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区域货币合作, 有利于建立区域金融危机的预警、解救机制, 解决CAFTA各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困境, 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贸易规模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由于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基础, 经济基础和贸易基础, 应当克服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的障碍,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中国,货币合作

参考文献

[1]杨荣海, 冉萍.基于资本要素流动的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研究[J].财会月刊, 2009 (3) .

[2]周元元.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区域化研究[J].金融研究, 2008 (5) .

广西对东盟国家贸易战略研究 篇10

广西位于中国和东盟的汇合部, 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相连, 沿江、沿海、沿边, 地理位置独特, 交通优势明显, 是我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 又有海上通道,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把广西推向了与东盟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前沿地带, 广西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桥头堡, 获得了扩大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最好机遇。广西与东盟国家间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对于促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推动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1 广西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的现状

广西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一般以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为主、进出口商品以低附加值商品为主、民营企业为贸易主体, 工业国际分工和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过度依赖越桂贸易。

1.1 东盟国家在广西双边贸易的地位日益重要

广西与东盟国家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拓展与逐渐加深, 使得东盟国家在广西对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广西与东盟国家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 自1998年以来, 东盟已成为了广西第一大外贸伙伴。目前, 东盟对广西外贸的健康、持续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 并且未来双边必将继续提升各自在对方贸易地位, 其相互影响作用将更大。

1.2 广西与东盟国家存在不合理的工业国际分工

广西与东盟国家出口商品比较雷同, 工业的产业结构处于同一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这种相似的产业结构和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 致使广西的对外对内贸易竞争力在自由贸易区内没有很大优势。在广西的出口工业商品中, 初级产品及加工程度低的产品占据了较大份额。广西向东盟国家出口的主要商品是冶金产品、陶瓷、玻璃、化纤服装、农用物资、中成药等工业品, 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与档次不高。其中,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出口工业商品, 多数是啤酒、自行车、布匹、鞋类、及电池等低附加值的产品。

1.3 广西与东盟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不尽合理

由于广西的水能、农林、矿产、海洋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很丰富, 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对技术含量要求不高的组装机电产品等是具有比较出口优势的产品。东盟国家比较丰富的是石油、矿产、天然气资源, 而橡胶、棕榈油、热带水果、甘蔗、木薯等经济作物资源尤其丰富。因此广西与东盟国家在自然资源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但是, 这种低程度的互补, 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互补, 是比较原始、低级的国际分工。从贸易商品结构上来说, 是广西向东盟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进口资源型商品, 导致了双方贸易量的增加受到限制, 对各自产业结构的调整、深化和优化不利。从长远看更加会影响双边贸易水平的提高。

1.4 广西与越南贸易比重过大

由于广西与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特点、历史原因以及人民的交易习惯等因素影响, 越南是广西在东盟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90~2010年期间, 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有近80%发生在桂越之间。但是, 这种过度集中的桂越贸易会对广西外贸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譬如越南国内政治经或经济形势的突然变化, 将会严重影响广西的对外贸易。同时, 广西与东盟其它国家的贸易额仅占20%左右, 说明广西同其他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潜力很大, 应深入挖掘。

2 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 一国或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时, 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类型、结构、水平等几个因素。

第一, 经济发展类型。按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 经济发展的类型可划分为内需型、外需型和平衡型三种。当经济发展达一般水平, 工业化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时, 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这时国内市场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会共同、等量地刺激经济的发展, 进出口总额大致相等,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种经济是平衡型的经济, 其发展的动力是国际市场需求和国内市场需求的联合推动, 处于平衡型经济的国家一般都采取平衡发展战略, 同时重视出口和进口, 建立平衡发展的开放经济是其首要目标。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是国内市场需求, 但是中国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发展, 建立在具有一定规模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的出口贸易增长迅速, 减弱了一定程度的中国经济的内需强度, 因此, 中国经济应属于一般内需型经济。

第二,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该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般说来,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其工业化程度处于较高级阶段, 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亦较高。这些国家在对外贸易中, 主要出口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进口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反, 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 会处于较低级阶段的工业化水平, 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较低。从经济发展水平看, 中国特别是广西经济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都较低。

第三, 经济发展结构。可以从三次产业的相对比重、重工业与轻工业的相对比重和产业结构所处的阶段来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结构。据此方法, 我们可以把经济发展结构划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分别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平衡发展战略和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战略。从经济发展结构看, 中国是农业国, 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提高, 和迅速发展的第三产业, 导致三次产业的构成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第四, 国内资源和要素禀赋状况。从国内和广西的资源和要素禀赋状况看, 自然资源总量大、人均量少, 劳动力充裕, 成本低廉, 但资金匾乏, 技术不发达。国内资源和要素禀赋状况是影响一国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只有充分考虑国内资源和要素禀赋状况, 才能明确本国的优势和劣势, 从而选择适宜的贸易发展战略。一般而言, 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比较丰富的国家, 往往最初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然后逐步转为平衡发展战略, 然后再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而对于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来说, 在经济发展初期, 其初始战略采用进口替代战略, 但在基本完成进口产品替代之后, 一般都迅速转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

3 广西与东盟国家贸易战略对策

与广西的经济发展状态相适应, 广西贸易只能选择平衡发展战略,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 更快地通过贸易发展战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应选择国际竞争力导向战略。

3.1 调整对东盟国家的贸易结构

3.1.1 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凋整和升级, 迅速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调整三次产业结构, 要不断迅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同时实现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鼓励支持提高工业内部结构水平, 特别要支持制造业提高内部结构水平。为使服务业比重增加、结构齐备, 应多元化发展服务业和优化功能。同时, 为创造更好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 应积极鼓励创汇农业和服务业及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工业应实行双重发展战略, 在主要工业部门采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方式, 在普通工业部门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方式。重新理清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的思路, 使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实施科技兴国战略, 加大科技投入, 尽快培植广西出口产业和产品的动态比较优势, 由交易大省走向交易强省, 以便在未来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争取较为有利的地位。

3.1.2 继续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 增加高科技含量进、出口商品的比重

目前广西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同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为扩大广西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有率, 必须加快升级外贸商品结构, 提高外贸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传统的资金密集型机电产业的发展的同时, 培育国际竞争力强的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以便为出口更多的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为使出口商品由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 并提高其附加值, 要尽快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层次, 特别是要迅速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 以增强其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

3.1.3 重点发展服务贸易, 优化对东盟国家贸易整体结构

广西对东盟国家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起步较晚, 发展相对落后, 因此要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为契机,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 扩大服务贸易的规模, 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 尽快忧化我区对东盟贸易的整体结构。一方面, 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的出口;另一方面, 适当保护重点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促进其尽快发展, 但要求其渐进地对外开放。

3.2 调整对东盟国家贸易的方式结构

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 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向出口加工区转移, 并对在出口加工区内经营的企业进出口产品予以保税, 并放开加工贸易的产品范围, 简化手续。加强对加工贸易自身的监管外, 和产业政策引导, 以促使加工贸易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以进口原材料为主向以国产原材料为主的方向发展。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水平, 实现加工贸易的战略目标。

3.3 调整对东盟国家贸易的模式结构

目前, 我区对东盟国家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 过分强调发挥我区劳动力和资源丰富的优势, 过分侧重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的贸易格局, 必须积极培育产业内贸易, 以改善贸易模式结构。为发展规模经济, 必须强化各个产业和企业的专业合作与跨国合作。扩大产品差异, 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促进产业内贸易。为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自我发展和提高必须开放市场。加快企业制度改造;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提高企业在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最终形成以规模经济为基础参与国际市场的产业内贸易竞争。

摘要: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广西扩大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最好机遇。东盟国家在广西双边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但是广西与东盟国家不合理的工业国际分工、贸易商品结构, 以及广西与越南贸易的比重过大。因此应充分考虑区内资源和要素禀赋状况、经济发展类型、结构、水平等因素, 调整对东盟国家的贸易结构, 加快产业结构凋整和升级, 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 增加高科技含量进、出口商品的比重, 重点发展服务贸易, 优化对东盟贸易整体结构;同时调整对东盟国家贸易的方式结构和模式结构。

关键词:广西,东盟,双边贸易,战略

参考文献

[1]李继宏.广西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10 (2) .

东盟研究 篇11

关键词 中国 东盟 自由贸易区 引力模型 区域化

2001年11月,在文莱首都召开的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朱镕基与与会的东盟10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协议:双方将在未来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国内生产总值近2万亿美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与东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推进区域合作的重大举措,将对亚洲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本文试图运用引力模型来解释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决定,评估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潜力,进而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前景做出分析。

一、引力模型简介

19世纪60年代,H·Garey第一次把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法则"应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之中,即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各自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把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中来,指出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于它们地经济总量成正比,于它们之间地距离成反比。Linnemann(1966)把人口变量引入引力模型,作为国家经济总量的一个衡量指标。经济学家为了检验历史、文化、贸易集团对贸易流量的影响,逐步将一些虚拟变量引入引力模型中。

引力模型曾遭到批评和指责,主要是缺乏理论基础,但在Anderson(1979)、Helpman和Krugman(1985)、Bergstrand(1989)、Markusen和Wigle(1990)、Deardorff(1998)、Evenett和Keller(2002),Feenstra,Markusen和Rose(2001)的努力下,引力模型已日趋成熟。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引力模型可以在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经济学理论中找到理论根源。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在评估欧盟的贸易潜力,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尽管表述比较简单,引力模型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被广泛应用于测算贸易潜力、评估贸易集团的作用、分析贸易模式以及估计贸易壁垒的边界成本等领域。

二、模型介绍

(一)引力模型基本形式

经过多年的发展,各个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的目的,演变出多种形式的引力模型。作为最基本的引力模型采用自然对数形式,具体形式如下:

Xijt为i国向j国在年份t的出口额;常数项包括三个方面:α0--与时间国别都无关,αt--与国别无关时间有关,αij--与时间无关国别有关;Zijt引力变量向量(变量可以包括经济总量、人口、距离等等);βijt变量系数向量;εijt随机误差项。

(二)本文的引力模型

上面这个模型用于分析多时点多国,本文研究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情况,因此在原有的基础上对这个模型进行改进,以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

影响两国之间贸易额的因素很多,文化、习惯、消费习惯、语言、政治集团、产业结构等等都会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引力模型从经济总量和距离两个方面来分析两国间贸易,有其合理性,但其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为了研究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潜力,尤其是形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中国对东盟出口情况。结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构,以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将会消失,这将会对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正是本文所研究的目的,因此在变量中加入了东盟平均关税率这一变量。

就国别来说,本文所采取的模型中的i和j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国别的已知的,即中国和东盟,变量中的两国之间的距离也是已知的。得到本文的引力模型方程:

在这里,i代表中国,j代表东盟。α0包括影响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除人均GDP、东盟平均关税率Tj以外的所有因素,包括距离、文化、消费习惯等等,由于影响两国间贸易的因素多种多样,政治、经济、文化都会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影响,因此本文索性用常数α0来加以衡量,这有不合理性,但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和I-Hui Cheng and Howard J.Wall在论文《Controlling for Heterogeneity in Gravity Models of Trade and Integration》中对引力模型异方差的研究,有其合理性。

有学者认为人口因素也是影响两国贸易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总量,而且这里的GDP是基于购买力评价的收入指标。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来联合国的COM TRADE数据库;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WEO数据库;东盟的平均关税率来自东盟秘书处的研究论文《New Time Frame:Acceleration of Tariff Reduction》;本文研究的年份涉及十年,即从1994年到2004年。

三、引力模型回归分析

本文根据1994年到2004年的相关数据,利用EVIEW软件作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样本决定系数(R-squared)和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Adjusted R-squared)分别0.988038和0.982911,均接近于1,表明模型的拟和效果非常好,F检验的相伴概率(Prob(F-statistic))为0.000000表明变量呈高度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D.W(Durbin-Watson stat)=1.873534对于n=15,p=5时查表D.W检验的1%临界值分别为0.39和1.96,根据判定法则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

赤池信息量(AIC)和和施瓦茨信息量(SC)分别为-3.878377和-3.733688,均比基于该样本建立的其他模型数值小,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本模型的优度。

通过进行非交叉的White异方差检验得知其相伴概率为0.173754(>0.05),从而可以否定模型存在异方差的零假设,即该回归方程中不存在异方差。

综上所述,上面这个方程对评估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来说显著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下面就在上面结论的基础上来分析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潜力。

四、中国对东盟出口潜力分析

中国与东盟地缘相邻,文化相通,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和东盟来说是双赢策略,下面本文就中国对东盟出口潜力来分析一下中国东盟广泛的合作前景。

(一)取消贸易壁垒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影响

按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规定,中国和东盟从2005年开始降低正常商品的关税。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建成自由贸易区,到2015年与新成员建立自由贸易区,届时中国与东盟绝大多数商品实行零关税,实现贸易自由化。由公式(3)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对东盟平均关税率的敏感程度达1.04004,而现在东盟的平均关税率在2.4%左右,再加上各种非关税壁垒,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和东盟各国在10年内把关税逐步降低直至取消,中国对东盟的贸易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二)快速经济发展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影响

从公式(3)中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情况对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东盟国民生产总值的敏感程度都比较高,达0.277964和1.256799。可以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仍将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近几年东盟的增长率在5%左右,在未来几年也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前景广阔。

对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做以下预测:假定中国GDP保持8%,东盟保持5%的增长,剔除人口增长的影响,并假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东盟关税率按一定关税率递减,直至2010年接近零,但由于中国到时候和东盟新成员还没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税税率还不为零,假定0.1%。

五、结论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尝试,意义重大,。区域经济合作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如何在区域化过程中,发展自己,进而共同繁荣,是我们在新世纪共同关心的问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国内生产总值近2万亿美元、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随着贸易壁垒的消失和双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较快增长,这有利我国总体的发展,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当然由于各方发展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原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需要双方不懈的努力。只要坚持合作、积极应对,就一定能够在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

参考文献

[1]l-Hui Cheng and Howard J.Wall.Controlling for Heterogeneity in Gravity Models of Trade and Integration.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Review,January/February,2005.

[2]Laszlo Matyas.Proper Econimetric Specification of the Gravity Model.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7.

[3]Nicolas Péridy.Towards a New Trade Policy Between the USA and Middle-East Countries: Estimating Trade Resistance and Export Potentia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5.

[4]A.POROJAN. Trade Flows and Spatial Effects: The Gravity Model Revisited.Open economies review,2001.

[5]John S. Wilson1,Catherine L. Mann2 and Tsunehiro Otsuki3. Assessing the Benefits of TradeFacilit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5.

[6]盛斌,廖明中.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 引力模型的研究.世界经济,2004(2).

[7]刘爽,任鸿生.中国与东盟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原因及意义.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7).

[8]曹云华.浅谈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若干问题.亚太经济,2003(4).

[9]魏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与前景.经济问题专论,2002.

东盟六国港口物流国家标准研究 篇12

港口物流是指港口以全球性或区域性经济为中心,以技术、管理、信息生产为基础,以建设全程运输服务中心和商贸后勤基地为重点,将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代理、包装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物流环节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物流服务的综合体系。

东盟各国都有沿海或内河港口,目前各国都在加强以港口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并注重港口建设与现代物流相结合,发展信息化、综合化、一体化的区域港口物流。港口物流作为东盟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载体之一,港口物流的高效运作对其国际贸易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实现港口物流的高效运作,标准无疑是重要的技术支撑。因此,研究东盟国家港口物流标准,特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等东盟6个主要贸易国的港口物流国家标准,对推动中国-东盟港口物流标准化交流,开展通关便利化合作,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 港口物流标准体系的构成

标准化是港口物流业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港口物流系统经济、高效的前提。以系统科学和标准化原理为指导,根据港口物流现代经营理念、操作方式、运营模式的特点,对港口物流全过程各个环节影响服务质量及安全的关键要素及其控制所涉及的全部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系统、科学、合理且可行的有机整体,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港口物流标准体系,有利于提高港口物流科学技术水平,降低成本,促进国际贸易与交流。本人认为港口物流标准体系至少应包括港口物流基础标准、港口物流技术标准、港口物流信息标准、港口物流管理标准、港口物流服务标准5个方面(如图1所示)。

港口物流基础标准是制定港口物流标准应遵循的技术基础与方法指南,主要包括:港口物流术语标准、港口物流分类、尺寸标准、港口物流标识标志标准等。

港口物流技术标准是对港口物流活动中所采用设施、设备、装置与工艺所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港口物流设施与设备标准、港口物流技术方法标准等。

港口物流信息标准是对港口物流活动(商品包装、商品运输、商品储存、商品装卸等)有关的一切信息所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港口物流信息技术标准、港口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和港口物流信息其他相关标准等。其中港口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包括EPC系统管理标准、其他物流信息管理标准;港口物流信息其他相关标准是指为GIS、GPS等技术领域的标准提供接口的标准。

港口物流管理标准是对港口物流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所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港口物流安全标准、港口物流环保标准、港口物流统计标准、港口物流绩效评估标准等。

港口物流服务标准是指对港口物流服务提供方为满足顾客的物流需求,借助于物流设施与设备以及一定的技术方法和手段,通过一系列物流管理和作业活动,为顾客提供可以实现货物物理性的空间和时间转移、实现物流系统经济有效运行的活动过程所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港口综合物流服务标准、港口物流环节作业服务标准、港口物流信息服务标准、港口专业物流服务标准等。

2 东盟六国港口物流国家标准现状

根据上述港口物流标准体系设想,截至2010年4月,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6国港口物流国家标准状况如下。

2.1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国家标准代号为MS,马来西亚港口物流国家标准涵盖了港口物流标准体系的5个方面,64%左右的港口物流标准采用了国际标准。基础标准全部为设备及包装方面的标准,没有涉及信息、管理和服务方面的术语标准,分类、尺寸标准为设备和包装件方面的标准,标识标志标准中包装及集装箱方面的标准各有1项;技术标准中的设施与设备标准全部为集装单元器具标准和设备标准,没有设施方面的标准,技术方法标准全部为包装方面的港口物流环节技术方法标准;信息标准全部为信息技术标准;管理标准中只有1项包装材料生态方面的标准,绝大部分为安全标准,包括设施设备安全标准和危险品安全标准等;服务标准只有1项起重设备操作员培训标准。

2.2 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标准分为三类:新加坡标准(SS)、技术参考(TR)和操作规程(CP)。TR是临时制定的过渡性文件,使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当技术成熟便转化为SS标准,CP是企业或生产者从事某项特定的操作时,需要遵守的规定。

新加坡港口物流国家标准涵盖了港口物流标准体系4个方面,没有涉及港口物流服务标准。7%左右的港口物流国家标准采用了国际标准,尽管采标率比较低,但新加坡鼓励企业和政府直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新加坡港口物流基础标准没有术语标准和分类、尺寸标准,唯一的1项标识标志标准为有害物质警示标签标准;技术标准中的设施与设备标准只有集装单元器具标准和设备标准,没有设施标准,技术方法标准中以港口物流环节技术方法标准为主;信息标准全部为信息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包括电子供应链方面的评估标准、设备安全使用标准以及质量管理和危险化学品管理方面的标准。

2.3 泰国

泰国国家标准代号为TIS,泰国港口物流国家标准较少,只有9项港口物流标准,但也涵盖了港口物流标准体系的4个方面。泰国没有港口物流服务标准,基础标准只有贮运图示标志标准1项;技术标准只有设备标准,没有设施及技术方法标准;信息标准只有电子数据交换标准2项、射频连接器和道路车辆相关信息标准各1项,但射频连接器标准却分为31部分,行政、商业和运输业用电子数据交换(EDIFACT)应用层语法规则标准分为5部分,道路车辆相关信息标准分为4部分;管理标准只有1项信息技术设备安全标准。

2.4 印尼

印尼国家标准代号为SNI,印尼港口物流国家标准涵盖了港口物流标准体系5个方面。基础标准中的术语标准全部为港口物流设备术语标准,分类、尺寸标准全部为设备的尺寸标准,标识标志标准为集装箱的标识标准;技术标准中的设施与设备标准覆盖面较广,比较齐全,相比之下,技术方法标准覆盖面比较窄,只有运输、包装、抽样、操作的个别标准;信息标准只有2项信息技术方面的标准;管理标准只有安全标准,包括设备安全、供应链安全等安全标准,没有其他方面标准;服务标准只有专业资格和培训方面的2项标准。

2.5 菲律宾

菲律宾国家标准代号为PNS,菲律宾港口物流国家标准涵盖港口物流标准体系5个方面,78%左右的港口物流标准采用了国际标准。基础标准中的术语标准包括了设备术语标准和信息术语标准,分类、尺寸标准全部为设备方面的标准,标志标识标准包括设备和包装方面的标准;技术标准中的设施与设备标准没有设施标准,设备标准包括了包装设备、装卸设备、起重设备等方面的标准,技术方法标准包括了贮存和包装方面的标准;信息标准全部为信息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全部为装卸、存储、搬运设备的安全标准,没有其他方面标准;服务标准只有1项有关培训方面的标准。

2.6 越南

越南国家标准代号为TCVN,越南港口物流国家标准涵盖港口物流标准体系4个方面,56%的港口物流标准采用了国际标准。基础标准中的术语标准包括了设备术语标准和信息技术术语标准,分类、尺寸标准全部为设备方面的标准,标识标志标准包括设备和包装标识标志标准;技术标准中的设施和设备标准包括了仓库设施标准、存储设备标准、起吊设备标准等,技术方法标准包括了特定产品物流作业规范、物流环节技术方法标准等;信息标准全部为港口物流信息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全部为安全标准,主要包括物流设备的安全标准,少量为物流作业安全标准。

3 东盟六国港口物流国家标准特点

3.1 采用国际标准程度普遍比较高

由于港口物流的特殊性,为了促进贸易便利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了一定数量的港口物流国际标准。除了印尼和泰国无法统计其国家标准的采标率外,其他4个国家的港口物流国家标准采标率大都超过60%,菲律宾港口物流国家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程度最高,特别是信息标准88%采用了国际标准,其中管理标准和服务标准100%采用了国际标准。虽然新加坡国家标准的采标率只有7%,但其更多的是直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3.2 侧重点不相同

东盟6国制定港口物流国家标准大都将重点放在技术标准和信息标准上,但侧重点不尽相同。印尼的设施与设备标准数量最多,也最全面,包括仓库、码头等设施标准和集装箱等存储设备、叉车等搬运设备以及包装设备标准等;越南的技术方法标准中的特定产品物流作业规范数量最多,包括农产品食品、石化产品等,特别是农产品食品物流作业规范就达到15项。越南信息技术标准最全面,包括了信息分类编码标准、信息采集标准、信息交换标准等40项标准;马来西亚管理标准中危险品的运输和运输包装标准非常细,特别是MS 1513《包装-危险品运输》除了分为7部分外,每部分还分成若干子部分,总共有20个系列标准。

3.3 标准数量相对不多,更新速度不同

目前东盟6国中,越南港口物流国家标准最多,但也只有171项,与我国超过600项的港口物流国家标准来说是相当少的,无法全方位反映港口物流的方方面面。各国在标准的更新方面速度也各不相同,马来西亚更新速度最快,20世纪90年代的港口物流标准只占20%左右,而泰国只有9项港口物流国家标准,除了1项标准为2005年外,其余全部为20世纪的标准,无法支撑作为对外贸易重要实现手段的泰国港口物流业的发展,只能从其国内其他类型的标准中加以补充。此外,在港口物流标准体系的5个方面标准中,港口物流信息标准更新速度较快,基本体现港口物流信息化发展水平。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标准来说,东盟6国港口物流信息国家标准已不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布的标准,绝大部分都是2007年以后发布实施的。特别是越南的港口物流信息国家标准73%是2007年以后制修订的,菲律宾48项港口物流信息国家标准中28项是2008年发布实施的。港口物流信息标准的快速更新换代,对推动日新月异的港口物流信息化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技术支撑作用。

3.4 标准体系还未形成

在港口物流标准体系中,各国港口物流标准普遍缺少EPC系统信息管理标准、为GLS、GPS技术领域标准提供接口的其他信息相关标准、港口物流管理基础标准、港口物流服务基础标准以及港口物流环保标准、港口物流绩效评估标准、港口物流统计标准等。物流服务标准比较单一,大部分只有培训方面的标准,其他方面没有涉及,这对于新加坡等港口物流服务业相当发达的国家来说是不相适应的,但这些国家的港口物流公司内部制定的服务规范却相当完备,弥补了国家标准的不足。

4 结语

港口物流是中国-东盟各国最主要的贸易载体。为了保证并推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的发展,2007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海运协定》,为推动中国-东盟港口物流的便利化提供了保障。目前,如何让中国-东盟港口物流在高效的管理下得到充分发展,从而提供优质的服务,缩短运输时间,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已成为中国-东盟面临的共同挑战。

标准化作为推动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今后应大力加强与东盟国家港口物流标准化的交流与合作,强化港口物流标准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建立一个运转高效、环境友好、文明安全的港口物流服务体系;加大区域化港口物流标准化研究力度,探索如何制定中国-东盟区域性联盟标准,共同提高中国-东盟间港口物流标准化水平;开展通关便利化合作,运用现代管理和信息化、标准化手段,建立统一的口岸数据平台,畅通口岸进出口货物的信息流、单证流、货物流和资金流,促进区域内货物、资本等快速便捷流动,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发展。

摘要:本文从港口物流标准体系入手,介绍了东盟6个主要贸易国的港口物流国家标准现状,分析了这些国家港口物流标准的特点,并提出了中国-东盟港口物流标准化交流合作的设想。

关键词:东盟,港口物流,标准

参考文献

[1]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物流标准化[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东盟国家标准信息与目录[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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