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通用12篇）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篇1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经历过怎样的演变,短短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随着国家形势、世界形势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从历史发展、国际比较等方面,回顾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高等教育的历史。

关键词：高等教育,收费政策,改革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推进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收费政策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主要由以下几个阶段构成。

1 第一阶段:1949年-1952年

1.1 政策内容

延续国民党时期的收费政策:国立大学学费每年22~40银元,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元,平均90银元,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元,师范类免费(20世纪30年代1银元的日常生活用品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0元。按照这个比例,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元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元相当于今日人民币2700元,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元相当于今日人民币4800元)。

1.2 实施其政策的原因

大凡教育政策调整或者改革,均受制于当时的国家和社会需要,并与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等密切关联。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源自1949年的建国大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制定新的教育政策。”这是建国后教育改革第一个方针政策。旧教育要“循序渐进”的改革方略在会议上被确定。认识到教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并强调“不能性急”。教育改革需要积累经验,经验成熟后才能进行彻底改革。会议还明确规定,“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这种态度反映出中央人民政府对当时教育改革的一种基本认知。

中央谨慎地对待大学改革,经济制约是其主要因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工业总产值同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下降了一半,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1949年财政预算中,文化、教育、卫生三大项加起来也只占总开支预算的4.1%(实际并未兑现)。1950年上半年,全国经济一片萧条,特别是大城市,仅上海就有千家企业破产倒闭,全国上百万工人失业。经济形势如此严峻,毛泽东包括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设想是:共和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刚刚诞生的政权,当务之急是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并没有力量推进教育领域的改革。

关于怎样改革高等教育,早在1949年6月,刘少奇就提到,“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的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的各种高等教育政策是按照预期进行的。

2 第二阶段1953年-1985年

2.1 政策内容

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收费政策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指导思想下制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最后明确了两个字,一个叫“包”,一个叫“统”,一切由国家“包”下来,一切由政府“统”起来。具体说来就是: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对大学生普遍实行免费受教育的政策,教育经费全部由政府负担。政府还为学生提供助学金(生活费)和免费提供医疗、住宿及部分交通费。

2.2 实施其政策的原因

中国采用全“统”全“包”的这种费用政策完全受苏联教育制度的影响。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召开,决定从1952年起高等教育进行全面改革。教育改造的先声是从工学院院系调整开始,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在会议上提交讨论,由于相关阻力比较大,方案经五个月搁置后,于1952年4月才正式公布。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以建单科专门学院为主,削减综合性大学,改为文理科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学,增加工科和师范的比重,取消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从“点”到“面”地推行苏联大学体制,苏联模式对中国大学的影响主要有:(1)大学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2)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3)建立以单科学院为主的大学体制。(4)建立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制度。(5)实施全免费教育政策。在高等教育“以苏为师”的影响下,高等教育在1952年完成全部改造。这年,不仅将私立高等院校全部改为公立,连私立小学、中学也开始改为公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独特教育政策,而高等教育实行全免费就是其特征之一,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苏联为师,确立了免费教育的政策。

3 第三阶段:1985-1995年

3.1 政策内容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赋予高校应有6个方面的自主权,其中的重要一条是“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和招收自费生。”一部分高校开始对一部分学生收取学费,改变了国家全部“包办”经费的模式。1985年,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的出现让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局部收费阶段。

3.2 实施其政策的原因

(1)高等教育收费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60~70年代,由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世界各国都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高等教育扩展的成功实施,也使各国政府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的财政预算能够完全满足公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让学生、家庭及社会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或进一步加大成本分担的力度,以调动私人资源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本回收政策,逐渐成为高等教育财政的一个趋势。“成本分担”一词是伴随着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而为人们所熟悉的。1986年,纽约大学校长、经济学家约翰斯顿(D.Bruce Johnstone)出版了《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一书,提出了成本分担理论,即应由纳税人(政府)、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捐赠)共同分担高等教育的成本。此后,“成本分担”理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学费政策的理论依据。

(2)改革的需要。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五年改革开放实践,经济取得很大成就。经济理论的创新与经济实践同步进行。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被打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经济的改革带动了教育的改革,1985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透彻地分析了我国高教管理体制的弊端,即: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行政化严重,导致高等学校僵化死板,活力缺乏;而在政府该管的领域缺位、错位严重。《决定》要求以改革为手段,以简政放权为内容,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决定》明确赋予高校应有6个方面的自主权,即“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外单位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领导;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的教育和学校交流”,等等。这个决定反映的信号就是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收取自费生。在此决定下,高校自主权增大,开始向一部分学生收取学费。

4 第四阶段:1996年以后

4.1 政策内容

教财[1996]101号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实行对非义务教育阶段收取学费的政策。具体情况如下: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由国家及企业、事业组织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第三条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学生收取学费。第四条学费标准根据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校的学费标准可以有区别。

4.2 实施其政策原因

(1)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发展深受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体制变革的影响和制约。

制度环境是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教育长期是在“计划体制”下运作的,行政权力主导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整齐划一”和政府干预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下高等教育是被国家包办的,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逐渐“下放”对社会的“一体化”控制,高等教育获得发展的机遇。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一方面需要国家持续不断的投入,另一方面学生分担部分教育成本,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政策的推行。

(2)教育产业化的影响。根据高等教育产品性质理论,现代经济学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高等教育则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能够带来社会效益,同时使受教育的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就业机会和较好的工作。这种准公共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受益者即国家、社会和个人要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高等教育是西方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一改革也影响到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均发表意见,主张高等教育多样化地发展,国家(政府)不应“专营”高等教育,应鼓励私人和非政府的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资金。1998年,OECD发表《重整高等教育》报告,对高等教育市场化下的定义是:“把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中,使高等教育运营至少具有如下市场特征:竞争、选择、价格、分散决策、金钱刺激等。它排除绝对的传统公有化和绝对的私有化。”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应当进行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通过下放权力,“还政于高等院校”,赋予高校“自主性”,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应从“微观控制”转为“宏观调控”。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高等教育正在超越以往“精英教育”的阶段,进入所谓“大众教育”发展模式;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竞争要求提升高校学生的“全球竞争力”,而政府财政却越来越难以支撑高等教育的沉重负担。由此,市场的理念、机制和力量被越来越多地引入,改变了高等教育投资单一性的面貌。

在教育产业化理论影响下,世界很多国家开始改变免费高等教育的传统,收取和提高学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也大力提倡高教经费多元化。中国也跟随这一趋势,在1996年实行高等教育全面收费政策。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4]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马齐彬,陈文斌.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篇2

中本133班 13010328 党金鹰

[摘 要]中国共产党党章伴随党的成长而发展，经历了由不完善到完善的曲折过程。党章的日趋系统和完善，反映了我党对什么是革命、怎样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梳理这段历史有助于深刻认识到党的创新理论探索是一个艰难、曲折、永无止境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章；历史演变

中国共产党89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通过17个版本的党纲党章。党章的逐步完善，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年的历史过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进程。党章篇幅虽短，但字字珠玑，均是精炼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总结。梳理党章的历史演变脉络，可以充分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曲折过程，可以充分感知到党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长期历史进程。

一、初步形成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是党章初步形成时期。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丰厚历史，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为何建党、怎样建党、建什么样的党有了初步认识，集中反映在党的一大到七大的六次党章调整中。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宣告党的正式创立。但是，党在创立之初，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的准备远不成熟，所以一大会议只通过了一个500余字、共15条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一大《纲领》虽不是党章，但它实际具有党章作用。《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宣告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分野；对党的组织章程、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组织发展等作出明确的规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对《中国共产党纲领》做出重大修改，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章程。二大党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6章共29条，近4000字。党章首次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宣告党的最高纲领是为将来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二大党章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党的创建工作最终完成，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发展建设。

从中共的三大到六大，党章的内容只做过局部调整，没有大的改动。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三大党章第一次规定了新党员候补期，并分别规定了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权利与义务。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四大党章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并规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书记”。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五大党章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规定党组织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六大党章的突出特点是体现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开篇即强调“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六大党章把中共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强调到了过分的、不适当的程度，使党不能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领导革命和自行处理党内事务，对日后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其科学内涵作了全面的阐述。七大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总纲还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必须具备的条件。七大党章还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了详细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在24年的艰苦历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体现确认在党的根本大法中；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可以说，七大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一部党章。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乃至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正是基于七大正确的路线方针。

二、波动调整阶段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担负新的历史使命。如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党有过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败教训，突出表现在党的八大到十一大的四次党章调整中。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需要来自党内外的监督，其关键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坚持集体领导。这些关于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新的思考，在八大党章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八大党章对于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作了明确阐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八大党章的通过，表明全党上下形成了三个基本共识。一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三是中国要以苏联为戒，走出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八大党章适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完全正确。

然而，1958年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偏离了既定方针，逐渐背离了八大的正确纲领。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肯定了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九大党章否定了八大党章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党员条件上，取消了党员权利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十条义务改变为五项接班人条件，这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并取消了五大以来设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续了九大的“左”的错误，基本沿袭了九大党章的总纲和条文。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败露，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十年内乱以后的第一部党章。十一大党章恢复了八大关于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提法。在内容上与九大、十大党章比较作了较多的修改：增写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十一大党章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三、拨乱完善阶段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恢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此为基点，中国共产党党章经过十二大至十五大的四次调整，逐步焕发新的活力，而这一过程也始终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和深入发展。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由邓小平主持修订的十二大党章，确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同时，也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搞好执政党建设作了新的探索。十二大党章总纲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总纲还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加强党的建设基本要求、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发挥作用等，都作了完备的规定。十二大党章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更科学的表述，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要的改变和新的规定，还首次将入党誓词载入党章。总之，十二党章继承了七大党章和八大党章的优点，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对执政党建设的各方面都做了比较全面完善的规定。

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方针，通过了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对十二大党章的部分内容作了十项调整。其中的重大改变有：改革选举制度，明确规定差额选举办法；加强集体领导，党组织讨论决定重要问题时要进行表决；规定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不再领导本单位工作，而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监督。十三大党章顺应了改革开放对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通过对党章这一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创新，我党有力促进了经济基础的稳步发展。

如果说，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党章集中反映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初步探索改革开放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那么，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党章则集中反映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攻难克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努力。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写入党章，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对于统一全党意志，齐心协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对党章进行部分修改。十五大党章确立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写入党章。这充分表明，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四、与时俱进阶段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出现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地推出诸多战略举措，不仅顺利完成了领导层的更新换代，更是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体现，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成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典范。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十六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总纲部分。这反映了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十六大党章修改了对党的性质及阶级基础的表述，强调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原来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新党章中增写“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表述党的性质，体现了革命党与执政党的统一，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的统一，切合我们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最广泛地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以来，党确定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形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把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和重要经验写入党章，不仅必要，而且必须。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十七大党章总纲增写了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表述。增写的第七自然段表述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此外，新党章特别增写了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

十七大党章的另一项重要修改是增写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的论断，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党章中明确写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可以说，十七大党章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体现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并吸纳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1989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章与时俱进的演进过程，反映了党对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的理论升华。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学习贯彻党章，发挥党章的作用，是巩固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关键所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党章作为重要的学习研究内容，紧密联系实际，为进一步搞好党的长效机制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们出版社，1979年版。[2]叶笃初：《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湖北人们出版社，1991年版。[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历史演变 篇3

党旗党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标志与象征的同时其制度也成为党制度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党旗党徽却没有统一的制作，但在党旗党徽不断的发展变化与完善中却也伴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与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各个不同时期，党旗党徽的内容从另一方面体现着当时的革命形势，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

1920年8月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当时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等人曾对党的名称问题进行过讨论，最后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于党组织刚刚建立，因此这时还没有确定的党旗党徽标志。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由于一大建党得到了俄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并有俄共代表参加会议，加上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等原因，所以这时以俄共旗帜为范本，多用俄共（布）的苏维埃旗帜或马克思、列宁画像。其旗帜上的红色是革命的颜色，黄色则是革命光芒的颜色。锤子象征工人阶级，镰刀象征农民阶级，两者组合，是工农联盟的标志，也是共产党的标志。五角星既象征工、农每一只手的五指（劳动力），又代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此后由于国内的革命形式的需要原因，强调国共合作，因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红色旗帜在公开场合还并未正式举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革命形势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1日于南昌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随后的“八七会议上”，革命领导人对要不要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曾多次在会议上主张采用共产党的旗帜。在9月份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共产党真正亮出了自己的第一面旗帜。这次起义所用的旗帜为红底，中央为红色五角星，五星中心为镰刀斧头。同年秋，国民党右翼反动派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中共遂明确宣布放弃国民党旗帜，正式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提出，并在10月的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明确提出“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这是中共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旗上有“斧头镰刀”标志的正式决定，党旗党徽的图案也因此框定下来。

在随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以“各级军旗一律用五角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旗，中央为五角星，五角星为白色，中为镰刀斧头交叉排列，镰刀斧头用黑色，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这一中共中央军委于1930年4月发出的《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令》中规定的内容制成的军旗成为使用范围最广的样式，旗帜式样也因此进一步正规化。这对党旗党徽的式样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镰刀斧头”成为这一时期党徽的代名词。

中央苏区相继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革命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展开，在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组织。在同年召开的延安杨家岭窑洞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正式确定了党旗的样式。“中共党旗样式，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上角为黄色锤头镰刀，无五角星，旗底色为红色”的这一决定催生了第一批规范的党旗诞生在陕西延安。

中国共产党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礼堂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悬挂的正式的党旗，结束了我党从“一大”至“六大”没有正式党旗的历史。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对党旗制作的规范，“暂规定宽八十厘米，横一百二十厘米之红旗，左上角的中间为黄色镰刀、锤头，其直径为三十厘米。党旗旗杆左套为白色，宽为六点五厘米，亦即旗面横长十八分之一强。旗杆样式与矛头与军旗制法相同。”中央1951年对华东局关于党旗式样的请示的批复中表示“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共产党等字”。这样直到1996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正式定下党旗规范，并更加完善地规范了党旗党徽的样式和使用。

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党旗党徽也经历了一个正规化、规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我党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党旗党徽的图案内容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与性质。铁锤代表着工人，镰刀代表着农民，以二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因而“铁锤镰刀”的标识也更加准确地代表了工农联盟的本义。

党旗党徽的这一演变过程在相应的一些收藏品上也能够得到比较直观的反映。建党九十周年的到来，在收藏界刮起了阵阵红色收藏浪潮，大至书画、瓷器等，小至纪念币与建党纪念的邮票，如今都成为藏家眼中的香饽饽。而与收藏行为同步的则是让更多的人对党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建设历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激发了人民的共鸣，更好普及爱国主义教育。在一系列建党纪念主题的邮票上，党旗党徽图案内容的演变推进也是有据可考的，例如1951年建党三十周年纪念邮票上的党徽图案与1991年建党七十周年纪念邮票上的党徽图案中体现出来的一些变化，其内在包含了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些列制度建设的内容。

浅析中国报纸副刊功能的历史演变 篇4

一张报纸对现在快节奏生活的人来说, 新闻是他主要关心的对象。但是, 回家以后静下心来耐心去品味的东西还是副刊的内容。副刊的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了这张报纸的品位, 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读者的品位。因而, 一个好的副刊是团结一大批有着相同文化品位的读者的一个纽带。

因为从小爱好文学、艺术, 所以每当拿到一张报纸, 总是直接翻到有关文化的那一版, 津津有味的读起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网络时代的来临, 报纸副刊逐渐步入“大副刊”时代, 副刊成了大众休闲娱乐的场子。有学者对此报以深深的遗憾, 认为这是副刊时代的终结。笔者想要通过对中国报纸副刊功能的历史演变的分析来探究一个答案。

二、关于副刊

(一) 副刊的定义

副刊, 是报纸上用文学体裁反映社会、文艺色彩较浓的、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的固定版面, 定期出版, 一般有刊名。一般把延伸新闻, 提供理论、知识和文化享受的各版成为专刊和副刊。

(二) 副刊的特性

同新闻办相比, 副刊具有延伸性。 (1) 功能的延伸:报道新闻、传播信息、表达意见、引导舆论、服务社会、指导生活、传播知识、提供娱乐等。 (2) 内容的延伸:事实的延伸、理论的延伸、知识的延伸。 (3) 状态的延伸:新闻版报道呈现的是一种动态, 副刊主体部分呈现的是一种静态。 (4) 方式的延伸:选材角度、信息流量、选用题材等。

同杂志相比, 副刊具有新闻性。 (1) 副刊的新闻性是指副刊所载的内容与客观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2) 副刊所载的内容更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感。 (3) 副刊用非新闻类文字作为主要形式, 对新闻版的报道进行解释、补充、引申。 (4) 副刊所载的内容是静态的, 但是借用了动态的由头。

(三) 副刊的基本分类

(1) 综合性副刊:以文学形式反映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副刊。 (2) 文艺性副刊:专门反映文艺界人士及其创作活动的副刊。

(四) 我国副刊的历史起源

中国报纸的副刊起源于清末, 最初称副张或附张。1897年, 英商字林洋行创办的《字林沪报》出版附张《消闲报》, 随报附送, 这是最早的副刊。辛亥革命前后, 资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报纸进行革命宣传, 开始注意使副刊与新闻版的宣传报道相配合。五四运动前后, 出现了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副刊, 著名的如《晨报》副刊 (见《晨报》) 、《民国日报》 (上海) 副刊“觉悟”等。1919年5月5日至11月11日, 《晨报》副刊上辟有《马克思研究》专栏, 发表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译文。从此副刊成为整张报纸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中国早期报纸副刊功能的历史演变

(一)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文化功能第一阶段

清末, 报纸副刊创立初期的主要功能。 (1) 补白功能。副刊最初是为了补充因新闻不足而产生的空白, 他们大多是新闻主版的延伸和补充, 起一种诗文补白、“附张消闲”的作用。那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艺作品比较随意, “没有什么计划, 有时是逢场作戏;也没有预留版面, 它们与新闻混合编排, 常常带有补白性质”。这类起补白功能的文字往往不被重视, 很难引起读者的注意。 (2) 消闲娱乐功能。1897年11月24日, 英商字林洋行创办的《字林沪报》出版附张《消闲报》, 随报附送, 这是最早的副刊。早期报纸副刊的内容, 主要是旧体诗词、小说、笔记等, 多属“消闲文字”, 与报纸总体报道内容无直接的关联。中国传统的文人墨客历来喜好通过文字感怀人生的苦闷和理想的不得志。而报纸的出现就为他们提供了抒发抑郁和无聊意兴的一席之地。消闲性是民国早期报纸文艺副刊的基本属性, 它激发和满足了市民阶层文化消费的心理, 涵盖了市民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开起了今日娱乐新闻之先河。

(二)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文化功能第二阶段

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宣传功能。民国初年, 以《申报·自由谈》为代表的栏目副刊正式成型。除了商业性报纸之外, 革命党人开始创办多种形式的副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开始利用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报纸副刊被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 文艺也成为斗争的武器。为争夺读者,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副刊采取策略, 运用了一系列的通俗文体, 从而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 这一时期的报纸副刊呈献出极为明显的政治宣传的功能特色与鲜明的时代性。

(三)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文化功能第三阶段

新文化运动时期, 副刊的文化启蒙功能突出, 副刊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在此时期, 启蒙文化一枝独秀, 文学启蒙则成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此时副刊承担了启蒙思想、开启民智、传播知识、批评现实的功能, 成为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的舞台。以四大副刊为代表, 副刊文学大力反对封建专制, 提倡民主与科学, 弘扬新思想, 提倡新文学, 并翻译大量的外国作品, 介绍外国的文学、文化思潮,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 开创了中国报纸副刊的新局面。中国报纸副刊由此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名家办刊”, 二是“文学摇篮”。

(四)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文化功能第四阶段

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副刊。共产党自诞生起, 就已经认识到了报刊的重要作用, 注重报纸副刊的政治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 一方面利用副刊宣传先进思想文化、正确引导舆论、关注现实、服务大众;另一方面把副刊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利用文学手段对敌人进行抨击。

四、现代报纸副刊功能的演变

2004年9月9日, 《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纸上的风云:副刊时代的终结》, 邀请了多个文化名家对“报纸副刊是否终结”这一话题发表见解。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 文学性副刊、文艺性副刊转变为“大副刊”;副刊的启蒙功能转变为休闲娱乐为主

中国报纸文艺副刊自诞生之日起, 就与文学、艺术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报刊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流传播媒体, 形成了新闻文体与文学文体的融合。在新文化运动中, 文艺副刊的文学启蒙功能更是发挥到了极致。而在当今社会, 文艺副刊不断地被压缩, 而多种多样的专版、专刊、周末刊不断地涌现。副刊的包含范围逐渐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形成“大副刊”。“大副刊”不再局限于文艺的、专业的范畴, 而是注重及时快捷的、深入透视的、立体化全方位的, 用新闻的手段关照社会生活。这是新闻异化以及报纸市场化的客观结果。

现在副刊和文学的关系和作家的关系是越来越遥……作家和副刊的疏离是必然的趋势。 (李辉 (《人民日报》副刊主任编辑)

副刊本身和文化版、家庭生活版、娱乐休闲版平分之后就更加萎缩。用副刊辉煌的历史来对比这个时期, 副刊就等于消亡。 (刘克襄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副主任)

(二) 文化精英的思想阵地转变为普罗大众的公共空间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步入人人即自媒体的社会, 交互性是其最大的特点之一。传统的大众媒介都是单向式传播, 但新媒体则突破了单向传播, 增强了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性。受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 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这种双重身份的角色使受众可以畅所欲言, 及时反馈。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已经不再适用, 增强受众的参与性与互动性是必须要经历的调整。

在后谎言时代, 在“副刊”中寻找一种犬儒式的幸福生活之声, 就成了人们得以妥协和逃避的选择之一, 副刊正是这种犬儒类型的日常生活之写照。

五、结语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 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 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 更可以是, 应该是文化的标杆。 (龙应台, 台湾学者)

现代社会, 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而产生不同的差异, 阅读副刊的心态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副刊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种类, 它应该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时代进步的声音, 传递群众的心声, 把社会需要的政治思想内涵通过艺术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 让人们得到美的享受。对此副刊要在内容、观念、形式上不断创新。在报纸分众化时代, 副刊是体现报纸差异化的最好方式。与此同时, 报纸及副刊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独特方式, 作为书写和记忆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首选, 文艺副刊理所当然地成为传播与传承传统文化的平台。在快节奏、沉迷于网络媒体的现代社会, 人们已逐渐失去了阅读习惯, 文艺副刊肩负着形成全民阅读氛围的使命, 要复兴副刊的文学传统。

参考文献

[1]海伟池.近现代报纸副刊功能的嬗变轨迹研究[J].考试周刊, 2008 (18) :229-230.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篇5

姜爱林

(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政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 要：近年来有关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土地政策发展演变的研究日见升温。为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本文将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土地政策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徘徊时期等4个阶段，进而对其进行了介绍、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改革开放前;土地政策;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875(2003)03-0298-08

近年来有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土地政策演变的研究引起了政策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界的极大关注，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反映了学界们对新中国土地政策演变的研究态势及研究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而推动现行土地政策的改进与完善。本文将改革开放前1949年至1978年这28年的土地政策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徘徊时期等4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前28年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介绍、分析与探讨。

一、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

1949年10月到1956年9月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前3年主要是继续推行土地改革运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任务;后3年则是制定并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第一阶段：继续推行土地改革政策(1949年10月~1953年春)建国前，党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在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农业人口约116亿的解放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建国后，在拥有311亿农业人口的广大解放区则尚未来得及实行土地改革，农村土地仍集中为封建地主所有。根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5共同纲领6第3条、第27条、第34条及1950年6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和城市郊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并按各个阶段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制订了下列几个方面的土地政策：

(1)农村土地改革政策。1950年6月9日，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5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6和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和阐述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指导全国开展土地改革的基本文件。其主要内容有：①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②土地改革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土地改革必须被限制在消灭封建、半封建剥削范围内，而不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予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③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农民协会为土地改革队伍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④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团结中农，保护中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一要注意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二要不损害中农利益。因为土改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应该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引导农民不要在分配土地和浮财上纠缠不清，而要集中精力恢复生产。对地主也分给同样的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对已确定为汉奸、卖国贼、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破坏土地的犯罪分子，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以示惩罚。对富农所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凡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加以保护，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对少数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者，对其出租的土地则应予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地主家庭中有人常年参加主要农业劳动，耕种一部分土地，而以其主要部分土地出租者，对其自耕部分土地，加以适当抽补后，应基本上予以保留，其余部分则没收。烈士家属，包括辛亥革命以来历次为革命阵亡和死难的烈士直系亲属，烈士本人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分得一份土地，以示抚恤。城市回乡的失业工人及其家属从事农业生产者同样分给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乡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阿訇、逃亡地主、有劳力愿从事农业生产者亦分给一份土地。⑤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有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2)城市土地改革政策。①城市郊区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连同国家在郊区所有的其他的农业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使用。所有没收来的房屋除大建筑及风景区的别墅等不适合于农民住的房屋应当作公用外，其余均应分配给农民所有。②城市郊区使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以及农事试验场、菜地、果园等，无论其为地主或农民所经营，或其土地所有权有无变更，均由原经营者继续使用。③凡使用城市郊区国有土地从事耕种者，除依法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外，一律不再交地租。但经营人不得以国有土地出租、出卖或荒废。原经营人如不需用该项土地时，必须交还国家。④国家因建设需要收回农民耕种的国有土地或征用私人所有的农业土地时，应给耕种该土地的农民以适当安置，并对其在该项土地上的生产投资(如凿井、植树等)及其他损失，予以公平合理的补偿，或以相等之国有土地调换之。⑤城市郊区土改完成后，对分得国有土地的农民，由市人民政府发给国有土地使用证，保障农民对该项土地的使用权。对私有农业土地者发给土地所有证，保障其土地所有权，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3)华侨土地财产政策。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①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占有并出租的大量土地，如其本人出国前家庭原系地主者，除没收其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外，其他房屋和财产一律保留不动。②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出租小量土地者，如超过当地人均土地20%，超过部分土地，亦得酌情照顾，不予征收。③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占有大量土地，部分出租，部分自耕或雇人耕种，构成半地主或富农成份者，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土地少量者，征收其出租土地。如只占有小量土地，虽出租部分超过其自耕部分，不应认为是半地主或富农，其出租部分不予征收。

(4)出典土地政策。对出典土地的处理：①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地方，平分前的土地典当关系一律无效;按中农不动原则分配土地的地方，土改前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之间的典出典入土地，在分配土地时已被抽出分配者，不再变动。如系中农典与地富，或中农与贫雇农土地在分配土地时已被抽出分配，致使该中农因而蒙受损失时，应给予该中农以适当补偿。土改前中农与中农的典当关系及贫农典与中农土地在分配土地时未加变动者，其典当契约继续有效。②如承典户在本村无房屋，典入房屋被赎回无屋可住，可签订新约，由承典户暂住。③地主土地已出典于中农、贫雇农者，没收后应归承典户所有;如承典户因而占地过多，可将此项典入地抽出分配，并给予不少于典入时所付地价的补偿;如中农贫雇农出典与地主，则没收后归还出典户，因占地过多按前项规定处理。④农民间的典当关系，其契约继续有效，可继续承典，亦可依约自由赎回。应分得土地的农民各有典出典入土地者，分配土地时，在出典典入双方原有土地内各计一半。

(5)土地纠纷政策。对土地纠纷问题的处理： ①“生不再分，死不抽回”，是指土改后地权确定不再变动，不是对农民家庭内部分家而言。②实行打乱平分的土改地区，土改前的典当关系均不再存在，原来出典土地，算在谁分得数内就归谁所有，不应再有赎回问题。③新土改地区，出典人的土地依法不在没收之列者，对其出典土地，原则上应承认原契约有效;如已被算进承典人应分得的土地数目内，亦不准出典人抽回，应说服出典人放弃依约赎回权，典价部分由双方协商解决。④农民外出托人代管土地如被分配，给予补偿或于保留的公地中补给一部分或全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现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同1947年以前的土地改革政策相比，一个重大的变化就在于：把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适应新的形势而对富农采取的新政策，是十分正确的“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已由支援解放战争以取得革命的胜利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富农经济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农村中的其他经济形式比较，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因此，当时保留富农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民主革命中谁胜谁负问题已经解决，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团结，使富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争取富农在土地改革中采取中立的立场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同时，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可以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可以消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怕致富的某些顾虑，有利于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到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都完成了土地改革。3年之中，约有3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几千年来未有的变化，整个农村(除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并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二阶段：初步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政策(1953年4月~1956年9月)土地革命完成后，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个体经营是当时中国农村土地经营的基本形式。这种个体的、分散的、落后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对农产品的需求。农民为了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党和政府为了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在农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以实现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阶段的土地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员私有土地：合作化初期的土地政策。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给各地党委执行(1953年2月经个别修改后正式通过)。1953年春起，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并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强调，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日益变成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此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进入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步骤、方针、原则作了系统的论述。同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使合作化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以至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个期间对社员土地政策的内容为：①根据土地质量评定入社土地的产量。②规定固定的土地报酬数量，土地和劳动按一定比例分配报酬，土地报酬一般应低于劳动报酬。各地区人多地少或人少地多情况不一，种植条件也不相同，不强求划一。土地报酬数量应稳定一个时期，为照顾农民土地私有观念，不应过早地取消土地报酬。③社员应有少量的自留地，一般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2%~5%。林业、鱼塘等属于个人分散经营有利的副业生产资料，不宜入社，更不宜归社公有。

(2)社员集体土地：合作化中期的土地政策。1956年3月1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3次常委会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同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章程规定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有关土地政策作了如下规定： ①社员入社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零星树木、家禽、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工具，仍属社员私有，都不入社。②社员土地上附属的私有塘、井等水利建设，随着土地一起转为合作社所有。如属新修建设尚未取得收益，应偿还其所付工本费。私有的藕塘、鱼塘、苇塘等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时，亦应付给本主合理代价。③农业生产合作社应抽出一定数量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分配数量是按每户人口多少决定，每人使用这种土地，一般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的5%。④社员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对完全丧失劳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社员，用公益金维持他们生活，或暂时给以适当土地报酬。从事城市职业而家住农村的，如果本主生活困难，历来依靠土地收入补助生活的，仍可付给一定的土地报酬。⑤社员原有的坟地、房屋地基不入社。社员新修房屋需用的地基和需用的坟地由合作社统筹解决。⑥幼林、苗圃、果、茶、桑、竹、桐、漆等经济林木作价归合作社所有，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并从林木收益中给本主一定比例的报酬。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土地政策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1956年至1966年这10年是中国曲折发展的10年，这10年土地政策的发展也走过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历史路程。

(1)农民集体土地：合作化后期的土地政策(1956年9月~1958年底)。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根据这一精神，中央继续推行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全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有资料显示，1956年9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1956年底，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1.1亿多，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社将那些放弃剥削参加农业劳动的富农分别接收入社，以和平方式消灭了农村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1957年上半年，在反“右”斗争声中，开始了“大跃进”的步伐，而土地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向“一大二公”迈进。

1958年春，毛泽东认为，小社不利于大规模经营，不利于共同发展生产，于是提出小社并大社的建议。8月，毛泽东又认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提出扩大公社规模，在并社过程中自留地、零星果树等都将逐步“自然地变为公有”。会议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全国农村除西藏自治区外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员自留地等全部收归了公有。至此，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

(2)农村土地：人民公社前期的土地政策(1959年1月~1966年5月)。人民公社时期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这种超越历史的体制，使得“共产风”泛滥成灾。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以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为主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从而确定了我国农村土地以生产队为基本所有单位的制度，并且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制度。1966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颁布了《农业四十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土地政策。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要求各地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以及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1962年9月27日，党的八大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该草案对农村土地政策作了规定：①生产队范围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②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要爱惜耕地，基本建设必须尽可能地不占用或少占用耕地。③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可以把零星的树木交给社员专责经营，并且可订立收益分配合同，或划归社员所有。④土地、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过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后，长期不变。⑤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山林、不破坏草原的条件下，生产队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

196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社员宅基地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主要内容：①社员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但仍归各户长期使用，长期不变。生产队应保护社员的使用权，不能想收就收，想调剂就调剂。②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木、厂棚、猪圈、厕所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房屋出卖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转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③社员需建新房又没有宅基地时，由本户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同意，由生产队统一规划，帮助解决。但尽可能利用闲散地，不占用耕地，必须占用耕地时，应报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社员新建住宅占地，无论是否耕地，一律不收地价。④社员不能借口修建房屋，以随便扩大墙院、扩大宅基地来侵占集体耕地，已经扩大侵占的必须退出。

1964年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政策纪律的若干规定》，该规定主要内容为： ①贯彻以开荒为主的方针。解决部队生产用地，主要是利用国有荒地资源，垦荒和筑堤围海、围湖造田，建立生产基地;充分发挥现有土地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垦荒必须经地方政府批准和群众同意，办好手续，在地方政府统一规划下进行。已开垦的生荒地，如系国家所有，应请示地方政府批准，归部队长期使用;如系公社、生产队所有，可按合同规定使用。经群众同意和当地政府批准，也可使用公社、生产队的撂荒地。使用公社、生产队的熟地，应创造条件逐步退还。今后尽量做到不占用公社、生产队的熟地。如有的部队确实无法解决吃菜问题，需要使用公社少量熟地种菜时，应经群众同意，当地政府批准。使用国营农场的土地，原则上应予退还。如继续使用，必须经农场同意，不影响其发展生产，并由省报国务院批准。坚决禁止买地搞生产的错误做法。②严格执行党和政府有关垦荒的规定。切实做到不妨碍水土保持，不破坏林木、草场、苇田，不妨碍群众生产。对于垦区内的名胜古迹、水利、道路、桥梁等建筑物，妥加保护，不得毁坏垦区内的坟墓。在边防地区垦荒时，要切实遵守边防政策。③凡是征而未用、多征少用、早征迟用的军事用地，应按照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关于各地方各部门检查征用土地使用情况的综合报告》的批示执行。过去压缩禁区已退还给群众的土地，不得借口军事需要收回搞生产。④牧业生产所需草山、草场，应报请地方政府批准，经群众同意，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放牧、割草。要注意保护草原，不得与群众争草。⑤在山林、湖泊、河流、海面采集野生植物、狩猎和进行水上生产时，要严格遵守政府有关规定，并事先经过地方政府批准和当地公社、生产队同意。切实做到不妨碍群众生产，不与民争利，不破坏水产和植物资源，不猎获政府规定保护的珍贵禽兽。

1965年7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批转了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军队征用土地审批权限适当下放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 ①审批权限下放后，军和相当军的政治机关，对军事用地的审批要严加掌握，尽量利用空地、荒地，尽量不占用民田，不拆除民房，不迁移居民。②凡部队因国防施工、营建、建筑国防公路、射击场等，征用土地在10亩以下和移民5户以下的，由军或相当军的政治机关审查同意后，报县、市人委审批;超过以上规定的，由用地单位逐级上报军区，经军区政治部审查同意后，再报省人委审批。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的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乃至倒退、混乱的不正常状态。为了与前面相衔接，我们把这个阶段姑且称作人民公社中期的土地政策。经多方查找资料，我们发现有如下几个土地政策文件：

1.1967年11月4日国家房管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该记录的主要内容有：①对土地国有化问题，主管部门应认真贯彻执行1956年的原则指示。②土地范围，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都要收归国有。什么叫城镇土地，应按具体情况划分，不宜扩大。公社社员在镇上的空闲出租地，应收归国有。城镇边沿上的自留生产用地，或成片的社员宅基地，不应收归国有。③土地收归国有后，地产税应改为土地使用费，收取标准可略高于地产税。行政机关、学校、医院、部队等原拨用土地仍不收土地使用费。④土地国有化后，原有私人之间在土地上的债权债务自行处理。⑤集体所有土地出租，可采用征用办法收归国有。⑥任何生产单位都不应当经营土地出租的业务“农业生产队租给城镇居民的土地，如系国有，应当收回。如原系生产队粮田或菜地，也应当采用征用办法收归国有。

2.1970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转发沈阳军区政治部《关于部队征用土地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为： ①国防施工、营建征用土地，要严格遵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政策规定。征用土地应本着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充分利用荒山、荒地、劣地和空闲地。征用土地，要与当地贫下中农、基层革委会充分协商，签订合同，报政治机关审查和地方革命委员会批准。10亩以下的由军或相当于军的政治机关审查，10亩以上的报军区政治部审查;同时，按各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征用土地审批权限的规定，报相当一级革命委员会审批。征用的土地应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予以补偿。②部队生产，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原则上不占用耕地，更不得与民争利。个别地区新开荒地不宜种菜，需要占用少量耕地，必须征得当地贫下中农和基层革委会同意，并开出同等数量荒地进行交换，或者予以适当补偿”部队在牧区开垦荒地，一定要照顾牧民利益，不得破坏草原，影响放牧。③凡部队因生产占用国有土地与地方发生争执的单位，应把方便让给地方，主动协商，妥善解决;凡因生产占用集体所有的耕地，现在群众要求收回的，应予退还。

3.1973年6月18日国家计委、建委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有关在基本建设中节约用地规定的指示的通知》。该通知的主要内容有： ①基建征地要贯彻节约用地原则，可利用荒地、空地、劣地的，不得占用耕地、良田，必须占用耕地时，也要精打细算，尽量少占。②新建项目选址要把占地多少作为方案取舍的重要条件，建设项目的总平面布置要紧凑合理，老企业的改建、扩建要充分利用原有场地。大城市要有计划地搞些高层建筑，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③基建单位应积极支援农业，结合现场施工，进行开荒、改土、造田。对危害农田或占地数量大的工业废渣、废气、矿山矿尾、电厂煤灰等要综合利用，积极治理，尽量少占或不占良田，同时发展废渣制砖和砌块，以避免损坏良田。④基建征地必须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切实把关。凡初步设计未经批准项目，不许征用土地。⑤基建征地应做好被征社队群众的安置工作。补偿费应用于发展农业生产。⑥检查清理中对于多征少用、征而不用、早征迟用的土地，都要退还当地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耕种。退还时不要收回补偿费，但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

1973年11月7日中央军委批转总后勤部《关于全军营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意见》。该意见的主要内容为： ①所有营建选点都要认真勘查，慎重定点，要充分照顾群众利益。占地一定要严格控制尽量利用荒地，不占和少占耕地、良田，必须占用的要设法造田还地。②步兵部队营建占地比例一般应限制在1比4(指营房建筑面积与营区占地总面积的比例)以内，特种兵部队可酌情稍高一些，但也要从严掌握。

1973年12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地面炮射靶场与国内飞行矛盾的规定》。该规定的主要内容为： ①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靶场，合理安排，提高利用率。②严格控制新建炮射靶场。必须新建的，各单位在选择炮射靶场时，应与有关单位充分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无论固定的、临时的靶场，均应选在山地、荒地，尽量少占地、少移民。

1975年12月1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整顿部队生产的意见》。该意见主要内容为： ①部队生产用地，主要是开垦国有荒地和利用营区土地。过去接收的国营农牧场和劳改农场的土地，地方要求收回的，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后退还。借用社队的土地，要求退回的应坚决退还。部队需要、地方又同意借给的，应按规定交纳租金和农业税。部队耕种的国有土地，如无力经营，应交给当地省、市、自治区，不得移交集体所有制单位。②部队开发矿藏和其他资源、围湖造田，要严格控制。确需开发的，应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按统一规定使用国家资源，严禁破坏草原。1976年2月4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下发了《关于建设训练点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为： ①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分期修建。有条件的军区也可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训练点。训练点位置的选择，要便于部队使用。②要因地制宜，不占或少占耕地。建设训练点的土地问题，要立足于军队本身解决，主要利用部队现有训练场地进行扩建，也可将部队压缩生产的农场(牧场)进行改建，尽可能与军的坦克团的营房、场地建设相结合，与军事院校的场地建设相结合，做到综合使用，节约土地。要尽量不占或少占社队土地，不能与民争利。凡涉及社队土地和群众利益的问题，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办理。

四、徘徊时期的土地政策

粉碎“四人帮”以后，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一阶段我们将其划为人民公社后期阶段中的前期阶段"这两年的土地政策文件主要有：

1.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牧业生产管理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 ①农副业生产必须以军为主，调配适当。凡土地过多、无力耕种、生产部队得不到训练、急需整顿的和条件不好、产量不高、不利于长期经营的农场，应适当减少，或在军内调整，或移交当地省、市、自治区农垦部门。②凡属下列情况者，尽可能予以保留：第一，条件好，用兵少，产量高，或对外开放有国际影响的农场;第二，几个单位的土地相连可以合并，能减少管理机构和人员，有利于发挥机械作用的农场。

2.1978年1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的主要内容为： ①国营农场的土地、财产，属全民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1966年以后，从国营农场系统划出的土地、资产，由省、市、区革委会区别情况处理，该退的要退;侵占国营农场的土地、财产，要一律退还。今后，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建立农场，应当自力更生，开荒生产，不准占用国营农场的土地。②第一，国营农场一定要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到1980年，全国农场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要达到2000万亩。橡胶农场要搞好胶园“三保一护”(保水、保土、保肥、护根)的建设。牧区要搞好草场建设。第二，农田基本建设，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地确定主攻方向。搞好勘测设计，分期实施，施工一处，配套一处，受益一处，避免盲目施工，造成浪费。第三，开垦荒地要搞好勘测规划，不能破坏水土保持，不能破坏森林、宜牧草原和水产资源，不能盲目围淤，影响防洪。3.1978年8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 ①任何单位占用学校的土地、房屋、家具、设备、车辆等，原则上都应无条件地退还给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抵制。②各占用单位退还、偿还学校土地、房屋、家具、设备、车辆等要尽快完成。凡能立即迁出学校的，应立即迁出;暂时不能迁出的，要立即压缩占用的土地、房屋范围，先腾出一部分退还给学校使用。凡占用学校的土地、运动场进行的基本建设工程，应立即停止施工。5 几点讨论

(1)改革开放前，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是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当政治形势好、经济发展快的时候，土地政策的发展也就随之好和快，呈现数量多、质量高的良好态势。反之，就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据初步统计，1949年10月至1978年11月的28年中，国家一共制定各类土地政策文件近30个。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制定和出台的。就文件的规格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比较低的。这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经验。

(2)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特殊时期。因而这一时期，土地政策的发展就带明显的剥夺性、分配性、私有性与过渡性。1956年9月，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土地政策的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合作化、集体化、国有化的巨大浪潮，/一大二公0成为土地政策内容的主流观。文化大革命时期，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的状态。在这一非正常时期，由于机构被撤消及有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无法保证，所以土地政策的发展表现出停止不前、倒退、遭践踏、被砸碎等特点。1976年11月至1978年11月这两年，土地政策发展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虽有所好转，但起色不大，突出的特点是徘徊性。

(3)改革开放前的28年中土地政策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过早的推行了土地合作化，挫伤了建立不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强制实行人民公社统领下的土地公有政策，超越了历史发展条件，扭曲了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经济关系。三是土地产权政策残缺不清，农民、集体、国家、农场等土地关系混乱，制约了土地生产率。四是崇尚一大二公，追求一平二调，无视土地的商品经济关系，人为地消除了土地有偿政策的存在。五是片面强调土地政策的粮食生产的唯一功能，明显地否定、压制或打击土地政策的其他功能。六是比较重视农村的土地政策，不太重视城市的土地政策，加剧了城市土地无偿、无流动、无期限的非正常进程，导致国有土地资产严重流失。

注 释：

全面发展教育的历史演变 篇6

【关键词】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教育；教育家；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0)05-0104-03

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任何一种教育理论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当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以适应当时的教育。在人类教育史上，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由一代又一代的著名教育家不断进行思考、实践和完善。

一、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概念

要了解什么是全面发展教育就必须首先了解它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联系与区别。要实现教育的目的，使受教育者獲得全面发展，就应当实施多方面的教育，即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体身心的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而全面发展教育，则是指为了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而实施的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的多方面的教育。全面发展是回答人的素质结构，即人的质量规格问题，全面发展教育是解决培养这种人才的教育构成问题，但关于全面发展教育，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理解。对不同历史时期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教育家的理解进行分析，对全面发展教育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二、历史演变过程

全面发展教育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会提出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全面发展的教育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我国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注重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同时也强调知识的学习，认为培养道德和传授知识是在同一的教学过程中进行，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但在儒家的思想中把体力劳动和知识的学习完全割裂，认为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分工，从孔子和学生樊迟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樊迟向孔子请学为圃，子日：“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由于中国在整个封建社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各个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都在强调道德的修养与知识的学习，在其他方面没有太大的突破。

近代，我国在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教育改革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在结合中西方教育思想的基础之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出发，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为体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德育，美感教育辅助德育，世界观教育把德、智、体三者结合起来，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要求学校教学科目能够兼通五育。在1920年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体、智、德、美四育平均发展。1927年，在他就任大学远院长期间提出要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同年全国教育会提出了新的教育宗旨：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这其中包括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在中国的教育界开始强调近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思想。另一位教育家杨贤江针对青年的问题提出对“全人生的指导”，使青年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同一时期，著名的民办教育家张伯苓在创办南开大学时倡导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从德、智、体、美、群、劳动六个方面施教。同时又强调以德育为重，放在六育之首，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明确指出以德育为万事之本。

建国以后，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论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以马克思关于全面发展学说为主导，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促进体力和智力的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造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认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很多条件，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只是其中的条件之一。

(二)西方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演变

在西方，很早就有人提出了在人成长的不同阶段应该使体育、智育、德育分别得到发展。全面发展教育的思想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可以从以下不同阶段的教育家对它的认识进行分析。

1.形成时期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对教育工作提出意见的时候，强调人在不同的阶段应受到不同的教育，他认为0-7岁的儿童应该保证营养，使身体得到良好的发育，以体育锻炼为主。7岁以后在进行体育锻炼、阅读、书写、绘画的同时，开始注重培养人的道德，通过道德来控制人的行为，使人成为一个公正的人。在进行品德训练的过程中注重音乐的陶冶作用，使人在美的享受中思想得到陶冶，使美育与德育相结合。21岁以后以智育为主，培养人的思考、理解、判断能力。西方的教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得到大的发展，但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构成了这个时期教育的主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被抛弃。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开始重提人的德、智、体和谐发展。维多里诺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通过“博雅教育”培养“全人”。开设骑马、剑术、角力、跳舞、游泳、踢球、游戏、赛跑、跳高等项目，这种教育注意儿童的身心特征和个性差异，重视智、德、体共同发展。拉伯雷在自己的著作《巨人传》中描写了高康大从经院教育的牺牲品转变为身体健康、头脑发达、品德高尚的巨人的过程。在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活动来发展体育，并且注重美育与体育的结合，强调广博的学习有用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知识，在《巨人传》中他也在不断的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他引证先知所罗门的话说“恶人灵魂里是没有智慧的。”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思想。同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蒙田主张教育应该培养新人，即体智全面发展的绅士。他主张教育要兼顾心智与身体，“只使他们的心智健全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强他们的体力，如果心智得不到体力的支持，就要受到过分的压力”。还强调知识的传授过程中要注意品德的形成，使三者结合起来。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这时在他的《乌托邦》的教育制度中，要求岛上的儿童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同时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他是西方最早论述劳动教育的思想家。在谈到德育时，他认为“知识应该与德育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道德，知识就会成为罪恶的渊薮；只有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才更珍贵，甚至比国王的全部宝藏还珍贵。”岛上的居民也非常的重视美育，认为美育能激发人的热情与激情，最主要的手段是音乐，把健美的身体也作为了美育的重要方面，所以十分的重视娱乐、休息和体育锻炼，以促进身体健康。在全面发展的教育

理论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莫尔占了重要的地位，他是最早的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对教育进行了论述，为后来的教育家提供了借鉴。

2.发展时期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院主义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受到了重大冲击，人文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古希腊的和谐教育思想在这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许多教育家对全面发展教育开始了新的思考。

英国著名的教育家洛克提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绅士”，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的子弟培养成身体强健、举止高雅、有德行、智慧和才干的事业家。为了得到这个目的，主张在德、智、体三方面对人进行培养。他十分的重视体育的作用，赞许“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句古老格言。要求人们不但要勤于锻炼，多运动，而且习于艰苦，不娇生惯养，所以他说：“我们要忍耐劳苦，要能出人头地，也必须先有强健的身体。”对于德行和礼仪，洛克认为那是一个“绅士”必须具备的重要品质，“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今生来世就得不到幸福。”认为绅士之间的交往离不开良好的礼仪，只有懂礼节、讲礼貌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和认可。智育相对于德育居于次要的地位，对于知识的内容，提出要學习有实际用途的知识。洛克也提到劳动教育，但那是为贫苦的劳动人民准备的教育，在“绅士”的教育中是没有劳动的内容，两者之间互相分离。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提出自然主义教育理论，他根据儿童发展的自然过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实行不同的教育。在其著作《爱弥尔》中分别进行了论述。他把体育教育放在了教育的最初阶段，认为两岁以前的婴儿主要进行保育和体育教育，体育教育的任务就是使婴儿身体得到自然的发展，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还提出了一些体育的建议，给儿童的躯体和四肢绝对的自由，穿宽松的衣服；要有足够的睡眠；吃健康的食物等等。2-12岁期间进行感觉的教育。从12-15岁，随着身体和感觉的发展和成熟，就应该学习各种知识，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智育。卢梭反对百科全书式的学习知识，认为应该有选择的去学习知识，所以他说：“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一个人不仅不能知道所有的一切事务，甚至连别人已知的那一点点事物也不可能完全都知道。”还制定了知识选择的标准：一是学以致用；二是行以求知；三是培养智力和能力。卢梭认为德育应该放在15岁以后，因为15岁以前儿童对抽象的道德概念难以理解。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以爱为主要内容，同时注意理智、情感、意志、榜样的作用，通过这些使儿童能够抵制邪念，形成真正的信仰。关于劳动教育，卢梭赋予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劳动是社会的人不可减免的责任，任何一个公民，无论他是贫或是富，是强或是弱，只要他不干活，就是一个流氓。”卢梭把劳动看成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认为劳动可以使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得到发展。他还把劳动看成是谋生的手段，是社会上的人应尽的义务，抨击当时上流社会鄙视劳动的观念。相比较于洛克的劳动教育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非常进步的。

瑞士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对全面发展教育也有自己的理解，在其著作《葛笃德怎样教育他的子女》中对他的要素教育理论进行论述，他强调在初等教育中对儿童进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体育的任务是发展儿童的身体力量和技巧，是初等教育的基础环节，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进行智育、德育和劳动教育。道德教育处于要素教育的核心地位，是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极为重要的方面，认为儿童的道德教育应该在家庭中奠定，通过对母亲的爱扩展到周围的人，进一步波及全部的人。而且强调道德教育不是空谈，要通过练习来形成自己的道德行为。智育是基于他的认识论为基础，从人类心理发展的过程进行智育，制订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奠定了国语、算术、地理初级教学的教学法基础。裴斯泰洛齐通过自己的办学实践，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儿童要在劳动中锻炼身体和获取知识，并养成良好的品质。虽然他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有一定的缺点，但他能提出这种主张，而且积极的进行试验，在教育历史上却有重要的意义。

日本的教育家福泽谕吉在接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观念，他主张学校教育要以“和谐发展”为目标，指出“人生下来之后，必须体育、智育、德育同时加以注意。”他把体育摆在首位，主张儿童的教育要从体育开始，学校开设体育课，进行体育锻炼，使身体健壮，精神快乐。由于福泽谕吉推崇西方的实学，他把智育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广泛地学习以实学为主的学科，二是发展智力。针对当时社会的问题，提出德育在于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他不仅论述了三者对人发展的作用，而且科学的解释了三者的关系：体育是智育、德育的基础。“智和德恰似身体的两个方面，分别支配着身体的一方。因而，没有孰轻孰重之别”。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学说，但关于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观点，也存在不同的争论：(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指的是人的“能力”方面的全面发展，即人的体力和智力方面广泛、充分自由的发展。(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就是指德、智、体全面发展。(三)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就是指克服一切人的发展的一切片面性，实现人的最后解放。(四)还有人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主要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以哲学为基点，同时牵涉到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概念，它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3.完善时期

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在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中得到完善。战后苏联进行第二次教育改革，苏霍姆林斯基提出学校教育的培养目的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他在《帕夫雷什中学》一书中写到：“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使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呈现为一个统一的完整过程。”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德育在全面和谐的教育中应占主导地位，学校里的工作都应该包括德育的内容，从学校里出来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对智育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智育不仅仅是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形成自己对知识的认识，并且要重视把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对于体育，他认为体育不仅本身重要，而且对德育、智育、美育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使他们能参加体育锻炼，还提出要学生养成“积极休息”的习惯。他认为学校不仅要进行智育与德育，还应该进行情感教育，情感教育就离不开美育，他说：“美育是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有力源泉。”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劳动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劳动既是学生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的手段，也是自我认识的手段。他认为劳动和德、智、体、美不可分割。苏霍姆林斯基通过自己的实践与思考，最终使全面和谐发展的思想得以成熟，对后来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篇7

1.1 早期保护贸易政策

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质是早期保护贸易政策。从1600年至1800年, 重商主义在欧洲风靡一时。货币需求增加和封建制度的废除以及确立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重商主义产生的原因。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重要手段是对外贸易一律有国家直接干预, 并实施相应的贸易保护手段。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的手段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第一是限制进口产品, 如直接禁止一些奢侈品商品进口、以设置关税壁垒的方式来限制进口产品等;第二是促进产品出口, 如给予出口产品一定的补贴、不收取加工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的关税、减轻或不收取出口关税等。

1.2 近代的保护贸易政策

保护性关税论与幼稚工业保护论是保护现代贸易的两个重要政策。从1850年至1950年, 在外贸易理论之中有着绝对地位的就是自由贸易理论。在那个时候, 只有英国实现自由贸易, 而其他的一些国家相信实行自由贸易会阻碍本国经济发展, 因此保护贸易政策在1830年得以恢复, 并产生了保护性关税论和幼稚工业保护论。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政策主要是依靠夺取殖民地国家的财富来发展自己国家, 而保护关税论和幼稚工业保护论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国内工业发展。

1.3 现代的保护贸易政策

现代保护贸易政策是指超贸易保护论, 代表人物为约翰·梅纳特·凯恩斯。1870年至1900年之间技术的进步及1933年出现的经济危机, 导致市场问题日益恶化从而威胁了自由贸易理论。此时本是自由贸易的提出者的凯恩斯, 经过反复分析重新给予重商主义高度评价, 他认为对外贸易应该由国家直接来进行干预, 并执行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手段, 以此来促进商品出口, 阻碍商品进口, 追求贸易顺差。所以, 凯恩斯主义被重新理解为了“新重商主义”。凯恩斯提出的保护贸易理论由两个方面组成, 其一就业理论所推崇的是由贸易顺差来充分实现就业, 其二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它所要求的是出口所增加的收入要大于购买商品的资金和资本输出量之和, 以此来保持贸易顺差。

1.4 代表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许多半殖民和殖民国家获得独立。但因为新独立的国家在经济上过度地依赖资本主义国家, 想要维持在国际中有利的地位就急切地需要保护贸易。此时保护贸易理论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是发展经济学的保护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首先分析“中心—外围”理论, 并以“贸易条件恶化论”和“收入转移论”为基础, 提出了保护贸易的政策。政策内容为: (1) 加大关税征收的力度, 以此来限制产品进口, 起到保护本国工业和市场的作用; (2) 加快技术进步和新型产业的发展, 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3) 原料出口和产品进口替代工业一起发展, 共同实现本国的整体经济发展的目标; (4) 减少外汇支出; (5) 对出口的商品要实行补贴的政策, 以此来加强本国商品在贸易中的竞争力度。

1.5 20世纪80年代的战略性贸易论

20世纪70时代以来, 世界产业结构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各国之间在工业品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朗德和斯潘塞等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 想出了空前的战略性贸易理论政策。战略性贸易理论是利用关税分享外国企业的垄断利润, 通过补贴获得市场份额。事实上,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例如欧洲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支持, 美国对波音公司的支持和日本对其重化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支持等, 都是运用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2 贸易保护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早期保护贸易理论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其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 第一次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理论分析;它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 推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然而, 重商主义受当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 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探索只限于表面形态——流通领域, 并没有延伸到生产的领域并将货币作为是唯一的财富。在今天我国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中, 流通过程仍旧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资本循环中, 如果商品资本不能转化成货币资本将会影响整个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 重视“重商主义”、重视对流通问题的探讨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代汉密尔顿的关税保护论对于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发展和维护经济独立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但是, 汉密尔顿没有能够进一步分析其保护措施的经济效应和经济后果, 没有注意到保护贸易措施也有着制约本国经济发展的一面。当前我国的出口退税、出口补贴以及结构性减税等一系列措施都体现出了汉密尔顿保护关税的理念。李斯特认为幼稚工业才是将来应该保护的对象, 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利益也予以承认, 主张保护贸易是过渡手段, 自由贸易是最终目的。这种观点对于当今一些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幼稚工业仍然需要成长, 国际收支仍要平衡, 国家或政府仍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干预等等, 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各国来说依旧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现代贸易保护政策即超贸易保护论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系统地论述了国家干预经济、干预外贸的重要性, 一定程度上科学地探讨了外贸与其他经济要素的内在联系。但是, 超贸易保护论掩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 追求外贸顺差也是产生国际贸易摩擦和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尽管是这样, 凯恩斯主义重新分析并重视总需求和主张国家应该直接干预经济等政策, 目前我国想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仍然需要参考恩斯主义。

开拓性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理论是普雷维什所提出的保护贸易理论。贸易保护理论在理论上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不是实质上的平等, 并介绍了贸易保护政策之间的关系, 将传统国际的分工体制打破, 应该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加快了1960年以后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化的步伐。然而, “中心—外围”的理论没有得到市场机制的认可, 没有从实质上对“比较成本说”为中心的自由贸易理论体制是如何引起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国家民族区域的所有系统, 都包括中心和外围, 也存在着资源分布差异和环境市场等方面的区域分布差异。保护贸易理论防止各国的边缘化, 有利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是战略性贸易的理论基础, 是国际贸易理论在贸易论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它尝试着勾勒出适合产业内贸易的政策, 以此来改善竞争环境;它广泛借鉴和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但是, 战略贸易理论未就政府的贸易干预和补贴给出任何通用的解决办法, 它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严格、苛刻的限制条件, 其采取进攻性的保护措施, 掠夺他人的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 恶化了全球贸易环境。在国际贸易这场博弈中, 各国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战略贸易理论对于各国能否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 保护贸易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上述对贸易保护理论思想和形成的背景的分析, 并与我国现如今所面临的基本国情相结合, 本文认为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辩证地看待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的关系。晚期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向我国提出来警戒, 它反映出贸易顺差并不一定全是是好事、贸易逆差也并不一定全是坏事, 不要过分追求贸易顺差, 而应该正确地看待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从我国外贸的现实状况来看, 长时间的贸易顺差不但轻易就能使国际贸易之间产生矛盾, 还会使得企业粗放式的数量扩张行为不断加剧, 从而不重视科技力量投入, 最终企业因缺少发展动力, 而导致发展后劲不足;许多货币资本回流会影响国内投资, 容易出现通货膨胀。同样, 贸易顺差长时间的出现会使人民币出现升值的现象。所以, 国内应加快转变贸易顺差观点的步伐, 确立以贸易平衡为目标的外贸差额观点, 实现中国的对外贸易由数量型向出口增长和质量型结构的转型, 进而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第二, 对幼稚工业采取适度保护原则。与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相比, 中国的工业发展时间短, 大多数正处于成长阶段, 各个产业主要是依靠便宜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来进行国际间的竞争, 产品的科技技术含量不高。因此, 我国应当用渐进式的贸易政策, 以此来降低国际之间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而维持国内就业和国际收的平衡, 来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最终将贸易自由化的理想变成现实。我国在积极开放的同时, 更要对我国有关行业和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 以抵挡国外产品的冲击。与此同时, 我国应该优化产业结构、产生新的主导产业。

第三,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功能。从战略性贸易政策角度来看,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不但有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 还应该满足明示和隐含的条件。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改善信息以及预先有效的政府等所谓的隐含条件, 总的来说就是, 要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市场宏观主体和微观主体, 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来维持市场的稳定发展, 然而现如今我国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所以, 要快速地完善经济体制, 加大政府的调控力度。

第四,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使目前有优势的产品进一步向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迈进。保持竞争优势的方式就是对产品进行不断的技术创新。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产品的奖励力度, 以此来加强产品的创新技术和提高产品创新含量, 以此来实现具有产品竞争优势的目标。在国际贸易中, 我国若是一直按照比较优势的模式来进行国际分工, 不可能长期在贸易中取得利益, 很有可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 我国必须加快适应发展的潮流, 不断地加快技术创新来加快我过产品的竞争优势。只有做到这些, 我国才会慢慢地在日益发展的国际中取得竞争优势, 才能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变小。

总之, 我国应该理性地学习和借鉴各个历史阶段的贸易保护理论, 选择与自身实际相适应且利于本国发展的贸易政策, 使这些理论在我国得到更好的运用和发展。

摘要：本文系统地对保护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了概括性的讲述。其发展主要由重商主义、近代的汉密尔顿“保护关税论”和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现代的凯恩斯“超贸易保护论”、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及战略性贸易理论等组成。这其中有许多观点、政策及建议等, 都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启发与作用。

关键词：保护贸易理论,中国,启示,适度的贸易保护

参考文献

[1]张相文, 曹亮.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2]毛筠, 孙琪.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3]尤宏兵, 李灵稚.国际贸易[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4]常虹.新贸易保护主义现状及我国的应对措施[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2007.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篇8

秦汉时期的帛画以人物肖像画为主, 寓有兴衰鉴戒、褒功挞过之意, 为维护礼教服务。以帛画《升天图》1为例, 该画上部绘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 象征天上境界, 月下有一乘龙的妇人形象, 另有仰首而鸣的仙鹤, 两个兽首人身的司铎骑在异兽上, 八个小太阳坐落扶桑树间, 天国的门口, 则绘有神人、神兽守卫, 瑞云缭绕, 体现出仙园的气象。帛画中部则寓示着人间, 以墓主的形象和祭祀为中心, 饰以谷壁蛟龙、华盖玉磬以及神兽仙禽, 构成一特殊的布局, 向天界冉冉欲升。画的下部绘一神人双手抵地, 又画有鱼龙水属之类, 表明此处为黄泉。整个画面, 天、地、人间融为一气, 神、人、兽同处一台, 表现出墓主灵魂升天, 祈求墓主死后的福泽。

以《升天图》为例, 结合当时孔子极力提倡的礼乐制度的背景来看, 秦汉时期的帛画的确准确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追求, 这也印证了前文中所说秦汉时期的帛画是为维护礼教服务的。由此可见, 秦汉帛画作为研究秦汉风俗人情的第一手资料亦是不容置辩的。

二、魏晋南北朝绘画

在中国的绘画史上, 第一批有可靠记载的知名画家是从三国两晋时期开始的。中国绘画史从此与绘画大师们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绘画创作的目的也从“成教化、助人伦”向畅神适意、纯粹审美功能转化。

这个时期最出名的画家莫过于顾恺之, 他的《女史箴图》2广为世人所知。《女史箴图》画旁题箴文:“人咸知修其容, 莫知饰其性;性之不猸, 或愆礼正;斧之藻之, 克念作圣。”意思是说, 人们都通常只知修饰自己容貌, 却不注意加强自己品质的修养。该画卷的主题思想是宣扬妇女在封建制度下的女性道德, 以此告诫妇女应该像热爱梳妆打扮一样热爱修身养性, 同时通过表现画面中各种人物的身份、性格和互相关系, 以及贵族家庭生活的一些细节, 修容典雅地刻画了贵族妇女对镜梳妆的情景。

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背景来看, 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动乱和灾难的时代, 同时也是南北共融, 东西沟通, 各区域美术交流与融合异常活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谢赫更是提出了重要的品画艺术标准——“六法论”, 即“气韵生动, 骨法用笔, 应物象形, 随类赋彩, 经营位置, 传移摹写”, 更可见当时文化思想的活跃, 人们在绘画对审美的需求也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三、隋唐绘画艺术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文化繁荣、中外文化交流活跃和各民族文化融合深入的时代。隋代的人物绘画内容多以反映贵族生活为主, 画风细密精致, 唐代绘画则积极吸收外来艺术营养, 在题材、形式、风格技巧方面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在人物画中, 这个时期著名的画家有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和张萱等,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画圣”吴道子。他将西域画的明暗立体感融合在传统的民族绘画色彩之中, 表现出客观事物的立体造型, 人们将他创造的宗教绘画风格成为“吴家样”。他的《送子天王图》3描写了释迦牟尼降生于净饭王家的故事, 整张画体现了吴道子开创的兰叶描, “行笔磊落, 挥霍如莼莱条, 圆间折算, 方圆凹凸”。他用笔起伏变化, 状势雄峻而疏放, 表现了内在的精神力量。

而山水画, 这一时期出名的有以展子虔、李思训为代表的青绿山水和以王维、张璪为代表的水墨山水。其中李思训更是被推为“北宗”的青绿山水画派之祖, 《历代名画记》4对他的画作评价是“笔格遒劲, 湍濑潺湲, 云霞飘渺, 时诸神仙之事”。而水墨山水的代表人物王维更是将诗和画有机结合, 苏轼评价他的作品为“味摩诘之诗, 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 画中有诗”。

由此可见, 隋唐时期的国力雄厚与经济繁荣, 为文化繁荣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各民族团结, 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密切联系, 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使文化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各种丰富多彩的绘画门类可以以独立的姿态登上画坛。

参考文献

[1]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2]李昌菊编著.《中外美术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1.9.

[3]王海燕《中国古代帛画研究述评》.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STS200904009.htm2009.

[4]百度百科《秦汉帛画<升天图>》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31.htm 2013.01.

[5]《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http://www.artchina100.com/goods.php?id=414 2009.

中国教育目的60年:演变与反思 篇9

我国的教育目的60年来几经变化, 明文规定的就有近20个。这些成文的教育目的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按照“办教育为的是什么”, 可将60年教育目的划分为五个阶段。1.为新民主主义服务阶段;2.“为无产阶级服务”阶段;3.“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阶段;4.“为人民服务”阶段;5.“让人民满意”阶段。

一、我国教育目的60年的演变趋势

1. 关注重心的转移:

政治挂帅———经济优先——育人为本。办教育为什么?为工农兵服务,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 再到让人民满意。这一系列转变充分体现了我国教育事业所关注的重心由政治到经济, 再到人的转变。1978年之前, “有心人”的投机利用使得为政治服务的教育目的严重政治化, 给教育带来巨大损失。1978年以后, 对教育目的的反思以及改革开放的影响, 使得教育关注的重心向经济倾斜。随着“以人为本”思想深入人心, “为人民服务”这一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教育目的中出现的话语又重新出现在我国的教育目的中, 并且进一步发展为“育人为本”, “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功利性色彩, 政治、经济等功能不可缺少。这也是我国在适当的时期, 如1990年前后, 对教育加强政治约束力的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 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培养“建设者”一直是教育目的的重要内容。从表述中可以看到, 教育为政治服务的说法已不复存在, 代以为社会主义建设, 为人民服务。尤其是十六大以后, “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教育目的的重要内容:不仅要为人民服务, 还要让人民满意, 尊重人的程度有所提高, 也有利于个人完善的实现。十七大报告强调“育人为本”, 也凸显了党在教育事业上对人的重视, 但不再为政治服务并不代表教育目的的政治色彩消失了, 只是重心发生了转移, 政治性始终是教育目的无法避免的。

2. 培养对象规格的变化:

几方面发展———全面发展。以1980年为界, 之前的教育目的中提到的都是“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之后变为“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说法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在1999年江泽民的讲话中将原来“德智体 (等) 全面发展”的提法发展为“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换而言之,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阶段要求培养对象达到的规格被阐述为“德智体 (等) 全面发展”, “为人民服务”阶段和“让人民满意”阶段则被阐述为“德智体美 (等) 全面发展”。需要指出的是,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 “智育、体育、德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提法就曾出现在教育部的文件中, 如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小学暂行规程 (草案) 》和《中学暂行规程 (草案) 》。但将“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的内容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 而“美育”直到20世纪末才被写进教育目的。

把美育写进教育目的, 是对美育作为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要素的肯定。“等”字说明了全面发展内涵之深, 范围之广。德智体几方面发展———德智体 (等) 方面发展这一变化, 反映了我国对全面发展内涵的认识逐步加深。

3. 培养对象的变化:

劳动者———人才———建设者和接班人。从表面上看, 我国的教育目的在培养对象的定位上, 经历了从“劳动者”向“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转化。但事实上, 在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过另一种说法———“人才”,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描述培养对象时使用的就是“人才”一词, 培养“劳动者”是1980年以前, 即“为无产阶级服务”阶段使用的提法。培养“人才”则是20世纪80年代较为盛行的一种说法, 它与“科教兴国”重要战略密切相关, 反映了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而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权威说法。它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关, 另一方面重新强调了教育目的的政治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是“劳动者”, 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显然, 这种提法更符合实际, 也更易于接受。

此外, 在“教劳结合”的问题上, 我国的教育目的经历了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转变。生产劳动是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方式, 但并非全部。“文化大革命”期间, “教育与生产相结合”被演绎为“教育即生产劳动”, 以生产劳动来教育人、惩罚人, 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1999年, “社会实践”首次作为与“生产劳动”并列的内容在教育目的中被强调, 既突出生产劳动的主要地位, 又不至于忽视其他社会实践。当然, 由于社会实践包含着生产劳动, 新提法是否存在表述上的问题还需斟酌。

二、对我国教育目的的反思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 而培养什么样的人, 将“人”限定在何种范围内则是不同类型教育目的的关键所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目的将人定位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过于狭窄。从“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社会主义人才”, 再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都是把受教育者作为手段和有用的工具, 即所谓“工具人”来培养。但人不是物件, “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 而应该永远看做自身就是目的”。真正的教育“首先必须把他们作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来培养”。我们需要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 但不止于此, 他首先应该是人———与全人类一样享有普遍权利的“目的人”。我国的教育目的中恰恰缺失了“目的人”, 至少是没有把受教育者完全当成目的人。教育的目的在本质上是培养“人”, 其内涵远比“建设者和接班人”广泛。改革开放以来, 学者们普遍推崇把培养“人”作为教育目的的内容, 但在我国的教育目的中, 究竟如何表述才能既体现“人”的内涵又不脱离基本立场, 却一直没有解决。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育人为本”, 虽然随后又提“建设者与接班人”, 但在一定程度上已触及了教育的本质, 较以往是一个进步。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被写入宪法, 2007年被写入党章, 人的尊严与权利越来越受重视, 今后教育目的的制定必将会向着培养“目的人”的方向发展。

有人提出在教育目的中应使用“公民”来代替“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我国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和讲话中也可见“公民”的提法, 但始终没有被写进教育目的。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2001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会上也有同样的表述, 而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更是对“公民”的重要性加以肯定。这些无疑会对教育目的的表述带来一定影响。“公民”显然比“劳动者”“人才”“建设者和接班人”进步。然而, 公民是否仅为“国家人”, 是否可以充分体现“目的人”的内涵, 还有待商榷。

从对培养对象内涵的要求上看, 我国的视野还不够开阔。仅提“全面”会导致对个性的忽视, 对时代特征的忽视。事实上,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也并不能充分体现当今受教育者应有的内涵。一方面, 长期以来, 我国的教育对于学生个性的培养“从总体上讲是不重视, 甚至是压制和排斥人的个性发展的。虽然我们似乎也比较重视因材施教, 但其结果往往并未带来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 甚至人为地制造了学生的分化, 使优生更优, 差生更差”。而“中国学生之所以缺乏个性,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缺乏创造性”。“创造”“创新”等要求曾在1985年和2003年提出的教育目的中出现过, 但在更权威的成文教育目的中比较少见。另一方面, 只有现代人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 古代人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眼光再也不能只盯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上了, 还必须看到那种能赋予这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国民心理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否则, 再先进的技术, 再完美的管理方式, 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此外, 全球化日益加深, 但我国的教育目的尚未与国际接轨。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世界范围的教育目的经历了“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共存”的转变。但我国的教育目的却一直缺少“关心”“共存”等全球化的气息。我国的教育目的过于强调中国特色, 却忽视了中国特色需要立足于世界, 彰显于国际舞台。

“三个面向”带给中国教育的影响绝不弱于任何时期的教育目的。其意义就在于, 它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教育目的的缺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无论是在它提出之初, 还是在今天, 都有十足的时代特征, 体现了与世界接轨的内涵。“三个面向”提出至今, 已近30年, 但仅有1985年和2001年曾被写进教育目的, 这实乃一大遗憾。不过, “三个面向”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篇10

关键词：中国古代,儿童舞蹈,教育功能演变,当代启示

舞蹈艺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被用于儿童的成长教育过程中, 在中国古已有之。无论是作为官方行政行为, 还是作为群众的自发行为, 儿童舞蹈教育始终以育德、健体、授业等社会需要为使命, 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教育功用。特别是在今天, 儿童舞蹈教育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鉴于此, 本文以儿童舞蹈教育作为研究对象, 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儿童舞蹈教育功能演变的分析, 为当代中国儿童舞蹈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一、古代儿童舞蹈由“教育”而兴, 旨在育“德”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舞蹈艺术作为人类社会出现以来最古老、最原初的教育手段, 广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文字及其他交流媒介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 以传授知识、宣传习俗为主要目的舞蹈教育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 古代儿童舞蹈作为一种有组织、有目的、有意识的舞蹈教育行为, 最早出现在虞舜时期。

据《尚书·舜典》记载, 舜帝在位之时, 曾命夔为乐官, 以乐教胄子, 期望培养他们“直而温, 宽而栗,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的道德品行, 实现“神人以和”的目的。 (1) 其中“直而温……简而无傲”充分体现出舜时乐舞教育对育“德”的功能追求。

二、西周时期儿童舞蹈于“教育”而盛, 旨在育“道”

自虞舜时期儿童乐舞教育兴起以来, 夏商社会延续着宫廷贵族子弟乐舞教育的传统。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阶级分化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则是源于统治阶级政权统治的需要。到西周时期, 在礼乐制度的影响下, 儿童舞蹈教育迎来了历史发展的高峰。

首先, 在教育制度上, 对贵族子弟的入学年龄、入学与毕业的时间和方式有明确规定, 且实行分年龄阶段、分文舞和武舞内容进行教学的方式, 如, 十三至十四岁的儿童学习“勺”舞, 自十五岁成童起学习舞“象”;“春夏学干戈, 秋冬学羽龠”。 (2) 由“文”舞到“武”舞、先育“德”后育“体”的教育理念体现出统治阶级在对贵族子弟乐舞教育的良苦用心和严谨规范的态度。其次, 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学管理体系, 且分工精细, 职责明确。如在中央设立专门的乐舞机构———“大司乐”;任命“乐师”为专门的乐舞教师, 掌管贵族儿童的乐舞教学;有管理人员“大胥”和“小胥”, 分别掌管乐舞教学体制管理和教学监督工作。最后, 出现了专门乐舞教材———“六小舞”。其中“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 (3) 六个部分特色鲜明, 且根据不同内容, 手执相应道具而舞, 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儿童乐舞教材。

西周时期儿童舞蹈教育的发展, 充分体现出育“道”的功能追求。正如《通典》所载:“昔唐虞迄三代, 舞用国子, 欲其早习於道也。”其所谓“道”, 便是指治国的理念和方法。可见“道”才是西周时期儿童舞蹈教育的根本目的。从育“德”到育“道”, 古代儿童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得到了极大发挥。

三、春秋战国以后儿童舞蹈依“教育”而存, 意在育“才”

春秋战国以后, 礼崩乐坏, 文化下移, 宫廷雅乐舞蹈失去其原有的辉煌。受此影响, 原本由贵族子弟乐舞教育独霸天下的格局出现解体, 庶民子弟的乐舞教育活动逐渐兴盛和活跃起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古代儿童舞蹈教育明显出现分轨。

首先, 为满足宫廷贵族阶级培养后备人才及复古周礼等需要, 贵族子弟乐舞教育的传统依然存在。如汉代《大乐律》称:“卑者之子, 不得舞宗庙之酬。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 取適子高五尺以上, 年十二到三十, 颜色和顺, 身体循理者, 以为舞人。”唐代《国子舞赋》记载:“……因四时之宜, 教胄子以六代之舞。惟德是务, 以和为主。……且乐以平其心, 舞以发其貌。……”而明代祭孔乐舞兴起之时,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乐舞乃学者事, 况释奠所以崇师, 宜择国子生及公卿子弟在学者, 豫教肄之。” (4) 可见贵族子弟乐舞教育传统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 为满足谋生及贵族阶级娱乐宴享的需求, 庶民子弟乐舞教育在宫廷及民间广泛存在。《汉书·外戚传》就记述了翁须的故事。汉代翁须八九岁时随仲卿习歌舞, 四五年后专做歌舞者, 到二十岁时又因善歌舞而随太子舍人侯明入长安。此后, 翁须母亲、兄长均得以封号, 赏赐以巨万计。此外北宋时期“每遇内宴前一月, 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 习队舞, 作乐杂剧节次” (5) 的训练制度也足以证实官方儿童乐舞伎人训练的存在。

春秋战国以后儿童舞蹈教育的发展, 充分体现出对“政治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功能追求。其中对“政治型”人才的培养, 主要反映在宫廷贵族阶层, 以国子及公卿大夫子弟等为教育对象。该教育活动旨在传授封建宗法思想及礼乐等级观念, 培养贵族子弟的高贵气质和君子品格, 从而为统治阶级储备合格的政治人才。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要反映在庶民阶层, 以普通平民及贱民儿童为教育对象, 涉及官方乐舞教育与民间私学乐舞教育两个领域, 其教育活动旨在传授舞蹈表演技能, 培养一技之长, 既为贵族阶层的娱乐宴享服务, 又成为庶民阶层谋求生存的现实手段。

四、中国古代儿童舞蹈教育功能演变的当代启示

从中国古代儿童舞蹈教育由育“德”到育“道”再到育“才”的功能演变过程来看, 在儿童舞蹈远不及今天发达的古代社会, 维护和巩固政权统治, 普及社会礼仪规范与封建等级制度观念的需求, 似乎远远大于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政权统治束缚下的古代儿童舞蹈教育活动, 始终未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目的。因此, 就今天儿童舞蹈教育的发展而言, 我们既应认真借鉴和学习古代儿童舞蹈教育的有益经验, 充分发挥舞蹈艺术在儿童身心发展方面的教育功用和价值, 又应认识到浓重的政治教化所带给儿童舞蹈发展的消极影响。贯彻以“儿童”为本的教育理念, 强调舞蹈艺术对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功用, 理应成为当前及未来儿童舞蹈教育活动的核心目标及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尚书.舜典[M].标点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1.

[2]郑玄.周礼郑氏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5][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6][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7]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M].北京:中华书局, 1985:93.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篇11

[关键词]连环图画“语-图”历史演变

中国连环叙事艺术的历史演变可谓源远流长。它建立在图像叙事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中国古代叙事文类发展而衍生。在传承与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规律。

中国连环画的起源，连环画家陈光镒认为：“类似连环画的画。例如汉代武梁祠石刻壁画《出巡图》等，敦煌唐代壁画《舍生图》等，宋五代《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明代《文姬归汉图》以及清末吴友如画宝等等，尤其是明代《文姬归汉图》（现存南京博物馆）是多幅册页组成，非常类似连环画。这些可以说是连环画的前身，它们都具有连续故事画的特色，这说明连环画出世不是偶然的，是源远流长的。”美术史家林树中对连环画的起源也有独到见解：“今天来探讨连环画史，要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以1925年为分界线，其前是连环画孕育的历史，其后是发展与成熟以至繁荣的历史，《辞海》认为‘中国古代的故事壁画，故事画卷及小说戏曲中的‘全相’等，即具有连环画性质。’基本是说对了，但还不够全面。因为这种连环性的图画应该上溯到汉代壁画以前战国的铜器画，而且古代故事壁画与故事画卷并非都具有‘连环图画’性质，有的只表现瞬间发生的事物且有空间的限制。例如河南洛阳烧沟西汉墓壁画《鸿门宴》及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中故事画，但却是独幅的，并无‘连环性’，严格地说，不能归之连环画史的范畴。”②林树中这里指出独幅画虽然也叙事，但是不具有连续性，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连环画，他的观点为多数连环画学者接受。

本文以叙事学原理，从图像和语言叙事关系转换的角度，来考证中国古代连环图画的历史演变。对中国古代连环画从萌芽期到雏形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分两节进行分析研究。

一、“以图言文”的萌芽期——古代雕塑、壁画及卷轴画

远古时期，语言文字还不完备，多用图像来叙事。在古代石窟、寺庙壁画及卷轴画里，可以看到中国连环画的早期萌芽。赵宪章教授在《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口语时代的图像即原始社会留存下来的原始图像。就现有的考古学成果来看，原始图像包括人体装饰、陶器纹饰、史前雕塑和原始岩画等，题材涉及自然和社会、天文和地理、狩猎和农事、祭祀和礼仪、生殖和战争。它们和语言的关系明显地表现为‘以图言说’的特点，即用图像表达人类的所见所闻、所知所行、所想所信。也就是说，图像应当是原始先民的最主要的语言符号（并非所谓。结绳记事。）。这就是‘语-图’关系在口语时代的基本体态——‘语图一体’。例如原始岩画，就是一种典型的原始语言，是原始先人以图像表达他们的认知和信仰的语言符号。”③这种“以图言说”的特征——即图像代替语言文字叙事，是中国连环图画萌芽阶段主要的表达手段。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石窟雕塑及壁画

北魏开始修建的山西云冈石窟，有许多连续性的故事画面出现。如第6窟描述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画面。该窟墙壁绘有佛传壁画（据考为明代壁画），是一组连续的经变叙事画。第10窟的佛传浮雕，叙述的是经变故事，人物较多，造型各异，有骑马的、撑伞的、礼佛的，画面的情节完整，故事内容一目了然，堪称古代石窟石刻叙事作品中的代表。

四川大足石刻画面叙事性很强，且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画面较小，在龛窟中属于次要的部分。有的是巨幅的摩崖造像。有的一龛为一幅，有相对的独立性，各龛连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佛传故事。有的是一套连环画面统一在一龛的造像之内。如有一“长卷”形式的《牧牛图》，雕出10个牧人和10头牛组成的农村生活画卷，其叙事特征十分明显。

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圣迹殿的石刻连环图画《圣迹图》，描述了孔子一生主要的活动。它一石一图，为浅浮雕，刻工精细，虽因年久风化，但人物形象仍清晰可见，每图皆有简短的说明文字，刻在图的空白处，显得既醒目又有概括性，是一套较完整的古代叙事性连环图画。

甘肃敦煌石窟壁画在中国连环画叙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窟龛中保存着历代的雕塑、壁画、装饰画、画卷等许多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中有许多关于佛教故事的连环壁画。这些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且叙事特征十分突出，如《九色鹿王本生图》《萨缍那本生故事》《舍身饲虎》《尸毗王本生》等，画面往往详细地叙述了经变中的各种故事，堪为后世叙事性壁画作品典范。

新疆克孜尔石窟的附属窟库木土拉石窟，在第43窟洞壁上，有着大量关于佛教经变的故事画，且画幅是连续着的，每幅间用廊柱隔开，每幅画上端用古龟兹文作说明，一幅一页相对应，形式颇类似于今天连环画的文学脚本，据考证该壁画是在公元前后出现的，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具有连环画萌芽性质的壁画。

还有许多分布全国各地的石窟壁画，蕴藏着大量的连环图画内容，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二）寺庙壁画

中国寺庙众多且分布较广，大都有宣传教义的壁画。其中以山西永乐宫和四川觉苑寺壁画最具代表性。位于山西省永济县的道教名观永乐宫建于公元13-14世纪，宫内至今完好地保存着许多精美壁画，其中有两套描绘道教首领王重阳得道成仙的传记连环图画。（图5）画面上二百八十多位神仙组成8组，在统一中求得变化，以免单调平板，显示了作者高妙的构图技巧和匠心。这套壁画虽是一套宗教宣传画，但描绘出了丰富多彩的人间风俗画图，是现存元代叙事性绘画的杰出作品，在中国连环画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四川觉苑寺壁画为西南地区具代表性的古代寺庙壁画作品。明代《释氏源流》一书就是根据该壁画整理编撰而成，书里部分画面不受时空限制，将不同场景展现于同一画幅之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叙事图像的特点。觉苑寺里的壁画内容为佛传本生故事，每幅既可独立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和上下幅又有连续性，具有早期连环画的萌芽性质。新编《剑阁觉苑寺明代壁画》第88图是这样描述的：

释文88，降伏六师：本故事取材于《贤愚因缘经》，当时佛在王舍城竹园精舍中说法。其时，瓶沙王已皈依佛教，无奈弟弟执迷不悟，不肯听从王兄劝告，并且派人去通知六师，共议如何对付佛。六师悉集，皆口出狂言与佛比试。国王同意，即领六师，并请佛同到试场。这时，佛升宝座之上，左有帝释，右为梵王护持，国王大臣，万众围观。佛徐伸臂，以手按座，即有五大神王，推拉拖拽六师；金刚密迹举起金刚杵，杵头出火，吓得六师惊恐万分，仓皇逃走。徒众求哀忏悔，愿为成沙门。

该释文对相应壁画作描述，故事情节生动完整，叙事性很强，完全可以独自成篇。觉苑寺壁画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早期连环画的萌芽之状都尽显其中。

（三）卷轴画

我国古代绘画历史久远，种类繁多。特别是有卷轴画之后，为画面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使单个人物画更加细致精彩，群像故事画也有了发挥的余地。用连续的画面来表现人物画卷成为常见的形式。它们有的是根据历史传说故事或现成作品编绘的，有的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充分显示了连环画可以直观叙述的特点。叙事性较强的有如下几幅。

《洛神赋图》是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而画。画家没有将山、水、树、石画成孤立形象，而是倾注着自己的感情，运用散点透视法，力图从原赋内容出发，使人物情景相互交融，有序地展开故事叙述。感人的一段描绘的是曹植与洛神相逢，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画家用连续的图像来安排情节塑造形象，充分体现诗人哀怨缠绵的思想情感。该画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套以连续画面形式叙事的长卷画轴。

传为五代时期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描述当时生活的纪实体连环画图长卷。该图描绘了五代南唐重要政治家、文人韩熙载与其友在家中宴饮寻欢的情景。图分5部分，疏疏密密，主人公韩熙载始终在场。《韩熙载夜宴图》无论从题跋还是画面来看，都已经具备完整的叙事情节、叙事环境，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的性格都烘托了出来。

《晋文公复国图》是宋代画家李唐描绘的春秋时晋国的公子重耳流亡在外，经历了宋、郑、楚、秦等国，后回到自己的国家里做了晋侯。故事描写细致而生动，构图的形式是连环画图式的，情节曲折而繁复，是一幅难得的巨作。长卷共分6段，每段都有文字说明和图画相对应。各段之间以人物车马的行进显示故事的进展和图画的连续性，是非常典型的古代叙事画。

《清明上河图》传为宋代画家张择端所作。全图以汴梁城郊起，步步往城区展开，直到虹桥部分形成高潮。该图虽不是表现连续的故事，却描绘了完整而连续的场面，既有空间感又有时间跨度，是一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风俗叙事图。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无论是古代雕塑、壁画还是卷轴画，都可以图像来地代替语言文字进行叙事，这样的叙述往往具有概括性、直接性和说明性等特征，但是又往往缺少完整的情节性和生动的叙事性特点，这表明中国连环画的发展尚处于萌芽期，为后来连环画雏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二、“以图插文”的雏形期——明、清的插图及版画

自隋、唐之际发明印刷术以来就有了木刻版画艺术。如敦煌石窟保存下来的唐代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的扉页插图。到了明代，由于出版事业的发达更促进了版画艺术的繁荣，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的市民文学，如戏曲小说等，出版极为兴盛，书商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便在书中附加插图，以利于推销。明清时代的书籍插图，经典的作品常常不限一种，如《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都有多种插图，各具特色。由于这些书籍表现了丰富多样的生活，不仅有中心人物还有很强的故事性。元明时期，随着戏剧和文学的繁荣兴起，在小说和剧本中插入连环性的插图更加盛行。这一时期所流行的章回体文学书籍，也插入了一些线描插图，一些书一回故事就有一幅插图，因此被俗称为“回回图”。“回回图”不但增加了书籍的观赏性，又使线描插图这种艺术形式为大众所熟悉和喜爱。现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平相三国志》、明刻《西厢记》、清刻《红楼梦》就是其代表作。在清末民初连环画形成之前，明、清小说插图和版画就是中国连环画的雏形。代表作品有以下几部。

《西厢记》在明代有多种版本，明弘治年间岳家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戏曲故事。它有5卷，共161页，每页上图下文，每图都有一个标题。每题所画不限于一页，根据内容的需要可长可短，有的一页一图，有的多达七八页接连表示一个连续的故事内容。“这种连图，使画面更加开阔完整，也加强了画面的连续性，但也有些是为了凑篇幅而故意拉长的，那就不足取了。作品人物造型、环境背景的刻画都较为成功，是明代中期版画的代表作品。”⑧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插图的确为原作增色不少。不管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否明确，由于他们是以多幅连续画面将原作故事图画化，用图画来叙述《西厢记》的故事内容，增强了小说的通俗性和可读性。

《耕织图》属于古代生产题材的连环画图，用连续图像客观叙述古代生产活动的全过程，形象生动直观易懂。“《耕织图》是中国最有名的绘刻农业生产劳动过程的有连续性的画册。中国历来是农业国家，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历代的帝王主要也是依靠剥削农民。所以，不但人民重视农业生产劳动，帝王也着重于倡导耕织。因为倡导，他们就有‘藉田’和‘天子亲耕祀太社’一些制度。有时，还敕命名画家、名刻手，绘刻有关耕织的连环画册，以唤起‘群臣们’注意‘倡导’。”⑩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耕织图”是元末王祯的《农书》。日本农学专家天野元之助认为“王祯《农书》是（中国古代农书中）最有魅力的（著作）。”

清代康熙年间，焦秉贞绘、朱圭刻的《耕织图》，耕织各23图。此外还有从播种到拣染的《棉花图》、以描绘盐民晒盐劳动的《熬波图》等。这些生产题材的连环画图虽然缺少故事情节，但却完整地描述了某一项生产活动的全过程，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些耕织图和小说插图相比改变了图画的从属地位，成为表现生活的主体，大大提高了图像叙事的功能。在文图结合方面，有的只有标题，有的虽有较多的文字，但也只起简单的说明作用。它的出现为由插图过渡到独立形式的连环画起着奠基的作用，亦为连环画图的叙事功能开辟了新的用武之地。

又如《金瓶梅》《全相平话三国志》《西游记》《天工开物》等，这些都可称之为中国连环画早期雏形的代表。其中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每回前皆附插图两幅，对该回目故事内容加以图说，叙事特征十分明显。加之《金瓶梅》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故该书对后来连环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如第52回《应伯爵山洞戏春娇潘金莲花园调爱婿》插图和标题相呼应，达到了非常好的叙事效果。明代宋应星编写的《天工开物》一书里利用单幅或者多幅的插图，配上和画面相适应的文字，说明劳动人民的生产过程，这本杰出的著作显示古人已在利用连环画图这种形式进行生产技术教育，且达到了颇为圆熟的程度。

年画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内容丰富，其中有些就是以连环画图的形式来表现的。有的是多幅画，有的则用一幅画来叙述故事。“由于版画艺术的兴起，使得连环画的大量制作、印行成为可能，所以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可惜到了清代，统治者常以‘诲淫诲盗’为理由，禁止民间戏曲小说流行，使插图连环画逐渐衰退下来。这期间年画中的连环画却得到发展，成为木刻连环画的又一朵新花。”但这种畸形发展对连环画的形成作用是有限的，终究成不了气候。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演变 篇12

由于美术的发生经历了漫长时间里程, 所以, 我们若要找寻美术绝对的起点和界限就是一场徒劳。瑞士心里学家、研究发生认识论的著名学者皮亚杰说:“从研究起源引出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 因为一些原始的阶段本身也总是以多少属于机体发生的一些阶段为其先导的。”人、美术、美术教育也遵循这样的过程, 人根据需要, 加工改造“对象”使其为自己服务, “对象”成为人造物品, 真正的人与美术便产生了, 原始社会时期的“美术品”很难归类为是绘画、雕塑还是工艺美术, 她们混合为一体, 互相依附。美术教育便在这种无意识的、生态化的情形下实现了父与子的延续、老与幼的延续。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 他们没有意识, 但是他们做了。

当私有制与掠夺战争发生时, 奴隶制国家代替了原始氏族制, 美术教育不再是原始社会的无意识和原生态式, 为了配合奴隶主的统治, 美术的社会教育功能被无限放大, 审美功能变得次要, 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当时美术教育的核心, 成为奴隶主统治的工具。青铜重器和礼器作为奴隶制社会的美术品代表, 被视为“国宝”和王权的象征, 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几乎完全被奴隶主阶级所垄断, 工匠们按照统治者的要求, 炼制出了神秘狰狞、震慑人心的权利工具, 可见我国古代的美术教育思想已初见端倪。

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变时期, 是中华文化构建的伟大时代, 诸子百家学术争鸣, 为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社会变革促使青铜器设计出现了新面貌, 自由活泼的写实风格反应着时代的审美变化;漆器的流行, 日常生活中的青铜器不再具有以往的重要地位;本地美术品的输出和外来美术品的输入为美术教育带来了新鲜血液, 美术形式和美术材料更为多样化。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要原则的百工美术教育, 主张以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方式融入了新的美术教育方式。美术教育因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中外文化与技术的交流、新技术的产生和新工具的使用, 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但是, 受权利统治的美术教育的弊端也显现出来, 高压政策的限制, 严峻刑法的控制, 纵使再伟大的美术成就——秦始皇兵马俑, 也会崩塌。

东汉末年庄园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农奴, 出现了标准的自然经济, 士族门阀成为社会的统治中心。随着而来的便是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化等等一切领域的变革。儒家思想与玄学思想成为此时的主流思想, 经济文化教育繁荣, 除建立的官学外, 私家教学也开始盛行, 其中鸿都门学被认为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文艺专门学校, 不过宫廷绘画依然是主流, 并有较为完善的宫廷绘画机构。此时美术作品里大多是古圣先贤和忠诚烈女的宣教题材, 但是美术教育却也有了新发展——绘画理论的出现;虽然美术教育仍然具有“鉴戒”的功能, 但是美术作品已经显现出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美术教育不再仅仅具有社会功能, 而具有了艺术性。

盛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空前繁荣, 是世界上最为强大和发达的国家, 唐明皇创置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翰林院, 广招艺术人才, 为宫廷服务。较之前朝所设宫廷绘画机构规模更大、绘画力量更强。唐代是开放活跃、兼收并蓄的时代, 中外各项交流频繁, 在多种宗教并存的基础上, 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扬且佛教艺术繁荣一时, 从前朝的佛本身故事到幻想欢乐幸福的经变故事, 宗教艺术变得更具人情味、更具亲切感。“画圣”吴道子, 他用高度的想象力和娴熟的技巧描绘了栩栩如生、飘逸灵动的宗教壁画, 其影响广泛而深远。人物画在唐朝确立了以线为主的绘画特征, 谢赫的《画品》中六法成为此时乃至后世人物画的美学规范。吴道子的“吴家样”与谢赫六法宣告着古代美术教育师徒传承达到了至高点。

中国封建社会的后阶段——宋元明清, 城市经济更为繁荣, 市民阶层不断扩大, 中国古代美术发展进入了新的繁荣期。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唯一的专门的皇家绘画学校在宋代诞生了, 学校任命宋子房、米芾为博士, 主持画院工作, 画院内设置了待诏、艺学、祉候、艺学、画学正、学生、供奉等职, 兼具培养绘画人才的功能。画学的学科分为专业课和共同课、画理课, 专业课有:道释、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六门;公共课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著名的大画家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等都出自宋代画院。元代取消了宫廷翰林图画院, 文人画家的出现, 一股强调个人感受的绘画风气盛行。明代, 欧洲传教士的到来, 一方面传播天主教, 一方面带来了西方文化与西洋美术教育, 如油画、建筑法则、工艺技巧等等, 不断刺激着延续千年的中国美术教育的经验;版画的出现, 画谱成为我国古代习画的教材, 其影响最大的是《芥子园画传》。和明代一样, 清代并没有设立画院这一专门机构, 但依然有宫廷绘画活动, 画家作画必先画出草稿, 经皇上审阅后, 才能正式落墨, 绘画的内容除了描绘帝王与王妃, 就是歌功颂德的历史画。美术教育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的权利工具。

纵观我国古代社会的美术教育, 无一不受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影响, 也无一不反应着时代的风貌。从原始时期到明清时期的美术教育, 样式和门类等都在改变着, 每一个时期都呈现了不同的风格, 呼应着时代的气息。“我国古代的美术教育, 普通学校的教育中始终没有占一席之地。”有的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些画院和画学, 且多为权利阶层所服务, 美术教育还处在“自己欣赏”与“自我麻痹”的阶段, 这也预示着我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社会, 美术教育之迫切需要被革新, 被发展, 建立起新型的学校美术教育, 以顺应时代的步伐。

参考文献

[1]王宏建.袁宝林.美术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