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演变与发展

中国历史的演变与发展（精选8篇）

中国历史的演变与发展 篇1

中国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作者：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周永坤

【编者的话】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引发中国各界关于政法系统改革的关注。本文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先生对中国政法委体系历史沿革的研究，原发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如今读来更有现实意义。经作者本人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公检法三家的“党内领导机构”，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应当将它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下面的检视围绕历史作用、党的领导的原则、法治原则、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进行。

政法委的沿革

1.政法委的历史渊源：法律智库机构

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的文化传统源于设立于1946年的“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库”性质的机构。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自然撤销。这个“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未来的新政权起草法律，属于秘书班子一类的机构。1949年新政权成立，这个“立法参谋”性质的中央法律委员会随之撤销。代之而起的是设在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的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它不同于党委的政法委员会。1954年宪法生效后，政权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它由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宪政分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不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而是独立的司法部门。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

2.秘书性质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

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发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第一次法律委员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该次会议规定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任务是中共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关于法律工作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等问题，并不主管有关部门的具体案件。当时公检法各部门都设立党组，各有关机构的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与法治国家并不存在矛盾。《共同纲领》体制下集权的政府政法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转变，表明了一种法治的倾向，起码在地方上，法院、检察院是独立的司法机关。

3.“政法小组”的突进与文革中的毁灭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政法小组，通知说，“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布置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个通知其实是逐字逐句照抄了时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的相关批语。从此，中国开始形成了至今难以改变的党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体制。特别严重的是，从1958年开始，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这个体制不仅在立法上，特别是在司法上强化了人治体制，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委第一把手专权的制度，党的领导成为书记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从此一步步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

这个政法小组的作用在于迎合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人治偏好，毁坏了正在起步的中国法治建设。例如，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这个报告直接导致全国立法工作陷于停顿。特别严重的是，它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引发了“公安大跃进”，这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大灾难。[7]中央政法小组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结果形成了完全违背宪法（1954）体制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公安为头”的极端人治体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法院检察院都成了公安的下属单位。警察领导法院，这在任何正常体制下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个措施无疑与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存在因果关系。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党委被踢开，政法机关被砸，中央政法小组自身也难免其祸。中央政法小组在名存实亡了数年后，自1972年3月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谢富治病故后，它就连形式都不存在了。这是党政不分、极端人治的制度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4.文革后智库性质政法机构的重建

文革结束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197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小组，协助中央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政策方针问题。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中央文件规定新成立的政法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作中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问题”，它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的关系由“领导”变成“协助”，可见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摆脱文革前政法小组一元化的老路，这个新的政法小组是上述政治机构的“智库”或助手，这是对1956年体制的回归，而不是对1958年那个导致党政不分的体制的回归。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放弃文革及其以前的极端人治的阶级斗争体制的意向，体现了一种朦胧的法治追求。

一年后，这个思想更加坚决地体现在“64号文件”中。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64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消除了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制度障碍。64号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规定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五项职能中，主要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其作用在于领导新时期繁重的立法工作。不过在此同时，各地也建立了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机构普遍建立。虽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的职能部门、领导政法工作，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在发挥党委职能部门的作用，已经在宏观上统一组织领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这一向文革前的党政不分体制的“自然”回归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十三大将实现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与突破口，报告指出，“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作为贯彻十三大报告的重要一步，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政法小组的职能较政法委员会大大削弱，它一般不开政法工作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不过，大多数省级以下党委政法委员会并没有来得及撤销。

5.90年代起维稳需求与政法委的违规扩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9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当时中央还是坚持了党政分开的原则。中央要求，“政法委员会恢复以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谈及恢复政法委员会时特别强调“宏观指导”，坚持党政分开，反对干预个案。他说，“对一件件案子总会有不同看法，处理上也未必件件都绝对准确。党委如果直接过问一些案件的具体处理，法院就不好下决心了。”他还说，“不论哪一级政法委都要管得虚一点，着重抓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从中央文件所列举的政法委员会五项任务来看，也是“宏观指导”性质的。

随后，政法委员会又两次扩权。1994年，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7项。1995年又扩大至十项。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员会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与此相应，实践中政法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政法委员会的活动缺乏法律和程序依据，它的活动主要由书记说了算，因此，它的第一把手由谁担任就特别值得注意。在实践中，政法委员会书记通常由两种人担任。一是公安局长。在这一体制下，实际上使法院、检察院成为公安的下属机构，是向1961年规定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制度的回归，司法公正受到严重威胁。二是政府的副职，这使法院、检察院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由于缺乏法律与程序规制，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实际效果也很糟糕的，只是由于担心“否定党的领导”的指责，大家讳言而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冤案后面，都有政法委的影子。在全国引起恶劣影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是其典型。[17]随着政法委员会的不断扩权，特别是当它掌握了“综合治理”的权力的时候，它事实上成为政府以上的政府，法院以上的法院。这个体制加上党的集体领导难以实现的体制性缺陷，各地在维稳的旗号下埋下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政法委是在弱化党的领导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党对国家领导的一个方面，它是更为广泛的党政关系的一部分。在党政关系上，中国历来在两种思路中徘徊：一是一元化，二是党政分开。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要求，但在战争环境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建国以后，党政不分的体制事实上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求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这是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的开端，不过这一体制受到1956年八大精神的扼制。1958年起逐渐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做决定，政府执行”政权行为模式，党的各口和职能部门既管各口的干部也管业务，党组织可以用行政化手段直接部署政府工作。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包办，事事点头，样样都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文革中，这一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正是党政不分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在政法领域它始终没有退出。而这一切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必须研究什么是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现象……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当时的中央领导反复强调，党的领导不是“党委高于一切”，也不是“以党治国”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早在建国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建国以后，这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党内的有识之士提出来，但是始终未能解决。在建国之初，彭真同志就说：“党、政府、群众组织要分开。过去实行„一揽子‟、„一元化‟，现在不行了”1951年董必武同志强调：“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1953年，周恩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负责人，主张政府工作必须坚持党政分开。他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时就强调：党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

针对党委包揽司法工作的具体事务，司法机关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错误倾向，1961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面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努力并没有能改变强劲的党政一元化趋向，最后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所谓“一元化”体制，谁要是坚持党政分开，谁就有“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工作中的党政不分体制受到普遍的质疑。邓小平同志率先将党的领导与党政分开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他多次提出改善党的领导，要实现党政分开，党法分开。他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前述中共中央64号文件（1979年9月9日）就是确立党领导政法的新体制——党政分开体制——的努力的重要一步，它从法治的高度将“党政分开”作为党领导政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十多天后（7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发布，通知规定，“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决支持司法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明确提出要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十三大报告（1987年）指出，不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问题，“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十三大报告特别规定：“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请注意，这里其实明确指出了撤销政法委员会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党委政法委员会体制都不是加强、而是弱化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第一，政法委员会违背了党领导的基本原则：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原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存在违背了这个原则，这个体制使党成为实际的“行动者”，无法行使“领导职责”。

第二，政法委员会体制有违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党的领导是党的集体领导，这个集体就是党委，是党代会。政法委员会在党委、党代会外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这必然会集体领导，尤其是当政法委的权力极度扩充以后。如果政法工作要有一个“政法委员会”，经济工作就要有一个“经济委员会”，文化工作就要有一个“文化委员会”……以此类推，各行各业都要有一个主管的“××委员会”，党委、党代会岂不架空？正是这个原因，设在党内的种种“委员会”先后消失，政法委员会是仅存的一个党委外的“权力中心”。

第三，政法委员会使党的领导“不能”。所谓党的领导（在政法问题上）是党领导人民形成意志——法律，而后领导人民落实实施法律，依法办事。完成这一领导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制度依托，这就是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制度。政法委员会制度、特别是地方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恰恰是建立在否定这一制度安排之上的，它使党的领导因失去制度依托而成为“不能”，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制度。

政法委与法治国家的实践相悖 党的领导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应当遵守一定的原则，在法治国家，这就是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有两方面的规范依据：一是党章依据，二是宪法依据。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宪法中的规定则见之于宪法序言和宪法第五条。

但是政法委员会制度明显违反这一原则，它与法治原则的冲突表现在： 第一，政法委员会的设置与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的宪法框架相冲突。仅仅从形式上看，这一点也是不证自明的。有一个台前的公检法，又有一个幕后的政法委员会，而这两个制度的行为规范与工作目标其实不一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第二，实践中政法委员会扩权现象严重，使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体制受到极大侵蚀。政法委员会的扩权冲动源于单一维稳思维下的政绩冲动，近年来一直处于高位的信访与群体性事件刺激并强化了政法委的扩权。

这个扩权表现在三个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近年来，各地政法委员会制定种种规范，这些规范常常与现行法律相冲突，造成法律的紊乱。例如，2003年，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处理轻伤害案件的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如果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积极赔偿损失，被害人要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对其作出撤案、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理。2003年，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员会作出《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内中有多项违背国家法律。在实践中，许多不为当事人与律师知晓的政法委员会以各种名目制定的规则，事实上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律，它的效率甚至在法律之上，它可以直接作为改变合法判决的依据。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法委员会掌握了信访权与综合治理权，在“综合治理”的口号下，有的政法委员会不仅控制了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包括了国安、武装警察系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政府、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政权以外的一个权力中心。例如，河南义马市的信访体制“改革”，撤销信访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挂回信访局牌子，两部门合署办公。这个群工部（信访局）权力有：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等等。在地方上，通过涉诉信访的管辖权，政法委员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方政法委员会干脆设立宪法规定的体制以外的“法院”，而这个“法院”听命于政法委员会，且很少受法律程序约束。这一切，使政法委员会成为不仅集公检法于一身，而且集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于一身的超级机构。

第三，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导向与公检法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协调，协调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检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认识上（可逮与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过调查案件，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部门……这种结果往往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权威的运作……”

这种工作方式与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宪法模式明显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集权的方式，而宪法规定的体制运作方式是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裁判。就导向来看，政法委员会制度也与宪法规定的制度不一致的。政法委员会“整个案件协调的过程是以政治化为导向，按照政治制度逻辑运作而不是司法制度逻辑运作的模式进行的”，而所谓“政治导向”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导向”，甚至是“政绩导向”，而宪法体制下的公检法三家运行的导向是权利导向的，规则导向的，这两者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目前我国暴力强拆、暴力截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制度原因。

第四，干预司法成为政法委员会工作的常态。我国的宪法、组织法、诉讼程序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种种规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却是合三家为一家，虽然也说政法委员会尊重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在政法委员会掌握财权、人事权的情况下，通过政法委制度的统合，政法委员会书记成为法院和检察院事实上的政治上级。在此制度环境下，虽然在理论上政法委员会的结论对公检法机关只是“建议”，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敢于否定政法委的结论。这就使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成为常态。第五，政法委员会使许多审判沦为作秀。法官不是真正的裁判者是中国司法长久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其严重性程度不同，但它始终存在。文革前长期实行的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是“审判秀”的典型，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64号文件）从形式上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使审判成为“真实”的，而非“作秀”，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随着政法委员会权力的崛起，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事实上成为实质性的“审判”，在重大案件上，通过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使审判再次成为作秀。一个还在侦查阶段、或者在起诉阶段的案子，或者在审判中产生分歧的案子，进入政法委员会“协调”程序后，政法委员会就成为实质性的审判者，而法院只是贯彻政法委员会的指令而已，这使法官沦为尴尬的“作秀者”。“审判秀”对法官良心，法官责任，对司法权威、对法治的影响是根子上的，这也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法官与律师辩论”、律师被逐出法庭的制度根由。

存废将是法治国家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1999年，法治入宪，这意味着法治国家成为中国的目标，法治成为举国遵守的最高原则，制度设计当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并接受它的检视。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逻辑现象，与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明显冲突，在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干预司法的倾向，因此，取消政法委员会制度的主张其实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法律实务界均为主流。

早在法治入宪的第二年（2000年），著名刑事诉讼法教授崔敏就从司法权配置的角度对政法委员会的设置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抵触。2008年，崔教授进一步指出：“没有必要在各级司法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发号施令。”2001有学者将撤销地方政法委作为提高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之一，2003年有学者通过对政法委员会个案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政法委员会在人事上实际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会越过政法委员会制度设计的界限，从而导致干预司法的产生。”事隔八年，这位学者再次指出：“越来越多的地方由公安首长担任地方党委常委或政法委书记，这有可能使得案件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法院和检察院更有可能只是配合公安机关而很难发挥制约功能。” 2010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陈光中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应当取消地方政法委对案件的拍板权。因为这种权力不仅违反了基本的诉讼原则及直接言词原则，属于“判而不审”，而且一旦发生错案，也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则明确表示：“中国应该废除政法委制度。中国最需要重树司法的权威……赵作海案已经表明，政法委制度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必须尽快废黜。”

在历史上，党政不分现象同样存在于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领域，其他领域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比较容易地解决了，政法委员会是文革式一元化体制的唯一遗存。因此，从不同工作领域的横向比较来看，政法领域的党政不分体制已经严重落后于其他领域，造成中国改革开放的“跛足现象”，拖了改革开放的后腿。因此，对政法委员会的改革当确立为一步政治体改革的首要目标。作为过渡，可以考虑先撤销地方政法委员会，保留中央的政法委员会，其职权借鉴当年的政法小组的规定，当为党内的政法智库。（注：因篇幅体例限制，本文省略了学术文献注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中国历史的演变与发展 篇2

目前, 最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政府”做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的政府, 是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元首等, 它们通称为政府;狭义的政府, 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 本文所指是广义上的政府概念。对大学的概念界定也是因人、因时代不同而不同, 本文所指大学是主要由政府投资举办的公立大学。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学习西方大学的产物, 它产生于封建统治日益走向没落的清朝末年, 并一开始就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烙印。1949年, 新中国成立, 使我国结束了近代200多年的外来侵略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根据建国后大学的发展历程, 可大致分两个时期来探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一1949年至1978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 结束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统治和各地军阀割据分裂的局面, 同时面临着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特殊的国际局势, 促使中国实行全盘学习苏联的“一边倒”政策, 照搬前苏联的计划管理模式, 政府以军事管制和计划体制的形式强化了社会资源配置、政策过程和社会发展等项能力。进而发展到以政治为中心, 政府的阶级统治职能极度扩张, 支配着其他职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范围。[3]总体来看, 建国之后政府对大学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 大学主要由政府主办, 政府集大学的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于一身, 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就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所颁布的有关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重要政策文件, 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做了规定和说明,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种关系的存在。

1950年6月, 中央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会议上讨论了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以及领导关系, 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核心在于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 实现高校统一集中领导。其中《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作了明确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 (军事学校除外) 均负有领导的责任, ……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发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与制度, 高等学校法规, 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 以及对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停办, 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以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 教师学生的待遇, 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 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1953年国家公布了《政务院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 强调高等教育部必须与各业务部门密切配合, 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 并具体明确了高等教育部和各业务部门对高等学校管理的分工, 即综合性大学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 与几个业务部门有关的多科性工业院校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 或经过协商后委托中央某一有关业务部门管理;单科性高等学校可委托中央有关业务部门负责管理;高等教育部和各业务部门直接管理, 如有困难时, 可委托学校所在地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或省级政府负责管理。

1956年高等教育部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 这一《章程草案》是我国建国后第一个全面规范高等教育的法规性文件。《章程草案》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做出了一些内容规定, 如“第五条, 高等学校的设立和停办,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高等学校的系、专业、教研组、函授部、夜校部、夜分校和函授教学辅导站的设立和变更,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决定”。“第二十九条, 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第四十八条, 高等学校设立校、院长一人, 由高等教育部提请国务院任命”。“第八十条, 高等学校为独立的机关, 具有法人地位”。[4]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断了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 斗争扩大化使政治迅速上升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 政府的社会统治职能空前膨胀, 政府对大学实施高度中央集权管理, 政府直接举办大学, 办学经费完全来自政府, 大学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命。

1961年, 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 对重点高校实行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 加强对重点高校的集中管理。

1961年9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简称“高教六十条”) 重申, “大学专业的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学校规模的确定和改变、学制的改变和改革,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至此大学完全变成政府的附属机构, 辛亥革命以来所培育起来的大学精神在政府强制统治之下消失殆尽。[5]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调整、整顿使大学秩序趋于稳定, 但1967年~1976年,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内学术界陷入一片混乱, 大学正常的运行秩序遭到破坏,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一时间, “文攻武卫、停课闹革命、停止招生、创办劳动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树白卷英雄, 全国大学处于一片混乱之中。”[6]尽管文革期间大学混乱不堪, 但政府对大学的高度集权化控制没有改变, 大学仍然是政府的附属机构。

总体来看, 在这一特殊时期, 政府对大学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 大学在发展中丧失大部分办学自主权, 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就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二1979年至今:政府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 大学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后,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国家调整了政府与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中国政府的职能重心发生转变, 由阶级统治转向社会管理, 并逐渐向社会服务和社会平衡职能转移, 政府对社会调控的手段和方法发生变化, 更加多样化, 除政治和行政手段外, 还运用经济、法律和道德等手段, 社会调控的范围有所收缩, 但调控力度却在加强。政府对大学的高度集权管理有所放松,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断发生调整, 出现新的特点。

1979年12月, 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为代表,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呼吁政府“给高等学校一点办学自主权”, 首次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 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开始了以“扩大高校自主权为重点”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初步落实了扩大高校自主权的一些措施。

20多年来, 颁布了多部相关政策法规。1985年5月27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 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 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 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7]国家对高校自主权问题给予确认, 并对大学办学自主权做了一些规定:“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 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收委托培养学生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方向, 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单位合作, 进行科学和技术开发, 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有权利用自筹资金, 开展国际教育和学术交流。”指出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 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强调政府要依法治教。

1986年3月12日, 国务院颁发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管理权限扩大的八大内容, 同时具体规定了国家教委、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 正式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原则, 虽然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阶段, 在很多领域已实践了市场经济体制, 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大惯性, 市场经济体制在某些领域还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

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指出:“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 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 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通过立法, 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纲要》的这一思想, 为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指导原则。

1997年党的十五大, 党中央提出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高等教育领域在管理体制、办学模式和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等方面也发生了大的变革。为了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做了新规定, 并用法律的形式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稳定下来。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就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力, 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在“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分别明确了高校七项办学自主权:“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 “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 “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 “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合作”, “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等等

从以上政策法规中看出, 与改革开放前的政策文本相比, 关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在文本的内容规定上有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 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对重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客观要求, 也反映了人们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我国改革开放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成功,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各种有经济实力的集团、组织和个人开始进入高等教育领域, 大学开始通过各种途径筹措教育经费, 政府拨款不再是大学办学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 必然使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发生重组, 政府开始由控制转向监督, 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 大学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并寻求自主发展。政府与高校之间初步形成了高校合理的布局, 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 建立了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积极参与、高校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8]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调整, 高等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但是进入到这一阶段的改革“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过去争论不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已得到解决”。[9]高等学校由政府包办的传统思想仍然存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制度也依然起作用, 政府转变职能进展缓慢, 高等学校对政府的依赖意识和等、靠、要思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 已经规定的办学自主权实际尚未到位, 没有得到根本落实, 改革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10]进入二十一世纪, 我国对大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定位, 政府要不断转换自己的角色定位, 既要做好宏观监控, 保护大学的利益, 又要做理顺大学与社会、工业企业关系的“中间人”。总之进入21世纪, 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政府调控为主导、以学校办学为主体和以社会参与为基础”[11]的方向发展。这是宏观层面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表现。

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 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应当是相互间的平等合作关系, 此关系的建立仅仅依靠法律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 要使高校的法人实体地位真正落到实处, 必须有配套的制度保障体系的建立, 政府应该在宏观调控上充当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 而在具体事务上, 政府与高校应该是平等协商的关系。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 迫切需要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支撑,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发展的必然要求。[12]

参考文献

[1]杨东平.大学精神[M],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0.

[2]邬大光, 赵婷婷.也谈高等教育的功能和高等学校的职能[J].高等教育研究, 1995 (3) :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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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Z].高等教育部档案, 1956年永久卷, 卷65.

[5]刘莹莹.治理理论视角下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7 (5) .

[6]别敦荣.中美大学学术管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42.

[7]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M].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教育法规汇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1-10.

[8]叶茂林、肖念.正确处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J].中国高等教育热点述评, 2007 (10) .

[9]李泽或.关于我国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探讨[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教育, 2001 (7) .

[10]周远清.21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11]阂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中国历史的演变与发展 篇3

关键词：乡规民约；发展；演变

一、两宋时期乡规民约发展

（一）北宋时期的《吕氏乡约》

关于乡规民约具体起源，因为历史的变迁，考古资料局限，以及大众对乡规民约定性的差异，专家学者观点存在不同认知。但大多数认为，北宋时期著名学者吕大钧在其家乡蓝田制定的《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乡规民约。

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德业相劝，礼俗相交，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以“过失相规”为例，将过失归为15种，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并且制定相关惩罚措施，“犯义之过，罚五百，犯约及不修之过，罚一百”，“凡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其规之不听，听而复为及过之大者，皆即罚之。其不义已甚，非士论所容者，及累犯重罚而梭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综上来看，《吕氏乡约》是把官方法规、村规民约与伦理结合起来的。

（二）南宋时期的《增损吕氏乡约》

北宋灭亡，《吕氏乡约》延续到南宋，南宋朱熹将《吕氏乡约》部分规定进行重编修改，后世称之为《增损吕氏乡约》。朱熹曾言：“乡约四条，出自吕氏，今取其书，附己意，增损之，通于今。”他主要对原文部分规定进行了补充修改，使条文更加完整，容易被民众接受采用。

总体而言，两宋时期的乡规民约的制定多为民间的自发行为，体现出较大的自治性，其主要作用在于地方教化。但也因其自治性较大，约束不足，造成实际推行效果有限。

二、明朝时期乡规民约的发展

（一）明初期统治者对乡规民约的推动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天下初定，重在教化。”洪武三十年，颁布《圣训六谕》，主要内容为：孝父母，教子孙，睦乡里，敬长上，安生理，毋非为。是明朝时期重要的教化性乡规民约。明永乐年间，取北宋《吕氏乡约》，颁告天下，民众颂行。并使之与《圣训六谕》精神相融合，乡规民约得到极大推广。明初统治者的推广，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明朝乡规民约的发展与演变。

（二）明朝时期乡规民约的鼎盛发展

明正德十三年，著名学者王守仁制定《南赣乡约》，是南赣地区最早的乡规民约并形成一定的管理组织。其不仅传承了两宋时期乡规民约的教化职能，并且健全的管理使得乡规民约由之前松散的自发形式演变成有约束力的组织。同时《南赣乡约》以官府命令的形式，带有一定的法律法规的强行性的规定。《南赣乡约》的推行，影响极大，使得乡规民约在明朝时期广泛应用。嘉靖年间，乡规民约因应当时社会需要，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明朝时期的社学，社仓，保甲制度较为完备的乡治体系。明朝中后期，乡规民约已由自发的教化组织演变为以官方倡导，集教化、军事、管理为一体的基层组织。

综上来看，明朝整个时期乡规民约的倡行与发展，构成我国一定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法律文化。其快速发展的根本是当时统治者维护统治，巩固政权基础的需要，这也是乡规民约由民众自发逐渐走向官方倡导的主要原因。

三、清朝鄉规民约的发展及蜕变

清朝时期的乡规民约，内容上，地区与宗族之间的差异已逐渐消失，开始趋于大同。以服从统治者需求，官方教化为主要特点，乡民自治的属性已被替代。

清初，对乡里民众在思想上进行控制，在县以下采用明朝乡规民约制度。顺治时期，译书六谕，设公所讲解六谕，以广教化。清中期康熙九年，以六谕为基础，颁布“上谕十六条”，试图以儒家纲常伦理教化民众安分守法。雍正二年，在“上谕十六条”的基础上形成《圣谕广训》。清朝统治者对乡村教化的重要性具有深刻认识，乡村教化逐渐演变成其统治基层民众的制度。清末咸丰年间，一些地区设立乡约局，是清朝对乡规民约适用的变相创新。然由于清末社会动荡，矛盾严重激化，多次引发农民起义。进而在维新运动时期，维新人士新思想的冲撞下，乡村教化逐渐开始解体，随着清朝的衰亡而逐渐消失。

总的来说，清朝的乡规民约制度，虽未经统治者立法确认，却被当时官方法律认可并赋予一定法律效力，此阶段的乡规民约在性质上应属于清朝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乡间法”的形式补足正式法律制度。与此同时，乡规民约制度已完全失去其原本属性，从宋朝时期完全的民众自发演变成为清朝官方控制乡村社会的基层工具。

四、民国时期乡规民约的短暂复兴与消亡

清末民初，西方新思潮卷入，一些试图结合西方思想探索乡村自治新出路的乡村士绅，知识分子等开始改进乡规民约。典型代表当属民国时期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山东邹平等17个县先后依据其乡治理论，制定村规民约，以维护村落社会秩序。由于当时政局混乱，适用环境不具备，其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未得到全面而实际的落实。就此，在社会各阶级矛盾极其严峻的情形下，民国时期的乡规民约虽经有志之士推动，有些许发展，但最终没能摆脱当时动荡社会的悲惨，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走向了没落与消亡。

五、结论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乡规民约在我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项有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北宋时期《吕氏乡约》的出现，使乡规民约以独立的富有浓郁教化色彩的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清时期，伴随着官方的介入与渗透，乡规民约的规模和数量在得到较大发展的同时，其自治性质也有所减弱。在历经民国短暂复兴，迫于社会矛盾严重激化，走向衰亡。但不可否认，无论哪个时期的乡规民约，它们对于调整当时乡村社会关系，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维护传统乡村秩序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安广禄.我国最早的乡规民约[J].今日农村，1998，（4）.

[2]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M] .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月第 1 版.第 439 页

[3] 吴晓玲.宋明理学中的法律[M].北京： 群众出版社，2006： 233.

作者简介：

岳晓冉（1988.09～） ，女，吉林四平人 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演变 篇4

阶段一：新中国成立前期

第一时间段：抗日战阵结束后，成立“联合政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旧政协）。五项决议：„„

第二时间段：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转战略进攻，1948年4月底，中共„„口号„„“五一”„„。

1948年8月，„„河北省平山集合1949年3月毛„„已经成熟

1949年6月15日至20日„„„9月17日„„改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三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届„„参加会议代表„„（多写一点）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会议闭幕第二天„„

阶段二：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时间段：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该部分概括写）„„ 1949年9月„„政协委员会„„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共召开4次分别是„„

第二时间段：1954年10月到1966年5月。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1954年12月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章程》

1959年4月

1964年12月

第三个时间段：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

„„被迫停止„„文革时期（简写）

阶段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977年12月，第四届„„

1978年12月，在京召开„„

1982年第五届„„1983年6月，第六届„„

1988年3月，第七次

1989年12月30日„„《意见》

1993年3月第八届

1993年3月27日李瑞环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

1994年1月，修改章程《„„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认为:“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一致的。

1995年1月13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提出《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

1998年3月3日第九届„„

2003年3月5日至1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听取报告，选举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等。

2005年2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对参政议政职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强调它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切实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2009年9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切实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积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中国历史的演变与发展 篇5

姜爱林

(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政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 要：近年来有关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土地政策发展演变的研究日见升温。为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本文将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土地政策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徘徊时期等4个阶段，进而对其进行了介绍、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改革开放前;土地政策;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875(2003)03-0298-08

近年来有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土地政策演变的研究引起了政策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界的极大关注，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反映了学界们对新中国土地政策演变的研究态势及研究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而推动现行土地政策的改进与完善。本文将改革开放前1949年至1978年这28年的土地政策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徘徊时期等4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前28年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介绍、分析与探讨。

一、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

1949年10月到1956年9月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前3年主要是继续推行土地改革运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任务;后3年则是制定并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第一阶段：继续推行土地改革政策(1949年10月~1953年春)建国前，党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在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农业人口约116亿的解放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建国后，在拥有311亿农业人口的广大解放区则尚未来得及实行土地改革，农村土地仍集中为封建地主所有。根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5共同纲领6第3条、第27条、第34条及1950年6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和城市郊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并按各个阶段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制订了下列几个方面的土地政策：

(1)农村土地改革政策。1950年6月9日，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5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6和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和阐述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指导全国开展土地改革的基本文件。其主要内容有：①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②土地改革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土地改革必须被限制在消灭封建、半封建剥削范围内，而不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予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③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农民协会为土地改革队伍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④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团结中农，保护中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一要注意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二要不损害中农利益。因为土改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应该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引导农民不要在分配土地和浮财上纠缠不清，而要集中精力恢复生产。对地主也分给同样的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对已确定为汉奸、卖国贼、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破坏土地的犯罪分子，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以示惩罚。对富农所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凡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加以保护，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对少数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者，对其出租的土地则应予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地主家庭中有人常年参加主要农业劳动，耕种一部分土地，而以其主要部分土地出租者，对其自耕部分土地，加以适当抽补后，应基本上予以保留，其余部分则没收。烈士家属，包括辛亥革命以来历次为革命阵亡和死难的烈士直系亲属，烈士本人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分得一份土地，以示抚恤。城市回乡的失业工人及其家属从事农业生产者同样分给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乡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阿訇、逃亡地主、有劳力愿从事农业生产者亦分给一份土地。⑤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有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2)城市土地改革政策。①城市郊区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连同国家在郊区所有的其他的农业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使用。所有没收来的房屋除大建筑及风景区的别墅等不适合于农民住的房屋应当作公用外，其余均应分配给农民所有。②城市郊区使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以及农事试验场、菜地、果园等，无论其为地主或农民所经营，或其土地所有权有无变更，均由原经营者继续使用。③凡使用城市郊区国有土地从事耕种者，除依法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外，一律不再交地租。但经营人不得以国有土地出租、出卖或荒废。原经营人如不需用该项土地时，必须交还国家。④国家因建设需要收回农民耕种的国有土地或征用私人所有的农业土地时，应给耕种该土地的农民以适当安置，并对其在该项土地上的生产投资(如凿井、植树等)及其他损失，予以公平合理的补偿，或以相等之国有土地调换之。⑤城市郊区土改完成后，对分得国有土地的农民，由市人民政府发给国有土地使用证，保障农民对该项土地的使用权。对私有农业土地者发给土地所有证，保障其土地所有权，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3)华侨土地财产政策。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①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占有并出租的大量土地，如其本人出国前家庭原系地主者，除没收其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外，其他房屋和财产一律保留不动。②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出租小量土地者，如超过当地人均土地20%，超过部分土地，亦得酌情照顾，不予征收。③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占有大量土地，部分出租，部分自耕或雇人耕种，构成半地主或富农成份者，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土地少量者，征收其出租土地。如只占有小量土地，虽出租部分超过其自耕部分，不应认为是半地主或富农，其出租部分不予征收。

(4)出典土地政策。对出典土地的处理：①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地方，平分前的土地典当关系一律无效;按中农不动原则分配土地的地方，土改前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之间的典出典入土地，在分配土地时已被抽出分配者，不再变动。如系中农典与地富，或中农与贫雇农土地在分配土地时已被抽出分配，致使该中农因而蒙受损失时，应给予该中农以适当补偿。土改前中农与中农的典当关系及贫农典与中农土地在分配土地时未加变动者，其典当契约继续有效。②如承典户在本村无房屋，典入房屋被赎回无屋可住，可签订新约，由承典户暂住。③地主土地已出典于中农、贫雇农者，没收后应归承典户所有;如承典户因而占地过多，可将此项典入地抽出分配，并给予不少于典入时所付地价的补偿;如中农贫雇农出典与地主，则没收后归还出典户，因占地过多按前项规定处理。④农民间的典当关系，其契约继续有效，可继续承典，亦可依约自由赎回。应分得土地的农民各有典出典入土地者，分配土地时，在出典典入双方原有土地内各计一半。

(5)土地纠纷政策。对土地纠纷问题的处理： ①“生不再分，死不抽回”，是指土改后地权确定不再变动，不是对农民家庭内部分家而言。②实行打乱平分的土改地区，土改前的典当关系均不再存在，原来出典土地，算在谁分得数内就归谁所有，不应再有赎回问题。③新土改地区，出典人的土地依法不在没收之列者，对其出典土地，原则上应承认原契约有效;如已被算进承典人应分得的土地数目内，亦不准出典人抽回，应说服出典人放弃依约赎回权，典价部分由双方协商解决。④农民外出托人代管土地如被分配，给予补偿或于保留的公地中补给一部分或全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现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同1947年以前的土地改革政策相比，一个重大的变化就在于：把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适应新的形势而对富农采取的新政策，是十分正确的“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已由支援解放战争以取得革命的胜利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富农经济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农村中的其他经济形式比较，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因此，当时保留富农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民主革命中谁胜谁负问题已经解决，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团结，使富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争取富农在土地改革中采取中立的立场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同时，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可以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可以消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怕致富的某些顾虑，有利于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到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都完成了土地改革。3年之中，约有3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几千年来未有的变化，整个农村(除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并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二阶段：初步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政策(1953年4月~1956年9月)土地革命完成后，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个体经营是当时中国农村土地经营的基本形式。这种个体的、分散的、落后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对农产品的需求。农民为了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党和政府为了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在农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以实现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阶段的土地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员私有土地：合作化初期的土地政策。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给各地党委执行(1953年2月经个别修改后正式通过)。1953年春起，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并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强调，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日益变成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此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进入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步骤、方针、原则作了系统的论述。同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使合作化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以至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个期间对社员土地政策的内容为：①根据土地质量评定入社土地的产量。②规定固定的土地报酬数量，土地和劳动按一定比例分配报酬，土地报酬一般应低于劳动报酬。各地区人多地少或人少地多情况不一，种植条件也不相同，不强求划一。土地报酬数量应稳定一个时期，为照顾农民土地私有观念，不应过早地取消土地报酬。③社员应有少量的自留地，一般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2%~5%。林业、鱼塘等属于个人分散经营有利的副业生产资料，不宜入社，更不宜归社公有。

(2)社员集体土地：合作化中期的土地政策。1956年3月1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3次常委会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同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章程规定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有关土地政策作了如下规定： ①社员入社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零星树木、家禽、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工具，仍属社员私有，都不入社。②社员土地上附属的私有塘、井等水利建设，随着土地一起转为合作社所有。如属新修建设尚未取得收益，应偿还其所付工本费。私有的藕塘、鱼塘、苇塘等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时，亦应付给本主合理代价。③农业生产合作社应抽出一定数量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分配数量是按每户人口多少决定，每人使用这种土地，一般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的5%。④社员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对完全丧失劳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社员，用公益金维持他们生活，或暂时给以适当土地报酬。从事城市职业而家住农村的，如果本主生活困难，历来依靠土地收入补助生活的，仍可付给一定的土地报酬。⑤社员原有的坟地、房屋地基不入社。社员新修房屋需用的地基和需用的坟地由合作社统筹解决。⑥幼林、苗圃、果、茶、桑、竹、桐、漆等经济林木作价归合作社所有，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并从林木收益中给本主一定比例的报酬。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土地政策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1956年至1966年这10年是中国曲折发展的10年，这10年土地政策的发展也走过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历史路程。

(1)农民集体土地：合作化后期的土地政策(1956年9月~1958年底)。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根据这一精神，中央继续推行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全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有资料显示，1956年9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1956年底，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1.1亿多，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社将那些放弃剥削参加农业劳动的富农分别接收入社，以和平方式消灭了农村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1957年上半年，在反“右”斗争声中，开始了“大跃进”的步伐，而土地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向“一大二公”迈进。

1958年春，毛泽东认为，小社不利于大规模经营，不利于共同发展生产，于是提出小社并大社的建议。8月，毛泽东又认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提出扩大公社规模，在并社过程中自留地、零星果树等都将逐步“自然地变为公有”。会议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全国农村除西藏自治区外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员自留地等全部收归了公有。至此，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

(2)农村土地：人民公社前期的土地政策(1959年1月~1966年5月)。人民公社时期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这种超越历史的体制，使得“共产风”泛滥成灾。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以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为主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从而确定了我国农村土地以生产队为基本所有单位的制度，并且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制度。1966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颁布了《农业四十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土地政策。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要求各地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以及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1962年9月27日，党的八大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该草案对农村土地政策作了规定：①生产队范围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②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要爱惜耕地，基本建设必须尽可能地不占用或少占用耕地。③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可以把零星的树木交给社员专责经营，并且可订立收益分配合同，或划归社员所有。④土地、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过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后，长期不变。⑤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山林、不破坏草原的条件下，生产队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

196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社员宅基地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主要内容：①社员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但仍归各户长期使用，长期不变。生产队应保护社员的使用权，不能想收就收，想调剂就调剂。②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木、厂棚、猪圈、厕所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房屋出卖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转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③社员需建新房又没有宅基地时，由本户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同意，由生产队统一规划，帮助解决。但尽可能利用闲散地，不占用耕地，必须占用耕地时，应报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社员新建住宅占地，无论是否耕地，一律不收地价。④社员不能借口修建房屋，以随便扩大墙院、扩大宅基地来侵占集体耕地，已经扩大侵占的必须退出。

1964年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政策纪律的若干规定》，该规定主要内容为： ①贯彻以开荒为主的方针。解决部队生产用地，主要是利用国有荒地资源，垦荒和筑堤围海、围湖造田，建立生产基地;充分发挥现有土地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垦荒必须经地方政府批准和群众同意，办好手续，在地方政府统一规划下进行。已开垦的生荒地，如系国家所有，应请示地方政府批准，归部队长期使用;如系公社、生产队所有，可按合同规定使用。经群众同意和当地政府批准，也可使用公社、生产队的撂荒地。使用公社、生产队的熟地，应创造条件逐步退还。今后尽量做到不占用公社、生产队的熟地。如有的部队确实无法解决吃菜问题，需要使用公社少量熟地种菜时，应经群众同意，当地政府批准。使用国营农场的土地，原则上应予退还。如继续使用，必须经农场同意，不影响其发展生产，并由省报国务院批准。坚决禁止买地搞生产的错误做法。②严格执行党和政府有关垦荒的规定。切实做到不妨碍水土保持，不破坏林木、草场、苇田，不妨碍群众生产。对于垦区内的名胜古迹、水利、道路、桥梁等建筑物，妥加保护，不得毁坏垦区内的坟墓。在边防地区垦荒时，要切实遵守边防政策。③凡是征而未用、多征少用、早征迟用的军事用地，应按照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关于各地方各部门检查征用土地使用情况的综合报告》的批示执行。过去压缩禁区已退还给群众的土地，不得借口军事需要收回搞生产。④牧业生产所需草山、草场，应报请地方政府批准，经群众同意，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放牧、割草。要注意保护草原，不得与群众争草。⑤在山林、湖泊、河流、海面采集野生植物、狩猎和进行水上生产时，要严格遵守政府有关规定，并事先经过地方政府批准和当地公社、生产队同意。切实做到不妨碍群众生产，不与民争利，不破坏水产和植物资源，不猎获政府规定保护的珍贵禽兽。

1965年7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批转了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军队征用土地审批权限适当下放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 ①审批权限下放后，军和相当军的政治机关，对军事用地的审批要严加掌握，尽量利用空地、荒地，尽量不占用民田，不拆除民房，不迁移居民。②凡部队因国防施工、营建、建筑国防公路、射击场等，征用土地在10亩以下和移民5户以下的，由军或相当军的政治机关审查同意后，报县、市人委审批;超过以上规定的，由用地单位逐级上报军区，经军区政治部审查同意后，再报省人委审批。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的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乃至倒退、混乱的不正常状态。为了与前面相衔接，我们把这个阶段姑且称作人民公社中期的土地政策。经多方查找资料，我们发现有如下几个土地政策文件：

1.1967年11月4日国家房管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该记录的主要内容有：①对土地国有化问题，主管部门应认真贯彻执行1956年的原则指示。②土地范围，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都要收归国有。什么叫城镇土地，应按具体情况划分，不宜扩大。公社社员在镇上的空闲出租地，应收归国有。城镇边沿上的自留生产用地，或成片的社员宅基地，不应收归国有。③土地收归国有后，地产税应改为土地使用费，收取标准可略高于地产税。行政机关、学校、医院、部队等原拨用土地仍不收土地使用费。④土地国有化后，原有私人之间在土地上的债权债务自行处理。⑤集体所有土地出租，可采用征用办法收归国有。⑥任何生产单位都不应当经营土地出租的业务“农业生产队租给城镇居民的土地，如系国有，应当收回。如原系生产队粮田或菜地，也应当采用征用办法收归国有。

2.1970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转发沈阳军区政治部《关于部队征用土地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为： ①国防施工、营建征用土地，要严格遵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政策规定。征用土地应本着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充分利用荒山、荒地、劣地和空闲地。征用土地，要与当地贫下中农、基层革委会充分协商，签订合同，报政治机关审查和地方革命委员会批准。10亩以下的由军或相当于军的政治机关审查，10亩以上的报军区政治部审查;同时，按各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征用土地审批权限的规定，报相当一级革命委员会审批。征用的土地应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予以补偿。②部队生产，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原则上不占用耕地，更不得与民争利。个别地区新开荒地不宜种菜，需要占用少量耕地，必须征得当地贫下中农和基层革委会同意，并开出同等数量荒地进行交换，或者予以适当补偿”部队在牧区开垦荒地，一定要照顾牧民利益，不得破坏草原，影响放牧。③凡部队因生产占用国有土地与地方发生争执的单位，应把方便让给地方，主动协商，妥善解决;凡因生产占用集体所有的耕地，现在群众要求收回的，应予退还。

3.1973年6月18日国家计委、建委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有关在基本建设中节约用地规定的指示的通知》。该通知的主要内容有： ①基建征地要贯彻节约用地原则，可利用荒地、空地、劣地的，不得占用耕地、良田，必须占用耕地时，也要精打细算，尽量少占。②新建项目选址要把占地多少作为方案取舍的重要条件，建设项目的总平面布置要紧凑合理，老企业的改建、扩建要充分利用原有场地。大城市要有计划地搞些高层建筑，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③基建单位应积极支援农业，结合现场施工，进行开荒、改土、造田。对危害农田或占地数量大的工业废渣、废气、矿山矿尾、电厂煤灰等要综合利用，积极治理，尽量少占或不占良田，同时发展废渣制砖和砌块，以避免损坏良田。④基建征地必须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切实把关。凡初步设计未经批准项目，不许征用土地。⑤基建征地应做好被征社队群众的安置工作。补偿费应用于发展农业生产。⑥检查清理中对于多征少用、征而不用、早征迟用的土地，都要退还当地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耕种。退还时不要收回补偿费，但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

1973年11月7日中央军委批转总后勤部《关于全军营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意见》。该意见的主要内容为： ①所有营建选点都要认真勘查，慎重定点，要充分照顾群众利益。占地一定要严格控制尽量利用荒地，不占和少占耕地、良田，必须占用的要设法造田还地。②步兵部队营建占地比例一般应限制在1比4(指营房建筑面积与营区占地总面积的比例)以内，特种兵部队可酌情稍高一些，但也要从严掌握。

1973年12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地面炮射靶场与国内飞行矛盾的规定》。该规定的主要内容为： ①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靶场，合理安排，提高利用率。②严格控制新建炮射靶场。必须新建的，各单位在选择炮射靶场时，应与有关单位充分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无论固定的、临时的靶场，均应选在山地、荒地，尽量少占地、少移民。

1975年12月1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整顿部队生产的意见》。该意见主要内容为： ①部队生产用地，主要是开垦国有荒地和利用营区土地。过去接收的国营农牧场和劳改农场的土地，地方要求收回的，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后退还。借用社队的土地，要求退回的应坚决退还。部队需要、地方又同意借给的，应按规定交纳租金和农业税。部队耕种的国有土地，如无力经营，应交给当地省、市、自治区，不得移交集体所有制单位。②部队开发矿藏和其他资源、围湖造田，要严格控制。确需开发的，应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按统一规定使用国家资源，严禁破坏草原。1976年2月4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下发了《关于建设训练点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为： ①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分期修建。有条件的军区也可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训练点。训练点位置的选择，要便于部队使用。②要因地制宜，不占或少占耕地。建设训练点的土地问题，要立足于军队本身解决，主要利用部队现有训练场地进行扩建，也可将部队压缩生产的农场(牧场)进行改建，尽可能与军的坦克团的营房、场地建设相结合，与军事院校的场地建设相结合，做到综合使用，节约土地。要尽量不占或少占社队土地，不能与民争利。凡涉及社队土地和群众利益的问题，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办理。

四、徘徊时期的土地政策

粉碎“四人帮”以后，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一阶段我们将其划为人民公社后期阶段中的前期阶段"这两年的土地政策文件主要有：

1.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牧业生产管理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 ①农副业生产必须以军为主，调配适当。凡土地过多、无力耕种、生产部队得不到训练、急需整顿的和条件不好、产量不高、不利于长期经营的农场，应适当减少，或在军内调整，或移交当地省、市、自治区农垦部门。②凡属下列情况者，尽可能予以保留：第一，条件好，用兵少，产量高，或对外开放有国际影响的农场;第二，几个单位的土地相连可以合并，能减少管理机构和人员，有利于发挥机械作用的农场。

2.1978年1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的主要内容为： ①国营农场的土地、财产，属全民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1966年以后，从国营农场系统划出的土地、资产，由省、市、区革委会区别情况处理，该退的要退;侵占国营农场的土地、财产，要一律退还。今后，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建立农场，应当自力更生，开荒生产，不准占用国营农场的土地。②第一，国营农场一定要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到1980年，全国农场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要达到2000万亩。橡胶农场要搞好胶园“三保一护”(保水、保土、保肥、护根)的建设。牧区要搞好草场建设。第二，农田基本建设，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地确定主攻方向。搞好勘测设计，分期实施，施工一处，配套一处，受益一处，避免盲目施工，造成浪费。第三，开垦荒地要搞好勘测规划，不能破坏水土保持，不能破坏森林、宜牧草原和水产资源，不能盲目围淤，影响防洪。3.1978年8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 ①任何单位占用学校的土地、房屋、家具、设备、车辆等，原则上都应无条件地退还给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抵制。②各占用单位退还、偿还学校土地、房屋、家具、设备、车辆等要尽快完成。凡能立即迁出学校的，应立即迁出;暂时不能迁出的，要立即压缩占用的土地、房屋范围，先腾出一部分退还给学校使用。凡占用学校的土地、运动场进行的基本建设工程，应立即停止施工。5 几点讨论

(1)改革开放前，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是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当政治形势好、经济发展快的时候，土地政策的发展也就随之好和快，呈现数量多、质量高的良好态势。反之，就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据初步统计，1949年10月至1978年11月的28年中，国家一共制定各类土地政策文件近30个。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制定和出台的。就文件的规格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比较低的。这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经验。

(2)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特殊时期。因而这一时期，土地政策的发展就带明显的剥夺性、分配性、私有性与过渡性。1956年9月，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土地政策的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合作化、集体化、国有化的巨大浪潮，/一大二公0成为土地政策内容的主流观。文化大革命时期，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的状态。在这一非正常时期，由于机构被撤消及有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无法保证，所以土地政策的发展表现出停止不前、倒退、遭践踏、被砸碎等特点。1976年11月至1978年11月这两年，土地政策发展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虽有所好转，但起色不大，突出的特点是徘徊性。

(3)改革开放前的28年中土地政策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过早的推行了土地合作化，挫伤了建立不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强制实行人民公社统领下的土地公有政策，超越了历史发展条件，扭曲了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经济关系。三是土地产权政策残缺不清，农民、集体、国家、农场等土地关系混乱，制约了土地生产率。四是崇尚一大二公，追求一平二调，无视土地的商品经济关系，人为地消除了土地有偿政策的存在。五是片面强调土地政策的粮食生产的唯一功能，明显地否定、压制或打击土地政策的其他功能。六是比较重视农村的土地政策，不太重视城市的土地政策，加剧了城市土地无偿、无流动、无期限的非正常进程，导致国有土地资产严重流失。

注 释：

中国历史的演变与发展 篇6

NAU 法金1班 丁小美

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中,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中，也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

经验：

1、农民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必须依靠农民才能取得中国革命胜利。但是农民阶级具有局限性，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就都失败了，这说明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2、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虽然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地主阶级洋务派只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而不变革落后的封建制度，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资产阶级由于受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自然经济的抵制，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说明资产阶级也也不可能领到中国革命去得胜利。

3、中国共产党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认识到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就不能去得胜利。

教训：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单只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技术不改变中国封建制度不能够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2、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帝党官僚，没有发动广大群总。改革过程急躁，甚至对列强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维新派无法战胜一慈禧为首的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

3、在国民大革命中，面对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陈独秀企图以退让拉住汪精卫，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结果汪精卫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共党从此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坚持武装斗争。自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始。

4、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导部队进攻长沙受挫，率部到达井冈山，开辟了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分析中国国情。中国农村广大，有着众多可以依靠的农民，而敌人力量薄弱。而在城市，敌人力量强大。此后，中国的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而长征则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结束了左倾思想在中央的统治。

5、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中国历史的演变与发展 篇7

关键词：教研员,角色,桥梁,历史演变,发展定位

教研员,顾名思义,“教”即教学,“研”即研究,“员”即人员,就是教学研究人员的简称。在我国基础教育界,它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门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员就是教研员,是“把教学和研究融为一体的人员”[1]。作为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界的一支特殊的队伍,教研员是随着我国特有的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以下简称“教研制度”)的建立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我国的教研制度是为了适应我国中小学教育发展需求,借鉴前苏联的经验,在不断解决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问题的过程中创立、完善和不断发展起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教研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促进和教师培养制度,教研制度直接服务于教师成长和教学工作,是提高教学效益的本质要求[3]。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了省、地、县、校多级教研网络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各级、各地教研网络体系中服务的专职教研员就有10万人之多,同时还聘用了人数不等的兼职教研员。这是一支既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又具有指导教学、从事教育教学科研能力的教研员队伍,这一队伍中的大多数都是“出身于”某一学科领域的教学“能手”和学科专家,是所在地区某学科教学的“领路人”、“排头兵”,由于曾在教学实践中表现优秀而选拔上来的,具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出色的教学业绩,同时又具备较高的教育理论素养和突出的组织、管理能力。在我国,教研员主要分为三级,即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教研员、地(市)级教研员和县(区)级教研员,他们隶属于相应的各级教研部门,受其管理和领导,主要承担起了系统开展教学指导和管理、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为教学行政部门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的职责,因此教研员又被称为“教师的教师”。自20世纪50年代,我国教研制度逐步形成,各地教研组织陆续建立,大批教研员开始登上教育发展的历史舞台,在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职能,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贡献了力量[4]。

进入新的世纪,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教研工作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转变,教研工作要以教师为中心、以学校为本位来立意,将教学研究的重心向学校下移,建立以校为本的教研制度,成为学校发展、教师成长和教研员专业发展的现实要求与紧迫任务。如何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认识和重新定位教研员的角色和教研方式,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和作用就成为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本文在梳理60多年来我国中小学教研员角色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其在教育发展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分析,提出教研员应强化“桥梁”角色,以沟通各方力量,从而不断推动我国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和教师的专业成长。

一、我国中小学教研员角色的历史演变

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培养中小学教师、编写教材、开展各种教学实验以提升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是该时期的关键任务。这一时期,我国教育首先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教师队伍建设及教材编写,教研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他们通过总结并推广优秀的教学经验、开展教师进修、举办专题讲座及召开教学会议等方式来培训中小学教师,帮助一线教师迅速成长起来;另一方面,各级教研员因地制宜,在立足当地教育实际、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集思广益,编写相关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为中小学课堂教学的顺利开展发挥了作用。此外,教研员还积极参与到学制和教学改革实验中,辅助进行并开展中小学学制改革实验、教学改革实验及教具的革新和研制,有效地解决了当时亟须解决的各种教育教学问题,促进了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

文革时期(1966年至1976年),我国中小学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教育教学质量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时期,在“罢课闹革命”思潮中各地教研组织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教研员的教研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多流于形式,教研员在政治斗争和运动的夹缝中侥幸生存。后来随着“复课闹革命”(所谓的“教育革命”)的进行,中小学中教材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当时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症结”所在,教研员承担起了这一使命,负责编写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课外读物等,并进行相关的教材教法研究,在文革后期还带领开展各种教学改革实验(如汉语拼音教学实验等),使我国教育事业在国家内乱的情况下仍有所发展和前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化大革命”给教育事业带来的损失和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教学研究,各级教研组织得以重建和完善,教研员重返教育舞台。这一时期,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有三:其一,统一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其二,尽快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其三,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实验。教研员的工作就主要围绕这些进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编写教材、课外读物、教学参考用书、学生复习资料等;围绕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等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教学指导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教材教法进修活动,着力提升教师的政治觉悟和教育理论素养,培养中青年教师;教研与科研相结合,积极开展各种教学研究活动和教学实验以推动教学改革,并将研究成果予以总结、宣传和推广。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随着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小学教材也随之变为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沉重,素质教育逐步开展并深入推进。与之相应,这一时期教研员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包括:主持或参与中小学教材编写,同时进行相关的教材或教学实验,并将实验经验予以总结、推广;通过专家讲座、观摩教学等形式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并举办各类教师教学评比活动,提升其教育教学能力,使教师能更好地理解和贯彻素质教育理念,从而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加强对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指导,调整学科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方法,以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此外,教研员还承担起考试评价(如高中会考)和考试研究等工作。

21世纪初(2001年至今),随着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开始,课程功能、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及课程管理都发生重大调整,教研员的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发挥着教学研究、指导和服务的作用,成为贯彻课程改革理念、保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成功推进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教研员的工作基本是围绕“新课改”进行,他们率先转变教研观念,完善并创新教研方式(如网络教研等),逐步树立起全新的课程观、教学观、教师观和学生观,在此基础上从理念、实践层面着手推动一线教师将“新课改”落实到实处:研制新课程教学指导文件,帮助教师理解“新课改”精神,尽快进入新课程,并组织进行新课程改革的教学实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及时予以教学指导,并将优秀经验予以总结、宣传、推广;利用自身的学科和专业优势,结合地方特色,开发丰富的课程资源,编写独具特色的地方教材及与新课程配套的教辅材料;通过专家讲座、专题辅导等形式组织新课程、新课标和新教材的教师培训,并定期举行各类教学评比,以提升教师素质,推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加强对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的监控评价,完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教师进行开放性的评价。

二、我国中小学教研员角色的发展定位

通过上述分析教研员角色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教育发展阶段,教研员所承担的职能各有不同,但总体上仍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见下图1),沟通着各方力量,从而不断推动着我国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和教师的专业成长。

1. 桥梁一:沟通教育行政人员与一线教师

在我国,教研员属于事业单位编制,隶属于各级教研室,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管理。同时,教研员又常年奔走在中小学一线,对中小学进行业务管理和教学指导,这样教研员作为“桥梁”将教育行政部门与一线教师沟通起来:一方面,教研员发挥着“宣传”作用,可以将教育行政部门所颁发的教育教学政策、方针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精神传递给一线教师;另一方面,教研员发挥着“贯彻落实”的作用,作为“教师之师”,教研员的教育理念、教育行为走在一线教师之前,是一线教师的榜样、示范者和引导者,通过教学指导、课程引领、督导评价等活动确保教育教学政策、方针等真正落实。与此同时,教研员比较了解中小学教育教学状况,可以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信息和参考,有利于提升教育决策、方针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 桥梁二:沟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中小学

进入21世纪,尤其是随着“新课改”的实施和推进,教研员的角色和教研工作方式逐渐由“经验型”向“科研型”转变,教研员不仅拥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和智慧,在此基础上更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系统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新时期,教研员通过加强与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科研机构、教师培训部门等的交流与合作,将最鲜活的课程改革信息、最先进的教育理论动态及时传递给一线教师,成为构架理论与实践的“桥梁”[3]。教研员多是出身于中小学的优秀教师,双方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纽带”,他们有着相似的本土语言、思维结构和行为方式,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教研员能够采用一线教师易理解、易接受的方式对高深、抽象的教育理论进行“本土”加工、转译,甚至是改造,使先进的教育理论、理念在中小学教师心中生根、发芽,理论和实践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3. 桥梁三:沟通新手教师与优秀教师

在这里,教研员作为“桥梁”而沟通着新手教师与优秀教师,有两层含义。首先,教研员本身即是优秀的学科教师,有着丰富的教育教学理念和一线教学经验,同时又具备各种教育教学技巧和智慧,他们通过常规的教研活动,如下校指导、教学观摩、评课议课等,对中小学教师(尤其是新手教师)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引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自己的教师角色,高效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另一方面,教研员为新手教师提供了与优秀教师交流、对话的平台,教研员周围聚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骨干教师,他们通过组织公开课、开展专题讲座等活动架构起一座桥梁,将原本“不相识”的新手教师与骨干教师连接起来,新手教师所遇到的各种棘手问题和困扰得以解决,教育教学信念更加坚定,这些为其日后的专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就是这样,教研员通过沟通新手教师与优秀教师,实现了教育教学智慧和经验的传承、创新。

总之,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教研员的教研工作是解决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服务和指导的基础性工作,是深化教学改革的核心环节,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展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基础教育发展的前景,尽管教研员在专业发展、职能定位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但由于其在基础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研员的角色不会弱化,反而更需要加强,并向着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业俭.“教研员”新解[N].中国教师报,2007-5-16(B01).

[2]梁威,卢立涛,黄冬芳.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支点——中国特色教研制度的发展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3]赵才欣.有效教研——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导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中国龙文化的发展演变与实质内涵 篇8

龙文化是中国文化当中一个最普遍、延续性最强的文化现象，从几千年前的先民们的图腾崇拜，一直到现如今人们仍然大量使用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各种美好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龙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块基石，或者说是贯穿中华文化的血脉。龙文化到底是如何诞生或者演化的呢，它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龙的起源

龙的起源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但是，大多数都认可的是图腾崇拜合并说。

相传，轩辕黄帝统一了各个部落后，为维系团结，就抽取各个小部落原有图腾的特点，综合成了一个新的图腾，这个新图腾有蛇身、鱼鳞、马头、狮鼻、虎眼、牛舌、鹿角、象牙、羊须、鹰爪、狗尾。仓颉看到后，就向黄帝建议叫做“龙”，于是，这个象征着团结、威力无比的，各个部落都认可的新的图腾——龙诞生了。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但是，这说明龙是是中华民族相互融合、团结合力的产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充分象征和真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大统一。

龙文化的形成

龙究竟到底起源于何时，至今似乎無人敢下断言。但是，从文字资料看，先秦文学诸如《诗经》、《楚辞》、《山海经》当中都有关于龙的描写，最早的字典《说文》已收入“龙”字并做了解释。“龍，鳞蟲之畏。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畏，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僭渊。從肉，飛之形，童省聱，凡能之屑皆從龍。”可见，龙的观念和形象当出现在这些资料产生之前。可以确认的是，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经有“龙”这个字形。

出土的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国君的墓的一把铜壶，壶两侧有形象生动的两条龙，头向上，爬在壶壁。龙头有上扬，有下颔，身体有平直，有蜷曲。这个形象已与当今的龙形象无异，这也说明龙出现在春秋战国之前。因此，可以断定，龙的产生当在“夏”朝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

总的来讲，龙文化自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四个较大的发展阶段：“一是图腾崇拜阶段，二是神灵崇拜阶段，三是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的阶段，四是印度龙崇拜与中国龙崇拜相结合的阶段”。

龙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的阶段是随着秦汉中央政权的高度集中而形成的。古代许多帝王为了夺取王权或巩固王权。充分利用人们崇敬龙神的心理，借助龙以树立权威，获得人们普遍的信任和支持。龙也因此获得了更为显赫的地位，对中国龙文化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见到的最早的龙画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帛画，其中不仅绘有人物驭龙图，而且还绘有四条龙形。

印度龙崇拜与中国龙崇拜相结合的阶段是从东汉佛教逐步传人中国开始。随着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龙王信仰得到迅速流传。因此，印度龙的传播，并与中国原有龙崇拜相结合，使中国龙文化锦上添花，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龙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融合的过程。

龙形象的演变

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权的更迭，异域文化的影响与融合，龙的形象和龙文化也在变化和发展。

在商代，宗教气息浓厚，为了凸显神秘和权威，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形态恐怖、造型狰狞，并且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

周王朝人文色彩比较浓厚，因而龙的体态少了张扬和狞厉，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

春秋以降，原始的宗教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重要一点，是原始宗教中吸收了阴阳交合、化育万物的思想，与此相应，龙也逐渐演变成以阴阳相合为特征的吉祥图案，出现了大量的蚊龙、蟠曲龙以及龙凤合璧的造型，变成了一种突出祥瑞气氛的图案，龙被加上了与虎相似的四足，形体上突出了兽的特征，使龙变得孔武健骏，神采飞扬。

秦汉时期，龙的形象基本定型，即长角、尖耳、兽足，蛇躯。

隋唐时期，除了一般传统的龙形象外，又出现了一种龙首鱼身的形象，学者称其为“鱼龙变纹”。其实来源于“鲤鱼跃龙门”的传说。该种现象除了受文化历史渊源的影响，与当时科举制的“一朝高中、平步青云”有类似效果，因而受到欢迎，视为祥瑞之符。

宋代龙的形象已基本挣开宗教的樊篱，而且出现了一整套画龙的理论——“三停九似”。宋代龙的形象更趋艺术的完善，龙的体态灵健，气质雅俊，雄奇而不怪异，洒脱而不张狂，看后令人赏心悦目，越发喜爱。

元代龙的艺术形象更为完善，趋一种协调和审美情趣的追求，显得轻灵飘逸，也更为世俗化和规范化。

明、清两代帝王加强了对权利的垄断，为突出帝王的权威，龙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帝王的专利。此时，出现了正面龙首图像，这种图案中的龙双目圆睁，张牙舞爪，透出一股凶恶之气，实际上是要显示出帝王的威慑之力。

龙文化的本质与意义

图腾的诞生、龙文化的形成、龙形象的演变，无不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融合与发展，这也正是龙文化的本质所在。

中国龙创生在原始的图腾崇拜中，实际上是不同氏族的图腾标志的融合体，龙的本身不仅兼容了多种飞禽走兽的特征，连龙的后代也是多元相容的，比如，被视为神圣的龙，其后代居然是各不相同，是谓“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也”。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龙文化的博大胸怀。

兼容与综合、包容与发展是龙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中华文化的元色。同时，龙文化更是民族团结、和平统一的象征，龙文化具有的兼容并蓄性，使中华各个民族紧紧凝聚在—起，他们有个共同的称谓，“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龙文化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精神支柱，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把海内外华人团结在一起，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国家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精神号召、精神支柱。

几千年来，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成为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都有其不足之处，现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批判性继承，深刻而充分地理解中华龙文化的内涵，以增强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我们坚信，勤劳勇敢的中国龙必将腾飞。每一位中华儿女、龙的传人，必将坚定信仰，以强烈的文化自信，以高度的责任心、自豪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挥洒汗水、贡献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