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精选9篇）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 篇1

摘要：中国古代的档案工作从先秦时期开始出现, 发展到清代, 历经三千多年的历史, 展现出其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档案发展历程缓慢, 发展数量惊人, 纵观其发展历史,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笔者认为在中古古代档案发展的历程中, 每个时期的档案收集与管理工作均呈现出特定的结构和特点, 展现了中国古代档案工作清晰的发展脉络。究其原因, 主要是受档案法规、档案保护及档案管理工作等因素的影响, 充分实现了古代档案管理的顺利发展与完善, 为现今档案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古代,档案,发展,历史,因素

“档案”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杨宾 (1650-1740) 的《柳边纪略》中, 认为书于木中的文字, 在贮存年久之后便称之为档案, 当时曰档子。在清朝康熙年间 (1680) 在《康熙起居注》中也出现了档案一词 (部中无档案) (1) , 但对档案一词进行溯源, 可以发现, 事实上古代的档案发展历史可上溯至殷商时代, 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始于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历史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绵亘不断的状况与局面, 并最终形成浩繁的历史典籍, 与不同时期档案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联系。

一、档案的源起

现阶段, 中国公认的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档案出现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 当时以甲骨作为基本载体进行记录。在殷商时期, 统治者顾问朝政均需要求神问卜, 将兽骨、龟甲等一类的器物放置于火上进行烧烤, 之后通过对其裂纹进行分析, 来解释某种发展趋势与变化, 而占卜的结果也会被记录在兽骨与龟甲之上 (2) , 形成特定的文字记录, 这就是最早的档案记录方式。殷商时期, 甲骨档案是最重要的文书, 其内容涵盖王室重大活动、农业活动、祭祀活动以及战争活动等。通过专业考古人员对殷商时期甲骨档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那些甲骨档案均是经过精心整理并装订起来的, 同时有些王朝还制定相应的政策对这些材料进行埋藏等, 初步形成了一定的档案保存与管理模式。

档案法规随着档案工作的出现而出现, 历代王朝均借助档案立法来实现档案的完整性与安全性, 以有效维护封建统治。据相关资料考证自从档案工作产生之后, 档案法规也就随着产生, 在《禹刑》与《汤刑》中已经存在与档案管理工作相关的律令。正是古代档案法规的出现与持续发展, 才推动了后期中国档案法规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从而保障了整个封建王朝档案工作的基本框架与体系构建。

二、中国古代档案发展思路与发展脉络

(一) 古代档案的萌芽

中国古代档案工作体系化形成最早出现在夏商周三代, 随着国家机关的建立及行政管理工作制度的形成, 档案工作也作为一项行政管理内容开始出现。在夏商及西周三代, 国家机关在其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了一大批文告、策命、法典等公文及档案, 分别记录于兽骨或者青铜器上。夏商周三代人冶炼技术的发展及后期青铜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的出现与发展。发展到三代时期, 铸器的目的最终变为勒铭, 将铭文铸刻在青铜器上, 也即后世人所说的“金文”。金文是当时帝王及奴隶主贵族的主要记事档案, 主要用于保存宗族及宗庙的重要历史及某一时期统治阶级的重大历史事件, 比如征战、赏赐、册命等, 具有显著的历史史志性意义和价值, 因此那一时期的档案也称作金文档案。在那一时期还有简册档案, 即写在木板或者竹片上的书籍。一般写在竹片上的为“简”, 写在木板上的为“牍”, 两者通称“简牍”。事实上, 档案工作发展到周朝已经形成了相对全面的档案管理体系, 设置了专门的大史对档案文书工作进行管理, 各诸侯国也需要根据周王的典制, 来依法对档案进行管理。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 又出现了缣帛档案及石刻档案, 其中缣帛主要是一些表面光洁的丝绢, 柔软易携带, 因此从战国开始, 缣帛便取代了传统的竹木, 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发展到秦汉, 很多帝王均将一些重要的历史记载与事件记录在石头上, 便形成了石刻档案, 石刻档案的形成起因与石材的坚固、易保存, 同时还弥补了古代书写材料相对较少以及青铜器造价太高且容易腐蚀等缺陷。

(二) 古代档案的纵深发展

中古古代的档案进行快速发展的时期始于两汉时期, 随着“蔡侯纸”的问世, 以纸张作为基本的书写材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的发展, 也直接促使了纸质档案的产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纸张已经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绵薄、竹木等而成为文字记载的主要载体。中国现存的“平复帖”是现今世界上保存历史最久的纸质档案。从两汉开始, 政府的档案便出现规模化发展的趋势, 档案保管工作也更加集中, 且专门设置尚书台、御史台等对档案进行收集与管理, 地方机构也设置注曹对档案进行管理, 当时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发现档案的重要性。

档案工作发展到唐朝, 随着封建社会鼎盛发展时期的到来, 档案工作的快速发展时期也开始出现, 唐太宗及房玄龄非常重视对一些文牍典籍的收集与储藏, 以文牍典籍为基本载体所编写的史志内容, 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记载。另外, 唐朝还设立了甲库, 专门对人事档案进行保存与管理, 同时还形成了严密的保存管理制度, 发展到贞观年间, 档案的管理制度已经开始涵盖撰拟、令签、分拣、保密、传递、销毁等程序, 而且不用的管理步骤均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移交档案要根据档案内容及立档单位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标记, 不同类型的档案要根据不同的管理、保存与移交规定进行相关的管理程序。

(三) 古代档案成熟体系的建立

档案工作发展到明清时期, 其资料的收集、保存、移交、控制内基本工作流程便更加严密的表现出来, 在明朝建立之前, 朱元璋就曾多次下令收集敌方的档案资料,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不久, 便专门设立通政司对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进行管理 (3) , 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档案工作的专门化管理。通过通政司的管理, 档案管理工作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尤其是关于朱元璋起义以来的多种文书资料等, 均进行了很好的收集与整理。另外还设立起居官来对材料进行记录与标准, 宋王朝从中央到地方, 设置了大量文书档案机构及相关的照磨、管勾人员。在洪武年间, 又建立了“赋役黄册”, 专门用于记录全国经济事件, 朝廷为了有效保存黄册, 还专门规定了用纸、装订及裱糊的材料以及册籍的尺寸、贮册架阁的制造等, 这些均展现了明朝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档案工作发展到明朝之后, 出现了更加繁荣、更加系统的发展局面。在清朝建立之后, 顺治一方面录用降清的明朝官吏, 另一方面还十分重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收买, 当时清朝多种管理制度均以明代为范本, 在各级档案管理机构中, 均根据管理工作的繁简程度配备均等的满汉人员, 对档案进行汇抄、缮修、保管等。同时清朝关于对档案管理人员的任用状况及奖励惩罚状况等也做出了规范的规定, 从而深入完善了古代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清朝的档案管理工作在吸收前朝档案管理规范的基础上, 开创了许多新的档案管理制度, 比如雍正年间规定的朱批奏折“封固”回缴制度等,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保密工作的发展。另外, 在雍正年间还出现了严格稽查文件的办案制度, 要求各衙门需要每月将所奉事件进行分类, 包括“未结”和“已结”两种, 交内阁保管, 内阁需要按日进行记录, 并按月进行汇齐奏报。档案文件复本制也是雍正年间形成的, 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档案的安全。清朝军机处的独特权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 规定军机处需要对档案进行定期的修缮, 还要清档清查、统计总目进行编制清册, 要求档案记录要清楚明了, 档案保管要严密安全。

三、影响中国古代档案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

(一) 档案的保护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均认识到了档案作为其有效统治工具的重要价值, 因此均设立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对档案进行管理。比如周朝的“藏于宗庙、放之于天府”、秦朝建立的宫廷与政府档案机构、汉朝设立的石渠、麒麟等、唐代的甲库、宋朝的三司、元朝的架阁库、明朝的后湖黄册库、清朝的国家藏书机构等, 均是针对档案有效保管所设立的专门机构,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的严密性保管, 也只有设立相关的机构与部门, 对档案进行有效保管, 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档案的保密性, 促进档案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 档案管理人员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首先, 对档案管理人员的重视。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有多种称呼, 比如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兰台令史、中书舍人等;同时对档案管理人员的任用程序也十分严格, 从其政治、文化到外貌均有严格的要求, 而且很多的档案管理人员均承担重要的官职。也正是因为历代王朝军重视档案管理工作人员, 才有效保证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发展。

其次, 对档案工作的重视。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发展过程中, 可以说无一例外的任何一个朝代均对档案工作进行了有效的规范规定,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规定本国册令及各国往来书文等均需要进行有效记录;比如在《唐律·职制律》中规定:“漏泄大事应绞;非大事者, 徒一年半, 漏泄于蕃国使者, 加一等, 转传大事者, 杖八十”;在清雍正时期, 分别对文书档案的上缴、汇抄、修缮及保管等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的档案工作的有效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家政权的巩固与文化的繁荣, 但受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束缚, 使档案工作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与阶级属性, 比如档案的御用性、档案机构作为封建王朝实现专制统治的垄断性等, 尤其是发展到封建社会的后期, 政府及官员的腐败对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很大的阻碍性作用。通过对档案发展历史进行研究, 最终得出结论, 认为只有建立完备的档案法规体系的基础上, 对档案进行妥善的保管, 推动档案管理人员充分重视档案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档案工作的持续与顺利发展。

注释

1陈玉琴.漫谈我国古代档案机构的变迁[J].兰台世界, 2009, (13) :77.

2许翠花.论我国古代档案发展的关键因素[J].兰台世界, 2011, (6) :36-37.

3俞俊峰.我国古代档案管理机构的产生和演化[J].兰台世界, 2011, (31) :45-46.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 篇2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党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为己任；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始不久，党就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贯穿党的全部历史的一条主线。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条件特殊而复杂。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实践，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把走苏联的道路看成是探索新中国发展道路的目标，当时一个重要的口号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总体上采纳了具有如下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了单一的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在分配中强调公平,而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第四,在工业化道路方面,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无论是资源的筹集和配置的方式,还是投资的重点以及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都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当然刚完成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大规模建设的经验，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学习乃至照抄照搬是必须的，但一味地照搬经验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则是行不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况且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这是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根本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全面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里程碑。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内容主要有:第一,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第二,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第三,指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第四,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第五,提出了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分步骤进行,作长期奋斗的初步设想。

这些探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贡献，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日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形成了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错误地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然探索中出现了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结束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社会主义道路应怎么走?这一重大课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明显的四大弊端:第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经济体制僵化,束缚生产力发展。邓小平大声疾呼“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主观主义盛行,唯意志论泛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原因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第四,平均主义盛行,人民普遍贫穷。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据此,邓小平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第二,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在仔细分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继承和发扬毛泽东艰辛探索的优秀成果,密切结合时代特征,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对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新的探索,于198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思路。

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认识主要有: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第二,经济停滞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不断发展生产力；第三,纯粹的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第四,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义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五,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实行市场经济；第六,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对外开放；第七,仅有物质文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要有精神文明；第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以苏为鉴到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飞跃,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和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了冲破“左”的思想禁锢，打开工作局面，邓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发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强音，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引领党和国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领导我们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上，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严峻考验面前，紧紧依靠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后。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探索又有了新的发展。第一,首次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

第二,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发展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理论上大胆探索,认识上不断深化的总结。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第三,大胆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不但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而且把它上升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贡献。

第四,全面阐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关系的基本原则。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一新的伟大实践中,一定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经过几年的探索和总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概括为十二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正确处理这些重大关系,必须“贯彻一个总的思想,就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我们应当坚持的原则”这种新的概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在认识上的深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科学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中共的十四大上,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规定得更加具体、更加明确。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代表中国共产党强调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描述展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行动纲领。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根本动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把坚持社会主义与发展市场经济创造性结合起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展开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的全面改革进程，打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对外开放大门，开创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效显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外交工作取得新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我们党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四）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给我国发展带来的严重困难，党中央科学判断，正确决断，从容应对，使我国率先在全球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党和人民取得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伟大胜利，妥善处置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严峻考验，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问题和矛盾不断地凸现出来，包括贫富差距、生态问题等，如何认识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又应当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好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阶段所必须面对的，并且要处理、处理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第一、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推进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阐明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不断推进改革和发展。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而，使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转变，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最近几年，在我国又兴起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推行主体私有制；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转变成全民党。面对这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零二零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第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包含的各方面目标和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局面。10年间，我国经济总量实现由世界第六位到第二位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光明美好的发展前景。

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凝固的历史——中国古代石刻 篇3

石器——人类对石头的最早利用

位于中国河北省井陉县的于家村，被称为石头村。这里俨然是一个石头的世界：石板路，石房子，石拴马桩，还有石磨、石井、石水槽等，至今石水槽仍是村民们洗衣服的地方。全村共有石头房屋4000多间，石板街道3700多米，石井窖池1000多个，石碑200多块。可以说于家村人利用了石头，石头又打造了于家村人（图1）。

其实，利用石头并非于家村人的专利，因为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石头曾被早期的人类打制成为重要的工具。人类从距今100万年前开始使用石器，一直延续到距今4000年前。直到铜矿石被发现和利用，青铜器才逐渐取代了石器。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对石头的兴趣不但没有减弱，相反，人类在石头上雕刻图案和文字，这些石刻石雕被保存了下来，成为破译古代人们追寻梦想的重要依据。

石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岩画，古代的人们在岩石上绘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石雕。在四川省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动物和人形的石雕，据考证可能是用来祭祀的，这表明古老的原始先民们已经赋予了石头超出实用工具的意义。 古代的人们借助坚硬的石头保存住了曾经的所思所为，形成了独特的石刻石雕艺术。

到了西汉时期，一些王公开山为陵，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就是在天然山体上开凿出两个巨大的洞穴，作为死后的居所。到了唐代，有些贵族突发奇想，为自己做起了石头棺材。这些石棺完全采取歇山顶式的唐代建筑形式，两边有高翘的鸱吻，窗子、斗拱、瓦当等都刻画得非常精美。有一位名叫李寿的贵族，他的石棺用8块厚石板和8根倚柱构成，外壁上浮雕着文武卫士、侍从和神仙，内壁上刻有乐舞、侍从人物和12生肖等，雕刻工艺精到，形象生动活泼，成为我国石雕的代表作（图2）。

石碑——无处不在的石刻形式

我国古代的人们给石头赋予的另一种意义就是无处不在的石碑，它是我国最常见的一种石刻形式。

我国石碑的起源和丧葬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石头上刻死者的名字和生平，立在坟墓前，于是墓碑就产生了。墓碑在汉代最为流行，因为汉代实行厚葬，王公贵族们甚至每年要拿出个人经济收入的1/3用于修建墓葬，“树碑立传”这一成语就起源于那个奢靡之风盛行的时代。汉代以后的统治者严禁铺张浪费，不允许在坟前树碑。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就把大石碑变成小石碑，放进墓室里。变通的结果是出现了“墓志”，墓志上写的是墓主人的功绩和生平，这些文字就叫“墓志铭”。

不管留在石碑上的文字开始是出于何种目的，但它却在无意中为后人记录下了某一段历史。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西夏国建立于公元11世纪，西夏民族根据汉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后来西夏王国消亡，西夏文字也就成为死文字，西夏王国也因此被罩上了神秘的面纱。幸亏有一块完整的西夏文字石碑被保存了下来。发现这块石碑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故事:今天甘肃武威一带曾是西夏王国的领地，清朝时有一位学者来到武威大云寺游览，发现寺院里有一座碑亭被砖块封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僧人告诉他，那里面藏着一块不吉利的石碑，一旦出世就会带来灾难。在这位学者的再三要求下，砖块被拆掉，露出了秘藏的石碑。石碑的一面是西夏文，另一面是汉文，每面大约1800多字，内容涉及西夏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内容。这块石碑成为研究西夏王国难得的珍贵资料，人们终于找到了这个曾经遗失在历史深处的王国昔日的踪影（图3）。

石碑的功用除做墓碑外，还有祠庙碑、记事碑、记功碑等。皇帝的“御碑”还要专门修建一座御碑亭，以示对这些碑文的尊重。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世界四大名碑之一。这块1000多字的石碑记录了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传入中国的往事：公元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来到西安，唐太宗特许他建造景教寺院，景教因此在我国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段历史在史书中从未提到，此碑被发现之前，人们从不知道基督教早在唐代已在我国流传。这段早被遗忘的历史依靠这块石碑才得以揭开了谜底。

在山体上直接刻字记事叫作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也是石碑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它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大江南北。

泰山被称为“天下第一山”，虽然它的主峰海拔仅1500多米，但泰山雄奇的山势，叠起的峰峦，突兀的主峰，气势非同寻常。从夏、商开始，历代帝王都登临泰山祭祀，建庙塑神，刻石题字，历史上一共有72个君王到泰山会诸侯、定大位，刻石记号。古代的文人雅士更对泰山仰慕备至，纷纷前来游历，作诗记文。至今泰山留下了1696处碑碣石刻。

在泰山石刻中，最早的作品是秦代的石刻“无字碑”，“无字碑”位于泰山玉皇顶玉皇庙门前，高6米,宽1.2米，厚0.9米，形制古朴浑厚。泰山还有秦代丞相李斯篆书的刻字碑，虽历经风雨剥蚀只剩下“臣去疾臣请矣臣” 7个完整的字，其义也不得而知。但这块刻石被称为“小篆鼻祖”，堪称稀世珍宝。经石峪是泰山石刻中最著名的一处，在2000平方米的石坪上，刻着隶书《金刚经》，字径50厘米，笔锋遒劲有力，被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过1400多年的风雨剥蚀，至今仍保存1043个字（图4）。

毫无疑问，一块块冰冷坚硬的石碑因艺术的渲染而获得了新的生命，石碑的记事功能，在中国文化的博大怀抱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延伸和深化。

画像石——古代绘画的另类作品

在我国古代，石头还被人们用来当作画纸作画，这就是画像石。

画像石产生于西汉，流行于东汉，主要在墓葬中用来装饰和祈愿，或者叙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东汉以后，画像石就基本消失了。正因为如此，画像石也成为汉代的一种文化特征。

画像石的题材非常广泛，如描绘神仙，东王公、西王母，还有宾客图、出行图，以及狩猎、喂马、拾粪等生活内容的，都刻画得非常生动。

汉武帝曾经把中国带入了一个兴盛时代，当时最年轻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先后6次出击匈奴，立下了卓著的功勋。公元前117年，年仅23岁的霍去病去世。为纪念他的功绩，汉武帝为他修建了墓园。今天，人们在瞻仰霍去病陵墓时，除感慨他的传奇故事，更多的是关注那些用以表彰这位战将的巨型石刻作品。这批雕刻作品简约夸张，粗犷传神，也许它们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神的反映。

这些雕刻作品大部分是用形似的石头进行简单加工而成，比如有一匹骏马就是利用一块整石的自然形状顺势加工而成的。它四蹄腾空，在奔跑时发出嘶鸣，鼻孔在喘着粗息，下唇在颤动，这充分体现了汉代石刻博大、恢宏、狂放，有开拓进取之势的特点。在这里最著名的雕刻作品当属“马踏匈奴”：一匹昂首挺立的战马，端庄肃穆中蕴含着力量。这是我国第一个纪念碑式的雕刻。今天，它仍会令人想起2000多年前征伐匈奴的令人震撼的壮阔场面（图5）。

唐太宗死后埋葬在风景秀丽的山。今天这一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貌，能够反映当时盛极一时的只有包括被风雨侵蚀的6匹石刻骏马浮雕像在内的石刻石雕。“昭陵六骏”只有4座雕像还保存在陕西省碑林博物馆，另2匹在1914年被盗运到了美国。据说，这6匹马都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历次征战中的坐骑，公元636年，唐太宗命画家阎立本绘制“六匹骏马图”，分别雕刻在6块石屏上。

相对于汉代石刻注重夸张来说，唐代石刻更加注重写实。一匹叫“飒露紫”的石刻骏马，刻画了受箭伤的马由随将拔出箭矢那一刻的情景:马身微微向后坐，配合主人拔箭。主人怕马疼痛，左手小心翼翼地扶在马的胸前，右手轻轻握着箭杆准备往外拔，他好像在对马说，我给不给你拔箭？不拔你会疼死，拔箭的这一瞬间你还会疼......那种心态的刻画令人回味无穷（图6）。

凿窟造像

——追求安宁的希望种子

凿窟造像，使我国古代的石雕艺术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从魏晋到唐朝建立的四五百年间，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经受动荡、混乱、痛苦的千年帝国，当佛教经帕米尔山口传入我国时，佛教便在人们的心中播下了追求安宁的希望种子。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在山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凿窟造像，迎来了由外来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创造的一个辉煌的佛教石刻艺术时代。著名的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四大石窟就开凿于这个时代。

位于河南省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一条石刻艺术长廊，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像97000余尊。这里的宾阳洞开凿于公元6世纪的北魏时期，前后用了24年才完成。洞内有11尊大佛像，这些造像在形式风格上明显地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主像释迦牟尼像，高鼻大眼、体态端庄祥和，是北魏中期石刻艺术的杰作。

北魏时期造像的风潮一直席卷到我国东部大海边，山东青州龙兴寺曾出土公元5～7世纪的400多尊佛教造像。其中不少佛像还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说明即使在引进外来文化之初，我国工匠们已经在不自觉地融入了本土文化的特色。到了公元6世纪初，佛教雕像开始更多地融合进当时我国文人的审美时尚，变得清秀飘逸起来，服饰“褒衣博带”，使来自印度的佛穿起了宽衣大袖的典型的汉族传统服装（图7）。

到了公元6世纪中期，佛教造像的风格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佛像面部大多丰满圆润，体态敦实厚重，表现出我国北方民族健壮有力的体魄特征，所有造像的服饰风格也变得简洁明快，轻薄贴体，显露出极为健康优美的身段。

唐代是我国进入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佛像的艺术风格又一次出现变化，佛像体态富足，面含微笑，神情安详，表现出内心的十分满足，盛唐雄浑博大的气象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龙门石窟奉先寺里的卢舍那佛像就是唐代佛教造像的代表作。卢舍那意为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已经完全摒弃了印度人的形象，变成了地道的中原汉人，雕刻手法也在吸收外来技法的基础上完全中国化了。从此，这种类型的佛教造像就成为中国特有的菩萨形象（图8）。

唐代以后，盛极一时的石窟艺术逐步走向平缓。不过，就在我国北方的石窟艺术日渐衰落之时，长江流域又出现了新的创造，四川乐山大佛就是一个人间奇迹。

乐山大佛是我国古代最高的弥勒石刻大佛，它建成于公元803年，通高71米，坐身高59.96米，肩宽28米。海通和尚是开凿乐山大佛的发起人，他在凌云山顶上看见山下的江水常常颠覆舟辑，于是发下宏誓，开凿弥勒大佛，镇得江河安宁。当地能工巧匠前后花费了18年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伟大的石刻工程（图9）。

我国古代的石刻石雕还有印章、石狮子、石像生以及石牌坊等。到了明、清时期。在皇帝的宫殿里，大量的石雕极尽繁杂与华丽，雕刻中有龙的各种各样形象。同时，还有威风凛凛的石狮子守卫着皇家大院。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 篇4

北宋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是古代火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武经总要》《宋史·兵记》《续资治通鉴长编》《金史》等书记载了火药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及使用火药的战争,因此则有种观点称:“南宋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出现火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但笔者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不赞同此观点,因火药火器在初期使用时因技术不成熟而产生了许多缺陷,所以没有被广泛使用,未能引起军事上的巨大变革,但在唐基础上有较大发展。

宋代广泛应用冷兵器御敌,而非火器,且用宋代出现的火器种类多这一事实仅能证明其创新性强、作战武器选择范围大,但不能证明其应用广。

宋建立后对城池和要塞的攻防战极度重视,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

守城需要隐蔽我军,远观敌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需要射程远而命中率高的兵器,但“火箭”射程极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才勉强达到弓箭的射程,所以火器在守城上作用不大。

据《宋史》所载,太祖在灭南唐(开宝八年,975)及太宗在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重要军事行动中,未见火药武器之使用。而在太宗三次对契丹人用兵之记录中,亦未出现使用有炸伤力的火药武器的记载。因此推知,在太祖时期出现的火药武器,在太宗时可能尚未被重视。

南宋冷兵器依旧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步兵兵器达到成熟阶段,"十八般兵器"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防护装具3类。远射兵器一般还是弓、弩。“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

当时南宋统治者不仅在京师设有弓弩院,而且在各地设有军器作坊,集中能工巧匠大量制造性能优良的弓弩,如床弩就发明于宋。据《宋史》兵志记载:

“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南宋的城防工事中建有特有的弩台,高与城齐,上建有棚,突出城墙平面之外,每个弩台容弓弩手24人,将1人。不但可以射击正面之敌,而且还可以侧射在城墙平面火力死角内的敌人,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例如1004年的宋辽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伏击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零,最终导致宋辽之间达成和议。

明中期以后,由于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鸟铳等先进火器的传入,将弩完全排挤出了战争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火器射击速度过慢,所以并不能完全替代弓箭。

又有人认为“火炮”与现代爆炸性强的加农炮类似,但南宋此”砲“非彼”炮“,宋时“火炮”非火药制成的火器,而是投石器。

后期虽在石头旁加入了火药,但火药只起配合作用,且初期仅起燃烧而不起爆炸作用,炮弹其实还是一个“铁疙瘩”,不会爆炸,只不过使石头的温度变高,所以加不加火药对投石机的威力影响较小,石头仍占主要地位。因此,由火炮的使用推断出火药广泛应用的说法不妥。

这种”火投石“,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一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南宋初年陈规所著《守城录》中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攻城的一方如果"得用炮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的一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炮,也能够稳固地守住城。“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

陈旭麓说:“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观察和体验世界、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做法。”“火药在宋朝广泛使用”这一说法没有回到宋代历史背景下看问题,没有结合当时的科技水平而草率地得出结论。

南宋的火药制作工序繁杂,用料不好,安全性差;火炮铜铸,造价昂贵,发射频率低(三分钟一发)。

《武经总要》中记载制造火药和应用火炮的方法:

火药法: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即倭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即蜂蜡半两,豆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疑为石油一分,又以松脂、沥青熬为膏入前合匀,以纸五重裹之,麻缚定,更熔松脂傅之,以炮投发。

毒药烟球法:用硫黄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硝一斤十四两,巴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以绳贯之长丈二,重半斤,更以故纸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拶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拶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胡卢,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拶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

刘旭先生《中国火药火器史》一书中也提到:“火炮火毬中硝含48.66%,硫含量11.03%,碳不知多少,松脂和竹茹或含些;毒烟球,硝38.61%,硫19.31%,碳6.44%。几方中含硝低,多杂质,较原始,难以爆燃,低速率,只能高温燃烧。试验中制一墨褐色胶泥,晒干研末用炭火和皮纸火皆难引燃,按武经总要以火锥点之,着火透出光焰,愈猛烈,似烟花般,高温达1300度,热浪灼人,49秒内燃尽,残留粉末太多,浓烟呈灰褐色。且中国铁矿、铜矿的产量虽高,但品质较差,炼出的铁硫磷杂质太多,铁脆则火器极易炸膛,安全性差。明火难引燃在于松脂低熔点而化吸走周围热量,引火物降温,火锥高温瞬间便可引燃,浓烟味刺鼻含大量硫化氢,毒性大于燃烧威力,作用于人之皮肤,上呼吸道,五官,令人窒息,皮肤过敏溃烂。”毒熏鼻则鼻口血出,而死。

《宋史》中有载,当时的大炮部分铜铸,重量大,扛着基本无法行军,一般是到了打仗地点才开始组装、填药,这就大大降低了作战效率。因科技水平限制,”性价比“较弓弩低不少,故广泛应用对作战收益不大。

火炮的危险系数也很高,若操作不好,加之风向原因,可能会烧到自己,让城内起火,”偷鸡不成蚀把米“。从南宋法律中看出,火对城内自己人有巨大的杀伤力及人为操作的不稳定性: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又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公元975年,宋军进攻金陵南唐主李煜,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用猛火油纵火攻宋军,由于风向改变,火焰反燃而导致本方军队大败。

中国古代历史名将 篇5

孙子，名孙武，春秋末期军事家。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著有《孙子兵法》。从周敬王八年(前5)被吴王任命为大将，到周敬王三十八年，孙武在吴国活动了30年，为吴国的强盛和称霸中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白起——屠夫

白起(?—公元前257年)，《战国策》作公孙起，战国时期秦国郿县人，中国战国时代军事家、秦国名将，兵家代表人物。白起担任秦国将领30多年，攻城70馀座，歼灭近百万敌军，被封为武安君。

三、吴起——冷血将军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卫国左氏人。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在楚国时，曾主持“吴起变法”。

四、王翦——一统六国的悍将

王翦，关中频阳东乡人，战国时期秦国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主要战绩有破赵国都城邯郸，消灭燕、赵;以秦国绝大部分兵力消灭楚国。

五、韩信——兵仙

韩信(约公元前231年-前1)，汉族，淮阴人，西汉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杰出军事家，与萧何、张良并列为汉初三杰，与彭越、英布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韩信是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被萧何誉为“国士无双”。

六、霍去病——大汉飞骑

霍去病(前140年—前1)，汉族，河东平阳人，西汉名将、军事家，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霍去病，是中国汉朝赫赫有名的大将，他少年从军出战，打得匈奴再也不敢南下欺凌西汉。

七、李靖——大唐的奠基者

李靖(571年-649年7月2日)，字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东北)人。隋末唐初名将，是唐朝文武兼备的著名军事家。后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李靖的治军、作战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八、祖逖——北伐之志

祖逖(266年-3)，字士稚，范阳逎县祖逖出身于范阳祖氏。早年曾任司州主簿、大司马掾、骠骑祭酒、太子中舍人等职，并于西晋末年率亲党避乱于江淮。后被授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率部北伐。祖逖所部军纪严明。

九、岳飞——精忠报国

岳飞(11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人，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战略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十、常遇春——常十万

中国古代的货币金属主义理论 篇6

关键词：中国古代 货币金属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1-044-02

自货币产生以来，对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探讨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学术理论上，关于货币的本质，有所谓金属主义和名目主义的理论派别，金属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商品，而不了解货币是与一般商品有区别的特殊商品，强调货币的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因此，主张足值货币的流通。而名目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不是商品，它只不过是便利于商品流通的一种计算单位或符号，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因此，认为货币和它的金属实体无关，只要有它的名义价值就可以了。在中国，这两种理论倾向都产生得很早。总体考察，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赞同金属主义倾向者为多数。本文试就中国古代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的源起及发展作一总结、探讨。

一、先秦时期

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是由春秋末年单旗提出的，他的“子母相权”论常被后世人引用，而他也是有据可考的第一个货币金属主义论者。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卿士（辅臣）单旗反对景王铸大钱，他的子母相权理论中提出单位铸币的金属含量须与商品交易额相符。他首先指出：“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灾民。”单旗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权轻重”，即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而且他主张足值货币的流通，其理论具有金属主义的倾向，可以说是中国金属主义货币思想的萌芽。

二、南北朝时期

自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像单旗一样提出具有明显金属主义的货币理论。西汉货币理论的贡献主要是集中在集中铸币权，强调“上用之”（即由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决定）使晁错等人成为名目主义者。而东汉在货币理论上处于低潮。两晋时期主要的货币理论探讨集中在“罢货币论”和“反废钱论”。直到南齐孔觊提出“不惜铜爱工论”，金属主义观点有了较大的发展。

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南朝经济较东晋有所发展，但货币制度混乱。混乱的货币流通导致各种对立货币政策主张。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任奉朝请的孔觊上《铸钱均货议》，提出了铸钱不惜铜爱工的主张。他认为：“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他指出国家虽然垄断铸币权，但民间盗铸难以禁止，责任在于统治者自己，因为统治者只求数量而不注意质量，所铸的钱偷工减料。才使盗铸有利可图，利益所在，不是政权力量能够阻止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主张因其理论概括程度高而为后世金属主义货币论者所称道。

何尚之反“大钱当两”争论。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江夏王刘义恭建议流传的旧大钱一枚当四铢钱两枚，以防止就大钱被剪凿，得到了很多人赞成，但何尚之坚决反对。何尚之（382年—460年），文帝王尚书令。他批评大钱当两的主张说：“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以估货为本”是讲价值尺度职能是货币的最根本职能。“徒崇虚价”是批评钱币的名义价值超过他的实际价值，这是带有明显金属主义观点的言论。更可贵的是何尚之还在后来的论述中提出“富人资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币值变动会引起不同人们之间的财富的再分配。

北朝的货币经济没有南朝发达，货币理论也较南朝简单得多。

三、唐五代时期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一个顶峰，唐初稳定的政局和开明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导致产品大幅增加，相比之下，钱币数量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很长一段时间里部分商品也成为法定通货。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就曾下诏：“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现）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尤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征税以钱为标准后，钱币数量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于是有人提出“不禁私铸”的建议，而反对者认为：“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会导致“恶钱”（不足值货币）流通。这其中杜佑的货币理论最为精辟。

杜佑足值铸币主张。唐五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金属主义者是杜佑，唐代宗时官至御史中丞。在《通典•食货八》，记载了杜佑对货币的看法。他批评通货膨胀：“其后言事者，或惜铜爱工，改作小钱，或重号其价，以求赢利，是皆昧经通之远旨，令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虽禁以严刑，死罪日报，不能止也。”杜佑主张足值铸币，表达了彻底的金属主义观点。

四、宋元时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时中国产生了纸币，最初是民间产生了交子，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决定改为官办，于次年发行官交子。纸币的产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演变，同时也带来了货币理论上的创新，而货币金属主义者和货币名目主义者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论战。事实证明，货币金属主义者的呼吁对遏止统治者滥发纸币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

苏轼的金属主义观点。苏轼对当时的纸币流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苏轼是中国最早用金属主义观点来批评纸币流通的人。他揭示了纸币流通可能存在的风险，但却没有认识到纸币的产生及流通本身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认识到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币制变迁的进步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是他在币制问题上认识上的片面性。

吕祖谦反通货贬值论。吕祖谦（1137年-1181年），孝宗年间进士，任南外宗学教授。他反对实行通货贬值，指出：“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他的论述肯定了货币的作用“权轻重本末”，是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而且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南齐孔觊的铸钱不惜铜爱工的主张：“若不惜铜钱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在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齐孔觊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吕祖谦认为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是经典的不刊之论，不仅继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他把铸造足值钱币以防止私铸看作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所在，见解更为深远。但他认为除了“不惜钱爱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整顿货币制度则是狭隘的。

叶适的劣币驱良币理论。(1150年-1223年），南宋孝宗年间进士，官至宝文阁学士。他注意到当时南宋纸币流通，导致流通中金属货币大幅减少，被储藏起来，因此他指出：“造楮（纸币）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与府库，外藏与富室。”而且他认为：“……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固其势也。”也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纸币驱良币是客观规律，在金属货币和纸币并行的情况下，储藏手段职能由金属货币担当。叶适的纸币驱良币理论属于劣币驱良币理论。西方人将劣币驱良币理论称为格雷欣法则，但格雷欣法提出该理论其实比叶适晚400年。他的金属主义思想表现在，他认为铜钱是最适当的货币，重于或轻于铜钱的都不行：“贵莫于珠金，贱莫如泥沙，至钱而平矣。先王之用币，钱居其一；而后世之用钱也，它币至于皆废，诚以为轻重之适也。故夫天下之货，未有可轻于钱者也。”在分析了铜钱的重要性和纸币驱钱币后，他得出：“夫持空钱以制物犹不可，而况于持空券以制钱乎。”“空券”即不兑现纸币。他反对纸币流通，就是因为纸币在流通中取代了金属货币的地位。客观地说，叶适的货币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他看到了纸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是因此而要求废除纸币的提法则是一种倒退。他没有看到纸币的产生是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纸币的兑现问题和杜绝纸币的通货膨胀，叶适没有看到这一点。

许衡的纸币论。许衡，元朝官员。他的纸币理论根本否认了纸币流通。他指出了纸币流通的两个弊病：“夫以数钱纸墨之资，得以易天下百姓之货，印造既易，生生无穷，源源不竭……然后世不期于奢侈，而自不能不奢侈，虽有贤明之贤，恐不能免也。奸民不期于伪造，而自不能不伪造，虽制以死刑，不能绝也……”第二个弊病前人已经指出，而第一个弊病实际上讲的是铸币税的问题。发行纸币比征税容易，所以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统治者在财政收支不能平衡时，就会将纸币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许衡认为纸币流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纸币流通的弊病和纸币能不能流通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许衡却将它们混淆了。他根本反对纸币，说明他不懂得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特点。

五、明清时期

元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实行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禁止用银用钱，而中后期的纸币恶性通货膨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元朝的败亡。明朝建立统治以后，结束了元朝的单一的纸币制度，批判元朝单一纸币制度的同时，建立了银本位制度，虽然明、清时期也发行过纸币，也曾经有人提出过“用银有害论”，但总体来讲，明清时期占据主流的观点还是金属主义理论。

丘氵睿的金属主义货币论。丘氵睿，明代官员，曾任户部尚书。他在《大学衍义补》中，阐发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关于货币的有两卷，在按语中，对金属主义货币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其中对货币的起源、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职能、国家垄断铸币权、等价交换原则等都有论述。论述对于纸币流通，丘氵睿是继许衡以后用金属主义观点进行彻底否定的人。他对纸币流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理论上较许衡又有所发展。他说：“况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哉！”意思说，纸币流通是人君为了谋私利而造成的。并结合他的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说纸币流通是“设为阴谋潜夺之术”，是因为它不符合商品买卖“必物与币两相当值”的等价交换原则。他分析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这是用朴素的劳动价值观点来否定纸币流通。“功”是劳动的意思。虽然联系劳动耗费来说明商品价格是难得的，但用纸币本身无价值来说明纸币流通的不合理，在货币理论上并不正确，因为纸币可以代表一定的价值同商品进行等价交换。因而，丘

氵睿的货币政策主张中突出了白银的地位，而且要把白银作为价值尺度。这与明朝把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趋势是吻合的。

王夫之的货币论。王夫之，明末清初人。王夫之的货币理论散见于《读通鉴论》和《宋论》中。他的新观点在于指出了铜是贱金属，有必要更讲究钱的质量，这种观点与明代铜钱已处于银的附属地位的历史条件相适应，但以此来说明铸造足值货币的必要性，虽有一定道理，却仍缺乏理论上的普遍意义。他认为金钱所以可以作为“百物之母”是因为“有实”。而纸币则不同，“有楮有墨，皆可造也；……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虑名，而导天下以作伪。”中国封建社会中纸币流通的屡次失败，使王夫之对它做出了全盘否定的结论，他对封建统治者利用纸币来欺骗人民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在否定纸币流通的问题上，他坚持的是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看不到纸币有代替金属货币流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中国历史上，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无论是名目主义还是金属主义产生的都比较早，但总体来看，大多数提出货币理论者多倾向于金属主义理论，在纸币产生之前，金属主义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不足值金属货币流通，而宋元之后，随着纸币在中国的产生和纸币发行的推广，金属主义者的主张就主要集中在反对纸币流通和解释纸币流通弊端上。这与金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有悖，没有意识到纸币可以代行流通手段职能是其理论症结所在。

参考书目：

1．〔春秋〕左丘明撰.国语•周语下［M］.中华书局,1999

2．〔梁〕沈约撰.宋书•何尚之传［M］.中华书局，2003

3．〔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刘悛传［M］.中华书局，2003

4．〔唐〕杜佑撰.通典［M］.中华书局，2006

5．〔宋〕苏轼撰.苏轼文集［M］.中华书局，1986

6．〔宋〕吕祖谦撰.历代制度详说•钱币［M］.中华书局,1985

7．〔宋〕叶适撰.叶适集［M］.中华书局,1983

8．〔宋〕马端临撰.文献通考•钱币一［M］.中华书局,1986

9．〔清〕王夫之撰.读通鉴论［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0．叶世昌等.中国货币理论史［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11．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06级金融学博士生北京100081）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 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运用,发展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时代的产物, 既是对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市场及资本主义进行殖民化进程中社会历史转向世界性的理论总结和反思, 又是结合发展了的历史实践, 在继承批判前人世界历史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升华。它在形成中指导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同时不断修正和发展理论本身。在全世界,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发展着。在历史前进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期, 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依然是观察、分析和指导国家及国际战略的有力武器。

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世界历史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他在分析和探讨历史发展趋势的过程中, 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 在正确分析20世纪中国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 坚持和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进行了有益探索,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经验留下了思想遗产。

首先, 毛泽东在深刻考察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马克思认为, 世界历史的发展遵循社会历史规律,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总体上要经过五种社会形态, 但世界历史进程中特定的条件下造就了某些国家或地区特殊的发展环境, 因此,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个别国家在个别发展阶段上出现特殊性并不矛盾, 一些国家由于自身的特殊情况, 在具备某些具体条件的客观现实下, 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而加速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他根据中国上个世纪早期的特点, 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 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又根据世界历史形势作出了中国革命“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它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1]的正确判断。这些论断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提出, 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状态, 实现国家的独立, 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此基础上再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其次, 上世纪60年代,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他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 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1964年, 毛泽东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的交谈中指出:“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2]后来,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 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进行了重新定义, 他把美国、苏联划分为第一世界, 把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划分为第二世界, 把除了日本的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划分为第三世界。毛泽东在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指导下, 开启了中国的全方位外交的新时期, 为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个世界”思想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和运用, 它为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

二、改革开放时期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在研究世界历史的过程中, 考察了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 分析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交往的普遍发展, 论证了世界市场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 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趋势和归宿。邓小平以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为理论基础, 依据时代变化和中国国情, 做出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 打破传统思维, 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尽快使中国融入国际市场, 敏锐地发觉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飞跃发展的重要作用, 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道路,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用中国特色会主义实践论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邓小平世界历史发展观。

首先, 邓小平敏锐地把握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动向, 结合中国国情及时地做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 在实践上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在世界一体化背景下进行国家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在条件, 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指导实践的典范[3]。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依赖, 越来越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邓小平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中国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 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繁荣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 邓小平在寻求中国与世界发展结合点的过程中, 创造性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找到了一条与世界接轨的新途径, 迅速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从理论和实践上填补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留下的问题:进行“跨越”的民族如何快速实现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立足于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 提出变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 把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我国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 为国家赢得丰富的资源和环境, 回答了在诸如中国等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民族国家, 如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问题, 使起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迅速的现代化进程融合, 彰显了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生命力, 是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典范。

最后, 邓小平科学分析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关键力量, 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重要动力的思想。马克思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第一有力杠杆是科学技术, 它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邓小平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 应用于生产, 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 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 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 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 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4]基于此,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把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移到现代化进程中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轨道上, 逐步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发展战略,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

三、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生产力始终是贯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或隐或现的一条线。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 社会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进而转向世界历史。在世纪之交, 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三个代表”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才有可以依靠的物质基础, 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有保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除了要一般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外, 更要积极主动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看, 世界上每发生一次科技革命, 都为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但同时也会把不能抢抓机遇加速发展的国家甩得更远。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先进生产力的状况及发展需求, 敏锐把握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动态, 顺应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潮流, 在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融合中抓住机遇, 为推动我国生产力和经济快速发展奠定基础。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利用并追赶世界先进生产力以促进国家快速发展的重大举措。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 共同反映了以世界历史眼光分析问题、指导实践的原则[5]。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体现了从整体上把握人与世界的历史发展的思维方式, 落脚点在于实现世界历史发展中人与世界的和谐, 即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种追求体现了坚持主客体统一、科学精神与价值取向的统一等原则, 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贯彻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基本原则。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世界一体化发展正反两方面教训的基础上, 立足于现阶段中国国情, 从主客体相统一、追求科学精神与价值取向相统一、促进整体与部分协调发展的方法论出发,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 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核心和趋势, 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观体现了人与世界整体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人与世界在历史过程中达到和谐与解放要求。

科学发展观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 立足于中国的实际, 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美好状态一直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社会理想, 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目标。科学发展观既贯彻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眼光, 又坚持了生产力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还充分发挥和运用了马克思关于人是世界历史前进中主体性力量的思想的观点, 和谐社会建设是从实践上向进一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迈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88.

[2]《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514.

[3]侯国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4]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87.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 篇8

一、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考察

总体上来说, 我国的教育学是舶来之品, 其发展呈现的特点是:从仿效国外到追求本土化, 从笼统的大教育学到分化的教育学, 从对教育学的建设到批判性反思。叶巧先依据主要学习对象, 将“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学日”阶段、“学美”阶段、“学苏”阶段和多元化与反思阶段。”

1.“学日”阶段 (1900—1919) 。20世纪初, 王国维先生在《教育世界》中引入教育学, 德国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 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及班级授课制的普及, 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在当时的教育界风靡一时, 人们对五段教学法很是痴迷。在这之前, 我国只有《论语》、《学记》此类的古典教育著作, 这些都是基于个别化教学的背景编写的, 而且论述比较零散, 无法适应班级授课制的大趋势。

2.“学美”阶段 (1919—1949) 。上世纪20年代, 杜威来华, 将实用主义带入中国。其他学派的教育学说及教育著作也陆续被引入国内。

3.“学苏”阶段 (1949—1966) 。新中国成立以后, 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热潮。主要表现为翻译苏联的教育学, 邀请苏联专家来讲授教育学, 还有积极引进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甚至是把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当作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经典著作来读, 却忽视了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56—1976年期间, 我国学者开始积极探索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

4.多元化与反思阶段 (1976—) , 在介绍和研究美国、日本及西欧教育学家的新思想的同时, 我国学者也变得日益重视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 开始注重对教育学的全面反思。改革开放以后,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真正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所包含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发掘, 出版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文集和研究著作, 还出版了一大批尝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和著作。

二、教育理论的实践功能及反思

教育理论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它的功能, 否则它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对于教育理论功能的阐述, 是基于它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而言的。彭泽平在“指导说”的基础上, 认为教育理论具有两个实践功能:一是认识层面的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 二是对教育实践者进行价值观念的启蒙和重塑功能。从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 就教育理论的功能而言, 我国教育科学显然名不副实, 仍然没有把教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真正的研究对象, 教育基础理论没有转化为教育技术科学和教育技术, 因而不能对教育实践提供方法上的指导, 无法正常发挥其实践功能, 依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之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依然很大, 首先, 教育理论研究沦为专家们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 承担不起解释和指导教育实践的使命;其次, 广大一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难以得到有效的理论总结和提升, 他们逐渐丧失了探索的能力及勇气, 日益成为专家设计方案的工具。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存在差距, 甚至脱离了实际, 原因如下。

1.教育理论空泛并与教育实践发展不同步。教育理论的研究受限于教育规范, 空洞而因无法指导实践。比如, 研究教育目的, 就把法定的教育目的大大解释一番, 很空洞, 至于实践中的教育目的, 如教师、家长等教育当事者所领悟到的教育目的、教育过程中所体现的教育目的, 则研究甚少。这只解释了教育目的应然本质, 没有对教育目的实然本质给予回答。另外, 教育理论与实践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在一定范围内, 理论比实践超前或落后都是正常的, 适度的距离有利于两者的发展, 但是, 如果距离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理论与实际就会脱离。

2.教育学的依附性及理论研究缺乏整合。教育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 几乎没有独立的发现, 总是从别的学科那里借来问题和结论, 一直受制于其他领域, 无法从依附性中独立, 更无法从教育学的学科视角来研究和探讨问题。现下理论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 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也陆续渗透到教育理论研究队伍中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教育问题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交叉较多, 且教育问题本来就人人可有观点,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但是, 教育理论研究需要的是较高的综合素质, 如较强的知识整合的能力, 就算是专业出身的人员, 也难以具备这些素质, 何况其他学科加入进来的人员, 更是难以超越自身的专业视野而有所建树, 因此, 教育理论即便被大量人员大范围研究, 也依然缺乏整合性、科学性与独立性。此外, 由于没有摆脱依附性, 无法做到以教育实践为基点, 教育理论研究也难以对教育实践产生有效的指导。

3.缺乏历史视野。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杜威曾说过:如果过去的事情全都过去, 一切完了, 那么, 对待过去只有一个合理的态度。但是, 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了解现在的钥匙, 历史叙述过去, 但这个过去乃是现在的历史。教育传统与文化传统是相互联系的, 教育传统一方面是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也带给文化传统变革的动力。只要我们认真思索这两者的联系, 是很容易寻找到当今教育问题的答案的, 如教育理论为何总是停于表面而无法深入, 经认真思索后, 得出的答案是与文化传统中批判精神、反思意识的缺乏有关。因此, 教育探索者难以找到教育理论生长的突破口, 无法把握现实。

4.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认识上的偏差。研究者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 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指导与服务教育实践, 而是单纯为了教育理论的发展;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知识概念, 抽象于实践之外;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文献分析、逻辑思辨。因此, 所得研究结论很“高深”, 与实践不“沾边”。反过来, 第一线的教师尽管学过一定的教育理论, 但不知应该用在哪, 怎么用, 或根本不屑使用, 只是凭借着自己对教育教学活动的经验来开展实践, 不能实现实践活动的创造性, 实现教师自身的发展;认识的偏差还导致教师对研究的误解和排斥, 缺乏自下而上的主动革新及发展意识。在对待教育与教育科学的问题上, 他们通常只认同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教育学科理论研究, 则认为是专家的事, 不敢高攀, 与自己关系不大, 从事教育实践, 却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研究者, 而一旦谈到教师应参加教育研究时, 又不认为这对自身的教育实践的研究很重要, 潜意识中就已经将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分裂开来了。

三、理论迈向实践的有效途径———教育行动研究

教育理论不能直接转化为实践, 需要教育实践者作为中介来使其现实化, 因此, 教育实践者的实践理性显得很关键。所谓实践理性, 是实践主体的理论素质, 它标志着实践主体的理论程度, 是实践主体对理论辨别、理解、接受和构建能力达到较高水平的表现, 是理论与实践主体在活动过程中有机统一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此, 必须提高实践者的实践理性 (重点是理论素养及实践转化能力) 。而且只有实践者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现实, 在实践中对理论进行思考、选择和检验, 形成具有直接价值的个人理论, 教育理论才真正具有现实的力量。

行动研究是一种由实际工作者在现实情境中自主进行的反思性探索, 并以解释工作者情境中特定的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 强调研究与活动的一体化, 是实际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学习、思考、尝试和解决问题。

首先, 教师人人都需做研究, 都能做研究。“教师即研究者”是教师专业化要求的核心内容之一, 教育行动研究明确倡导教育研究不再是某些人的专利, 也不是高不可攀的过程, 人人都可以成为研究者。考察中国教育史, 可以看到, 凡获得大成就的教育家, 都十分重视教育实践, 并积极投身其中。教师作为教育实践的主体, 不可止步于简单教育经验的积累, 必须通过研究才能真正改善教育活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求教师的研究以直接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的改进为目标, 它能让教师领悟教育教学中各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 把握教育规律, 提高教师实践的理性。

其次, “新基础教育”倡导理论研究者也可以参与到教育行动研究中, 与实践者走出隔阂的状况, 在角色上相互趋同, 关注共同的教育问题, 同实践者合作, 彼此奉献和分享对方的资源, 共同体验成长的快乐和尊严。因此, 教育理论研究者应积极投身教育实践, 与教育实践者一道研究、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各类现实问题。另外, 对教育事件的关注是推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动形式。对研究人员来说, 更多地关注日常教育经验和事件, 有助于推动探索教育思想理论的发生、发展和完成, 从而使日常教育经验得到理论提升。

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 教育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在某些阶段或层面上发生了教育理论无法指导教育实践, 甚至与实践相互脱离的状况, 这是理论不成熟所造成的, 值得反思与改进, 但不能就此否定理论的实践功能, 而应积极探索, 加强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研究, 使二者相互滋养, 确保教育科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桂生.教育学视界辨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2]瞿葆奎, 郑金洲.教育学原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3]张人杰.2004中国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

中国古代饮食精神生产之历史概览 篇9

饮食的精神生产史，是人们的饮食活动实践（生产与消费）的观念史、精神史。

一、先秦诸子的饮食智慧

在夏、商、周三代，享受美食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特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尚书·洪范》）只有君王得专威福，享美食。从伊尹说汤以味，到屈原《招魂》中的招之以美食，所采取的都是诱之以美食的说服策略。这一方面说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食物资源非常短缺；另一方面也说明，饮食既是人的生理需要，还是人们追求享受和快乐的需要，从而推动人们对饮食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五味调和的观念早在殷商时代即已形成，它揭示了味觉美创造的规律和中国烹饪的本质特征。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如何达到太平治世以及如何提升人生境界（把握作为智慧与真理的道），包括确立人在饮食生活中的文化意识，是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问题。从《易经》、《礼记》、《诗经》到《老子》、《论语》以及《吕氏春秋》，都有关于饮食问题的论述或描写，或宏论专篇，或吉光片羽，由此形成中国古代饮食精神生产的第一次高峰。先秦诸子对饮食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食物的“人的形式”， 强调“食味”是“人之大端”（“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礼记·礼运》），是人的真正需要。先秦诸子所讲的“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指体现审美规律的食物形式，乐生与养生则是对这种食物的人的形式的功能性规定。无论是《论语·乡党》所体现的孔子的饮食思想，还是老子提出的“味无味”的命题，都是旨在确立人在饮食生活中的文化意识。而由食物到食味，无疑是对饮食作为生理需要的一种超越。“知味”则是人的一种修养和能力，并被纳入礼仪教育的内容。二是黜奢崇俭，儒、道、墨诸学派都反对奢侈消费。儒家还极力宣扬消费等级制。先秦诸子的饮食思想，对后来中国饮食文化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乐生与养生，成为推动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动力。《礼记》还开创了食谱记录的传统。

二、唐宋风范

唐宋两代，是中国古代饮食精神生产的第二次高峰。

公元5世纪，北魏崔浩的《食经》问世，标志着文人个人自觉地进行食谱记录的开端。食谱记录是饮食的技术知识生产的重要形式。魏晋时期，除了专门的烹饪书，历代的农书、医药书、方志和笔记等非饮食著作，也都热衷于记录食谱，对饮食技术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以及饮食风俗资料的保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魏晋士人尚玄远高迈，重人物品藻。他们纵酒为乐，恣情任性，以美食寄寓生活情趣。“风味”一词于魏晋六朝开始流行，这个极具人文意蕴的词，将美味引向特色或趣味，折射人的风采和风度，进一步强化了美食的人文色彩，并开始出现以人名命名肴馔的现象，如谢玄鱼鲊、张翰莼鲈、庾悦鹅炙等，这些以人名命名的肴馔，往往成为表达特定的文化意蕴和生命情趣的文化符号。

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唐宋两代成为古代饮食风俗史上极为璀璨的时代。胡食和游宴，展示了盛唐的开放、自信、浪漫和奢华。尤其是11世纪至13世纪，城市的迅速发展，富裕家庭数目的增长，使美食成为相当部分居民（主要是中层以上社会成员）的消费对象，饮食业空前繁荣。一大批文人，如杜甫、段文昌、段成式父子、苏轼、陆游、陶榖、吴曾等，他们精于鉴赏，流连于饮食知识和观念生产的舞台。或记录食谱、美食经历，或评点风味、臧否风俗，视野开阔，多有卓见。诗体式评论，成为唐宋文人进行美食鉴赏与批评的主要表现形式。诗人美食评论家在饮食诗中融进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提出关于饮食的独到见解。如杜甫的饮食诗《槐叶冷淘》，不仅为美味写真，而且着力为时代饮食风俗存照，如《丽人行》等，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食风作了尖锐的批判，对下层人民的食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从而拓展了以人与饮食的关系为中心的饮食评论的疆域。再如苏轼，其直接咏饮食的名作甚多，如《菜羹赋》、《老饕赋》、《食猪肉诗》、《豆粥》等，诚如胡仔所说：“东坡于饮食，作诗赋以写之，往往皆臻其妙”。而苏轼的《荔枝叹》更是写美食与食事，讽古刺今，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明确的针对性。唐宋两代是饮食评论蓬勃发展的时代。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由唐入宋后发生重要的历史转折，饮食实践与饮食观念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一是饮食的精致化，如法国学者谢和耐在《中国社会文化史》一书中指出的，讲究烹调的精致是宋代城市阶层的特色之一。精致化，既体现在食品制作工艺的精细化和成品的精美化，还体现追求进食过程的情趣化，这也反映了以家厨、肆厨为主体的烹饪生产群体技艺的不断精进和饮食市场竞争激烈，后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二是美食内涵的扩展。“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冬日田园杂兴之七》）有宋一代的文人士大夫多倡导和遵循简朴的饮食观，如苏轼、司马光、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等，反映了自周秦至盛唐，单纯追求餐桌上的食物（主要是肉食）珍异丰奢的贵族饮食观念和风俗至宋一代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追求快乐的同时，淡泊、自然的饮食观念大行其道，由此极大地扩展了美食的范围，并刺激烹饪艺术的发展。洋溢士大夫趣味的“文人菜”自宋一代勃兴，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独有的现象。“文人菜”注重饮食的文化品质和食饮趣味，而不是量或食材的珍异。1266年前后刊行的《山家清供》（林洪馔）以蔬食为主，介绍了100余种菜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饮食文化发展的这种历史转型。宋代印刷业的发展，为饮食文化生产的广泛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

三、明清之际知识和理论的系统构建

自晚明至清中叶，是近代以前中国古代饮食精神生产的历史顶点。这一阶段最鲜明的特点，是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知识和理论的系统构建。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极大地剌激人们的生活欲望，“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七）也进一步促成饮食精神生产群体的主体意识的凸显与张扬。一大批知识界精英，如张岱、高濂、冒襄、李渔、袁枚，以及李化楠、李调元父子等，不仅公开标榜自己的风味之好，而且以记录美食和趣闻，研究“小养”、“鄙事”为风雅，笑傲食林，各领风骚。明清之际饮食业的高度发展，以及地域风味菜系的崛起与交流，客观上促成饮食理论探索与建构的系统化。古代饮食文化经历代发展进入明清之际，也似乎达到进行集大成式的总结和提高的阶段。各种饮食书大量出版，争奇竞妍，异彩纷呈。如李渔的《闲情偶寄·饮馔部》，自称“备述饮馔之事”，并明确提出自己的饮食主张，包括提倡自然主义的、诉诸快乐和健康的饮食观念，“自然”、“食益”、“美鲜”的风味选择标准，以及反“虐食”的生物伦理主义观点等。他的某些观点与现代人的“健康饮食”、“绿色饮食”观念吻合。中国饮食烹饪文化史上最为体大思精的经典之作，是1792年刊行的袁枚的《随园食单》。袁枚（1716-1797），这位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不仅因其诗文名重一代，而且是最为严格意义上的美食评论家、理论家，还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为厨师作传的人。《随园食单》这部著作以大量的篇幅详述中国从14世纪到18世纪中叶流行的美食及其制法，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烹饪基本理论建构和体系化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随园食单》中的“须知单”和“戒单”二篇，互为表里，揭示了饮食烹饪的要义，表达了作者对饮食的精辟深邃的见解，对形成中国饮食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适应社会养生保健需求的饮食养生类著作，在明清之际大量涌现。当时的学者们纷纷从“尊生”出发进行饮食养生的探讨。这种以中医学为学科基础，滥觞于先秦，兴盛于唐宋，至明清达到顶点的饮食养生研究，代表了在近代科学和营养学出现以前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科学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