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

2025-01-30

中国古代战争(共8篇)

中国古代战争 篇1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战争始终陪伴我们左右。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 它伴随着朝代的更迭向前发展。在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古代战争中, 短兵相接成了双方将士最常见的对抗, 因此士兵身体的强壮程度及技击格斗术的优劣, 将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及战争的进程。随着战争模式的演变, 对军队训练也有不同要求。

一、原始军事活动对体育技能的影响

氏族社会末期出现了战争。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的战争、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以及后来大禹和九黎三苗之间的战争, 都是大规模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有力地促进了兵械制作和技击术的发展。蚩尤成为传说中的“战争之神”, 传说中许多武器的发明都归功于他。《世本》载:“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蚩尤还是搏击能手, 《龙鱼河图》说他“铜头铁额”。《述异记》载:“蚩尤耳鬓如剑、戟, 头有角, 与轩辕斗, 以角抵人, 人不能向。”这折射出原始战争对徒手格斗的擒、拿、摔、打等战斗技能的产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战车的出现对军队体育的影响

国家产生以后, 出现了常备军, 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 马开始被用于拉车, 马车很快成为战争的重要利器, 夏商周时期战车已是主要的作战工具。《吕氏春秋》说, 商汤以“良车七十乘”战败了夏族。商在灭夏之后设置了三军, 每军有一万人左右。西周灭商也是依靠了“戎车三百乘”。战车上使用的武器除了弓箭外, 主要有戈、矛、戟等最为常见的武器。《楚辞·国殇》中的“操吴戈兮被犀甲, 车错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 失交坠兮士争先”, 便是车战场面的生动写照。

先秦训练车兵常通过四时田猎进行, 亦称“蒐狩”, 春称蒐, 夏称苗, 秋称狝, 冬称狩。天子、诸侯遇农隙无事, 行围射猎, 既是娱乐, 也是借此演习军事, 因而受到历代重视。史载, 夏代太康率领亲属到济水之北田猎, 被后奕乘机篡权夺取王位。商代田猎频繁, 卜辞中多有记载。西周时田猎形成制度, 天子六军, 诸侯国三军、二军或一军, 每年进行田猎。战争促进了兵器的改进, 先秦普遍使用青铜兵器, 种类增加, 已经有戈、矛、刀、斧、钺、镞、盔等, 而且质量大有提高, 比以前更加锋利、轻便和坚固。

战车作战, 兵器使用技巧远不如体能重要, 因而在夏商周直至春秋时期, 军人体能受到高度重视。据史书记载:“夏桀殷纣, 手搏豺狼, 足追四马, 勇非微也。”秦武王与大将孟说比赛举鼎, 结果弄断了自己的膑骨, 这也影响到当时的文人, 如孔子不但善于射、御, 而且力气大到“能拓国门之关”。

三、步兵、骑兵兴起与军队训练的变化

战国秦汉时期步兵逐渐发展成为主要兵种。步战的兴起使车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仅靠士兵已不能适应战争需要。因此, 各诸侯国改革军队, 强令各地推荐优秀军事人才, 并举行各种比武。这一时期士兵的身体训练主要有负重跑、角力、跳跃、游水、投掷等。从田猎式综合训练向专门性训练发展的同时, 短兵相接所需要的技击格斗也有较快的发展。三国时期的曹丕在著述中就描述了一次他与邓展斗剑的情况。东汉画像砖、石中也有不少持剑对练的画面。

秦汉时期, 为了与精于骑术的匈奴作战, 骑兵进一步受到重视, 骑射训练有较大发展, 出现了不少著名射手。西汉李广的“夜射饮羽”、三国吕布的“辕门射戟”都是千古流传的佳话。东汉画像砖上的骑射图也描绘了汉代军中骑射的姿态。

秦汉时期从“相搏”中逐渐分化出一种新的竞技形式———“手搏”。手搏又叫“弁”。《汉书·艺文志》载有手搏六篇, 归类于兵伎巧。班固称:“伎巧者, 习手足, 便器械, 积机关, 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强调“手搏”是通过“习手足”的练习, 增强体能和熟练器械使用技巧的方法。可惜此书已经失传。

春秋战国时期, 楚、越两国善于铸剑, 名剑甚多, 士兵以剑为主要兵器。197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剑在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 出土时仍色泽如新、剑刃锋利。

当时社会上习剑成风, 一些“士”以击剑为职业。赵文王养剑士3000余人, “日夜相击于前”, “好之不厌”。这些剑士“示之以虚, 开之以利, 后之以发, 先之以至, 剑术颇高”。民间剑术家越女讲述越王勾践之剑道:“内实精神, 外示安仪, 见之似好妇, 夺之似惧虎, 布形侯气, 与神惧往, 杳之若日, 偏如藤兔”, 至今仍被奉为剑法经典论述。

士兵的体能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战斗力, 步战和车战对士兵跑、跳能力的要求都很高, 因而多以跑、跳能力来训练军队的战斗能力, 其中负重跑是士卒的身体训练形式。战国时, 魏国要求士兵“衣三属之甲, 操十二石之弩, 负矢五十, 置戈其上, 冠胄带剑, 日中驱百里”。跳跃或称距跃、踊跃、超距, 要求能追上并跃上奔驰的战车。步兵的训练内容有曲踊、逾高、远等。《同鉴宋记》中有南朝时宋帝“乘露车, 与左右于太岗赌跳”的记载, 后人注释说:“赌跳者, 赌跳掷, 以高为胜。”陈朝人黄法爽除一天之内走 (跑) 三百里外, 尚能超距 (跳远) 三丈。

在中国古代社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新的武器、新的战争思想不断投入、运用于战场, 都直接影响着对军队的训练, 不断地进行着演变。现代战争已经进入机械化、信息化模式, 我们更应与时俱进, 不断改进、改革军队的训练, 只有这样才能在将来立于不败之地, 延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参考文献

[1]李季芳.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4.

[2]任海.中国古代体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96.

中国古代战争 篇2

一、课堂教学片段实录

师:同学们通过自主学习,已经知晓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基本概况,现在请大家结合老师所给史料再读课文相关内容,思考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产生了哪些影响,回答尽量不要与前面的观点重复。(学生阅读课文后回答)

生1:疆域扩大。

生2:拥有广袤的国土,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

生3:其他地方也有了希腊风格的建筑。

师:他们说得有道理吗?(大部分学生点头表示同意)

师:刚才这几位同学回答的内容有没有意思重复的部分?

生4:有。“疆域扩大”与“拥有广袤的国土”意思重复,“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和“其他地方也有了希腊风格的建筑”有意思重叠之处。

师:不错,看来有部分同学在其他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仔细倾听。接下来请思考这些答案是否全面。(学生思考)

生2:国土面积扩大是侵略的结果,给被侵略地区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罪不可赦。

师:这位同学说得真好,可以听出他对侵略战争深恶痛绝。那同学们现在知道历史事件的影响应从哪两个方面思考了吗?

生5:知道了,应从“好”与“不好”两方面。

师:意思差不多,就是应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思考总结。(教师出示参考答案)

师:现在请依照该方法概括罗马帝国扩张的影响。

(通过这样引导,学生对这类问题的学习方法已基本掌握,学习效果不错。)

……

二、关于这个教学片段的两点思考

1. 引导学生用心倾听,学生方能准确完整地表述自己的观点

学生只有静心专注听讲,才能听清老师的提问,听清同伴的问题,才能在别人发言后做出正确的反应,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在这堂课上,当教师提问“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产生了哪些影响?回答尽量不要与前面的观点重复”的时候,不少学生没有听清全部要求,所以答案重复之处颇多。由此可见,培养学生用心倾听的能力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用心倾听的能力呢?教师要给学生提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老师讲课或同学发言时,要专心致志听清发言的人的话。要让学生明白并非发言才是参与,倾听别人的发言也是参与。还要引导学生在老师讲课时边听边想,记录下重要知识点,积极思考,找出问题,思考解决办法;在同学发言时欣赏其观点的闪光点,取长补短。

学生倾听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教师要让学生在各种活动中获得用心倾听的积极体验,由易而难,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不断提高学习能力。

2. 教师也要认真倾听学生发言,引导学生规范表达观点

要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教师首先应带头用心倾听。对教师来说,倾听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修养,是教师与学生理解和交流的基础。教师要学会倾听学生的发言,才有可能准确把握他们学习的状态,及时捕捉到学生的思维火花并给予鼓励和引导。比如张老师在这堂课上耐心倾听了学生的发言,发现学生回答的不足,及时地予以引导,帮助学生走出理解的误区。

教师不但需要用心倾听,更需要在倾听后就学生的回答做出及时的评价,引导学生去正确地思考并完整地表达。培养学生表达能力的方法很多,需要教师相机而教。在学生根本不会表达或者不能正确表达时,教师要做适当的示范,比如从哪些角度回答问题,如何组织语言,问题的内在联系如何等,并对学生进行认真的指导与训练,使学生在表达时有章可循,令课堂教学更高效。在张老师的这堂课上,因为初中学生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了解不是很多,所以表达时就遇到障碍。张老师及时进行了示范,学生学了方法并付诸实践,及时巩固了所学知识,增强了教学的有效性。

古代战争的成语典故 篇3

1.【坚壁清野】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魏书·荀傕(yù)传》。

东汉末年,曹操在镇压黄巾军占领了兖(yǎn)州地区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夺取徐州要地。

那时,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有个名叫荀傕的人,非常有才能,为避董卓之乱迁居冀州,被袁绍待为上宾。他看出袁绍不能成就大事,就投奔到曹操门下。曹操大喜,任命他为司马。从此,他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出谋划策,深得曹操的信任。

公元194年,徐州牧陶谦病死,死前将徐州让给了刘备。消息传来,曹操夺取徐州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忙着要出兵徐州。荀傕知道了曹操的想法,说道:“当年汉高祖保住关中,光武帝刘秀据有河内,他们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所以成了大业。如今将军不顾兖州而去攻打徐州,我方留守兖州的军队留多了,则不足以取得徐州;留少了,倘若吕布此时乘虚而入,又不足以守住兖州。最后,一定是弄得兖州尽失,徐州未取。”他还指出,“眼下正值麦收季节,听说徐州方面已组织人力,抢割城外的麦子运进城去。这说明他们已有了准备,一旦有风声传来,他们必然会加固防御工事,转移全部的物资,一切准备就绪迎击我们(原文为:‘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这样,你的兵马真的去了,城攻不下,什么东西也得不到手,不出十天,你的军队就会不战自溃。”

曹操听了荀傕的话,十分佩服,从此集中兵力,很快打败了吕布。后来,又打败了刘备,占据了徐州。

“坚壁清野”:坚壁,是加固城墙和堡垒;清野,是将野外的粮食、财物收藏起来。加固防御工事,把四野的居民和物资全部转移,叫敌人既打不进来,又抢不到一点东西,因而站不住脚。这是对付优势之敌的一种作战方法。

2.【揭竿而起】这个成语出自西汉贾谊的《过秦论》,讲的是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的事情。

公元前27月,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的地方官派出两名差官押着九百名贫民壮丁,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去防守边疆。这两个差官又从壮丁里挑选出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作屯长,让他们再去管理其余的壮丁。这两个屯长一个叫陈胜(字涉),是个雇农;另一个叫吴广,是个贫农。他俩原来并不认识,现在碰在一起,共同的.命运,很快就使他们成了好朋友。

陈胜、吴广一行往北拼命赶路,一点也不敢耽误。因为按照秦王朝的法令,误了日期,是要砍头的。可是,他们刚刚走了几天,才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正赶上下大雨,只好扎了营,待天晴再走。雨又偏偏下个不停,眼看日期是耽误了,陈胜同吴广商量,说:“咱们即便走,误了日期,也是死;逃,给官府抓住,也是个死。反正是个死,不如大家一起反了,推翻秦二世,为老百姓除害。”

吴广也是个有见识的人。他同意了陈胜的意见,并商定借着被秦二世害死的太子扶苏和深得群众拥戴的原楚国大将项燕(项羽的祖父)的名头,以号召天下,去攻打秦二世。

于是陈胜和吴广就带着几个心腹首先把那两个差官砍死,然后提着他们的头,向大家讲明了不起义造反就得白白地送死的道理。这几百人一下子都表示情愿豁出性命跟着陈胜、吴广一块儿干。大伙砍伐树木为兵器,高举竹竿为旗帜,对天起誓,同心协力,推倒秦二世,替楚将项燕报仇。大家还公推陈胜、吴广做首领,一下子就把大泽乡占领了。大泽乡的农民一听陈胜、吴广他们起来反抗秦朝的暴政,青年子弟都纷纷拿着锄头、铁耙、扁担、木棍来营里投军。

人们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简化成“揭竿而起”这个成语,比喻高举义旗,起来反抗。多泛指人民起义。

3.【草木皆兵】

东晋时代,秦王苻坚控制了北部中国。公元383年,苻坚率领步兵、骑兵90万,攻打江南的晋朝。晋军大将谢石、谢玄领兵8万前去抵抗。苻坚得知晋军兵力不足,就想以多胜少,抓住机会,迅速出击。

谁料,苻坚的先锋部队25万在寿春一带被晋军出奇击败,损失惨重,大将被杀,士兵死伤万余。秦军的锐气大挫,军心动摇,士兵惊恐万状,纷纷逃跑。此时,苻坚在寿春城上望见晋军队伍严整,士气高昂,再北望八公山,只见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军的士兵一样。苻坚回过头对弟弟说:“这是多么强大的敌人啊!怎么能说晋军兵力不足呢?”他后悔自己过于轻敌了。

出师不利给苻坚心头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他令部队靠淝水北岸布阵,企图凭借地理优势扭转战局。这时晋军将领谢玄提出要求,要秦军稍往后退,让出一点地方,以便渡河作战。苻坚暗笑晋军将领不懂作战常识,想利用晋军忙于渡河难于作战之机,给它来个突然袭击,于是欣然接受了晋军的请求。

谁知,后退的军令一下,秦军如潮水一般溃不成军,而晋军则趁势渡河追击,把秦军杀得丢盔弃甲,尸横遍地。苻坚中箭而逃。

4.【势如破竹】

三国末年,晋武帝司马炎灭掉蜀国,夺取魏国政权以后,准备出兵攻打东吴,实现统一全中国的愿望。他召集文武大臣们商商量灭大计。多数人认为,吴国还有一定实力,一举消灭它恐怕不易,不如有了足够的准备再说。

大将杜预不同意多数人的看法,写了一道奏章给晋武帝。杜预认为,必须趁目前昊国衰弱,忙灭掉它,不然等它有了实力就很难打败它了。司马炎看了杜预的奏章,找自己的最信任的大臣张华征求意见。张华很同意杜预的分析,也劝司马炎快快攻打吴国,以免留下后患。于是司马炎就下了决心,任命杜预作征南大将军。 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调动了二十多万兵马,分成六路水陆并进,攻打吴国,一路战鼓齐鸣,战旗飘扬,战士威武雄壮。第二年就攻占了江陵,斩了吴国一员大将,率领军队乘胜追击。在沅江、湘江以南的吴军听到风声吓破了胆,纷纷打开城门投降。司马炎下令让杜预从小路向吴国国都建业进发。此时,有人担心长江水势暴涨,不如暂收兵等到冬天进攻更有利。杜预坚决反对退兵,他说:“现在趁士气高涨,斗志正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势如破竹(像用快刀劈竹子一样,劈过几节后竹子就迎刃破裂),一举攻击吴国不会再费多大力气了!” 晋朝大军在杜预率领下,直冲向吴都建业,不久就攻占建业灭了吴国。晋武帝统一了全国。

5.【如火如荼】

春秋时代末期,吴国国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

可正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抄了吴王的后路。他带领军队一直打到吴国的国都姑苏(苏州),又派人马占据淮河,把吴王的退路切断了。

这消息给吴王夫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非常震惊,立即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大家说,现在退回去等于两关打了败仗,还会两头挨打;如果能打败晋国,就等于在诸候国中当定了霸主,再回去收拾越王勾践也不算晚。

大主意已经拿定,当务之急是尽快征服晋国。考虑再三,决定出奇制胜。

一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全军将士吃得饱饱的,马也喂足了草料。从全军中挑出三万精兵强将。每一万人摆成一个方阵,共摆三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一百人。每一行排头的都是军官司。每十行,也就是一千人,由一个大夫负责。每项一个方阵由一名将军率领。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掌握,称为中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简直就像深不可测;右边的方阵则一水儿黑色。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仅有一里路的地方。天色刚刚显出亮色,吴军鼓声大作,欢呼之声震天动工地。

晋军从梦中醒来,一看吴军那三个方阵和声威气势,简直都惊呆了:那白色方阵,“望之如荼”——像开满白花的茅草地;那红色方阵,“望之如火”——如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而那黑色的方阵,简直就象深不可测的大海。

6.【退避三舍】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忘十几年。

经过千幸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7.【四面楚歌】

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儿,项羽骑上马,带了仅剩的八百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到乌江畔自刎而死。

8.【退避三舍】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忘十几年。 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9.【马革裹尸】

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主题表现研究 篇4

中国战争题材电影, 指发生在中国土地上或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各类战争, 包括对内、对外的战争和战役, 尤其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奋勇抵抗外侮、平息各种战乱, 以及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威武雄壮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国战争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片种, 艺术成就非凡, 产生了一大批家喻户晓的经典影片, 成为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亲历者以及见证者, 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变革者以及推动者。总结中国战争题材电影表现主题的特点对中国战争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主题表现

1. 注重表达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儒家倡导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精忠报国”的献身精神是中国战争电影不变的主旋律。如新中国第一部战争片《中华女儿》, 通过农妇胡秀芝的成长经历, 来真实地表现战争年代革命战士艰苦的战斗生活, 人们群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以及塑造一群勇于献身的中华儿女的伟大形象。还有《英雄儿女》《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战争影片塑造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的典型形象, 热情讴歌了英雄们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影片塑造的个性鲜明的形象和事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也成为是中国红色意识形态的教育典范。

2. 注重对领袖英雄形象的塑造

中国的战争题材电影具有模式化的特点。这类影片国家投资比较大, 具有场面大、规模大、气势恢弘的特点。影片注重领袖形象的塑造, 表现领袖的智慧和才能, 表现领袖的完美高大, 表现敌人的狡猾和愚蠢。电影的故事情节是曲折和充满艰辛的, 结果总是在领袖的英明决策和指挥下, 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结果还是人们取得了战争最后的胜利, 结局是圆满的。代表作如《长征》《西安事变》《大决战》和《开国大典》等影片。

3. 注重民族风格和民族风情的传达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为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中国的少数民族兄弟与汉族人民一起奋不顾身的与敌对势力进行战斗, 不仅在国内革命解放战争中, 而且在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共同捍卫中华民族的伟大荣誉。共同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电影创作者以此为背景拍摄了许多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战争电影。如电影《嘎达梅林》, 讲述了20世纪初, 英雄嘎达梅林领导穷苦人民在科尔沁草原武装起义, 抵抗压迫的故事。电影描绘了美丽的草原风光,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表现了惊心动魄的草原战争, 浪漫热烈的爱情故事, 反映出草原上贵族王爷的残暴统治, 旧中国军阀混战和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美丽草原的破坏, 对草原人民的压迫。又如, 《冰山上的来客》以新疆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抒情为基调, 讲述了革命战士阿米尔与真假古兰丹姆的感人爱情故事, 反映出边疆斗争的残酷和塔吉克族人民的风情民俗, 再现了祖国西北边疆宽广的地域、绮丽的风光。

4. 注重残酷战场和战争的表现

中国战争电影为了激发人们对战争的痛恨, 故事情节穿插一些战场激战和残酷无比的镜头。如, 中国第一部直接表现抗日战争的故事片《北战场精忠录》, 通过表现残酷的战争场面和敌我厮杀, 使观众倍感战争的恐怖与无情。电影《南京大屠杀》中, 为了再现日本帝国主意的残酷兽性, 运用了大量的血腥、强奸、活埋、枪杀等暴力镜头, 从而让人们反思日本侵略者的如此的变态和丧失人性, 激发观众强烈的民族爱国激情和反战思想。电影《红高粱》描写北方农民古朴、野性和自发的抗日热情, 反映出中华民族坚忍倔强的生存意志和生命力, 对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与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力进行了双重考, 内涵丰富。

三、总结

中国战争题材电影历来受到社会体制的影响, 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 常作为政治的宣传教育的工具, 内容与形式上, 主要表现“宣传重于娱乐, 颂扬多于思考”。早期中国战争电影至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战争电影, 始终跟随着时代的发展, 激发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共产党领袖的赞赏, 对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操的弘扬, 以及对国民党专制的反对和对侵略者的愤慨, 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艺术构建。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战争电影的主题不应还是单纯的反映科学的人类历史观和优秀的历史事件, 而是更多地通过战争元素来展现人的思维和影像的关系, 反映人的本性与世界的关系, 表达人类情感和意识形态诉求, 这样才能缩短中国战争电影与世界战争电影发展的差距。

参考文献

[1]陆斌.新时期中国战争题材电影中人性主题的表现研究——以分析电影“集结号”为.西北民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3年.

[2]李娅雯.掠影荧幕硝烟——新中国战争电影述评.戏剧与影视艺术研究.2009年6月号下旬刊.

中国古代战争 篇5

从专业研究的层面看, 作为中国古代的小说, 面对流行通俗文化爆炸的时代, 不要说外国读者, 就是中国目下的青少年, 真正直接捧读古代小说的人越来越少,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 这不排斥在世界范围内总是有一批专业的学者文人对中国古代的小说乐此不疲, 甚至以毕生的精力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园地里辛勤耕耘, 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在韩国、日本表现得非常突出。至于在西方, 不要说像美国的夏志清、王靖宇、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法国的陈庆浩等一些华裔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专家, 硕果累累, 就是一些非华裔的一流汉学家中, 如美国的韩南、浦安迪, 俄国的李福清等, 都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著名于世的。他们的许多成果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当然,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少数, 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给中国学者以启发和推动, 而且也是将中国古代小说向世界各国大众传播的重要桥梁。只有通过他们的注释、解说和阐发, 才能真正使中国古代小说“飞入寻常百姓家”, 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融入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是新世纪里使中国古代小说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的最重要的播种者和耕耘者。令人高兴的是, 现在世界各地不断有年轻的学者来加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队伍。这使中国古代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道路更加宽广。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国外小说的融合

从作家创作的层面上看, 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国家、即使是东方国家, 也是各具特点的。中国小说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 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其他国家作家的手, 将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华与特点, 溶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在日本、越南及朝鲜半岛等本来就使用汉字的国家的古代作家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 这些国家中不但有用自己文字, 如假名、谚语、喃语所写的小说, 还有大量用汉字所写的小说, 现在一般称之为汉文小说。这是世界小说接受中国小说影响而创作的最为直接而典型的例子。当然, 随着近代开始, 一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或先或后地推行去汉字化, 这些国家中的一些真正由“国人”所写的文学作品却因用汉字写作而被排斥在“国文学”之外, 当代年轻人恐怕也没有再用汉字来创作小说的热情和兴趣了。但这不等于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小说创作完全摆脱了中国小说的影响, 像日本、韩国不断地有中国古代名著改编本的出现, 就是一个明证。当然, 这些改编本, 有的是保持了原作的筋骨, 有的则改得面目全非, 但我认为, 即使是完全进行了再创造, 也不能说彻底摆脱了与原著的干系。像日本于2005年底出全的北方谦三写的《水浒传》, 曾得了世称日本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司马辽太郎奖。作者说, “《水浒传》在我心中可能已经变质, 我将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确, 在他的笔下, 宋江一变为革命理论家, 鲁智深带着他的理论著作《替天行道》到处去宣讲“革命道理”;他还添加了一个秘密警察组织“青莲寺”, 用来专门对付宋江们的地下活动;最使人匪夷所思的是竟将“天神”武松写成从小就偷偷地单恋着嫂子潘金莲, 而潘金莲则贞洁得可怜, 为拒绝小叔子的强暴而毅然自尽……。评委会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分析, 加以解体并且重建, 保持了长篇小说应有的紧张感。”这就清楚地说明, 它尽管“重建”了一部现代“日本版中国历史小说”, 但它的灵感毕竟还是从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而来。除了这些直接改编中国小说的作品之外, 有些尽管表现得比较模糊和隐晦, 但因为他们毕竟无法摆脱自己的传统, 而这传统本身就隐含着汉文学的影响, 所以从思想精神到表现技巧都可以感受到一些中国古代小说的脉搏。不仅在东方, 即使西方的一些现当代作家, 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例如, 以《大地三部曲》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 就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 她的致谢词便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小说, 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 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再如荷兰汉学大师高罗佩, 从一本中国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得到启发, 写成一部以唐代著名宰相狄仁杰为主角的侦探小说《狄公案》, 在欧洲风靡一时, 深深征服了西方读者。一时间, “Judge Dee” (狄公) 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它被多次拍成了电影, 影响了欧洲, 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前几年中国也将《狄公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 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三、总论

所以, 要让中国古代小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除了依靠翻译、讲解, 让普通百姓直接阅读、欣赏和接受之外, 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精神来诠说当今现实的一些问题以及扩大到形成各种文化产品, 似乎也有它的必要。这在正统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来看, 往往会觉得有点近乎野狐禅。但我觉得, 这对于传播中国古代小说也不失为一条道路。特别是他们通过电影、电视、动漫等更为接近大众的传媒形式, 就越有普及性, 就越能使中国的古代小说扎根在世界各地的大众之中。比如, 就小说《西游记》而言, 在中国, 前几年也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这基本上是忠于原作的依样画葫芦。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 则拍摄了一部《大话西游》, 非常搞笑地重编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 使一些年轻人为之倾倒。日本也对拍摄《西游记》有很大的热情。在上世纪80年代拍过《西游记》不久, 今年1月日本富士电视又开始放映的连续剧《西游记》仍然引起轰动。无独有偶, 韩国出了一部名为《幻想西游记》的动漫也很红火。在这里, 孙悟空是被一个新冒出的乐神杰特弹钢琴弹得头痛, 无法还手, 被圧在五指山下。另一个新造的公主美娜成为本剧的第一号灵魂, 变得不听话的悟空就是怕美娜的禁咒之笛。在这里, 唐僧尽管成了武艺高强的法师, 但也被女性化得分不清是和尚还是尼姑, 孙悟空的筋斗变成超级滑板, 丢下了金箍棒改用了双截棍, 猪八戒戴着墨镜, 在石油村外做大王, ……一路想颠覆《西游记》的传统, 用西洋化、现代化来调适现代青年的口味, 但无论如何还是像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样, 这部《幻想西游记》的主要人物还是离不开唐僧师徒四人, 孙悟空的性格还是与原作相近, 猪八戒还是那样好色贪财, ……说到底, 它还是从《西游记》而来。当人们在兴致勃勃地游玩《幻想西游记》迷宫之时, 也就是原本《西游记》再显魅力之日。当然, 这些大众文化产品, 与正宗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距离的。但我们应该承认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摘要: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当然, 世界毕竟不是铁板一块, 就文化背景来说, 东方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确实不同;从接受对象来看, 学者作家与普通大众也有差异;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内同一层次的人, 也有华裔与非华裔之别;所以谈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也不能笼而统之, 而必须从不同角度着眼。中国古代小说通往世界的不同路径是不同的。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原因溯源 篇6

一、背景

早在18世纪末期, 法国就已经派遣天主教势力入侵越南, 并渗透到南越社会各个阶层当中。还在英法对化二次鸦片战争的期间, 法国就已经开始武装秦越南越, “沦越南支那南部六省, 并私下侦查沿湄公河有无直通云南的航线, 不行, 转向越北, 企图以红河为窃据中国云南之水上通道”。法国于1873年攻陷河内, 越南国王阮福时邀刘永福援助。于河内大败法国, 迫使其退回南部, 但越南与法国签订不平等的《西贡条约》, 开放红河, 并请驱逐清政府在越南势力, 要出消除中国在越影响, 清政府复照不予承认。1882年法国派遣李维业率军再次侵犯越北, 并占据有利地势, 清政府命颠桂两省陈兵边鄙, 但“衅端不可自我而开”。5月19日, 法军挑衅, 刘永福遂率黑旗军决战怀德, 大获全胜。法国认为, 清军不宣而战, 触犯了国际公约, 因此大规模入侵越南, 黑旗军失利, 越法签订《顺化条约》, 法国实际从中国手里夺取了对越控制权, 中国国际地位再次下降。为了全面控制越南, 并进而侵略中国, 法国全力对付中国, 中法大规模的正面冲突日益逼近。

二、战争经过

《顺化条约》签订之后, 法国为了独占越南, 消除中国在越的一切影响, 立即禁绝了中越之间一切联系, 并强令越南清退在越抗法军队, 中法对峙形势形成。法国先以极为苛刻的外交条件向中国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即中国军队撤出越南, 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并向法国开放云南蛮耗一地作为商埠, 清政府强烈拒绝。但是战是和, 清王朝高层举棋不定, 自相矛盾, 这便宜了法国的战略部署。10月25日, 孤拔率领北越法军, 进攻红河三角洲中国驻越南军事基地。

1. 山西之战。

1883年, 法军进击山西, 中国被动抵抗, 很快败退。84年2月, 法军增兵, 侵犯北宁, 3月12日攻克。19日, 太原失陷;4月12日进占兴化。山西之战, 中国完败, 法国对越的殖民统治最终确立。中法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 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 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 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 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 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

2. 战争正式爆发的国际原因。

6月23日, 法军撕毁条约, 突袭北黎, 强令驻守清军立即撤离越南国境。清军以“未接上司撤军命令”, 要求法军延迟片刻开战, 但未果。19世纪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垄断资本市场, 各国疯狂地夺取海外市场、资本输出场所和原料供应地, 掀起了重新瓜分世界的高潮。然而, 此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美洲、非洲的土地瓜分完毕, 这个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世界瓜分完毕”, 可想而知, 中国和远东这块市场便成了世界各帝国主义的聚集地。法国侵略中国, 沙俄、德国、美国、英国等都基本上从自己的的复利益出发, 根本没有对中国利益的半点维护, 怂恿法国侵华, 这样也就间接地支持了法国对中国的侵略, 助长了法国的野心。“列强利益不同, 各怀鬼胎, 彼此钩心斗角, 不可能联合”, 这段话说明法国当时侵略中国和朝鲜已经没有了什么后顾之忧。

19世纪的中国, 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中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沉沦。虽然此时的洋务运动已经觉醒了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强国意识, 可是在欧美等国的干涉下, 中国不可能一步就能成为与他们齐平的东方大国, 没有改革国家制度的中国其实际上也不可能变得像法国那样强, 只是在一个残缺不全的封建社会出现了“回光返照”罢了。就在此时, 清政府的政治极其腐败, 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可是官场却依然是派系你争我斗、尔虞我诈, 北洋水师的军舰上只一个个炮筒, 军事也相当松弛。据史料记载, 当时全舰官兵在向法国炫耀式访问时, 中国军舰的大炮台上, 军舰的桅杆上, 炮竿上居然在晒衣服, 更有邓世昌舰长居然在军舰上养宠物。这是不可理喻的, 也让法国人看到了中国强大军舰的背后是一个腐朽的管理体制。战争前夕, 中国所有的经费都用在给慈禧办六十大寿上, 根本没有进购新型的军舰和新型的大炮, 根本没有库存, 强大的军舰上就只剩下一个“空壳”。然而, 法国方面则正在加紧改进自己的军事构造, 举国上下, 齐心协力, 集钱购买进一批新型的战舰, 战舰数量上和表面实力上跟中国“相当”, 然而此时的法国军事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

3. 镇南关战役局部胜利。

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5年2月, 法军进攻谅山, 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十天以后, 法军侵占镇南关 (今友谊关) , 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 焚关而去, 退至文渊 (今越南同登) 、谅山, 伺机再犯。冯子材部署战守, 24日击退法军, 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费里内阁倒台。但是法国立刻又向越南法军支付五千万法郎, 国内舆论一片要向清国宣战之声。

三、中国不败而败的根本原因

针对中法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的历史定论, 罗尔刚认为, “中国在战场上取得微弱优秀, 长期看下去, 也将取得最后胜利;但在外交上, 中国却是失败了。”何以至此?笔者认为, 统治阶层民族认同感认知错误是中国不败而败的根本原因。此次战争在外交上的失败, 不在于人口、财力、制度、兵器的落后, 而在于统治阶层对中国国家认同感上认知有误, 导致人民离心离德, 诚所谓有天时地利而无人和。史学界普遍认为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慈禧等统治者个人品质问题是导致晚清政治外交全面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姜立研究和比照清朝与西方列强政治制度、科技水平、人员素质、财政状况等国力构成要素情况之后, 却提出了新的看法。姜立以八路军的军事装备为例, 表达武器并非是决定外交胜败的根本原因;就经济实力和国家财力来说, 姜立把德国和中国进行对比, 认为明治政府改革军制之后, 德国自1893年起, 德国能够用于军事的财力最多年4500万马克;而清朝年收入白银7000万两, 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德国差, 从经济上看, 甲午战前德国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 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 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德国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 银行资本9000万元, 年进口额1.7亿元, 年出口额9000万元, 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 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 其他都低于中国, 说明当时德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就封建制度而言, 侵华的西方列强中, 实行封建专制的不少, 如沙皇俄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可见, 封建制度并非是中国挨打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封建制度, 为什么康熙时代就不会挨打?!综上, 何谓国家认同感?尽管学者有各种说法, 但是笔者认为,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生于斯, 长于斯, 效忠于斯。也就是生活在某一相对区域的人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而形成的共识, 具体表现为统治者对子民的责任和子民对国家政权的效忠。下面来分析满清统治者的国家认同问题。第一阶段:由敌视到逐渐认同。1644年, 随着李自成的失败满清入关, 在征服中国本部后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国家认同问题。是继续把大清和中国区分还是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用大清代表中国?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应该选择后者, 但是很不幸, 当时大清的高层, 主要是以皇太极、多尔衮为主的实力派, 出于对本族人口、政治、文化方面的不自信, 选择了后者, 制定了影响整个清朝的国策:对于关内中国本部, 能守则守之, 不能守则退回东北, 实行满汉大防 (满汉不准通婚, 分开居住) 、民族隔离、民族歧视。康熙皇帝改弦易辙, 部分接受了儒家思想, 开始以全中国利益守护人面目出现, 即所谓朕即国家, 满汉一体;第二阶段:在大清和中国之间摇摆不定。康熙皇帝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满清的国策, 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满蒙上层。所以, 对于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满清的统治者始终徘徊在大清与中国之间, 这个过程从康熙时代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运动。人民长期缺乏对国家义务感, 自然就缺少对国家认同感, 而且出于维护这种特权地位的本能, 在面临内外危机时, 面对国家利益与大清利益———实际是满蒙特权利益, 大清被他们绑架了———自然站在大清的立场上, 在国家认同上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第三阶段:保大清, 出卖中国。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清的角度讲, 有三条路:保大清同时保中国;舍大清保中国;舍中国保大清。清的统治者到底选择哪一条呢?回望历史, 显然满清高层选择了“舍中国保大清”之路。

归结起来, 中法战争甚至整个满清王朝晚期各种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失利, 其深刻的根源都在于他们的国家民族认知感不正确, 严格地把大清和中国区分开来, 使得即便入主中原二百余年之后, 人们仍然可以利用民族之间的裂痕作为起义反抗的旗帜号召天下;另外, 西方普世价值的东学西渐, 促进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产生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如晚清诸多知识分子提出“保公天下, 匹夫有责;保一家天下, 其君其臣之事也”的主张和观点, 表明人民已经从被专制和压迫中觉醒, 真正区分清楚什么是爱国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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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篇7

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任何民族,翻译活动的开展都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都对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题材的选择、翻译的思想基础与翻译的目的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翻译活动的进行也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变迁和文化转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国的翻译活动肇始于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共三次大的翻译高潮。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是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开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近代的翻译事业开始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期间的中国翻译活动,着重探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并分析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在翻译目的与选材两方面的重大影响,旨在帮助译者了解文化和社会历史因素对翻译的重要影响,从而能够在翻译时做到尊重历史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信”。

2.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历史条件

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晚清时期,中国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国人与西方科学知识彻底隔断了。欧洲18世纪以来兴起的科学工业革命,以及凭借科学技术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了中国大门,自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尤其是19世纪中期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扩大海外殖民地市场。欧洲各国为了扩大其资本主义市场,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军事行动,极力打开中国市场。1834年12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联名上书英王,要求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请求派来一支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军事行动,打开中国市场。[1]中国政府不敌外来势力的强大侵略,在鸦片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这种贸易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除了贸易交往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840年到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随着《中法黄埔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获得了在中国的自由传教权,英、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涉足东南沿海,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宣教他们的宗教文化,极力向中国人传播他们的基督教理念和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2]他们从传教的目的出发,极力想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观,于是创办杂志、翻译书籍、出版图书、创办新式学堂等,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崭新的一页。外来侵略给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许多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正视中国政府的愚昧腐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认识到与其坐以待毙,任人鱼肉,不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大批的爱国者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翻译活动也因此而盛行起来。

3.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思想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这些都是一向固守华夷观念的国人意料之外的结果。在固有的内忧和新生的外患的双重压迫下,一部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惊觉起来,痛定思痛,反思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吸取其中的教训,他们反对卖国投降,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要求改革弊政并抵抗外国侵略。与此同时,主张学习西方,进而探寻解救中国的有效途径,经世致用的思潮也随之而起。

经世致用,或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其基本意思是在遵守儒家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以经邦安国,济世利民,建功立业。[3]在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爱国之士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以免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奴隶。杰出的爱国者林则徐在抵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他从事翻译的意旨在于借鉴西方,目的是“制敌”。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曾这样提出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4]在他看来,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夷情,因此要了解夷情,就要从立译馆、翻夷书做起,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代表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的最高水平。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翻译工作被上升到了“天下第一要政”的高度。爱国之士们从中国当时的需要出发,将翻译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政治、科技、经济、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的著作。

4. 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目的的影响

中国古代翻译的主要内容多数与宗教翻译相关联,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传播教义,为异国宗教服务,并为我国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了翻译的政治性目的。至明清之际的徐光启等人,虽然也是宗教界人士,但翻译内容则开始突破宗教领域,而涉足科技翻译,并且已经开始忧患中国的积弱,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最后“超胜”,这就已经从单纯的宗教虔诚发展到爱国主义精神了。[5]

而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时期,对宗教的翻译日益减少,对科技文献的翻译则逐渐兴起。这一时期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它肩负着“富国强民”的重担,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更为强烈,绝大多数翻译家,都表明了一种非宗教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这一时期,为了抗夷制夷而“师夷之长技”,国内设翻译机构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附属翻译馆等,所做翻译活动均以力求解救民族危机为目的,翻译的实用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5. 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选材的影响

我国翻译活动的第一次高潮是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至明末清初时期,则由佛经翻译逐渐转向了科技翻译,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次科技翻译的高潮,但西方文化的渗透仍然是极其缓慢的。[6]在鸦片战争前,由于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西方传教士多对中国敬畏有加,加之中国闭关自守的政策,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极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技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这一时期中国封建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和强烈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文人也盼望国家强大,以抵御西方列强,并开始寻求救国之路。这一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翻译选材从自然科学逐步发展到社会科学和文学等领域。

鸦片战争之前,洋务派作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力量,认识到中国在科技方面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于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自强兴国。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组织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通过洋务派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译书机构,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然而,由于当时的封建文化依然占统治地位,洋务派有他们不可救药的局限性和反动性,他们依然顽固地维护中国当时的封建帝制。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翻译的选材,致使当时翻译的内容只局限于兵工技艺、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诸书,并且反对翻译国外有关“男女平等”等内容的书籍。[7]这一时期对社会科学题材的著作,虽然也有一些介绍,但却是附带的、零星的,不占主体地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自然科学的介绍相比。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大量引进,是西学在这个时期传播的重要特征。

鸦片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许多维新派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枪炮火药和轮船机械的落后,更在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落后。对此,梁启超认为“西方之所强者不在兵”,并提出要逐步扩大对西学引进的范围。之后他们在翻译的选材上已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主要是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历史和各种学术论著。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当属严复,以1898年其翻译《天演论》为标志,中国出现了学习并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热潮,一大批社会科学名著陆续被翻译出版。[8]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进一步强调了翻译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学史上,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他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足以挽救当时的中国,更能深入群众的文学作品才能起到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作用,因此,文学题材的翻译在此之后又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

6. 结语

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其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翻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片肥沃的文化土壤,其特殊的经世致用思想也使得翻译无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目的上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对宗教文献的热衷,逐渐转向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翻译,最后更是广泛地渗透到了文学领域。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历史文化背景,还是政治事件,都对翻译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任何一个译者在翻译时都必须重视文化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只有真正了解和掌握翻译史中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才能做到在翻译时顺应时代文化背景的要求,达到翻译标准中真正的“信”。

摘要:任何时期翻译活动的开展都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因素的制约, 这种制约对翻译的目的、题材的选择以及翻译理论的发展诸方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讨论了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期间中国翻译活动的发展变化过程, 总结分析了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 论述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翻译,历史文化,活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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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争 篇8

中国电影是伴随着中国的革命一同成长的,自古以来的“文以载道”理念和新文化运动启蒙、救亡的诉求, 使得中国电影人将电影逐渐变为了启民智、传思想的宣传工具。随着抗战的来临,电影作为宣传工具,甚至是宣传战略武器的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而战时的战争电影作为“国防”的重要组成,被用于宣传抗日理念、 鼓舞民族士气、坚定人民决心和服务于征兵等国防工作的诸多方面,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作为一场实现民族独立,以抗战建国为目标的“圣战”,在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必定要用大量的笔墨来书写和讴歌胜利,这是每一个饱受二战之苦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共同经历的过程。而在记录这场辉煌胜利的同时,众多国家迅速开始了对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的反思,如波兰的安杰伊·瓦伊达的“战争三部曲”,捷克斯洛伐克的闵采尔的《严密监视的列车》, 美国的《最长的一天》,前苏联的《雁南飞》等作品。 但中国二战题材影片却没有走上这样的道路。抗战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四年之久的解放战争和持续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大环境使得中国电影人来不及去思考战争背后的东西,而电影则作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和武器一直存在着。

中国二战影片之所以与反思战争理念疏离,中国文艺理念的历史传统是重要原因。抗日战争作为一场保家卫国的神圣战争的性质,导致对它进行反思有可能在一定层面上消解其崇高性,这是一项避不开的原罪。

抗战以前苏联电影就被介绍到中国,且不仅左翼影人,右翼影人也极为赞赏,这就使得在斯大林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深深扎根在中国电影人心中。而这一套创作原则有其重要特征:强调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强调把理想和现实统一起来,以革命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组成部分,着意突出真实性和历史性。[3]

这样的创作原则被普遍接受,也就等同于电影作为工具和武器的属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42年,抗战还处于相持阶段时,毛泽东主席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文艺要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号召,并否定了超阶级“人性”的存在。电影作为文艺的一部分,更是让其工具和武器的属性被拔高了一层,“文革”时期更是将其推向极致。这使得建国以后“17年时期”直到70年代末,二战题材影片一直都缺少“反思战争意识”成长的土壤。

而部分战争题材,更是被隔离在意识形态限定的影像话语讨论范围之外。如国民党在抗战时的行为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这就使得对国民党抗战的描述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直到1986年《血战台儿庄》的上映才发出了第一个声音。这使得我们失去了反思战争残酷性的重要角度——在抗战中起重要作用的、付出了重大牺牲的正面战场。

可喜的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在二战题材影片中加入了“战争反思”的内涵,如《紫日》、 《鬼子来了》、《南京!南京!》等。但它们中的许多作品并没得到受众的好评,许多反而受到了不少指责甚至谩骂。一方面是电影人自身对二战的认识不够准确深刻,如《鬼子来了》就有很多消解崇高的黑色幽默桥段, 同时也过多的谈及了百姓的愚昧、懦弱、贪婪的劣根性, 致使其因“立场”问题而被禁映;另一方面则是受众心理对“战争反思式”影片的抵触。

不得不说这种抵触来源于长时间、大篇幅的讴歌和礼赞带来的意识僵化。战争及建国以后,全篇幅的讴歌、 赞扬,欢庆式的影像盛宴给了中国的电影受众一个思维定式,即战争电影就应该是英雄人物引领人民军队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或为了胜利慷慨就义。 这样的影片多了,民众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也仅仅只停留在一般性民族战争上,造成了对二战反“法西斯” 性质的认识错位,使得民族仇恨滋生并不断高涨。

冯小宁的《紫日》是一部成功地将战争反思和抗战崇高性结合起来的影片,但“日本军人将学生兵培养成杀人者,并用中国老百姓当活靶子”的桥段更多唤起的不是观众的反法西斯共鸣,而是民族仇恨。陆川的《南京 ! 南京 !》仅仅最后“军祭”的场景就能将日本法西斯意识统治下军队的狂热彰显到极致,但主角角川一个“善良的” 日本兵形象使得陆川受到了一片指责之声。可见要在中国二战影片中加入反思理念,如何把握受众的心理倾向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电影人应该更好地理解“铭记历史,但不要延续仇恨”这句话,以不消解崇高的方式,以对战争的残酷和被战火摧残的美好人性的展现,让法西斯的暴行深入人心。相信中国的二战影片必将在如今思维更自由的环境下,在反思二战的层面表现得更为深邃。

摘要:“二战”是中国战争片重要的题材,作为革命历史的文艺产品,它在中国电影领域占有独特的位置。本文通过对该题材片三个类型的分析及与中国二战题材影片的比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一些评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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