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婚姻要旨（精选3篇）
中国古代婚姻要旨 篇1
纵观中国古代婚姻现象, 其目的或为了政治联盟, 或为了经济利益, 或为了高贵血统, 或为了安抚蛮夷, 但传宗接代、繁衍家族是其不变的宗旨。《礼记·昏义》第四十四云:“昏礼者, 将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也, 故君子重之。”孔子亦曰:“天地不合, 万物不生。大昏, 万世之嗣也。” (《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 因此中国古代婚姻不以爱情为前提, 而以传宗接代为主要目的。这一理念明确体现于礼法制度上, 也渗透在文学作品、婚姻风俗中。
一、以礼法制度保证婚姻宗旨
婚姻是生育之本, 万世之源, 故每朝每代都以礼制或法制加以强调。《周礼·地官·媒氏》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 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 皆书之。”《诗·召南·摽有梅序》:“男女得以及时也。”唐孔颖达疏:“《礼·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 武王有兄伯邑考, 故知人君早昏, 所以重继嗣。”为了生育, 甚至鼓励早婚, 《汉书·上官皇后传》记载“月余遂立为皇后, 年甫六岁”。《后汉书·班昭传》记班昭“年十有四, 执箕帚于曹氏”。《明史·志》第三十一已明确“凡庶人娶妇, 男年十六, 女年十四以上, 并听婚娶”。如果男女到了婚嫁年龄而未有家室, 《周礼·地官·媒氏》规定:“仲春之月, 令会男女, 于是时也, 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 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毛传:“会而行之者, 所以蕃育人民也。”“春秋时候, 战争频繁, 人口稀少, 统治者为了蕃育人口, 规定超龄男女还未结婚的, 允许在仲春时候自由相会, 自由同居。”[1]258《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五算。”颜师古注:“应劭曰:《国语》越王勾践令国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 欲人民繁息也。汉律人出一算, 算百二十钱, 唯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 罪谪之也。”“五算”即五倍的税赋。“风诗”中不少诗篇反映了先民对蕃育的重视, 如《毛传》:“《野有蔓草》, 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 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 思不期而会焉。”欧阳修《诗本义》亦云:“男女婚聚失时, 邂逅相遇于田野间。”
另一方面, 古代婚姻要求必须遵循“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否则被人所不齿。《孟子·滕文公下》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钻穴隙相窥, 逾墙相从, 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礼记·坊记第三十》将以媒通婚视为礼:“男女无媒不交, 无币不相见, 恐男女之无别也。”《诗·幽风·伐柯》谓:“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诗·齐风·南山》亦云:“艺麻如之何?恒从其亩。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班固《白虎通》卷四上《嫁娶》明确:“男不自专娶, 女不自专嫁, 必由父母、须媒妁, 何?远耻防淫佚也。”唐朝以媒通婚定为法律, 即《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规定:“为婚之法, 必有行媒。”没有媒人或未征得父母同意是不道德的婚姻, 不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礼制与法制一方面明确无媒不婚, 一方面又允许超龄青年私奔同居, 目的就是繁育人口。
恩格斯说:“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2]74中国古代婚姻可以不讲道德, 但不能损害家族利益, 故对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礼法上也有相应的惩罚。《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十三经注疏》赵歧注:“于礼有不孝者三, ……不娶无子, 绝先祖祀, 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大戴礼记·本命》载:“妇有七去。”其一为“无子去。……无子, 为其绝世也。”唐代则将“七去”定为法律, 《唐律疏议》允许男子在妻子触犯“七去”之一时休妻, 且将不育无子作为女性被休的首罪。
二、文学作品表达生育多子崇拜
农耕社会, 劳动力很重要, 故婚姻的第一要务是生育。中国古代崇拜生育能力, 祈求多子多福。《诗经》民风中不少诗篇表达了这种观念。如《周南·桃夭》一诗, 朱熹道:“桃之有华, 正婚姻之时也。”诗颂扬女子婚嫁及时, 以承“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的使命。又如《周南·苤苢》, 历来说诗者一般都认为这是描写劳动场面, 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评说:“涵咏此诗, 恍听田家妇女, 三三五五, 于平原旷野, 风和日丽中, 群歌互答。……今世南方妇女, 登山采茶, 结伴讴歌, 犹有此遗风焉。”闻一多先生则认为此诗的主旨不单是描绘劳动场面和妇女劳动的喜悦, 且是对女性生育的崇拜, “苤苢”是多子象征。他在《风诗类钞》中说:“妇人思有子也。苤苢, 食之宜怀妊, 故相呼采而食之。”[3]《尔雅》记:“芣苢, 马舄。马舄, 车前。”《毛传》以为芣苢“宜怀妊”。古人以为车前子可治妇女不孕和难产。[1]258
再如《唐风·椒聊》也是颂女子多子。《尔雅·释木》:“椒、榝、醜、莍。”郭注:“莍, 萸 (越椒) 。子聚生成房貌。”闻一多《风诗类钞》:“椒, 即花椒。……椒类多子, 所以古人常用来比女人。椒类中有一种结实聚生成房的, 一房椒叫做椒房。汉朝人借‘椒房’这个名词来称呼他们皇后所住的房室, 正取其多子的吉祥意义。”[3]汉代应劭《风俗通》有记:“《汉官仪》, 皇后称椒房, 取其蕃实之义。《诗》曰:椒聊之实, 蕃衍盈升。”《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五《伦传》:“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 椒房之亲。”这些记载反映了古代对多子的祈盼。而《椒聊》诗一再咏赞女性“硕大无朋”“硕大且笃”, 反映古代以妇人丰硕为美, 因为女性身体的强健是生儿育女的基础。《周南·螽斯》也是一首祝人多子多孙的诗, 诗人用蝗虫多子喻人之多子, 表达对多子者的祝贺。马瑞辰《通释》释该诗中“宜尔子孙”:“古文宜作, 窃谓宜从多声, 即有多义。宜尔子孙, 犹云多尔子孙也。”
古代女子生育关乎家族繁衍重任, 不育无子不仅让女性受尽屈辱, 更要受到家庭社会的谴责与休弃, 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据学者探研, 唐琬被休原因有三, 其一即是唐氏不嗣, 没有生育儿女之罪过。[4]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通过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代子嗣观。“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不仅在男人心中, 也在女人的心中根深蒂固, 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聊斋志异·颜氏》中颜氏, 当她的丈夫“再试再黜”时, 她易装相代中进士, 后官至御史, 富埒王侯, “翁姑皆受封于新妇”。因不能生育, 主动出资为丈夫纳妾, 延夫家一线香火。《林氏》中林氏是一位“贤”妇, 作者对她极力表彰, 因为她绞尽脑汁让婢女给丈夫生下一个儿子。《段氏》中连氏是一名“妒妇”, 临死之前谆谆告诫女儿及孙媳:“汝等志之:如三十不育, 便当典质钗珥, 为婿纳妾。无子之情状实难堪也!”这种传宗接代观念在蒲松龄笔下《小翠》《神女》《锦瑟》等篇中反复得以宣扬。
三、民间婚俗对生育多子的崇拜
民间婚俗从开始联姻到最后正式迎娶, 每一道环节都体现对生育的敬畏。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婚礼, 纳彩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 可屈可伸也;嘉禾, 分福也;双石, 义在两固也。”首先彩礼为九事, 其次九子蒲, 清汪中《述学·释三九》:“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 则约之以三, 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 则约之以九, 以见其极多。”“九”言繁多。这些彩礼除寓意夫妻幸福恩爱、美满长久外, 仍不忘其生育的祝愿。
结婚前夕有一风俗“铺房”, 《明史·礼志》:“亲迎前一日, 女氏使人陈设于婿之寝室, 俗谓之铺房。”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记载:“铺房古虽无之, 然今世俗所用, 不可废也。床榻荐席椅桌之类, 婿家当具之。毡褥帐幔绹之类, 女家当具之。……世俗尽陈之, 欲矜夸富多。”孟元老所记虽为夸富, 但被请去铺房的一般为福寿齐全、多子孙的夫妇, 取其吉利, 为之铺房的人称铺公铺母,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便记有铺公铺母这一特殊人物。
汉唐时期婚礼在户外青庐中举行, 青庐又称百子帐。唐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催铺百子帐, 待障七香车。”宋程大昌《演繁露·百子帐》:“唐人昏礼多用百子帐, 特贵其名与昏宜, 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戎虏, 特穹庐, 拂庐之具体而微者耳。棬柳为圈, 以相连琐, 可张可阖。为其圈之多也, 故以百子揔之。”程大昌虽认为百子帐非有子孙众多之义, 但他认为“特贵其名与昏宜”, 即是多子的祝福。
撒帐是中国传统婚礼上的一项仪式, 它最初的意义是辟邪煞, 保佑新婚夫妇。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中说, 婚礼上, 男女“对拜毕就床, 女向左, 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散掷, 谓之撒帐。”《戊辰杂抄》说:“撒帐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 帝迎入帐中共坐, 饮合卺酒。预告官人, 遥撒五色同心花果, 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 云得果多, 得子多也。”现在一些地方仍保留这种撒帐习俗, 撒的东西不仅有枣子、荔枝、栗子、桂圆和花生, 也有用五谷和红纸屑的, 表达人们对新人未来生活的美好祝福, 同时也是对新婚夫妇多子祝愿。
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指出“生殖崇拜是人类早期遍及世界的历史现象, 繁衍后代本来就是婚姻的重要。”[5]389汉桓谭《新论》以为人所追求的五福是“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 故中国古代对生育充满敬畏, 对多子怀着美好的祝愿。
摘要：中国古代婚姻以“上事宗庙, 下继后世”为宗旨, 故重视生育, 祈盼多子多福。这一观念体现在文学作品、婚姻习俗中, 并以礼法制度加以强调。
关键词：中国,古代婚姻,生育多子,崇拜
参考文献
[1]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 (上册) [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3]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4[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赵洪义.陆游休妻原因再探究[J].长春大学学报, 2009 (3) .
[5]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中国古代婚姻要旨 篇2
2009级艺术学研李磊1045809012
摘要：婚姻制度是古代中国家庭伦理制度的主要内容，而婚姻解除制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逐渐发展的过程，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婚姻解除制度，可以对今天我们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婚姻解除 强制离婚 合意离婚 “七出” “三不去”
一、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形式
婚姻解除是指婚姻关系的消灭，从各国现状来看，婚姻关系的终止可能有两个原因：
1、是配偶一方死亡或宣告死亡；
2、是因双方的离婚行为。第一种原因是婚姻终止的自然原因。离婚，是生存的配偶运用法律手段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这是由双方主观意志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规定的离婚形式分为强制离婚和合意离婚两种，具体而言包括“七出”、“义绝”、“和离”。强制离婚包括法定强制离婚和片意离婚。法定强制离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婚姻违反法律规定，即当事人在身份上属于法律所禁止为婚的范围，构成“违律为婚”。违律为婚者，所缔结的婚姻关系属于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并须强制离婚。主婚者还将受到刑事处罚。另外一种情况被称为“义绝”，所缔结的婚姻关系本身合法有效，但由于夫妻一方对于对方的亲属实施了侵害行为，或者夫妻双方亲属之间发生侵害行为，符合法定“义绝”条件者，即必须离异。唐律规定：“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必须离异，违者处徒刑一年。片意离婚是指配偶一方提出的离婚，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丈夫一方掌握离婚的主动权。所谓“七出”，七出在西周时原来是礼制，唐朝时定为法律条文：妻有“七出”之一者，丈夫有权解除婚姻关系，唐《户令》中的规定十分具体：“诸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此即呈诉离婚制度。唐朝称合意离婚为“和离”，唐《户令》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疏议：“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此后，明清各代均有此项规定。中国古代，离婚的主动权始终掌控在丈夫手中，妻子则从未获得过相应的权利。如果妻子擅自离夫出走，即构成犯罪。《唐律·户婚》规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
二、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条件与理由
唐朝规定了七种“违律为婚”情形：同姓不结婚；亲属不婚（五服内）；良贱之间不婚；不得娶逃亡妇女；不得娶下属女儿；不得隐瞒事情结婚（身份、年龄和健康状况）；不得恐吓、强娶。义绝是指一方对另一方亲属和双方亲属间有殴打、通奸、杀伤等行为，证明两个家族间的道义已断绝，官府判决离婚。唐开元二十五年《户令》具体规定了“义绝”的条件：“诸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
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姊妹自相杀，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与有以上七种情况，都属于义绝。违律为婚及义绝均构成了强制离婚的法定理由，若有犯，婚姻关系必须解除，夫妻双方本人的感情及意愿则不予考虑。违者，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七出”可以作为丈夫要求离婚的理由，并非必然导致婚姻关系解除，其主动权在男方。但是从“七出”的具体条件来看，除了盗窃一项关乎个人道德外，其他条件无一不与家族有关。因此，与其说是丈夫掌握离婚的主动权，“妻受夫的支配，离合听夫，不如说夫妻皆受家族主义或父母意志的支配。任意出妻和犯了家族规律而出妻是两回事。”
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呈诉离婚，是指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特定事由发生时，夫妻双方都可以要求由官司处断离婚。“和离”乃双方自愿离婚，因而基本没有条件上的限制。中国古代的离婚条件也是逐步完善起来的，但是这种完善主要表现出一种稳定的完善，与家族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不是古罗马那种不断革新的完善。
三、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程序
中国古代的离婚程序分为两类，即离和断离。离又可以分成“出妻”及“和离”两种，出妻即俗称的休妻、弃妻，合称休弃。出妻由男方做主，公婆也可以提出，简而言之，以“七出”为理由提出休妻者，可以不经官府，但是必须履行较为严格的法定程序。第一，必须由丈夫本人亲作书面“出妻书”，即所谓“休书”；第二，休书必须经夫妻双方的有关亲属联名签署，包括夫的父、母、伯、姨、舅，妻的父、母、伯、姨、舅，及左邻右舍等。如妻子再嫁，须持前夫书写的休书到官府请求公牍，然后再嫁。和离就是双方合意离婚，同样必须由丈夫亲手书写“离婚书”，这些书面凭据，可以用于注销户口和再嫁时的结婚凭证。断离是官府判决强制离婚，由两种原因引起。一是违律为婚，二是义绝。
四、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法律后果
从财产安排上来看，在古代中国，离婚之后的妻子可以带走从娘家带来的陪嫁，除此之外不能再分得任何财物。“根据《礼记·杂记下》郑玄注引“律：弃妻畀所赍”，即归还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唐代沿用了汉代的规定，据日本《令解集》卷10“七出”条云：“凡弃妻，先由祖父母父母，若无祖父母父母，夫得自由。皆还其所赍见在之财；若将婢有子亦还之。”即离婚后归还妻子从娘家带来的财产。
从子女抚养上来看，按照中国古代的婚姻习惯，夫妻离婚后，子女原则上归丈夫抚养，但如丈夫去世，则允许妻子携子女改嫁。离婚后，妻子与所生子女的法律关系不变。据《仪礼·丧服》记载：“出妻之子为母期，”也就是说，如父母离异被出，母亲去世，则子女须为母服期年之丧。如果父母离异后母亲犯罪，也可用子之官阴请求减免罪责。
五、古代中国婚姻解除制度特征
中国古代婚姻解除制度特征首先表现在，中国古代有关离婚制度的规定一直是比较稳定并逐步完善的，其核心的特质几乎贯穿始终而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与中国古代波澜不惊，陈陈相因的文化风貌一脉相承；其二，中国古代离婚制度的特征受到家族主义的强烈影响，因而时时处处关乎家族利益，婚姻乃“合二姓之好”，结婚被看作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离婚自然也被看作是两个家族的决裂，因此离婚的条件、理由乃至程序都与家族密切相关，夫妻个人的意愿及情感都需要服从家族的利益，特别是行经3000多年从未间断的“出妻”制度，丈夫“出妻”的条件无不与家族相关，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家族利益和个人意志的统一。其三，中国古代离婚制度鲜明的体现出服务于家族伦理和家族利益的特征，中国古代虽然也为“七出”设计了“三不去”，体现了对妻子权利的一定保障，但是“三不去”的首要出发点及其内容仍然服务于家族伦理和家族利益，并非出于维护公正的目的。其四，就中国古代的“和离”而言，从外在形式上看与当今社会的协议离婚别无二致，但是结合中国古代的社会背景来看，单纯的法律条文可能无法说明其本质。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和夫权统治不可能允许女子真正享有独立的权利，包括与丈夫“平等”地协议离婚的权利，再者，一项婚姻的解除绝不仅仅关乎夫妻两人，而是影响着整个家族的体面和利益，因此，即使婚姻关系必须解除，一方面不得不顾及家族的关系，给对方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也需维护自己的声誉，以免“家丑外扬”。这样一来，选择“和离”的途径，自可以做到“两全”。因此，“和离”制度的产生及持续，并不在于它本身蕴含的意义，而不过是“出妻”的一种变通而已。参考书目：
1、《唐律·户婚》“义绝离之”。
2、郑显文著：《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古代婚姻要旨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婚姻缔结；基本原则；当代影响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社会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
从表现形式上看，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生理及心理的结合。男女两性的结合是婚姻的自然基础和生物属性。但并非所有的两性结合都被认定是婚姻。只有在特定的法律、伦理和风俗的规定之下建立起来的两性结合才是婚姻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讲，婚姻是男女之间在特定条件下以性结合为基础的社会结合。婚姻的社会性是其本质的属性。
在法律上，婚姻家庭制度是指被一定社会所公认并被普遍遵循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统体系。婚姻家庭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社会制度的共性。也是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古代婚姻法律制度起源较早，至西周《周礼》定型，随着朝代变化逐步发展细致完善，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与文化特性，并且深刻影响现代婚姻观念和制度。所以研究古代的婚姻权是很有必要的。
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中，人们是一个群体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人们对两性之间的限制门槛几乎为零。《列子·汤问》中描述：“男女杂游，不媒不聘。”从古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的是，原始社会中，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伦理以及对血亲配对禁忌的认识。
这些以部落分布的原始群体极为崇尚生殖，发展成母系社会的原始部落占的比例很大，甚至至今一些远古部落里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传统。《商君书·开塞》中记载的“天地开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的认知越来越广阔，经历夏商，人们对婚姻的认识逐步加深，各种婚姻形式被各种习惯、规则约束起来，直到西周终于形成了一套有着严格礼仪的婚姻制度。其中，婚姻缔结作为婚姻的起点，其基本原则遵循礼制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至今影响着中国的婚姻制度和人们的婚姻生活。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在网络发达，各种穿越剧流行的今天，很多人对这句话并不陌生。它说的是，婚姻的缔结，结婚人不能自主自由，必须完全听命与自己的父母，并经媒妁为中介。父母之命中的父母是这场婚姻的主婚人。而主婚人是这场婚姻成立的必要的条件。是由双方的父母，或祖父母、高祖父母等长辈主婚。从婚姻的认定，确认，到婚礼的操办，都是由双方的父母决定的，作为当事人的子女没有任何的自主选择权。《周礼》规定，“男不亲求，女不亲许。”而这一制度，确立与西周的春秋时期。《孟子·滕文公下》中有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而媒妁之言中的媒人也在一场婚姻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一场婚姻的流程一般由男方主动提起，媒人则去说媒。并对这门亲事定亲，确认，办事的产生的一些矛盾进行协调。所以媒妁之言，是一场明媒正娶婚姻存在的前提条件。
而古代婚姻的目的多的是传宗接代，多的是政治联姻，在宗法制的约束条件下，男女婚姻大事必须得要父母同意，再经媒妁之言，才能被社会和宗族承认。所以这个时代的男女并没有婚姻自主权，很多情况下，甚至到洞房花烛夜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约束了男女的婚配自由，甚至有的时候会造成相当多的悲剧，但这个男女结合方式仍然从西周沿袭了下来，足以说明这个方式对一个家族，对一个朝代的重要性。这种形式虽有弊端，但在婚姻中加入了“礼节”。使得“礼”与传统相结合。婚姻不再是最原始的自然本能，而是真正的把婚姻形式规范成一种制度流传了下来。
二、“一夫一妻多妾”
在原始社会中，一度实行的是母系社会，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的重要性日渐凸显，逐渐使得男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凸显，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最终进入了阶级等级社会——夫妻制度也就形成了。
中国古代是一夫一妻制吗？回答是肯定的，古代婚姻在形式上是一夫可以有多个相配的女，但这多个女人中，只有一个是法律意义上的“妻”，实际上行使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礼记·曲礼》记载：“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
由此可知“后”是天子的正妻，“夫人”是公侯的正妻，其他均为妾，而妾的名分不同，地位也有异。这当中的士是最低一级的贵族，一般也可以拥有一妻一妾。所以，真正实行一夫一妻的只有平民，这也是一套贵族制度。
妾是我国古代婚姻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她们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不管是小说也好，穿越剧也罢，其中都会谈到“长幼尊卑，嫡庶分明”。只有正妻的孩子才是嫡，而妾生的孩子不管男女都是庶。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妾的地位低卜。
一夫一妻多妾制奠定了以男权为尊的基础。《唐律·名例》中记载“夫者，妻之天也。”法律也作出规定来维护夫权，以法律来管束妻妾。唐律中规定若夫妻之间发生相互辱骂、殴打、致伤、杀害等人身侵害行为时，法律对夫的惩罚实行减免原则，而对于妻的处罚则刚好相反，实行加重处罚原则。
《大明律》中记载，妻妾殴打丈夫，处杖刑一百，听任丈夫离婚；如殴致折伤，加平常人斗殴三等治罪；殴至笃疾，处以绞刑；如果故意杀害丈夫则处凌迟。然而丈夫殴打妻子，不到折伤则不追究责任。
但是这里不得不提到秦朝，秦朝就是这个制度的例外。秦朝不奉行儒家思想，相对而言法家思想比较盛行。这点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就能从侧面证明。《法经·杂法》规定，“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聝（割耳）。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这里明确的规定出了对一夫一妻制的违背将会遭受严厉的惩罚。而秦律继承了法经的内容，它要求男女对对方忠诚，不仅是妻子忠诚的顺从丈夫，同时要求丈夫也要忠于妻子，对女性的保护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
三、“同姓不婚”
“同姓不婚”是指同一姓氏两人不得结婚。同姓不婚始于西周初期，是周人实行族外婚时遗留下的规定。春秋时，人们对同姓婚配会造成后代畸型及不育已有进一步认识，但同姓婚配仍在贵族中时有发生。战国后，以氏为姓，汉代以后，姓氏不分，因而同姓不婚多有不禁。至唐代，对同姓婚又循古制，予以禁止。宋、元亦依唐律，同姓为婚千杖而离之。明、清时地域更大，人口众多，早成为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取代了原先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
《国语·晋语四》中记载“同姓不婚，惧不殖也”。
当然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日益完善，血统问题也越来越讲究。很多贵族中只有和本族的人才能通婚以保持自己血统的纯洁性。又有些贵族规定本族只能和同是贵族的人联姻，这样的婚姻往往具有过多的政治色彩。所以，“同姓不婚”的规定渐渐被视为形式。到后来，“不婚”被分为两部分。例如《明律例》与《清律例》均分同姓、同宗为二，表面规定两者皆禁止通婚，实际同姓而不同宗也可以结婚。清末册律，将同姓不婚与亲属不婚合并，只禁止同宗结婚。
当初的这项规定让很多人失去了寻找自己幸福的权利。这也很明确的反应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那为什么会有这项禁止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不利生殖健康。作为当代的我们来说，很多人都知道近亲结婚会遗传基因会受干扰，所以我国婚姻法规定三代内不能结婚，在周代，人们就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而“同姓结婚”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近亲繁殖《左传·僖公二十年》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不蕃”意则是不繁盛，不健康、先天不足。当时的婚姻目的最重要的是传宗接代，同姓为婚导致生育不蕃，直接背离了婚姻的主要目的。
第二，出于政治结盟需要。禁止同姓成婚，就意味着双方中的一方必定是外姓，在客观上会促进与外姓的联姻，《礼记·郊特牲》说：“娶于异性，所以附远厚别也”，反映了通过婚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以巩固权势，并维护宗族内部的伦常关系。所以贵族与贵族之间的联姻，多数是以此扩大和加强与异姓集团的政治合作及军事联盟。而其目的则在于扩充势力范围，互相以对方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与实力，依靠互相同盟祸福相依。
第三，维护伦理秩序。古代明君多以文明礼仪伦理道德治天下，而孔子学说正是他们所崇拜的。在古代人眼里。“同宗”就是“血亲”，因此把同姓成婚与至亲、嫡亲兄弟姐妹通婚等同看待。《白虎通·嫁娶》也称：“不娶同姓者何，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这里很明显能说明，古代把“同姓结婚”当作是乱伦。
四、“三书六礼”
提到古代婚姻制度，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程序。当事人地位越高代表着他的婚姻程序越复杂，更隆重。而我们中国古代婚姻程序是把婚姻权规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三书六礼是明媒正娶的标志。
三书是指在结婚过程中使用的文书。对婚姻的进行持续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聘书：即订亲之文书。在纳吉（男女订立婚约）时，男家交予女家之书柬。
礼书：即在过大礼时所用的文书，列明过大礼的物品和数量。
迎书：即迎娶新娘之文书。是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男方送给女方的文书。
六礼标志着古代婚姻“引礼入制，恪守礼法”。六礼是指：
（1）纳采：当儿女婚嫁时，由男方家长请媒人向物色好的女家提亲。男家在纳采时，需将大约达三十种有象征吉祥意义的礼物送给女家；女家亦在此时向媒人打听男方的情况。
（2）问名：即在女方家长接纳提亲后，女家将女儿的年庚八字带返男家，以使男女门当和后卜吉凶。
（3）纳吉：当接收庚帖后，便会将庚帖置于神前或祖先案上请示吉凶，以肯定双方年庚八字没有相冲相克。当得知双方并没有相冲相克之征象后，婚事已初步议定。
（4）纳征：即男家把聘书和礼书送到女家。在大婚前一个月至两周，男家会请两位或四位女性亲戚（须是全福之人）约同媒人，带备聘金、礼金及聘礼到女方家中；此时，女家需回礼。纳征：古代汉族婚姻风俗。流行于全国许多地区。“六礼”中的第四礼。亦称“纳成”。即男家纳吉往女家送聘礼。（《礼记·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经此仪礼婚约完全成立。古代汉族婚姻风俗。流行于全国许多地区。“六礼”中的第四礼。亦称“纳成”。即男家纳吉往女家送聘礼。（《礼记·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经此仪礼婚约完全成立。《晋书·志十一》：“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礼纳征，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宋代所用礼物不再遵循周志，金银绫绢，各依等级而定。明代聘礼提倡节俭。《明史·志三十一》品官婚礼：“纳征如吉仪，加玄纁，束帛，函书，不用雁。”仪式因袭宋制：“宾致词曰：某官以伉俪之重，加惠某官，率循典礼。有不腆之币，敢请纳征。”主婚者曰：“某官贶某以重礼，某敢不拜受。”宾以函书授主婚者，主婚者亦答以函书。”至近代，无“纳征”之名，而有送礼之实，或并之于纳采，或更称纳币。1920年《英山县志》：“婚礼古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今止用纳采，纳币”。
（5）请期：即男家择定合婚的良辰吉日，并征求女家的同意。
（6）亲迎：在结婚吉日，穿着礼服的新郎会偕同媒人、亲友亲自往女家迎娶新娘。新郎在到女家前需到女家的祖庙行拜见礼，之后才用花轿将新娘接到男家。在男家完成拜天、地、祖先的仪式后，便送入洞房。
三书六礼的程序完成意味着一桩姻缘落定，而森严的礼仪文化制度体现出来的是封建文化的特性。
五、中国古代婚姻缔结原则的正负价值
从古代婚姻缔结的原则中，我们不难发现，婚姻与政治，与民俗息息相关。为了政治结盟，父母能把未见过面的儿女结成一对夫妻。而封建礼治下，“三书六礼”等原则，更加强调了“礼”在中国古代婚姻中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崇尚夫权，也进一步肯定了男性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一夫一妻多妾”能使—个家族枝叶旺盛。从根本上对一个家族根基做了稳固。而“同姓不婚”不管是从古代血统的理论上或者是现代意义上来说都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现今有学者认为应该禁止直系姻亲之间结婚。
虽说中国古代婚姻缔结原则对当时的家族甚至是时代来说都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它意味着婚姻“不是个人，不是社会，而是为了家族”，特别是对于妇女而言，完全是“被婚姻”。在这种束缚下，早有人对封建下的婚姻原则提出了抗议，就拿元代来说，王实甫就写出了《西厢记》，用杂记的方式，用张生与崔莺莺两人的爱情故事，来表达对自由恋爱的追求，所以在封建礼治下《西厢记》《牡丹亭》等歌颂美好自由爱情的书成了禁书。足以说明封建社会对自由爱情的绝对禁止。而《西厢记》中我认为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崔莺莺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执着，这也是最难得的。
也有学者从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看到了今天应该继承发扬的传统，例如重视婚姻和礼仪规范的传统；慎重选择结婚对象和重视婚姻稳定持久的态度；对爱情和婚姻的真挚与忠贞的追求等等。
六、中国古代婚姻缔结原则的当代影响
时代变迁，似乎中国古代传统的那些婚姻缔结原则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是传统婚姻缔结原则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许多制度性的规范早已深入人心，并且演化成人们的思想。其中“引礼入制”、婚姻强调于“道德规范”的重要性等依然影响着现代婚姻。随着时代的演变，出现了很多新的婚姻缔结方式，比如说“闪婚”“裸婚”等等。这些新的婚姻缔结方式对传统的古代婚姻缔结方式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似乎传统婚姻缔结中存在的原则在这里并不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而婚姻自由是现行婚姻法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所以现代人过于强调婚姻自由，认为婚姻是一个人的事情，跟其他人其他事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草率结婚又草率离婚。年轻人涉世不深，而父母则是有更加深厚的人生阅历和经验，能为子女想的更周到，所以至今有些年轻人还是听从父母的意见，这也是受到了“父母之言”的影响。婚姻自由对女性而言是对传统“婚姻”关系的解放。她们拥有了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
随着女权在国际社会上的讨论越来越热烈，男女平等的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对于女权的保护也越来越多方面化。女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处处受约束，而在婚姻关系中，不再是以夫为天，在现行的婚姻法里也强调着夫妻双方平等。
但是传统意义上妇女的地位在国人脑海里根深蒂固几千年了，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去除的。就拿我国的现状来说，想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实际上，妇女在社会的很多领域都处于劣势，就比如在就业方面，女性要承担比男性更大的就业压力，而女性的工作岗位也比男性少了好多。妇女参政的比例也明显低于男性，很多妇女被排斥在政治圈外。此外，男女在单位职位等级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调查显示，一个单位60.7%的妇女都处于职务较低的等级，男性获得职位晋升的机率也远远高于女性。
这些情况都表明提高国民女性权利意识，乃是当务之急。重视妇女权益保护也将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古代婚姻中强调了“家”的概念，这对现代来说也是有重大意义的。被“快餐文化”蚕食的今天，很多人为了追赶潮流，把责任丢在了一旁。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到责任与家庭的联系。而婚姻是家庭构成的前提条件，树立正确的婚姻态度，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是一堂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