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契约制度

2024-08-09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精选7篇）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篇1

中国古代契约具有独特的内涵, 指对方当事人之间协议的文书。《周礼·秋害·司约》曰:“凡大约剂书于宗彝, 小约剂书于丹图”。郑玄注云:“大约剂, 邦国约也, 书于宗庙之六彝, 欲神简焉。小约剂, 万民约也。丹图, 未闻。”这就是说, 大约剂是指邦国之间用于土地买卖的契约, 因为周朝时实行土地国有, 私人不得买卖, 只有国家才有资格使用“大约剂”。而“万民约”即民事法律关系意义上的契约。所以, 万民约的使用也比较普遍, 而且种类多。由此可知在西周时期, 契约已经很盛行。春秋战国时期, 国家之间也会出现土地买卖, 其形式就会反映在契约上面。又古语有云“结绳记事”“绳约”都是古时记录信息和订立社会契约的重要的工具。在今天, 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也是使用最广泛的就是口头契约。虽然古代的契约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远, 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必然会保留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诚然古时候的契约与今天的契约有很大的区别, 但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 中国古代契约精神是一种值得今天学习和借鉴的精神, 本文意在探索其精神的源本之处, 去其不合理的成分。

一、中国古代契约的历史形态

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有“刻木为信, 结绳记事”。这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 契约的书写。而在西周时, 契约有外在形式和内在形式。契约的外在形式是“判书”。《周礼·秋官·朝士》曰:“凡有责者, 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注云:“判, 半分而合者。”“合”就是合卷为证。《周礼·天官·小宰》中提到的“听称责以傅别”, “听卖买以质剂”, “听取予以书契”, 也是三种不同的契约形式。在这里, 借贷契约叫做“傅别”, 买卖契约叫做“质剂”, 赠予收受契约叫做“书契”。上古之时“傅别”主要用竹简木牍制作, 自文字发明以后, “傅别”制作也有了改进, 古人以“傅别”立契, 双方各执其一。“质剂”就是将一木杖一分为二。每人各执一片, 负债人偿还以后, 则就债权人手中之半收回。“书契”泛指文书、文字。而非契约。

契约的内在形式是契约的内容构成或内在结构, 例如周恭王时的格伯簋铭文:

“佳正月初吉癸子己, 王才在成周, 格曰伯受良马乘于倗生, 厥贾卅田, 则析。”[1]

这是西周中期的一份与土地有关的抵押, 典当契约文字。“正月初吉癸子”是订立契约的时间。“格白”和“倗生”是立约双方的名字, “良马乘”是指四匹好马, 是标的, “卅田”是契价, “厥”是贮, 当是赎的假借字。“贾”就是抵押、典当。“则析”则指“交割”“析卷成议”。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份比较完整的契约的原文。就这份契约所列述的内容来看, 已涉及财物让渡的时间、交易双方的名字或称谓、交易物的数量、价格、析卷成交等条款, 已具备现代契约的主要条框, 反映了当时缔约的文字技术水平已达相当进步的程度。

除了对契约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形式有所了解外, 中国古代的契约又有“红契”和“白契”之分, 也就是官契和私契。在封建社会, 主要是小农经济, 但不乏市场管理与国家因素的介入。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卡尔·比雪认为“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展和生产与消费关系之变迁又家庭经济到城市经济, 再到国民经济, 而其深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基础就是市场的高度发达”。虽然中国的经济一直是小农经济, 但却没有影响到他相对程度上的发达。从通说角度认为,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清时期。但契约的发展却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一个国家中, 一定是先有了民间自由经济的存在, 才会有政府干预的调配。在古代中国社会, 特别是宋代以后, 国家以官印统一的“红契”代替了“白契”。顾名思义“红契”也就是官方对已生效形成了的契约做出了鉴证和许可。中国的契约是可以通过官方在契约上盖红色印章的形式来表现的, 从而形成了中国契约的一种分类。而“红契”主要适用于田宅、奴婢等不动产、动产的买卖。这样就加强了国家对契约制度和税收制度的管理, “红契”在中国有着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在一千年中, 它始终没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 甚至被加以格式化和固定化了。官方文书的固化现象, 不但形成了传统契约的固定模式。同时这一模式也框住了中国契约的进一步发展变化。

二、中国古代契约精神

(一) 订约自愿

无论是西方法学传统还是中国古代契约, 在契约的订立过程中, 始终讲求“事须两合”即双方共同合意,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 自愿公平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交易原则。在我国的民事法律精神中就会把自愿公平作为原则来强调。在中国古代, 从西周到晚清都严行禁止强买强卖。以宋代为例, 对于强买强卖者, 官方的态度甚为坚决:

“开封府言, 京城浩穰, 乡庄人户船载到柴草入城货卖不少, 多被在京官私牙人出城接买, 预先商量作定价例, 量与些小定钱收买。本主不期却被牙人令牵拽车牛, 辗转货卖, 更于原商量价钱外剩取钱物。稍以货卖未尽, 又更于元载柴草内诳称斤两轻少, 减落价钱, 住滞人户车牛, 枉费盘缠, 府私虽出榜晓示钤辖, 终未断绝。欲乞特将指挥止绝, 如有违犯, 并乞重行断遣, 所卖柴草任从人户自便货卖, 及令厢巡人等常切觉察收捉, 送官堪断。”[2]

牙人就是中国古代买卖双方的中间人, 其存在是为了促成交易并且获取佣金。但在此案中, 乡庄人户用船载着柴草进城进行交易, 却被牙人欺骗, 以至于货物买卖不能一次结清。导致剩下的柴草或低价卖出, 或滞留于牛车带回, 也浪费了来回的路费。官府在这个时候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先是出榜文警告, 如果还未断绝, 就送官府处理。从这一案例就可以看出, 在宋代官府是禁止强买强卖的, 如若违犯, 还要送到官府去审查。这不仅体现了在宋朝时就注重意志的自由, 还强调人们在选择上的自由。自由公平的交易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在某些方面这是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如果说罗马为世界做出的贡献之一是法律, 那么现在从中国的文献资料来看, 在有人类文明的地方自然会有时代的进步, 文明的进程是不断地朝着更加先进的方向发展。今天的现代社会, 人们的物质条件充裕, 精神生活也在不断地改善, 我们所看的古代封建社会就会不由地认为其落后和愚昧。但中国古代文明几千年, 人类从远古时期到现在的各种文化的繁荣, 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大环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契约文化也不是一天行成的, 自由和没有约束的环境使古代劳动人民形成了自愿公平的习惯, 而官府的管理、法律的规定又促使了这一习惯的落实, 中国古代的契约文明就是在这种逐渐良好的环境中不断地进步。

其次在民事主体与官府的交易上, 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 不能以官欺民。官民交易应以“和市”为正道, 严禁剥削民利。在中国古代的自愿原则就有法律规定。到清朝时《大清律例》规定, 市场交易行为必须本着双方自愿。“凡买卖诸物, 两不和同而把持市, 专取其利, 及贩鬻之徒, 通行牙行, 共为奸计, 卖物以贱为贵, 买物以贵为贱者, 杖八十。若见有买卖, 在旁高上比价, 以相惑乱而取利者, 笞四十, 若己得利物, 计赃, 重者准窃盗论, 免刺。”两种行为之违法性在于一以强行手段, 二以欺诈手段导致在非自愿的状态下进行交易。在使用强行手段时, 官府可以用公权力使平民强买强卖,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根据《大清律例》来进行处罚。欺诈手段就表现在串通牙行, 所卖货物以次充好, 或者是将贵重的货物贱卖, 再者即为在旁边乱抬价格, 使卖货的人可以以高于原来价格的多倍卖出。这两种行为都会受到刑罚。交易从古代就是不能以贵贱为标准, 双方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不管一方是否是有权有势的官员, 在买卖双方中都只是居于一方的地位, 更不要说是用欺诈的手段进行买卖。

(二) 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领域的帝王条款, 当然, 不仅是民法, 在其他法学领域如行政法、民事诉讼法也需要诚实信用这一原则, 调整的是公民和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单位和司法系统之间的关系。它并不是一项法律规则, 而是法律原则。这样就会在无形中灌输到人们的意识领域, 但归根结底, 诚实信用来自于中国几千年的契约文明。在中国古代契约中, 诚实信用被称为契约之魂。古代中国就有“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这就是诚信。说出去的话, 是不可能收回的。《说文解字》以“信”“诚”互训, 是其道德化的表现。在唐朝时期, 对有违背交易诚信的处罚就很重。《唐律疏议》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 有行滥, 短窄而卖者, 各杖六十”, 货物充公, 而所谓“行滥”者, “不牢谓之行, 不真谓之滥”, 即今日之假冒伪劣者是。可以看出, 在唐朝对违犯诚信原则并且有假冒伪劣者的处罚是很重的。这是官方对违犯诚信者的处罚。而在民间, “诚信被视为人之为人之本。立身处世, 诚信为本, 长育子孙, 德重于才是传统中国的国有特色。诚信是一种‘德’, 也是一种‘义’, 于自身品格修养谓之‘德’, 于世事交往谓之‘义’, 德义并重, 名声攸关, 为士人民间所推重。”就是因为重德重义, 所以更加地推行诚实信用原则。以此为基点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在中国古代会有无讼的价值观念。自古以来, 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家都推崇儒家的文化理论, 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所追求的就是一个大同社会, “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就是一种从先秦时期就流行于中国的传统的思想观念。而支撑“无讼”的价值观也就是诚实信用的存在。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交易成功的一大基本要素。从自然的诚实信用思维到法律文化的无讼价值取向, 在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传统中国特有的自然农业经济与社会结构和现实政治需求相契合的结果。诚实信用的表现方式就有“中人”制度, 相信中间人的作用, “婚姻凭媒, 买卖凭中”意思就是说, 像婚姻这种大事不仅要父母做主, 还要有媒人说合;如果是买卖, 那就要中人来从中说合。第三方的参加, 形成了中国古代民事契约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中国古代契约之魂有诚信原则、自愿原则。显然, 契约关系、契约制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受到了以礼仪文明为核心的社会整体文明的熏陶。同时, 在契约习惯中首肯诚信的道德精神, 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自治权, 这对后来中国商品经济传统的形成和发扬具有其重要的意义。

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是缺乏交易的契约自由精神的。就契约自由来说, 源自于罗马的契约自由原则, 曾经是近代资本主义契约制度的核心, 也是支持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精神支柱。为什么会有契约自由呢?其实原因是很深刻的。归根结底在于客观的经济基础, 如果经济足够发达, 那么人们之间的交易会越来越频繁, 交易的简单频繁, 使交易的成本变低, 而人们之间的交易就是自由的, 随心所欲的。社会的基础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往就可以促进贸易的往来。这种契约自由是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美好状态。但契约自由在中国古代并不完善、从两汉时期垄断盐铁专卖, 到明朝时的禁止海外自由贸易的交往, 都是国家控制交易自由的体现。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东南沿海一带, 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 西欧的扩大海外市场并没有用自由平和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国门, 这种交易的不自由和限制, 也直接导致了从15世纪开始, 中国渐渐地落后于西方国家。转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此后虽然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 却依然是世界落后大国。在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 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交易自由, 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

诚然, 契约的高度发达还是要依托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始于小农经济, 其没落的原因也在于小农经济的停滞不前, 但其并不能说明主要的问题。首先, 问题的更深层次还是在于受到儒教礼仪的影响, 儒家几千年的传承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模式, 等级森严, 特权和贵族阶级占有的财富是整个国家的一大部分。其次, 在制度层面上, 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而阻碍了契约的前进。从唐初的关陇氏族到明朝的文官集团再到清朝的满人集团并不希望打破其既有利益, 并且不断地破坏一切的改革措施, 使国家的运转陷入大范围的停滞。而在西方, 即使是被人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 也会有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这种强调解放和人民自由的精神存在。王权与教会之间的斗争总会朝着对人民有利的方向发展, 而中国的每一次王权的更替, 有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土地兼并。人们追求的只是新的统治者来代替旧的统治者, 但是制度并没有变。所以在这种行政权干预经济、行政权压制等价交换的情况下, 是很难会有契约更完善的发展。市场经济更需要发扬诚实信用, 公平自愿等存在于人类内心的优良精神。今天社会的良好发展、长治久安更依赖精神的自觉和人们自我行为控制的自觉。中国古代的契约文明是经济发展的值得宣扬的价值观, 清末明初西方法律知识迅速地进入中国, 其优秀的法律技术和方法为中国法学界不断的传播。经历了一系列的磨合, 再加上本土资源的再创造, 已然成为自己独特的法律文明。这是一种优秀文明的相互契合, 现阶段更应该发扬这些精神, 保留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成分, 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繁荣。

摘要：中国古代契约精神是一种值得今天学习和借鉴的精神, 本文意在探索其精神的源本之处, 去其不合理的成分。

关键词：古代契约,诚信,自愿

参考文献

[1]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转引自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141.

[2]《宋会要辑稿·食货》55之33, “天圣八年三月”.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篇2

一、监察组织与机构

1．秦朝

•秦朝首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先河。秦朝的监察官吏称为御史，其长官为御史大夫，位高权重，其职权：一是掌法令，监督法律和法令的实施；二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三是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活动。

–2．汉朝

•汉承秦制，中央设御史大夫，汉代的地方监察机关主要有：

–(1)司隶校尉，其职“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

–(2)州刺史。汉武帝时，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设部刺史一人，为地方固定的监察官。刺史规定“以六条问事”。

–3．魏晋隋唐

魏晋时期，中央三大法司基本形成，其中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构。唐代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若干人组成。

此外，唐代将全国分为十道(玄宗开元间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4．宋朝

•宋朝监察机关的权力进一步扩大。首先，弹劾的范围扩大了。其次，允许御史“风闻弹人”而不一定要有实据。

•宋代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比唐代严密。州、府、军、监均有通制官，职责是监察州县官吏。–5．元朝

•元朝建立了严密的监察体制：

–(1)监察机关的地位明显提高；(2)监察机构进一步充实；(3)元朝还制定了一系列监察法规。

–6．明朝

•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称“风宪衙门”，由此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监察机构。增设13道监察御史110人，分掌京师和地方监察工作。建立了监察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

•明代还创立了负有独立监察权的六科给事中组织。负责监察六部官吏。

•7．清朝

•清朝将六科并入都察院，使监察机构一体化。

–8．清末

•清末监察机构并无变动，光绪十八年修订公布了《钦定台规》，确定了行政监察的基本纲要，类似监察法总则，其后修订颁布的《都察院则例》，类似监察法的分则。

•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监察院，作为中央五大机关之一，对官员行使监察权。

二、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智囊制度篇3

古代智囊以智辅政、以智启民，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君王决策的可行性，甚至推动了文明的进化

政治的开明化、规范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有序化，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智囊群体的辅佐

智囊，特指足智多谋、专门出谋划策的人。智囊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长期以来一直为世人瞩目。《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记载：“樗里子滑稽多谋，秦人号曰‘智囊。”《史记·晁错传》记载：“太子家号曰‘智囊。”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这些著述基本道出智囊的含义和特点。

智囊制度及其机构在我国古代早就以初级的形式出现，如门客、养士、谋士、师爷、幕僚、幕宾、言官、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有门客三千，为其出谋划策，被后世追溯为中国最早的“智囊团”。唐朝开辟翰林制度，开启政府制度化、规模化使用“智库”之先例，为后世诸政权所承袭。

明朝的时候，言官制度发展至顶峰，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政治地位极为突出。智囊以其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智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甚至直接参与决策，以聪明才智辅佐君王，也影响到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进程。

凭借在自然地理、天文历算、农经医学、军事谋略等方面的特殊才能，古代智囊以智辅政、以智启民，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君王决策的准确性、科学性与可行性，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甚至推动着文明的进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战乱年代，每当遇到分裂割据或王朝更替，号称“一身所有皆是智算”的智囊，就会在推进国家统一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每当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时，雄踞一方、欲得天下者大都比较重视智囊的建议，并充分加以利用，智囊的神机妙算与雄才大略也因此得以充分发挥。

然而，一旦天下平定以后，智囊又时常会受到种种限制而难以发展，唐、宋、元、明、清的王朝更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时的中央集权体制使皇帝一人掌管军事、政治和经济等一切大权，遇到明君则天下太平、百业兴旺；若是遇到个昏君，难以驾驭治国之道，就有可能将政权旁落至如宦官之流，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较为黑暗的时期。因此，政治的开明化、规范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有序化，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智囊群体的辅佐。

古代智囊大多是从爱国爱民的角度来辅佐统治者的，他们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家国情怀，一直鼓舞和激励着后世有识之士。比如，明朝东林书院原是志同道合者的讲学之所，后因倡导“读书、讲学、爱国”，引起文人学士的普遍响应，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地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并影響时政改革，颇有智库之型。

此外，历史上的智囊群体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智囊的素质、个性、特点均不一样；同一时代，不同的智囊群体，其个性、素质亦有差异，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那些个体素质好、知识面广、结构合理、互相团结、主帅作用大的群体，往往能在政治和军事攻防中处于有利地位，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变不利为有利，战胜对手。

《孙子兵法》曰：“上兵划谋。”兵家讲究以智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古人亦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可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谋略文化传统的国度，这为古典谋略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

在现代社会，知识群体以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等身份出现，形成了不同类型和专业特色的智库，建言献策、咨政辅政。某种程度上，历史正以惊人的相似性，螺旋式地向前推进。

中国古代的收养契约及收养关系篇4

一、中国各朝代关于收养问题的律令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等级社会,是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以家族为中心,按照血统、嫡庶承继的组织原则,维护宗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在西周就已经建立,周礼的抽象精神原则就是所谓的“亲亲”,即家庭成员都要服从家长、族长的统治,从而维护宗族中的正宗世袭权。因此,立嗣继承就成为重要的事项。收养制度与宗祧继承直接相关,是确立宗嗣关系是否合法成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论语·为政》篇云“:齐之以礼。”礼是封建贵族为了巩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而制定的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自此,宗法制度与礼相结合形成的礼制成为巩固封建世袭制度的基础,西周以来一直延续到清末,几千年中,成为维护中国传统家长制世袭统治的有力武器。关于收养制度,礼制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如《礼仪注疏》中明确规定“:同宗则可为之后。”[1]对无子嗣者需要收养后嗣的问题,所收养的养子必须是同宗男性才能成为合法后嗣。这是为了保持家族血缘关系继承的纯洁性而作出的规定,相应的,非同宗的异姓子就不得收养为后,因此后人对于礼制在收养问题上的准确诠释是:同宗则可为之后,异姓不相为后。这原本是为了保持父系家族血统的纯正,防止非父系血统的异姓人扰乱宗族正统继承而出现的一种人为规定,却也要被蒙上一层超自然的面纱,即“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2],成为同宗收养的理论依据。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律令都是遵循礼制制定。当礼制一旦确立, 封建统治者的任务就是如何用律令条文来将这些礼制思想用法律形式贯彻执行。养子问题,各朝代的律令中都有所规定。汉以前的相关律令多已亡佚,无从详论。新出土的西汉《二年律令》简中,第三七八号简中有“同产相为后”[3]60的条文。这里的“同产”就是指同父母所生产出的兄弟,即同胞兄弟,可以继为后人。至于异姓,有“夫异姓不相为后,礼之明禁”[4]1911的规定。到了晋代也有令文可循,《通典》卷69 《礼》中,指出“无子而养人子”,是以收养兄弟的儿子作为前提的,《晋令》明确规定禁止收养异姓。唐代沿袭了汉晋时期的收养制度。《唐律疏议》卷12引唐《户令》云“: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这条令文规定无子者只能收养同宗男性中父子辈分相当者,否则,会受到刑罚惩处——被判徒刑一年,给予被收养的一方,也要笞五十。但是对于遗弃于路边三岁以下的孩子,唐律规定可以收养。这是基于仁慈、道德方面的考虑,但客观上也为收养异姓子开了一盏灯。当然从主流上,唐代的统治者仍然把守着“同宗则可为之后,异姓不相为后” 这一基本准则。《宋刑统》户婚律中的“养子立嫡”条,其文字全盘沿用了《唐律疏议》的内容,表明宋朝在养子的法律规定上,沿袭着唐朝的制度。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传统的律令制度仍然予以承继,尽管针对养子问题,结合民间实际,对“妻侄承继以籍为定”、 “异姓承继立户”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元典章》中仍然规定 “禁乞养异姓子”。《大明会典》明确规定“:并不许乞养异姓为嗣,以乱宗族。”清代的《大清律例》在收养问题上,沿袭明朝的令文,但也有所改变。《大清律例》中认为对于收养异姓子的罪责,关键在于是否“以乱宗族”,否则,当不为罪,区别就是是否以异姓子为继嗣。

总之,在中国古代的收养制度中,养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养同宗之子为继嗣者,国家认可;另一种是养异姓子为后嗣者,国家不认可,并且会治罪。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小宗族血统上的延续性,巩固宗法世袭制度,避免“氏族失真,宗盟乱叙,争夺衅作,迭兴词讼”[5]274这样的事情发生。

二、中国古代收养契约的分类

1.同宗养子契。中国古代收养契约中最为主要的一种叫做同宗养子契。这种养子契,符合传统的官府法令。例如,《沙州文录补》中所录的《宋乾德二年史汜三养男契》,其中,契文写明收养的目的是因史汜三无亲生之子,将兄子收养作腹生亲子。养子的权利是聘新妇,家产平均共享,养父还代还其债务;义务是共担家中活计,孝顺父母,传宗接代。同时还写明,如果养子不孝顺养父母,除去净身出户外,还要呈告官府,控忤逆之罪。这一点在异姓养男契中,均未见记载。传宗接代的义务在异姓养男契中也未见。

2.养异姓男契。另一种收养契约是养异姓男为子的契约,这种契约一般应当载明:收养的原因、收养对象、养子的权利和义务、收养人的承诺、预防性措施等等。与同宗养子契相比,有这样两方面不同:一是养子为嗣、传宗接代的内容,二是将契约呈告官府“,倍加忤逆之罪”的内容,都只在同宗养子契中有记载,但不见于异姓养子契。究其原因,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涉及收养制度上最敏感的问题,因为传统的律令不允许养异姓男为嗣,如果被官府发现,将被治罪,因此养异姓男契中,回避了这两方面内容,不致自投罗网。

3.养女契。养女契是收养女子所订立的契约。在一些情况下,收养养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料理养父母衣食,实际上是收作随身使唤的婢女。这些女子多数出身贱籍,被收养之后,如果能够周全侍奉、孝顺到头,会分得遗产,进入官府百姓的户籍,这被认为是身份地位上的一种改善。但是这种行为是官府律令所不允许的。《唐律》云“:若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各还正之。”但是民间的养女契又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律令依然,但民间自行一套,也被客观现实所认可。

从以上各种类型的收养契约来看,收养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血统继嗣问题,还涉及被收养者身份地位的变化。一种变化是使被收养者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如前所述养女契;另一种是以养子为名,增加家庭劳动力,进行农业耕作而不逐月付给报酬,这里面就暗含着对被收养者剩余劳动的剥削,但这也是一桩互利互惠的交易,在促进生产方面对收养方有利,在维持生活需求方面对养子有利。

三、对中国古代收养异姓子现象的剖析

1.收养异姓子现象始终存在。在中国古代,虽然律令始终如一,但社会现实生活中养异姓子者比比皆是,甚至于养异姓男子继嗣的事例,也是不绝于史,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被社会所承认。唐代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本姓鲜于氏,但这个姓氏也是其外祖家姓氏。鲜于叔明被严氏子揭发是由于养子而冒姓的鲜于。唐代宗同意恢复其本姓,但叔明得知其事后,担心真相张扬,面情难堪,索性请皇上赐给宗室李姓, 得到恩准,为了保守秘密,还对严氏子严惩。五代时期,周世宗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异姓子身份继位为皇帝的事例,前任皇帝是周世宗的姑丈。由宋至元,民间各种类型的养异姓子事例不少。宋代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在《户婚·立继类》里就有对异姓立继引起争讼的判文,朝廷官员并没有死守律令文字,而是根据情理实际进行论断。说明宋元时期对于养异姓子为后嗣的问题,在实践中已经宽松了很多。

2.对养异姓男契的评价。如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是历代统治者遵循礼制“同宗则可为之后,异姓不相为后”的原则,制定了 “禁养异姓子为后”的律令条文;另一方面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各朝代又客观存在着大量的养异姓子为后嗣的情况,并且很多都得到了实际上的认可。这种制度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一直平行地存在和发展着,不断引起争议。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折中的处理方法。例如在东汉吴商《异姓为后议》中,提出为异姓作后的人,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仍然应当服丧,但丧服规格可以降一等,与出嫁女的服制同等对待,提出了“虽世人无后,并取异姓以自继”的论点,就是说为了承亡继绝,是可以养异姓子的。这是在承认养异姓子为后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议论。综上可以看出,尽管“异姓不相为后”的礼制、律令原则始终未变,但在社会实践中却总是在“酌乎人情,变而通之”地加以灵活对待。不变的原则与灵活的处理一直相伴而行,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收养制度的矛盾所在。

既然中国古代民间收养异姓男为子的现象这样普遍,并且还多数形诸契约,那为什么国家的律令却一直坚持不改“禁养异姓子为后”的条文?如前文论述,封建统治阶级是靠宗法制度,即宗法世袭制度来维持其统治的,强调的是正统的血缘关系,一个血缘下来的一根血脉,才是正宗,故同宗之子可以为后嗣,但如果以异姓子为后嗣,便扰乱了宗族血脉,将会破坏宗族世袭制度的纯洁性,危及宗法世袭统治,而保持宗法世袭制,实际也是在维护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石,故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严守此项规则不变,特别是针对帝王将相等贵族们的要求则更为严格。所谓的“非子”“、非正”罪名就来源于此。至于民间是否养异姓子为后嗣,只要不引起财产纠纷或社会不良影响,一般情况下官府不会专门去过问,基本也可相安无事。这就是始终处于矛盾之中的中国收养制度的实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养异姓子契如此经常出现,究其原因,同姓昭穆相当者不可得或者不易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家境不富裕者,人们就多不愿为之嗣。富裕者,人们就较愿意为之嗣,甚至强为之嗣。堂兄弟子嗣不多的情况下客观上就难以出继。

唐五代宋初异姓养子契及其样文的公开出现,说明宗法世袭统治的根基已经有所动摇,是对传统收养制度的一种突破,也是对建立在血缘正统论基础上的宗法制度的一种冲击。无数次民间现实事件的冲击,迫使着封建统治者们基于社会的安定,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或者让步,在实际操作处理上用情理去调和与封建礼法的矛盾,变而通之,这倒也符合中华法系“一准乎礼”的特色。而真正消除养子制度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则是通过推翻封建王朝、摒弃宗法封建制度之后,建立民国。民国时期,废除了封建的宗祧继承制度,在国家法律上被收养者无论同宗异姓,为男为女,均不加限制。这时,收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才真正迎来崭新的面貌。

收养子女的契约,不仅对于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发生作用,也在家族、宗族,甚至于中国家族承嗣和家产继承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一直是父系家长制统治的宗法社会,为了保持家庭血缘关系继承的纯洁性,特别强调“同宗可为后,异姓不相为后”,并成为传统“礼制”的一部分,为历朝历代律令所贯彻。然而,历史的实际却在不断出现养异姓子为嗣的现象,因此形成两大类收养契,一种是养同宗为后的合法收养契,另一种是养异姓子为后的不合法收养契。到了唐五代之后,两类契约公开存在,且有了样文,这是因为隋唐以来,养义子之风盛行,为养异姓子契约的公开化提供了基础,这是对封建礼制的冲击,反映出宗法继承制度的动摇。宋代官府在司法实践中,对处理养子立嗣问题,并没有强调同宗为继的礼法,而是着重于立继者本人的意愿,这是古代收养制度上出现的新趋势[6]271。元代所流行的《觅子书式》是公开向社会觅求养子的契约样文,不问同宗或异姓,托媒介绍,只要觅求者满意即可为嗣,这是养子契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变化,完全冲破了封建礼法的桎梏,使养子行为迈向了自由化、自主化的方向。当然, 在法律上完全废除封建宗祧继承制度,是在推翻清王朝以后的民国时代,民国以后,收养制度才完全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生。

摘要：作为确立收养关系的凭证,收养契约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已经出现。收养关系存在同姓同宗继嗣与收养异姓继嗣的不同情况,收养契也主要分为同宗养子契以及养异姓男契两种。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篇5

明清两朝科举的基本制度大体是一致的，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要。

正式考试共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读书人在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之前，要接受由本县知县主持的考试，俗称县试。县试通过后，再接受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的称作“童生”。取得身份后，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童生的年龄有老少之分。院试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主持考试的长官是学政。学政由皇帝任命进干出身的翰林院、六部等官员到各省去任职。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才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试”。中中秀才就意味着脱离了平民阶层，开始进入统治阶级的圈子。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乡试的正副主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说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乡试有正规的考场，乡试共考三场，以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明清的科举考试采取弥封、糊名、誊录等做法来防范舞弊。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称乡试榜为“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会方式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翰林官充当。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干或六部尚书充任。会试考场的各种规矩，与乡试基本一致。殿试在名义上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 1

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干，功名就到了尽头。殿试以后还要进一次考试，即朝考。根据贡干的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成绩得出录取等级，根据录取等级确定授予的官职。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不再参加朝考。（连中三元）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规定，科举考试中必须用八股文体作文章。八股文又叫“八经文”、“制艺”、“时艺”、“时文”等。由于文章题目主要出自四书，这种文化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清规戒律。文章须有破题（点明题目要旨）、承题（承接破题的意义作进一步的说明）等部分，然后有提比、两相比偶的文字，共计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同时封建统治者还规定，以朱熹的集注作为作八股文章的准绳。从形式到内容，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只能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统治者既然把八股文作为控制人民思想、窒息各种反抗精神的重要工具。清乾隆后，院试、乡试、会议都必须考诗，称为贴诗。这是一种形式古板的诗体。明清两朝国家一级的学校是国子监。国子监的长官为国子祭酒，其下又有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国子监的学生称监生。明清时的监星主要有举监，由举人做监生的，叫举监。贡监，由秀才做监生的，叫贡监，也叫贡生。荫监，凭借父辈做官而成监生的，叫荫监。例监，以捐纳钱粟得为监生的，叫例监。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宋朝

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中，设立的考试科目很多，主要有进士科、制科、词科等，有明经、三史、明法、童子、武举以及“三舍法”取士等等。宋朝进士、明经等科考试一般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州试时，由州之通判主持进干科考试，以州之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州试取中的考生于冬季集中到京城尚书省礼部，这些考生被称为“举子”、“贡生”省试后，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使录取的考生只能向皇帝感恩戴德。宋太宗时，把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即赐进干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三级等级，同时在琼林苑赐宴，称闻喜宴。除了进士科受人尊崇外，制科也很受人青睐。最初制科考试是应考人直接接受皇帝的考试。因此，有人把制举考试称为“阁试”，把阁试及格通过称为“过阁”。在制科中，官员考取后可以升官，百姓考取后可以得官，而且分阶段产都免授边远偏僻地方的官职。宋代有词科，词科考试要求考生须博览古今，熟悉各种文体格式，它注重文章四六对偶、堆砌典故，讲求形式、技巧。与科举制相配合，也曾实行过“三舍法”取士。国子监学生分为上舍生、中舍生、外舍生三个等级。如果考试成绩优秀，外舍生升为内舍生，内舍生升上舍生。如果考至上舍上等，即可以直接授官；考至上舍中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的殿试；考为上舍下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的省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唐朝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遍士人和官员都可以自愿向官府报名，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种：一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的学生，称为生徒。他们在学校内考试合格之后，便可以参加朝廷于尚书省举行的科举考试，也称为省试。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有的州、县官府报考。地方州、县逐级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的人被送到京城长安参加尚书省的省试。这样的人叫作乡贡。唐代科举考试常的有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科。有制举和武举。唐朝所设各科，以应考进士、明经的人最多。其中又以进士科最难考。武举始创于武则天时，唐代武举只实行了一段时间便停止了，但是却为后世开创了先例。制科是由皇帝特别召集一些官员和知名人士举行的考试，其中又可分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名目。制科是朝廷网罗非常人才的一种办法，但是往往不被人们敬重，以为非正途出身。唐代确立的科举制度马选官权力集中到朝廷，加强了中央的统治权力。科举制度为庶族中小地方、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因此受到中小地方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人而增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致使天下读书人怀着“朝为田舍郎，墓登天子堂”的幻想。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元朝

浅谈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篇6

按郭沫若的分期法，我国奴隶社会从夏开始，经殷商到西周。奴隶社会统治者实行家天下的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天子世代相传，均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夏、商、周三代均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而在《周礼》中记载道：“王者立后、三夫人、九缤、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因此，在奴隶主贵族之间，名义上是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夫多妻制。在夏商期间还存在野蛮的掠夺婚与买卖婚。随着奴隶主之间的不断战争，奴隶主把战败的奴隶主的妇女，抢夺过来作为妻妾，在当时是常有的事，甚至把战败国的男女全部沦为种族奴隶，任其蹂躏。到西周时期，除了坚持一夫一妻制以外，还要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同姓不婚”原则。另外，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完成六礼，婚姻关系也算成立。同婚姻的缔结一样，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完全由男方家长掌握，最后发展过来就是“七出三不去”制度。这一法律制度影响极为深远，在后来各朝法律中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的有关规定，都以此为依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在后来的一些列改革中也极其注意法制的建设，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可知，商鞅在变法时已注意到在婚姻家庭方面要改变原有的落后习俗。秦律规定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作为成年的标准，女子身高六尺二寸成人，“许嫁”，双方才具有结婚条件。其次是要经官府登记。《法律答问》载：“有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可见，凡是经官府登记的婚姻，才受到法律保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男尊女卑，妻处于夫权统治下的现象。秦律维护男尊女卑，女子结婚后有到丈夫家生活的义务，秦律还规定了一些维护夫权支配地位的罪名，如“去夫亡”和“娶人亡妻”罪的规定。但同时秦律也保护妻子的人身不受丈夫侵犯，丈夫殴打妻子属违法行为，另外夫妻间需相互忠诚。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礼的调整作用，注重礼法合一。其中，“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准则，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其中夫为妻纲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以丈夫为尊。在结婚要件中，汉代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和“六礼”；汉朝从人性出发，认为男女年龄太小做父母是不理性的，鼓励晚婚。《礼记·效特性》里记载：“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儒家伦理倡导女子从一而终，但董仲舒在推广儒家思想时却有所改良。认为如果丈夫一方去世了并且夫妻双方并没有孕育子嗣，那么妇女也是可以再嫁的。这就体现出在汉代不仅遵循一夫一妻制度，强调和倡导女子从一而终，也会视情况而允许女子再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盛行士族门阀制度统治，所以在婚姻方面，特别重视门第家世，严禁士庶贵贱通婚。

隋唐时期婚姻制度依然遵循宗法指导、礼法合一、男女不平等性的原则，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性、公开的等级特权性和严格的国家强制力等特点。在婚姻成立上，《唐律疏议·户婚》记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说明明媒约的介绍是唐代婚姻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唐代遵守“许婚”和家长主婚制度，“许婚”表现为“报婚书”、“受聘财”等。唐律首次提出了同姓不婚、亲属不婚、良贱禁婚以及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结婚的禁止性条件。唐代社会女性地位有所提高，贞节观念淡漠，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唐律·户婚》对于婚姻解除的规定了“和离”、“出妻”、“义绝”，这些规定，在本质上强化了封建宗法制度，巩固了家长制下的夫权。在强调子女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这是前代和后代所罕见的，《唐律》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钝“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这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另外，对妇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两宋婚姻的立法大体沿袭唐制，比较突出的特点有禁止族际婚，禁止汉族同其他民族通婚；其次提倡中表婚，南宋期间有因亲及亲的说法，虽然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不加禁止；第三，封建家族等级森严，严格反对异辈婚；最后为了防止家族财产不分散，劳动力不外流，宋代禁止“收继婚”。另外，对于婚姻离异，《宋刑统.户婚律》对“无子”作出了规定，已婚妇女在四十九岁之前是不能被夫家以“无子”条件赶出家门的，其余皆沿袭唐律规定。

南宋灭亡以后，蒙古族南下将蒙古的一些习俗带进了中原，元朝的法律也有所反应。元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规定，建立婚姻关系必须订立婚书（或称嫁娶礼书），作为婚姻成立的契约，并且大量收受聘礼，婚书上写明议定的聘财数额，然后依礼成亲。元代婚姻的解除与唐宋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又适当放宽了离婚范围，并且对离婚制定了法定程序；在改嫁方面，元朝相比唐宋也较为宽松，对正常改嫁不但不禁止而且给予一定的支持和保护，因此元朝的婚姻制度遵循前朝但又体现了“各依本俗”的原则。

明代婚姻制度基本沿用唐宋旧律，如凭媒而立，家长主婚，写立婚书或者收受聘礼；在结婚年龄上，《大明令·户令》明确规定： “凡男女婚姻，各有其时，或有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并行禁止。”明太祖洪武三年定制： “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即男女结婚必须达到法定年龄，并且禁止“娃娃亲”。明初朱元璋年间酷刑重罚，这对于违反婚姻在适用刑罚上也有影响。《大明律·户律》规定： “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悔者，笞五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婚姻立法的进步。

清朝入关之前，实行早婚制；入关以后，清承明制，规定男十六，女十四为法定结婚年龄。清依然以婚约、婚书与聘财为婚姻缔结条件，沿袭前朝的家长主婚制度。清朝婚姻的解除“沿袭七出”、“三不去”及“义绝”的离婚条件，但有所区别，“义绝”分为“于法应离不许复合者”和“其有可离犹许复合者”，义绝不仅是已婚夫妻離异的条件，而且定婚后尚未嫁娶的未婚夫妻也可因“义绝”解除婚约。

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篇7

【知识归纳】

所谓“早期”,是指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前的夏、商、西周政治时期,即先秦时期。中国早期政治制度,是指夏、商、西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代,实行的奴隶制政治制度,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和分封制,是我国政治制度史的第一阶段。其特点为:

1. 以宗法血缘为核心,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夏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血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以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此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是一种部族国家,其开创建立的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的血缘关系为核心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的政治制度体系。

2. 形成了开创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特点。夏朝开创了我国早期的一些典型的政治制度,如: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分封制;夏商早期的政治制度对西周政治制度的发展并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3. 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相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就是分封制。分封制在血缘关系方面的体现就是宗法制。这两种制度对中国历史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分封制巩固了周朝的统治,扩大了疆域;宗法制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封地内有相当大的权力和独立性,便利了其势力的增长。随着诸侯与周王、卿大夫与诸侯等力量对比的变化,旧的统治秩序就难以维持,分封制和宗法制必然受到破坏。

4. 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血缘纽带同政治关系相结合。当时的统治关系是由宗法关系来决定的,贵族宗法统治的宗统和贵族政治统治的君统是合一的。周族统治者利用氏族宗法关系组织扩大成国家统治机构,实行逐级的宗法分封,形成了贵族的等级制和对土地的世袭占有制。周礼是西周时期制定的表示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各级贵族的生活准则。它是为维护宗法制和分封制而制定的,是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阶级统治的工具。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齐之以礼”即是指周礼。

【要点提示】

要正确判断夏商政治制度的特点,首先要明确夏商时期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即王位世袭制及其主要特点,以及夏商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不能与其他时期政治制度的内容相混淆。

【典题例析】

【例1】下列对夏商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表述不正确的是()

A. “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

B. 已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

C. 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制度

D. 王位在一家一姓中传承

【参考答案】 C

【解析】A项“家天下”取代“公天下”即是指王位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这符合夏商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B项夏商已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符合史实;C项层层分封的制度即分封制是在西周时实行的;D项是夏朝时确立的王位世袭制的主要特点。因此,C项是不正确的。

【例2】西周宗法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主要目的是()

A. 防止财产大量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