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财税制度

中国古代财税制度（精选5篇）

中国古代财税制度 篇1

中国财税制度源远流长, 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 经历了一系列变化, 中国历史上税收有许多名称, 如贡、助、彻、赋、税、租、捐、课、调、役、银、钱等, 其中使用范围较广的是贡、赋、租、税、捐几种。奴隶社会一般称贡、助、彻;封建社会用租、调、赋、税;在当代社会则用税。

1. 奴隶社会的财税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是中国财政的初建时期, 三代奴隶制社会财政, 是中国财政的早期形态, 那时的财政, 还处在不完善的阶段, 正是由于其商品货币经济很不发达, 国家只能采用简单的对人或对物课征的直接税。夏、商、周的税收的主要特点是贡赋不分, 租税合一, 以土地税为主, 税收制度较现在相比极其简单。《孟子·腾文公》中有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 殷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亩而彻, 其实皆什一也。”因此说, 奴隶制社会孕育了中国税法的原始形式:贡、助、彻。

2. 春秋以至秦汉的财税

春秋时期军赋的出现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重大影响, 以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赋役制度。“赋”字左贝右武, 具有征收军需物资的意义。西周时期, 国人只服兵役, 不需缴纳车马兵等军需费用, 至春秋战国时期, 随这土地制度的演变, 各国在改革税制的同时, 以征调军需为内容的“赋”制度也先后出现了, 如郑国的“丘作赋”, 楚国的“量入修赋”等。其征收办法由按亩征收, 进而分配到户, 按人丁征收。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秦汉时期便产生的上计制度, 上计制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预算, 决算制度。只是范围大小有别, 按照当时规定, 各地方 (诸侯国) 和中央各部门长官, 必须把来年土地开垦, 赋税收支等预计数, 写在木质的券上, 送于天子, 天子将券剖为两部分, 自己保留右券, 分给臣下左券, 年终, 臣下再报送“计书”。

3. 唐宋时期的财税

中唐以前, 租庸调制即田租, 身庸和户调, 这是唐朝前期人们负担的主要赋税, 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 随着历史的发展, 唐王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未来国家税收政策的必然改变。中唐均田制的崩溃引起了租庸调税收的瓦解, 是国家税收变革的根本原因。为了弥补因政府控制户口减少, 造成国家财政透支的现象, 国家逐渐推行以财产为标准的户税、地税作为政府赋税的主要来源。公元780年, 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 唐政府正式推行两税法, 其指导思想是“量出为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百役之费, 一钱至敛, 先度其数而赋于人, 量出以制入。”其是根据国家财政支出数, 匡算财政收入总额, 在分摊给各地, 向民户征收。自此之后, 按丁而税在法令上被废除了, 户税和地税便成了政府征收税赋的主要形式。后来, 随着户税逐渐摊入田亩中, 国家把杂税、人丁税也逐渐摊入了田亩中。

五代十国继续了中唐以来的两税法, 但由于群雄割据, 相互征战, 导致土地荒芜, 人口锐减,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各国不得不用附加预征等手段增加税收, 从而导致杂税泛滥, 两税法为之蜕变。

宋朝经济相较之唐朝有过而无不及, 北宋画家张泽瑞的《清明上河图》形象的表现了当时的繁华程度, 宋朝的间接税 (商品税) 征收几乎于田亩税持平。传统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逐渐退居次席, 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以传统农业税作为国家主要税入的单一状况, 这是中国古代国家赋税结构变化的一个新气象。

4. 元代的财税

元代的赋税征收广泛采用名为“扑买”的商包制, 即政府将某项税收向社会发包, 商人通过竞争中标, 并一次性缴足所承诺的税款, 中标者再以较高数额向纳税户征收税款, 其差额即为承包商的利润, 这种赋税征收方法省却了税务征收人员, 成为元代普遍推行, 作为主要征税手段。

5. 明末清初的财税

明初, 明政府编造了黄册, 对每辖区民户情况层层登记造册, 最后汇总于户部的户口总册, 它是政府征收赋役的根据。明初是以“良民治良民”的税收征管制度, 即在各州县设置的有粮长负责征解税粮的制度, 随后的一条鞭法推行使粮长制名存实亡。一条鞭以各州县田赋、各项杂款、均徭、力差、银差、里甲等编合为一, 通计一省税赋, 通派一省徭役, 官收官解, 除秋粮外, 一律改收银两, 计亩折纳, 总为一条以征税。

清朝康熙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 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 不再承担丁役。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地丁银, 从而人头税废除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 隐蔽的人口数减少, 对中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纵观当今社会的财税政策可以看出有不少中国古代财税政策的影子, 中国财税发展由复杂到简单, 由单一到多元, 只有把握其宗旨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才能更好的实施财税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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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齐生.中国古代的“量出制入”[EB/OL].统战政协, 2008-04-10.

中国古代的退休制度 篇2

退休年龄的界定

中国古代官员退休，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致仕”、从字面上看，是去当官，走仕途。其实本义是“把官职还给君王”，也就是不当官，退休了一

到了唐代，开始出现“退休”一词，如唐代散文家韩愈在《复志赋序》中说：“退休于居，作《复志赋》。”

《宋史·韩贽传》也说宋仁宗时的御史大夫韩贽“退休15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不过，“致仕”的说法还是一直沿用下去了。

退休制度的核心是退休年龄的界定，各朝代对此有不同的规定。

据《禮记》记载，周朝是“大夫70而致仕”。其后历代都基本上是沿袭了这一退休年限，如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70，精力衰耗，例行致仕。”而古时候人们的平均寿命不长，“人生70古来稀”，所以70岁退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是等于终身制了。

到了明清两代，才逐步改为60岁退休。特别是到了清朝，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皆根据职务大大提前了：“参将54、游击51、都司守备48，千总、把总45。”也就是官越小退得越早。这与两宋时期文官年满70退休，武官则可延长10年到80岁退休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充分说明了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还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模样。

虽然对退休年龄有具体规定，但也有很多例外，因为皇上就是苍天，圣旨就是制度。比如元朝的大天文家郭守敬，年逾70后屡次申请退休，但皇上就是不准，结果86岁时，卒于知太史院事任上。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还有清朝名臣纪晓岚，雍正二年(1724年)出生，在乾隆朝官运亨通，当到正部长级的礼部尚书。嘉庆元年(1796年)，他已是72岁的老人了，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嘉庆十年(1805年)，已经82岁了，仍任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退休后的待遇

退休制度的另一个要件就是退休后的待遇，这关系到退休官员老有所养、老有所尊的大问题，历朝历代对此都比较重视。

首先是政治待遇。据《礼记》记载：卿大夫致仕称“国老”，一般官吏致仕称“庶老”，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对老臣的尊重。到了唐朝，对致仕官员要举行欢送仪式，敲锣打鼓，送归老家。三品以上官员致仕后，仍恩准在朝廷行走，参与国家大事。

明朝的致仕官员在礼仪上依然受到尊重，在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中，仍享有原有职级的礼遇。

其次是经济待遇。汉代规定，年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魏、晋时期的退休官吏，则干脆委任一个“顾问”之类的闲职，供养起来。

唐代是五品官以上致仕者给半俸，功臣元勋经皇帝特批，退休后可保留全薪。如名相房玄龄、宰相宋瑕致仕时，皇上特批均赐全禄。六品以下官员退休，则赐给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

两宋时期对退休官员的安置和优待，可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宋神宗以后，允许带职退休。官员致仕时，皆晋升一级。致仕后，仍可加衔晋级，参与朝政。与在职官员比，只是少了一点儿实权。

明朝初期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3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

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清朝也基本上是按照明朝的退休制度执行。

提前退休几种情况

在中国古代，官员主动请辞，提前告老还乡也是退休制度所允许的。但似乎没有现在公务员提前退休那么复杂，比如要“满30年工龄”等。

明弘治四年(1491年)，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也就是说百分之百地批准，你尽管提前退休好了，反正想当官的人有的是。

主动要求提前退休的官员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回避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大夫范蠡。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后，殚精竭虑辅佐越王勾践，“10年生聚，10年教训”。经过20余年卧薪尝胆，勾践击败吴王夫差，一雪会稽之耻，兴邦复国，成为新的霸主。

作为大功臣的范蠡被勾践封为上将军，权力与威望都达到了为人臣者的最高峰。但他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之理，辞官退休携西施遁人五湖(今宁波市东钱湖)后叉到了齐国陶地(今山东省定陶)经商，改名换姓叫陶朱公。在19年内，先后3次赚得千金巨财，又3次将之分给穷人，被后人尊为文财神。

二是当官当腻了。如果是到了这个份上，那么任何小事都会成为提前退休的导火索，如人们熟知的晋朝彭泽县令陶渊明。其实，在晋朝还有一位官职比陶县令大得多的人，也提前退休还乡了。此人就是大司马张翰，字季鹰，当时做了一个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级高官“大司马东曹掾”，上班地点在洛阳。一日，秋风乍起，他触景生情思念起家乡吴地(浙江)的特产菰菜、莼羹、鲈鱼脍来了，回到府上自言自语地说：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图个快快乐乐，又何必要为了，个官名而别乡数千里，还要备受羁绊呢?于是在第二天上朝时，给天子递了一份辞职申请，回家去了。’

三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如体弱多病，难当重任；抑或父母仙逝，按惯例要回家守孝3年。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有些人足守孝3年后继续回去当官。这看也是大多数朝代的干部制度所允许的。如宋朝的苏洵父子，清朝的刘墉、纪晓岚，仕途中都曾有守孝3年后继续当官的经历。但也有很多人是从此金盆洗手，自得其乐干。

非正常退休问题

财税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篇3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意义,问题,对策

财政税收是国家进行公共建设、改善民生的物质保证, 健全的财政税收体制是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从日前的形势看来, 传统的财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为了保证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体制相协调, 相关部门应该结合实际情况, 探索原有财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来建立健全财政税收体制,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 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于国于民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意义

过去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成就表明, 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民生民建的推动, 财政税收体制的转型, 对财政税收的管理体制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合理的税收政策有利于调整人民收入的落差, 虽然不能彻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有遏制的功效, 完整的税收政策可以保障财政收入, 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维持社会秩序, 使之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经济方式相适应。财政政策包含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 合理的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经济支柱, 财政收入有利于发挥国家的功能, 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 而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反哺给人民的一种形式, 有利于建设公共实施, 完善医疗保健制度, 有利于国家的民治久安, 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手段。

二、当前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和缺陷

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从宏观上看, 财政税收体制还存在着缺陷和漏洞, 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阻碍。当前财政税收体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财政税收体制存在局限性

一是税收体系不健全, 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推进技术创新进步以及促进社会分配调节的税种没有纳入到税收体系中来, 这些应该加入税收体系而又缺漏的税种, 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 不利于财政收入的预算和支出, 使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缺少资金流转。由于增值税和所得税在某些方面设置的不太合理, 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民治久安。二是由于财政收入分配呈现过度向上集中的态势,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不均衡, 分税制度无法得到有效落实, 间接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的力度。既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 也不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分配。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只在中央与省之间建立比较规范的分税制体制, 而省以下却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体制, 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阶段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 由于财政收支分布的过度集中, 使得分税制度不能得到贯彻落实, 并且财政力量也不能进行均匀分配, 再加上不合理的地方财政收入划分, 对中央的宏观调控力度产生了间接影响。二是, 在税负征收的范围中并未纳入以环境和资源税作为代表的税种, 致使税收在进行社会分配能力的调配上丧失功效。三是, 以国有资源和资产收入作为代表的一些非税收收入, 仍旧长期处在财政收入的管理体系以外。

(二) 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税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 预算管理体制覆盖范围相对狭窄是一个有日共睹的事实。从整体上看, 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相当程度的滞后性。由于有效监督机制和管理制度的缺失, 内部约束和制衡无法落到实处, 导致资金挪用现象严重, 而缺乏中长期预算或周期预算的年度预算, 财政预算管理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管, 使得预算审核与审批失去本身应有的意义。

(三) 转移支付缺乏规范性

分税制包含转移支付的功能, 由集中程度较高的中央财政通过财政支出来改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现象。现阶段转移支付过程中主要有资金转移流程不规范、资金转移周期民、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官员腐败严重等不规范现象。造成转移支付规范性欠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制度对转移支付工作进行监管, 另一方面是转移支付类型构成的不合理, 无形中加入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 使得财政支出均等化原则的失效, 公共服务也无法实现均等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分税制作为前提的转移支付, 主要由中央财政运用财政支出形式来对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状况加以改善。如今, 我国转移支付的内容主要包括体制补助于税收返还、财力性的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这三大类。在进行转移支付之时, 所造成官员腐败、资金的使用率降低等状况仍旧存在。致使转移支付欠缺规范性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对转移支付在监管之时欠缺制度规范, 致使中央财政在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支付之时, 出现支出模糊、截留漏损等糊涂账;由于构成转移支付的类型存在不合理, 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所占据的比例非常大, 然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则要比前者低许多, 如此一来便造成经济欠发达地方的税收返还额度要远远小于经济发达地方, 进而使两区域的经济收入差距增大, 造成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原则丧失功效, 也无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标。

(四) 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与支出责任不适应, 财政管理存在问题

地方财政本身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 因为财政部门职能划分不明确, 在处理财政税收问题时不能对症下药随机应变, 使问题越来越复杂, 导致国家宏观调控效率的降低。处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期间, 部分专业的财政税收管理机构和相关人员被合并或精简, 财政税收管理人员钻空子捞取利益, 使得财政税收部门的管理有些混乱, 这就不利于财政税收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一切阻碍发展脚步的制约因素都需要刨根究底, 根据财政税收的重要性和性质, 在选拔人才时更要注意, 避免出现人民的害虫。

三、深化财政税收体制的对策建议

(一) 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需要, 建立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 平衡合理的分级分权财政体系

各级政府的职能与支出责任不适应, 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突出, 地区间的财力不均衡状态比较严重。各级地方政府职能划分过于僵硬, 无法应付复杂多变的财政事物, 经常出现政府财力与职能不相匹配的情况。一是要合理划分并明确规定支出责任, 上到中央, 下到地方各级政府, 地方往往存在财政收入紧张的财政状况, 中央应利用自身的优势, 适当分担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 在合理提高中央政府收入比例的基础上, 加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直接支出责任, 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从整体上掌控全局。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 赋予地方合法的财政权力, 规范地方税收立法和减免的流程。同时要将资源税、增值税、所得税、环境税等重要税种加入到财政税收中来, 一方面有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缩小贫富差距, 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 建立健全科学的税负税收制度

主要表现为税负水平适中, 税负结构公平合理, 主体税种设计科学, 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科学的税收制度要减轻纳税人的税外负担, 不乱定税收标准, 不重复收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多数人都只是小康水平, 在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 要规范政府性收入、取消体制外收入, 适当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传统的财政税收体制不适应经济快速发展时代, 因此, 向间接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转换, 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

(三) 建立健全支付方式科学合理搭配、资金来源可靠稳定的支付体系

一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规定适当的专项转移支付, 合理适中的支付比例能对各支付方式起配合作用。二是要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 资金转移有一个风险问题, 稳定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三要综合考虑区域人口、土地而积、人均财政收支状况、公共服务成本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 调整转移支付的分配方法, 提高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数额和转移支付水平。

(四) 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制

预算是财政支出前的重要步骤, 预算编制和执行相分离、国家中长期预算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协调的新型复式国家预算体系有利于预算针对各时期的情况进行调整, 税收取之于民, 财政支出覆盖的领域较广, 财政预算应将财政收入使用在合适的地方, 加人对农村的投入, 建设新型的城镇化国家。

(五) 对税收制度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首先, 深入分析宏观经济发展水平, 并在此基础之上, 对大体税负水平予以确定, 同时还要将体制外收入取消, 使政府性收入规范的力度得以加大, 从而使纳税人负担得以减轻。其次, 对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快步伐, 调整低收入群体征税的起点, 采取综合申报与分类扣除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度, 从而使个体税收压力得以减轻。最后, 对环境保护税种予以建立, 让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之时能对自己行为加以约束, 从而使企业环保意识得以加强。

四、结语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最大特点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财政税收体制对税收的取和用以及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预算和支出起着标准和约束力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愈演愈烈, 现今的财政税收体制不大适应当前的发展速度和模式。因此, 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现阶段改革发展需要, 与各级政府事权相适应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规范合理、持续稳定的财政体制迫在眉睫。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可以维持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平衡, 一方面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伟人事业的建设, 另一方面实现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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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廖玮.对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2, (14) .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鉴 篇4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监察制度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位置，它的发展与成熟有诸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吏治的高度重视，所谓“治国必先治官，治国之本在于治官”。法家人物尤其重视吏治，韩非子甚至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这是因为：吏治不正、腐败盛行，首先破坏的是人民对政权的信任与尊敬，进而影响到政权的形象、权威与执行力，更严重的是毁损了社会风气。特别是对于“人治”文化传统浓厚、道德评价为先的古代中国来说，本应作为道德楷模、行为表率的官員如果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将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愤激与无序，使政权与人民离心，使怀疑与不信任情绪蔓延，进而造成社会运行的混乱、道德的滑坡、诚信的缺失和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削弱。

古代监察制度诚然为澄清吏治、抑制专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未能挽救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在王朝末年，政治腐朽、吏治腐败的一大标志是监察机构不但陷于瘫痪，而且同流合污，加速了王朝的覆灭。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王朝承平之时，监察机构往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权臣，如桓温、蔡京、秦桧、严嵩等，在他们最炙手可热之时，也曾受到弹劾。至于皇亲国戚、宰辅重臣被弹劾者，更是不足为奇。

大致说来，古代监察制度至少有这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位尊、秩低、权重。“秩卑命尊、官小权重、小大相制、内外相维”（顾炎武语）是古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色。御史台、都察院历来是中央机构的重要组成，监察官地位尊崇，如秦汉时御史大夫兼副丞相，与丞相、太尉并称“三公”；东汉时御史中丞在朝会时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专席而坐，人称“三独坐”；唐朝宰相入宫廷商议大计，须有谏官随同与闻。与此同时，监察官大都品秩不高，不及行政机关。如唐朝御史大夫从三品，且时有缺置，实际长官为正五品的副长官御史中丞，其余人员只在六品至八品之间。明初更曾将都察院降为七品衙门，负责稽察六部日常工作的六科给事中最高不过七品，最低只有九品；代皇帝出巡的巡按御史仅为

七品。

尽管官阶不高，但监察官的权限极大。自晋代以后，监察官“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查，天下利病无不言”。如汉朝刺史仅六百石，相当于低级县令，却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官。唐朝监察御史仅为八品，低于一般县令，但“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解释：“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

二是严格选任。监察官作为“治官之官”，其选任比一般官员更加严格，标准更高，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除了一般要求如清谨介直、刚正不阿外，另有一些硬性规定，如明朝规定，除经由庶吉士（从进士中再考取优异者入翰林院观政学习）产生外，其他人员担任御史须试职一年，经考核合格后方得以实授。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要求监察官拥有地方从政经历。如唐朝规定，御史须有地方官经历。宋朝规定，监察御史须经两任县令。郡县治，则天下治。丰富的阅历与基层的历练，近距离地与人民接触，使地方官更知晓人民疾苦，更明白何为人民所想、所需，更谙熟行政业务、政教得失以及官场弊端。

中国古代监察思想和制度探讨 篇5

中国古代监察思想的局限

（一）维护皇权而非民权

监察权是皇权的御用工具，是为维护君权服务的，这是秦汉监察制度的基本特征。秦汉以后，监察机构多有沿革，但这一性质始终不变。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建立的初衷， 就是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皇权，行政权力的膨胀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皇权， 进而影响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因此，为了避免在国家政令实施中遇到障碍， 改善官僚体系运转模式以维护封建统治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立监察制度的基本理念。

（二）“德治”、“人治”重于“法治”

中国的政治形态是伦理型的，从西周的“德配天命”开始，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便通过伦理观念、伦理规范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控制政治组织的基本方式。中国古代认为道德是高于一切的东西，其次是君权，法律只是君主统治的工具，这决定了中国政治必然以人治的形式出现，以道德作为控制权力的基本手段。中国古代监察思想也是基于“人性本善”的预定。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信，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心，弗思耳矣。”。基于人性善的认识，那么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了。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弊端

（一）监察权来源于、服务于皇权，但受制于皇权

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皇帝拥有最高监察权，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监察制度的最根本性弊端。中国古代监察官员通称为“御史”，“御”字，即代表最高统治者皇帝个人拥有和占有之意。御史一职早在战国时代出现，主要职责是掌管国王身边事务，后来逐渐演变为监察官员。古代御史的起源便决定了其监察制度的性质是皇帝的耳目和工具。《管子.九守》认为：君主设立专职监察的目的是：“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权明”。

中国政治和法律体系中发展了相当完备的监察手段，如汉代的御史到清代的督察院、雍正以后的密折举报制度，但是所有这些监察的功能，对于皇帝及其统治权力的监督微乎其微，尤其不能通过法律而形成有效的刚性制度。所以我们看到：在很早的时候，国家监察制度就曾被定义为皇帝的鹰犬。尤其是在宋代以后皇权专制的日益强劲趋势下，通过一系列具体严密的制度手段而加以落实。明代朱元璋更将其明确规定为仰承皇帝个人的耳目以监督百官 。

（二）自上而下、自体监督强，外部监察少而弱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是由其国家政治制度强构特征决定的：一元集权的结构。在权力的最高层是皇权，也使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政府具有了相应的无限权力。随着行政机构的层级设置这种建立于“大行政”体制内的纵向权力制约架构，缺少每一层级的横向权力制衡、制约与监督，往往是软弱的，甚至是完全失效的 。同时，在皇权的淫威下， 社会监督系统从未发育完全。中国的监察与监督制度明显地失重。这就使得统治者对于官吏、对于臣民自上而下的监视不断地强化，而官吏、百姓对于最高统治者自下而上的监督却总是似有还无。昏君、明主、贪官、清官， 百姓都无法干预， 民意均无法表达。

（三）监察权与行政权混淆或异化为工具

中国古代的监察和行政虽有一定的分离倾向，但不是很清晰，监察和行政总是混淆在一起。秦和西汉，御史大夫和司空是以副丞相的面目出现的。监察官除弹劾权外，尚有受公卿凑事权、司法权、考试权、举人权、领兵权及宫廷事务职能，如掌图籍秘书、刻印、斋祀、厩马、护驾等 。而唐朝后期，地方监察官并有行政权和军事权，结果重现了汉代刺史割据的局面。皇帝为了防止君权的旁落和臣下坐大，不断扩大御史的监察权，也赋予御史某些行政、司法、军事方面的特权。

（四）监察机构重叠，监察效率低

机构重叠，察权重复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不可克服的通病，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和监察机构的控制，采取多元制的监察方式让监察官之间互相监督和牵制。这一弊病在明朝非常突出。明代在中内既设监察百官的都察院，又设同样主司监察的六科给事中，科道两途，互不统属，察权交叉。结果双主争权夺利，党同伐异，演为朋党之祸。明代在地方除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使外，又设督抚，这三类监察官有时聚集在同一地区，用同一方式展开监察，不仅相互牵制，还出现“钦差大臣满天飞”的局面。

（作者單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