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简介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简介（共8篇）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简介 篇1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明清

明清两朝科举的基本制度大体是一致的，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要。

正式考试共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读书人在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之前，要接受由本县知县主持的考试，俗称县试。县试通过后，再接受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的称作“童生”。取得身份后，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童生的年龄有老少之分。院试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主持考试的长官是学政。学政由皇帝任命进干出身的翰林院、六部等官员到各省去任职。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才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试”。中中秀才就意味着脱离了平民阶层，开始进入统治阶级的圈子。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乡试的正副主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说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乡试有正规的考场，乡试共考三场，以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明清的科举考试采取弥封、糊名、誊录等做法来防范舞弊。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称乡试榜为“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会方式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翰林官充当。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干或六部尚书充任。会试考场的各种规矩，与乡试基本一致。殿试在名义上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 1

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干，功名就到了尽头。殿试以后还要进一次考试，即朝考。根据贡干的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成绩得出录取等级，根据录取等级确定授予的官职。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不再参加朝考。（连中三元）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规定，科举考试中必须用八股文体作文章。八股文又叫“八经文”、“制艺”、“时艺”、“时文”等。由于文章题目主要出自四书，这种文化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清规戒律。文章须有破题（点明题目要旨）、承题（承接破题的意义作进一步的说明）等部分，然后有提比、两相比偶的文字，共计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同时封建统治者还规定，以朱熹的集注作为作八股文章的准绳。从形式到内容，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只能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统治者既然把八股文作为控制人民思想、窒息各种反抗精神的重要工具。清乾隆后，院试、乡试、会议都必须考诗，称为贴诗。这是一种形式古板的诗体。明清两朝国家一级的学校是国子监。国子监的长官为国子祭酒，其下又有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国子监的学生称监生。明清时的监星主要有举监，由举人做监生的，叫举监。贡监，由秀才做监生的，叫贡监，也叫贡生。荫监，凭借父辈做官而成监生的，叫荫监。例监，以捐纳钱粟得为监生的，叫例监。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宋朝

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中，设立的考试科目很多，主要有进士科、制科、词科等，有明经、三史、明法、童子、武举以及“三舍法”取士等等。宋朝进士、明经等科考试一般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州试时，由州之通判主持进干科考试，以州之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州试取中的考生于冬季集中到京城尚书省礼部，这些考生被称为“举子”、“贡生”省试后，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使录取的考生只能向皇帝感恩戴德。宋太宗时，把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即赐进干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三级等级，同时在琼林苑赐宴，称闻喜宴。除了进士科受人尊崇外，制科也很受人青睐。最初制科考试是应考人直接接受皇帝的考试。因此，有人把制举考试称为“阁试”，把阁试及格通过称为“过阁”。在制科中，官员考取后可以升官，百姓考取后可以得官，而且分阶段产都免授边远偏僻地方的官职。宋代有词科，词科考试要求考生须博览古今，熟悉各种文体格式，它注重文章四六对偶、堆砌典故，讲求形式、技巧。与科举制相配合，也曾实行过“三舍法”取士。国子监学生分为上舍生、中舍生、外舍生三个等级。如果考试成绩优秀，外舍生升为内舍生，内舍生升上舍生。如果考至上舍上等，即可以直接授官；考至上舍中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的殿试；考为上舍下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的省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唐朝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遍士人和官员都可以自愿向官府报名，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种：一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的学生，称为生徒。他们在学校内考试合格之后，便可以参加朝廷于尚书省举行的科举考试，也称为省试。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有的州、县官府报考。地方州、县逐级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的人被送到京城长安参加尚书省的省试。这样的人叫作乡贡。唐代科举考试常的有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科。有制举和武举。唐朝所设各科，以应考进士、明经的人最多。其中又以进士科最难考。武举始创于武则天时，唐代武举只实行了一段时间便停止了，但是却为后世开创了先例。制科是由皇帝特别召集一些官员和知名人士举行的考试，其中又可分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名目。制科是朝廷网罗非常人才的一种办法，但是往往不被人们敬重，以为非正途出身。唐代确立的科举制度马选官权力集中到朝廷，加强了中央的统治权力。科举制度为庶族中小地方、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因此受到中小地方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人而增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致使天下读书人怀着“朝为田舍郎，墓登天子堂”的幻想。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元朝

元朝统治者最终实行科举取士，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中小地方和知识分子，从而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元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御试（殿试）三级。在科举考试中存在着民族歧视。元朝的最高统治者规定，科举考试的试题都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考生答题时必须以程朱理学的观点和封建说教作为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简介 篇2

范进是一个科举考试的热衷者。他考了20余次, 到54岁还是童生。进考场时“面黄肌瘦, 花白胡须, 头上戴着一顶破毡帽”, “还穿着麻布直裰, 冻得乞乞缩缩”。可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范进在考取了秀才并中了举人之后, 脆弱的神经经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 竟然发了疯, 半天才清醒过来。他的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及邻里对他的态度, 也立刻从先前的鄙薄变为谄谀。之前被胡屠户骂为“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范进, 此刻在其丈人的眼里变得“才学又高, 品貌又好”, 更成了“天上的星宿”。“一向有失亲近”的张静斋也连忙送银子、赠房产。只两三个月, “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 钱米是不消说了”。好一幅“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图。更有甚者, 范进的母亲为这瞬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惊讶、困惑、狂喜, 以至于“大笑一声, 往后便跌倒”, “归天去了”。是喜是悲, 个中滋味, 想必只有“范进们”晓知一二了。造成这人间悲喜剧的根本原因, 其实是把人弄得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是隋唐到清代的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 所以叫做科举。曾经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有效机制的科举, 滥觞于隋开皇七年 (587) , 那年诏令:“诸州岁贡, 三人。”此后历经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诸朝, 科举制度不断演进。科举考试废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 在此前1300多年间, 科举是中国旧式教育的缩影。1905年9月2日, 清政府颁布诏令:“自丙午 (1906) 科为始, 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科试亦即停止。”———这是中国科举考试的“休止符”。于是, 光绪三十年 (1904) 的甲辰科会试实际上就成了最后一次科举大考了。

科举制度的形成, 有其历史渊源。两汉时代经百余年的努力, 完备了选拔人才的制度。“察举”制度到汉武帝时才臻于完善。这种察举制度在汉初曾取得一些成效, 确实选拔了一些优秀人才, 如晁错、董仲舒等。但到后期, 这种制度则流于形式, 察举者行贿受贿, 被选拔的人才有很多名不副实。晋武帝时还保留着察举制度, 但主要的选官制度已是“九品中正”制了。

三国时期士族制度就已经形成, 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需要取得士族的支持, 所以就必须对士族采取一些笼络的政策, 这就是产生“九品中正”制的社会因素。因为九品中的前三品亦即上三品, 只限于士族, 而寒门之士德才再高也不能升入上品;后六品亦即中下各三品, 由寒门寻常子弟中选出, 所以有“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之说。这种制度是按门第高低取士, 是保证士族政治特权的产物。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统一了全国。这时, 士族失去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庶族地主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他们要求参政。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 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 加强中央集权, 于是皇帝便把选官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在这种形势下, “九品中正”制已不适合时代的要求, “科举制”便应运而生了。

隋炀帝大业二年 (606) 开设进士科, 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这种分科取士, 以试策取士的办法, 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 并不形成制度, 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从而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科举考试的特点是专以考试来选拔人才, 而不借助地方荐举, 隋唐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社会选士制度上一大分界线。

科举制度从隋到清, 经历1300余年,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 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 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 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 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是帝王随己意而设的一个科目, 为选拔特殊人才所用。唐代最吸引人也最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就是考查熟悉经典的程度, 全凭死记硬背;进士科注重诗赋。有的人明经科没发挥好, 但诗赋好也可录取。这对于唐诗的兴盛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要想步入仕途, 考中进士, 必须熟谙诗赋格律, 这不能不促进立志求功名的人去努力学习掌握它。由于明经科较容易, 进士科较难, 习俗便重视进士而轻明经, 故有“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之说。

唐代科举到中晚期后, 便发生了请托、通关节、私荐、考前内定等弊病, 再加之考试制度不完善, 极易作弊。晚唐的考试则更流于形式, 并不能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人。

宋朝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对科举进行了改革。在内容方面, 宋朝的改革主要表现在王安石变法时所实行的取消诗赋、帖经、墨义, 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的政策, 放宽了录取和任用的范围, 大大地增加了录取名额。但这种改革并未维持长久, 变法失败即告终止。唐代每榜进士少则几人, 多则几十人;但宋朝每次录取的名额常在二三百人左右, 多时可达五六百人, 是唐代的十多倍。宋代考试层次较唐代也简化了。宋太祖为了直接控制科举大权, 于开宝六年 (973) 举行殿试, 以后便正式确定了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 一直延续到清末。殿试的用意在于切断考生与考官之间容易形成的帮派关系, 能使考生忠实地为皇帝服务。这种内容到形式的改革, 对后世的科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后世的科举中, 殿试一直被延续下去。

元代科举在其内容与程序上, 对宋代有所沿袭。只是因考生人种的差异, 按蒙古人与色目人、汉人与南人分别划组, 进行分组考试, 出题范围、考试的难易程度、录取的标准各有不同。

元朝灭亡后, 明王朝建立, 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 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 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 进学校却成为科举的必由之路。明成祖以后, 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 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 通过科举做官。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 中榜者称进士, 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 赐“进士及第”, 第一名称状元, 二名榜眼, 三名探花, 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 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 故叫黄甲, 也称金榜, 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明清科举的主要形式是八股文。八股文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而能否考中, 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 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 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 禁止发表一己之见, 也不准联系现实的政治时事, 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僵化呆板, 结构程式化, 限制字数, 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的危害极大, 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 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 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对此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 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 甚于焚书。”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 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 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 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待, 只考翻译一篇, 称翻译科。以后, 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 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随着科举考试内容的僵化, 范墨、程文、殿试策论答卷大量刊刻流布, 再加上应试人数越来越多, 考官们面对堆积如山水平不相上下的答卷, 往往难下取舍, 于是从书法上找毛病的便越来越多。此事来得简易, 一时专尚楷法, “馆阁体”大行其道, 终于成了难以改易的惯例, 并由此带来许多弊病。清朝著名思想家、诗人龚自珍嘉庆二十三年 (1818) 27岁时中举人, 道光九年 (1829) 38岁第五次应会试时才得以考中, 皆为“楷法取士”之累。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 日趋没落, 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 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 舞弊越演越烈, 科举制终于消亡。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 篇3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糊名和誉录。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后又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强调通经致用。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简介 篇4

2018云南事业单位考试：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之科举

制度

【导读】

玉溪中公事业单位为大家带来公共基础知识《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之科举制度》，希望可以帮助各位考生顺利备考事业单位考试。在全国范围内，事业单位考试考点分布情况来看，很多地市对文史知识的考察越来越详细，尤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常识中，关于科举制度的考点也越来越精确化，本文就将科举制度的相关考点做一全方位解读。

首先大家需要明确的是，科举制度真正开始的标志是在隋炀帝时考试科目中增加了进士科。宋朝的科举制度比隋唐时期的更加完善，考试分为解试(又称州试)、省试、殿试三级，殿试成为定制。明朝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但是采取八股取士，凸显出很多弊端。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个部分组成。八股文的试题出自四书，应试者必须按照四书五经的代圣贤立言，依照固定格式填写，文体仅限于八股文，所以在当时，教育的重心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与如何做八股文上了，导致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与才华。当时的统治阶级便用“八股取士”来禁锢知识分子思想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接下来我们逐一介绍考试等级，首先介绍童试，在唐、宋时期被称为州县试，明、清时称为郡试，包括县试、府(州)试和院试三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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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考试，县试在县城由县官主持，府(州)试在府城由府州官主持，最后一个院试在省城由省学政主持，童试通过者称为秀才。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省级考试又叫乡试，考试地点在省城，由朝廷派员主持，乡试及格者称为举人，考中举人即使不做官也是一县名流，见知县有座位，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接下来举人到京城由礼部组织考试，参加会试，合格者称为贡士，会试第一名称为会元;最后贡士再参加由皇帝参加，礼部尚书主持的殿试，考中者称为进士，进士的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科举制度从隋朝伊始，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至此，科举考试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为江南贡院，占地超过30余万平方米，中国科举博物馆是中国唯一反映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内容的专业性博物馆，也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简介 篇5

清朝就已经出现了考场须知，明令禁止枪手入内。

为了验明正身，考场也需要一种类似准考证的证件，上面写清楚你的名字，描述一下体貌特征，比如皮肤是白是黑，身高几何，有没有胡须。

另外，考生得找人证明你是考生本人，这专门有个名词叫“具保”。

考生在考场中的座位号写在“浮票”上，比如“收字五号”。字和号都是事先印好的，收和五是当场填上去的。

当时贡院按照千字文的顺序给每个小考场命了名，“天地玄皇宇宙洪荒……秋收冬藏”。找到“收”字，再找五号。

由于考生得在考场里待上几天，肯定有机会走动，所以也可能趁机换座位来作弊。

二、夹带

嘉定科举博物馆展示了古人作弊的各种工具，有普通的棉布坎肩，上面密密麻麻地用蝇头小楷抄写了64篇文章！窄看上去，绝对想不到是字，肯定以为是图案。

天津收藏了一个袖珍小本本，共九卷，均长为4.5厘米，宽3.8，厚0.5，每卷里面大概收录有十来篇文章，九卷总共十万多字，撑得起一部长篇小说了。这么细密的字毛笔写不出，得用鼠豪，就是老鼠的胡须。

为了避免夹带，考生进考场时必须接受搜身，从里到外，衣服全部脱完，包括内衣内裤。天很冷，很多年纪大的人都吃不消。有人曾经把纸条封在鞋底，所以后来厚鞋也禁止入场。

这个比较粗暴，宋朝比较人性化，考生进来先洗澡，换套统一的衣服。时间一长，问题也来了。这么多考生，一个接一个洗澡，麻烦。考取考不取先挣一套衣服回去。又牵扯到经费问题，所以实施时间不长。

以上算是直接夹带，还有一种是间接夹带。自己身上没有，通过飞鸽传书。考试开始，自己即将动笔，打个口哨，鸽子马上飞过来，把题目传出去，外面请人写好再传进来。

三、关节

为了防止考官看出考生笔迹，有的朝代实行糊名制和誊录制，不仅把考生姓名封住，考卷也派八百多个人用红笔重新誊抄，所以叫“朱卷”，原先的叫“墨卷”。

这种情况下，就采用关节作弊法。考官与考生事先约好在文章开头或是结尾第几个字写上什么字，约上好几处。第一个字可能碰巧，其它人也用这个字，但第二个、第三个字总不会都这么巧吧。全部符合的，就是约定人的试卷了，屡试不爽。

例如，考生今波只要在文中写上“今日秋高气爽，波澜不惊”之类的句子，考官就能认出来了。

四、作弊处理

考生作弊一旦被发现，后果相当严重。轻则取消读书的资格，发配边疆，重则脑袋掉地。

这么严酷的惩罚措施其实是保护了其他忍受了十年寒窗苦的儒生以及天下儒学的尊严。毕竟只有拥有真才实学，才能真正实现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梦想。

有清朝的画卷上描绘，雇枪手代考的秀才被人揭发出来，带上枷锁游街示众。

肉体的难过还在其次，关键是从此以后就抬不起头了。

不仅自己受辱，连身旁的好友也被拖下了水。

江南四大才子之首、风流倜傥的唐伯虎就是这样被朋友阻断了通向功名之路。

传说唐伯虎中了举人之后，结交了一位徐大公子。

这家伙很有钱，唐伯虎就跟着他，乘船骑马，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

徐大公子为了考上进士贿赂了主考官，后来事情就败露了。

其实唐伯虎和这件事情没关系，无非是和他要好，一起吃吃喝喝，结果和徐大公子一起被抓了起来。

一个家里有钱，疏通一下，不至于治罪，只是将来只能做个富翁，甭想再考了；另一个嘛，削掉仕级，就是知识分子的职称，从举人降到了秀才，于是以后就以画画写字为生，从此就少了一个官，多了一个艺术家。

清顺治14年，江南地区曾经出过一场轰动全国的舞弊大案，“丁酉科场案”。那年的乡试主考官姓方名尤，副主考官姓钱名开忠。古人曾戏称钱为“孔方兄”，这俩名字好像都跟钱有关。考生当中不少人给考官行贿，消息传出，众人不满，聚在江南贡院门前，把贡院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字，改成了“卖”，又把“院”字的耳朵边给去掉，变成了一个“完”字，连起来变成了“卖完”。有人干脆指着方尤和钱开忠大骂，边上有人帮忙扔白菜胡萝卜臭鸡蛋。还编了顺口溜，四处传唱。这件事传到了朝廷，顺治大为震怒，当即下令将主考副主考和十八名同考全部革职，押赴到京城杀了。同被绑去的还有行贿的举人。

中国古代主要经、书简介 篇6

《四书·五经》“四书”的名称，是从南宋宋孝宗赵?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才开始有的。当时的大理学家朱熹，特从《礼记》一书中，提出《大学》、《中庸》两篇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子书”，也叫做“四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五经”指《易》、《书》、《诗》、《春秋》、《礼》五部书。这几部经典，流传到今，已经两千多年，同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论语》一书，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的。孔子死后，弟子们把平日关于孔子的言行记录收集起来，整理成书，叫作《论语》。全书共20篇492章。《论语》也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儒家学派的主导思想。它的体裁很像后代的语录。其中有记孔子所言，有孔子答弟子所问，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材料。曾有人将《论语》比作西方的《圣经》。宋朝开国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是精华与糟粕的杂阵。因它不少内容属客观真理、属传统的中华民族美德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汲取其精华和智慧，这也是孔子的思想及《论语》2000多年历久不衰的缘故及其魅力所在。《大学》《大学》阐述了儒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按传统说法，《大学》的传文是孔子的门生曾参所作。书中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指的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认为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也是格物（研究事物）、致知（学习知识）的基础。

《中庸》《中庸》是儒家宣传封建道德的一部伦理教科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传。书中提出了“中庸”这个概念，来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标准。所谓“中庸”，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要求人们的言行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中庸”的人生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起了极大的影响。《孟子》《孟子》7篇，是孟子的门人万章、公孙丑等著述。里面记载着孟子的政治活动和对某些学术问题的观点以及和其它学派的一些争论。《孟子》的文字辞锋犀利、气势雄健、说理精辟流畅，轻松幽默。它不仅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周易》《周易》在先秦思想史上是比较重要的一部书。又称《易经》，还简称《易》。“易”有变易（穷究事物变化）、简易、不易三义。相传为周人所作，孔子整理过，故名《周易》。又有释“周”为周密、周疏、周遍之义则与“易”义对举。《周易》包括“经”与“传”两部分：“经”是六十四卦的卦辞与爻辞；“传”是后人为“经”所作的解释。《周易》通过八卦形式推测社会和自然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并且对这些现象又力图作种种解释和说明，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等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因此，《周易》不仅仅是一部宗教迷信书，它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周易》儒家称为“六经”之一，被汉代古文经学家列为群经之首。

《尚书》又称《书》、《书经》。“尚”，即“上”意，上代以来之书，故称《尚书》。是上古的政治论文集。书中记录了上自唐虞、下至商周统治者的一些誓词、文告、训示、诰诫等等。这是一部历史档案汇编，它包括了许多篇不同时代的史料，有些最古老的档案文献，其时代距今已有3300多年。由此可见，《尚书》在全世界著名的古老文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汉以后被奉为儒家经典。《诗经》《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后来儒家把它尊为经典，称其《诗经》，沿用至今。书中所收集诗歌，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编辑成书的春秋中叶（前6世纪），前后历时约500多年。共收集诗歌305篇，另有6篇有目无辞。《诗经》中的作品是按《风》、《雅》、《颂》三部分编排的。由于《诗经》都是古代的乐歌，所以《风》、《雅》、《颂》可能是音乐上的分类。《风》就是声调，《国风》就是地方乐歌；《雅》是正调，是宫廷的乐歌，《大雅》是古乐，《小雅》是新乐；《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相传孔子曾经审定过《诗经》，他强调说：“不学诗，无以言。”还把《诗经》列为主要科目教他的学生。到战国时《诗经》便列为儒家经典。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灿烂的珍珠。

《春秋》《春秋》是一部鲁国编年的历史，记载了公元前年～前481年间，240多年的历史。东周时期各国都有史官记事，鲁国史官的记事，就叫《春秋》。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对鲁国的《春秋》加以删修、整理。

《礼》《礼》有《周礼》、《仪礼》及《礼记》三种。《周礼》是战国时的学者记述周朝官制的书。《仪礼》就是孔子编订的《礼经》，原书已经不全，现在所见的是汉朝儒家的传本。《礼记》是孔子弟子及后人传习《礼经》的纪录。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西汉戴圣再撰，是儒家经典之一。在封建时代，《礼记》被认为是“学术、治术、无所不包”的经典，受到高度重视。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作《四书章句》，特将《礼记》里的《大学》、《中庸》两篇收入，并且置于《论语》、《孟子》之前。此后800年间，《四书》内容一直被列为科举考试的题目，成为天下士子们的必读之书，影响深远。

《孝经》《孝经》论述的是封建孝道和孝治思想。讲的是“孝”，是“广敬博爱”，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优异的道德准则。相传孔子整理过此书。数千年来，《孝经》被视作金科玉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其推崇备至。历史上仅为《孝经》注疏解译的就达500多家。《孝经》是一部奇书，是一本使人崇高、使人圣洁的书，其不灭的光辉思想润育了前人、今人，也将继续润育后代百世。

《左传》《左传》是一部用历史事件来解释《春秋》的史书，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因是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所作，故又称《左传春秋》和《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和《公羊传》、《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左传》比较完整的记叙了春秋250余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情况以及多次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在世界科技史上来说，都是最早的宝贵资料。《国语》《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分国记事的史书，也是历史散文的汇编。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两书虽同出一人，《国语》与《左传》相比，从内容上看：《国语》重在记言，《左传》重在记事。就史书体裁而言：《国语》属国别史，《左传》属编年史。以文学成就看：《国语》记载琐屑，议论支蔓，远远逊色于《左传》。

《老子》《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是春秋时期哲学家、道教的创始人老聃所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37章；下篇为德经44章；共81章，约5000多字，亦叫《老子五千言》。是有韵的理论文。因为这本书所讲的是“道”和“德”的问题，后来人们称之为《老子道德经》。《老子》一书包含某些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因素，是道家学派思想经典。倡导“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天下，集中体现了老子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唯物、唯心两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它的思想。

《庄子》《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经》。共52篇,现存33篇。其中又分内篇(7篇)、外篇(15篇)和杂篇(11篇)。据考证，内篇为庄子所作，外篇和杂篇则是庄子弟子所著。但《庄子》一书的思想倾向基本是一致的，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观点。反映了庄子及其学派的思想主张,是道家经典之一。

《荀子》《荀子》是战国末期法家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先秦理论散文的重要著作。现存32篇，其中大部分是出自荀子手笔，也有其弟子的著述。《荀子》内容丰富，涉及到哲学、政治、教育、治学方法、立身处事等方面，是研究荀子思想的重要文献。

《战国策》《战国策》是继我国《左传》、《国语》之后的又一部历史著作，简称《国策》。是一部战国时代的国别史料汇编。同时也是一部历史散文总集。西汉末年经刘向整理校订、分编，概括了春秋以后至楚汉以前245年间的史实。《楚辞》《楚辞》是我国古代第二部诗歌总集。继《诗经》之后把我国诗歌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由群众文学进入作家独立创作的全新时代。所谓“楚辞”，是指以屈原作品《离骚》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作的诗歌集。西汉末年刘向整理古文献，把屈原和其后楚国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同体裁作品汇编成集，名曰《楚辞》。这样《楚辞》又成了专书的名称。

《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一部秦代以前各派学说的论著汇编，也是理论散文最早的总集。它是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之一。其思想内容，包括它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养生思想等等，堪称我国古代语言宝库之一。此书是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的一部杂家代表著作。该书以儒家、道家为主，兼需墨、法、名、农、兵、乐、阴阳、方技等各派的营养，全书由12纪、8览、6论三部分组成，共160篇，20余万言，因有“八览”，后人又简称其为《吕览》。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载：书成，“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予千金。”吕不韦一是夸权耀势、淫威四海。二是说明，该书虽出自众手，但全书体例一致；虽包罗万象、内容繁浩，但编辑严谨、纲举目张；虽20万言，但句斟字酌、条分缕析，确是一部代表了当时最高思想成就的著作。对后来的《史记》有明显的影响。

《史记》《史记》是对司马迁这部书的专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汉代，司马迁这部书被称做《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直称《太史公》。《史记》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史书。它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来叙述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大事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贯穿古今的通史。《史记》130篇，52万多字。本纪，按年代顺序记述帝王的言行和政绩；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列传，主要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表，则按年代谱列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书，是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专篇；本纪和列传是全书的主体。《史记》也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著作。鲁迅评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书》《汉书》亦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规模宏大，题例统一，记事丰富，文辞精练，常被后世看作和《史记》并列为封建社会“正史”的典范。而且又是一部优秀的史传文学作品。《汉书》100篇，共80万言，记载从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即西汉一代230年间的历史。班固是《汉书》的主要撰写人。班固死后，有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后来又有马续协助班昭，前后经历34年，《汉书》才最后完成。父班彪、兄班固、妹班昭父子兄妹三人一个接一个撰《汉书》，成为历史佳话。

《后汉书》《后汉书》共120卷，是纪传体东汉史，南朝范晔所撰。《后汉书》以后作为“正史”流传下来，并且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

《乐府民歌》乐府原指汉武帝开始设立的采诗制乐的官署。派音乐家李延年主持乐府，音乐家张仲春做助手。所收集配乐的诗歌，就叫乐府诗。有的出自文人之手，有的是民歌，多为五言歌谣。两汉乐府民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了继《诗经》、《楚辞》之后第三个诗歌高潮。对魏晋南北朝及唐代作家有很大影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编年体史书，北宋司马光主撰，刘颁、刘恕、范祖禹助撰。“资”是资助；“治”是治理；“通”乃“通志”之通；“鉴”是鉴戒，寓它是一部有助于治理天下的通代鉴戒之书。《资治通鉴》全书共354卷，记载了上起战国周威烈王（姬午）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迄五代周世宗（柴荣）显德六年（公元959），共1362年的历史，约300余万字。由于《资治通鉴》卷数很多，司马光又编了一个简本，叫《资治通鉴目录》，共30卷。

《金刚经》《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全书共32品。意为此经是能修成金刚不坏之身；能修得悟透佛道精髓智慧；能脱离三界而达苦海彼岸的经典。它主要通过释迦牟尼佛与弟子须菩提的对话，来启发修佛者，必须身在修行佛法而心中绝无佛法，心念虚空而不执迷于空虚，才能修得正果。

《坛经》亦称《六祖坛经》，全称《六祖法宝坛经》。全书共10品。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得道经过及他对佛法的讲述。它强调佛性存在于人自己的本性中，每个人都可通过自己本心来观照本性而顿悟成佛。《金刚经》、《坛经》这两部经典是佛教及中国佛教最有代表性的重要经典。它是植根于痛苦辛酸的土壤而开出的超脱飘逸的奇葩，是看破红尘后无奈的微笑。

《忍经》《忍经》是元朝吴亮所撰。忍学是中国儒家思想之精髓,《书》云：“有容德乃大”皆忍之谓也。吴亮曰：“忍乃胸中博闳之器具，为仁者事也，唯宽恕二字能行之。”“集忍之经史语句，名曰《忍经》。”

《劝忍百箴》《劝忍百箴》是元人许名奎所著，忍之箴言百篇。“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修。”古人云：“忍诟二字，古人格言，学者可以详思而致力。”忍学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每个人都可从中受到启悟。

《颜氏家训》我国现存古代最早的一部家教名著《颜氏家训》，是北齐人颜之推所撰。始作于北齐，成书于隋朝。宋刊本7卷，明刊本2卷，20篇。它内容丰富、体系宏大、也是一部学术名著。述立身治家之法、辩正时俗之谬，以训子孙。兼论字画音训、考证典故、品第文艺。内容多可取，文笔亦朴实。可谓弘扬传统，堪资鉴戒，启悟后人，建功立业。优秀版本有清人赵曦明、卢文朝补注本。其论述内容为儒家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强调幼年教育的重要性。《颜氏家训》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一套中国古代史书的总称，我国纪传体裁史书的总汇。素有古史精萃之称，享有中华文化瑰宝的美誉。它是由《史记》西汉人司马迁撰、《汉书》东汉人班固撰、《后汉书》南朝宋人范晔撰、《三国志》晋人陈寿撰、《晋书》唐人房玄龄等撰、《宋书》梁人沈约撰、《南齐书》梁人萧子显撰、《梁书》唐人姚思廉撰、《陈书》唐人姚思廉撰、《魏书》北齐人魏收撰、《北齐书》唐人李百药撰、《周书》唐人令弧德等撰、《隋书》唐人魏征等撰、《南史》唐人李延寿撰、《北史》唐人李延寿撰、《旧唐书》后晋人刘昀等撰、《新唐书》宋人欧阳修等撰、《旧五代史》宋人薛居正等撰、《新五代史》宋人欧阳修撰、《宋史》元人脱脱等撰、《辽史》元人脱脱等撰、《金史》元人脱脱等撰、《元史》明人宋濂等撰、《明史》清人张廷玉等撰，共24部史书组成。全书3200多卷，800多册，约4000万字。内容所载：起自传说中的上古黄帝（约公元前30世纪初）时代，讫于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时代开始撰写，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四年（公元1739）告成，成书时间长达1900余年。是世界罕见的卷帖浩繁、史料宏富的历史巨著。

《蒙学十篇》“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中国古代儿童启蒙教育的基本目标，主要内容是对儿童进行初步的品德训练和基本文化知识教学。《蒙学十篇》就是中国古代按儒家思想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主要专著。包括：《三字经》、《千字文》、《名贤册》、《弟子规》、《神童诗》、《小儿语》、《增广贤文》、《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朱柏庐治家格言》。后又选《二十四孝》、《百家姓》作为书后附录。

《三字经》是古代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书。相传是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编撰。全书结构严谨、文字简练、概括性极强；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数成句，句句叶韵，读来琅琅上口；通俗易懂，便于记忆。许多人少时读过，竟终生不忘。全书仅千余字，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孝，不知义。”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代代传颂，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被誉为“千古一书”。

《千字文》为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所著。四言叶韵，二百五十句，全书千字，无一复字，故《千字文》。本书以识字为主，包括天文、地史、道德规范、农业知识，还吸收了不少民间谚语，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记诵、流传久广。《名贤册》作者不详。本书汇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的格言、谚语加以选择提炼而成。如“积善之家，必由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等等。这些格言、名句、谚语多富有哲理，耐人寻味无穷。

《弟子规》是清人李毓秀撰辑。原文《训蒙文》。经贾有仁修订后，改名为《弟子规》。它是以学规、学则的形式对蒙童进行学习指导和品德修养的启蒙读物。

《神童诗》既是以诗歌形式对儿童进行品德、知识教育的蒙学读物，又是教儿童习作诗歌的示范教材。《神童诗》采用按诗的内容分类编写的方式，首选“劝学”诗，计14首，全书共24首。该书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后人又仿《神童诗》选编成《千家诗》。

《小儿语》为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编选的。该书选取流行的格言、谚语，均以白话写成整齐而有韵律的警语。主要内容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浅显易懂，儿童乐闻喜读，哲理性强，又富亲切感，所以甚为流行。

《增广贤文》全称为《增广昔时贤文》，与《名贤册》、《小儿语》同属一种伦理道德教育类型的蒙学读物，流传于明清时期。

《闺训千字文》和《改良女儿经》是专为女子编写的蒙学教材。教育女子守妇道、习女事，成为贤妻良母、孝女节妇。《改良女儿经》影响更大。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简介 篇7

关键词：科举文化,当代文化教育,建构

一、科举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一)初创

在科举制度推行之前,中国古代的选官制以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为主,这样的选官文化强调的是家族地位。汉代的察举制没有严格的选举标准和考察方式,因此难免会造成选拔人才时的不公平现象,小地主阶级和贫寒人士很难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人才容易被埋没。隋炀帝大业二年,九品中正制被废除,科举考试取制度开始实行,由于相对公平,科举考试取制度受到士大夫的欢迎。科举制度在创立之初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的特征,把管理国家的权利下放到平民阶层,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二)发展

在唐代,科举考试范围开始扩大,不仅有明经科考试儒家经典,还有进士科考试时务诗赋等等,此外还出现了武举,这对唐代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宋代,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确立三级考试的制度,府试、省试、殿试,并且严格管理考试,锁院、糊名、誊录,使考试更加规范、公平。在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实现极大融合。元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由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元代统治者大量吸收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成就,科举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使北方的游牧民族感染了读书向学的风气。北方游牧民族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使元代科举文化极具民俗色彩,但同时又有一定的民族狭隘心理。

(三)从兴盛到衰败

在明代,科举考试达到兴盛阶段,科举考试和官办教育体系相结合,防范和惩治作弊的制度高度规范化,并形成了完备的功名体系。明代科举考试和宋元一样,只设进士科,考试科目单一,忽略了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科举内容的僵化和考试的程式化终于使科举制度走向了衰落。明中后期世界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变革,西方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大众追求功名而不务实的价值观念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清代,读书人只读圣贤书和写作千篇一律的八股文,因而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废除科举制,存在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虽然科举制度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失去了依托的载体,但是某些价值观念和物质遗产却留存了下来。

二、科举中的文化因素

(一)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

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居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核心地位,科举文化巩固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通过儒家思想强化了自身的功能。儒家文化强调“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学生不分高低贵贱,这对于科举文化公平公正的录用原则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奴隶主贵族控制着文化和政治,而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有习俗,给予平民学习的权利。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而许多贫寒之士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自己“布衣卿相”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很多文人埋头苦读,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功名,这与儒家“学优则仕”的思想不谋而合。

(二)科举制度文化

科举制度从隋唐一直延续到清代光绪年间,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即科举制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便于君主的专制统治。科举制度的建立,打破了魏晋南北朝门阀贵族控制政权的局面,科举考试的标准和制度由中央来定,人才的选用也由中央来决定,这就为统治者广泛吸收人才为中央效力打下了政治基础。从经济层面来考虑,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商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大批的读书人把时间耗费在科举考试上,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抑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从教育的层面来考虑,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使教育具有导致一种功利性,并且受科举考试内容和评定方法的制约,人们读书的内容和做学问的方法也受到了限制。

(三)科举物质文化

科举制度在13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主要体现在科举文物和科举建筑上。如敦煌科举文书中就存有不少关于科举制度和科举习俗等方面的记载,这是后人认识和研究科举文化的重要资料。在科举建筑方面,贡院作为科举考试的地点,是科举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贡院产生于唐代,是科举文化兴盛的产物,在南宋时期被大量兴建并普及,这与参加科考人数的增长有很大关系。如南京江南贡院曾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馆内的碑刻、书画、建筑,都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

三、当代教育体系的建构

科举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但是科举文化却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对当代的文化教育产生影响。科举制度有一定的弊端,某些方面与现代教育注重素质教育的要求不相符,但科举制度也有许多值得现(下接第209页)代教育借鉴的地方。

(一)政府主导下,加强学校教育的体系化建设

科举制度是为了便于中央集权,其选拔人才是为统治者服务,选拔人才的权力掌握在上层统治者手中;现代教育培养的人才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服务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要坚持党对教育的领导,同时教育的发展是以人为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隋朝以后,科举制度的实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唐代开始分科办学,学校教育和各种制度也比较完善。明清时期,考试等级明确,有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这种考试文化对现代教育的考核方式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学校教育应平衡好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综合性院校与艺术类、师范类、高职院校等之间的比例关系,并采取的不同发展措施。

(二)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要有机结合

在封建专制政体的父权社会下,除部分宫官外,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是不设女性官员的,这就使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只限于男性,学校、家庭和社会对女子读书持一种淡漠态度。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尊重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当然科举文化中也包含一些可取之处,贫寒之士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采用糊名法、誊录法等措施杜绝作弊等。而当今社会,存在着许多考场作弊和靠关系的现象,与教育公平的理念是不相符的,因此,现代教育体系应有严密的监督机制,赏罚分明,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教育的质量。科举制度限制了学生的创新力、想象力,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少,知识面过窄。现代教育体系要吸取应试教育的教训,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素质教育,并加强教育质量的评估。

(三)教育制度改革与整个社会相关领域协调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简介笔记 篇8

介绍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习俗用语的由来与变迁类笔记，五卷，南宋赵升编纂。赵升，字向晨，文昌(今属海南省)人。生卒年均不详，宋理宗端平末(1236))尚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赵升生平唯一的最直接的史料，就是赵升本人的《朝野类要序》：“仆自幼入京都，观公朝仪刑政事名理，及闻夫缙绅间众所称谓，皆蒙然无所知识。求之于书，甚为简略，或无载记，后历闻诸师友老先生指诲。岁月浸久，虽曰强记，终不如弱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类要。逮今岁自九江归舍，而旧所记述，间为鼠蠹之余，弃之可惜。又以好事者来需，第须别录。既病且懒，遂移书札之费，增而锓之于木。不独有以应酬，亦足以广四方之见闻。惟其宫禁内职，不复纪录。非曰缺文，实不敢也，观者当察焉。端平重九、文昌赵升向辰识于双桂书院”。端平是宋理宗年号，丙申是公元1235年，可见作者最早死于1235年重阳节之后。

宋代公牍文字和士大夫的一些习用词语，有许多是我们不懂的，如“上庠”、“补混”“捧恩香例”、“进拟”等，以及“诏书”、“制书”、“手诏”、“御札”的区别，“白麻”、“堂剳”、“白剳子”等含义，这部书是可以当作辞典来查阅的。所以近代以来，已为学者们所重视。80年代出版的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就引述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中有关制度史的词条，几乎就是《朝野类要》的现代语译。此外，《宋史》点校本的校勘记，也广泛利用了《朝野类要》。《朝野类要》所解释的词条，也被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文人所重视。比如，“新闻”一词的出处、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带官”、形容长篇奏疏的“万言书”、防止官僚间结党营私的“禁谒”，以及“脚色”、“爵禄”“清要”等，不断被反复引用。以上都显示出《朝野类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出书也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法制大辞典》就收录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

《朝野类要》的版本见王瑞来《朝野类要的版本与流传》《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

今有：《朝野类要》王瑞来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版;研究论文：《朝野类要编撰者赵升考》王瑞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20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能改斋漫录》

宋代记载史事、辨证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的笔记集，18卷。南宋吴曾撰。吴曾，字虎臣。崇仁(今属江西)人。生卒年不详。博闻强记，知名当时。因应试不第，于绍兴十一年(1141)献书秦桧，得补右迪功郎，后改右承奉郎、宗正寺主簿、太常丞、玉牒检讨官，迁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后辞官。

《能改斋漫录》共18卷，分为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记事、记文、类对、方物、乐府、神仙鬼怪十三类。以考证为主，阐释史事制度，辨证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资料丰富，援引广泛，且保存了不少已佚文献。其论诗注重炼字、立意，于前人诗作用典、事实之误，与个别语词之诠释，多所考辨。因而为后世文史研究者所重视。诸家考证之文，往往征引其说。但作者党附秦桧，曲意取媚，在书中亦有所表现。考证也有不少失实处，故曾遭到同时代人普遍指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不能因人而废其言：“曾记诵渊博，故援据极为赅洽，辨析亦多精核。当时虽恶其人，而诸家考证之文，则不能不征引其说，几与洪迈《容斋随笔》相埒。置其人品而论其学问，弃其瑕纇而取其英华，在南宋说部之中，要称佳本，则亦未可竟废矣。”

《能改斋漫录》刊刻于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间，孝宗隆兴初(1163)因仇家告讦，诬此书“事涉讪谤”，遂被禁毁。至光宗绍熙元年(1190)始重刊版。但新版经过删削，已非旧观。下及元明，刊本又绝。今所见者为明人从秘阁抄出，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

今有：《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能改斋漫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能改斋漫录》台北·广文书局1959年版;《能改斋漫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避暑录话》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2卷，北宋叶梦得撰。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哲宗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历任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江东安抚大使等官职。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死后追赠检校少保。叶梦得是南宋重要词人，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前半期的词风变异过程中，起着先导和枢纽作用。作为南渡词人中年辈较长的一位，叶梦得开拓了南宋前半期以“气”(英雄气、狂气、逸气)入词的词坛新路。

《避暑录话》撰于南宋绍兴年间，据书前作者自序称，绍兴五年(1135)因酷暑难熬，不能安其室，于是每日早起，即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避暑，与其二子及门生“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后由其子栋据以择记之，因名《避暑录话》。此书所记虽为泛话闲谈，然多可补史乘之阙，如《咸淳临安志》卷六一《国朝进士表》载仁宗嘉佑二年(1057)科试登第的叶温叟，未见史料记载其人其事，但《避暑录话》下卷则有详载：其人与苏轼同年登第，以及此后两人的交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叙录亦多足资考证而裨见闻”。

但叶梦得为蔡京门人，故论苏轼等元祐党人，语多偏激狭有门户之见，为读者所讥评。

晁公武《读书志》载此书作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为传写之谬，《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皆作二卷。通行本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皆为二卷，涵芬楼据项德棻宛委山堂本所刊《宋人小说》则分为四卷，且书前有叶梦得自序。

今有：《避暑录话》，2册，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避暑录话》徐时仪点校《全宋笔记》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版，《避暑录话》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避暑录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铁围山谈丛》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六卷。北宋蔡绦撰。蔡绦，生卒年不詳，宋興化軍仙游(今屬福建)人，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別號無為子。宋徽宗时宰相蔡京之子。年二十，入館閣為侍從。政和中，官至徽猷閣待制，八年(1118)，坐不受道錄事勒停，後復官。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宣和五年(1123)，以私自撰著詩話，為言者論列，再勒停。六年，蔡京為相，年老不能視事，蔡絛任龍圖直學士兼侍讀，代為決事，竊弄威柄，恣為奸行，中外側目。靖康元年(1126)蔡京败，蔡絛貶竄白州(治今廣西博白)，高宗紹興末(1162)尚在謫所。著有《铁围山丛谈》、《西清诗话》，今存。又着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前书已佚，后书部分载入《三朝北盟汇编》。

《铁围山丛谈》是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笔记。白州境内有山名铁围山，位于今广西玉林西，古称铁城。绦尝游息于此。该书记载从太祖建隆至高宗绍兴年间二百年来朝廷掌故、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旁及诗词典故、文字书画、金石碑刻等诸多内容，色彩斑谰，异常丰富，可谓一部反映北宋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的鲜活历史长卷。在众多的宋代史料笔记中，《铁围山丛谈》是很重要的一种，颇受历代学者重视，多为后人所征引。但蔡绦为蔡京之子，故记蔡京事，语多粉饰，挟有个人恩怨之私，亦为读者所讥。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铁围山丛谈》五卷，《皕宋楼藏书志》著录旧抄本六卷。今有明嘉靖庚戌雁里草堂钞本、《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诸本。

今有：《铁围山丛谈》冯惠民、沈锡麟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该书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以《学海类编》本、《说郛》本参校);《铁围山丛谈》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07年版;《铁围山丛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湘山野录》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三卷。另有《续录》一卷。北宋文莹撰。文莹，字如晦，一说字道温，北宋时期钱塘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真宗至神宗这一段时间。与苏舜钦为诗友，舜钦尝介绍他到滁州谒欧阳修，又游丁谓门下，谓待之甚厚。熙宁中，居荆州之金銮寺。据《文献通考》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文莹是吴地僧人，而《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文献通考》有误，认为文莹在荆州之金銮寺隐居并著成《湘山野录》一书。因书作于荆州金銮寺，故以湘山为书名，约写成于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著有《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玉壶野史》十卷.据《四库全书总目》又有《渚宫集》三卷。

《湘山野录》主要内容是记载自北宋开国至神宗时期的历史，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朝章国典、宫闱秘事、将相轶闻，下及风俗风情，主要内容仍是朝廷内斗和高官轶事。《真宗求占城稻种》条记载宋真宗从印度、越南求占城稻种和粒大子多绿豆种的经过：宋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绿豆种二石。始植于后苑，秋成日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绿豆御诗。”这则为记录中国农业史中不可多得的资料。

宗徽宗崇宁二年(1103)，朝廷下诏禁毁元祐党人书籍，文莹虽不属于元祐党人，但由于《湘山野录》某些记载暴露了北宋朝廷的阴暗面，如朝廷高官陷害种放，宋太祖“斧声烛影”疑案等，使其也上了禁毁书目。太祖“斧声烛影”记载说：是夕，太祖“召开封王(即太宗赵光义)，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拄斧截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