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通用8篇）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篇1

中国古代史主要指从先秦到清朝前期的这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长达数千年, 漫长而宏伟, 但当我们翻开这一部历史来细读, 就会发觉一个问题———这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部男人的历史, 从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康乾盛世, 无不呈现的是男性精英对历史的主宰。那么为什么妇女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地位, 是什么阻碍了妇女站到历史的前台呢?我觉得中国古代对女子的教育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我想通过对古代女子教育情况的了解来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进入现代社会以前, 人类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专制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没有阶级差别, 没有性别歧视, 教育是附着在一般劳动和生活中的, “举凡争取生存和延续种族所必须的知识、技能、风俗习惯均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掌握的, 都是教育的内容。”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低下的生产力, 使得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以共同对付来自外部的侵袭,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私有制出现, 阶级应运而生, 在阶级社会里, 教育呈现了一种严重的性别不平等, 女性的教育受到种种限制。下面, 我所阐述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主要指的是阶级产生以后的古代女子教育。

在中国古代社会, 女子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女子教育的目的也主要是学会如何成为家庭中合格的女性角色, 满足夫权社会的需要。由于在古代社会忽视女性教育, 使学校教育自产生之日起便把女子排斥在大门外。从先秦到明清, 中国女子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 这种家庭教育是非正规的教育, 它既缺乏完整而系统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又没有固定场所和学习年限, 使女子所能受到的教育非常受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妇女才智的发挥, 使妇女不能在社会上一展巾帼人物的风采。

从古代女子教育的内容来看, 主要是一种生存教育, 即技能教育和道德教育, 其中又以道德教育为主。早在先秦时期, 虽然尚无专门的女学书籍, 但在礼教的一些书籍中就已存在了这种内容, 如《仪礼·丧服·子夏传》中便要求女子有三从:“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从道德上对女性进行规范。《礼记·内则》记载得更为详细:“子能食食, 教以右手。能言, 男唯女俞, 男鞶革, 女鞶丝。六年, 教之数与方名。七年, 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八年, 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 必后长者, 始教之让。九年, 教之数日。十年, 出就外傅, 居宿于外, 学书记, 衣不帛襦裤, 礼帅初, 朝夕学幼仪, 请肄简谅……女子十年不出, 姆教婉娩听从, 执麻枲, 治丝茧, 织衼组紃, 学女事, 以共衣服。观于祭祀, 纳酒浆笾豆菹醢, 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 二十而嫁。有故, 二十三年而嫁。”透过这段内容可以看出, 女子从一出生就要接受一种与男子完全不同的教育内容, 在技能方面要学习烹饪、缝纫、丝麻、祭祀等家中日常事务, 以便襄助男子, 在道德方面要求女子从小就要有男尊女卑的意识, “能言, 男唯女俞, 男鞶革, 女鞶丝。”要懂得一系列的礼节, 要对男子顺从。从这些内容可知, 先秦时期的女子教育的目标不是要女子懂得多少文化知识, 而是要把她们培养成“贤妻良母”, 对女子的教育纯属“家政”。这种教育使得广大女性终身束缚于锅碗瓢盆、纺纱织布这些家庭琐事, 从而失去了与男子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 当然更不可能像男子一样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

到了两汉时期, 由于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集结定型时期,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业已渗入意识形态中, 于是专门的女学书籍应运而生。从汉代到清朝前期出现的女学书籍非常多, 其中《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女诫》合编为《女四书》, 成为女子识字受教育的必读教材。这些女学书籍都不无例外地强调了对女子道德伦理的教育。如刘向的《列女传》通过对“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标准的认定, 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念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理论。刘向所宣传的思想, 加重了文明产生后即出现的对广大妇女的精神压迫和道德约束。

继刘向之后的班昭更是通过其《女诫》将女子教育中的道德伦理教育更加系统化、完整化。她通过其《卑弱》篇阐述了“男尊女卑”的主张, 她认为女人天生就是卑弱的, “古者生女三日, 卧之床下, 弄之瓦砖, 而斋告焉。卧之床下, 明当卑弱, 主下人也。弄之瓦砖, 明其习劳, 主执勤也。斋告先君, 明当主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 礼法之典教矣。”[1]因为女性自身卑弱, 就必须要依靠丈夫, 应“正色端操, 以事夫主”, 围绕家务“执勤”而不应到社会上去争雄争霸。她通过其《夫妇》、《妇德》篇阐述了“夫为妻纲”的观念和“三从四德”的原则, 班昭的这种观点使女子没有自己的意志, 没有自己的嗜好, 更谈不上自由的举动了。女子只能过着木偶式、奴隶式的生活, 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到了唐代, 刘氏姐妹的《女论语》在女子的道德修养方面, 将班昭在其《女诫》中提出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更加具体化。如在其《立身》篇中, 她提出:“凡为女子, 先学立身。立身之法, 惟务清贞。清则贞节, 贞则身荣。行莫回头, 语莫露唇, 坐莫动膝, 立莫摇裙。喜莫大笑, 怒莫高声。内外各处, 男女异群。莫窥外壁, 莫出外庭。出必掩面, 窥必藏形。男非眷属, 莫与通名, 女非善属, 莫与相亲。立身端正, 方可为人。”《女论语》这样规定, 其旨趣在划定女子思想行为的规范, 做“四德”兼全的贤妇, 以传名千古, 但实际上是将女子头上的紧箍咒束得更紧了。所以张舜徽先生指出:“这样, 便明确地画了一个圈子, 教妇女站在这范围内做人。不如此, 便不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妇女, 为当时社会所轻视。”[1]

明清时期, 由于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女教读本对女子道德修养方面要求更加严厉。如《女范捷录》不但开篇就强调了女子要以“三纲五常”为本, 如其“统论”篇中就提出:“乾象乎阳, 坤象乎阴, 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 女正乎内, 夫妇造万化之端。五常之德著而大体以敦, 三纲之义明而人伦以正。”[3]而且在贞节观上对中国古代女性的要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其“贞烈”篇中说:“忠臣不事两国, 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 终身不移。男可重婚, 女无再适。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 慷慨捐生谓之烈。令女截耳劓鼻以持身, 凝妻牵臂劈掌以明志。”[3]这简直是毫无人道可言了。

在古代女学书籍中, 除了强调对女子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外, 还注重对女子技能的培养, 但认为女子的技能培养主要应立足于以事夫为目的的家务技能。如《女诫》对“妇功”的要求是“专心纺织, 不好戏笑, 洁齐酒食, 以奉宾客”, 要求女子应围绕家务“执勤”。《女论语》则在其《学作》篇中要求女子掌握的女工应为纺织、养蚕、缝补浆洗以及炊羹造饭、喂养牲口、耕田下种等。而司马光在其《家范》中说得更加明白:“其女功, 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4]所以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要求培养出能够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当好丈夫贤内助的女性。这种教育, 无疑是对女子自身才能的一种扼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 妇女的劳动多为辅助性质, 其收入亦为整个家庭经济的补充成分, 因而经济大权总是把握在男权父系的手中。这种经济地位的低下, 决定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没有什么发言权。男权势力为了维护其在政治上的权利和对女性的统治地位, 将纲常名教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了长期束缚中国妇女的绳索,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正是围绕“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为核心而展开的。古代女性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下, 将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受教育的目的定位在相夫教子上。所以古代封建女子虽然有教育, 但却毫无教育权利可言。古代女子所受的教育如同所有被压迫群体的“教育”一样, 是一种驯服工具。结果受教育愈多, 依附男子、依附丈夫就愈严重, 社会地位就愈低下。最终女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成为了家庭的奴隶, 男人的附庸。甚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 都是以男子依附品的身份而出现的。由此可知, 在长达几千年的独特的女子教育的培养下, 女性心甘情愿地让出了社会政治经济的舞台, 成为了默默无闻的幕后人物。加之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向上攀升的主要途径的科举考试, 其大门也从未向女性开放过, 致使科举英才的行列中, 竟无一巾帼之人。所以几千年的古代史只能是一部男性精英的历史。

当然, 古代女子教育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女教内容通俗易懂, 易于各阶层女性接受。劝导妇女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孝敬长辈以及勤劳俭朴, 在保持家庭和睦、加强女性自身修养等方面还是发挥过不少的作用。但这种作用, 相比于其对中国女性的摧残, 是处于次要地位的。

参考文献

[1]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2]曹大为.古代女子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4]熊先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5]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篇2

云凤纹金簪

明永乐十四年

长15.3cm

金簪以金丝垒成卷草纹样衬底，其上用金丝做成立体的如意云纹，一只凤凰翱翔其间。凤凰与云纹皆用细如发丝的金丝垒成。

华胜是制成花草之状插于髻上或缀于额前的装饰。汉时在华胜上贴金叶或贴上翡翠鸟毛，使之呈现闪光的翠绿色，这种工艺称为贴翠。

金镶玉步摇 五代 高28.3厘米

宫廷金银器美轮美奂，极尽奢华富丽，令人炫目。

步摇是古代妇女插于鬓发之侧以作装饰之物，同时也有固定发髻的作用。是自汉

以来，中国妇女中常见的一种发饰。

簪插步摇者多为身份高贵之妇女，因步摇所用材质高贵，制作精美，造型漂亮，故而非一般妇女所能使用。步摇的制作工艺复杂，能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的金银首饰加工制作水平。同时，我们也能由此推断出当时理想的妇女形象。

《释名》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著名服装史专家周锡保先生认为：步摇乃以黄金为首，如桂枝般相缠，下垂以珠，用各种兽形绕以翡翠为花胜。而陈祥道则以为汉代的步摇是以金为凤，下有鸱，前有笄，缀五彩玉以垂下，行则动摇。因步摇上有垂珠，再加以翡翠金玉之饰，益臻行步动态之美。

如金镶玉步摇，长28cm，金钗上端如翅，镶着精琢玉片，满饰银花、嵌着珠玉的穗状串饿，分组下垂。又如四蝶银步摇等，制作精致。

宋朝崇尚古典淡雅，所以首饰也较前朝简洁。这支鎏金龙纹银簪在古板的式样上，翻出精致的花样来，女孩子追求美丽的心思怎么会在老夫子‘灭人欲’的教导下

消失？

宋代的首饰制作也影响了当时其他民族，辽国的金簪，颇有中原气质

唐

白玉花卉纹梳子背

长14cm 宽5.1cm 重30g

隋

白玉钗

长4.2cm 宽1.7cm 重5g

宋

白玉孔雀簪柄

长5.9cm 宽3.7cm 重19g

【簪】

古代发饰，即“笄”，古代男女均留长发，簪为古代男女用来插定挽起的头发或者弁冕，“弁”为古代冠名，“冕”即皇冠。簪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簪的材料以骨为主，汉代开始出现象牙簪，玉簪，还在簪头上镶嵌绿松石。唐宋元时期的簪则大量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制作。银簪的制作工艺有錾花，镂花及盘花等。盘花是用细银丝编结而成。簪头的雕刻有植物形，动物形，几何形，器物形等，造型多样，其图案多具有吉祥寓意。另外簪头造型做扁平一字型的成为扁方，原为满族妇女用的大簪，也是簪的一种。

明 累丝嵌宝衔珠金凤簪

镀金蝴蝶簪

珐琅彩花卉簪

【扁方】簪的一种，其造型作扁平一字形，也称大簪，原为满族妇女使用

明 累丝嵌宝石金凤簪

明 累丝嵌宝石人物纹金簪

近代中国女子解放运动与女子教育 篇3

【关键词】近代中国 女子 教育

【中图分类号】G77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020-02

妇女解放问题是旧中国存在的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以“三纲五常”“贞孝节烈”为核心的社会规范的严格控制下，广大妇女饱受夫权、神权等多重压迫。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先进文明的传入和民主革命的发展，妇女解放问题日益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几次掀起了女子解放运动的高潮。笔者认为，与上层建筑相比较，妇女解放问题更贴近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形成过程，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各种文化技艺和先进思想的教育和普及。

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发展

妇女解放的提出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但太平天国是建立在宗教神权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不可能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给女性一个准确的定位。由于农民政权的局限性，洪秀全妃嫔成群，妇女解放运动也不会有太大发展。戊戌维新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正式起步，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开始进入中国。男女平等的思想开始冲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维新人士开始把妇女解放和国家贫弱联系起来，提出了禁缠足、兴女学、办女报等内容。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各种女子报刊，传播民主思想，鼓吹争取女权。他们不仅把男女平等作为民权的组成部分加以倡导，而且积极鼓励妇女参加革命活动。由于革命果实最终被军阀占有，刚刚兴起的女权运动被淹没了。

兴起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促使妇女解放运动重新活跃和发展起来。陈独秀曾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撰文指出：“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脱离夫权奴隶羁绊，以完其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许多关心妇女问题的知识分子也都通过《新青年》来慷慨陈词，阐述自己的妇女解放观。

二、女子解放运动的主要内容

自从女子解放被提出，其内容比较丰富。总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提倡婚姻自由。在旧中国婚姻全凭父母之命、煤灼之言，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但在双方中，女性则更为悲惨，原因在于旧中国没有离婚这一概念，女子如果不满意、不幸福，只有认命，别无选择；而男子则可以“休妻”、“纳妾”。其次，提倡经济独立，要求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旧中国女子在经济上毫无权力，她们没有工作的机会。这种经济上的软弱导致了她们在各个方面都要依赖于人，是人格丧失的根源，1921年陈问涛发表《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一文中指出：“女子若有了独立的职业，便有了独立的经济。经济即能独立，虽不说社交公开，自然社交公开；虽不说婚姻自由，自然会自由。”[2]再有，政治上平等，要求有平等的参政、议政机会。这一内容在辛亥革命期间体现的尤为突出，许多女子参加革命，我们熟知的有何香凝、秋瑾等。1922年10月万璞发表《女子参政与国家问题》中认为：“我们为求从根本解决起见，不得不恢复女子参政，虽然不迷信参政权有万能，但是不能不认为是恢复女子人格地位最有功效的手段和保障女子权利最有功效的方法。”[3]另外，男女教育平等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但我认为女子教育和以上内容有很大不同，教育即是要求解放的内容又是求得女子解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通过教育的普及深化，女子解放运动才能取得胜利。

三、女子教育对女子解放的影响

从女子解放提出到五四运动时期为止，我们发现妇女运动主要以知识形女性活动为主，而且城市妇女明显比农村要活跃，甚至可以说农村妇女基本没见活动。可见，有知识的女性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可以了解新动态、接触新思想。并且，她们通过学习不断接触、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认识到女子应享有同男子一样的权力和义务，同时教育使她们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充实的知识也使得女性能够独自成立各种妇女团体，研究理论，撰写文章，为妇女解放而奋斗。1919年10月，周炳琳发表《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一文中谈到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好外：“妇女若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自然高许多，可以打破世上轻视妇女的陋习”，“已受高等教育的妇女知道妇女解放应该怎么样进行才能成功，知道自己对于一般没有受高等教育和完全没有受教育的女同胞有指导启发的责任。”[4]

教育除了解放女性思想外还为女性提供了各种谋生的计艺。这样女性才能在就业方面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使得她们取得独立的经济收入，进而拥有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这一点，在归国的留学生中体现的最为深刻。1905年，湖北派往日本的20名女学生，归国后全部进入女校任教。她们中的黄萱佑创办隐储女子师范学校，黄国厚创办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张汉英创办醴陵女子学堂，唐群英创岳北女子职业学校。后来归国的很多女性在各行各业中都有，成为医生、护士、实业家等。

四、女性教育很重要，然而中国的女性教育起步晚、发展慢，且初期存在着误区

1897年开始有私立女学出现，1901年，由蔡元培任会长的中国教育会开办爱国女学，以教育女子、增进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为宗旨。1902年，吴怀疚先生捐资在上海兴办女学。到1906年基本形成了以中学为主包括师范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但是，这一时期的女学堂匀为私人创办，而政府是不支持的，取得的成果自然微乎其微。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存在着很大的误区，目标是培养“贤妻良母”。教育章程中明确指出：“今教育女儿，总期不悖中国懿微之礼教，不染未俗放纵之僻习”。[5]“贤妻良母”式的教育不可能使女性撑握广泛的新知识，求得自我解放。

直到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才基本确立了女子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职业学校中的地位，在思想上明确了男女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力。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1919年以前政府设立的女子中学仅有9所，学生622人。可见女子教育在实际施行中收效甚微，并且一些限制依然存在。直到1922年11月教育部颁行“壬戌学制”，各级各类学校对女子的限制才在形式上完全解除，但女子入学在实际中还是困难重重。到1930年为止，女生在初等、中等学校学生中的比例分别只占有5.24%和17.56。[6]而高等学校中的女性，1922-1923年度887人，1925年为972人，1928-1929年度为1485人，占总数比重分别为2.54%，4.52%和8.95% 。[7]落后的女子教育严重阻碍着女子解放运动的开展与深入，我们无法期待没有知识、思想的文盲能够自觉的为自己争取独立和解放。没有知识、技艺使她们无法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没有思想使她们无法取得政治上的权力。没有真正政治、经济上的独立，那么男女平等只能是一个形式。

五、结论

中国历史造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由于在旧中国，妇女受压制已超出家庭成为统治者治国的需求，任何改变妇女地位的努力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同时，男尊女卑的观念已成为定式。所以，妇女解放运动本质上是对社会的改造，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改造，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妇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它需要从最基础的教育做起。

参考文献：

[1]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74

[2]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M].三联书店，1981，309

[3]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料简编·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347

[4]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M].三联书店，1981，257

[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801

[6]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丁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38，162

[7]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丙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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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女子体育运动 篇4

中国古代女子体育运动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的女子体育运动石球游戏和原始舞蹈早在母系氏族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吕氏春秋·恃君览》就有着相关的记载, 妇女们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不仅要抚养子女、运动各种劳动工具与相关技术, 还要教育自己的子女, 使之拥有更完善的行为能力与更高的生存技能[1], 例如行走、跑步、跳跃、投掷、攀登、打猎、生活等技能。在这些技能教育的过程中, 与体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然而然与女子体育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不难看出, 女子体育运动最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出现了, 在这一时期, 女子的社会地位要高于男子, 其权利也比较高, 女子可以自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我国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 父权逐渐限制了女子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各种纷争与冲突不断, 人员伤亡严重, 女子在这个时期社会地位下滑很快, 男子与女子之间原来的社会地位从此被颠覆, 男女之间的社会地位不再平等, 女子地位的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男尊女卑理念的出现, 这种理念在人们心中的植根与蔓延使得古代女子进行体育运动的权利逐渐丧失。

当进入奴隶社会后, 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逐渐形成, 这个时期的教育内容以“六艺”为主, 在教育的内容中也有着一些体育因素, 例如“射”、“御”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女子受到了这些教育, 当时女子的地位比较低下, 几乎没有权利来接受这些教育。所以, 对于古代女子来说体育教育与其没有任何联系。尽管古代女子没有参加任何体育教育的权利, 但仍有许多关于女子的体育文化记载。这在《吴越春秋》中就有所记载。

在我国步入封建社会以后, 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旧有宗法制度与礼教制度的消极影响下被快速地在社会中传播, 社会中广大女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随着社会地位的降低而逐渐丧失。在这个时期, 女子承受着社会环境所带来的沉重压力, 妇女不得不遵从“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当时的统治者在审美观念上极力地推崇“白面纤腰, 妖媚斯文, 弱不禁风”的这样一个完美玉女的审美标准, 这些因素都对当时的女子进行了思想上的错误的禁锢, 进一步对妇女参与社会活动与体育活动的权利进行了限制。尽管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 女子体育依然名不见经传, 但是, 对于一些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快速的朝代, 女子体育依然无法步入正常的轨道。当然, 这些既定的社会主流也是会随着朝代的发展而发生一些微妙变化的, 例如女子体育在进入唐代后, 由于我国在这个时期的封建经济与文化发展速度很快, 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女子体育的发展, 无论是从体育活动项目的数量, 还是内容上来看, 其发展规模都非常大。在唐代, 我国女子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高, 社会文化的繁荣推动着体育文化的向前发展, 因此, 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在之前女子体育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和延续。其活动的内容也是更加多姿多彩, 活动的场面也空前的广阔, 总的来说, 我国唐代体育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呈现出一片大好景象[2]。

二、中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发展特点

1. 其主题以“乐”为主。

中国古代体育一共有三种作用, 主要有养生、军事与娱乐。根据女子在古代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职能, 我国古代女子进行体育运动主要就是为了娱乐。尤其是女子体育, 在我国古代女子体育一般是以家庭娱乐为主, 规模一般都比较小, 另外, 因为受封建礼教的束缚, 我国古代女子体育一般多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集体的娱乐活动, 而这种体育形式又常带有小型活泼、自由轻松的特点。由于女子体育的这种自娱性特征, 女子体育大多以踢毽、投壶、秋千、棋戏、跳绳等运动为主。苏东坡有一首“美人双陆”诗, 就很好地勾画出了女子对棋与生活情趣为一体的动人画卷。宋朝汴梁地方, 一奇女子, 名叫娄逞, 非常热爱下棋, 棋艺精湛, 为了可以下棋, 她经常女扮男装与一些达官贵人交往。从苏轼这首诗中, 不难看出古代女子的卑微地位。花蕊夫人的《宫词》中专门记述古代女子处在深宫中, 几度悲惋哀凉的情景, 同时也展现了古代女子体育自娱性的文化特征。

2.“法”的精神缺失。

不管是在春秋还是在清末, 甚至是在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 重文轻武的理念一直深深地植根于社会民众的头脑之中。从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来看, 也从来都是重用心重智识而轻用力轻体力。自从我国社会中出现了女子体育, 就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男性中心文化意念的紧紧束缚, 这使得我国古代女子体育的活动空间被封闭在了家族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这也是我国古代女子体育的特点之一[3]。这种封闭的竞技文化环境让我国古代女子体育竞技法则的神圣性彻底丧失。“法”的精神在女子体育的每一个参与者心中变得非常淡泊, 甚至在一些女子心中, 根本就没有“法”的这种概念。在《吴越春秋》一书中, 对越女明确而系统地提出武术之“阴阳、道、形神、意、开闭、呼吸、纵横、内外”等等一系列理论范畴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非常明确地阐释了其动和静、快和慢、攻和防、虚和实、内和外、逆和顺、呼和吸等矛盾双方之间的内在关系。东汉王充《论衡》中就有着我国最早的有关古代女子体育的记载:“剑伎之家, 斗战必胜者曲城越女之学也, 两敌相遭, 一巧一拙, 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从上述来看, 由于我国古代女子体育许多地方都是遵从着一种非常宽松的自然惯例, 当然也不难看出, 在我国古代女子中也不乏一些体育奇才。

3. 女子体育中的理念之“和”。

如果对我国古代女子体育进行横向的研究, 可以发现, 虽然女子体育的各种项目中也有着一些冲突和对抗的成分, 但是从具体的实施形式和项目的数量上来看, 大多是属于“软”竞技。古代女子深居庭院之中的居多, 可以走出户外的相对很少, 即使这些女子走出户外进行体育运动, 也多是进行一些弱体力的竞技游戏, 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娱乐而不是看其自身技艺的高下。技艺的高下并不能成为评判一个女子优劣的条件。这就使得不管是室外运动还是室内活动, 均丧失了必要的冲突精神。《红楼梦新证·文物杂考》中, 记载了明末苏州的一位女棋手, 薛素素。作为明代唯一有史料可查的女棋手, 她多才多艺, 精通琴、棋、书、诗、萧、绣等, 有“十能”之称, 是位十分有才的奇女子。曹雪芹曾在《红楼梦》的不同章节写到女子下棋的场面。在贾府, 有妙玉、湘云、黛玉、宝钗、宝琴、迎春、探春等众多可以下围棋的女子。从这些文史资料中, 我们不难看出, 中国古代女子的体育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先秦儒、道思想相一致的逍遥理念与和谐精神[4]。

4.“令”之节律的依从。

我国的农耕社会时期, 由于技术落后, 平时的生产生活很大程度上要随着时令节气的变化而变化。我国古代有不少节庆娱乐时间, 就是按照人们日常农业生产的时令与节气的变化来进行规定与划分的。例如, 我国著名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与元宵节就是先人们按照月亮的圆缺和人们生产生活的规律来进行划分的, 当然, 这些活动的划分也与古人的养生观念有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古人每年春天进行的踏青活动, 就是来源于远古农事祭礼纪念与体育健身运动, 通过这些活动来祈求家庭和睦、风调雨顺。以我国历史上的寒食节为例, 它本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的介子推绵山焚骸, 因而有禁火的习俗要求。在这个节日内, 人们一整天都要以冷的熟食为主, 要想取暖和保持身体健康, 防止自己的肠胃受到损坏, 就需要不断地进行体育运动;在宋时的“踏青 (春) 节”里, 女子们相互结伴, 一起出游, 呈现出一副少有的颇为壮观的景象。从这些之中我们可以很好地看到中国古代女子体育运动的节律性这一特征。但由于封建礼教的不断蔓延, 对妇女不但在思想上的统治得到了加强, 而且在肉体上也对妇女进行严重的摧残。为了娱乐于统治者, 女子必须按照传统习俗和立法要求而束腰缠足, 大大阻碍了女子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尤其是宋元以后, 理学的僵硬发展禁锢了古代女子体育。满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后不断推行和强化弱民政策, 导致女子体育更加偏离了原有的健康的发展轨迹。其发展至明清, 则已经到了濒临毁灭的边缘, 不复往日发展之态。中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发展历程极为曲折与心酸,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无论统治者以及社会制度对我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发展带来多大的阻碍, 都难以阻挡每个人追求运动与健康的基本权利, 我们应该谨记这样的历史教训, 学习古代女子体育在困境中奋起的精神,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发展现代女子体育事业。

在我国古代, 女子体育运动深受封建文化的蔓延, 由于女性的基本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女子体育文化在这种逆境中缓慢发展, 其体育文化显得相对弱小, 其规模也主要是以小规模和中等规模为主。自从我国古代女子体育出现后, 就不断遭受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的强烈约束, 一种含蓄柔情、带有浓浓的东方人感情基调的阴柔精神始终笼罩在女子体育运动文化之上。在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与妇女文化特征的双重作用下, 我国古代女子体育只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活动空间非常小, 大多数古代女子进行体育运动仅仅是自娱自乐、放松身心, 并没有像西方的奥林匹克精神一样有着公平与竞争等理念融入在内。即便是这样, 我国古代女子体育运动与体育文化依然在逆境中不断丰富, 不断向更加广阔的范围传播, 这些应当引起现代女子体育的重视, 我们必须要秉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时代精神, 更好地去探索我国女子体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及时发现现代女子体育文化可能存在的问题, 通过借鉴古代女子体育文化, 以期为我国现代女子体育的发展提供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汪伟信.略论中国古代女子体育的文化特征[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96 (2) .

[2]张力, 徐宝轩.中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兴衰[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1993 (9) .

[3]李尚滨.中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发展路径与特点探究[J].山东体育科技, 2008 (3) .

古代女子的时尚裙子 篇5

在古代，女子穿裙子主要是为了讲究礼节，而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的妩媚和俏丽。中国古代对于女子的言谈举止以及装束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明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妇人之异于男子，全在下体。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其所以为室者，只有几希之间，掩藏秘器，爱护家珍，全在罗裙几幅。”古人对于女子的下体有着强烈的神秘感和神圣感，并强调女子以裙子遮掩下体，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轻薄和无耻。

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女子，只要结婚成家，就要经常规规矩矩地穿着整齐的裙子，即使在家里也要如此。如果客人来访，遇到主妇没有穿裙子，就会被认为是对客人的不敬和失礼，传扬出去会遭到耻笑和白眼。

女子在家里一般都穿黑颜色的裙子，其样式以褶裥裙为多。当时，对于裙幅的数量也很有讲究，裙幅初为六幅，即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后用八幅，腰间有很多细褶，行动辄如水纹。

到了明末，裙子的装饰日益讲究，裙幅也增至十幅，腰间的褶裥越来越密，每褶都有一种颜色，微风吹来，色如月华，故称“月华裙”。月华裙是一种色彩缤纷的裙子，仿佛月华一般动人心弦，而且高雅鲜丽，深受当时女子的青睐。

到了清末，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女子不能随意穿红裙子。

民国时期的作家包天笑在他的《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一文中说：“红裙子要夫妇双全才可以穿。若是一个孀妇，不许穿红裙，而且永远不许穿红裙的。如果应穿礼服的时候，青年少妇可以改穿别种颜色的裙子，浅碧淡青，各随所好，但总觉得不快于心。”,“老年人已是儿孙绕膝了，可以改穿黄色的裙，而且直到死，终不能穿红裙；还有夫妇之间，惟正室可以穿红裙，姨太太不许穿红裙，即使是她的儿子已是科甲发达做了大官，不许穿就是不许穿。”

当时，为了女子能否穿红裙子，出现了无数嫡庶之争的家庭纠纷。后来，一些思想进步的文化人提倡妇女解放，女子们不再裹脚，旗袍也迅速流行开来，女子们穿裙子有了选择的自由。

(据《牛城晚报》）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篇6

旗鞋,是满族妇女特有的鞋式,随着清军入关统一天下,这种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鞋式开始盛行。旗鞋以木为底,其木底高跟一般高5~10厘米左右,有的14~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木跟镶装在鞋字底部,位于整个鞋子的中间部分,外部为白绫或白粉装饰。旗鞋面料多为绸缎,上绣五彩图案,跟底主要呈现两种形状,分别是上敞下敛和上细下宽、前平后圆。前者鞋样底部表现出倒梯形花盆状,后者呈现出马蹄状。因此旗鞋后来也被称之为花盆底鞋或马蹄鞋。

中国鞋饰技艺在清朝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旗鞋在保留了本民族特色基础上,积极吸收了汉族绣花鞋的制作工艺。在旗鞋之中,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木跟不接地的部分往往也会采用刺绣或串珠加以装饰。宫廷和贵族妇女所穿的旗鞋,不仅鞋帮和木根上有装饰,鞋尖也配有丝线编成的穗子,极为华贵的旗鞋鞋尖穗子可及地长。由于满族没有裹脚的习俗,所以满族女子所穿的旗鞋给予了鞋式装饰更大的发挥空间和面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鞋式装饰技艺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常见的高跟木底旗鞋多为贵族中青年女子穿着,一般的宫女或者平民女子是无法穿上精美的旗鞋的,而老年妇女旗鞋则以平木作底且前端着地处稍削,这与不少清朝主题电视剧中所表现鞋式细节有着相当的不同。

关于旗鞋的起源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为遮脚说,清朝在入关统一天下之后,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对“三寸金莲”艳羡不已,但满族贵族女子多为天足,即是没有裹过足的。为了遮住自己的一双大脚,便用高于地面的旗鞋将自己的双脚藏在旗袍之中。这种鞋既不容易让旗袍拖地,也不会轻易暴露双脚,遂风靡开来。第二种为拔高说,满足女子特别是未婚女子为了博得心上人的喜爱,有意拔高自己的身材,遂穿上高底旗鞋增加高度,表现女性的婀娜多姿,这与现代高跟鞋的用途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旗鞋的鞋底较高,故又称“高底鞋”,女子穿上旗鞋,一般无法走得太快,如果步伐太快,就难以保持平衡,很容易摔倒。所以初穿旗鞋者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而因为旗鞋自身的独特鞋式,也使得穿鞋者在穿着时务必挺胸收腹,两只肩膀微微摇晃,两只胳膊左右甩动,同时双脚配合轻轻地平起平落,唯有如此才能够保证身体平衡。这样的穿鞋方式帮助女性形成优美、端庄而又慢条斯理的姿态。在实际的满族女子生活之中,穿着旗鞋是无法从事繁重体力活动的,当然,旗鞋也只适合养尊处优的贵族女子穿着。第三种为防虫说,由于满族的发源地是在白山黑水之间,那里的山上蚊虫众多且地面泥泞,满族妇女在上山劳动之时穿上高底鞋,一是为了让脚少受蚊虫叮咬之苦,再就是避免鞋底被泥水弄脏。

有关旗鞋的诞生除了上述传说之外,还有一段带有着演义色彩的故事。相传当年满族多罗甘珠女罕的父王与哈斯古罕爆发冲突并被其害死,而多罗甘珠女罕和族人所居住的城池也被哈斯古罕抢走。为了防止多罗甘珠和族人重新抢回城池,哈斯古罕在城池周围三面都围上了红眼哈塘。这种红色锈水大约有数尺之深,人马无法直接涉水而过。为了夺回城池,多罗甘珠苦思冥想,最终从长白山飞来的仙鹤身上想到了办法。仙鹤长腿,人只需要能够制作一双高过水面的鞋子穿上去,那么就一定可以顺利涉过红眼哈塘。多罗甘珠和族人连夜赶制鞋底厚且高的旗鞋,最终趁着黎明时分守城士兵最松懈的时候,对城池进行了奇袭,终于取得了胜利,杀死了哈斯古罕。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潮浅析 篇7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近代社会时期。中国的女子教育问题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所受的教育是以家庭为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夫唱妇随”的传统女学。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一次次入侵, 许多有识之士在寻找拯救中国的方法和途径时, 把目光投向了发达的西方国家, 向他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不仅看到了他们先进的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 而且注意到了西方列国的重视男女平等, 重视教育的状况, 开始对我国的教育制度及男女平等的现状进行反思, 对西方的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政治社会地位、受教育权等进行了广泛社会宣传, 带来了西方社会新思潮和我国传统文化革新的新局面。他们纷纷主张要学习西方男女平等的理论, 女子同男子一样都应对国家前途和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在明清之际萌芽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晚明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封建礼教的抨击, 社会上萌动着一股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潮流, 这为后来的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李贽宣称“有好女子便立家, 何必男儿”, 赞扬汉代的卓文君私奔再嫁司马相如是“正获身, 非失身”、“当大喜, 何耻为”, 他在讲学过程中还招收女弟子。这些都反映了他关注民生、追求个性自由、个人幸福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在关注女性教育、保存女性文化方面, 清代中期的袁枚更是功不可没。袁枚一生, 诗名满天下, 弟子遍海内, 而弟子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女弟子, 这些才女遍布江南各地。李汝珍的镜花缘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妇女作为社会主角来加以公平讨论和深刻刻画的优秀小说, 书中涉及男女平等、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参政等问题。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子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这些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的民主思想无疑为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主要内容

1.太平天国的女子教育思潮

太平天国教育主张实行普遍的、平等的教育, 重视儿童、妇女、人民群众的教育, 要求男女老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我国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 劳动人民尤其是女子的文化教育, 从来没有被统治阶级重视过。从太平天国女子教育的主要典籍论著《幼学诗》所涉及的“女道”、“姊道”、“妹道”等问题中可看出男女儿童均是受教育对象。《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 尽是姊妹之群。”[1]体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对教育所持的平等原则。虽然此时的女子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女太平军, 使太平天国的妇女同男子一样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调动她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 但它在近代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此后, 一些开明人士逐渐接受平等思想, 提倡女子教育, 为后来中国女子获得真正的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2.洋务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洋务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想为“中体西用”, 体现了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 是洋务派办洋务教育的中心指导思想。但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导致他的思想实质是在保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发展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 其目的是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2]

3.维新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维新时期女子教育教育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 (1828—1897) 、陈炽 (—1898) 、郑观应 (1841—1920) 。1893年陈炽在《妇学》一文中, 把女子教育提到“富国强兵之本计”的高度, 主张“兴女学、戒缠足”以解决妇女问题, “宜严禁缠足, 治以象刑。令各省郡县之间, 就近筹捐, 广设女塾, 分门别类, 延聘女师。女子自四岁至十二岁为期, 皆得就学。”梁启超 (1873—1929) 在《时务报》写文章提倡女子教育。他认为, 女子受教育之后, 起码有三大益处:一是通过学习获得劳动本领, 可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二是女子有了一定文化知识, 可摆脱狭小家庭和琐碎家务对思想的束缚, 与男子产生文化知识上的共鸣而增加家庭和睦;三是具备了母教与胎教的文化知识, 可以教育儿女、养育强健的儿童。“上可相夫, 下可教子, 近可宜家, 远可善种”, 是强国必由之路。《论女学》中, 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 “居今日之中国, 而与人言妇学, 闻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于是者, 不知凡几, 百举未兴, 而汲汲论此, 此非知本之言也。’然我推极天下积弱之本, 则必自妇女不学始。”“男女平权, 美国所盛;女学布濩, 日本以强。女学次盛者, 其国也次强, 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 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 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3]“治天下之大本有二, 一日正人心, 二日广人才”。“而二者之大本, 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 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 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4]1898年康同薇发表《女学利弊说》, 主张“遍立小学校于乡, 使举国之女, 粗知礼义, 略通书札;分立中学校于邑, 讲求有用之学, 大去邪僻之习;特立大学校于会城, 群其聪明智慧, 广其材艺心思, 务平其权, 无枉其力。”如此, 则“规模大立, 而才德之女彬彬矣。”呼吁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创办中国自己的女学。

4.清末“新政”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此时期为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 女子教育的全面发展阶段。教育思潮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的建立上。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 , 清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新政”。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 8月, “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 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了一千三百年 (公元606年起) 的封建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 标志着封建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结束, 近代教育制度正式确立, 为我国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女子学校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女权革命, 振兴女学”的口号, 把“兴女学”推上了历史的浪潮。1907年3月8日, 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 修订了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子教育”的主张。对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要求。自此, 女子教育纳入教育系统, 开始取得合法的地位。《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女德, 历代崇重, 今教育女儿, 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微之礼教, 不染末俗放纵之僻习。”《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女德, 历代崇重。今教女子师范生, 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悖中国向来之礼教, 与懿微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况, 如不谨男女之辨, 及自行择配, 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 务须严切屏除, 以维风化。”其实质是在于培养“贤妻良母”, 但《章程》的制定, 在法律意义上, 承认了当时女子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的权利。

三、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历史地位及局限性

在近代中国, 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潮不断涌现, 有些思潮还付诸实际, 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女子教育思潮的观点见解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 为女子教育的实施发展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强烈冲击了封建传统的道德观念, 倡导了男女平等的新的道德观念与风尚。女子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倡导和推行女子教育是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趋势, 女子教育思潮的兴起, 启迪了人们的思维,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提高了人们对教育平等性民主化的认识, 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使得中国的女子教育较早地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今天我们梳理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时不难发现这些理论仍有一些局限之处。首先这些思潮由于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并不能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也是处于感性阶段, 大多是直观的记录和表达, 理论层次不高, 付诸实际的也不多见, 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所提倡的女子教育的内容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摆脱不了贤妻良母的旧观念, 仍然把家庭作为女子的活动天地, 要求女子不仅要有传统的美德, 还要掌握进步的文化知识, 最终是为了相夫教子、依附家庭、依附丈夫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女子教育的内容多是传统女学的孝经、女训, 女诫, 烈女传等。虽然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 但还是主张女子教育应以西学为辅, 传统女学为主的教育内容。所以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观点是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前提下进行的局部或枝节的改良, 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浓厚的封建色彩。[5]

摘要：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国妇女的教育一直局限于以家庭为主的女学中。晚清时期, 在西学东渐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冲击下, 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时, 关注到妇女的受教育权的问题, 提出各自的见解, 形成不同的女子教育思想。本文对晚清时期女子教育思潮进行探讨, 分析了解中国女子教育各时期的思潮观点、贡献及局限性。

关键词：晚清,女子教育,教育思潮

参考文献

[1]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2]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 (一) [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989 (20) .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 (二) [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989 (40) .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作用 篇8

一、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

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是以西方教会在我国开办的女塾为开端的。为了使我国妇女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传教士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办小学程度的华人女塾,最早的华人女子学校开办在新加坡。

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有人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1839年教会在上海创办了当地最早的教会女校, 1844年,女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中国本土最早的女子学校。这所教会女学在开始招生时非常困难,原因其一固然是受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影响;其二是中国的门户刚刚开放,国人对西人的文化教育生活还很陌生;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背景,西方列强是以鸦片和大炮与中国人民相见的,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仇恨。招收不到上层社会的女子,他们便与贫民接触,通过为贫民施衣、施食、施医、施药等方法消除了贫民对洋人的疑惑,一些最贫苦家庭的女孩被免费招进教会女塾学习。有的教会女学还采取发给津贴,以弥补女儿不能在家助理家务的办法来说服家长。在传教士的种种努力下,全国教会女学生的人数呈增长趋势。爱尔德赛所办的宁波女塾,1845年只有学生15名,到1852年学生增至40名,这样到19世纪80年代后,教会女子小学在我国已经初具规模。据1922年的统计,基督教初级学校中女生的比例要超出公立学校女生比例的8倍。教会女塾在社会上立足之后,部分学校开始向教会女子中学发展。如1890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海淑德筹设的中西女塾后来发展成中西女中,设立中、小学课程,共十年学程。1881年美国圣公会将原上海文纪、裨文两女塾合并成立圣玛利亚女校,1900年规定修业年限八年,1908年添设师范科。1915年正式改为中学四年,小学八年。在我国,教会女子中学的产生要早于国立女子中学二三十年,并且教会女中学生在所有中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国立中学中的女生比例。

1866年,博济医院在迁移到新的地址后,附设医学学校,“在建立医院的同时该院又开设了医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业性的西医医学学校。这所学校招收的主要是教会的学生,也有部分中国的医生,学校最初招收的都是男性。1879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最早招收女学生的医学校。由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女医生富玛利(Mary Fulton)于1899年创办的广东女子医学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女子医学校。1901年美国人夏葛(E.A.K.Hackeet)捐款建造多所学校校舍,学校就以其名“夏葛”命名为夏葛医学院(Hackee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纪念他。

二、教会女子高等教育

教会大学是我国女子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知识分子。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女中在我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它的毕业生除了少数直接出国留学外,大多数人却无法继续深造,正在蓬勃发展的女中也深感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教师。为此西方教会于20世纪初开始在我国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举办女子高等教育事业。如1904年成立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前身为北京贝满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08年成立的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前身为福州女子学院预备学校)选举程吕底亚女士(Miss Lydia Trimble)为校长。解放后,1951年4月院系调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成立福州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在南京开学。它一开始就以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规格出现,第一任校长是德本康夫人。该大学的发展是很艰难的,开办时只有6名教员,教学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间普通的化学实验室、两架钢琴和一部大英百科全书。第一期招收了11名学生,最后完成学业毕业的只有5人;第二期招收学生20人,最后毕业的只有8人。它的学生来源不但少,而且年龄偏大,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这一现象才开始发生变化。到1920年,该大学已经有学生70名,教师16名,其中5名中国人。

1923年,金陵女子大学迁移到新校区,占地面积扩大,而且校园美丽,从而开始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青睐,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1930年,该大学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西方教会不仅率先在我国开办了女子大学,而且也最早在大学里实行男女同校,开我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我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是1905年成立的广州岭南大学,到1920年上海沪江大学、北京燕京大学等,加上教会女子大学的女生,1920年共有女生117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到1925年山东基督教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华北协和大学等教会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是年,教会女大学生增加到530人。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人数虽少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1898年,浙江上虞人经元善与康广仁、梁启超、郑观应等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又称“中国女学堂”、“中国女学会书塾”),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

三、传教士对女子留学活动的推动

近代的留学潮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就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4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在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当时最早的官费女子留学始于1905年,湖南派20名女子留日,就读于实践女校,年龄由14～53岁不等。其后,奉天省与实践女学达成协议,每年送15名女子留学,1907年首批成行。清华学堂于1914年开始,每隔一年收一次女生,每次10人。从1914招考第一届留美女生开始,到1929年留美预备部止,清华学校共招考派留美女生7批,共53人。而北大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便是第一批留美女生。

四、女子接受教育的社会影响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可以说,我国最早出现的培养成批职业妇女的场所是教会学校,其中教会女子高等教育又是培养高级职业妇女的场所。我国著名教育家、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就是教会大学培养的我国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1911年毕业于华北女子协和大学的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该校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等等。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也随教会学校中对女子教育的影响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所以说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对社会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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