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共10篇）
古代女子 篇1
中国古代史主要指从先秦到清朝前期的这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长达数千年, 漫长而宏伟, 但当我们翻开这一部历史来细读, 就会发觉一个问题———这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部男人的历史, 从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康乾盛世, 无不呈现的是男性精英对历史的主宰。那么为什么妇女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地位, 是什么阻碍了妇女站到历史的前台呢?我觉得中国古代对女子的教育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我想通过对古代女子教育情况的了解来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进入现代社会以前, 人类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专制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没有阶级差别, 没有性别歧视, 教育是附着在一般劳动和生活中的, “举凡争取生存和延续种族所必须的知识、技能、风俗习惯均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掌握的, 都是教育的内容。”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低下的生产力, 使得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以共同对付来自外部的侵袭,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私有制出现, 阶级应运而生, 在阶级社会里, 教育呈现了一种严重的性别不平等, 女性的教育受到种种限制。下面, 我所阐述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主要指的是阶级产生以后的古代女子教育。
在中国古代社会, 女子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女子教育的目的也主要是学会如何成为家庭中合格的女性角色, 满足夫权社会的需要。由于在古代社会忽视女性教育, 使学校教育自产生之日起便把女子排斥在大门外。从先秦到明清, 中国女子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 这种家庭教育是非正规的教育, 它既缺乏完整而系统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又没有固定场所和学习年限, 使女子所能受到的教育非常受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妇女才智的发挥, 使妇女不能在社会上一展巾帼人物的风采。
从古代女子教育的内容来看, 主要是一种生存教育, 即技能教育和道德教育, 其中又以道德教育为主。早在先秦时期, 虽然尚无专门的女学书籍, 但在礼教的一些书籍中就已存在了这种内容, 如《仪礼·丧服·子夏传》中便要求女子有三从:“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从道德上对女性进行规范。《礼记·内则》记载得更为详细:“子能食食, 教以右手。能言, 男唯女俞, 男鞶革, 女鞶丝。六年, 教之数与方名。七年, 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八年, 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 必后长者, 始教之让。九年, 教之数日。十年, 出就外傅, 居宿于外, 学书记, 衣不帛襦裤, 礼帅初, 朝夕学幼仪, 请肄简谅……女子十年不出, 姆教婉娩听从, 执麻枲, 治丝茧, 织衼组紃, 学女事, 以共衣服。观于祭祀, 纳酒浆笾豆菹醢, 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 二十而嫁。有故, 二十三年而嫁。”透过这段内容可以看出, 女子从一出生就要接受一种与男子完全不同的教育内容, 在技能方面要学习烹饪、缝纫、丝麻、祭祀等家中日常事务, 以便襄助男子, 在道德方面要求女子从小就要有男尊女卑的意识, “能言, 男唯女俞, 男鞶革, 女鞶丝。”要懂得一系列的礼节, 要对男子顺从。从这些内容可知, 先秦时期的女子教育的目标不是要女子懂得多少文化知识, 而是要把她们培养成“贤妻良母”, 对女子的教育纯属“家政”。这种教育使得广大女性终身束缚于锅碗瓢盆、纺纱织布这些家庭琐事, 从而失去了与男子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 当然更不可能像男子一样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
到了两汉时期, 由于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集结定型时期,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业已渗入意识形态中, 于是专门的女学书籍应运而生。从汉代到清朝前期出现的女学书籍非常多, 其中《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女诫》合编为《女四书》, 成为女子识字受教育的必读教材。这些女学书籍都不无例外地强调了对女子道德伦理的教育。如刘向的《列女传》通过对“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标准的认定, 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念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理论。刘向所宣传的思想, 加重了文明产生后即出现的对广大妇女的精神压迫和道德约束。
继刘向之后的班昭更是通过其《女诫》将女子教育中的道德伦理教育更加系统化、完整化。她通过其《卑弱》篇阐述了“男尊女卑”的主张, 她认为女人天生就是卑弱的, “古者生女三日, 卧之床下, 弄之瓦砖, 而斋告焉。卧之床下, 明当卑弱, 主下人也。弄之瓦砖, 明其习劳, 主执勤也。斋告先君, 明当主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 礼法之典教矣。”[1]因为女性自身卑弱, 就必须要依靠丈夫, 应“正色端操, 以事夫主”, 围绕家务“执勤”而不应到社会上去争雄争霸。她通过其《夫妇》、《妇德》篇阐述了“夫为妻纲”的观念和“三从四德”的原则, 班昭的这种观点使女子没有自己的意志, 没有自己的嗜好, 更谈不上自由的举动了。女子只能过着木偶式、奴隶式的生活, 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到了唐代, 刘氏姐妹的《女论语》在女子的道德修养方面, 将班昭在其《女诫》中提出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更加具体化。如在其《立身》篇中, 她提出:“凡为女子, 先学立身。立身之法, 惟务清贞。清则贞节, 贞则身荣。行莫回头, 语莫露唇, 坐莫动膝, 立莫摇裙。喜莫大笑, 怒莫高声。内外各处, 男女异群。莫窥外壁, 莫出外庭。出必掩面, 窥必藏形。男非眷属, 莫与通名, 女非善属, 莫与相亲。立身端正, 方可为人。”《女论语》这样规定, 其旨趣在划定女子思想行为的规范, 做“四德”兼全的贤妇, 以传名千古, 但实际上是将女子头上的紧箍咒束得更紧了。所以张舜徽先生指出:“这样, 便明确地画了一个圈子, 教妇女站在这范围内做人。不如此, 便不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妇女, 为当时社会所轻视。”[1]
明清时期, 由于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女教读本对女子道德修养方面要求更加严厉。如《女范捷录》不但开篇就强调了女子要以“三纲五常”为本, 如其“统论”篇中就提出:“乾象乎阳, 坤象乎阴, 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 女正乎内, 夫妇造万化之端。五常之德著而大体以敦, 三纲之义明而人伦以正。”[3]而且在贞节观上对中国古代女性的要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其“贞烈”篇中说:“忠臣不事两国, 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 终身不移。男可重婚, 女无再适。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 慷慨捐生谓之烈。令女截耳劓鼻以持身, 凝妻牵臂劈掌以明志。”[3]这简直是毫无人道可言了。
在古代女学书籍中, 除了强调对女子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外, 还注重对女子技能的培养, 但认为女子的技能培养主要应立足于以事夫为目的的家务技能。如《女诫》对“妇功”的要求是“专心纺织, 不好戏笑, 洁齐酒食, 以奉宾客”, 要求女子应围绕家务“执勤”。《女论语》则在其《学作》篇中要求女子掌握的女工应为纺织、养蚕、缝补浆洗以及炊羹造饭、喂养牲口、耕田下种等。而司马光在其《家范》中说得更加明白:“其女功, 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4]所以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要求培养出能够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当好丈夫贤内助的女性。这种教育, 无疑是对女子自身才能的一种扼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 妇女的劳动多为辅助性质, 其收入亦为整个家庭经济的补充成分, 因而经济大权总是把握在男权父系的手中。这种经济地位的低下, 决定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没有什么发言权。男权势力为了维护其在政治上的权利和对女性的统治地位, 将纲常名教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了长期束缚中国妇女的绳索,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正是围绕“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为核心而展开的。古代女性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下, 将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受教育的目的定位在相夫教子上。所以古代封建女子虽然有教育, 但却毫无教育权利可言。古代女子所受的教育如同所有被压迫群体的“教育”一样, 是一种驯服工具。结果受教育愈多, 依附男子、依附丈夫就愈严重, 社会地位就愈低下。最终女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成为了家庭的奴隶, 男人的附庸。甚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 都是以男子依附品的身份而出现的。由此可知, 在长达几千年的独特的女子教育的培养下, 女性心甘情愿地让出了社会政治经济的舞台, 成为了默默无闻的幕后人物。加之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向上攀升的主要途径的科举考试, 其大门也从未向女性开放过, 致使科举英才的行列中, 竟无一巾帼之人。所以几千年的古代史只能是一部男性精英的历史。
当然, 古代女子教育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女教内容通俗易懂, 易于各阶层女性接受。劝导妇女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孝敬长辈以及勤劳俭朴, 在保持家庭和睦、加强女性自身修养等方面还是发挥过不少的作用。但这种作用, 相比于其对中国女性的摧残, 是处于次要地位的。
参考文献
[1]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2]曹大为.古代女子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4]熊先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5]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古代女子也运动 篇2
蹴鞠
蹴鞠又称“蹹鞠”“蹴球”“蹴圆”，“蹴，足蹴之也；鞠，以韦（熟皮）为之，中实以物”。有说蹴鞠为黄帝所创，有称与兵事有关：“蹹鞠，兵势也，所以练武事，知其材也，皆因嬉戏而讲陈之。”从“鞠”的早期形态上看，我们猜想，蹴鞠的起源应该与原始民族的狩猎生活有关：“鞠即毬字，今蹴鞠曰戏毬。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中嘘气闭而蹴之。”早期的“鞠”是结毛而成，后用毛填充皮囊，再后才出现充气的皮球。
蹴鞠很早就流行于民间。在《战国策·齐策》中，纵横家苏秦看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的富庶与民众的闲适，提到了“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其中“蹹鞠”就是蹴鞠。此后，蹴鞠传承了下来：在军队，是“陈力之事”；在民间，则“穷巷蹹鞠”。
女子蹴鞠早见于汉代画像石中，至隋唐时，成为一时之风尚，后宫女子蹴鞠，“寒食内人长白打（不设球门的蹴鞠）”；民间女子也蹴鞠，有一三鬟女子，年可十六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到了宋代，甚至有了女子蹴鞠队：宋女弟子队153人，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锦带，踢绣球，球不离足，足不离球。明代女子蹴鞠高手彭云秀精通16种踢法，可以全身触球而球不坠地。
蹴鞠男女皆习，女子蹴鞠别见风致。宋徽宗赵佶善蹴鞠，他看了宫女蹴鞠后曾写道：“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再输赢。”清代文人李渔在《美人千态诗》中更是写尽了蹴鞠女子的妩媚之态：“蹴鞠当场二月天，香风吹下两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玉笋，红裙曳起露金莲。几回踢罢娇无语，恨煞长安美少年。”
荡秋千
有关秋千的起源，一说是北方匈奴人的创造，春秋时传入中原；一说是汉武帝时的后宫之戏：“汉武帝后庭绳戏，本云千秋，祝寿词也。词讹转为秋千，后人讹为秋千。”隋唐之后，此戏风行民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秋千类型多样，有荡秋千、纺车秋千、磨秋千、磨担秋千等。流传最广的则是荡秋千：植木为架，上系两绳，下拴横板，人立于板上，作前后摆动。
秋千为古代女子所钟爱。汉时，“乃以彩绳悬树立架，谓之秋千”。唐代时盛行于后宫：“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
民因而呼之。”南方称其为“施钩”：“士女炫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曰‘秋千’。楚俗亦谓之‘施钩’。”古人认为女子荡秋千既可“摆疥”（除疾），也可“释闺怨”。
古人咏女子荡秋千的作品不少，有赋、有诗也有词。如宋代诗僧惠洪14岁时写的《秋千》：“画架双裁翠络偏，佳人春戏小楼前。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花报润沾红杏雨，彩绳斜挂绿杨烟。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把女子荡秋千的美尽呈眼前。再如宋代词人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其上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把少女荡过秋千后的神态传神地勾勒出来。
踢毽子
毽子也作“鞬子”，“抛足之戏具也”。按宋人高承的说法，踢毽子是“蹴鞠之遗事”。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踢毽子则与蹴鞠一样古老。至汉魏六朝时，人们踢毽子的技艺已相当娴熟。唐人道宣所撰《高僧传》记载，北魏有个高僧，在路过洛阳天街时，见12岁少年慧光在井栏边反踢毽子，一连五百，众人喧然。反踢就是用脚外侧踢，也叫“拐子”。至唐宋时，毽子踢法更为多样：“今时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鞬子，三五成群走踢，有里外廉、拖枪、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拐子各色。”到了清代，有人更以踢毽子为业：“都门有专艺踢毽子者，手舞足蹈，不少停息，若首若面，若背若胸，团转相击，随其高下，动合机宜，不致坠落，亦博戏中之绝技矣。”
踢毽子趣味性强，运动量大小可控，为妇女尤其是女孩子所喜爱。清人李声振在《百戏竹枝词》中描绘了清代女子踢毽子的情景：“缚雉毛钱眼上，数人更翻踢之，名曰‘撵花’，幼女之戏也。踢时则脱裙裳以为便。”
放风筝
“风筝，纸鸢，又名风鸢。”宋代高承所著《事物纪原》称风筝为汉将韩信所做：刘邦建汉后，陈豨造反，韩信与陈豨交厚，欲为内应，制作了纸鸢，想用它丈量未央宫的远近距离，以便闯入宫中捉拿刘邦。计谋未得逞，陈豨和韩信皆被杀身亡。
事实上，风筝的前身是“木鸢”，也叫“飞鹊”。最早的木鸢、飞鹊是为刺探情报而作：“（公输般）尝作木鸢以窥宋城。”据《杂俎》记载，公输般制作的木鸢“飞天三日不下”。一直到五代时期，纸鸢才演变成真正的游戏。五代汉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采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作声如筝鸣，俗称“风筝”，此后风行全国。
放风筝讲究季节。北方一般从元宵节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明节，所以也把清明节称为“风筝节”。
放风筝为妇女、儿童所喜好。清代诗人高鼎有《村居》诗：“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人认为，放风筝有益小儿健康：“引丝而上，令小儿张口望观，以泄内热。”
跳绳
跳绳，唐朝时称“透索”，宋元时称“跳索”或“跳白（百）索”，清代称“绳飞”，跳绳是民国以后的叫法。据宋人高承《事物纪原》记载：“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成，以朱索连以桃印文施门户。故汉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遗事也。”也就是说，后世的“百索”是由“止恶气”的朱索演化而来的。
跳绳是儿童特别是女孩子喜爱的运动。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民风》中介绍了北京地方儿童跳绳的情景：“十六日，儿以一绳长丈许，两儿对牵，飞摆不定，令难凝视，似乎百索，其实一也。群儿乘其动时，轮跳其上，以能过者为胜，否则为索所绊，听掌绳者绳击为罚。”清人彭蕴章在《松风阁诗抄》中对此也有生动描绘：“白光如轮舞索童，一童舞索一童唱，一童跳入光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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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子的教科书 篇3
《女四书》分别成书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女诫》成书于东汉, 《女论语》成书于唐朝, 《内训》和《女范捷录》则成书于明朝。后人在翻印此书时, 简称其为《女四书》。与其他女训书籍相比, 《女四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由4位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女性撰著, 凝结了她们自身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思考。
《女诫》的作者班昭, 约生于公元49年, 名昭, 字惠班, 东汉扶风安陵 (今陕西咸阳东北) 人。《女诫》主要基于古礼与儒典阐述女子修身齐家之道, 教育妇女柔顺之礼。全书共分成七篇:一卑弱、二夫妇、三敬慎、四妇行、五专心、六曲从、七叔妹。
学界认为《女论语》是唐朝女学士宋若莘作、其妹宋若昭注释订正的行世之著。宋若莘与妹妹宋若昭都是贝州清阳 (今河北清河) 人。宋氏姐妹的名声在唐贞元年间非常响亮, 德宗把她们接入宫中, 不以妾氏相待, 而尊称为“学士”。这部教本借用了《论语》的问答形式, 非常通俗易懂, 事无巨细地规范了女性的言行举止, 一颦一笑。
《内训》的作者仁孝文皇后徐氏, 生于元朝至正二十二年 (1362年) , 父亲是明朝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在明成祖登基后, 徐皇后为了教化天下更多的女子, 采择先人女教典训内容及马皇后的言论写成《内训》, 流传至今的版本共有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勉、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待下、待外戚等20章。她接着又编了《劝善录》颁行天下, 以教化百姓。仁孝文皇后是古代后妃中极少数留下著作的一位。
《女范捷录》为明朝晚期儒者王相之母刘氏所作。刘氏出身书香门第, 精读诗书, 对儿子王相的教育也颇有心得。该书以儒学的纲常之理作为“正内之仪”, 共分十一章, 即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
中国古代女子化妆 篇4
心
得
体
会
学院: 专业: 姓名: 学号：
中国古代女子化妆史心得体会
听了老师的课，使我一生受益。从这门课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现代的许多化妆技术与技巧都是从古代化妆术中学习的来的。虽然古代的化妆手法不太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点，但通过学习古代女子化妆史，了解她们的化妆技巧及手法并从中得到启发进而找到一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点的化妆手法及技巧。因此，我会努力学到更多的知识充实自己，使自己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下去。
在没学习这门课程之前，自己心中的“化妆”就是需要把一个人画漂亮，用不同的化妆方法把一个人的不足和缺点缩小或是得到修饰和美化。
通过学习后才明白，其实，化妆也是一门艺术，它是对人物情感的叙事，是表现情感打动人物的一种深层表现。每一个人的情感都不一样，要知道如何运用最痛的情去选择最能体现心情的颜色。并且我们也可以从各个时代化妆手法中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及审美观点及文化。
通过学习中国古代女子化妆史，我们了解到中国的古代女子如何运用不同的材料来达到美容效果。而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几个古代美容方法是：
（一）庞三娘美容方
唐代名伶庞三娘，直到中年仍神采飞扬，丰姿不减，如同妙龄少女一般。她的美容秘方是以珍珠粉、云母石粉、绿豆粉、麝香、冰片与蜂蜜调配为面膏，用以搽面。珍珠粉、云母石粉和绿豆粉的比例为1：3：5，四季和冰片各少许。
珍珠为美容要药，李时珍《本草纲目》云：用珍珠粉 “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凡用作美容的珍珠。以新取为好，不可用已作为首饰或陪葬出土的。珍珠粉的制法是取新鲜珍珠洗好，用细棉白布包好，放沙锅中加水与豆腐同煮两小时，取出珍珠后捣为细未，再加水研磨，干燥后就可以使用。
（二）永和公主药澡豆
澡豆是古代洗澡用的一种粉状护肤剂，以豆粉为主，最好用黑豆粉，再配上各种药末制成，能起到滋润皮肤和预防皮肤病的作用。
唐代永和公主经常使用一种澡豆，使她保持了皮肤白嫩细腻，柔软而富有弹性。她的澡豆制法是：先把热饭倒入冷水中浸泡五六天，取上层清水煮沸，放入已溶化的鹿角胶和适量糯米，文火熬成粥。把粥摊开晒干。再把粥干与桃仁、杏仁（均汤浸去皮尖）、黑豆、白芷、白蔹、白及、白术、白茯苓、沉香、皂角及少许麝香一起捣为细末，密贮保存待用。洗澡时用以擦洗皮肤。
（三）太平公主美容方
据民间传说，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太平公主常用一种美容秘方，能使人洁白如雪，光滑柔润。方法是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桃花阴干，研为细末，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
桃花的美容作用早为古人所认识，《神农本草经》云，桃花“令人好颜色”，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美容作用。鸡血能治各种皮肤病，并可营养皮肤。桃花与鸡血调和可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供给充分营养、故可以起到美容作用。
祖国医学认为，药用以乌骨鸡血最好，疗效更显著。
（四）肌肤细腻法
每天洗脸后，用鸡蛋清涂面部或其他部位的肌肤，再用手巾揩净，坚持一个月，效果显著。或者，每天将黄酒1升放入洗澡水中，连洗两个星期，肌肤自然变得细腻无比，若能用美玉摩擦更妙。
从这些学习中，我获益良多。不仅让我了解到了古代各个朝代的审美观点，也让我学习到了各种美容秘方及化妆手法。
当今社会对于现代女性的要求是很多的，例如，在我们求职的时候，面试的第一印象之很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学会如何利用外界的条件来更好的包装我们自己。学习这门课前，我对化妆几乎没有概念，总觉得自然美才是真的美，不应该化妆。但是，学习这门课后，我了解到我们在崇尚自然美的同时，也应学会为自己化妆及各种美容方法。并且我在学习后，不仅学到了许多化妆知识，而且重新认识了自己，让自己以后的生活中变得更加自信美丽。
古代女子媚术揭秘 篇5
不少媚术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有的则完全是巫术。大致从唐朝开始，媚术的发展逐渐走向巫术。当时，人们常以巫术来保平安、求子、求爱、祛病，贴符、烧符、吞符则是另一种方法，在夫妻床第之间也常有使用，这在敦煌民间也很盛行，高国藩在《敦煌民俗学》中举出不少例子：
以上这种现象的产生，和道家有很大关系。道家不像强调“人法于天”的阴阳五行家，他们认为通过人的主观的法力可以影响天道人事，所以他们主要的媚术是画符和诅咒，如能使两性相爱的“和合咒”、专门为单相思女性所用的“猎哥神咒符”等。当事人只要把巫师所画的符咒放在被爱慕者的身上，或让他喝了，就能“如愿以偿”了。
巫术成为女子争宠的手段
在《唐书·棣王传》中就说到有两个妃子争风吃醋，其中一人向巫师求助，巫师给她一道符，叫她把符偷偷地放在丈夫的鞋底里，丈夫就会爱她了。这符就叫“和合符”，在《万法藏典》和《灵验神符大观》里都有记载。
在被称为明代世俗生活画卷的《金瓶梅》中，这方面的描述很多。其中提到一种“回背”的媚术，即女人使男人回心转意之术。失欢于西门庆的潘金莲就曾请江湖术士刘理星替她“回背”，其方法是用柳木一块，刻上当事男女的模样，写上两人的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红线扎在一起，上用红纱一块蒙在“男子”眼上，用艾草塞其心，以针钉其手，以胶粘其足，暗暗地放在变了心的男子枕中，这男子睡了几天，自然会回心转意。
男惑女的巫术也同时存在
以上阐述主要是女子对付男子的巫术，而男惑女的巫术也同时存在。晋人张辈在《感应类从志》中说：“月布在户，妇人流连。”注云：“取妇人月水(即月经)布烧作灰，妇人来，即取少许置门阃门限，妇人即留连不能去。”在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中，有一则讲述某茅山道士在夜半时分施行“玉女萻神术”，把黄花闺女摄入密室中加以奸淫的故事。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也提到“红教喇嘛有摄召妇女术”。
金瓶梅中曾经有过媚术
在中国古代，毛发往往也被附会了种种迷信色彩，认为脚毛可以驱鬼，头发可以魇胜。例如《金瓶梅》中就有这么一段情节：西门庆经不住妓女李桂姐的要求，回家骗了潘金莲的头发给李桂姐，李桂姐“背地里把妇人头发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践踏”。自此又后，潘金莲就每天“头疼恶心，饮食不进”了。
以上这些事当然是荒诞不经的，但是却反映出古代女子依附于男子，所以要千方百计地得到男子的欢心，而有的男子又千方百计地要占有某些女子加以玩弄，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国古代男女关系的图画。
论古代女子舞蹈养生发展进程 篇6
1 原始舞蹈时期——萌芽
1 . 1 原始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是中国女性体育萌芽的时期,也是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原始舞蹈、女性的石球游戏等能了解到女性体育兴起的萌芽。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因宗教祭祀和对生活的娱乐逐渐形成了原始的舞蹈。《诗经·大序》在谈到舞蹈的起源时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窿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生活在各个部落的氏族成员,每当取得丰收的时候,或在祭祖祀天的时候,或在部落集会上,用石块敲打拍子,踏着节奏,模仿各种动物自然形态,手舞足蹈,以此表达对天地鬼神的崇敬,演练现实生活的细节,抒发彼此欢畅愉悦的情绪。
原始舞蹈既可以弥补“咏歌之不足”,抒发内心的情感,还可以通过手舞足蹈的活动,调节气血,舒肢健体,也是一项很好的身体活动。除了原始舞蹈外,还有女子石球游戏。舞蹈不仅是原始人求生存的生理需要,也是原始人表达喜怒哀乐,抒发感情等心理活动的需要,体育的产生和发展与原始人的休闲娱乐密切相关。舞蹈是原始体育的重要内容,无论教育、劳动、保健、祭祀等都涉及此项身体活动,一切都具有娱乐意义。民族学者将原始舞蹈的内容分成生产舞、性爱舞、巫舞和战争舞4类:
1. 1. 1 生产舞
采集、狩猎是远古先民主要的劳动内容,黄帝时期的歌谣《弹歌》只有8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穴”表达了打猎归来后丰收的喜悦,由此产生的情不自禁,手舞足蹈的快乐心情。
1. 1. 2 巫舞
商周时期统治者迷信巫术和祭祀,通过舞蹈用于巫术祭祀,与神沟通和表达对神的虔诚,世界各地虽然祭祀的(对象)不同,但祭祀活动大都通过舞蹈形式。
1. 1. 3 战争舞
原始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武王克商之战的前夜,巴人整夜舞蹈,凶悍的舞风令士兵望而生畏,这种祭神舞蹈演化为后世的“大武舞”。
1. 1. 4 性爱舞
主要的讲述的是苗族男女求爱的舞蹈场面。
2 舞蹈流行时期——快速发展
2 . 1 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远古的宗教仪式演化了商周时期的宫廷舞蹈,分为祭祀舞蹈、庆典舞蹈与娱乐性舞蹈等功能。形式上有大舞、小舞之分。周代宫廷的乐师负责教贵族学习舞蹈,同时负责宫廷祭祀和庆典;舞师负责教授一般百姓子弟习舞,并负责搜集整理民间舞蹈和主持地方的祭祀典礼。“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按年龄不同,运用不同的教材,循序渐进,到20岁,才学《六舞》中的《大夏》等舞。殷商时,充当管理宗教祭祀的“巫”可以由女子担任。以舞祭祀,驱除灾难,降临福气。后人称为“巫舞”,“击石抢石,百兽率舞”,生动地向我们传达了古时候乐师敲石时如醉如痴的形象,以及百兽率舞的热闹场面。“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同时它也能“健人”,能使每个舞者,起到健身作用。上述舞蹈一直被历代沿用,直到唐代以后舞蹈内容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2 . 2 秦朝时期
秦朝,舞剑也是一种古老的健身方法。《史记·项羽本记》中就载有著名的历史故事,项庄舞剑。古代《公莫舞》就取材《鸿门宴》的故事,愤怒类舞蹈表达的是项羽宴请刘邦于鸿门,席间令项庄拔剑起舞,欲杀沛公。舞剑不仅能使人领受形体美的感觉,且还能达到,寄寓状怀,陶冶性情培养人的高雅情操和勇敢精神。舞剑属于阳刚的舞蹈,它使大脑皮层的细胞得到部分的休息,而让另一些细胞获得适宜的兴奋,可以锻炼身体素质,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振奋精神、强壮肌肉、防止衰老。
2 . 3 两汉时期
皇宫贵族为自身娱乐欢庆,在宫廷里豢养很多精通歌舞的乐姬。那些技艺高超的宫廷乐人因皇帝的宠爱而显赫一时,著名的有景武、丙疆等。还有武帝卫皇后卫子夫,原来她是平阳公主的歌姬;武帝的李夫人是中山人,先前也是歌舞乐伎。少帝刘辨的唐姬、成帝刘骜的皇后赵飞燕等都能歌善舞,且都是因精于歌舞而得宠[6]。因为精通歌舞受宠而荣华富贵成为当时平民女子的愿望,当时很多平民女子也希望能够凭其高超的舞艺而被皇室贵族接纳,成为他们的女乐,这种风气对当时女性的身体锻炼也起着显著的作用。
汉古墓画像石的《蹴鞠舞》刻画的就是蹴鞠与舞蹈融合后的形象。伴舞的是拿弓男子,表演蹴鞠的是穿长袖舞衣的女子。由此可见,当时的蹴鞠其实就是娱乐的产物。
在汉代,我国士大夫阶层在举行宴会时就流行跳“交谊舞”。自舞养身,这是通过自身跳舞达到解郁健身的娱乐行为。
3 多样化舞蹈时期——相对普及
3 . 1 李唐王朝时期
文化交流带来了越舞的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风格的变化,初唐盛行的十部乐中,北朝时期传入的高丽及西域乐舞就占了八部。在盛唐时期,舞蹈种类繁多有软舞、花舞、健舞、字舞等。人们伴着“杂有四方之乐”的乐曲翩翩起舞,都是用跳舞的方法来表达情绪,展露心中的喜悦和悲愤。早在唐尧时期,还发明了一种被称作“大舞”的舞蹈,唐太宗还根据民间流行的《秦王破阵乐》改编的大型舞蹈《破阵乐》中就有各种阵法变化和击刺动作借此表现武士们雄壮豪迈的气慨。武则天时还有由140人表演的大型舞蹈“圣寿乐”。踏毯舞,原名叫“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象雪花空中飘摇,象蓬草迎风飞舞,这既是一种绝妙的表演艺术,又是很好的健身运动。剑器舞,舞者手持双剑,合着乐声节奏,翩然起舞。杜甫六岁时(公元715年),曾经在邱城街上看见过公孙大娘“玉貌锦衣”表演剑器舞。52年后(公元767年),杜甫在夔州又看到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表演的剑器舞,由此写下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名篇。
我国古代的《霓裳羽衣舞》《雅舞》等都是喜悦类舞蹈动作姿态高雅、节奏明快、表情欢乐、舞蹈动作优美、令人欢乐。古代帝王宴享,朝贺所用者大多都是用这类舞蹈,因此含有喜庆的意思。
3 . 2 明末清初时朝
自舞养生,明末清初时蒙古的郭尔罗斯的勤劳善良的吉尔格勒老人,有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儿,后来女儿得了“安代病”全身无力,多方求知无效。在女儿奄奄一息的时候,为了抒发内心哀痛,老人绕着女儿边唱边舞,正当老人越唱越悲伤时,女儿就站起来和阿爸边唱边跳,当尽情歌舞完后,女儿的病居然奇迹般的全好了。这种安代舞后面成为具有自我娱乐和健身的民间集体舞蹈。
4 结论
浅探中国古代女子的赋役状况 篇7
关键词：古代女子,赋役,服役年龄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产生可追溯到先秦三代, 而贡赋是这一时期主要的赋税形式。像“妾”等女性奴隶已经普遍从事于室内外各项劳作当中, 而关于平民女子服役情况, 仅从《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丁女也“任力役之事”。至于服役年龄, 《礼纪·曲礼》有男子二十而冠, 女子及笄婚配, 即为成人, 而女子“许嫁则十五而笄, 未许嫁则二十而笄, 亦成人之道也”。由此推测, 平民女子大致从15岁开始服役。
一
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 生产力迅速提高, 各国纷纷施行变法, 土地迈向私有化, 计亩征税, 田赋开始独立征收, 而秦国商鞅变法的成效最明显。据《商君书·境内》:“四境之内, 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 生者著, 死者削。”秦国将大女子编入已傅籍的壮女中劳动, 而《商君书·去强》和《兵守》有女子在危难时编入军队参战的记载。此时期女子同男子一样为国家服役, 但没有明确文字记载其赋役征发的年龄限制。《银雀山汉墓竹书·田法》记载:“□□□以上、年十三岁以下, 皆食于上。年六十 (以上) 与年十六以至十四, 皆为半作。”假若此条适用于女子征赋的话, 那么14—16岁和60—69岁的女子“半作”即服地方杂役, 而17—59岁的“全作”, 承担正式课役。
秦朝。秦朝法律苛繁, 已经将赋税征收纳入法律的体系之中, 以确保国家赋税的稳定征收。《汉书·严安传》记载“:丁男被甲, 丁女转输”, 妇女也被纳入国家赋役的征发范围之内。而《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隶臣, 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 舂高不盈六尺二寸, 皆为小”的记载, 可以推测秦代女子是以身高六尺二寸为基准区分大小的。陈明光《秦朝傅籍标准蠡测》推测, 秦汉时期身高与年龄的折算标准, 大致是七尺为20岁以上, 六尺为15岁以上, 五尺为小儿。简文中“, 小隶臣”满六尺五寸始傅为“大” (服正役) , 合十六七岁左右, 而“隶妾”身高六尺二寸应为十四五岁左右, 这被两汉所承袭。
两汉。鉴于秦朝的重赋, 汉初推行休养生息之策, 自汉武帝后穷兵黩武, 轻徭薄赋政策发生改变。在征发年龄上, 汉初男子23岁征徭役, 景帝时减为20岁, 武帝时又恢复到23岁。而女子征发年龄, 彭卫等指出:“简犊文书 (居延汉简) 载录的年龄分层是:大男和大女, 年龄在15岁以上;使男和使女, 年龄在7—14岁;未使男和未使女, 年龄在2—6岁。”“按照政府对各个年龄层所赋予的责任, 大男和大女属于成年人, 小男和小女属于未成年人, 这意味着汉代政府有把成人年龄提早的倾向。”[1]354关于使女, 王子今认为“使男/女”和“未使男/女”以“七岁余八岁间”为界, 而《敦煌汉简》记载“候长匽, 未使女伤凤年7岁”, 由此使女的最小年龄可能为8岁。
1. 算赋。
《通典·食货四·赋税上》记载汉高祖四年八月规定, 年龄在15—56岁男女每年纳算赋120钱, 算赋成为国家一项正式赋税。《汉制考》引《理道要诀》记载汉代算赋的数量变化:文帝时, 算赋降至40钱, 宣帝时为30钱, 成帝时又恢复至40钱。汉代政府有时会利用算赋政策来调控国家人口。如《汉书·惠帝纪》记载:惠帝六年下令, 女子15岁就必须结婚, 否则每三年增加一算 (120钱) , 直至30岁增五算。国家以惩罚性手段来强迫女子结婚, 繁衍人口。又如东汉光武时和章帝元和二年, 对于怀孕产子者, 分别免除孕妇三年和丈夫一年的算赋。政府从正面鼓励生育, 以期增加劳动力, 维持国家可持续发展。
2. 口赋。
又称人头税, 为汉代始创。《汉仪注》和《论蘅·谢短篇》 (《说文》段注) 中记载:知, 汉初口赋为7—14岁的男女交20钱, 汉武帝为扩充兵饷而增至23钱。《后汉书·昭帝纪》记载:元平元年, 口赋降至10钱。但在征收年龄上, 到汉末产子一岁, 就得出口钱。虽然口赋征钱数在不断降低, 但随着征发年龄的下降, 人们承受的赋税负担也愈加沉重, 因此对于贫寒之家, 生子不举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
3. 徭役。
《汉书·惠帝纪》载, 汉惠帝三年和五年两次发十四万多男女守长安。如果女子服役属于特例, 那从《二年律令·具律》“庶人以上, 司寇、隶臣妾无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 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 皆以为隐官;女子庶人, 毋筭 (算) 事其身, 令自尚”, 《复律》“□□工事县官者复其户而各其工。大数率取上手什 (十) 三人为复, 丁女子各二人, 它各一人, 勿算徭赋”等材料可知, 汉初15岁以上女子即成为算赋和徭役征发的对象。根据《傅律》和《二年律令·户律》关于罢癃同睆老减半服徭役的规定, 年龄在15岁以上而身高未达到六尺二寸的妇女, 只服正常大女子一半的徭役。此外, 居延等汉代边塞的下层家庭妇女, 不仅要屯田耕作、为士卒缝补, 因军事需要还要组成女军, 守卫城防[2]。由此, 可看出妇女确实被当做维持家庭稳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4. 半役。
秦及汉初爵制有着严格规定, 编户民的服役年龄与其自身爵位密切相关;随着爵制走向轻、滥, 景帝二年后课役标准至少是傅籍年龄开始划一。经过汉昭帝的一些调整, 汉代课役名目与年龄的对应关系基本如下:男女14岁以下为“小”, 61岁以上为“老”, 免除任何徭役;男子22—57岁为“正卒”, 服正役与兵役;15—23、57—60岁从半役, 服地方性杂徭。女子服役的年龄, 据吴简3328:“尾妻大女[汝]年十五算—刑右足复”、简3938:“妻大女□年五十八算一肿两足复”, 大概15—60岁女子虽然免除正役, 但要服半役, 即承担杂徭或小役。半役被汉以后的朝代所承袭, 并加以改变。
二
继秦汉大统一之后, 经过数百年的大分裂, 南北各族文化融合, 加速传统赋役制度的改变。在这一时期, 租调收入成为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妇女在汉景帝退出正役的舞台, 在租调制上继承“半役”传统, 女子又与男子受田纳课, 直到隋唐。
两晋实行户调式, 丁男丁女受田纳课。《晋书·食货志》载, 西晋户调制度是按户缴纳课税, 丁男为户主的每户每年缴纳绢三匹、绵三斤。同时按人收取田税:丁男受田七十亩, 照五十亩的课田缴纳田税四斛;丁女受田三十亩, 照二十亩课田缴纳田税一斗六斛;次丁男田税额较丁男减半。纳课年龄, 男女16—60岁为正丁, 13—15岁和61—65岁为次丁, 12岁以下、66岁以上为老少。对上述个别文字的理解, 学界曾有分歧, 如课田是否包含在占田之中?张尚谦还认为, 西晋女子不纳课, 只在丁女为户主时才代表一种“半标准户”纳课[3]。
东晋户调有所变化, 男女正丁年龄缩小, 女子纳调增加。16—60岁的男女为丁, 16—17岁和61—66岁的男子为次丁, 18—60岁为正丁;而女子若成婚则视为丁, 否则20岁视为丁, 课丁男一半的调, 即布绢各一丈, 丝一两半, 绵四两, 禄绢四尺, 禄绵一两六分, 租米二石半, 禄米一石。
北魏。作为少数民族的北魏政府在其封建化的进程中, 仍然保留着原始的男女相对平等和母权意识, 妇女同男子一同被授予田地。《魏书·食货志》记载:北魏受田以15岁为标准。15岁以上的女子受露田二十亩, 麻田五亩, 为成年男子的一半;11—14岁的男女及残疾者受一半田;奴婢依良人受田;若建住房, 良人三人给宅地一亩, 奴婢五人给一亩, 而15岁以上的男女依人数给一定菜地;守节的寡妇受田但免课。而政府征税租调是以“一夫一妻”小家庭模式为单位, “帛一匹、粟二石”, 若是麻布之乡, 改征布;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 及担任耕织的奴婢八人, 出一夫一妇之租调。我们应注意到, 妇女不再以个人名义向国家纳租税, 而是在“一夫一妻”的单位名义下纳课, 这就为女子以后退出社会公共舞台, 掩隐于家庭生活埋下铺垫。对于除构成“一夫一妻”模式中的妇女和任织的女婢外的其他女子, 张尚谦认为她们不纳课, 即使是丁女也不纳课[3]。
隋唐。隋朝税收继续实行租庸调法, 把“一夫一妇”的征税单位, 称之为“一床”。《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 租粟三石, 桑土调以绢絁, 麻土以布绢, 絁以匹加棉三两, 布加端加麻三斤”, 单丁和仆隶课半, 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免课役。除女户、奴婢 (五口给一亩) 和节妇外, 其他妇女因不再受地而免课, 至炀帝大业元年间又免奴婢之课。到唐代, 只有寡妻妾受田三十亩, 女户再加二十亩。女户被授予田地, 同时也要像男户那样承担国家的租调, 但在法律上, 国家会给予其一定的优待, 如“诸脱户者, 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4]卷一二《户婚》凡例第14条女户作为国家赋役的一个征发单位, 自先秦一直延续到清代。由于女子不再是国家赋役的主要征发对象, 关于女子年龄规定在文献中少有提及。从这一时期, 从正史文献中, 唐代女子法定结婚年龄, 太宗时为15岁, 玄宗时为13岁。依成婚为成人之道, 我们推测唐代女子至少到15岁就已被视为成人。
唐中叶,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 小土地制度和佃租经济的发展, 原有的租庸调制被两税法所取代。国家不再授予寡妇土地, 寡妇也不再以个人名义向国家缴纳赋税。值得注意的是, 隋炀帝时规定妇女不再纳课, 作为一个整体, 自此妇女正式退出国家的赋税舞台。这对于妇女的影响, 正如李志生先生所指出的, “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从此退出了国家经济领域, 妇女的劳动不再得到国家、社会的承认, 造成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进一步失衡, 女性从属地位的进一步加强”[5]393。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女子服役年龄, 各代有所不同。但通常情况下, 女子在身高六尺二寸, 约15岁及笄婚配成人, 至60岁止, 接受国家正式赋役;在7—14岁和61—65岁, 承担较轻的杂徭和人头税。对于赋役内容, 由于资料限制, 我们无法系统了解汉代之前女子的赋役状况。但纵观历史, 古代女子赋役变化, 大致经历了:汉代之前, 男女共同服赋役;至汉景帝二年退出正式徭役, 仅服“半役”;随着北魏少数民族新鲜血液的注入, 女子受半田, 又与男子承担国家的正式租调;随后的几个王朝随着封建化的深入, 到隋炀帝时期妇女不再纳课, 女子作为一个整体正式退出国家的赋役舞台, 掩隐于男子身后。但在近古史中, 我们仍然能看到, 妇女作为家庭的一分子, 仍然活跃在商业、纺织、土地交易等经济活动之中, 以家庭或男性亲属的名义, 向国家或地方交纳各种税收和差役。
参考文献
[1]彭卫.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2]贾丽英.从居延汉简看汉代随军下层妇女生活[J].石家庄师专学报, 2004 (1) .
[3]张尚谦.再释西晋的“户调之式”[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7 (1) .
[4]长孙无忌等撰, 唐律疏议[Z].四部丛刊 (三编·吏部) , 上海书店, 1985.
古代女子 篇8
旗鞋,是满族妇女特有的鞋式,随着清军入关统一天下,这种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鞋式开始盛行。旗鞋以木为底,其木底高跟一般高5~10厘米左右,有的14~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木跟镶装在鞋字底部,位于整个鞋子的中间部分,外部为白绫或白粉装饰。旗鞋面料多为绸缎,上绣五彩图案,跟底主要呈现两种形状,分别是上敞下敛和上细下宽、前平后圆。前者鞋样底部表现出倒梯形花盆状,后者呈现出马蹄状。因此旗鞋后来也被称之为花盆底鞋或马蹄鞋。
中国鞋饰技艺在清朝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旗鞋在保留了本民族特色基础上,积极吸收了汉族绣花鞋的制作工艺。在旗鞋之中,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木跟不接地的部分往往也会采用刺绣或串珠加以装饰。宫廷和贵族妇女所穿的旗鞋,不仅鞋帮和木根上有装饰,鞋尖也配有丝线编成的穗子,极为华贵的旗鞋鞋尖穗子可及地长。由于满族没有裹脚的习俗,所以满族女子所穿的旗鞋给予了鞋式装饰更大的发挥空间和面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鞋式装饰技艺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常见的高跟木底旗鞋多为贵族中青年女子穿着,一般的宫女或者平民女子是无法穿上精美的旗鞋的,而老年妇女旗鞋则以平木作底且前端着地处稍削,这与不少清朝主题电视剧中所表现鞋式细节有着相当的不同。
关于旗鞋的起源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为遮脚说,清朝在入关统一天下之后,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对“三寸金莲”艳羡不已,但满族贵族女子多为天足,即是没有裹过足的。为了遮住自己的一双大脚,便用高于地面的旗鞋将自己的双脚藏在旗袍之中。这种鞋既不容易让旗袍拖地,也不会轻易暴露双脚,遂风靡开来。第二种为拔高说,满足女子特别是未婚女子为了博得心上人的喜爱,有意拔高自己的身材,遂穿上高底旗鞋增加高度,表现女性的婀娜多姿,这与现代高跟鞋的用途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旗鞋的鞋底较高,故又称“高底鞋”,女子穿上旗鞋,一般无法走得太快,如果步伐太快,就难以保持平衡,很容易摔倒。所以初穿旗鞋者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而因为旗鞋自身的独特鞋式,也使得穿鞋者在穿着时务必挺胸收腹,两只肩膀微微摇晃,两只胳膊左右甩动,同时双脚配合轻轻地平起平落,唯有如此才能够保证身体平衡。这样的穿鞋方式帮助女性形成优美、端庄而又慢条斯理的姿态。在实际的满族女子生活之中,穿着旗鞋是无法从事繁重体力活动的,当然,旗鞋也只适合养尊处优的贵族女子穿着。第三种为防虫说,由于满族的发源地是在白山黑水之间,那里的山上蚊虫众多且地面泥泞,满族妇女在上山劳动之时穿上高底鞋,一是为了让脚少受蚊虫叮咬之苦,再就是避免鞋底被泥水弄脏。
有关旗鞋的诞生除了上述传说之外,还有一段带有着演义色彩的故事。相传当年满族多罗甘珠女罕的父王与哈斯古罕爆发冲突并被其害死,而多罗甘珠女罕和族人所居住的城池也被哈斯古罕抢走。为了防止多罗甘珠和族人重新抢回城池,哈斯古罕在城池周围三面都围上了红眼哈塘。这种红色锈水大约有数尺之深,人马无法直接涉水而过。为了夺回城池,多罗甘珠苦思冥想,最终从长白山飞来的仙鹤身上想到了办法。仙鹤长腿,人只需要能够制作一双高过水面的鞋子穿上去,那么就一定可以顺利涉过红眼哈塘。多罗甘珠和族人连夜赶制鞋底厚且高的旗鞋,最终趁着黎明时分守城士兵最松懈的时候,对城池进行了奇袭,终于取得了胜利,杀死了哈斯古罕。
古代女子 篇9
阿毛———我在现代淮剧《庄家少爷》中塑造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生逢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苏北大地的年代, 这样的少年, 爱恨行于外, 言行行于表。一是一, 二是二, 不懂掩饰, 不加修饰。作为我初出艺校塑造的第一个大戏的角色, 我就遇到了挑战———这是个男孩!要克服这一关, 我首先要在形体上脱胎换骨, 但这个角色又不同于一般男性角色。他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还能在他身上看见人生历练的生涩。我在塑造这一角色的时候, 取男孩的率真而为本性, 衬托他男性的特点——无意或有意中流露出来的梗、直。梗, 是表现他形体上的大大洒洒, 风风火火, 无拘无束, 话还没到, 身体指向已经先行一步。直, 则是他性格上的“小大人”秉性。关键时刻甚至敢于替剧中的主人公“庄家少爷”拿捏注意, 出谋划策。在语速上, 我也“别有用心”地进行了处理, 赋予他“爆豆子”一样的脆蹦语气。语速快, 口齿伶俐。这样的塑造, 很好地帮衬了主角的沉稳。一张一弛, 一紧一慢之间, 舞台上人物鲜明, 各有光彩。
而在音乐剧《人生双行线》中, 我饰演一个娇生惯养的高中女生吴娜娜———一个和我性格截然相迥异的角色。如何让这样一个“孩子王”在舞台上能“镇”得住她的同学们, 就需要为她设计一套不同于我本人的生活面貌。首先, 我在吴娜娜的步伐上做了处理:她走路总是像舞蹈演员一样踮着脚尖, 高, 眼神也是睥睨地看着一切, 仿佛这世界一切都不入她法眼一般。这样的处理, 哪怕她只是站着, 也透出一股旁人勿近的架势。在音乐剧的后半段, 由于生活和环境的改变, 吴娜娜从高高在上中跌入平凡境地。我给她设计了畏畏缩缩的欲进又退。这样, 就和她前面的人物形成对比———这是一个没受过生活磨难的人, 当真正面对困难时的那种不自信, 以及祈求庇护和帮助的脆弱状态。
在古装淮剧《牙痕记》中, 我饰演一个封疆大臣的母亲李氏夫人。这是一个抱养了别人遗弃的婴儿, 把他抚养成人 (也就是封疆大臣) 的伟大母亲。可是, 当多年前弃婴的一家前来认养这个儿子时, 她心中百转纠结, 难以割舍, 甚至矢口否认这是多年前的那个孩子。作为母亲, 我理解这种多年朝夕相处的不舍。可是, 真正在舞台上, 观众是预先知道答案的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孩子不是李氏夫人所亲生。我如何表现出谎言与真情的对决呢?在这出戏的《金殿认子》一折中, 我把李氏夫人面对当朝皇帝质询的忐忑和对领养了二十年“儿子”深深不舍, 通过她坐在椅子上的一些细微动作表现出来:当双方互相争执的时候, 她是稳若磐石地坐着;当一方举证力争的时候, 她已经有了身体的微微颤动;当皇上决定“滴血认亲”的当口, 她在椅子上已经是近乎晕眩;而当她最终迫不得已吐露出坚守了二十年的秘密时, 我给予这位伟大母亲的动作, 是道德背负的彻底解脱和亲情远去的绝望……李氏夫人这个角色, 是一个灵肉合一, 形神贯通的角色, 每一次演出, 我都是自己沉浸其中, 无以开拔……当然, 这也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幸福时刻!
从近代少年阿毛, 到现代少女吴娜娜, 再到宫廷贵妇李氏夫人, 这些角色, 我都用心塑造, 把自己“交给”她 (他) 们。我在塑造这些角色的同时, 也懂得了舞台的欢愉所在。那就是:你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你在这个世界发出了你另外的一种声音。于此, 我无比幸福!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淮剧团
古代青楼女子的那些避孕物 篇10
水银、砒霜、马钱子碱
喝水银可以避孕。过去妓女们喝的茶水或日常食物中就被放入少量的水银，据说效果很好，当然，妓女们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可以避孕的香炉灰什么的，不然妓女们若知道水银有毒也不敢喝啊这种方法对身体有很大伤害。据现代科学研究，水银避孕确有其道理。水银可引起女性月经失调，有报道称，在长期接触最高容许浓度水平的汞蒸气的作业中，女性月经紊乱发生率高于正常对照组2～3倍，常见为经量过多，经期延长及痛经等，也有月经量过少，行经天数减少者。水银可逋过胎盘屏障，引起流产或早产。
在中国古代，除水银外，还有用砒霜或马钱子碱来避孕的，虽然这些药大剂量使用会致人死亡，但是小剂量的使用却可以杀死腹中的胎儿，因此，采取这样方式避孕的妓女是永久性地、不可逆转地终身不孕，往往是在刚开始做妓女时，老鸨给其偷偷下的药!
麝香
过去许多青楼女子在从良后，大都是终身不育的，原因就是长期饮用破坏生育能力的一种汤药，以致绝育，这种汤药被称做“凉药”，内含有麝香的成分，会影响生育。将麝香放入妓女的肚脐可以避孕，比如堪称中国“红颜祸水”之最的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姊妹就采取这样的避孕措施。这种贴肚脐叫“了肚贴”。贴在肚脐上，就可以了结女人肚子的受孕功能，再不能怀孕了，不过这“了肚贴”已经失传。
柿子蒂
还有一种民间偏方，说将7个柿子蒂用瓦片烤干，连续吃7天就是49个，用开水冲冷服用，可保一年不孕，但一年内不能吃柿子。如果想要怀孕了，就再吃7个柿子蒂。听起来好像有些邪乎，不过，据现代医学研究，柿子蒂中含有齐墩果酸、白桦果酸，中医常用它配人参、丁香研末，制成柿线散，具有降气、止呃逆作用。柿子的花、根、皮也都是很好的药材。柿树可称得上全身都是宝。在民国时期，一个妓女写的类似干回忆录的书中就介绍了避孕的情节，说是在接客之前，老鸨会让自己喝一种汤水，这种汤水味道有些酸甜，很好喝，喝了后就终身不会怀孕了……这位妓女所喝的汤水应该就是柿子蒂粉冲泡的水。
藏红花
民间传说藏红花是宫廷传出来的避孕秘方，说如果皇帝不喜欢某个被宠幸的宫女，就会让太监把这个宫女倒挂起来，给她用藏红花液清洗下身，据说这样可以将宫女体内的精液清洗干净，还有一些野史，说以前皇帝宠幸妃子后，如果说不留的，太监就会帮那妃子推拿，确保皇帝的精液不留在体内，以起到避孕的效果。
安全套
古代也有使用“安全套”的记载，用丝质油纸、破布团、海绵塞入女性阴道内作为屏障。有的古人还用鱼膘作避孕套，可以想象，由于男人的生殖器大小不同，找到一个合适的鱼膘多不容易。西方中世纪宫廷里也有原始“安全套”的记载，他们使用的“安全套”是动物的肠衣，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荷兰小帽”。
其它古怪的避孕物
和中国一样，世界各国在古代都有一些古怪的避孕方法。在3000多年前的印度和埃及，像鳄鱼、大象这样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的粪便也被用到了避孕药方中。由于这些动物粪便具有高度酸性，它的确具有一定的杀精作用。不过，动物粪便所带来的强烈臭味显然会影响“性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