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职业教育（精选12篇）
女子职业教育 篇1
中国古代史主要指从先秦到清朝前期的这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长达数千年, 漫长而宏伟, 但当我们翻开这一部历史来细读, 就会发觉一个问题———这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部男人的历史, 从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康乾盛世, 无不呈现的是男性精英对历史的主宰。那么为什么妇女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地位, 是什么阻碍了妇女站到历史的前台呢?我觉得中国古代对女子的教育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我想通过对古代女子教育情况的了解来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进入现代社会以前, 人类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专制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没有阶级差别, 没有性别歧视, 教育是附着在一般劳动和生活中的, “举凡争取生存和延续种族所必须的知识、技能、风俗习惯均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掌握的, 都是教育的内容。”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低下的生产力, 使得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以共同对付来自外部的侵袭,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私有制出现, 阶级应运而生, 在阶级社会里, 教育呈现了一种严重的性别不平等, 女性的教育受到种种限制。下面, 我所阐述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主要指的是阶级产生以后的古代女子教育。
在中国古代社会, 女子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女子教育的目的也主要是学会如何成为家庭中合格的女性角色, 满足夫权社会的需要。由于在古代社会忽视女性教育, 使学校教育自产生之日起便把女子排斥在大门外。从先秦到明清, 中国女子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 这种家庭教育是非正规的教育, 它既缺乏完整而系统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又没有固定场所和学习年限, 使女子所能受到的教育非常受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妇女才智的发挥, 使妇女不能在社会上一展巾帼人物的风采。
从古代女子教育的内容来看, 主要是一种生存教育, 即技能教育和道德教育, 其中又以道德教育为主。早在先秦时期, 虽然尚无专门的女学书籍, 但在礼教的一些书籍中就已存在了这种内容, 如《仪礼·丧服·子夏传》中便要求女子有三从:“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从道德上对女性进行规范。《礼记·内则》记载得更为详细:“子能食食, 教以右手。能言, 男唯女俞, 男鞶革, 女鞶丝。六年, 教之数与方名。七年, 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八年, 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 必后长者, 始教之让。九年, 教之数日。十年, 出就外傅, 居宿于外, 学书记, 衣不帛襦裤, 礼帅初, 朝夕学幼仪, 请肄简谅……女子十年不出, 姆教婉娩听从, 执麻枲, 治丝茧, 织衼组紃, 学女事, 以共衣服。观于祭祀, 纳酒浆笾豆菹醢, 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 二十而嫁。有故, 二十三年而嫁。”透过这段内容可以看出, 女子从一出生就要接受一种与男子完全不同的教育内容, 在技能方面要学习烹饪、缝纫、丝麻、祭祀等家中日常事务, 以便襄助男子, 在道德方面要求女子从小就要有男尊女卑的意识, “能言, 男唯女俞, 男鞶革, 女鞶丝。”要懂得一系列的礼节, 要对男子顺从。从这些内容可知, 先秦时期的女子教育的目标不是要女子懂得多少文化知识, 而是要把她们培养成“贤妻良母”, 对女子的教育纯属“家政”。这种教育使得广大女性终身束缚于锅碗瓢盆、纺纱织布这些家庭琐事, 从而失去了与男子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 当然更不可能像男子一样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
到了两汉时期, 由于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集结定型时期,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业已渗入意识形态中, 于是专门的女学书籍应运而生。从汉代到清朝前期出现的女学书籍非常多, 其中《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女诫》合编为《女四书》, 成为女子识字受教育的必读教材。这些女学书籍都不无例外地强调了对女子道德伦理的教育。如刘向的《列女传》通过对“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标准的认定, 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念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理论。刘向所宣传的思想, 加重了文明产生后即出现的对广大妇女的精神压迫和道德约束。
继刘向之后的班昭更是通过其《女诫》将女子教育中的道德伦理教育更加系统化、完整化。她通过其《卑弱》篇阐述了“男尊女卑”的主张, 她认为女人天生就是卑弱的, “古者生女三日, 卧之床下, 弄之瓦砖, 而斋告焉。卧之床下, 明当卑弱, 主下人也。弄之瓦砖, 明其习劳, 主执勤也。斋告先君, 明当主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 礼法之典教矣。”[1]因为女性自身卑弱, 就必须要依靠丈夫, 应“正色端操, 以事夫主”, 围绕家务“执勤”而不应到社会上去争雄争霸。她通过其《夫妇》、《妇德》篇阐述了“夫为妻纲”的观念和“三从四德”的原则, 班昭的这种观点使女子没有自己的意志, 没有自己的嗜好, 更谈不上自由的举动了。女子只能过着木偶式、奴隶式的生活, 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到了唐代, 刘氏姐妹的《女论语》在女子的道德修养方面, 将班昭在其《女诫》中提出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更加具体化。如在其《立身》篇中, 她提出:“凡为女子, 先学立身。立身之法, 惟务清贞。清则贞节, 贞则身荣。行莫回头, 语莫露唇, 坐莫动膝, 立莫摇裙。喜莫大笑, 怒莫高声。内外各处, 男女异群。莫窥外壁, 莫出外庭。出必掩面, 窥必藏形。男非眷属, 莫与通名, 女非善属, 莫与相亲。立身端正, 方可为人。”《女论语》这样规定, 其旨趣在划定女子思想行为的规范, 做“四德”兼全的贤妇, 以传名千古, 但实际上是将女子头上的紧箍咒束得更紧了。所以张舜徽先生指出:“这样, 便明确地画了一个圈子, 教妇女站在这范围内做人。不如此, 便不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妇女, 为当时社会所轻视。”[1]
明清时期, 由于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女教读本对女子道德修养方面要求更加严厉。如《女范捷录》不但开篇就强调了女子要以“三纲五常”为本, 如其“统论”篇中就提出:“乾象乎阳, 坤象乎阴, 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 女正乎内, 夫妇造万化之端。五常之德著而大体以敦, 三纲之义明而人伦以正。”[3]而且在贞节观上对中国古代女性的要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其“贞烈”篇中说:“忠臣不事两国, 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 终身不移。男可重婚, 女无再适。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 慷慨捐生谓之烈。令女截耳劓鼻以持身, 凝妻牵臂劈掌以明志。”[3]这简直是毫无人道可言了。
在古代女学书籍中, 除了强调对女子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外, 还注重对女子技能的培养, 但认为女子的技能培养主要应立足于以事夫为目的的家务技能。如《女诫》对“妇功”的要求是“专心纺织, 不好戏笑, 洁齐酒食, 以奉宾客”, 要求女子应围绕家务“执勤”。《女论语》则在其《学作》篇中要求女子掌握的女工应为纺织、养蚕、缝补浆洗以及炊羹造饭、喂养牲口、耕田下种等。而司马光在其《家范》中说得更加明白:“其女功, 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4]所以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要求培养出能够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当好丈夫贤内助的女性。这种教育, 无疑是对女子自身才能的一种扼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 妇女的劳动多为辅助性质, 其收入亦为整个家庭经济的补充成分, 因而经济大权总是把握在男权父系的手中。这种经济地位的低下, 决定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没有什么发言权。男权势力为了维护其在政治上的权利和对女性的统治地位, 将纲常名教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了长期束缚中国妇女的绳索,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正是围绕“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为核心而展开的。古代女性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下, 将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受教育的目的定位在相夫教子上。所以古代封建女子虽然有教育, 但却毫无教育权利可言。古代女子所受的教育如同所有被压迫群体的“教育”一样, 是一种驯服工具。结果受教育愈多, 依附男子、依附丈夫就愈严重, 社会地位就愈低下。最终女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成为了家庭的奴隶, 男人的附庸。甚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 都是以男子依附品的身份而出现的。由此可知, 在长达几千年的独特的女子教育的培养下, 女性心甘情愿地让出了社会政治经济的舞台, 成为了默默无闻的幕后人物。加之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向上攀升的主要途径的科举考试, 其大门也从未向女性开放过, 致使科举英才的行列中, 竟无一巾帼之人。所以几千年的古代史只能是一部男性精英的历史。
当然, 古代女子教育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女教内容通俗易懂, 易于各阶层女性接受。劝导妇女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孝敬长辈以及勤劳俭朴, 在保持家庭和睦、加强女性自身修养等方面还是发挥过不少的作用。但这种作用, 相比于其对中国女性的摧残, 是处于次要地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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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女子职业教育 篇2
一、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应该体现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核心价值
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是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具有其他类型学校的一般属性，又有一定的特殊属性，这就决定了女子中等职业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上具有一定的特殊内涵。除了一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应具有的正确政治观、科学人才观和理性创新观以外，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还应该体现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核心价值。
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是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发展、女性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女性的社会权利与义务以及女性争取解放的有效途径等基本问题做出的理性分析和科学概括的总的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核心价值在于充分肯定和积极挖掘女性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并使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和衡量社会是否文明的法律规范与道德风尚。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是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事业乃至整个女子中等职业学校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思路、方向和旗帜。思路决定出路，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那么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事业乃至整个女子中等职业学校事业就不会有好的发展和出路。(教学论文 )方向决定未来，如果没有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那么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事业乃至整个女子中等职业学校事业就不会有浩然长存的强大生命力。旗帜标志特色，如果没有一个独立于世的特色的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那么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事业乃至整个女子中等职业学校事业就不会有卓越不群的独特价值。因此，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核心价值，从学会做事中学会做人，从学会做人中彰显新世纪的女性魅力和女性素质。一方面，要使女子中等职业学校的广大师生员工明了女性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现象，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冲突与对立的畸形产物。另一方面，要教育他们清楚女性解放和自由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和自由的天然尺度，妇女的解放和自由必须伴随着全体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社会解放和自由而得到有效实现。
二、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应该积极建构健康女性相关学科知识内容体系
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体系的有效建构是实现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的有力载体和可靠平台。在七年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中，我有很深的感触和感受，现在的女子中专学生是视角敏锐、思想活跃的新一代，她们已经不是小学生，个个都已是青春期少女，在老师面前也不在处于被动地位，开始进入抽象思维的年纪，凡事不仅要问个为什么，而且不断学会探究和质疑。因此，我们要基于女子中专生生理与心理的成长规律，不断总结和吸取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经验教训，努力建构符合健康女性成长规律的学科知识内容体系。
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不仅体现于理念的新颖和独特，更在于其丰富的学科知识内容体系。女子中等职业学校要通过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来体现“从学会做事中学会做人，从学会做人中彰显新世纪的女性魅力和女性素质”的办学理念和价值取向。
一是主抓一批理念先进、女性意识明确的管理队伍和教学队伍，以培养骨干力量为抓手，内培外引，积极打造品牌管理团队和品牌教学团队，通过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教学育人等方式来实现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战略和品牌策略的目标。
二是通过主抓的管理与教学团队，使二者齐同协力，拧成一股绳，共同组织开设和编撰符合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际、反映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特色的系列课程和教材，并按照专业、领域、年级等方面来分类。如以涉外文秘(普通中专)专业为例，以其为中外企事业单位培养文员或办事员的培养目标为指引，在科学有效地开设钢琴、声乐、舞蹈、美术、计算机应用及相关业务课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女中专生生理、心理特点，开设和编撰反映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特色的课程和教材，如：《女性传统美德》、《女性修养》、《女性政治学》、《社交礼仪》、《女性文化学》、《女性社会学》、《女性经济学》、《女性美学》、《女性成功学》、《女性形体学》等。
三是立足学校所在地域的经济文化特色，积极开发符合健康女性相关学科知识内容体系的地方性课程和校本课程。以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郑州女子中专)为例，该校创建于1949年，隶属河南省妇女联合会，是河南省唯一一所培养综合性女性人才的省属全日制女子中专校，并经河南省教育厅审批，于1987年成立河南省女子中专。该校师资结构合理、力量雄厚，研究生和本科生学历的教师共62人，高级讲师20人，中级讲师32人，在校学生I500人，并实行严格、规范的封闭管理，拥有教学楼、综合楼、艺术楼、现代化语音教室、180座多媒体教室、现代化计算机房、三个多功能舞蹈厅、钢琴120架、雅马哈数码钢琴18架，以及各种舞蹈音乐器材，另外有图书馆、阅览室和供各专业学生活动的大礼堂，餐饮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因此，依据学校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办学条件，可积极开发植根于千年中原文化沃土的、反映中原经济区崛起的、体现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特色的地方性课程和校本课程，如《中原女子文化传承》、《中原女性政治精英解读》、《中原女性经济精英解读》、《中原女性文化精英解读》、《中原女性教育精英解读》、《中原女性科技精英解读》等相关课程。
三、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应该采取符合女性修养规律的必要手段和措施
为了有效贯彻和落实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有力实施和激发相关教育教学内容，我们还需要努力采取符合女性修养规律的必要手段和措施。总的来说，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其他中职学校一样普遍面临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简单、陈旧等问题，因此，为了实现女子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战略和品牌策略的目标，我们必须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采取符合女性修养规律的必要手段和措施。
一是通过社会实践教育教学法，理论联系实际，积累和丰富中职女生的实践经验和社会阅历。以旅游饭店管理(普通中专)专业为例，在教授学生理论课的基础上，应该注意通过参观、见习和顶岗实习等社会实践，使中职女生熟悉掌握饭店管理的实际过程和各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方法，对饭店管理建立起准确全面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着重突出饭店管理实务知识的有效运用，并通过社会实践进一步掌握饭店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前沿理论，以达到全面了解饭店横向的职能管理和纵向的业务管理等业务内容。
吕凤子的女子职业教育理想 篇3
吕凤子的祖辈经商，家底殷实，是丹阳城里的第二大富户人家。他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但为了创办“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实现“教育救国”梦，1912年他毅然卖掉了所有的田产，过起了“一介平民”的淡泊生活。校名“正则”原意是“公平而合法则”，取自屈原的《离骚》篇。吕风子以“正则”作为校名，鲜明地表达了他“对教育者要公平，人人都要受教育，女子也有受教育的权利”的女子教育理想。
1937年10月，日寇攻陷丹阳，学校被迫停办。吕凤子率学校部分教师和亲属，辗转逃难到重庆。不久，吕凤子再次办学，收容流亡青年，于1938年白手起家，在四川省璧山县办起了正则蜀校。经过9年的苦心经营，正则蜀校很快发展壮大，设正则中学和职校两部。职校设初级蚕桑科、初级农科和高级建筑科，还兼办江苏省旅川临时中学璧山分校，自建校舍146间。抗战胜利后，吕凤子将学校无偿移交给四川璧山政府。
1946年8月，吕凤子返回丹阳，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第三个正则学校。并迅速恢复了昔日的规模和风采。到1948年，正则学校已有小学、中学、职业学校、艺专四个部分，全校师生共约1300余人，校舍300多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把学校全部交给了人民政府。1952年正则学校改为苏南艺术师范学校，1956年改为江苏省丹阳师范学校。
40年间，吕凤子痴心办学，捐献了所有家产，耗费了毕生心血，吃尽了千辛万苦，无怨无悔地献身教育，他崇高的人生境界和伟大的办学思想，对当今的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以实用为原则制定教学内容
正则女子职业学校注重向学生传授应用性知识，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以备将来职业生活和日常生活所需。比如，在教学内容上根据社会需要和丹阳的实际条件，学校设置了蚕桑科。蚕桑科主要讲授“土壤学”“养蚕学”和“生物学”等课程，每星期都有很多的养蚕实践课，学校专门备有二十多间房子用来养蚕。蚕桑科不收学费，把养蚕的产品——蚕茧和蚕种拿出去卖，其收入用于补助教学，其他的费用也很少，故一般普通家庭的子女都能入学。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蚕桑科的学生都掌握了丰富的养蚕专业知识，大部分学生毕业以后都到乡下去指导农民养蚕。当地的丝织厂也办了产业推广所，聘请蚕桑科的毕业生担任指导员。这样平民子女就能将学到的职业技能作为谋生手段，解决了他们的就业和生计问题。
二、校园生活注重美育的熏陶
吕凤子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美的熏陶。学校的房屋以及环境设计，甚至各教室窗户都是吕凤子亲自设计，没有一间窗形相同，省料又美观。置身校园内，庄严、整洁、和谐，美感油然而生。吕凤子对学生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甚至走路和站姿都有明确的要求，要求学生不仅做到仪表美、语言美、行为美，更要做到心灵美。学校组织各班自办学艺会，朗诵、演讲、歌唱、讲故事、演话剧，还组织昆曲、京剧清唱、丝竹国乐、鼓号等兴趣小组，每周课外活动三次。有了吕凤子倡导的这些文艺活动，学生们的文化生活丰富了，精神境界开阔了，许多同学自动摘下耳环、戒指，认识到自然美才是真正的美。
三、致力于女子的自由和解放事业
吕凤子在长期从事女子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女子学了普通文化知识，仍然只能做“贤妻良母”，还不能在职业上享受与男性平等的待遇。女子只有学了文化，并学到谋生的技艺，才能独立生活而不依附他人。正是有了像吕凤子这样的先贤大力倡导女子职业教育，才为我国近代女子进入职场生活创造了条件，改变了女子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使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女子逐渐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女子自身的社会价值。
元代女子教育研究 篇4
一、教育内容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男尊女卑, 女子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力, 但几乎所有的女子都接受了妇德教育, 即三从四德、贤妻良母和礼仪等内容。元代女子也没能摆脱这一命运。
(一) 妇德教育。
元代对女性的教育, 首先重视的仍然是妇德教育, “家之兴废, 往往系于女德之何如”[1]。除《女教之书》之类的贤行集锦类外, 多数仕宦家庭还把一些礼教经典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 如《孝经》、《论语》等。
仕宦阶层尤其重视“女德”的教育, 无论是女家择婿还是男家选妇, 女性“通诗书”都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如张妇, “自刘向、范晔而下, 所记烈女事, 无所不观, 且雅善鼓琴, 喜为诗歌, 习之昼夜不倦, 如学士大夫。父母以为贤, 恒为择对, 不肯嫁凡子”。后见“落落有奇节”的张员, (父) 慨然曰:“是可与吾女齐。”[2]
由此可见, 元代仕宦阶层不但很重视自家女儿的教育, 而且要求未来儿媳能知书达理, 以期能使家族兴旺发达。尽管对女性的各种限制越来越严密, “无才便是德”的概念却似乎并没有强化。另外, 封建家庭主观上期望女性增进“妇 (女) 德”的修养与熏陶, 同时也在客观上为女性掌握文字工具, 进而打开文化学习的大门提供了机会。
(二) 技能教育。
元代平民女子接受的还有百工技艺方面的教育。这种专门的技艺教育, 不是为了陶冶情操、培养兴趣, 而是为了养家糊口。如元代对纺织业做出杰出贡献的黄道婆, 她将海南崖州的植棉、纺织技术带到内地, 使纺织技术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从此, 棉纺成为农家妇女们重要的家庭技术教育内容。对大多数平民女性来说, 纺纱织布可以贴补家用, 维持生计, 甚至一些女子纺纱织布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 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妇女们的纺织技术通过家庭母教代代相传, 使我国的纺织业从元代开始直至明代中后期, 一直非常发达。而江南地区的汉族平民妇女的纺织技巧、女红素质甚至成了她们社会地位高低、个人终生幸福与否的决定条件。
女子学习“女工”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教育。仕宦之家的女子还可以学习书画、琴艺的技能, 当然那是一种奢侈行为。以元著名文人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为例, 她受家庭熏陶与丈夫的影响, 不仅长于诗文, 还精于书法, 尤工画竹。其姐管道杲说:“夫妇人之事, 箕帚中馈刺绣之外, 无余事矣。而吾妹则无所不能, 得非所谓女丈夫乎?”[3]
与一般家庭生产技艺传承及仕宦阶层礼乐培养不同, 南方有些家庭对其女儿琴艺、歌舞的培养是着眼于“养女蓄利”, 女子长大后多充当职业歌姬或媚富求财, 甚至典质于人。如浙江长兴“民俗生女则教琴筑歌舞, 长利计色, 事人取货。岁满, 则质他室”。[4]
元时由于城市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城市娱乐业对女性的需求增加, 再加上“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5]的社会风气, 更加刺激了浙江“养女蓄利”的俗尚, 个别利欲熏心者“以利诱民家女子, 教之歌舞”, 以此作为贿赂权贵的资本。[6]
总之, 元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主要的还是三从四德的传统教育, 当然也有一些百工方面的技艺, 但那也是为补贴家用, 维持生计。
二、教育方式
(一) 请师学习。
元代时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往往会请有“德行”的女性充当女儿的家庭教师, 传授比较系统的家庭教育。如元宣徽院制使贾公夫人毛氏, 曾为武宗皇后女师, “以姆教相之, 故恩宠尤异, 封绛国夫人”。[7]
(二) 拜师求艺。
与文化礼教的传承不同, 技艺类学习往往需要跟从专门的师傅、教师训练学习。如歌舞、杂技、杂剧等。如教艺妓歌舞的教师也被称为秋娘, “秋娘教歌舞, 声价倾新丰”。[8]说明由秋娘调教出来的艺妓身价颇高。
(三) 家庭教育。
与前几种方式相比, 最常见的教育形式还是家庭的教育与熏陶。元代官学禁止女子入校, 家庭便成为女子受教育的主要场所, 她们主要是受其父母、兄弟或丈夫知识的熏陶, 再加上自身的天赋和勤奋自学获得一定的知识。这种形式的教育往往要求父母等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 所以一般适用于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如“学士大夫”的徐氏, 便是受父所学。其父徐勉之曾是前朝进士, 以文学名于世。[9]一些女性甚至是在儿子的琅琅读书声中逐步识文断字的。如刘氏“未尝入学, 子长出外就傅, 归, 必听其课诵, 因问以书, 遂能通文理, 识字画”。[10]尽管大多数女性的家庭教育只是停留在读书识字的初级阶段, 但客观上也为女性提供了接受知识传承的手段与机会。
(四) 寺院庙学。
元代虽然学校对女子是禁止的, 但宗教庙宇对男女是同样开放的, 女性可以参加佛教、道教等各类宗教活动。如佛教僧徒为了争取民众, 往往利用寺院向世俗民众举办俗讲教育, 宣教弘法。为扩大宣传教育效果, 佛教僧徒往往在宣讲中掺杂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 借以传播佛法无边、因果报应的宿命思想, 也包括一些粗浅的文化知识。在僧侣通俗布道中, 文化知识随同佛道教思想一起渗透在民间女子的意识中。
元代后, 随着理学思想影响的日益深入, 特别是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兴起, 女性教育步履维艰, 如明温氏在《温氏母训》中说:“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 多识字无益反有损也。”[11]清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清人郑观应在评论当时的社会风气时也说:朝野上下拘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俗谚, 多不让女子就学。[12]女性受正常的文化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丧失殆尽。
总之, 元代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一个朝代一样, 两性受教育的权利是不平等的, 女性没有上学的权利。元代女性的教育大多局限于家庭的范围之内, 在接受教育和获得学习时间、机会方面要远远少于男子。但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存在专门的、系统的“女德”教育机制, 也没有专门的“女教”教材, 女性可按照自己的兴趣与爱好选择学习方向, 所以元代女性教育有了某种自觉性的萌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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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濂.宋学士文集 (卷三十六) .吕府君墓志铭.
[7]虞集.道园学古录 (卷十七) .宣徽院制贾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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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良.九灵山房集 (卷二十七) .张妇传.
[10]《吴书山先生遗集 (卷二十) .刘氏孺人墓志铭.
[11][明]陆氏.温氏母训 (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98.
女子职业教育 篇5
充分发挥教育功效努力营造和谐环境
不管你驻足在狱园的哪一个角落，你都会被处处透露出绿意的生态环境而吸引；不管你看到女监的哪一位干警，你都会被洋溢在他们周围的浩然正气所折服；不管你走到服刑人员生活、生产区的哪一个位置，你都会为那谨严而不失温馨的气氛而感叹……这
就是“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带给我们的――一个更具生机与活力、更利于干警公正执法和服刑人员文明改造的女子监狱！
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整改活动，是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政法战线的深入和扩展，是关系到能否提高干警执法能力、能否建设人民满意的执法队伍的重要措施，是关系到女监的事业发展、工作进步的重大步骤。好范文版权所有
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教育科干警按照立党为公、执法为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规范执法行为为主要内容，以查摆整改突出问题为重点，以促进执法公正为目的，积极参与到专项整改活动中来。
营造公正严明的执法环境和文明有序的改造环境，这是我们在专项整改活动中提出的第一个目标。
在服刑人员的日常管理中，我们坚持做到“依法讲理不随意，斗智斗勇不斗气”，努力做到“三个坚决杜绝”，着重做到“四话六心”；推进狱务公开，实施“阳光”工程；严格执法责任，把执法责任制落实到岗、落实到人、落实到位……采取一系列科学文明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之后，服刑人员的改造情绪渐趋稳定，监狱秩序得以维护，监管安全有了保障。
以“尊重教育”和“育新文化节”为契机，营造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这是我们在专项整改活动中提出的又一个目标。
在教育科的精心组织下，第三届“育新文化节”于七月一日拉开帷幕：“颂歌献给党”歌咏比赛让服刑人员一展歌喉；才艺大赛又让“身怀绝技”的服刑人员一显身手；“电影晚会”令不少人大喜过望；“读书月”、“诗歌朗诵会”等异彩纷呈的节目，又为服刑人员提供了一展才情、舒展心身的机会和舞台……学唱十首革命歌曲把“育新文化节”活动再次推向高潮，人人会唱，争相传唱，大唱革命歌曲已在女监形成热潮――每天清晨，《歌唱祖国》、《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嘹亮壮美的歌声久久在狱园上空回荡。一系列生动活泼的文艺活动，使服刑人员陶冶了情操，开阔了心胸，缓解了思想压力，激发出无穷的改造动力，女监上下形成了和谐稳定的改造氛围。
传教士对清末女子教育的影响 篇6
关键词：传教士；女子教育；清末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15-02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方传教士趁势涌入，在中国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其中大批传教士致力于中国的女子教育。这些传教士为何会选择中国女子来进行传教，当时中国社会中女子又处于何种地位，传教士对女子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一、传教士来华背景
1.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
自从16世纪之后，欧洲逐渐“发现”中国，随着商业贸易的开展，中国给欧洲人留下了幅员辽阔、物资富饶的印象。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的开展使得欧洲国家渐渐强盛起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使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焕然一新。反观中国，由于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其在欧洲人眼中变得贫穷落后、野蛮闭塞、虚弱腐败。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也由开始的“中国热”转变成了轻蔑、侮辱。
正是在观念转变的背景之下，西方人开始肆无忌惮的对中国展开侵略。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一批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将地大物博的中国看做传播福音的重要阵地，美国传教士明恩傅曾说：“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 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 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 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效益， 其发展将比目前估计更为远大。”[14]由此可见，传教士将中国当成了一个可以“和平征服”的地方，希望通过教义的传播对中国展开文化侵略。
2.选择女子教育的由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传教士很快发现，中国男子由于大多受过传统教育，在传教时容易拿起传统礼教的武器加以排斥，加之当时中国人对洋人恨之入骨，直接传教收效甚微。于是他们便将传教的目光转向占据当时一半人口的中国女子。他们认为“传统的中国女性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相信神仙菩萨之类，肯定会发现这些神秘的宗教和基督教教义存在想通之处。”[6]不仅如此，一位女传教士曾说：“我们教会的经验是，当妇女和男子一般接受基督教后，这个传教点周围的工作便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虽然今天的中国妇女在家庭地位上相对来说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但仍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男子，男子皈依者的数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信徒。”[20]出于长远打算，“争取妇女归主并最后引导全家归主是亟待解决的头等问题。”[16]此外，考虑到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妇女不能随意抛头露面，男传教士进入家庭传教困难重重。为了减小布道阻力，传教士一般多为女性。“妇女对妇女的布道方法，是在妇女中传教的唯一希望。”[19]
二、传教士对晚清女子教育的影响
1.教会女学的出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所受的教育大多是家庭教育，所接受的思想一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将女子拒于学校之外的教育传统， 从先秦开始延续到清末。西方教会在华开办女塾，使得中国女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教会在中国办女学，应该首推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的传教士阿尔德塞女士（Aldersey）于 1844年在宁波开设的女塾。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所教会女学。其后，一些教会女学陆续创办，其中既有中学，也有小学。“据1898年《女学报》统计，当时仅在上海一处便有15所的教会女学堂。1869年（同治8年）全国基督教会女学生有学生576人，到1877年（光绪3年）时增至2064人。到1902年，我国女子受教会学校教育的有4373人。”[1]由此可见教会女学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发展比较迅猛。
在课程设置方面，大致有：讲授基督教教义的课本、圣经、数学、地理、英语等主科。在传播教义的同时，极大程度的宣传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思想。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一些教会女学在创办之初也会开设看护学及工艺家政等专科，以造成“贤妻良母”。[15]
总之，教会女学结束了中国女子无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开创了我国妇女学校教育的先例。使一部分挣扎在封建礼教下受压迫的妇女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和影响，为之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培养了最初人才。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力量，极大程度上的促进了中国自办女学的开展，为我国此后的教育发展以及具体办学提供了借鉴。这些虽然与传教士的初衷不相吻合，但却也应肯定其在客观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2.促进中国自办女学的开展。
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早期改良主义者就主张开办女子学堂，但是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到了维新时期，传教士教会女学的开办极大的刺激了他们办女学的热情。1898年5月3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堂正式成立。课程上除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外，还设有医学。同时开设《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等。另外还有女红、体操、琴学，可谓中西合璧。
不同于教会女学提倡的男女混校，这所学校男女之别极为森严，且学生“必择良家闺秀”，置奴婢、娼妓于门外。其“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方针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封建的禁锢主义。不论如何，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虽然有很深的封建时代的痕迹，但也增加了不少现代科学知识科目，为近代女子教育奠定了基础。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能办教育并能办女子教育的。虽然经正女学堂因为封建统治者的禁闭而最终终结，但从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逐渐增多，影响了以后几代人的女子教育。据统计，“自光绪27年（1901）至光绪30年（1904），每年都会增设一些女子学堂。其学生人数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光绪32年（1906）为306名，光绪33年（1907）为1853名，光绪34年（1908）为2679名，宣统元年（1909）为12164名。”[18]
3.中国女留学生的出现。
清末的女子大多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平日出门机会尚少，更遑论走出国门之外。然而， 随着教会女学的发展， 晚清女性在传教士的带动引导下不仅有了接触西方科学知识的机会，而且也有了出国求学的机缘。
金雅妹、何金英（音译）、康爱德和石美玉四位是清末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女性， 而且都是教会女校的学生。“为女子出国留学作了舆论上的宣传和令人赞叹的样板。”[17]在清末政策的激励下，20世纪初中国女留学生留学风气大盛。1905年，湖南省选派20名女生留学日本，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派遣女子赴外留学。之后，各省竞相效仿。据统计，1907年仅在东京一地的中国女留学生便达100名之多，大多为名门闺秀，可见女子留学风气渐开，发展迅速。女子赴外留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女性史上的一大创举。
4.促进了中国女子传统观念的转变。
进入父权制社会后，男尊女卑的观念便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之中。女性自古以来就是男人的附属品，“三从四德”的闺门之教对女性的束缚在清朝发展到了巅峰。“缠足”、“纳妾”、“守贞”、“殉节”等旧传统中的恶习无一不是对女性的摧残。随着教会女学的开展，女子解放的思想也逐渐传开。1895年，“不缠足会”成立，一时间全国纷纷响应，创立分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天足运动。《女界钟》、《中国女报》等刊物的出版，一方面愤怒控诉了妇女遭受的痛苦，抨击了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另一方面宣传男女平等，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女子的觉醒，为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传教士对清末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首开先河创办教会女校，翻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崭新一页，使中国女子教育从无到有。促进中国自办女学的展开，使得女子留学教育蓬勃发展。对传统女性观的动摇则加速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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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简·亨特：《优雅的福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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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98年山东传教士第二次大会记录》，1898年版。
[1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学校》，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6]蔡永春：《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7]王秀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 2001年。
[18]王燕来：《民国教育统计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19]王海鹏：《近代基督教会在华妇女事业研究（1840—1920）》，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
[20]《妇女传教工作十年》，载《1898年山东传教士第二次大会记录》，第81—82页。
论两汉时期的女子教育 篇7
两汉时期女子的品德教育
与男子“学业于外, 志于四方”不同, 女子为学“正洁于内, 志于四德”:
1. 孝顺父母或公婆。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 孝是维护家庭关系和睦安定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子女对父母的孝分为生前之孝和死后之孝。生前之孝, 其要者有三:第一是恭敬;第二是保证经济上的供给;第三是能谏父母之过。死后之孝, 其要有二:第一是重视丧祭;第二是继承父志。
孝顺公婆是女子进入夫家后的首要任务, 如果一个媳妇没有得到公婆的认可、喜爱, 公婆对儿媳看不上眼, 即可令儿子休妻, 或者丈夫主观地认为妻子侍奉公婆没有尽心尽力, 也可休妻。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描写了焦仲卿迫于母命休妻而酿成一幕人间悲剧的故事。
2.从一而终。封建统治者主要采取精神鼓励和物质刺激两种方式宣传从一而终。所谓精神鼓励, 主要由政府或皇帝下褒奖令, 褒奖贞妇顺女;所谓物质刺激, 主要是免除贞妇的徭役, 或赏赐其一定数额的布帛、粮食。汉王朝在建立以后, 多次由封建统治者出面对贞妇顺女进行褒奖、赏赐。据《汉书》、《后汉书》有关纪传可以列表如下:
在封建统治者的诱导下, 许多女性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礼教的牺牲品。董家遵依据清代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统计, 秦统一以后, 妇女守节者仅1人, 汉代就达到41人。[1]可见, 汉代女性的贞节观念较以前大为增强。
3.包容丈夫和他的其他伴侣。众所周知, 婚姻具有排他性, 丈夫和妻子都要求完全占有对方的肉体和精神。但是在古代社会, 丈夫以各种名义同时占有除妻子以外的许多其他女性是官方承认的合法行为, 而妻子对丈夫的见异思迁只能表现出大度、包容, 而不能表示出一丁点儿的妒忌。
4.谨言慎行。作为汉代女性, 一定要牢牢管住自己的嘴, 特别是在涉及到夫家的财政、兄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 必须保持绝对的谨慎, 言语稍有不慎, 就会落个挑拨离间的罪名。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 陈平早年与兄长共灶, 其兄自己耕种田地, 让陈平读书, “陈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 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 不如无有。’伯 (其兄) 闻之, 逐其妇而弃之。”
两汉时期女子的知识教育
《诗经·小雅·斯干》写道:“乃生女子, 载寝之地, 载衣之裼, 载弄之瓦。无非无仪, 唯酒食是议, 无父母贻罹。”《礼记·内则》云:“女子十年不出, 姆教婉娩听从, 执麻枲, 治丝茧, 织组, 学女事以共衣服。”可以看出, 女性从小到大接受的主要知识教育是置办酒食、祭祀祖先的礼仪、纺织缝纫技艺。
对于劳动妇女而言, 还必须掌握农业生产技艺, 诸如播种、锄草、耘禾、收割、打场等。当然, 也有一些比较幸运的女性, 由于出身高贵、家学渊源, 得以接受一定的文化知识教育。我们在翻看史书时, 能够从字里行间了解到她们为当时的文化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
1.在文学方面。两汉女性所作诗赋现存二十多篇, 其中成帝班婕妤的《怨诗》、班昭的《东征赋》、徐淑的《答夫秦嘉诗》和蔡文姬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 无论在题材上, 或是在艺术方面, 都有突破和创新, 是两汉文学宝库中不凋的奇葩。女性汉赋作者也不乏其人。成帝班婕妤为赵飞燕所妒, 作赋自伤。马融的女儿马芝“少丧亲, 长而追感, 乃作申情赋云。”[2]班昭所作《女诫》, 文风流畅, 字句考究, 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佳作。
2. 在史学上, 汉代著名女史学家班昭和马续一起, 完成了《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 使这部史学名著得以完整流传, 功不可没。另外, 明帝马皇后在明帝去世后撰写《显宗起居注》。
3. 女性在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方面有独特优势。汉代女性学习音乐是相当普遍的。据载, 戚夫人善于鼓瑟击筑、文帝慎夫人以善鼓瑟闻名, 元后政君少时也学鼓琴。赵飞燕、宣帝母翁须都是著名的舞蹈家。
4. 女性与科技。班昭曾续写《汉书·天文志》, 并入宫为邓太后讲授过天文、算数。西汉女子刘愔受其父刘歆的影响, “能为星”[3]。两汉的女巫异常活跃, 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应是掌握一定科技知识的女性。
5. 女性与教育。东汉好几位太后都有兴办教育的举措。明帝马皇后曾“数授诸小王, 论议经书”;邓太后绥曾“诏中宫及近臣于东观, 受读经传, 以教授宫人”;同时诏令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和邓氏近亲“并为开邸第, 教学经书, 躬自监试”。[1]
两汉时期女子的审美教育
什么是美, 自古没有定论。与后代不同, 汉代的女子更崇尚开朗、豁达、健康、大方之美。例如, 秦汉女性喜欢歌舞, 即使在危难之时仍然慷慨高歌。汉昭帝时, 燕王旦谋反事败露, 被捕前与其宠姬华容夫人歌舞相和。华容夫人歌曰:“发纷纷兮置渠, 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 妻求死夫。悲回两渠间兮, 君子独安居!”[3]用歌舞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 不隐瞒、不压抑, 正反映出秦汉女性敢面对现实、健康而开朗的精神状态。又如秦汉女性的名字与后世女性相比, 女性特征要少得多。将《后汉书·皇后纪》中所附三十一名皇女的名字列表如下:
我们看到:第一, 女性多为单名。三十位有名的皇女中单名者二十一名, 占70%。秦汉女性不仅有名, 而且像男子一样有字。如卫皇后字子夫[4]、淳于衍字少夫[3]。第二, 女性名字的女性味不浓。上表三十名皇女中可明显看出是女性的仅有三人:刘姬、刘小姬、刘成男, 占10%。其他皇女的名字基本与男子类似。据考古资料证实, 长沙马王堆汉墓主人利仓的妻子名为辛追, 也没有什么女性味。从语言构成角度看, 两汉时期女性名字的阳刚美, 显示了她们精神面貌的开朗、豁达。
两汉时期女子教育的特点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两汉时期的女子教育主要有以下特点:
1.家庭是女子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对于很多女子来说, 可能一生接受的所有教育, 如妇德之教、仪礼法则之教、文化书算之教、诗书经史之教、编织女红、烧饭做菜等生活常识, 主要来自家庭, 为其提供教育的老师, 或者是温良恭敬的“傅母师保”, 或者就是他们的父母。另外, 一些特殊的学问或技艺, 往往通过家庭渠道世代相传, 在没有男性后代的情况下, 女儿也就承担了传承家学的责任。当然, 能够实施系统女教的肯定是一些条件较为优越的家庭, 例如班昭就自称“鄙人愚暗, 受性不敏, 蒙先君之余宠, 赖母师之典训”[1], 绝大多数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只能接受日复一日的劳作教育。
2.开始出现女子学校教育的萌芽。元初六年 (公元119年) , 太后邓绥“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 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 亦为开邸弟, 教学经书, 躬自监试”[1]。使女子教育从以往的家庭教育迈向正规的学校教育, 开中国历史上女子接受正规儒家教育的先河。两汉时期, 知识女性的人数日益增多, 以《后汉书·列女传》为例, 所载17位女性中, 可以断定接受过教育的有班昭、马伦、刘长卿妻桓氏、荀采、皇甫规妻、蔡文姬等6人, 占列传人数的35.3%, 受过教育的两汉女性, 是社会进步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3.接受的教育随出身、经历等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以东汉后宫女子为例, 进入后宫的女子是一个特殊群体, 按照其等级、身份接受着不同的教育内容:后妃, 以定期、集中“进讲”与个别“进诵”相结合, 接受较高难度和深度的教育;宫廷女官接受教育的材料主要见于《后汉书》记载的东汉和帝邓皇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 据说当时的学习气氛很浓厚, “左右习诵, 朝夕济济”;普通宫婢则主要接受劳作训练。
4.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两汉时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捩点上:一方面, 经过长时间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 封建化运动的洗涤、冲击, 两汉时期的全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制的烙印。女子接受的从一而终、谨言慎行、包容他人等都能体现出封建的一面。但同时, 两汉时期距离上古不远, 氏族社会的传统依然在发挥作用, 与宋元以后相比, 两汉时期的女性仍然是比较自由、开放、活跃的, 她可以与异性接触、可以从事政治、参军、打猎、看相、行医、经商、相马等各种社会活动, 所以知识教育、审美教育中又体现出开放的一面。
女性教育只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 其水下支持这种观念的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要广阔深厚得多。女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层次并不是并列的, 其中, 物质经济关系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关系。所以说, 两汉时期女性教育的状况归根结底是由女性在社会物质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从事的主要社会实践决定的。需要指出的是, 随着专制主义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巩固, 封建礼法制度日益缜密, 氏族传统被打破乃至完全消灭, 女性教育逐渐出现合乎规律的转折:强化女性封建依附理论;限制男女交际;限制女性的经济活动范围;抨击女性专政;严厉要求女性保有生理贞节……总之, 女性仅有的一点可怜的权利被剥削殆尽, 她们一步步地走向更加黑暗、更加惨无人道的深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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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女子教育的发展研究 篇8
一、晚清时期人们思想的觉醒与女子教育的提出
晚清时期女子教育,是随着“西学东渐”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以及具有男女平等观念的改革派的推动下而逐步提出的。我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存在十分严重的“男尊女卑”现象,广大女性成为被压抑的对象。在我国封建传统的女子教育环境中,女子的独立人格完全被剥夺了,女子一旦嫁人便将自己的一切寄托给了丈夫, 丈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却只能做丈夫的“附属品”。甲午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维新改革派对传统的女子教育进行了反思,并逐步让女子拥有之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权利,梁启超在此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甲午受创,渐知兴学”,积极主张设立女子学校,倡导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先进思想观念,并指出:“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贻”,认为我国之所以积贫积弱, 原因在于女子教育的缺失[1]171。梁启超还从胎教和家庭教育的角度,从有利于“强国保种”促进中华后代更加优良的角度,提出我国必须尽快设立女子学校、推动女子教育的发展。除了梁启超之外,晚清的近代思想家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积极提倡兴办女学,逐步打破封建传统中男子才能读书做官的腐朽观念,极大地破除了数千年以来对女性受教育权利的禁锢,女子地位逐步提升,开启了女子教育的思想萌芽。
二、晚清女子教育的萌生与初步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纷纷派遣大量的传教士到清朝传教,诸列强将在满清设立各类教会学校作为传道布教的重要方法,在此过程中,西方的思想观念文化逐步传输到我国,使国民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对传统封建礼教产生了极大冲击。1844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派遣人员在宁波设立了女塾,免费招收中国女学生数十人,还供给伙食。自此之后,美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等教会先后在我国各个通商口岸设立了许多女子学校。仅在1844年到1860年,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兴办的女子教会学校就有16所[2]98。当时,西方列强教会学校在我国办学的条件较为简陋,许多教会学校租赁民房上课,或者在教堂中的某个狭小的空间内上课,缺乏最基本的办学条件。
1868年,美国和中国签订了《续增条约》,按照“条约”的规定, , 美国人可以几乎可以随意按照其意志在我国设立学堂,自此之后,外国人在我国境内设立学堂逐步被合法化。1860年之后,原本主要设置于通商口岸的教会女子学校逐步向我国内地扩散,开始在内地也举办了不少女子学堂,外国人在我国举办的女子学堂规模逐步扩大、数量逐步增加,从之前主要设置女子小学开始设置女子中学,甚至开办了女子大学。自1870年之后,在全国南北均有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美国圣公会在上海举办的“文纪女校”、在福州举办的福州女书院,美国天主教在上海举办的崇德女校、启明学校等,均是当时较为著名的教会女校。满清政府在戊戌变法中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开始模仿西方学校的做法招收女生。随着晚清政府《女子小学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颁行, , 满清政府举办的女子学校逐步增多,新式学堂中也普遍招收女生。1907年,满清政府对各省的教育状况进行了统计,制作成《第一次教育统计表》,从“统计表”可以看出,当时除了吉林、新疆、甘肃三省还没有举办女子学堂之外,其他各省均举办了女子学堂, , 全国各地共举办了428所女子学堂,共有女学生1.5万多人[3]333。
三、晚清教育制度对女子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
晚清教育制度对女子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尤其是 《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章程》出台,首次将女子教育纳入到了整个学制体系之中。自1907年之后,满清政府开始积极举办女子学堂,逐步开设了许多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全国女子入学的人数逐步增加。为了满足女学生的入学需求,许多地方政府将之前举办的某些私立女学堂改制为官办女学堂,全国各地官方举办的女学堂数量迅速增长。《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章程》的出台,表明满清政府对女子教育从法律制度上予以了充分认可,这是满清封建王朝统治者在面临巨大压力的形势下不得不妥协的一种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满清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认可女子教育,相对于之前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来说是一种极其可喜的创举,在我国女子教育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述两个“章程“对促进我国女子教育的作用十分有限,按照上述“章程”的规定,女子所能够获得的最高程度的教育是初级师范教育,满清政府并不举办女子中学、女子高等学堂、女子大学等,女子受到的教育还是较为有限。除此之外,按照满清政府“章程”的规定,女子学堂和男子学堂虽然是同时开办的,但是女子小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的学习年限比男子学堂的年限要少1年,在学习时间上的减少实质上还是体现出一种对男女学生的不公平对待。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按照满清“章程”的要求,实行男女分校,推行一种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双轨制教育教学制度。在此种双轨制之下,男性能够按照初中、中学、大学等从初级到高级的顺序依次升学,逐步递升学习的层次,男性不仅能够接受师范教育, 同时也能够接受实业教育,而女性却只能就读小学,在小学毕业之后如果要升学就只能选择女子师范学堂,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而满清政府举办的女子师范学堂的数量极其有限,大量女学生小学毕业之后不能继续学习。当然,满清政府颁行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章程》从法律地位上确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性,为促进女子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对提高女子的社会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妇女人才的培养开辟了十分广阔的道路,为女性的自身解放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满清政府兴办的女学具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能够体现一种“自我革命”的思想。即便在教育的宗旨上和地方传统私立学校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即民间的私立女校办学目的是为了开发女学生的智力,但是满清政府举办的女校是为了培养女子传统的女德观念,但是,晚清的女子教育存在不同形式的办学模式,逐步走向了具有普及性的女子教育的方向,满清新式女子学堂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在举办学校的数量和办学质量方面均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在教育目标方面也从最初的进行女德教育发展到为国家培养有用的女国民转变,从单纯的进行道德教化灌输发展到让女学生接受科学技术知识、体育、德育等全方位的训练,晚清的女子教育在从有到无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
四、晚清多种女子学堂的举办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
新式学堂的建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晚清政府颁行《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后,女子学堂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起来,普通女子小学堂获得了发展,一些女子师范学堂培养了大量的女性小学教师,各类实业学校的举办促使女子教育从道德教化转化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宣统元年(1909),全国共有女子小学堂308所,共有女学生14054人[3]346。如果加上女子师范和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堂,学堂总数和女学生总数较为可观。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除了女子师范教育外,产生了新式综合女子学院,比如竞志女学、城东女学等,使女子教育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后来,全国各地还出现了许多女子职业学校,专门培养女生医学护理、纺织业、蚕业等方面的技能。比如,张竹君于1905年在上海举办的中西医学校,后来在学校的旁边开办了附属女医院专门供女生实习,成为我国最早的女子医学校之一。由于女性在医疗护理方面具有优势,女子医学堂逐步发展成为女子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学校类型。女子职业学校的开办,促使更多的女性跨出家庭的门槛、逐步走向社会,谋求经济独立。
晚清时期多种女子学堂的举办,使更多的女子进入到学堂求知,这些在女子学堂学习过的女性具备了初步的文化知识,不少女性亦成为女子学堂的教师,打破了传统的师资队伍中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封建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除此之外,不少女性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解放了她们的思想观念,不少女学生漂洋过海到西方国家留学,极大地开阔了她们的视野,更新了她们的思想观念,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来。留学生中的不少女性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和先进的思想理念,摆脱了女性完全依附于家庭的状态,以积极主动和自信的状态走向社会,将自己完全置于和男性同等的地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摘要：1907年,满清政府颁行《女子小学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女子教育学制,首次使女子教育获得合法地位。自此之后,中华大地上广设女子教育学堂,甚至不少女性漂洋过海到西方国家留学,促进了我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教学工作,晚清,女子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1]於世海.论梁启超教育法学思想及其历史贡献[J].求索,2011(11).
[2]雄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陶行知女子教育思想探析 篇9
一、陶行知女子教育思想之缘起
1.陶行知女子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其受教育经历是分不开的
陶行知出生在“朱子故里”的安徽歙县, 自幼家境贫寒, 母亲曹翠仂早年在歙县耶稣堂所办的崇一学堂帮工, 正因为母亲的请求, 才使得陶行知免费在崇一学堂读书, 能够较早地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191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 并在教会的帮助下前往美国留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学, 师从实用派教育家杜威、孟禄。①西方国家男女平权的思想, 以及杜威的实用派教育理论均对陶行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7年秋天, 陶行知怀着“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回国, 并将“生活即教育”的理念运用到普及女子教育中去。中国的女性由于数千年来“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的约束, 一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鸦片战争”之后, 女性解放运动成了复兴中华的一个要素, 推行女学也成了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陶行知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一个国家文明之高下, 可以拿女子教育来决定。在重视女子教育的国家, 这个国家必定是兴旺的。”②然而, “中国现在受教育有三桩不平均的地方, 女子教育、乡村教育、老人教育, 第一桩女子教育在中国最不注重。”③他认为中国社会要进入文明时代, 首先要实现男女平等, 而其中先决条件便是要普及女子教育, 而轻视女子教育的国家是靠不住的, 他呼吁社会重视女子教育, 绝不可轻视女子对社会的作用, “譬如四万万根柱子擎着大厦, 设若有二万万根是腐朽不能用的木材, 则此大厦必将倾倒”。④
2.作为一个推举变革的教育家, 陶行知深知普及女子教育的重要意义
(1) 使女子自身受益。
长期以来, 中国女性在“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约束下作为男子的附属物而存在, 身体上、思想上均受到很大的压迫。正如陶行知所说的:“一个女孩子生下来就给她裹足, 她本是自由人, 生在中国就变成了一双三寸金莲”。⑤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缠足的陋习终于废除, 身体上解放了的中国女子在精神上也应当得到解放, 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只有这样女子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而作为女性, 自己也应该了解自己的义务, “女子同为人类, 自应有知识技能, 去谋独立生活”。⑥
(2) 使家庭受益。
陶行知热爱家庭, 认为受过教育的女子更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发展, 他说:“女子富于感化性, 能将坏的男子变好, 并且可以溶化男子的性情与人格。”而且一旦女子自身受过教育, 便是“必定十分顾及他子女的教育”, 甚至会更为细心尽力, “不似男子的敷衍疏忽”。因此陶行知提出“欲使男子不至堕落, 非从女子教育着手不可”, 女子教育一旦普及, “不但可以收到家庭教育的好果, 并且可以巩固子孙教育!”
(3) 使社会受益。
陶行知始终将大众教育看做唤醒国人爱国之心、解放中华民族的利剑, 他认为“要争取大众的解放, 必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为着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必须要与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⑦而在中国普及大众教育的难点, “多半是女子教育的问题”。①如何发挥出社会一半成员的力量, 使得“二万万柱子”不再是“腐朽不能用的木材”, 共尽力量复兴中华, 女子教育的作用当仁不让。陶行知将普及女子教育看做自己的使命, “如何使各省都有女学生, 使个个女子都能得到教育的机会, 是不是我们今后的责任?”②
二、陶行知女子教育思想之内涵
1.注重女子教育的实用性
陶行知提出, “现在社会变迁很快, 女子教育与社会生活, 很有许多隔阂的地方”, 他提倡女子教育改革, 要女性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要“改良女子教育的内容方法, 使能适应进化社会之需要”。③
2.立志于女子教育的普及
陶行知看到, 虽然“中国自有新的女子教育, 已将近八十年”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女子教育的发展却极不平衡。第一, 受过教育的女性较男性非常少。从地区来看, “中国全国, 有一千二百余县没有女子高等小学, 又有五百余县没有一个女学生”;从家庭来看, “一百个家庭只有五个是男女同受教育”。第二, 女性教育的层次较低, 从幼稚园到高等专门大学, “愈到高头, 女生愈少”。④如何普及女子教育, “使各省都有女学生, 使个个女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成了陶行知毕生努力的方向。⑤
3.将女子教育与社会改革相结合
陶行知的一生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不是空洞的、脱离实际的, 而是时刻与社会形势相结合, 要求女子学以致用, 为社会发展、民族解放贡献力量。
“五四运动”时期, 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现在危亡之祸迫在眼前, 万万等不及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要将教育推行到“年富力强的人民中去”, 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 并愿为国鞠躬尽瘁”⑥。
1923年到1926年期间, 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平民教育事业中去, 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在南京组织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他和朱经农合编了《平民识字课本》, 在全国推广, 他深入群众, 无论是老妈子还是女佣, 均指导她们学习。1933年, 陶行知和蔡元培、陈望道、李公朴等坚定地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 他将他的教育思想与社会改革相结合, 相继创立了女工读书班、报童工学团, 使女子教育与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紧密相连。
三、陶行知女子教育思想之实践
1.开放女禁, 支持男女同校
1925年他发起了“中华女子教育促进会”, 并亲自制定了促进会章程。陶行知促进南京高师改革招生制度, 与北京大学相约, 正式招收本科女生, 是我国大学最早开放女禁的实行者之一。1927年至1930年, 陶行知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 实行男女生兼收。对于当时社会热议的“男女同校”问题, 陶行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相信“男女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人们应当摒除对男女同校的疑虑。而对于那些怀着顽固的封建思想的反对者, 陶行知不乏幽默地告诫他们少说空话, “与其反对中学男女同学, 不如积极地去提倡多设女子中学, 方为真正负责之人”。⑦
2.不拘泥于形式, 开创新的教学方法
陶行知了解中国国情, 知道当时的中国社会由于长期处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下, 一些旧的观念根深蒂固, 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扭转的。他抛开形式, 设身处地地为广大妇女着想, 找出适应女子教育的方案。最为成功的便是他开创的“小先生”教学法。陶行知看到当时女子教育的状况, “中国女子教育不普及, 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女子不识字”。⑧而一般的学堂教学是难以实行的, 因为“一位二三十岁的男子教一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或者十八九岁的大嫂子, 乡下人是看不惯的”。⑨女子教育何时才能得到真正的普及呢?在这样的情况下, 陶行知想到了“小先生”教学法, 即让当地小学堂的小朋友去教村中的女子识字。这样一来, 既回避了乡下人“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 又可以得到教育成果。“小先生一来, 关门就大开。他们连新娘房钻得进去上一课, 灶前房角到处都可以做他的课堂。”“小先生”制很快得以实施, 甚至“小先生比女教师还好, 女学生最怕问人, 在小先生面前, 最害羞的女子也不怕难为情了”。⑩“小先生”制度在当时收效很大, 这种符合时代背景的教学方法很快在国内23个省市的普及教育中得到推广, 甚至对当时的东南亚地区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陶行知呼吁女子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提高女性自主意识
陶行知说:“有许多人恨不得把我们的头裹起来, 变成一个三寸金头, 我们要解放头脑, 最大的目的是培养道德、研究深学。” (11) 过去的中国女性由于身体上的禁锢, 无法离开家庭, 现在除却了身体上的禁锢, 也相应地要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打破自我封锁, 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以致今后为女性赢得更多方面的解放。
四、结语
陶行知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他将自己毕生的经历奉献于平民教育。他身体力行地推行女子教育的普及, 为中国平民女子教育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促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直至逝世前一个月, 陶行知还前往苏州振华女子学校为女毕业生做演讲, 鼓励她们“要有决心, 代代而下, 我们的头脑就可以解放了” (12) 。他的所为无愧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各界追悼会上为他题写的悼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摘要：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陶行知深知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他着力普及女子教育, 推行女子教育改革, 支持男女同校, 在乡村、工厂实践女子教育。他是中国平民女子教育的先驱。
关键词：陶行知,女子教育,平民教育
参考文献
[6]《陶行知书信集》,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第15页。
[7]《为反对执行男女同学的进言》, 载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一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 第524页。
[9][10]《普及教育》, 载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一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 第639页。
坦桑尼亚女子高等教育初探 篇10
一、当代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
在坦桑尼亚, 追求男女平等在1961年独立时被写入了国家宪法, 国家致力于在各级教育中促进两性平等和公平。20世纪70年代以来, 坦桑尼亚各级教育不断推出促进各级教育男女平等的措施。1974年, 制定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政策, 并于1977年开始实施。普及初等教育导致强制适龄入学女童小学入学率超过50%。1974年的穆索马决议, 为女孩和妇女进入公立 (政府) 中学、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设立有区别的入学条件, 免除女生2年的强制工作时间。此后, 坦桑尼亚推出了教育和培训政策 (1995) 、妇女参与发展和男女平等政策 (2000) 、中小学教育发展规划 (2002-2006) 、高等教育贷款政策 (2005) 等教育政策直接或者间接地增加了女性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促进了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另外, 坦桑尼亚还批准了南部非洲性别与人权发展合作宣言 (1997) , 这使得在整个非洲社会共同关注女子高等教育成为可能。
但是, 这些努力不足以改变坦桑尼亚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窘境, 首先女性的入学人数很低, 高校当中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衡。
1996—1999年坦桑尼亚高等院校中在校男女生人数及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 虽然高校女生的比例有所增长, 但是一直没有超过20.0%。而具体到各高校, 相差比较大。在坦桑尼亚最高学府达雷斯萨拉姆大学, 1998/1999学年, 女生932人, 男生3240人, 女生约占22.3%。金融管理学院, 1998/1999学年, 女生378人, 男生690人, 女生约占35.4%;1999/2000学年, 女生282人, 男生553人, 女生约占30.4%;男女生比例最低的则是国立交通学院, 1998/1999学年, 女生2人, 男生45人, 女生约占4.3%;1999/2000学年, 女生1人, 男生57人, 女生约占1.7%。相对来说, 文科院校女生比例高一些, 但是没有超过35%, 而理工科学校女生则寥寥无几。这些数据显示了接受高等教育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 这与坦桑尼亚总体的男女人数比例截然相反。有一个细节需要关注, 2002年坦桑尼亚全国人口普查表明, 14岁以下的儿童, 占总人口的44%。女性在坦桑尼亚较庞大的家庭中有很强的教育功能。而从数据可以发现, 在达雷斯达拉姆大学中, 教育学的女性比例相对很高, 如果这些女生如愿毕业, 投入坦桑尼亚的教育事业中, 作为一股新鲜血液, 对推动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二、制约当代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
为什么在坦桑尼亚, 女子高等教育会出现种种问题呢?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经济因素。作为发展中的坦桑尼亚, 经济发展正在起步阶段, 国家的经济状况虽然在不断改善, 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但是总的来说, 不管是国家还是家庭, 在高等教育, 特别是女子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进程依然比较艰难。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家庭能否承担庞大的教育支出, 这是坦桑尼亚女性得到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基础性条件。坦桑尼亚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公布的一份《2000/2001年度坦桑尼亚家庭开支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 经过10多年的经济改革, 坦桑尼亚的贫穷程度并未得到显著改善, 仍有1/3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人均收入每天不足0.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报告》表明, 由于人口增加速度过快, 现在处于生活必需品贫困线以下的人比90年代初增加了200多万。显然, 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 高等教育是庞大的经济开支。对于还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家庭来说, 接受高等教育是不现实的, 而对于能够承受的家庭而言,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往往会留给男孩。在坦桑尼亚, 相对于男性来说, 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更大。从小充当母亲助手的女性在家庭中是比较重要的劳动力, 出嫁后更是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庭劳动。所以, 一旦女性将精力投入学习,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 不仅是支出的显著增加, 更是很大的损失。而对于坦桑尼亚整个国家来说, 相比较于其他的非洲国家, 因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制约, 在很长时间里, 大学生的教育培养成本都比较高。以1998/1999年为例, 大学生生均培养成本在坦桑尼亚是2718美元, 而同年埃塞俄比亚是1320美元, 苏丹是1322美元, 乌干达仅为345美元。这就使得女性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减小。
其次是历史文化因素。非洲本土文化和殖民经历中延续下来的“父权制双重遗产”造就了非洲对女性的一般态度, 坦桑尼亚也不例外。女性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负责生儿育女和家庭管理的, 家庭主妇是归宿, 无须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大多数父亲认为女性教育的收益最终将流向另一个家庭, 因此不愿让女儿接受高等教育。
另外, 因为女性在社会中的被动地位, 得不到充分的尊重, 所以女性往往缺乏自信,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女性考入高校的信心。同时, 由于经费和管理上的问题, 各高校校舍的缺失使得部分家长对女性安全的担忧。综上所述, 多重因素都影响了坦桑尼亚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的落后使得女子高等教育受到很大的限制, 但是坦桑尼亚政府一直在为改变而努力。
三、推动当代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对策及其影响
1995年, 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坦桑尼亚政府在会上作出了多项承诺, 其中就包括促进男女平等的内容。在2000年6月日内瓦举行的世界首脑会议上, 坦桑尼亚政府宣布:到2010年增加妇女和儿童接受各级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机会。
为此, 坦桑尼亚政府作出了很多努力, 在高等教育方面,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实施了旨在增加女生入学率的肯定性行动方案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mes, 即AAP) , 卓有成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有:
(1) 女性入学成绩可以降低约1.5分;
(2) 为愿意参加科学项目的女子提供入学前规划;
(3) 特殊情况下减免女性的部分学费;
(4) 校园住宿女性优先。
肯定性行动方案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96/1997学年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在校生人数为3661人, 其中女性606人;2003/2004学年, 在校生12265人, 其中女性3722人, 比上年增加近34%。理学和工程学的女性比例有明显的改善。在理学系, 女生从1996年的16%上升到2003/2004年的27%。工程系从1996年的7%上升到2003/2004年的13%。而艺术, 社会学系、法律系, 到2004年已经达到男女生同比。不仅仅女性的入学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推进女性在理工科的发展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为女性在社会各界发挥更重要影响提供了途径。
但是, 总体上来说, 坦桑尼亚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举步维艰, 仅仅依靠倾斜性的政策和基金的资助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改变对女性地位的社会认知, 不断地促进男女平等, 给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宽松的社会氛围。而且从最根本的角度说, 促进坦桑尼亚经济的发展, 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 提高生活水平, 这是推动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最有力的保证。教育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目前, 坦桑尼亚和我国在教育领域开展了诸多合作, 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坦桑尼亚的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相信, 在未来, 坦桑尼亚一定会有更多的女性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并且为促进坦桑尼亚的振兴和富强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Amandina Lihamba, Rosemarie Mwaipopo and Lucy Shule, “The challenges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Tanzanian higher education inistitutions:A case study of the University og Dar es Salasam”, Tanzania: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lume 29, Issue 6, November-December 2006, pp.581-591.
[2]裴善勤.列国志·坦桑尼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女子职业教育 篇11
【关键词】电化教育；女性素养；多媒体；职业女性；职业学校
电化教育是现代化科学技术在教学上的应用。具体地讲，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录音、录像、投影、幻灯、计算机等手段来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作为女子职业学校的电教老师，如何利用多媒体手段提高女性素养，培养家庭和社会都能担当的现代化职业女性人才已是摆在电教人员面前的课题。现把学校的女性的电化教育应用的实例介绍一下，愿与大家分享。
1.领导重视教师培训
作为电教的负责人要经常和领导沟通，强调多媒体设备应用的重要性，引起领导的重视，购买先进的设备，为信息化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合理应用现有的设备，避免资源的浪费，要鼓励老教师多用信息化设备进行教学，这就需要电教老师对老教师的思想的开导，业务培训，要下大的力气，为他们搭建学习的平台。
2008年，刚来学校的时候，教师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参差不齐，个别教师连计算机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这让我很震惊，如何提高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摆在了我的面前，利用教师休息时间，教会老师怎样上网，使用qq，查找资料，利用PPT制作课件。除此之外，针对专业特点，要培训教师的信息技术操作能力，比美容美发专业，要教师学会如何使用photoshop，利用色彩的搭配和图片的处理，为学生展示真正的美。学前教育专业，要学会音乐的采集与制作，编辑出更和谐更美得音乐。旅游专业，教会教师录音技术，把最富有感染力的导游词录下来，放给学生听。信息化教学的概念很大，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全部学会，但我们就是要把教师现在急需的技术交给她，使她们及时的利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这是我们电教人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2.微机课教育声情并茂
我担任的是文秘专业和计算机专业的网页课和动画课，结合女孩子感性较强的特点，在上课过程中，我尽量使用图片、视频的方式来演示我的操作方法和步骤。例如，我在教授引导线动画的时候，我亲自利用摄像机拍摄了一组篮球的抛物线运动，学生对如何使物体沿着指定路径运动充满了好奇，激发了学习兴趣，很好的解决了本课的重点和难点。在网页课上，我利用搜索引擎为同学们下载了各式各样好看、漂亮的图片素材，学生很乐意去把这些素材利用网页制作软件制作成她们想要的网页形式。通过几年的教育教学，我深切的感受到女孩子的教育是感性的教育，要尽可能地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为她们搭建平台，尤其要创设视听结合的教学环境。
3.利用广播播放名曲
每天早晨用优美激昂的音乐，学生在轻快的乐曲中，在激昂的旋律中憧憬美好的一天，开始希望的一天。晨读的时候，播放世界名曲，并有播音员为其播放名曲的作者、出处、意境等，耳濡目染，陶冶女孩子的情操，提高了她们的审美情趣。午休的时间利用广播，播放中外杰出女性的生平事迹，卓越贡献，使她们学有楷模，做有榜样。下午课外活动时间，选择一些具有趣味性、科普性、生活性的科学小常识或英语小故事，以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水平，帮助学生了解异国文化，培养学生英语的兴趣，营造浓厚的学知识、学英语氛围。学校的广播系统，在联系女生学习和生活的特点上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激发学生，感染学生，熏陶学生。
4.心理咨询寓教于乐
为丰富心理咨询活动，增加了影视欣赏形式。为学生们放映电影，最近又增加关注女性心理健康内容，引起了众多同学的关注，还未到播放影片的时间，教室里已经座无虚席，还有好多同学由于找不到位置只好全场站在教室后面观看。在影片放映的2个小时里，可以听到教室里的阵阵笑声和同学们感叹的声音。这一做法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女生性心理教育特别是女性性心理教育的空白。每次影片放映完毕后，从她们的脸上可以读到他们的收获，让女性自尊自爱，更加肯定自己。
5.课外活动丰富多彩
女孩子天生爱美，她们需要表现自己，培养她们的自信心。每周我都会利用她们上美容美发课的时间，找几名学生，利用学校的单反照相机为她们拍照，拍摄的照片发给她们，我看到教室的展示墙上都是她们的照片，她们彼此欣赏，谈论着对美得理解，享受着青春美好。
学校微电影的拍摄，更吸引了学生的眼球，学生都踊跃报名，编导、化妆、场记、主演等一应俱全。美容美发的学生给演员们化妆，搭配服装。演员们更是琢磨剧本，揣摩剧中的人物。通过以上两种活动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镜头感，敢于表现自我的自信以及对心灵的一次洗礼。
6.创建平台交流互动
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社交网络平台，它具有便捷性和原创性。每个班级都开设了微博，把班级活动的照片及感悟都发到了微博中，我们建设微博的主要目的：即通过这一网络平台，给班上同学传递及时的、有价值的信息，所以班上同学是我们的主要关注对象之一。通过与学校其他班级和其他学校微博的互动，是我们班级微博的对外宣传，可以及时了解互相之间的工作，取长补短，互享信息。
社会主流媒体对新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及时性，通过对其关注，我们可以筛选出对我们同学有价值，更好培育女孩子良好价值观和道德感。
论近代女子学校的体育教育 篇12
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女子学校是西方宗教人士与国内进步人士所开办的女学。这些女学一律采用西方教育模式, 在注意女子的德育、智育、技能培养的同时, 还注重女子的体育技巧的培养与身体素质的提高。随着有识之士对“强国强种”认识的深入, 女子体育作为对女性身体素质的打造手段日渐受到重视。近代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女子世界》主编丁祖荫曾指出:“吾中国男子弱矣, 惟女子之弱实致是。矫正身体, 厥惟体育。吾女子其急注意!吾办女学者其急注意!”于是在此社会语境之中, 女校成了近代提倡女子体育、最早开设女子体育课程的所在。
一、宁波女塾的女子体育教育
19世纪时, 兴办学校一直是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人接触并争取固定会众的有效手段, 所以单身女传教士往往热心创办小型女校。英国传教士、东方女子教育会委员阿尔德赛是第一位来华的女教士, 1844年阿尔德赛到达宁波, 在宁波城内祝都桥竹丝墙门内大屋开设了一所小型女塾, 取名宁波女塾, 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免费招收下层社会的女子来校就读, 学生都是“不过是婢弃女及最穷苦之女孩, 以校中有衣食供给, 故甘冒与洋人接近之危险”的下层女子。宁波女塾以西方学校教育为模式, 阿尔德赛已经关注到女子的身心健康, 于是在其女塾里开办了舞蹈和游戏课程, 率先提出健康女子身体的理念。从《女学报》第7期所刊登的“中国女堂内景图”里可以看出, 当时出现在女学里的青年女子身穿长及膝下的长衫, 头上盘着长发。因为当时女子还有缠足习俗, 所以有着三寸金莲的女性还比较普遍。据此推之, 1844年就读于宁波女塾的女生也应当是小脚长衫, 所以当时女学生因衣着与生理上的不便, 不适宜于在操场上进行大幅度的活动, 故阿尔德赛只能带领宁波女塾的女生, 在操场上做一些简单的游戏与舞蹈活动, 借此学习一些体育常识。但这种体育教育对于中国近代女性来说, 已最大限度地改善并提升这些贫苦女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 更开启了在中国学堂里进行学校体育锻炼的先例。
二、中西女塾的体育教育
19世纪70年代, 西方教会在华学校已有347间, 但学者胡卫清认为, 西方教会学校所收的学生多为流浪儿童, 教学内容也以宗教为主, 社会影响力有限。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亦认为, 教会学校的学生“来自最低下、最无希望的阶层”, 所以希望创办一所有着“最优秀和最有希望的阶层”生源的新式学校。1885年, 林乐知与监理会的女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合作创办了中西女塾, 这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收费的女子学校。1892年2月17日的《申报》里有“中西女塾”的广告云:“启者, 本塾设在英界三马路监理会堂之后, 由南第二十一号洋房内, 专收中华女子。教以中西文字与有关实用之学, 以及刺绣、缝纫、杂技等。”
中西女塾基本采用美国学制, 以“爱、生活、成长”为校训, 学校将体育教育列为学生身体成长的重要因素而受到重视。在这个设备一流、明窗净几的高等女学的校园里, 设有新式体育馆和整洁的操场, 穿着西式裙装运动服的女生在外籍体育老师的带领下, 或在操场上跑步, 或在体育馆里打排球、或做钢琴体操和跳舞, 形成了朝气蓬勃的女子体育教育的景象。至1921年, 中西女塾又修建了大型健身房, 体育器材更加完备, 1933年的《现代学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记下了中西女塾校园里的体育活动, 云:“健身房外有网球场排球场各一, 天气和暖时, 好身手的同学都轻灵地在阳光下练习球艺。”
三、经正女学的女子体育教育
1897年4月12日, 近代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女学堂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诞生, 创办者为上海电报局长、民族资本家经元善。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陈述其办学宗旨为:“欲复三代妇学宏观, 为大开民智张本, 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然后风气大开, 名实相副。”经正女学的创办人经元善在《中国女学堂缘起》一文中, 痛数创设女学的必要性:“以堂堂之中华, 而无一女学堂, 耻孰甚焉。”“感切世变, 每以今日中国不振, 归咎于二千年女学不开……甲午后, 创巨痛深, 朝野之间竞言兴女学, 今议开办女学以翼中国自强本计。”经元善办女校的目的还在于提倡男女平等, 反对“智男而愚妇”的封建传统, 当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郑观应、康广仁等6人在申请办学经费的禀帖上签名, 黄遵宪、谭嗣同、张謇等57位进步人士资助办学, 使经正学堂在创办之初就充满了浓郁的民主进步气氛。
经正女学实行西方教育模式, 课程分设中文、西文两种, 西文课程于读书写字之余, 兼习体操。经元善认为“东西学校无不有体操者, 此培体却病之要义, 未可忽也。”所以要树立“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的办学思想。在办学之初, 经元善特邀中西女客120余人共议办学之方法, 当时就有人提出:“学堂功课繁密.听义诵读之外, 必设小花园一所, 借习灌溉培种之法, 以资游息而舒畅其志气。再设体操之课, 以杜单弱。”对于这个进步而科学的建议, 经元善非常赞成。于是在经正女学里就有一座小花园, 供女学生开设体操课和平时散步运动之用。这个小花园虽然没有直接地称之为“操场”或“运动场”, 但已具备了运动场的性质, 而且办学者已明确地将小花园的功能定为“以资游息而舒畅其志气”, 又明确地提出了“设体操之课, 以杜单弱”的体育教育理念, 所以校园内的花园已可以看成是一所正规的运动场地, 这也是中国女学校里最早的体育设施。与1844年创办的宁波女塾相比, 宁波女塾的体育教育只有简单的游戏与舞蹈等, 而经正女学已有了固定的活动场地和固定的体操课程, 并有了以体操课程和运动技能来杜绝女子体质羸弱的健康理念, 从这一点上来说, 此举乃是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四、务本女塾的体育教育
自百日维新之后, 上海女学堂亦日渐增多。沪绅吴馨目睹当时妇女“习于脂粉华服, 金莲三寸, 弱不禁风”的现状, 遂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2) , 创设务本女塾于小南门花园街, 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 亦称之为“中国女学堂”。吴馨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 欲陶冶健全国民, 根本须提倡女权”, 故将其女学“取塾名为务本”。务本女塾的毕业生中有上海教育界和妇女界名人俞庆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无锡教育家侯冰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杨达权等知名人士。
务本女塾是一所风气开通并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女子学校, 该校创办者立志要革除女性“金莲三寸, 弱不禁风”的现状, 将体操列为正式的课程, 并聘请著名体育教师徐一冰来校任教。徐一冰是近代著名的体育教育家, 曾赴日本大森体操学校留学, 回国后同时任教于上海爱国女校、务本女塾、民立中学、中国公学等处。徐一冰的体操课是非常专业而先进的, 因此他的体育教育给务本女塾带来清新的近代体育之风尚。
在近代前贤推行女子体育教育数十年的基础上, 务本女塾已有了相当丰富的体育教育经验可以借鉴, 也产生了更加丰富的体育活动。务本女塾已有游艺场、体操棚和运动器材等专门的体育设施, 还有定期召开运动会的校规。1905年3月, 上海《时报》发表了一则务本女塾举办运动会的消息:“十五日下午, 上海务本女塾及幼稚舍举行秋季运动大会。运动会次序如下:1.缘绳, 2.射的, 3.身体矫正术, 4.花园 (唱歌、游戏) , 5.算术竞走, 6.跳绳, 7.小兵队, 8.庭球, 9.跳舞 (对舞) , 10.运粮竞走, 11.剖梨竞走, 12.上学竞走, 13.连球体操, 14.抢旗竞走, 15.抛球竞争, 16.跳舞, 17.裁缝竞争。”从这场运动会的项目来看, 务本女塾体育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不仅有球类、体操类运动, 还有名称繁多的游艺活动与舞蹈活动, 可见该校体育教育的成功, 也看到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长足发展。
务本女塾还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师资培养的先河, 1906年7月, 务本女塾举办“暑期女子体操传习所”, 目标是培养女性体育教员, 以备各女校充当师资。1907年的7月8日至8月25日, 又于苏州南万子街东首的公文女子小学堂内, 举办为期6周的“夏期女子体操游戏讲习会”, 也是为了“养成女子小学校教员”。在这些短期体育培训班的基础上, 积累了最早的体育人才培养的经验, 才产生了汤剑娥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基础。
近代的维新变法促成了19世纪中国女性的觉醒, 激励了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长足进步。近代新女性在“讲复女权, 就一定先讲不裹脚;讲兴女学, 就一定先讲读书”的口号下, 在“女子者, 强国之元素, 文明之母, 国民之母”的口号之下, 丢弃了三寸金莲的旧生活, 阔步走向运动场的阳光春风之中, 促进了中国女子体育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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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国盛.女子体育卫生[M].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92.
[3]乔素玲.教育与女性[M].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