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子（精选12篇）
中国女子 篇1
中国古代史主要指从先秦到清朝前期的这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长达数千年, 漫长而宏伟, 但当我们翻开这一部历史来细读, 就会发觉一个问题———这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部男人的历史, 从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康乾盛世, 无不呈现的是男性精英对历史的主宰。那么为什么妇女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地位, 是什么阻碍了妇女站到历史的前台呢?我觉得中国古代对女子的教育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我想通过对古代女子教育情况的了解来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进入现代社会以前, 人类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专制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没有阶级差别, 没有性别歧视, 教育是附着在一般劳动和生活中的, “举凡争取生存和延续种族所必须的知识、技能、风俗习惯均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掌握的, 都是教育的内容。”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低下的生产力, 使得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以共同对付来自外部的侵袭,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私有制出现, 阶级应运而生, 在阶级社会里, 教育呈现了一种严重的性别不平等, 女性的教育受到种种限制。下面, 我所阐述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主要指的是阶级产生以后的古代女子教育。
在中国古代社会, 女子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女子教育的目的也主要是学会如何成为家庭中合格的女性角色, 满足夫权社会的需要。由于在古代社会忽视女性教育, 使学校教育自产生之日起便把女子排斥在大门外。从先秦到明清, 中国女子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 这种家庭教育是非正规的教育, 它既缺乏完整而系统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又没有固定场所和学习年限, 使女子所能受到的教育非常受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妇女才智的发挥, 使妇女不能在社会上一展巾帼人物的风采。
从古代女子教育的内容来看, 主要是一种生存教育, 即技能教育和道德教育, 其中又以道德教育为主。早在先秦时期, 虽然尚无专门的女学书籍, 但在礼教的一些书籍中就已存在了这种内容, 如《仪礼·丧服·子夏传》中便要求女子有三从:“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从道德上对女性进行规范。《礼记·内则》记载得更为详细:“子能食食, 教以右手。能言, 男唯女俞, 男鞶革, 女鞶丝。六年, 教之数与方名。七年, 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八年, 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 必后长者, 始教之让。九年, 教之数日。十年, 出就外傅, 居宿于外, 学书记, 衣不帛襦裤, 礼帅初, 朝夕学幼仪, 请肄简谅……女子十年不出, 姆教婉娩听从, 执麻枲, 治丝茧, 织衼组紃, 学女事, 以共衣服。观于祭祀, 纳酒浆笾豆菹醢, 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 二十而嫁。有故, 二十三年而嫁。”透过这段内容可以看出, 女子从一出生就要接受一种与男子完全不同的教育内容, 在技能方面要学习烹饪、缝纫、丝麻、祭祀等家中日常事务, 以便襄助男子, 在道德方面要求女子从小就要有男尊女卑的意识, “能言, 男唯女俞, 男鞶革, 女鞶丝。”要懂得一系列的礼节, 要对男子顺从。从这些内容可知, 先秦时期的女子教育的目标不是要女子懂得多少文化知识, 而是要把她们培养成“贤妻良母”, 对女子的教育纯属“家政”。这种教育使得广大女性终身束缚于锅碗瓢盆、纺纱织布这些家庭琐事, 从而失去了与男子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 当然更不可能像男子一样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
到了两汉时期, 由于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集结定型时期,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业已渗入意识形态中, 于是专门的女学书籍应运而生。从汉代到清朝前期出现的女学书籍非常多, 其中《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女诫》合编为《女四书》, 成为女子识字受教育的必读教材。这些女学书籍都不无例外地强调了对女子道德伦理的教育。如刘向的《列女传》通过对“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标准的认定, 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念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理论。刘向所宣传的思想, 加重了文明产生后即出现的对广大妇女的精神压迫和道德约束。
继刘向之后的班昭更是通过其《女诫》将女子教育中的道德伦理教育更加系统化、完整化。她通过其《卑弱》篇阐述了“男尊女卑”的主张, 她认为女人天生就是卑弱的, “古者生女三日, 卧之床下, 弄之瓦砖, 而斋告焉。卧之床下, 明当卑弱, 主下人也。弄之瓦砖, 明其习劳, 主执勤也。斋告先君, 明当主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 礼法之典教矣。”[1]因为女性自身卑弱, 就必须要依靠丈夫, 应“正色端操, 以事夫主”, 围绕家务“执勤”而不应到社会上去争雄争霸。她通过其《夫妇》、《妇德》篇阐述了“夫为妻纲”的观念和“三从四德”的原则, 班昭的这种观点使女子没有自己的意志, 没有自己的嗜好, 更谈不上自由的举动了。女子只能过着木偶式、奴隶式的生活, 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到了唐代, 刘氏姐妹的《女论语》在女子的道德修养方面, 将班昭在其《女诫》中提出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更加具体化。如在其《立身》篇中, 她提出:“凡为女子, 先学立身。立身之法, 惟务清贞。清则贞节, 贞则身荣。行莫回头, 语莫露唇, 坐莫动膝, 立莫摇裙。喜莫大笑, 怒莫高声。内外各处, 男女异群。莫窥外壁, 莫出外庭。出必掩面, 窥必藏形。男非眷属, 莫与通名, 女非善属, 莫与相亲。立身端正, 方可为人。”《女论语》这样规定, 其旨趣在划定女子思想行为的规范, 做“四德”兼全的贤妇, 以传名千古, 但实际上是将女子头上的紧箍咒束得更紧了。所以张舜徽先生指出:“这样, 便明确地画了一个圈子, 教妇女站在这范围内做人。不如此, 便不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妇女, 为当时社会所轻视。”[1]
明清时期, 由于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女教读本对女子道德修养方面要求更加严厉。如《女范捷录》不但开篇就强调了女子要以“三纲五常”为本, 如其“统论”篇中就提出:“乾象乎阳, 坤象乎阴, 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 女正乎内, 夫妇造万化之端。五常之德著而大体以敦, 三纲之义明而人伦以正。”[3]而且在贞节观上对中国古代女性的要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其“贞烈”篇中说:“忠臣不事两国, 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 终身不移。男可重婚, 女无再适。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 慷慨捐生谓之烈。令女截耳劓鼻以持身, 凝妻牵臂劈掌以明志。”[3]这简直是毫无人道可言了。
在古代女学书籍中, 除了强调对女子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外, 还注重对女子技能的培养, 但认为女子的技能培养主要应立足于以事夫为目的的家务技能。如《女诫》对“妇功”的要求是“专心纺织, 不好戏笑, 洁齐酒食, 以奉宾客”, 要求女子应围绕家务“执勤”。《女论语》则在其《学作》篇中要求女子掌握的女工应为纺织、养蚕、缝补浆洗以及炊羹造饭、喂养牲口、耕田下种等。而司马光在其《家范》中说得更加明白:“其女功, 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4]所以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要求培养出能够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当好丈夫贤内助的女性。这种教育, 无疑是对女子自身才能的一种扼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 妇女的劳动多为辅助性质, 其收入亦为整个家庭经济的补充成分, 因而经济大权总是把握在男权父系的手中。这种经济地位的低下, 决定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没有什么发言权。男权势力为了维护其在政治上的权利和对女性的统治地位, 将纲常名教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了长期束缚中国妇女的绳索,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正是围绕“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为核心而展开的。古代女性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下, 将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受教育的目的定位在相夫教子上。所以古代封建女子虽然有教育, 但却毫无教育权利可言。古代女子所受的教育如同所有被压迫群体的“教育”一样, 是一种驯服工具。结果受教育愈多, 依附男子、依附丈夫就愈严重, 社会地位就愈低下。最终女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成为了家庭的奴隶, 男人的附庸。甚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 都是以男子依附品的身份而出现的。由此可知, 在长达几千年的独特的女子教育的培养下, 女性心甘情愿地让出了社会政治经济的舞台, 成为了默默无闻的幕后人物。加之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向上攀升的主要途径的科举考试, 其大门也从未向女性开放过, 致使科举英才的行列中, 竟无一巾帼之人。所以几千年的古代史只能是一部男性精英的历史。
当然, 古代女子教育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女教内容通俗易懂, 易于各阶层女性接受。劝导妇女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孝敬长辈以及勤劳俭朴, 在保持家庭和睦、加强女性自身修养等方面还是发挥过不少的作用。但这种作用, 相比于其对中国女性的摧残, 是处于次要地位的。
参考文献
[1]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2]曹大为.古代女子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4]熊先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5]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中国女子 篇2
在我国古代诗词中，对妇女有很多代称，这些代称大多是从妇女的容貌和服饰两方面着眼的，在此作简要介绍。
①、红袖。本指女子红色的衣袖，代指美女。如唐代白居易《对酒吟》：“今夜还先醉，应烦红袖扶。” ②、红裙。本指妇女穿的裙，也指妇女。如唐代韩愈《醉赠诺z书》：“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
③、红粉。本指妇女化妆用的胭脂和白粉，也代指美女。如唐代李商隐《马嵬》：“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白成灰。”
④、粉黛。本指妇女涂在脸上的白粉和画眉用的青黑色颜料，喻指美女。如唐代白居易《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⑤、蛾眉。本指女子细长而弯曲的眉毛，借为美人的代称。如唐代高适《塞下曲》：“荡子从军事征战，蛾眉蝉娟守空闺。”
⑥、红颜。本指妇女美丽的容颜，也代指美女。如清代吴伟业《圆圆曲》：“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⑦、裙钗。因妇女著裙插钗，因此称妇女为裙钗。如清代曹雪芹《红楼梦》：“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
⑧、巾帼。本指妇女的头巾和发饰，后成为妇女的代称。如清代湘灵子《轩亭冤?赏花》：“新世界，旧乾坤，巾帼英雄叫九阍。”
古诗词中美女的别称
佳人：《古诗十九首》：“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丽人：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玉人：谢枋得《蚕妇吟》：“不信楼头所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仙子：白居易《长恨歌》：“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娇娘：李贺《唐儿歌》：“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书空作唐字。”
妖娆：李商隐《碧瓦》：“他时未知意，重迭赠妖娆。”
姝丽：柳永《玉女摇仙佩》：“有得许多姝丽，拟把名花比。”
碧玉：万楚《五日观妓》：“西游漫道浣春纱，碧玉今日斗丽华。”
倾国：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中国女子第一侦探 篇3
对于会说duang的年轻人，“二奶”实在是一个太土太out的词。“小三”，嗯，这个还好理解些。
其实，无论是二奶还是小三，它们的出现不过一二十年，那个时候，社会的剧变瓦解了传统观念的堡垒，社会评判似乎改变了规则，男人出轨的代价日渐降低，一些女孩，则将当小三变成了自己的人生捷径。
幸好，癫狂时代渐渐谢幕，荒诞剧终有被看厌的时候，到头来，“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是大家最为向往的幸福。
“中国妻子打败奥巴马”
“中国妻子打败奥巴马”一一2015年2月12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二奶杀手”张玉芬的故事，在这份以时政报道闻名的报纸上，通常是美国总统这样的政要才能上头条。张玉芬的事业成绩包括抓出“一名铁路局长有17个二奶”。
2015年2月27日，正月初九，张玉芬一早起来就忙着洗菜、切菜，这天中午，她要在西安的家中招待每年过年都要相聚的姐妹们。
这个今年58岁的女人因为“中国第一女子侦探”、“二奶杀手”之名，十几年来，早己习惯了成为新闻关注热点。
接近中午，张玉芬已经做好了六七个菜，而她的姐妹们也陆续到来，这些人都是她在“杀二奶”的过程中认识的，都有着因丈夫出轨而曾遭遇婚姻不幸的经历。张玉芬为每个人斟满酒：“祝大家美满平安！”大家举杯，一饮而尽。
十多年前的一个年末的夜晚，同样是在这屋子里，张玉芬和另外九位因二奶导致家庭不幸的姐妹一起，互相倾诉自己的经历，情不能自己，抱头痛哭。十姐妹决定，成立侦探社，为妻子抓二奶提供证据。彼时，“二奶杀手”的名声传遍全国。
今天，十姐妹中的其他九人都早已去世，而张玉芬和第二拨、第三拨姐妹一起，仍然在为妇女在婚姻中的维权而抗争。物是人非，“我老了，已经‘杀’不动了。”
十年诉夫路
年初九的聚会上，每来一个姐妹，张玉芬都先要为她做一碗西安传统的臊子面，其中一个搪瓷面碗，是上世纪70年代她在西安南郊长安县（今长安区）下乡当知青时的物品。张玉芬和她的前夫郭某就是在那时认识的。1981年，两人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
张玉芬的性格外向，风风火火；郭某比较腼腆，在税务局工作。性格互补的夫妻俩共同维持家庭，安宁美满的生活持续了十多年。直到1995年，张玉芬开始听到风言风语，说郭某在外面有人，起初她并不在意，直到郭某开始越来越少回家，从最开始的一周一次，到珍上月一次，她才知道真的出事了。
1997年的一天，郭某在家里和张玉芬摊牌：“我们离婚吧，我不想跟你过了。就算外面的是一头猪，我也要跟她过。”第二天，郭某离家出走，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甚至连床单都没留下。
当时的张玉芬觉得天都要塌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那个第三者居然是熟人，自己还曾和郭某一起在家里热情款待她。在痛苦和愤怒中煎熬了几天后，她决定要复仇，要用起诉重婚的方式打击出轨的丈夫和二奶，维护自己和儿子的权益。她去派出所报案，但警察听说是出轨的事，不愿意来管；她去过妇联，那里的人说只能帮忙调解，也没法做其他的事；向法院起诉，她只能自己取证。
于是，她用最简陋的录音机、照相机，最简单的走路骑车，一直跟踪郭某和二奶。她一路跟，郭某一路换地方住，这一跟，就是十年。她得到了许多相片、录音，还曾把郭某和二奶捉奸在床。
但是，法院认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郭某姘居，不能证明她重婚，但她依然不屈不挠，非要坚持下去。十年间，她11次起诉郭某重婚，法院11次驳回她的起诉。
2007年，法院判决张玉芬与郭某离婚。虽然未能支持张玉芬对前夫的重婚起诉，但基于她提供的证据证明了郭某与他人姘居的事实，法院将原来二人共同的住房判给了张玉芬。“他原来还说要把我赶出去，现在事实是他被赶出去了。他也被税务局辞退了，那个二奶最后也没有和他在一起。”
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张玉芬得到了解脱。
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
在与二奶战斗的十年里，张玉芬遇到了不少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姐妹，她们互相支持，一起抓二奶、找证据。发现丈夫和二奶共同居住的线索后，她们就一人一天接力蹲守，直到把他们抓个正着。碰到二奶，姐妹们会一拥而上一阵撕打，还会在闹市区扒掉二奶的衣服当众羞辱她。有人会找保安和报警，但后者了解到是妻子和二奶之间的纠纷后，一般也就不管了。
2002年，在报纸上看到我国对侦探社商标注册解禁的消息，张玉芬萌生了将“打二奶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的念头。尽管原则上对商标注册开禁，但私人侦探领域在我国一直处于灰色地带。“侦探社”的名号还是太敏感，2003年，张玉芬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实际从事的还是抓二奶的侦探事务，专门帮人收集“包二奶”、“包二爷”的证据，以便在法院判决时保护无过错方。
“火凤凰”被媒体认为是“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一时间“二奶杀手”的称号传遍全国。2008年，她与全国各处的16个遭遇相仿的人共同发起“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由于不满税务方面的不规范管理，张玉芬在2004年注销了“火凤凰”，但她“杀二奶”的行动没有停止。她开通了婚外情咨询热线，曾经一天接一百多个电话，最多的一天是164个，最大的咨询者有90岁。多年来，她用来记录打二奶的笔记本，已经用到了第34个。被媒体关注后，她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议声不绝。
反对的人认为她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和隐私权，并涉嫌故意傷害。张玉芬总是坚持：“二奶就该打！小偷偷东西要打，二奶偷人就不打了？！”不过，她也承认：“二奶固然可恨，但主要责任还是在男人身上。可以说，有多少二奶，就有多少坏男人！”那为何不打丈夫？张玉芬与几位姐妹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我们是女人，打不动男的。而且毕竟他是孩子的爸爸，总得给孩子留个面子。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老公能回头，能回归家庭。”
nlc202309041149
数年间，她指挥的打二奶行动数次遭遇警方干预，各地有数名经她指导出手打二奶的妻子都因涉嫌故意伤害被抓。她自己也曾被西安的法院传唤过。加上自己年龄渐长，已经“跑不动打不动”，从2009年开始，她逐渐减少了打二奶、做侦探的业务，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情感驿站月亮湾
2014年，张玉芬的“情感驿站月亮湾”在北京西郊门头沟的一处民房里开业了。“月亮代表女性，月亮湾就是女性受到伤害后避风的港湾。”
这间小屋距离北京市中心50公里，月租400元，位于公路边上一个小山坡顶，房后就是大山。门前种了些青菜，晾衣绳上晒满了棉被。救助站看上去与普通民房并无二致，附近的大部分村民都未曾听说过它。
整个救助站只有一间房，屋子陈设简陋，进门左边就是大炕，右边靠墙则是一张单人折叠床，大部分物品都是张玉芬买的或从西安带过来的，还有一些他人捐助的床垫等。
2014年7月的一天早上，张玉芬踩着饭桌将塑料纸打印的救助站名钉在门框上，放了鞭炮之后就正式开张了，在场的除了五位受到婚姻伤害的妇女，还有两位妻子出轨的男人。许多来救助站的都是她曾经帮助或者给予建议的妇女，因为在家里无人可倾诉，就跑来北京投奔她。
张玉芬与受助妇女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一张炕上睡觉，和她们聊天，为她们做心理的疏导疗伤。她每天还会帮助疾病缠身的受助妇女做按摩、针灸治疗。
除了情感治疗还远远不够，张玉芬担任被婚外情伤害的妇女的公民代理人，为她们提供代理诉讼服务。
张玉芬说，如果她们需要法律援助，她在北京和西安两地都有律师朋友。
在她的规划里，“月亮湾”将来要发展成妇女养老院，专门收留因婚外情受伤害的妻子，还包括失独母亲。
维权之路坎坷多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曾表示，“二奶杀手”这样的现象，是在社会逐渐开放，但法律缺乏对合法权益保障的情况下，妇女进行的一种维权、复仇行动，是一种特殊的现象。
从1997年到现在，张玉芬无疑是在为妇女维权道路上坚持最久的一个。但是，她也有不少困惑。
她说，她“二奶杀手”的名声并没有帮助她在当地赢得更多支持，“我打二奶越多，他们就越觉得我给西安抹黑。妇联、民政的人都觉得我在瞎搞乱搞。”
当张玉芬停止“打”，開始“救”；从“火凤凰”转向“月亮湾”后，她又面临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难题。没法注册，就意味着无法正规开展活动和接受资助。2006年她在西安去找民政部门，对方的回复是：“你要是做了救助站，还要我们干什么？”而在北京门头沟，民政局说必须有挂靠单位，让她去找妇联；而妇联又把皮球踢回民政局。
十多年间，张玉芬接触了太多二奶的案例。她选取了其中九个，陆陆续续写成了20万字的书稿，准备定名为《婚殇》。她说，有时间她还要继续写下去，除了写二奶，还要写那些出轨的人的结局，给人警示。就如同她的微信头像上的文字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资料来源：《新民周刊》、《青年报》、《新世纪周刊》）
中国传统女子的畸形之美 篇4
不管对美如何界定, 善的总是美的, 恶的总是丑的, 美需要合情理, 或者说正常。然而多有残缺的加西莫多给人留下的印象却也是美的, 尽管他是个驮背、是个瘸子, 在他身上却显示出了一种畸形的美。
畸形美在中国古已有之, 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人们的心灵被扭曲的成分。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春秋时, 楚灵王喜欢体轻腰细的美女, 每看见腰粗体胖的人从面前走过, 他就大发雷霆, 于是宫女们都节食缠腰, 不到一年间, 许多人就饿死病死。此所谓“楚王好腰, 宫中多饿死。”宫中所好, 民间传播, 于是楚地到处崇赏细腰美女。今天我们从楚地出土的漆画雕刻文物中, 尚能看到许多细腰美女的人体造型。与楚灵王相反, 唐代玄宗李隆基独宠杨贵妃, “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据说杨贵妃体胖, 国中都以体胖为美, 正所谓“态浓意远淑且真, 肌理细腻骨肉匀。”今天保存的唐代绘画, 壁画中的仕女人物像, 都是肥硕丰满, 温润浓丽的形象。不过, 从今人多求减肥茶、减肥霜以抑制身体发胖或直接出于减肥目的来说, 体肥并非今人为美的标志, 正是此一时, 彼一时也。
据言, 女子裹脚, 最初起于南唐。李后主宫中有一位宫女名窈娘, 她既不善于吹拉弹唱, 又不长于琴棋书画, 无由得宠。有一天, 她想了一计:用绢帛把脚紧紧缠起来而练习跳舞, 虽然疼得东倒西歪, 但她坚持练习, 终于有了进步。一次后主观看宫女群体舞蹈, 忽然发现其中有一人舞姿极其轻盈, 大喜过望, 从此对她喜爱有加。后主让人做了一个六尺高的莲花, 她在上面翩翩起舞, 于是后主命之为“三寸金莲”, 以后宫女百姓纷纷仿效, 天下风习。
其实, 欣赏女子的小脚, 真正是从宋金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开始的,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描写崔莺莺是“指犹春笋纤长, 脚似金莲稳小”。到了《西厢记》中, 就让张生说出他眼中的莺莺:“休说那模样儿, 只那一对小脚儿, 价值百镒之金。小脚已经成为美女的一个重要条件。”清代方绚竟专门写书研究妇女小脚的式样, 他根据脚弓、脚指被缠裹变形后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形状, 引出十六种, 分之为五类, 分别命名为:莲瓣、新月、和弓、竹盟、菱角。
裹脚本来纯粹是女子为了使自己体态更轻盈一点, 殊料宋代理学家却从中找到了妙用:女子裹脚以后行动不便, 可以使她们少到外面招摇过市, 引惹男子为奸。南宋朱熹在福建漳州做官时, 曾下令妇女缠足, 以杜绝“淫风”。此后, 裹脚就有了双重妙用:一是成为男子防止妻女“宣淫”的有效手段;二是成为男子眼中的畸形美。
无论是“楚王好腰”, 还是“宣令缠足”, 从中显露出来的都是视女人为花瓶、玩物的心理。玩物丧志, 为了寻求一种精神、心理上的超外愉悦或刺激, 使心灵近于病态, 而去觅得一种畸形的美感。在大气候与女子自己隐心“女为悦己者容”之心里导引下, 她们是有意无意地赶了时风, “城内好高髻, 城外高一尺”, 不惜痛痒、病魇, 或束腰、或缠足, 似乎是尽了一种妇道。不料这种自戕自贱的行为余波匪小, 持续数千年。成为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特有韵味的一种坠饰。的确, 在古希腊罗马文明中, 有被烧死于火柱上的“异端”, 却无束腰裹脚的“谕言”。
真正的文明的火花是璀璨的, 眩目动人;而打着文明的幌子招摇过市的假文明却似蛇之爬行一般, 扭曲得令人心悸。中国传统女子的畸形美因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样使人汗颜不已。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但回眸历史, 有时留住心头的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束腰裹脚即在此之列。
摘要：美是一个比较宽泛, 也比较含混的词, 尤其是体现在中国传统女子身上, 更是值得反思, 本文从时代的角度, 去剖析中国传统女子的畸形之美。
中国古代的女子社交礼仪 篇5
贾子曰：坐以经立之容，t不差而足不跌，视平衡曰经坐，微俯视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视不出寻常之内曰肃坐，废首低肘曰卑坐。
参考文物，汉代的经坐(这在古人就叫坐，现在为了区分，专称雅坐)是膝盖并紧，臀部坐在脚跟上，脚背贴地，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对于胡坐，道理一样，端正，两腿不得叉开，双手放在膝盖上。双手可以握拳，冲前方。也可收拢抱在腹部。
应用：随着汉文化的复兴，会有越来越多的场合需要雅坐。若在这种正规场合，您只能通过稍稍上下膝盖的方式解除一下疲劳。当然，对于友人聚会等生活场景，大家箕距(臀部着地，两腿叉开)或者趺坐(佛教式的盘腿)都行。
中国青楼女子的悲凉人生路 篇6
妓女的被害是一个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实，然而却也是一个为大家忽视的问题。这也难怪，中国向来有疾恶如仇的传统，论及卖淫，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其危害，是如何防治，所谓“非我族类，同株共灭”，视妓女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又怎么会考虑到妓女的被害性及对妓女群体的保护问题呢？然而，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是，从古至今，卖淫女作为一群弱势群体，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和戕害，在黄泉路上，我们聆听到她们微弱却如泣如诉的哀歌。
在中国历史上，妓女从来就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她们的出身、地位都很卑贱，尤其在唐宋以前，许多王公贵族蓄养家妓，更是将她们视为物品，随意送人，交换，甚至像牲口一样杀掉。据《晋书》记载，西晋贵族王恺在家中设宴，在妓乐歌舞中，一位吹笛的乐妓不慎吹错了调，王恺当即将这位乐妓活活打死。而北齐的卢宗道，行为更为残忍。一次，他在晋阳主办酒宴，宾客满坐。中书舍人马士达瞧见一位弹箜篌的妓女玉指纤细，忍不住叫道：“好漂亮的一双手啊！”卢宗道听到后，马上要把这名妓女赠予马士达。马士达坚决推让，说只不过是一句玩笑话，谁知卢宗道却暗地里命令家人将这名妓女的一双纤手割下来，送给马士达。如此残酷之行为，令人不忍目睹。不过，这样的事例在魏晋时期并不鲜见，而且当事人理直气壮，没有丝毫的内疚之感，究其原因，还在于他们只将妓女看作了一件无生命的物品。
唐宋以后，家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妓女不再属于某个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处置，但她们的地位依然低贱，经常受到鸨母的羞辱伤害。民国时期的《北平娼妓调查》曾提到：“妓女之操此卖笑生涯，并不是尽人都是自愿的，其中因被压迫而做妓女的，所受的刑罚，非常人所能想到，那些不堪入耳的咒骂更是司空见惯之事。而打则更是花样不同，在平日当晚客人走后，妓女如有招待客人不周到的地方，或待客人太好，或那天买卖不好，就难免小受责打，打时用棍用铁条都不定，最残忍的如用火烧红的通条来打，用猫放在妓女裤裆中，然后打，可说是惨无人道。其余如不许吃饭、罚跪、关在黑房、捆起手脚来审问等，都是她们常受的刑罚。”
然而，比起妓女在外面受到的危险与伤害，鸨母的刑罚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事实上，妓女受外面的伤害更为严重，这其中包括流氓地痞、心理变态者、抢劫杀人者等等。流氓地痞是滋生在妓女群体上的寄生虫，他们变化着花样收取妓女的“保护费”，狠狠地教训不听话妓女，并“享受”免费的性服务，慑于他们的势力，多数妓女只有忍气吞声，忍受着他们的盘剥。而一旦碰到那些心理变态和存心抢劫杀人的客人，她们的生命财产就会遭受极大的威胁，并由此付出年轻的生命。
卖淫女之所以容易受到伤害，原因很多，但主要涉及到心理层面与现实层面。从心理层面上说，它是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疾恶如仇与不把妓女当人看的因素在作祟。妓女因为对社会稳定与社会道德上的负面作用，被列入“坏人”的名单。对妓女的伤害属于“除恶”，因而不存在道德上的责任与内疚，认为是天经地义。这便为某些心理失衡继而变态的人群提供了报复的理由与借口。
综观侵害妓女的犯罪嫌疑人，他们普遍认为妓女下贱，很脏，该杀，根本不把妓女当人看，而视作社会的害人精，将受到的“委屈”发泄到妓女身上。这些“委屈”，包括失恋、离婚、妻子外遇、妻子卖淫、下岗等等，事实上他们也属于社会的边缘人，学历不高，家境一般，工作不如意，婚恋失败，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们对这个社会产生不满，再加大多性格内向，不会选择积极应对，容易埋下复仇的种子，一旦碰上合适的机会，便会突然爆发。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妓女具有不劳而获、招摇于市的特点，更容易成为对社会不满者的出气对象，这样的心理一旦形成，便会积聚成可怕的破坏力量。
但这还构不成妓女被害的充分条件，从现实层面来说，职业的高危险性是造成妓女被害的最主要因素。其理由大致如下：
一.妓女能够轻易致富，许多妓女身上都带有大量现金或者存折、信用卡及其他贵重物品，容易成为犯罪分了的目标。一方面，出于职业需要，妓女一般都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各种首饰项链随身佩戴；另一方面，妓女一般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出于安全的原因，钱财只能随身携带。
二.妓女通常采取单独行动，为了躲避亲友熟人，她们选择了陌生的异乡，远离了都市人群的正常保护，没有户口，连亲人都无法知道她们的音信，以至她们死后，只能是游荡于异乡的孤魂野鬼。
三.出于隐蔽的原因，她们大多在夜间出没，容易落入犯罪分子设下的圈套。
四.由于妓女从事的是一种见不得人的职业，因而即使遭到不法侵害，多数也只有忍气吞声，很少有人报警，因而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五.由于妓女出卖的“性”是一种紧俏的“商品”，价格一般较高，当某些男性性欲膨胀却又苦无嫖资时，劫财劫色的念头油然而生。
在对卖淫女的被害性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看待妓女的被害性？妓女被害后，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事实上，卖淫女的行为并非十恶不赦，很多人是被逼迫的才从事这一行，我们应该给她们一个改错的机会。而且在生命权面前，任何道德法则与法律法规都必须让步。卖淫女虽然做错事，但她的生命应该得到尊重，我们没有权利漠视她的生命就此消逝。生命高于一切，任何人都应该得到别人的关爱，即便是有过失的人，我们也应该无私奉献自己的爱心，因为只有我们这个社会互敬互爱，社会才能更加美好进步。
众所周知，妓女对社会的危害性很大，传播性病，败坏社会风气，破坏社会稳定，因而我国一直严厉禁止卖淫嫖娼行为，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但当妓女的人身安全受到侵害后，其合法权益是否就不应该受到合法保护呢？非也！虽然，妓女为客人提供“服务”和受到伤害同时发生，但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妓女从事的性服务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应该受到相应处罚，但同时，如果对妓女实施人身伤害，则一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妓女所从事的色情服务为社会所否定，依然不会防碍她在被伤害时寻求法律保护的权利。一个现代、文明的法治国家，应该是所有公民的保护神，不仅保护善良，也一样保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需要说明的是，对妓女群体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其行为的默许与鼓励，而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基于维护社会整体治安的考虑。如果对妓女的合法权益不进行积极的保护，任其发展，表面上，妓女生存环境的恶化可以防止这一职业的蔓延，但从长远上说，只会助长卖淫嫖娼这种丑恶现象的存在，恶化社会治安，进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这就像政府部门在娱乐场所推行安全套一样，在卖淫嫖娼这种现象暂时不可能绝迹的情况下，使用安全套，将性病患率（尤其是艾滋病患率）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保护大众的身体健康，不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吗？
（编辑 乔恩）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潮浅析 篇7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近代社会时期。中国的女子教育问题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所受的教育是以家庭为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夫唱妇随”的传统女学。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一次次入侵, 许多有识之士在寻找拯救中国的方法和途径时, 把目光投向了发达的西方国家, 向他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不仅看到了他们先进的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 而且注意到了西方列国的重视男女平等, 重视教育的状况, 开始对我国的教育制度及男女平等的现状进行反思, 对西方的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政治社会地位、受教育权等进行了广泛社会宣传, 带来了西方社会新思潮和我国传统文化革新的新局面。他们纷纷主张要学习西方男女平等的理论, 女子同男子一样都应对国家前途和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在明清之际萌芽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晚明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封建礼教的抨击, 社会上萌动着一股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潮流, 这为后来的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李贽宣称“有好女子便立家, 何必男儿”, 赞扬汉代的卓文君私奔再嫁司马相如是“正获身, 非失身”、“当大喜, 何耻为”, 他在讲学过程中还招收女弟子。这些都反映了他关注民生、追求个性自由、个人幸福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在关注女性教育、保存女性文化方面, 清代中期的袁枚更是功不可没。袁枚一生, 诗名满天下, 弟子遍海内, 而弟子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女弟子, 这些才女遍布江南各地。李汝珍的镜花缘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妇女作为社会主角来加以公平讨论和深刻刻画的优秀小说, 书中涉及男女平等、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参政等问题。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子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这些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的民主思想无疑为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主要内容
1.太平天国的女子教育思潮
太平天国教育主张实行普遍的、平等的教育, 重视儿童、妇女、人民群众的教育, 要求男女老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我国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 劳动人民尤其是女子的文化教育, 从来没有被统治阶级重视过。从太平天国女子教育的主要典籍论著《幼学诗》所涉及的“女道”、“姊道”、“妹道”等问题中可看出男女儿童均是受教育对象。《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 尽是姊妹之群。”[1]体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对教育所持的平等原则。虽然此时的女子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女太平军, 使太平天国的妇女同男子一样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调动她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 但它在近代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此后, 一些开明人士逐渐接受平等思想, 提倡女子教育, 为后来中国女子获得真正的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2.洋务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洋务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想为“中体西用”, 体现了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 是洋务派办洋务教育的中心指导思想。但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导致他的思想实质是在保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发展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 其目的是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2]
3.维新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维新时期女子教育教育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 (1828—1897) 、陈炽 (—1898) 、郑观应 (1841—1920) 。1893年陈炽在《妇学》一文中, 把女子教育提到“富国强兵之本计”的高度, 主张“兴女学、戒缠足”以解决妇女问题, “宜严禁缠足, 治以象刑。令各省郡县之间, 就近筹捐, 广设女塾, 分门别类, 延聘女师。女子自四岁至十二岁为期, 皆得就学。”梁启超 (1873—1929) 在《时务报》写文章提倡女子教育。他认为, 女子受教育之后, 起码有三大益处:一是通过学习获得劳动本领, 可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二是女子有了一定文化知识, 可摆脱狭小家庭和琐碎家务对思想的束缚, 与男子产生文化知识上的共鸣而增加家庭和睦;三是具备了母教与胎教的文化知识, 可以教育儿女、养育强健的儿童。“上可相夫, 下可教子, 近可宜家, 远可善种”, 是强国必由之路。《论女学》中, 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 “居今日之中国, 而与人言妇学, 闻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于是者, 不知凡几, 百举未兴, 而汲汲论此, 此非知本之言也。’然我推极天下积弱之本, 则必自妇女不学始。”“男女平权, 美国所盛;女学布濩, 日本以强。女学次盛者, 其国也次强, 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 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 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3]“治天下之大本有二, 一日正人心, 二日广人才”。“而二者之大本, 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 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 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4]1898年康同薇发表《女学利弊说》, 主张“遍立小学校于乡, 使举国之女, 粗知礼义, 略通书札;分立中学校于邑, 讲求有用之学, 大去邪僻之习;特立大学校于会城, 群其聪明智慧, 广其材艺心思, 务平其权, 无枉其力。”如此, 则“规模大立, 而才德之女彬彬矣。”呼吁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创办中国自己的女学。
4.清末“新政”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此时期为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 女子教育的全面发展阶段。教育思潮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的建立上。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 , 清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新政”。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 8月, “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 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了一千三百年 (公元606年起) 的封建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 标志着封建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结束, 近代教育制度正式确立, 为我国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女子学校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女权革命, 振兴女学”的口号, 把“兴女学”推上了历史的浪潮。1907年3月8日, 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 修订了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子教育”的主张。对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要求。自此, 女子教育纳入教育系统, 开始取得合法的地位。《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女德, 历代崇重, 今教育女儿, 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微之礼教, 不染末俗放纵之僻习。”《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女德, 历代崇重。今教女子师范生, 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悖中国向来之礼教, 与懿微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况, 如不谨男女之辨, 及自行择配, 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 务须严切屏除, 以维风化。”其实质是在于培养“贤妻良母”, 但《章程》的制定, 在法律意义上, 承认了当时女子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的权利。
三、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历史地位及局限性
在近代中国, 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潮不断涌现, 有些思潮还付诸实际, 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女子教育思潮的观点见解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 为女子教育的实施发展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强烈冲击了封建传统的道德观念, 倡导了男女平等的新的道德观念与风尚。女子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倡导和推行女子教育是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趋势, 女子教育思潮的兴起, 启迪了人们的思维,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提高了人们对教育平等性民主化的认识, 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使得中国的女子教育较早地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今天我们梳理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时不难发现这些理论仍有一些局限之处。首先这些思潮由于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并不能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也是处于感性阶段, 大多是直观的记录和表达, 理论层次不高, 付诸实际的也不多见, 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所提倡的女子教育的内容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摆脱不了贤妻良母的旧观念, 仍然把家庭作为女子的活动天地, 要求女子不仅要有传统的美德, 还要掌握进步的文化知识, 最终是为了相夫教子、依附家庭、依附丈夫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女子教育的内容多是传统女学的孝经、女训, 女诫, 烈女传等。虽然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 但还是主张女子教育应以西学为辅, 传统女学为主的教育内容。所以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观点是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前提下进行的局部或枝节的改良, 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浓厚的封建色彩。[5]
摘要：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国妇女的教育一直局限于以家庭为主的女学中。晚清时期, 在西学东渐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冲击下, 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时, 关注到妇女的受教育权的问题, 提出各自的见解, 形成不同的女子教育思想。本文对晚清时期女子教育思潮进行探讨, 分析了解中国女子教育各时期的思潮观点、贡献及局限性。
关键词：晚清,女子教育,教育思潮
参考文献
[1]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2]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 (一) [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989 (20) .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 (二) [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989 (40) .
金鸿翔与中国女子时装 篇8
一、鸿翔时装公司的创始人———金鸿翔
金鸿翔, 原名金毛囡, 1894 年4 月6 日, 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镇孙桥乡。因其家境贫寒, 13 岁时就由农村来到上海城内, 在一家小型的中式裁缝店当学徒;但由于该裁缝店经营不善而关门倒闭。金鸿翔在该店学习、工作了一年之后, 连一分钱的工资都未曾得到, 于是他又找到一家裁缝店学习、工作。随后, 在亲友的介绍下, 来到上海闸北的名声较大的西服铺, 拜上海知名红帮裁缝张鸣歧先生为师。在此期间, 金鸿翔白天跟随张鸣歧师傅学习、工作;而晚间, 他则独自对各式的西服裁剪等基础知识进行着不懈的学习与研究[1]。通过长达6 年的勤学苦练之后, 金鸿翔的西式裁剪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 不但全面掌握了西服制作过程中的所有工序与工艺;还成为张鸣歧师傅众多弟子中裁剪技术最好的一位, 同时, 也深得西服制作大师张鸣歧师傅的赞誉。
1914 年, 金鸿翔在学成满师之后,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服装制作技艺, 又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哈尔滨, 专心学习东北师傅所设计的冬季大衣的制作风格与款式。在哈尔滨学艺初成之后, 金鸿翔又前往远在俄国海参崴开西式裁缝店的舅父那里继续学习国外的服装制作技术。在海参崴期间, 不但令金鸿翔的眼界大开, 同时, 也极大地锻炼了他的技艺, 而西式服装的制作技术与设计思维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1915 年末, 金鸿翔经朋友介绍来到了龚悦来先生开设的悦祥兴西服铺做了西服制作技师。在悦祥兴西服铺2 年的工作期间, 金鸿翔接触到了大量的外国顾客, 使其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料, 同时他也了解到了更多外国顾客对时装款式的需求;另外, 他还学习到了许多的服装店铺的经营方法。
1916 年末, 金鸿翔先生开始着手自己开设服装店的构想。基于自身对西式服装的制作与设计能力的日臻成熟, 尤其是对女式西服的改良所独具的设计与制作技艺, 他认为自己已经具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加之, 他对中国服装行业的深入了解, 他认为, 在服装制作过程中不可墨守成规, 而需要更多地顺应历史与时代潮流。于是, 他萌生了仿效西方时装商业的经营模式, 面向女子时装开设一家新型的女子时装店的念头。
二“、鸿翔”牌时装的创立
1917 年春, 他得到静安寺路王家库张家花园86 号有一家三开间的店铺要对外出租的消息;于是, 他来到实地进行了考察, 发现该处是洋人与富商集居之地, 且未有女式西服制作店铺, 如果自己在此处开设一家妇式西服制作店铺一定可以吸引较多的顾客前来光顾。于是, 他向朋友庄鸿卿、郭春源等人借到800 元, 租下该店铺, 并按照洋人开设的升发时装公司的样式进行了简单的装修。1917 年, 金鸿翔创立的“鸿翔时装公司”便正式对外营业了。而“鸿翔”作为时装店的店招其寓意是“鸿运高照、飞翔全球”之意。由于金鸿翔先生所设计制作的女子时装, 其款式新颖、品种繁多, 尤其是手工制作更为精良, 在开业之初就吸引了附近居住的众多上层女士的纷纷光顾, 其生意也自然而然地日渐兴旺。另外, 金鸿翔先生还极具先进的商业经营思维, 他将“鸿翔时装”四个字用美观的文字形式绣于一小块绸缎之上, 并将它附于衣服的主要部位之上, 从而达到了宣传、保护自己的“鸿翔”品牌作用。短短的几年时间, 整个上海乃至周边地区的服装界都知道了“鸿翔时装公司”;而“鸿翔”品牌时装也在上海服装行业撑起了半边天。与此同时, 他也决定将原名金毛囡, 改为金鸿翔。
三“、鸿翔”品牌时装的成功策略
金鸿翔先生还极为注重“鸿翔”时装品牌的宣传作用。当“鸿翔”时装品牌在上海出名之后, 许多的电影界名流、社会名人均到“鸿翔”去定制服装。1933 年3 月28 日, 著名影星胡蝶在当选“电影皇后”之时, 欲在上海著名的大泸舞厅举行加冕典礼;而胡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鸿翔”时装公司去定制一套白纱礼服。金鸿翔先生在为胡蝶制作完成白纱礼服之后, 亲自前往大泸舞厅将礼服交到胡蝶手中。而胡蝶在身着白纱礼服在舞厅出场时, 艳惊四处, 在场嘉宾更为其所着的白纱礼服赞不绝口, 而金鸿翔先生也恰恰利用了此次名流汇聚之时, 将该套礼服赠予了胡蝶女士。1935 年11 月, 胡蝶女士准备在上海举行婚礼, 金鸿翔先生得知此事之后, 则请公司著名的技师专门为其设计、制作了一套绣有一百只形态各异的白色蝴蝶的结婚礼服赠予胡蝶女士, 并深受胡蝶女士的赞赏。婚礼当天, 胡蝶女士身着该套结婚礼服出现在大厅之时, 一下子轰动了所有在场的宾客, 于是胡蝶所穿的“百蝶裙”风靡了整个上海[2]。自此, 胡蝶日后所穿的服装则均由“鸿翔”时装公司制作, 并成为了“鸿翔”时装公司的活广告。正如胡蝶在回忆录所写“:我的衣服几乎都由上海鸿翔服装店包下来了, 那里有几个老师傅, 做工很考究, 现在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做工考究的老师傅了。”由此可见“, 鸿翔”的女子时装在胡蝶女士心中的地位。
“鸿翔”的名声远播, 就连“国母”宋庆龄也经常光顾“鸿翔”定制衣服。金鸿翔在1934 年时, 就为宋庆龄制作了一套中西合璧的服装, 在服装的设计上, 通过滚、荡、雕、缕、镶、嵌、绣等特色工艺, 并融合了民族传统元素与现代潮流特色为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装。宋庆龄不仅对该套服装倍加喜爱, 同时对金鸿翔先生为中国女子时装的改革与创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并写下了“推陈出新、妙手天成; 国货精华、经济干城”特赠于“鸿翔”, 以示嘉许。另外, 金鸿翔作为“国母”宋庆龄的同乡, 还曾多次被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请上门为其量身定做过服装, 而金鸿翔先生也与宋家有着较为亲密的交往。与此同时, 金鸿翔还曾多次为宋氏三姐妹定制诸多的、适于各种场合穿着的时装。
1946 年, 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为了筹款救济苏北难民, 曾主办了一场上海小姐的选举活动。此次活动声势浩大的选秀活动, 不但集合了当时上海最当红的影剧名伶, 还规定每位参赛选手都必须衣着旗袍登场。而金鸿翔先生则紧紧抓住了此次机会, 并出资给予了赞助, 帮助所有选手量身定做了不同式样的旗袍, 而此次上海小姐的选举活动, 也自然成为了“鸿翔”的专场时装秀;从而也使“鸿翔”女装品牌成为了上海女士们的第一首选品牌。
四“、鸿翔”时装品牌的国际影响
30 年代, 由于中国经济较为落后, 当时可以参加世界博览会的展品也大多为民间工艺品和手工艺品, 如瓷器、丝绸、古玩、茶叶等。1933 年的一天, 金鸿翔先生偶遇当时负责世界博览会中方主办参展工作的廖凯伯, 两人在谈及中国单调、匮乏的参展展品时都颇为惋惜。廖凯伯突然想到了在世博会上各国展出的服装, 而中国却无一展品参展, 于是他建议金鸿翔可以利用符合参展条件的中国民间服装———旗袍进行参展。于是, 金鸿翔先生专门为世博会制定出了6 件样式独特的旗袍, 并托廖凯伯送往美国参展。而“鸿翔”牌旗袍在此次世博会上荣获了银质奖, 这不但是中国人制作的女子时装首次在世博会上获得的大奖, 同时, 也标志着中国女子时装开始步入了国际时装大舞台[3]。
1946 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与菲利普结婚时, 需要几套婚庆用服装, 而英女王听说上海“鸿翔”女子时装极具特色, 便通过英国领事馆将自己所需要的服装资料交到了金鸿翔先生的手中。金鸿翔先生选用了手感滑软、柔顺的中国特色面料———丝绸作为服装面料, 结合绣、镶、缕工艺为其制作了几套精美、漂亮的中式绣花礼服, 深受英女王伊丽莎白的喜爱。为此, 她还亲笔署名并印有“白金汉宫”字样的谢帖送给了金鸿翔先生。而金鸿翔先生则将礼服进行了复制, 连同谢帖一同陈列于大橱窗内, 以此作为商业宣传, 招揽顾客。
自此之后“, 鸿翔”女子时装品牌也名传海外。至今“, 鸿翔”在海外华人心中的地位也仍旧不可撼动。甚至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等华人聚集区内, 仍有很多的店铺以“鸿翔”为招牌来招揽生意。
金鸿翔先生不仅是中国女子时装创始人, 同时, 他不啻是一位爱国人士。在日寇侵犯上海, 洋货大量涌入之时, 上海各界人士纷纷站起来抵制日货。宋庆龄与蔡元培在上海共同发起了爱国民立运动, 并将1934 年定为“妇女爱用国货年”, 而作为“鸿翔”公司创始人的金鸿翔先生, 不但积极响应妇女爱国会的号召, 开始全面抵制洋布、洋货, 公司所生产的所有“鸿翔”服装所有面料均改用国产面料。金鸿翔先生这一举动带动了全行业。蔡元培先生通过其夫人周养洁得知此事后, 对“鸿翔”的爱国义举表示赞许, 并亲笔挥毫书就了“国货津梁”四字赠予了金鸿翔先生。而“鸿翔”时装公司则视之为瑰宝, 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公司之中。
参考文献
[1]张竞琼, 方洁.新旧海派服饰风格比较[J].纺织学报, 2008 (3) .
[2]王蘋.“时装之父”查尔斯·沃斯与“时装先驱”金鸿翔[J].山东纺织经济, 2009 (6) .
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史略考 篇9
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和我国女性解放发展紧密联系, 其在现代的发展轨迹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1840—1900年是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发端及形成期;1901—1949是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形成期;1949年至今是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期。
一、近代女子体育的萌芽及形成期 (1840—1900)
女子体育是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是对女性进行的以健身、健心、健美、娱乐、医疗等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鸦片战争后, 中国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思想不断深入人心, 西方近代体育开始渗入我国教育体制内。
1.“洋学堂”的女子体育活动。
为了加强对中国的侵略, 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通过办“洋学堂”对我国实施文化侵略, 为其殖民统治服务培养人才。1839年, 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立了“读经班”后, 上海及全国相继出现了教会“女塾”及教会“女子中学”。“洋学堂”按西方教育的模式进行教学, 虽着力于培养殖民服务者, 但男女平等等先进的思想同时也被贯彻其中。“洋学堂”的举办, 不仅使得女子开始受到近代思想的影响, 同时也为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洋学堂”的课程开展, 在中国教育发展及教会调查资料中都有显示, 体育是课程传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44美国教会开办的女塾课程记载, 除了文化课外, 体操、游戏等也有专门的课程传授, 课程对学生上下课间使用体育器材进行游戏的行为有所规定[1]45。有的学校规定, 学生必须在早上出早操, 并据此来考核学生的组织纪律性。体操在一些“洋学堂”的课程中被当做正课进行教授。同时, 学校还鼓励学生组织形成自己的体育组织, 甚至会专门开设体育竞赛项目, 引导女子参与体育和锻炼。
2.中国式的女子学校的体育。
儒教礼学文学的束缚下, 女子的言谈、举止等受到严格限制, “笑不露齿”的规定从思想上剥夺了女子体育的参与权利。而小脚、莲步等则从行动上束缚了女性参与体育项目的能力。
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不断深入, 留洋的回归者们纷纷从“保国强种”的角度, 大力推行在女子教育中实施体育教学。1899年, “经正女塾”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人自主开办的女校。经历了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 在屈辱的历史进程中, 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 中国教育也开始意识到, 不仅男子需要体育教育, 迫切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 女性同样需要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
正基于以上的认识, 中国开办的女子学校体育逐渐活跃开来, 他们纷纷开设体操课、课外体育活动, 引进外国教师进行体育教学等等, 女子体育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二、近代女子体育的形成 (1901—1949)
近代女子体育, 是在女子体育教育、女子体育组织和国际竞技中发展起来的。近代女子体育是女性发展的需要、体育发展的需要, 而体育人才出现以及体育竞技活动参与则是其形成基础。
1.女子体育教育。
随着女子体育课程的设置, 体育专业人才国外引进和留学生等方式不再满足女子体育师资的需要, 从而促使我国近代女子体育正式形成。
为了加强女子学校的体育教学, 近代教育形成了专门的女子体育教育培训, 对普通体操、游戏、木棍操等进行专业培训, 其培训员主要是外国教师和留学生。随着学校教育的不断深入, 女子体育学校、体育系、体育科也正式成立。体育学校、体育系和体育科的成立, 标志着我国近代女子体育正式形成。
1908年徐一冰、徐傅霖和汤剑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该校以体育学与教育学为主要教学课程, 以体育教师培养为主要内容。其创建人徐一冰认为体育是强国之本, 是国家安宁的依靠, 积极提倡体育教育。在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带领下, 中国近代先后出现了大批专门的女子体育学校, 如上海基督女青年会女子体育师范学校, 私立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等[2]69。同时专业的体育系和体育科也在上海、杭州、四川、广东、浙江等地不断出现。
随着近代女子体育教育和专业体育科、系的成立, 大量现代体育项目不断被引进, 从而使中国近代女子体育正式形成。球类 (篮球、网球、垒球、足球) 、田径、器械体操、体育原理、健身、体育心理等课程的设置和安排, 不仅是近代女子体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近代女子体育的重要内容。
2.女子体育组织和体育竞技。
1901年至1949年, 中国近代女子体育不断向男女体育和国际体育靠拢, 形成了女子专业的体育组织和队伍, 并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竞技。
在中国近代体育形成期内, 女子体育组织和体育队伍不断出现并发展扩大。如体育会、同盟女子精武练习队、女子尚武会、精武女子模范团等不断出现;女子足球队、篮球队和划船队、田径队等现代体育项目团体组织形成。
我国近代女子体育形成时期, 女子体育学校和团体的特点是注重体育竞技的开展。1905年, 我国最早的女子运动会在上海举行;1923年, 北京地区举办了第一次女子联合运动会;1929年起, 华北运动会新增了女子田径、篮球等比赛项目;1933年江西“八一”全省运动会上出现了女性身影……我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形成过程中, 在国际竞技舞台上也有所成就。中国第一支篮球队、女子划船队在国际性篮球锦标赛上战果连连;1933年, 陆礼华率中国女篮远征日本、朝鲜, 获得10胜3负的可喜成绩;1934年东亚体专女子田径队、篮球队应邀赴南洋各地比赛。
三、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期 (1949—至今)
1.开创阶段 (1949—1960) 。
在旧中国时代, 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生活苦不堪言, 基本难以保障自身物质需求。加上外部环境不断恶化, 战争的不断爆发, 天灾人祸的不断肆虐, 社会生产的不断萎缩, 苦苦折磨着四万万中国人民。由于上述客观因素的存在, 中国运动员都没有较高的竞技水平, 与同时期的国际水平相差甚远, 在各项运动领域都没有突破“零”的纪录。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意识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 决心摘掉压在中国人头顶上的那顶耻辱的帽子, 毅然提出了在全国“提倡国民体育”的政策方针。在中央的重视下, 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从此中国体育正式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在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 明确提出了开展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改善人民健康状况, 增强人民体质, 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为中国体育的发展、性质和任务指明了方向, 为广大体育爱好者搭建了平台, 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
体育锻炼作为一项全民运动的项目, 自然而然推动了女子体育的向前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物质上的保障给了人民运动的基础, 促使体育事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1960年, 伴随着中国运动员杨传广在奥运会上实现奖牌榜“零”的突破后, 促使女子体育竞技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 田径运动员郑凤荣打破了女子跳高世界纪录, 被称为“报春的燕子”[3]18。
2.波浪式发展阶段 (1961—1976) 。
这段时期,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极不稳定时期, 各种政治思潮活跃在人民群众之间。既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期, 同时也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节点, 使原本取得良好发展的体育事业,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女子体育从而也出现了跌宕起伏。尽管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 人民群众并没有放弃参加体育运动, 仍然以崇高的热情从事体育事业。在这段动荡的时期里, 虽然有所挫折, 但收获不少, 并在不少竞技领域还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喜人局面。其中, 我国女子运动员在第27届、28届世乒赛和1965年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的超凡表现更令人惊喜, 激发了更多的女子运动员争强斗胜的热情。据权威数据统计, 在我国运动员所获的冠军奖项中, 女子占到了总数的31.8%[4]17, 真正撑起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半边天。
3.跃迁阶段。
随着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社会生产不断取得新成绩,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新提高, 从而带动了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从这段时期开始, 中国体育运动才真正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展示我国体育健儿的精神风貌。特别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随着一声枪响, 拉开了我国奥运金牌不断突破的序幕, 同时也向世界发出了向体育进军的有力信号。随着民营资本的不断壮大, 我国体育事业进入了发展的春天, 开始实现了由国家和民营资本共同合办体育的新局面。几乎也是在同一时期把我国体育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从1981年开始, 中国女子排球队连续夺得了五个世界冠军, 取得了令国人为之骄傲、自豪、振奋的成绩, 也铸就了中国女子竞技体育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从这一段时期开始, 我国体育涉及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继续发展传统项目之外, 还通过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 引进了国外的体育项目、体育人士, 给了人民群众更多选择的空间, 从而也进一步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女子体育在经过第一阶段的萌芽发展, 第二阶段的形成至第三阶段的发展提升, 女子体育项目一步一步攀上世界体育的最高峰。从目前情况来看, 不仅在传统项目上中国女子体育保持着绝对的优势, 而且在新生的体育领域, 女子体育也取得令人振奋的喜人成绩。其中, 女子曲棍球、女子冰壶运动、女子网球、女子游泳等领域, 女子运动员不断刷新纪录,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辉煌成果, 有力促使了中国从体育强国向体育王国的坚实迈进。
参考文献
[1]顾文娟《.盛京时报·妇女周刊》与伪满时期妇女教化探析[D].吉林大学, 2011.
[2]蒋勇军, 陈明锋.浅析清末民初时期女子体育活动[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7 (1) .
[3]罗时铭, 王妍.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兴起[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6 (1) .
中国农村女子继承法律制度及现状 篇10
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只有男子有继承权, 唐代以后出现了关于绝户女儿的继承权的规定。在绝户女儿继承的问题上, 唐代完全保护绝户女儿的继承权, 宋代进行了限制, 明清法律几乎完全剥夺了绝户女儿的继承权。唐代和五代时期, 已经明确的将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加以区别, 宗祧继承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财产继承则采用“诸子均分”。若有遗嘱者则采用遗嘱优先的原则, 不按法定顺序继承。女子出嫁后, 原则上在娘家没有继承权。但是, 如果出现“户绝”的情况, 依据唐代的敕文“自今后, 如百姓及诸色人死绝无男, 空有女, 已出嫁者, 令文合得资产”女子可以依法取得全部遗产。由此可以表明, 唐代完全保护绝户女儿的继承权。此外, 在分家析产时, 在室女可以分到相当于未婚兄弟聘财一半的财产作为自己的嫁妆费。到了宋朝, 有关继承的法律制度, 就比唐律规定得更加详细, 更具灵活性, 可以说已经达到封建继承法制的顶峰了。除了沿袭以往遗产遗产兄弟均分制和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权外, 还规定出嫁女继承份额为男子的三分之一。 (1) 宋代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南宋规定了户绝继承人的两种继承方式“立继”和“命继”。只有在室女的, 在室女享受3/4的财产继承权, 继子享有1/4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 出嫁女享有1/3的财产继承权, 继子享有1/3, 另外1/3收归官府所有。在宋代, 女儿是户绝财产的第一继承人。女儿作为户绝财产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规定在明代被打破了, 按照洪武二年的一项立法, 四世以内的任何一个侄子都享有较亲生女儿优先的继承权, 学者将其称为”强制侄子继嗣”。明清的法律不仅颠倒了宋代法律关于户绝财产第一继承和第二继承的顺序, 而且将“近亲”的范围扩大至四世以内的所有侄子。这样一来, 女儿享有继承的机会微乎其微, 她们的继承权实际被剥夺了。明、清两代, 法律关于“强制侄子继嗣”的推行可谓深入人心, 成为全国大多数地区通行的习惯和准则。 (2) 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她对自己绝户女儿的身份和处境有很清醒的认识, 她对其父亲林如海的财产实际上没有继承权, 而由林如海的堂侄继承。所以, 林黛玉说:“我是一无所有, 吃穿用度, 一草一纸, 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 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民国时期的立法者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宗祧继承原则, 采用罗马法的亲等计算方法, 规定女儿与她的兄弟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享有完全相同的继承权。但是在新法的施行过程中, 效果欠佳, 基本还是以传统继承方式为主。
我国《继承法》第九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 肯定了在继承时同一顺序的男女在继承地位平等、继承份额均等。继承份额受继承顺序的影响, 与继承人的性别无关。目前社会的独生子女家庭中, 由于处于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人数单一, 基本没有继承纠纷。但在广大农村的非独生子女家庭中, 由于村民法律水平不高, 法律意识淡薄, 再加上受传统习俗的影响, 他们认为出嫁女、改嫁妇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和继父母没有继承权, 在继承时自然将其排除在外。《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 丧偶儿媳对公、婆, 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根据此条法律的规定,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不论有没有再婚, 都可以作为第一继承人继承公婆和岳父母的遗产。但是现实生活中, 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再婚后, 基本就被认为与原先的家庭脱离了关系, 在发生继承时, 不会被纳入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范围之内。但是随着我国普法事业的推进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人们逐渐意识到继承中的一些传统做法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悖, 农村女性的继承权尤其是出嫁女的继承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近年来, 在农村因继承引起的家庭纠纷时有发生。究其原因, 其中之一是继承金额大幅度增加。在农村, 容易引发继承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土地;二是宅基地及其自建房屋。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宅基地及其自建房屋是农村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根据我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合同法》中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规定, 一般土地承包的期限是30年。在笔者生活的农村, 土地承包的这30年期间土地不做任何变动。例如在30年的承包期内, 女性出嫁到别村, 该女性在娘家的土地不会被抽走, 其土地继续由父母承包, 与此同时, 该女性在婆家也不会分得新的土地, 这就导致了娘家土地的相对增多和婆家土地的相对减少。女性生育后, 一般情况下, 新生儿也不会立即分得土地, 这就导致了在一定的时间内, 婆家增加了至少两口人, 土地却没有即刻相应的增加, 由此导致一定时期内婆家土地和人口比例失衡。再加上, 近年来的征地、拆迁、改造日益增多, 土地的价值大幅度上升, 部分发达城市郊区的土地由“黄土”升值为“金土”。在承包期内, 娘家父母去世的话, 女性的土地自动地被其兄弟继承。在这种情况下, 出嫁女想要行使自己的继承权的话与其兄弟之间就极易产生纠纷。农村宅基地所特有的福利性再加上由于土地资源紧张所导致的宅基地供应不足, 导致宅基地供求关系紧张。在笔者生活的农村, 目前的情况是, 父母亲给儿子准备宅基地及自建房屋, 几乎没人给女儿准备 (招赘的除外) 。父母亲均过世后, 父母的宅基地及自建房屋由儿子继承。正常情况下, 宅基地及自建房屋价值不是很高, 但是由于现在城市化大规模、快速推进, 宅基地及自建房屋有可能陡然升值, 面对价值可观的房产, 极易产生继承纠纷。
在现实生活中, 因为继承问题亲友之间大打出手、兄弟反目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 崇尚孝道、崇尚亲情, 在农村尤为如此。但是在利益面前, 在当今社会价值观混乱的今天, 人们之间的亲情有时被忽略或淡化。兄弟们普遍认为女性出嫁后便是婆家的人, 丧失了娘家的继承权, 这与我国现行的《继承法》是相违背的。继承纠纷大量出现的根源在于农民法律知识的匮乏, 他们对《继承法》及法律规定的继承权一知半解, 或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对此并没有明确而理性的认识。因此, 为了避免和减少继承纠纷, 让村民全面、准确了解《继承法》及其相关知识非常重要。在普法过程中, 应结合村民的文化水平采用多种途径, 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地使村民了解继承人的范围、继承人的义务、继承权的内容、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等制度、继承权丧失的情形以及遗嘱继承和赠与等相关法律知识。积极引导村民正确的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行在调解继承纠纷时, 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应充分支持女性继承人行使继承权, 把握当事人形成纠纷、产生矛盾的焦点, 找到利益的平衡点, 寻求最佳的纠纷调解方案。另外, 大力提倡立遗嘱、赠与等公证方式, 尽力避免法定继承的潜在纠纷隐患。在广大农村中, 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很少有立遗嘱的现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针对出嫁女同样履行赡养义务却不能法定继承的情形, 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 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 再加上遗嘱继承、赠与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原则, 在农村开展普法活动时应着重提倡农民采用订立遗嘱、赠与等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 尽量避免继承纠纷的产生。
关键词：中国农村,女子继承,法律制度
注释
11 张周国.中国古代女子继承制度研究[J].黑龙江史志, 2009 (22) .
中国古代漆画的女子形象塑造研究 篇11
关键词：漆画；女子；形象塑造
1 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漆画
1.1 司马金龙的生平背景
据墓志铭和《魏书》记载，司马金龙系晋宣帝司马懿弟太常馗之九世孙，司马金龙“后袭爵，拜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征为吏部尚书，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薨，赠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谥康王”，葬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城东石家寨。司马父子主要活动年代在明元帝到文成帝和献文帝至孝文帝期间，功高位显，因与鲜卑上层贵族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备受朝廷的宠信。
1.2 屏风漆画上的女子形象塑造
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漆画未能保持原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屏风板上所描绘的内容还是清晰可见的。整个画面分为上下四段，各段里分别绘以不同的主题和人物。漆画各段描绘的主题是帝王将相、列女、忠臣、孝子、圣贤等传统性故事，题材具有浓厚的儒教色彩。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政权、宣传礼教，而把他们绘于屏风之上。
对于屏风漆画上的古代女子形象塑造，笔者主要从构图、画面主次、比例关系、形体姿态、服饰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漆画构图看，主要运用了上、下分层的构图方式，一般分为四层，每层均描述一至两个故事情节；画面以重要的人物为主，环境与陪衬人物为辅，布置疏密有致，能夠凸显出人物与环境的特定关系，这样的画面布置在视觉形式上虽然繁多复杂但是不凌乱且井然有序；比例关系的设定是按照故事中人物的重要程度决定的，运用突出主题、中心人物大于陪衬人物的手法，显示出不同身份的人物之间的比例关系；屏风漆画上的女子形象都是采取背向后挺立的姿态，从头的前端到衣裳的后摆呈一巨大的曲线，头部小而衣服相对宽松，用线描技巧勾画出主体匀称而优美的姿态；女子服饰都是长袖宽口，后背飘曳着很长的缎带，腰部以下也飘着几条飘带，衣摆向后长长地拖到地面，其外缘徐缓地掀起波纹，从而使整个人物显得稳定均衡。
以《班婕妤辞辇图》为例，画中汉成帝、班婕妤形象高大，四个抬辇的侍从形象矮小。图中把四个脚夫的身材画得很矮，他们使出全身力气抬着汉成帝的乘辇；坐在乘辇里的汉成帝侧着身、扭着头深情地望着乘辇后的班婕妤；辇后的班婕妤拖着长裙，长缎带向上飘着，面容秀丽娇美，身材苗条清秀，拱着手缓步前行。这幅图把班婕妤的形象绘制得高大、姿态优美，以此来显示辇后班婕妤的贤美形象。
2 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奁
漆奁，多为古代女子盛梳妆用具的木质漆盒。长沙楚墓出土的漆画以漆奁为主。“舞女奁”较有代表性，是一种有盖的矮桶状的器型。在奁的腰围是一幅反映战国时期贵族宫闱生活的仕女风俗画，女子们纤细瘦小，是“楚王好细腰，城中多饿人”的形象描述。对于漆奁的女子形象塑造，笔者主要从画面描绘、形体姿态、服饰以及服饰的颜色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画面描绘的是练习舞蹈的情节，人物动态描绘十分细腻，教舞的老舞师把两个袖子挽起至肘，挥着手中的鞭子，正在督促披着轻绡、两手在袖中微拱、左右摇摆的学习腰舞的女子，舞姿轻盈绰约；十一个女子中，有坐着、站着、正身、侧身、缓步与急趋等各种不同的姿态；所穿的服装，衣裙拖地，大袖宽下摆，衣裳外是像V字形状的领口黑衫，衬出里面的领和袖，腰间紧紧地束着腰带，所有舞者的衣物领口、袖口、腰带及下摆均为白色，与黑衫在色彩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人物安排以及动作和姿态上，运用不断变化的方法，没有呆板重复的感觉。
3 与绘画艺术的比较
从这些出土的漆画可以看出，无论是屏风上的贤德女子形象，还是漆奁上跳舞的女子形象，大都把主要人物放在中心位置；在人物形态的布置上，基本使两个以上的人物并立在一条线上；在处理人物画面的大小比例上，按照故事中人物的重要程度决定，这也是中国古代绘画一种最基本的形象塑造。以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漆画与《列女图卷》《女史箴图卷》等绘画作品的比较为例：
《列女图卷》是从《列女传》中挑选的几个故事所绘制的，《女史箴图卷》是根据西晋张华所撰写的《女史箴》而绘画的，但是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对顾恺之原画的模仿。把这两幅作品与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漆画作比较，的确是有几处相似，题材内容上都属于传统的规劝图；构图布局上，重要的人物基本都在一条水平线上；最能体现它们是同一系统作品的是在人物描绘上的服装样式以及匀称的姿态。
漆画中的古代女子穿着长裙，宽阔的袖口、飘扬的衣带、低垂的后摆，表现出女子端庄大方、雍容华贵的气质。不管是人物的服饰穿着，还是构图的比例尺寸或者是人物排序的高低远近，都能区别人物身份的尊卑贵贱。例如，周室三母穿着华丽、高贵端庄；君王体态丰腴、气度不凡；而帝王、嫔妃身后的侍从、女婢及抬辇人物，则衣着朴素，比例矮小，而且待在次要的空间位置。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中国绘画发展史受封建等级思想局限的写照。衣带飘扬的轻巧倩丽特别能够体现出女子的婀娜姿态，这也是描绘古代女子形象的一种艺术符号。
屏风漆画上的女子形象与《列女图卷》《女史箴图卷》这两幅绘画作品上的女子形象都是矜持端庄，雍容雅致，款款而行。但是它们也不完全是相同的，女子的形象塑造在屏风上的表现是为了警示后人，做以雅训，更看重的是意；在绘画上的塑造是士人画家对创造性的追求，更看重的是技巧。由于屏风漆画是在木板上刻画的，它是实用家具，做装饰用的，而绘画是在绢帛上描绘的，是用来观赏、收藏的，所以这两者之间的使用工具和展示方式都是不相同的，在创作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它们也会使形象的塑造发生变化。例如，木板与绢帛的材质不同，塑造出来的形象会因为木板本身所有的肌理美而带来不一样的审美效果，又或者，在有质感的绢帛上塑造的形象是木板的材质达不到的。
4 结语
漆画的女子形象塑造无论是在屏风、漆奁上，还是在绘画艺术中，都被表现得活泼生动、栩栩如生，从姿态中就能表露出人物身份和远近高低的空间关系。不管是为了警训后人还是为了表达画家的态度追求，漆画的女子形象塑造都是不可小觑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赵庆峰.论漆画创作与题材表现[J].大众文艺，2014（4）.
[2] 马琨.漆画的制作工艺[J].艺术教育，2013（6）.
[3] 刘文韬.漆语言的探索——在创作中感悟漆画的肌理美[D].华南理工大学，2013.
[4] 张莉.漆画的“漆性”与“画意”[D].苏州大学，2008.
[5] 张丽.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研究[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6] 古田真一.对六朝绘画的一项美学考察——关于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J].国外社会科学，1993（6）.
[7] 吕文平.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赏析[J].文物世界，2007（5）.
中国女子 篇12
在奥运会的300个项目中田径因为有30多个项目,比例约为十分之一,成为包含项目最多的大项之一而有了“得田径者得天下”的口碑。纵观近几年的女子铅球成绩并不尽人意。而1993～2002年的女子铅球成绩相对来说是非常典型和有特点的一段时期,本研究试图从1993～2002年世界及中国女子铅球成绩入手,通过对中国与世界女子铅球成绩的对比进行研究,找出它的变化、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以便于对当今中国女子铅球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跨入新世纪一直处于低谷期的女子铅球项目重新登上如同上世纪90年代初那般辉煌的高峰。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1993～1998年女子铅球世界排名前十或前八;1999～2002年女子铅球成绩世界排名前五十名,样本总量252个。
2.2 资料来源:
本研究资料参数主要来源于田径协会公布的历年世界女子铅球成绩排名前八、十或五十,研究参数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2.3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比较和逻辑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1993～2002年世界女子铅球成绩状况
3.1.1 成绩没有突破
世界女子铅球成绩整体是平淡中偶有突出。从1993年到2002年,世界女子铅球成绩排名在前十名的成绩都是在20m以上,其中有两次1995、2000年超过21m,这两次可以说是十年当中的亮点,2001年以后就再没有突破。
3.1.2 进入20m大关的人数平稳中有下降
在入围20m大关的运动员人次上,1993、1994年达到最高,然后迅速回落,直到跨入新世纪,进入20m的人次才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较小,远达不到1993、1994年的高峰期了(如图1所示)。进入20m的人次共30次,1993、1994年各7次,分别占总人次的23.3%,两年和占总人次的46.7%;1995～1999年共占总人次的20%;2000～2002年共占总人次的33.3%,虽说比1995～1999年的20%有所增加,但与1993、1994年的46.7%高峰点还相差较远。
从以上的研究来看,那些认为女子铅球成绩总体滑坡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真的说有滑坡的话那也只是进入20m的运动员的人数减少了,而不能简单的就说成整体的滑坡。
3.1.3 竞争格局多元化
进入世界成绩排名的国家由单一向多层次方向发展。进入新世纪,一些亚洲国家和一些小的国家也加入了该排名行列。亚洲的韩国在女子铅球成绩上有很大提高。该国运动员李明善以19m多的成绩多次挤身世界排名前十或前八,并且她的排名每次都在中国运动员的前面。古巴也是一个崛起的新秀,该国家曾三次以19.29m、19.48m、19.39m的成绩分别位居第七、第七、第六名。作为一个小国家,能在高手云集的女子铅球项目中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已是非常了不起。这种新的变化,已使那种少数几个国家占据霸主地位的单一格局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竞争格局。
3.2 1993～2002年中国女子铅球成绩的特征和变化
3.2.1 优秀选手屈指可数
上世纪末是女子铅球成绩的高潮期。中国女子铅球成绩在上个世纪的1996、1994年达到鼎盛。首先,表现在铅球成绩世界排名前十或前八进入20m大关的次数上。在本次研究中铅球成绩达到20米的总次数是8次。1993年有3次,占总次数的37.5%;1994年有4次,占总次数的50%;1995年有1次,占总次数的12.5%,而1993、1994、1995年铅球成绩达到20m的总次数是8次,占本研究总次数的100%。也就是说,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女子铅球运动员连一次进入20m大关的人都没有,可以说女子铅球成绩从高潮到低谷是直线下降,如图2所示。
其次,表现在进入世界排名前十或前八的运动员人次。在这十年间进入世界排名前十或前八的运动员总人次是17次。1993、1994年各有4人次,各占总人次的11.8%;1995年有3人次,占总人次的17.6%;1996、1998、2000、2002年各1人次,占总人次的5.9%;1997年有2人次,占总人次的11.8%;1993、1994、1995年共进入世界排名的人次是11次,占总人次的64.7%。从统计的数据来看,1996年到2002年的7年间,进入世界排名的人数在每年中是零零散散的,或1次或2次,有的还是0次,这与1993、1994、1995年3次或4次进入世界排名形成强烈对比。第三,表现在世界排名的名次上。在1998年以前我国女子铅球在以成绩为据的排名中,最好的拿过第二名,并且多次获得第二、三、四名,在这6年中几乎每年都有一人次排名第二。
3.2.2 新世纪初成绩处于低谷期
本世纪初是女子铅球成绩的低谷期。从铅球成绩闯入20m大关的次数、进入世界排名前十或前八的运动员人次以及世界排名的名次上都不难看出,本世纪初女子铅球成绩呈明显下降趋势。在铅球成绩进入20m关的次数上,本世纪无一次;进入世界排名前十或前八的运动员的人次1996年到2002年的7年间,每年只是零零散散的,或1次或2次,有的还是0次特别是2000年仅1次,2002年也仅1次(如表1所示),占总次数的5.9%;在世界排名的名次上也不尽人意,本世纪初只得过1次第九名和1次第十名,这与上世纪的排名第二、三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3.3 中国女子铅球成绩与世界女子铅球成绩的对比分析
3.3.1 中国整体实力丝毫不逊于其他体育强国
在这十年间,进入20m大关的全部运动员次数是30次,而中国有8人次进入该关,占总次数的26.7%。其他该项目的强国进入20m关的次数情况是:俄罗斯10次,占总次数的 33.3% ;德国有5次,占总次数的16.7%;乌克兰有4次,占总次数的13.3%;白俄罗斯有2次,占总次数的6.7%。从以上这些国家的入围次数不难看出,中国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些国家中排名第二,如图3所示。
另外,还可以从入围前三甲的次数中体现中国女子铅球成绩的骄人。在这十年间,能多次进入前三名的国家无疑是该项目的强国。中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是7次,俄罗斯是9次,德国是7次,白俄罗斯是3次,中国与德国以同样是7次,并列位于该比较的第二名,仅次于俄罗斯。这些也证明了中国自从1984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拿奖牌起,运动成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节节攀升,这也使得中国逐渐符合世界大国地位和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3.3.2 进入新世纪,中国女子铅球成绩与世界女子铅球成绩差距越来越大
在世界级别的比赛中,投掷项目在测量成绩是以2cm为进制的,这说明高级别的运动员的铅球成绩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有时相差1cm就可能与奖牌擦肩而过。而中国女子铅球成绩近几年特别是在新世纪里的成绩与世界间的成绩相差上米远,甚至两米多,这确实令人大跌眼镜,如表2所示。从1999年起中国女子铅球成绩与世界的成绩相差分别是:1.78m、2.14m、1.87m、1.67m,从这当中反映的不只是成绩差距在拉大,更突出说明了女子铅球在世界排名中的位置越来越靠后了,如果再不制止这种“前进”,中国女子铅球退出强国位置绝不是危言耸听。
3.3.3 中国优秀女子铅球运动员的运动寿命短于世界优秀女子铅球运动员
世界优秀女子铅球运动员科里维约娃从1993年到2002年不断出现在比赛场上。在这十年间她先后5次出现在世界排名前十或前八,最难能可贵的是她每次的成绩都在20m以上,这对于体坛来说是个惊喜也是个奇迹。类似她的运动员在国外选手中还有很多。俄罗斯掷铅球名将佩列申科在该项目上的运动寿命是九年,在这九年中她4次进入世界排名前十或前八,她每次的成绩不是19m多就是20m多,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运动员。在德国的铅坛上也有一位令人敬佩的“长青树”式的选手卡姆伯努斯,她的运动寿命是十年,在这十年间她8次进入世界排名前十或前八。而中国的优秀铅球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明显较短,大部分运动员在二十六、七岁就退役了,并且呈现运动寿命短而成绩比较好,或运动寿命相对较长而成绩不近人意的特点。
4 启示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女子铅球成绩状况归纳为:一大一长一短,即与世界成绩差距大,低谷时间长,运动员运动寿命短。这种现状对逐渐走上世界体育强国的中国体育是极其不利的。对于“得田径者得天下”的世界级的大型比赛,中国能不能在曾经非常辉煌的女子铅球项目上由低谷走出来致关重要。中国女子铅球成绩为何一蹶不振?何时能走出低谷?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考虑和深思的。
4.1
笔者认为,进入新世纪中国女子铅球成绩一再滑坡,首要原因是国家和有关部门对该项目没有足够的重视,应在铅球项目上下狠心,下大功夫。1993、1994等几年的女子铅球成绩之所以能连续几年取得好的成绩与1986年国家体委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整顿是分不开的。为改变中国女子铅球的低迷状态,以及在亚洲乃至世界铅坛上有一席之地,在国家体委田径处的大力支持下组成女子铅球攻关组。该组由科研人员、教练员、运动员组成。科研人员和教练员积极借鉴世界女子铅球运动员成材重要因素,找出我国运动员的优点和薄弱环节,改进训练结构和训练方法,选用合理重量的铅球进行技术练习。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使一批运动员如黄志红、李梅素等在世界级的比赛中挤身前列。
4.2 注重训练方面的基础因素
影响铅球队整体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但必须注重基础方面的因素。因为,楼要盖的高,没有坚实的基础只是空中楼阁。从训练角度看,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教练员的基础理论水平不高。由于基础理论的不足,影响了对运动技术的研究、分析,认识的深度不够,对技术更多的是看表面现象,对技术的分析和认识比较简单,不能把技术中的现象用简单基本原理解释清楚。这样就很难抓住技术核心。由于认识的深度不够,发展技术特长和改进技术错误动作的措施就不力。尽管有关人士呼吁要重视技术和技术训练,不要轻技术重能力,而我们的教练员也认识到了中国女子运动员整体体能不如外国优秀运动员,要达到高水平,应在技术方面下工夫,用充分发挥技术方面的优势来弥补体能方面的不足,但实际上并没见到明显效果。这反映了认识上还存在一定问题,这样就很难解决基础性问题。
在训练中,挖掘运动员生理潜能和运用提高成绩的方法不科学。在训练中采用一种称为“枯竭式”的训练,极大地挖掘运动员的生理潜能,在短时间内运动员的成绩获得飞快提高,但当运动成绩达到一定水平后很难维持住,提高的快下降的也快。当教练员面对运动员的专项成绩达到一定水平后,再很难提高时就会感到束手无策、无技可施。没有好的办法,找不到相应有效的方法,就简单地把整个训练向前平推:训练量再大一点,强度再提高一点,技术再改进一点,能力再提高一点。这种不科学的训练方法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4.3 积极调整比赛场上的心理素质
现代竞技场上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心理素质的较量。中国女子铅球水平不高也就罢了,只要能把已有的水平发挥出来就行了,可偏偏由于心理原因,连已有的水平也发挥不出来。一些运动员在震耳欲聋的数万观众的赛场上,往往被热烈的气氛给震呆了,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技术,与平时的训练甚至比赛前的准备活动都判若两人。还有一些运动员在比赛中遇到困难时就显得办法少,只想拼命,却又不知道如何拼命,以至于未能果断调整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败下阵来。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是缺乏大赛经验、心理素质不硬造成的。
4.4 改变陈旧的观念、加强科研方面的研究
田径运动是成年人的运动,投掷项目也不例外。曾有一项研究表明,参加奥运会的女子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7.23岁±1.51岁,最大年龄平均值为32.56岁±2.53岁。在第27届奥运会上46个获得奥运会冠军的运动员中有11人年龄在30岁以上,尤其是女子铁饼冠军,白俄罗斯的兹维列娃已40岁。这些都无不说明了田径作为一项成年人运动项目不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技术水平,不论是心理状态还是比赛经验都必须经过长期的磨合和打造,才能逐步稳定和成熟。
与外国运动员相比,我国的女子运动员退役年龄偏早。女子运动员在25～28岁退役的占77%,而这一年龄正好是世界优秀运动员的黄金时期。在我国,有一种观念即25岁左右就被称为“老将”,她们面临的不是再提高成绩,在体坛上再创辉煌,而是要考虑退役问题了。这是人才的极大浪费。 这样的观念是非常陈旧的也是极其有害的。另外,缺乏对大龄运动员训练和再创佳绩的理论研究和训练、比赛方法的研究。一个运动员是经过少则七、八年多则十来年的长期培养才成材的,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运动员过早退役,就会造成很大浪费。如何延长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加大对大龄运动员的研究,形成科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是科研的又一重大任务。
5 结论
5.1 当今女子铅球已出现众多小国家参与的多元化发展特点,中国要有所突破就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开创出有中国特点和特色的中国女子铅球新局面。
5.2 进入新世纪,女子铅球呈现与世界成绩差距大、低谷期长、运动员寿命短的特点。
5.3 引发我国女子铅球成绩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训练方面基础不够扎实外,更重要的是运动员心理方面的欠缺和对大龄运动员训练体系研究的缺乏以及理论研究的落后。
5.4 中国女子铅球成绩要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就必须借鉴以前取得辉煌成绩时的经验和教训,加强各方面的完善和创新,站在新的起点谋求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增生,杨瑞昌.要敢于和善于突破创新——参加“中国女子铅球攻关组”训练的体会[J].田径,1995(2):18-21
[2]李相如,胡新民.世界与中国优秀运动员竞技年龄特征的比较[J].田径,1998(10):28-31
[3]阚福林.基础与学习[J].田径,2003(11):1、4
[4]孙有平.何以短命——影响优秀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因素分析[J].田径,1994(2):16
[5]阚福林.奥运得失谈[J].田径,2000(12):4-5